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内涵、研究价值及发展诉求
上官莉娜?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特定表现样态及其发展规律，借鉴有益经验，理解其运作的社会环境因素，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实践发展的一门科学。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参照系获得的知识，是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具有价值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对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回应。参透问题逻辑、促进视域融合、实现内源生长、构建整体图景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诉求。
［关键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内涵 研究价值 发展诉求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5)03-0055-05
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蓬勃发展的学术园地中，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吐露芬芳，散发着独特的学术魅力。1988年6月，原国家教委在广州召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会议，把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列入教材编写计划，这是该学科第一次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正式出现。同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也开始出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向。1995年10月在北京举办了全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正式确定学科名称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自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进入了发展快车道，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不可否认，时至今日一些带有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仍未得到合理解决。本文尝试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内涵、研究价值及发展诉求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内涵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唯一以研究方法命名的，它到底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或者是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学界经历过一个相对模糊的认识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和“科学化”也是近30年的事情，在这样一个短时段内，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内涵自然也缺乏一个较为明晰的回答。
如何确定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内涵，论者往往采用学科要素分析法，如从研究对象、学科存在依据、学科独特性、学科研究方法、学科概念和理论体系等方面入手。研究对象的确认可以说是基础性工作，有研究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以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其相互间的共性或差异。[1]有研究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类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领域为对象的，具有极为广泛的研究范围。[2]有研究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研究所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重在研究、介绍发达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3]有研究者将学者的观点分别概括为“规律说”、“整体说”和 “局部说”。[4]有研究者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特点三个方面较早阐释了学科意识，进而指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可归纳为开放性、居间性和综合性。[5]有研究者对比较
上官莉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DOI:10.16075/https://www.doczj.com/doc/f03847007.html,31-1220/g4.2015.03.011
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并将之概括为“规律趋势说”、“经验借鉴说”和“视野开拓说”，指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内蕴着描述性、规范性和反思性三重属性，不仅是一种科学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方法，而且在深层葆有着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向度。[6]笔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特定表现样态及其发展规律，借鉴有益经验，理解其运作的社会环境因素，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实践发展的一门科学。
1．比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参照系获得知识[7]
从逻辑关系上看，任何一种“比较”必定存在着某个外界的参照系。我们知道，比较是知识的来源之一，比较研究最具价值的取向是通过对他者的研究获得对于自我的理解，也就是以迂回的途径来确证自我。没有参照系就没有比较。同时，我们对“比较”应有更细致的理解，首先，它是一种具体方法，具有工具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比较”方法的运用并不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也就是说其他学科的研究中依然可以使用比较方法。“工具存在与本体存在具有本质的区别。工具的依附性、中介性地位和角色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具备本体所特有的内在的自律性、主体性品质。”[8]因此，仅凭工具性比较方法之运用，难以确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独立性。若对“比较”仅作工具性的理解，就难免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混为一谈，若将这种“比较方法”不恰当地中心化，那么必然排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其次，它是一种方法论，具有指导意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从事寻找共同点和不同点的描述性工作，而是更高水平的抽象，其学术旨趣在于建立阐释不同思想政治教育类型的智识性活动。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比较”是对所比对象进行分析的思维过程，不单纯从技术方法层面，更从思维过程层面赋予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属性，必然将不同的研究方法融入其中。最后，我们更强调“比较”是一种视域。所谓视域，是思维模式也是研究视角，更是研究主体基于跨文化视野对研究对象所进行的考察。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积累正是通过从特殊（国别或地区）到一般，再带着新假设和更加完善的概念从一般回到特殊的运动过程来实现的。我们亟需提升以比较视域为核心的学术品格，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史、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等其他次属学科有效区分开来。
2．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跨文化的研究
对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研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常见的研究方法，也往往被认为是真正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步骤。民族国家是常见的分析单位，但我们认为“跨国性”最为本质的差异应该是文化的差异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并非仅以国家视角为出发点，而要立足于地区、民族与文化的立场来分析。文化是制约一国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它国的根源性因素，相比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因素的影响，文化因素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文化维度的缺位，既不可能有效地解释思想政治教育，也无法准确地借鉴外来经验。有学者指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开展历史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的研究，超越对具体现象的经验描述进入到对价值层面的意义觉解，洞悉各种道德学说内隐的文化观念和制度规约。[9]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两个层面的同时展开，随着国家内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即使在一国之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现象也颇为突出。故而应从“跨国”研究转向“跨文化”研究，将民族与全球层面的比较都包含进来，将国家比较的单元逐步延伸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超国家的比较，以民族和文化差异为视角开展研究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涵的应有之义。
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跨学科的研究
多学科研究对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决定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品质的高低，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理念、行动、方法的复合体。跨学科研究同一事物，会让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者有更深邃、更宽广的视野。当然，能否应用相关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取决于该方法是否能够“植入”，并与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基本属性相适应。所以，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
的跨学科研究中，要了解各学科方法的网状非线性的特点，避免随意的、盲目的选择，注意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要立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点进行有效的吸纳与整合。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够保障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同时也可以预见，向其他学科呈现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也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容易产生聚焦障碍。由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弥合某个维度上分歧的努力就可能导致其他维度上产生新的分歧或张力。但不能因噎废食，学科交融是学科发展的健康征兆，是学科体系科学化的有效路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没有必要“闭关修炼”，追求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它完全可以在多学科交流的平台上纵横驰骋，可以根据问题属性选择言说对象和话语方式，彰显出智慧之学的本性。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价值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从起步阶段、拓展阶段直至目前的深化阶段，其发展背景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差异的。[10]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展现生机和活力，逐步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还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对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回应。
1．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了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随着全球化视野下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蔓延以及各国对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反思，采取显性或隐性手段强化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是各国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取向。依据自身独特的民族性和文化性，根植于特定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既要保持独立性，也要与已有资源进行整合，以开放、互补、共生的态度回应全球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时代问题。
2．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样态和变化进行精确描述与深入解析当前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国家主义、公民社会、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四种倾向；从社会与公民文化的角度看，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表现形态是公民教育）理念的引入包括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六大思潮，在与西方思潮的交流、交融与交锋中，我们应深入解析不同时间和空间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样态及其变化规律，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找到适切的理论基点和恰当的研究进路。
3．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寻人类思想政治教育演变发展中的一般性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治制度、城市化的发展相伴生。本世纪西方公民教育、道德教育的复兴，不仅是现代国家制度在教育上的鲜明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在。对现代国家和社会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关乎国家稳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国家民主化进程、社会平稳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从整体上增强公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同时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
4．通过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索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可靠路径
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纪元，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实践上的迫切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国家构建与发展的根本，承担着培育社会主义公民、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振兴国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重任。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民主化程度与它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优势资源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必然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造就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需求的理想公民具有重要价值。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有助于正本清源，有效抵御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和干扰，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理论资源。
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诉求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
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四轮驱动”中建构起来，同时注重应然与实然、宏观与微观研究，紧紧围绕“能否比较”“为何比较”“以何比较”“如何比较”这一主线，实现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现实和理论三位一体的观照。当下，全球化与区域化携手并进，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交织并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干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对现实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获得适应性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参透问题逻辑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参照系获得的知识，面向“他者”是为了解释“自我”。其问题逻辑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它并非直接单一地去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现象间的多重关系和变项来考察它们内在的因果关系。在跨文化比较中通过客观观察和科学检验，来构建可靠的社会知识，即站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立场，克服“西方中心论”和西方“道德优越感”的价值偏见，研究本土的实际问题，提出符合本土现实的经验性见解。有了这样一个明晰的问题逻辑，进而应以问题意识统领国别研究，综合考虑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基础、流变以及相应的分析单位。近年来学界的“问题意识”受现实政策和实践需求的驱动较为明显，研究热点往往来源于我国与他国“共生事件”的影响，如公民教育、政治教育、价值观教育的比较研究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然而描述型研究居多，缺乏差异性和具有内在张力的观点，难以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打造科学有效的分析技术。作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学者们应通过检视、批判对方的工作，通过对话、沟通、质询、辩论甚至交锋，建构知识主体。
2．促进视域融合
视域融合是与时代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和研究视角，更是研究主体基于跨文化全景视野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性考察所形成的。长期以来，我们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目的局限于“借鉴”，即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对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提取与参照，文本模式单一，往往是“介绍+评价+借鉴”的机械
组合，这种研究实质上是“比附”而非“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应逐步注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叙事背景下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洞悉其运行机理、机制，探究该国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目的由“借鉴”向“理解”的转型，促使我们研究的视角更为多元，研究的方法更为丰富。不仅以中国视野审视世界，更应促进视域融合，既厘清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源流和发展脉络，又能以“他者”视角反观，“我”与“他者”结合，在时间、空间交织的意义网络中，探寻“我”与“他者”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背后的解释要素和分析框架，这种中外视域的有机融合更能提高言说效度与信度，最终促成“我”与“你”的平等交流与对话。[11] 3．实现内源生长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本身就充满各种话语权力的争夺，所谓超越历史与文化的中立的“上帝视角”是不可能存在的。回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30年的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创造”的表征还是较为明显的，然而近年来学科意识有泛化倾向，显现出依附型发展的倾向，对其他学科和国外理论简单嫁接与移植，自身的学科意识被遮蔽了。我们主张“去蔽”，释放“内源生长”动力，建立起“以本国为中心对象”的中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促进学科的内源生长，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资源，通过“文化寻根”，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利用民众对其极高的文化和心理认同感，为学科发展提供主体性支持力量，激发本土社会内部的文化演进动力；二是强调源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内部的学术资源，摆脱依附发展路线的影响，强化问题意识，激发自主知识创新的力量，为世界理论库增加中国知识、中国见解和中国智慧。
4．构建整体图景
构建整体图景，首先需要为学科划出一个边界。边界是一个事物的起点和终点。正是在边界上，一物与它物相区分而成为其自身，获得自身的规定。同时通过边界的变更和游移，一物与自身相区分，而获得自身新的规定。[12]那么，这个边界就不
是绝对静止的，而是相对静止的。其次，构建整体
图景需要对知识进行结构化的努力。但是这种结构化和体系化何以可能？是否会置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于不顾，而片面追求人为的逻辑，使之静态化和符号化？诚然，没有边界就不成其为图景，而是无目的、无意义的知识梦游；没有结构化的努力，将表现为横向分裂和碎片化，学科“边界模糊”与“内力虚脱”的病灶就难以去除。构建整体图景，就是要加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研究，梳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内部复杂的逻辑联系，完善学科知识网络，探索学科内在发展规律。构建整体图景，才能彰显学科意识（学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整体认识），才能增强学科发展的自控能力，减少发展过程中盲目的攻城略地和随意的“拿来主义”，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进入自主、自觉和自为
状态。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制度伦理与文化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1BZX0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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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7页）转型来谈文化基因，就可能像福山一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复原为古代的
延续了几千年的政治传统的“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虽然其中增加了“负责任”一词，但是，福山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本质区别，这是十分错误的。因此，探索中国实践的中国文化基因，不能像福山那样进行直线式的推演，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的文化基因进行去伪存真的过滤、转化和现代性转换。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才有可能深化中国实践话语权的价值
内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以人为本实现路径的利益机制协同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3BKS027）、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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