深度
48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新常态的重要的特征，对于我国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最终会处于稳态水平，而考虑到资源环境的有限性，资源环境的消耗最终会制约经济发展，而资源环境的约束会倒逼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经济结构调整，从而走上新的经济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又会无形中降低减污染物减排压力与资源消耗程度，从而促进资源环境质量的改善。经济的新常态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经历的新的常规性的经济发展态势。我国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资源环境脆弱性也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在经济新常态下，从传统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资源环境约束倒逼经济结构调整成为新常态
一是非绿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风险巨大。改革开放后，我国依靠廉价的资源环境要素，迅速成为世界工
厂，向全球所有国家几乎都有产品或其零部件的出口。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位，化石能源进口全球第一，碳排放全球第一，长期以来发展的经济结构使得资源环境状况越来越严重。过去很长时间内，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十分显著，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05—2007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拉动在2.5%左右，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经济环境波动巨大，2009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拉动为-3.54%，2011—2013年其拉动均为负值。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路径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对我国经济平稳发展不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内涵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较大，据相关学者测算，2002年我国出口贸易内涵能源4.1亿吨标准煤，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25%，2004年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8%，而2004年中国净出口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达到11亿吨，占当年总排放量的23%，因此，国际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向我国转移，在我国资源环境和国际减排双重压力下，我国的非绿色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存在巨大的风险。
二是资源环境的低成本输出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了实现充足的物质供给，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发展，再兼顾中西部等内陆地区的改革和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也以发展经济为主，在实现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再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全面协调发展。在这两个方面中，都有优先发展的问题，这也与当时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这个战略带来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带来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和失衡问题，资源环境的不完全定价使得中西部地区以较低的价格向东部地区转移资源，输出环境公共物品。东部地区获得全部甚至大部分收益，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公共品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过度消耗，出现“公共地悲剧”，这更加剧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
三是以资源环境低成本优势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参与的国际分工
■文/卢洪友 张靖妤 祁毓
摘 要 我国经济发展已呈现出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特征，而在这一新常态下，资源环境承载压力的加大倒逼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又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资源环境恶化的状况。本文论述了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分析了倒逼机制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呈现的新特征，针对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环境保护的推动与阻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建议。关键词 经济结构调整； 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新常态
Analysis on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Circumstances
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方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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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ol. 43 No. 2 2015
产业结构代价开始凸显。过去，我国政府凭借土地资源国家所有，为了招商引资，低成本投入开发工业、建筑用地，致使我国国土资源流失严重，而环境、资源的不完全定价又使得我国承接和参与了全球许多环境污染型、资源消耗型产业，这些产业转移至我国，建立了低成本、大规模、简单模仿的低端全球优势。随着土地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显现，资源环境恶化严重，面临的资源环境成本也越来越高，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必须调整到高增值结构之上，对我国产业结构来说，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过程。
资源环境倒逼机制下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
一是新需求结构正在形成。我国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使得出口消耗资源环境较为严重，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几年，我国正在实行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国内需求结构正在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发生显著的变化，新需求结构逐渐成型，这主要表现在新消费结构和新投资结构两个方面：第一，我国的消费结构转向能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品方面，尤其是对影响居民健康的优质环境消费方面，从2003年的“非典”开始，我国居民就已经关注公共卫生等与自身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产品消费，近几年，我国居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与生活品质，并转向优良环境类产品消费；第二，为适应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我国的投资结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为适应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对衣食的消费需求，轻纺工业是发展重点，而为了适应居民的住行需求转向能提供生活质量的产品需求，投资重
点正从重化工业、一般性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转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创新和绿色低碳发展等新投资领域。
二是供给结构调整以提质增效升级为主。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企业效益、升级生产技术已成为我国新一轮供给结构调整的主要特点。在新一轮的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传统的低成本、粗放式供给模式开始转向高增值、集约式供给模式。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少依赖资源环境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是44.6%，2013年这一比重增长至46.1%，并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2014年前三季度这一比重更是增长到47%。另外，我国的绿色生产技术研发与升级不断加快，我国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多的企业通过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技术中心，或者通过国际并购来引进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实现从消耗资源驱动的体制转变为绿色生产创新驱动的体制。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为1.98%，2013年上升到2.09%，深圳2013年全社会研发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81%上升到4%，世界上仅以色列和韩国超过了4%。
三是绿色低碳转型正成为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新常态。杰里米?里夫金（2014）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其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所提及的分散式太阳能发电并网正在我国大力推广，这种新的能源革命正在成为我国绿色经济转型的新常态。通过实施生态文明战略，我国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正在被逐步关停并转，绿色生产技术正在被广大的企业所采用，涌现出一大批新生态、新能源、新通信、新运
输、新业态的中小企业，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轻型化、网络化和低碳化发展趋势。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不断加强居民的绿色消费意识，让绿色与低碳成为我国居民的生活消费习惯。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环境治理的机遇与风险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将调速换挡，从总体上将对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带来利好，由于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轨道，细化的经济结构也将进行大规模调整，资源环境要素的需求和投入将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增长给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带来的压力；在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倒逼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能源的消费总量增速将会下降，能源消费结构将会调整；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对资源环境要素的高度依赖，而且还能够从技术上改进和削弱能源消费—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排放强度进入回落期。此外，新型城镇化战略将逐步解决大城市、大区域范围的环境污染问题。
但是，新常态下，环境质量和环境治理的形势依然严峻，如果处理不好，甚至会面临“环境贫困”陷阱风险。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也随之产生和沉淀了许多污染存量，而这一过程中，环境治理的规模和强度又没有及时有效地“跟上”污染步伐，使得遗留下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尤为突出，远远超过了想象，这一点势必将加剧常态下环境治理的难度。尽管经济下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压力，但其作为一把
深度50
“双刃剑”，还意味着政府的政绩减少、财政收入减少、就业压力加大、社会维稳压力加大、金融风险加大，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环境治理的“机会成本”，减少了环境治理的“可能来源”。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好新常态下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老问题和新问题的相互叠加，将会使经济社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推进环境保护的建议
一是主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新常态，深化生态环保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为环境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路线图，经济新常态下的环境保护必须有新型体制予以保障，根据以往的实证研究结论，建议按照“权责清晰、分工明确、效率公平、法治思维”的原则，建立适度集权的环境监管体制，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制度背景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有关环境公共服务事权划分必须分类处理。中国环境管理还需进一步集权，加大上一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职责范围和支出范围，以垂直管理体制为代表的集权体制在实现地方监管部门否决不利于环境的项目上优于属地分权管理体制，能够减弱地方政府的干扰。环境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所肩负的是否决或矫正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从这一点来看，适度垂直管理可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环境监测权可以进一步上收，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但要确保监测数据公开性，做到数据透明；在环境行政上，应当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行政管理权，尤其在环境规划、环境投资、环境教育和地方性环境行政法规制定等方面，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行政服务和管理的“向上竞
争”；在环境监察上，应重点集中于
加强地方环境监察能力建设，做好对
地方政府环境监察激励，同时中央政
府还需进一步凸显在地方环境监察事
务中的协调和监督。
二是主动融入经济社会的综合
改革之中，加快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经济新常态下的环境保护不能“等、
靠、要”，必须主动地融入到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领域中，善于
运用法治思维、市场化手段和制度
创新来治理生态环境。建议以新修订
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为龙头，开展
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建立有力保护
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强调
要优先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
问题，实现环境执法监管全覆盖，切
实提高执法效果。环境法治尤其要注
重法律制度的执行和监督问题，在当
前的条件下，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执
行可能比环境立法本身更为重要和现
实。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
中的作用，从生产、流通、分配、消
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制定和实施
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财
政、金融、保险、投资等政策，创造
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环保和节
能产业发展，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
长效机制。考虑到政策可行性和操作
的可能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PP）可以作为引入市场机制的重
要载体，目前，财政部实施的30个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示范项目中，
有19个项目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环境
治理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这将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经济下行压力下环境治
理财政投入不足等问题。
三是主动进行环境治理的结构化
改革，适时适度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匹
配。当前的环境治理主要表现在“政
府、市场和社会”三方责任结构严重
不合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生产与
提供结构单一、环境投入中“事前预
防、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理”类投入结
构不合理等。具体表现在：在环境基
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中，绝大多数公共
服务由政府部门提供，而且在生产
和提供过程中大包大揽，效率整体偏
低，与经济整体改革摩擦较大；环境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偏向于事后处理类
服务，如环境污染治理、能源节约利
用等方面，而对环境基本监管能力建
设、环境信息服务以及环境基础科研
等事前预防类服务投入严重不足，使
得环境治理的经济成本成倍增长。欧
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环境治理问
题上，预防类公共服务对环境质量的
改善效应明显强于事后处理类环境公
共服务，而且成本更低。建议，在环
境治理上，扭转以往“重事后处理、
轻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的结构，强
化事前预防机制建立以及事中控制手
段的形成，通过供给结构升级，提高
环境治理的产出效率和社会效应。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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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研究院专家组, 译. 北京: 中信出版
社. 2014.
（卢洪友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主
任、教授；张靖妤，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祁毓，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年，全市环保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积极主动适应环保新常态，坚持环保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抓重点、破难点、创亮点，更加注重源头严防、过程严管、结果严惩，较好地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环境质量保持在全省前列，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明显，环境监管和执法水平进一步提高，环保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争资立项成绩斐然。 1.0 水环境 2014年，通过对分布在耒水、舂陵江、永乐江、武水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43个水质监测断面的监测结果表明：达到水域功能区划要求的断面为37个，断面功能达标率为86.0%，与2013年基本持平。总的来看，郴州市水环境质量状况良好，污染仅限于局部水域。
我市地表水主要表现为氨氮和氟化物污染，生活污水、农业面源和工业源排污为其主要来源。 1.1 水环境状况 1.1.1 城镇生活饮用水源 2014年，全市11个饮用水水源地中，小东江、山河水库、方元水库水质达到Ⅰ类标准，城关松山村、龙虎洞水库、肖家山水库、盘江水库、长河水库、黄岑岭水库、大源水库、龙潭水库水质达到Ⅱ类标准。 1.1.2 主要水系地表水 1、耒水干流及其支流 耒水干流：11个监测断面中，Ⅰ类水质断面2个，占18.1%；Ⅱ类水质断面4个，占36.4%；Ⅲ类水质断面4个，占36.4%；Ⅳ类水质断面1个，占9.1%。 耒水支流郴江：3个监测断面中，Ⅲ类水质断面1个，占33.3%；Ⅳ类水质断面1个（同心河天成桥），占33.3%；劣Ⅴ类水质断面个（梁家湾），占33.3%。 耒水支流西河：2个监测断面中，Ⅲ类水质断面1个，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为官溪桥。 耒水支流浙水：3个监测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Ⅱ类标准。 耒水支流滁水：1个监测断面达到Ⅲ类水质标准。 2、舂陵江：5个监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3个，占60.0%；Ⅲ类水质断面1个，占20.0%；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无义河两江口），占20.0%。 3、永乐江：2个监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1个，占50.0%；Ⅲ类水质断面1个，占50.0%。 4、武水：6个监测断面中，Ⅱ类水质断面2个，占33.3%；Ⅲ类水质断面3个，占50.0%，Ⅳ类水质断面1个(芙安河老桥上)，占16.7%。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防控 我国新常态时期的经济发展，承担着有效化解长期粗放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与风险以及保证经济提质增效稳定发展的双重任务。但从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看，因受众多因素制约，老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如发展速度下滑较快、人民币汇率走势不稳、城镇化盲目扩张形成多种矛盾等。这对新常态时期“发展与调整”双重任务的实施，既形成制约，又带来新的风险。对此，需要采取诸如夯实推动发展的动力基础、打造稳健的金融市场、继续加大对“短板”的扶持力度、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平台等措施，着力防控和化解各种风险，促进新常态下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 标签：经济新常态；发展风险；防控对策 为了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形成的诸多矛盾，保持经济中高速高质量发展，中央提出了新常态经济发展逻辑，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但目前部分地方和部分领域仍继续着传统发展模式，致使老的问题与风险没能解决，新的风险问题又相继出现。如何有效地遏制与规避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危机，已经成为能否促进新常态下经济调整与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1.当前经济发展显现“硬着陆”风险端倪 自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时期，尽管为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实施的调整转型等措施，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但是，从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看，经济增速持续滑落，已大大低于预期的7%增速水平。虽然一季度GDP实际增速为7.0%，二季度增速6.8%，但名义GDP增速仅为5.8%和5.6%。分区域看，原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更是塌方式下滑。如东北和西部的部分区域，其名义GDP增速和财政增速都出现负增长。同时，整个社会总供给持续疲软，工业发展也显出萧条迹象。2015年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为6.2%。比去年同期下滑2.5个百分点，如考虑价格因素，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1.6%，较去年同期下滑5.2个百分点；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39个月负增长。宏观一致合成指数创近10年来新低，为93.32。①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已显出“硬着陆”的征兆，其发酵效应影响着整个国民的发展信心与积极性。目前面中央提出的“三种叠加”的调整手段，因受工资、债务兑付、财政支出等三重刚性的约束，在缺少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新发展手段支撑下，更加剧了其实施的复杂性与难度。当前的经济下滑、新的增长点缺乏，难以较好地为顺利调整提供坚实的支撑基础，加大了转型的难度与风险危机的有效化解。 2.近期人民币汇率连续下降对进一步扩大开放形成较大负面影响 当前，因受国内经济增速下滑、美元升值、大量外资回流以及国际上希腊债务等多重因素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加大。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
主动适应新常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四梁八柱(12月1日)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二〇一四年年会上的讲话 环境保护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周生贤发表题为特别演讲 摘录（个人认为有用的） 今年的国合会以“绿色发展的管理制度创新”为主题进行研讨，契合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很有意义。这里，我就适应新常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四梁八柱，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谈些看法，同大家交流探讨。 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基本原则、工作布局和重点任务，提出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对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会明确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们相信，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环境法治必将日趋完善，为推进环境与发展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和更加有力的武器。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目标任务，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再到四中全会，我们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任务、改革任务、法律任务，显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环境保护认识上更加清醒，态度上更加坚决，内容上更加丰富，要求上更加明确。这为我们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在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后作出的总体判断。在上月初结束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指出其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也进入新常态。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用生态文明理念统筹谋划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正在成为新常态。 二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我国走不通也走不起，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入手，制定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探索环境保护新路，正在成为新常态。 三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正在成为新常态。 四是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正在成为新常态。 五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力度、投资力度、政策力度，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打好大气、水、土壤等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和持久战，逐步改善环境质量，正在成为新常态。 六是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正在成为新常态。 我们要用新常态来对照观察、分析判断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究提出新常态下环境保护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着力构建、主动实践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四梁八柱，推动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中国的环境与发展事业推上新台阶。 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四梁八柱，形象勾勒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宏观性、系统性、轮廓性的整体架构，是环保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探索实践的认识升华，是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工作思路的创新举措。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张宇 《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5日10 版）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重要特点。推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点、趋势和要求，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进行战略谋划，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境界。 增长速度的变化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又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的取向。 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趋势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随着资源生态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高增长难以为继。从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看，在新常态下，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适应这种转变，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使中国经济大船能行稳致远。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仍然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富有前景的增长。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此，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6.5%以上，这样才能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实现这一目标是有充分条件的。我国目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条件下，要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调控政策，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努力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 经济结构的优化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趋势加快。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2013年后消费贡献率增幅明显，由2013年的50%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的60%。同时，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网上购物、定制消费等方式广泛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领域的消费升级逐步展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 产业结构方面，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9.5%。2011—2014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分别为13.2%和11.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和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城乡结构方面，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54.77%，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人。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重庆、贵州经济增速领跑其他省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不断拓展着区域发展新空间。 经济结构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多年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改变，产能过剩化解，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十三五”期间，必须持之以恒地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环保理念 环保是我们的生命线。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污染环境，必将被淘汰。 保护环境不仅是对员工的负责、对社会公众的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这是一种良知，更是一种责任。 我们只有有效落实环保制度，履行环保责任，才能真正成为受人尊重的绿色化工企业。 关注一组政策和统计数据： 2013年国务院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的通知。具体目标为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随后2015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又审议通过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并与4月2日出台实施。将在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多方面进行强力监管并启动严格问责制，铁腕治污进入"新常态"。并且有消息指出下一步《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即将颁布和实施。 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1436个监测点位，全部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并向社会发布包括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等6项指标在内的实时数据。新《环保法》设计了“按日计罚”的规定，只要不停止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罚款每天都在往上涨，处罚不设上限，对于企业超标或超总量的行为，环保部门可直接限产或停产。 据中国国家环保部通报，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检查企业62万余家次，责令停产15839家，关停取缔9325家，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292件，罚款数额达2.3亿元，全国查封扣押案件1814件，实施限产、停产案件1092件，移送行政拘留782起，移送涉嫌污染犯罪案件740起。此外，今年上半年，环保部对减排存在突出问题的5个城市实行环评限批，对37家企业实行挂牌督办，对脱硫设施运行不正常的火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款5.1亿元。 一些感悟： 从上面这些国家颁布的环保政策法规以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现在的环保形势越来越严，尤其是对我们这种高污染的化工企业来说，污染物防治与排放物达标整改已是迫在眉睫，并且国家明确提出环境治理的成本要企业自行承担，这就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鉴于此，我们的企业并没有消极应对，而是主动迎接挑战，因为我们深知这是一种形式，是一种潮流，任何人和企业如果要逆形式发展，必将被这个时代所淘汰，我们在从环境中获取效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我们厂这几年在现有的厂区内，也进行了大量的环境治理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环保资金，对于水污染排放，我们建设了两套污水处理装置，日处理能力达到1万2千吨水（一期80t/h ，二期400t/h），一期采用MBR生物膜法，二期采用目前常规的效果较好较先进的AO活性污泥法，出水主要指标均达到设计排放标准COD（≤50mg/l），氨氮（≤10mg/l）。现执行（COD≤100mg/l ，氨氮≤40mg/l，2016年元月1号执行COD≤80mg/l，氨氮≤25mg/l）。吗啉废水的中水回用装置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近10%的持续高增长，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逐级放缓的态势，2003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增长7.8%，2013年增长7.7%，2014年增长7.4%，今年上半年增长7%。。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即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整体疲弱，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复杂。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呢？ 一、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四个“没有变” 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就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四个“没有变”的科学归纳。这四个“没有变”是：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那么，四个“没有变”具有怎样的深刻内涵呢？ 1、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7%。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1.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夏粮产量达到2821亿斤，比上年增产89亿斤，增长3.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比经济增速高0.6个百分点。我国经济仍然处在适度较快的发展区间，同时也是根据我国经济新常态特征主动调控的结果，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在目前世界上仍属较高增长水平。伴随着7%经济增长率的是物价、就业基本稳定，居民收入增长略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缓解资源环境和物价上涨压力，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由此显示，中国经济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大格局。 从国内看，7％的增速在改革以来的增长史中不是最低，而属于“中高速”，虽然与前36年年均10％的“高速”相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是比只有“周期性调整”而无“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重叠”的1989、1990年年均不足4％高出了3个百分点。尤其是，在经济规模按不变价格计算今年上半年比15年前同期扩大了60倍左右的基础上，实现一个百分点增速的经济内涵容量要比以往大得多。 从国际看，7%增速虽然略逊于处于规模小、基数低发展阶段的印度经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均为中国的1/5）的增速，但是远超世界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 .面对不确定性的全民困惑 首先来谈第一个问题。我想，各位企业家和高管们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都是感同身受。我本月从内蒙的锡林格勒到河南的郑州、漯河，到四川成都、雅安、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看到了很多现象，总体感觉是，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并且这种不景气的状态已经渗透到了最边远的地区。 在锡林格勒的时候，我曾经在街头一个很小的饭馆吃饭，听老板说，他们现在的客流差不多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原来我们还以为餐饮业的不景气主要是因为“八项规定”，限制公款吃喝等造成的，现在看来，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在那样一个公款消费不会光顾的小饭馆，生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旁边的工地少了。原来都是工地的工人在这吃饭，而现在工人变少了，它的生意就直线下降。 后来我到了雅安，那里有一种小鱼特别鲜美，是当地特产。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小店吃了四斤半这种小鱼，我想可能会要到五六百块钱，但事实上，加上其它菜和锅底，一共才收了元。并且，正当中午饭点，整个店就我们两位客人。我感觉到，即便在边远地区，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经济的下行。所以现在的经济形势确实非常不乐观，应该说情况很复杂、形势很严峻。 对于经济的下行，社会上也有很多不一致的看法。比如前一段《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这种经济形势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现在都在讲经济呈形走势，但这个形的底部究竟在哪里？我听到的最悲观的说法是要在谷底年。 现在社会上对经济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是“三期叠加”。但是这不完全是经济问题。经济只是整个社会趋势的一部分，必须将其放到整个社会趋势中去看。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信心来自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稳定的预期是指国家的方向感、上层的安全感、民众的希望感。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的方向感。国家方向感，要放到历史的脉络中来看。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三十年，还要接着走向下一个三十年。 但是，未来究竟会怎么样，人们也正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并且当经济衰退与经济转型结合在一起，这种困惑会越发强烈。这两年我一直在讲，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走不动了。
新常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经过改革开放35年的飞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再追求高速度、依赖强刺激，显然不合时宜，还会耽误未来发展机遇。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权威阐释：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到新常态，就不会因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风险抬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惊慌失措乃至丧失信心，从而能够积极调整心态、采取措施，逐步适应新常态。然而，仅仅适应新常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 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突出战略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
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在采取措施稳增长、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潜力，增添新的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二是创新要实，三是政策要宽。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提出八个“更加注重”中，有三个更加注重与创新驱动有关，分别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驱动能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动力。放眼环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欧洲正在大力推进“工业4．0”，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如果再走过去发展的老路，不仅无法走出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要与旧有发展模式告别，要求我们要加快打造新的驱动力量。以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引领新常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之路 经济放缓 2014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众所周知，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7.4%，同时中国经济经济进一步下行，摩根大通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将会由2014年的7.4%进一步放缓至2015年的7.2%，而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率目标调整为7.0%，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阶段。 房地产下滑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如今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逐渐显露，发展态势越来越严峻。如下图所示红线为房地产销量增长率，2014年房地产销量基本处于下滑威胁动摇经济增长根基。 人口红利消失 另外，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取到重要作用的人口红利也在逐渐消失。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中国从16岁到59岁的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在2012年已经见顶，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即便再将具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放宽五年，中国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也将2015年见顶。
走产业调整之路 持续30多年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原有增长点和增长优势，都在逐渐消失，只有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发展之路，中国经济才能再次腾飞，虽然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但无论是人居国民生产总值还是经济增长质量都远远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中国仍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未来，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仍将持续不断地赋予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在未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在内发展都会变缓，产业转移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中国经济要长远发展必须实现产业调整和升级，将粗放型经济转移到以科技推动为主；将单一型经济产业转变成混合型生产服务一体化；将依靠出口和投资转变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同时政府也要简政放权，促进市场的作用，完善金融体系和市场规则，促进产业之间正常竞争和发展。 1）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正常竞争。 以电商为例，淘宝天猫在2014年双11里创下了惊人的571亿营业额，马云扬言在2020年电商要占领50%的零售市场，福兮？祸兮？事实上，在欧美国家，电商从未像中国这么火，中国的网购之所以这么火主要是因为网上购物比实体店要便宜许多，而事实上这是由于电商与实体店的不公平竞争造成的。在美国沃尔玛超市的商品价格要低于亚马逊，而在中国实体店价格远高于网店，一个原因在于中国的房租太贵，另一个就是实体店收税太重，而网商不需要缴税。我觉得电商应该是一种新的销售渠道，并不能完全取代实体店，政府应该大幅降低实体店的税收，不然的话如果到了2020年电商占领50%的零售市场，中国将会有大量的人失业，因为电商所创造的就业不足以抵消实体店衰败带来的失业数目。 2）大力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 以上海自贸区的发展为例，现今政府又计划在天津，福建，广东建立新的自贸区，促进市场的作用，加大开放，深化改革，就是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如，2014年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去年增长了60%以上。 3）促进小城市化，大力推进农村生产合作社。 个人认为，城市化不是让农民进入大城市和知识分子竞争就业，而是要鼓励就地建镇，鼓励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大力推进农村生产合作社，将农业生产企业管理，做到从种子化肥，生产销售到服务的混合一体化农业模式，提高效率，解放生产力。
2018年，环保“严监管”将成新常态 本文作者认为，2018年中国环保政策仍将保持高压势态，并形成制度化的严格治理体系，环保“严监管”将成为新常态。作者从经济学视角看环境治理，提出“严监管”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更在三个层面牵动改革全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转型升级。 “绿水青山”牵动改革全局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6年7月至今，以环保督查、绿色税收等措施为发力点，中国环保政策力度持续增强。十九大报告亦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从经济学视角看环境治理，我们认为，环保“严监管”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更在三个层面牵动改革全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一，消除资源价格扭曲，加快要素市场开放，提振要素供给效率。第二，重塑市场机制对产能结构的调节作用，深化清理过剩产能，推动制造业升级。第三，增强国企混改的可行性与紧迫性，为混改落地打开机遇窗口。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2018年中国环保政策仍将保持高压势态，并形成制度化的严格治理体系，环保“严监管”将成为新常态。这一趋势并不仅仅利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从全局视角看，制造业高端化、消费升级、国企混改、新经济等投资主题亦有望迎来新机遇。
消除资源价格扭曲，加快要素市场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低廉的自然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红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稀缺性的提升，中国自然资源以及相关原材料的价格并未同步、充分地上升。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这一价格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日益显现。 其一，拖累经济转型。基于较低的资源价格，以扩大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难以被打破，阻碍了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步伐。 其二，加剧系统性风险。错误的资源价格信号，一方面引导资本向低效率、高消耗、弱潜力的产业盲目配置，形成了过剩产能和过高杠杆，另一方面则破坏了资源红利的公平分配，加剧了两极分化，侵蚀社会安全网。 其三，延缓要素市场开放。由于资源公允价值和现实价格存在巨大落差，因此资源价格的市场化难以快步推进，否则一次性的价格跳升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稳定产生系统性冲击。由此，要素市场的深化开放和一体化进程被迫放缓，要素供给的效率低下限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面对以上三重桎梏，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去产能、环保督查、绿色税收等环境治理措施成为破局利器。就本质而言，这些举措是将资源使用的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重新纳入资源定价，既推动了资源价格向公允价值的回归，又在定价中合理化了资源红利的分配，从而大幅消除了价格扭曲。2017年，中国自然资源和相关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上升（详见下图），与公允价值的落差渐次收窄，价格信号重新发挥调节作用，为资源价格向市场化轨道的切换创造了适宜条件，将加速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完善。 2017年，中国自然资源和相关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上升深化清理过剩产能，推动制造业升级 2017年，以信贷调控、行政问责等政府“有形之手”为主要工具，供给侧改革在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过剩产能方面卓有成效，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升。未来，淘汰过剩产能将步入新阶段，两大挑战正在显现。
新环境保护法亮点解读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修订案》，新法将于2015年1月1日施行。至此，这部中国环境领域的“基本法”，完成了25年来首次修订。 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共七章七十条，与现行法的六章四十七条相比，有了较大变化。 1、保护环境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新的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新法增加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并明确“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污染者担责的原则。”环境保护第一次被提到与政治、经济同等的高度上来，意味着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和迫在眉睫。 2、突出强调政府监督管理责任
新法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限制达标规划，并采取措施按期达标。” 新法在上级政府机关对下级政府机关的监督方面，加强了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的责任。同时，增加规定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并规定了上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对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工作监督的责任。 3、规定每年6月5日为环境日 新的环境保护法增加环境日的规定，将联合国大会确定的世界环境日写入本法，规定每年6月5日为环境日。 新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和普及工作，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环境保护志愿者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营造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环境保护知识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培养青少年的环境保护意识。
4、专设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专章 新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专章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加强公众对政府和排污单位的监督。 这一章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明确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三是完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 5、政府应每年向人大报告环境状况 新的环境保护法在发挥人大监督作用方面作出新规定。 新法突出了人大常委会监督落实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对发生重大环境事件的，还应当专项报告。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六大新机遇 编者按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会带来深刻的变化，既带来新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握机遇。而把握机遇的前提就是要先认识到机遇。那么，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哪些新机遇？我们邀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对此进行了详细回答。 “新常态”关键在“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有两个重要变化。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第二，产业链和价值链将从低端转向中高端。正如李克强总理所强调的，中国经济要实现“双中高”，必须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开启“双引擎”。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民智民力。二是要改造传统引擎。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4个方面的阵痛：首先，钢铁、水泥、造船电解铝等制造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制造业要“去产能化”；其次，地方政府负债率较高，金融要“去杠杆化”；再次，房地产调整阵痛；最后是环境的要求，环境要“去污染化”。经济转型中的四大阵痛决定了我国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同时，也将迎来更多新机遇，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面临六大新机遇。 第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建设。近年来，我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据统计，我国现有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到10年内，我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量的82％和92％。如今我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些都与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紧密
新环保法八大亮点 一、以法律形式确立“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1983年12月31日，国务院如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首次提出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199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对其再次确定：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次新环保法修订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保护环境是国家 的基本国策，改变了发展优先，兼顾环保的思维定势，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从法理上画上了句号，为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了法律基础。 二、首次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新修订《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新法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保护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价，建立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新法同时也加大了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法条中涉及到地方人民政府需落实生态保护的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 作为保护我国生态资源的重要方式，生态保护红线这一概念，自被提出起，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年年初，环保
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成为我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根据规划，2014年，环保部将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任务。 三、建立公共检测预警机制，出台针对性规定治理雾霾 谈到环境保护，公众最为关心的就是对雾霾的治理。新修订《环境保护法》对雾霾等大气污染，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国家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环境污染公共预警机制，组织制定预警方案；环境受到污染，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时，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措施；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实施统一的防治措施；未完成国家确定的环境质量目标的地区，应当暂停审批其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即区域限批。环保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由政府、公民、企业共同努力。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还需要《大气污染法》等单项法来进行具体规范和防治。 四、加大违法排污处罚力度，按日计罚无上限
47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February 2015 国际融资 ● 专家谈环保产业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保护环境进入四个新常态 环保上市公司是环保产业界的主力军，是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重要力量。在经济新常态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环境也进入了新常态。需要我们更加注重用生态文明的理念统筹谋划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用制度保护环境。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需要我们更加注重让透支的资源环境休养生息，逐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常态必将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环保产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环保产业新常态至少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集中治理污染已成为新常态，环保产业的总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通过十条35项综合治理措施，强化大气污染的综 在2014中国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众专家对中国环保产业发展机遇做出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常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环保产业有三个发展方向 4 new normal and 3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dustry 环保产业的四个新常态与三个发展方向 合防治，为大气污染治理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商机。目前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经基本编制完成，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加快推进，专家们预计这三个行动计划涉及的环保投资将会超过六万亿元。环保产业将出现大规模的增长，这是不言而喻的。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都在研究制定“十三五”环保总体规划，而这些规划将围绕重点领域，研究谋划一批涉及长远和全局的重大环境经济政策、重大环保工程和重大环保项目，其投资总额将可能远远超过“十二五”时期，由此带来的环保产业市场的需求将更加广阔。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环保产业的总体供给水平尚处于可满足现实需求的一般水平上，尤其是科技支撑不足，产业整体创新能力仍然薄弱，环保服务业发展滞后，支撑未来更高环境保护目标、更严排放标准和实现更好环境质量的能力仍有待提高。 第二，依法治污、严格执法已成 为新常态，环保产业的市场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新环境保护法将自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为了保护这部新法的有效落实，环境保护部即将集中发布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现场停产整治、信息公布等一系列配套管理办法。过去的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境监管不足、执法力量不够等情况将得到有效的扭转。这些配套制度与之前出台的两高司法解释、环保与公安联动执法等共同构筑了严厉的法网，将进一步提升广大企业扩大环境治理投入、践行绿色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预见，与之相关的第三方环境治理、环境技术服务等环保产业方面的需求将极大增加，一个看得见的环保大市场已然摆在我们的面前。 第三，政府购买环境服务已成为新常态，环保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将进一步加快。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激发和释放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活力。为此，环保部正
透视中国环境治理新常态-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彰显中国向污染宣战的决心和行动 创新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社会行动和企业的广泛共识及约束性责任 由于生态环境涉及公共空间，主体性责任往往不明确。以往，除非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才会引发追责，保护环境往往流于形式和口号。榜单的发布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专业媒体已经开始行动，任何无视环境责任的主体行为都将受到社会监督甚至法律的惩处。“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将成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所谓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责任理念将随着环保法治的进步而成为规范企业商业运营的重要标尺。 中国环境保护的治理方式正呈现出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协同作战方向转变的趋势 某个环境污染事件可能是单一主体引发或是局部的，但环境保护绝非一个政府主管部门或某个肇事主体所能够单独负责的事情。环境作为公共资源和生态系统，为全社会、全人类所共有共享，因此，保护环境也一定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从上述榜单发布及其引发的社会反响来看，今后，除政府、监管部门、执法部门、企事业单位外，媒体、NGO和社区居民、普通公民等都将成为环境保护和信息传播的主体，成为社会监督的参与者，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将成为常态。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专业的民间环保组织正在完善中国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的填图，为环境监督和执法提供基础数据。随着中国手机用户
突破10亿，微信用户突破4亿，互联网时代下媒体和NGO组织在环境治理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社会监督作用。 严厉的处罚将直接提升各类主体的环境保护责任并督促其落到实处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处罚严格和执法严厉，二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新环保法让那些曾经以低处罚成本可以轻易逃脱法律制裁的企业美梦不再。处罚措施在执行的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对于超标排放者采取从限制生产到停产整治的措施。对于未批先建、无证排污、暗管排污、使用违禁农药等行为，一经发现均可采取拘留措施。对拒不整改的污染企业将实施按日、连续、累计处罚，不仅处以高额罚金，且行政处罚与刑事裁决并重。更为甚者，新环保法还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对于履职缺位和不到位的官员，新法规定了具体处罚措施。领导干部虚报、谎报、瞒报污染情况，将会引咎辞职。出现环境违法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地方政府分管领导、环保部门等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于新环保法70条法条的解读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环境违法者将为其破坏环境的行为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 信息公开将促进社会监督并使越来越多的“漂绿公司”原形毕露 以往环境污染事件处置困难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存在污染源的隐蔽性和地方保护主义等，要获取排污信息的凭据十分困难。因此说，信息公开是环保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上述榜单之所以在发布后会引发诸多上市公司的关注，恰恰是因为一旦进入“黑榜单”就会直接对本公司的资本市场表现造成影响，而一旦触犯法律更是会招致更大的麻烦。环境信息的公开，尤其是对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