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骂学生近半年，爱之深就能责之切？
来自人民日报作者胥纯潇
人们常用“爱之深，责之切”形容师长对孩子的教育。但爱护与责罚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是否存在以爱为名、责罚不当的可能？受党报评论君的邀请，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久前，陕西商洛某中学的一名班主任，因为学生成绩不理想，多次恶语相加，家长曾就此事跟学校沟通，但辱骂行为并未终止。无奈之下，学生录音取证，在20天里录了总时长超过20小时的上百条语音。“死人”“不要脸”等恶劣言辞不时出现，甚至诱导全班同学对其进行人格侮辱。此事经媒体曝光后，校方与教师向当事学生道歉，有关教育部门给予涉事教师记过处分并撤销教师资格。
值得反思的是，面对问询，涉事老师自称是个有素质的人，只是在言辞上有不妥；该校行政人员表示涉事老师教育方式不当，但“出发点是好的”。但出发点好是否可以不计方法、不择手段？爱学生是否可以作为辱骂学生的免责说明？有人说：教师辱骂学生也是一种校园欺凌。的确，中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建立的重要时期。出口成“脏”，肆意辱骂，既不能言传身教、给学生树立言行的示范，更无法起到让学生“知耻而后勇”的激励效果，反而会严重打击其自尊心和自信心。帮助学生转班转校、处罚涉事教师，属于事后的补救；但持续近半年的“言语暴力”对孩子造成的心理创伤，恐怕难以迅速补偿。
“爱之深，责之切”，不仅意味着责罚，更意味着责任。既然爱学生，就要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使命。的确，不少人羡慕孔子与弟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模式，那种和风细雨的交流、不着痕迹的传习，似乎是最理想的课堂。但教育是与各不相同的灵魂对话，因材施教是教师的应尽之责。有的孩子善于自学，事事优秀；有的难免犯错，但响鼓不用重锤；有的则属于“熊孩子”，需要时时严要求、处处敲警钟。无论如何，教师以辱骂代替说理、以苛责代替引导，都是推卸教育责任的表现，反过来更损害了“爱学生”的成色。
一段时间以来，“把教育惩戒权还给老师”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根据教育法、教师法的有关规定，教师具有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现象的义务。不少家长表示，把孩子交给认真负责、甚至严厉一些的老师，会更加放心。正如孟子所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无异于放任自流，起不到让孩子明对错、知底线的效果。但反过来，如果像事件中的老师那样，随意责罚、任意辱骂，则又陷入另一个极端。所以，与其争论教师是否有惩戒的权利，不如讨论惩戒的尺度何在、如何避免不受约束的“戒尺”？
事件中，学生通过录音取证维护自身权益的方法值得肯定，但生活中，“敢怒不敢言”的孩子不在少数。避免教师滥用惩戒权，关键要有更明晰的规定和更完善的监督机制。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明确教师惩戒权；教育部表示将从教育惩戒的基本原则、具体实施细则等角度落实《意见》相关要求。惩戒的目的是教育，责罚的初衷是关爱。老师获得
更明确的“操作指南”，“教鞭”挥舞的边界更明晰，孩子的成长天地才会更广阔。
这正是：为人师表责任重，管教必先正言语。呵护祖国好花朵，辱骂体罚不可取。
为师者必须以德为先
来自人民日报评论作者张烁
教师是教育之本，师德是教师之本。抓好师德师风，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
前不久，教育部公开曝光4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这样的举措，映照着维护师德师风的坚定决心。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勤勉奉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学生的衷心爱戴和全社会的广泛尊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学生眼里，老师的一言一行都给人以极大影响。特别是对年龄幼小、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儿童而言，常常因为喜欢某一位老师而喜欢某一门课，进而在某方面有一技之长；常常因为老师的一句鼓励，相信自己“一定行”，从而主动学习甚至改变人生轨迹。反之，老师的一句伤害、一次打击，或者老师在某方面的不检点，则可能给孩子带来深重而长远的负面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师者必须以德为先。对于教师而言，即便学术水平再高、教学能力再强，如果师德师风不好，就不能算合格老师。因此，面对公开曝光的典型案例，广大教师应引以为鉴，明确行为规范，坚守行为底线，加强自我修养，自觉追求高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同时这也启示有关部门，在教师资格准入、招聘考核、职称评聘、推优评先、表彰奖励等一切环节，都要突出师德把关，严格执行师德“一票否决”。
“师者，人之模范也。”若要育人，先要律己。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合格的老师必须首先在道德上率先垂范。作为教师，如果身在课堂却心在商场或官场，在金钱、物欲、名利同人格的较量中把握不住自己，在是非、曲直、善恶、义利、得失等方面出现偏差，如何能担负起立德树人的重任呢？去年底，教育部印发三个“十项准则”，立足新时代，分别对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明晰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现实中，一些地方和学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遇到好老师，是人一生的幸运。师德师风，事关孩子的成长，事关社会风气，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从战略高度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严从实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把严格制度规定同健全日常教育督导相结合，就能促进广大教师以身作则、立德垂范、为人师表，让良好师德师风浸润人心、传之久远。
令师德沦丧者寸步难行
来自新华时评作者刘敏
近日，一名长江学者被举报严重违反师德之事持续发酵。此人现任职的南京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相继发声，果断终止对他的聘用。他此前任职的北京大学8日也表示，将推进反性骚扰的制度建设。这让我们看到几所院校在师德师风问题上的鲜明态度。
师德师风是大学的精神命脉，深刻影响学生命运前途，不允许有偏差。透过此事所涉几所高校的声明，我们看到，这几所高校在选人用人的道德把关上确实存在漏洞，值得深刻反思。
人才流动中师德品行因无硬性指标，往往容易被忽视。随着高校自身发展和高考扩招，一些高校因师资短缺放低门槛进人，对于“能带来重点实验室、引来国家基金、提升学科排名”的学科尖子更是趋之若鹜，个别师德缺失者乘虚而入。个别教师利用一手掌握学生的论文发表、毕业期限、出国推荐等权力盘剥学生，更有甚者拿准学生软肋实施不法勾当。而由于师德丑闻轻则影响学校名誉重则引发法律纠纷，学校一般不倾向于主动披露，师德缺失者因而更加有恃无恐。
防患于未然，人才流动应建好用好“师德师风档案”。在十九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家庭教师离职时，雇主通常会写鉴定信作为下一任雇主
聘用与否的重要参考，其中师德品行是关键。此举令有德者就业无忧，无德者寸步难行。2014年10月，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高校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惩处机制，划出对高校教师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师德禁行行为“红七条”，并建立问责机制。
要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需要把“师德师风档案”作为一种终身制度，详细记录教师任职前后有无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师德年度考核情况，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对师德沦丧者要一票否决，清除出教师队伍，不能抱有白璧微瑕、瑕不掩瑜的态度，令学生受害学校蒙羞。
个别道德沦丧者不能抹杀“人类灵魂工程师”整体的光辉，剔除蛀虫、深刻反思是为了这个光荣的称号更加闪亮。师者德为先。为人师者更应慎微慎独，加强自我提升与自我约束，严谨笃学、立德树人、行为世范、学为人师。
“个体”师德承载着“全体”责任
来自中国教育报作者廖德凯
教师必须有“德”，但学校、教育部门、社会也应当让教师有“得”——应有的待遇、相互的理解、社会的尊重，才是让教师安于育人、师德提升的基础，也可以让“失德”的“个体”责任更少波及到“全体”。
“一幼师被指罚孩子‘吃拖鞋’”“学生被罚给老师刷鞋洗袜子”……近日几起校园事件的曝光，再次将师德师风问题推到公众面前。对于这一教育界的焦点话题，各界争论颇为激烈。有人认为，师德师风的整体下滑是不争事实，但也有更多人反对，认为个别教师的问题，并不能说明教师队伍的整体师德问题。
笔者认为，近年来暴露出的一些教育工作者师德问题，毫无疑问是其个体行为，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是多起个例在互联网上的聚集效应。但是，这些极端个例的产生和发展，与整体的教育体系和师德师风建设有着紧密联系，师德至上的教育工作者选拔体系并未真正形成，重“教书”轻“育人”的教育思路，依然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上风。在这个处于改革深水期、转型期的今天，教师的师德师风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思潮的冲击。要搭建个体坚固的“师德大厦”，离不开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学校与教育部门，应真正承担起师德建设的主体责任。
师德师风绝不仅仅是教师群体本身的问题。首先在理论上，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对师德师风的侵袭就不容忽视。比如一些人信奉的教育契约论，认为学校与家长只是合同双方，孩子是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以“合约”作为教育的基础和目的，只承认付出与收获的对等性，不承认责任担当，否定师生情感。这种理论实质上否定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所在，再加以“市场经济”色彩的包装，颇有迷惑性。
由于受各种考核、升学率等因素影响，学校重教授知识而轻培育健全人格的情况较为常见，学校“育人”功能下降，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
教师队伍的师德师风建设。所谓“正人先正己”，现在不“正人”了，自然就少了“正己”的动力。而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师德建设上缺乏清晰思路和有效手段。提到师德教育，文件多于实践、口号多于措施，师德教育甚至沦为“师德知识学习”，师德如何主要从卷面上看“师德知识”的掌握程度。
师德如何绝不是教师个体的事，个例无论是多么小的概率，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天大的问题，绝不能以“个例”来推卸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主体责任。在师德建设上，教师是主体，但学校和教育部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教育理念、政策导向、行政风气、考核指标等因素，都可能对师德师风产生重大影响。学校及教育部门应当切实承担责任，在师德师风建设上拿出真正有效的手段，理清师德培养教育的思路和办法。
在教育理念上，学校应真正将“育人”思想放在首位，所谓“教书育人”，“教书”的目的首在“育人”；以德为先，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当是学校“主业”。通过教书来育人，并不是依靠几堂思想品德课就能完成，而是要体现在每一个老师身上和学校的每一个细节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样一个“人人育人”的环境，对于教师来说，也就是“我育人人，人人育我”的过程，教师的“自我教育”也无疑会得到实现，师德师风的提高和完善也就有了基础。
在师德教育的方法上，要改变“知识学习”的方式，而应当把重点放在师德训练上。师德教育从本质来说是一种爱的教育，而爱是通过培养得来的，也是可以通过训练得来的。如同法科学生的法律思维训练、经济学科学生的经济思维训练，教师的“爱心训练”——培养对孩子
的爱，应当是一门必修课。让教师的思维训练成关心爱护学生是自己的天然责任，教师的师德教育才算是真正成功。
对于学校和教育部门来说，由于掌握着相应的资源，还可以有许多改善师德师风的措施，但把好入口、强化教育、违规惩戒依然是必须的。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教师必须有“德”，但学校、教育部门、社会也应当让教师有“得”——应有的待遇、相互的理解、社会的尊重，才是让教师安于育人、师德提升的基础，也可以让“失德”的“个体”责任更少波及到“全体”。
厘清师德范畴，给“问题教师”出路
作者：张立
近日，上海一中学教师在高级教师资格评审公示期间受到质疑，该教师曾于2015年在医院与医生发生肢体冲突，网友对其师德提出非议。不少网民再次发出当时事件现场照片，谴责教师动手打人的过激行为，“师德应该作为评职称的基础标准，应不予考虑。”也有网民认为，不能永远关上大门，只要悔改应当给予当事人机会。
因殴打医生导致评职称时受到非议，上海闵行区缪姓教师，又被放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评职称与师德到底有何关系，道德出现问题的
教师评职称、晋升等有没有限制约束，争议之时，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以此解决“问题教师”的出路问题。
这位缪教师与医生的纠纷，既有法律责任也有道德问题。法律上的责任，可能经过法院处理，责任会很快落实。但道德问题，却有些说不清理还乱的纠结。道德具有溯源性和稳定性，教师殴打医生，从教师为人师表的角度来考虑，这种讨论确有必要。
当讨论师德的时候，根据教育部及相关方面的规定可以看出，教育部等关于师德的规定仍然只限于职业性的规定，而忽略了教学之外自己应有的道德基础。因为教师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社会属性而存在，职业道德本身也包涵着社会道德的内容。教师在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也可能在教学当中体现出来，影响学生正确道德认知。因此，适当考虑教师殴打医生的道德问题，作为其评定高级职称的一个因素，并不过分。
在将道德引入师德基础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不道德行为责任追究的时限问题。有的不道德行为和不道德思想状态在事后会得到纠正，当考虑评防职称时，需要确定一个时间期限问题。既不能让仍未认清问题症结的“不道德”教师继续获得晋升，也不能一棒子打死已改过自新的教师。把好这个关口，才能确定教师队伍稳定健康发展。
近一段时间以来，师德问题倍受关注。因拦火车、性骚扰、偷衣物，教师的师德问题被具化成一个个具体现象。拦火车的教师抱怨“为什么停职，我教学又没有错”；偷衣物的教师“还想继续教学生”……这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很多教室，对师德与教师任职的关系，仍然有着不同
理解，不厘清这些问题，相关的纠纷就难以彻底解决，也难以平息公众的质疑。
就像问题官员的复出可以给出时限一样，问题教师获评职称、晋升或任职等等，应可以给出相应的时间期限：对于已经改过自新的，应给予教师继续上升的机会和空间；对于仍然执迷不悟的，则需要坚决堵塞其晋升空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居于首位的认知，古往今来，都得到认同和遵守。更好地把握好传道的度，不让道德在教学中无限扩大，同时要夯实教师的道德根基，就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厘清，并真正落实到各地的教学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