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儒家学说中，孔子被称为“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故历史上并称之为“孔孟”，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孔孟之道”。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发展，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主要体现在“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等方面。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他大大发展了春秋以来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保民”、“与民同乐”，其中，最突出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孟子认为民众比君主重要，天子之所以为天子是因为他得到民众的信任。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桀和纣丧失了天下，正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失去了民心。因此他推崇“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提出对残害人民的暴君可以进行诛伐，推翻他，并认为这是正义之举。“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万章下》)“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对于汤伐桀、武王伐纣之事，孟子明确表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认为不仁不义的上位者是“独夫”，人民就可以“易位”甚至名正言顺地杀了这样的人，而不背上“弑君”的罪名。
孟子强调国君不仅要爱护民众，也要爱护臣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在他看来，国君对臣下不尊重、不爱护，臣下同样可以背弃国君。“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
孟子把人民的意愿作为战争是否该兴起的重要标准。当齐宣王在攻取燕国的问题上向孟子请教时，孟子认为取不取燕国要看燕国的人民是否愿意，“取之而
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梁惠王下》) 孟子还关注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批评残酷压榨百姓的统治者，说他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
孟子认为不是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而是“天与之，人与之”。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二、仁政思想
“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部分内容源于民本思想。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主要体现在养民（保民）、教民两个方面。
养民：作为国君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证，有保民意识，行养民之策。孟子认为养民首先要制民恒产，解决民众的衣食问题，使民众无衣帛鱼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孟子认为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操守道德，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走险犯罪。等老百姓犯了罪，再用刑罚惩罚，这是陷害百姓。英明的君主应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使他们有一定的财产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只有如此，老百姓才能安定下来。孟子“仁政”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民有恒产”最主要的是民众拥有土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梁惠王下》)，
孟子提出“耕者九一”的意思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将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先把公田耕种完毕，再来料理私人的事务，这样就解决了民众的土地问题。孟子认为让庶民百姓牢牢扎根于土地，可以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滕文公上》)的目的。
孟子认为养民不仅要制民恒产，还要使民以时。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要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频繁的战争必然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其“数罟不入湾池”、“斧斤以时人山林”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
孟子认为养民不仅要制民恒产，使民以时，还要取民有制。孟子反对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主张省刑罚、薄赋税。他希望统治者要“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梁惠王上》)“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其具体措施就是实行什一税制度。孟子认为最理想的赋税当以古代圣君尧舜所实行的十取一税率为法度标准，他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上》)孟子反对重赋，反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赋税之征用、征收对于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收人，徭役赋税之轻重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若徭役赋税过于繁重无度，就会造成“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的社会恶果；若赋税太低，虽能减轻百姓负担，但却难以支付国家机构庞大的经费开支。他主张征收赋税应保持适中适度的原则，要有节制，要合理、适度，以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为最终依据和标准。因此，当白圭提出“吾欲二十而取一”时，孟子认为这种税率太低，不可取，并斥之为“貉道”。“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告子下》)可见，孟子是主张把税率控制在能够满足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以达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的目的。
孟子还指出，征收赋税的方式有三种，即征收布帛、征收谷米及征用劳役。贤德之君一般只用其中的一种，若同时用两种，百姓便有冻馁之虞；若同时采用三种，即使父子之亲也难以相顾惜。孟子的仁政思想在维护现存政权统治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真正体现了“民为贵”的思想。
教民：养民是解决民众的经济问题，教民则是解决民众的道德问题。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他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教民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对民众进行教化，才能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只要人民能明人伦、礼让，社会自然稳定，天下一定太平。
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三、“王道”思想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通过民本思想与仁政思想的运用，可以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提倡的“王道”就是“以德行政者王”，他列举商汤、周文王行王道的例子：“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政治有两种：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政，以德服人；“霸道”则是凭借武力，四处征伐，以力服人。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孟子强调应当以善来教化民众，才能做到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孟子对于不以“王道”治国者，都视为“罪人”和“独夫民贼”，予以猛烈抨击。
四、“性善论”思想
“性善论”是孟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孟子认为人天性善良，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意思是说，人们不用学就会做的，这是他们的良能；不用脑筋思考就知道的，这是他们的良知。两三岁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他们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了，又没有不知道尊敬其兄长的。爱父母便是仁，敬兄长便是义。“性善论”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那就是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社会属性。性善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这里孟子提出了只要是人，都具有向善的能力。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存在阶级差别及分工不同，但他们的人性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孟子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放在平等地位上，探讨他们所共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了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其次，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孟子提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仁发生的根源，羞恶之心是义发生的根源，辞让之心是礼发生的根源，是非之心是智发生的根源。而这四种心向所产生的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是属于善的品德。因此，人的四种心向是向善之心向，而人之向善之心向是根源于人性的，很显然，人性是善的。在孟子看来，没有同情、羞耻、辞让、是非之心的人，简直不是个人。人有这种心向，就好比人有四肢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仁、义、礼、智这些美德，不是由外面给予或施加的，而是人本身就生而具有的，只不过人们不去想它罢了。对于不愿意向善的人，孟子认为那是“自暴”、“自弃”、“自贼”。
最后，“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人可以通过学习、教育等修养过程达到“舍生取义”这一向善的最高境界。
五、“尽心知性”思想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构建起了他的心性之学的思想体系。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所谓“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所谓“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和“知性”二者关系密切，“尽心”是前提条件，只有做到“尽心”才有可能实现“知性”。
在孟子看来，只要在“寡欲”、“内省”、“养气”这三方面下功夫，就有可能实现“尽心知性”。“寡欲”要求淡泊物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他认为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的了。他认为人如果欲望少，即使善性有所缺失，也不会失去很多；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即使善性有所保存，保留的也不会很多。“内省”要求反求诸己。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他认为任何行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省自己。养气的目标是“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对“浩然之气”的解释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浩然之气，必须与义和道相匹配。否则，就显得软弱乏力。它是义在内心积累起来所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而取得的。(同上)
简而言之，孟子心性之学的根本目的即是塑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这对于蛆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对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性格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六、教育思想
在教育思想方面，孟子非常重视培养贤才，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作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他认为“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他继承
和发扬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特别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孟子以培养具备“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为己任。而“养气”又是基于先天的良知，所以孟子不以规范、成形的六艺、六经为具体教育内容，而是以天地间一切事物为“养气”的原料。他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要求人们不被文献典籍束缚心灵，用敞开的胸怀来涵括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孟子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并且通过“明人伦”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所谓“人伦”就是关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对关系，孟子要求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重视孝悌之道的主要原因是想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的基础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之上，这显然具有很强的道德至上主义。孟子希望通过理顺人伦关系来固定国家关系，使统治者以善教辅善政。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又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得民心则得民，得民则得天下，这是孟子的逻辑。孟子就是希望通过教育实现“明人伦”、“王天下”的目的。
由于人的善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此，教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实际，而是人的主观差异。这种内发教育作用论强调：教育必须从“本心”做起。
就教育方法而言，如果说孔子倡言的是“启发式”，那么孟子主张的就是“存养式”。孟子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在人的心性中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德之端，那么教育就应该保持并发展这一善性。人后来之所以会变得邪恶，是因为失去了原本存在的“良心”。要培养和扩充本性之善，首先要把失散的良心找回来。由此可见，保存“良心”和扩展“善端”，这一教育宗旨决定了孟子的教育方式是“存养式”的。
孟子学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有许多精彩而丰富的内容，对儒家学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奠基作用，它与孔子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基础——“孔孟之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
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一书中“义”字共出现108次，有两种基本意思。
其一是合乎某种道或理谓之“义”。
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之诬民，充塞仁义也。”（《滕文公下》）
⑵“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离娄上》）
⑶“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其二是道理、正理，共计10次。
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
⑵“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万章下》）
⑶“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常把“义”与“仁”、“礼”等字合成一词使用，谓之“仁义”、“礼义”等。（《孟子》一书“仁”字共出现157次，“义”字共出现108次，“仁义”一词共出现20次。）除“义”与“仁”、“礼”等合用外，孟子还常把“义”与“仁”、“礼”等道德范畴相提并论，以阐发他的仁义学说。如：
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
⑵“夫义，路也；礼，门也。”（《万章下》）
⑶“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⑷“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
⑸“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
⑹“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孟子主要把“仁”看作是人心理上一种应有的“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的道德品性，它是人之居，人之安宅。这种道德品性也就是孟子
所认为的人该去修养的道德德目。而“义”，孟子主要把它看作是人在生活中应遵循的，应内化于心的一种行为标准，一种道德规定，它是人路，人之正路。
《孟子》一书中“利”字共出现38次，有五种意思。
其一是指利益，共计24次。如：
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
⑶“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尽心下》）
其二是有利于、利用的意思，共计8次。如：
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上》）
⑵“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尽心上》）
⑶“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
其三是锐利或利害的意思，计4次。如：
⑴“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公孙丑下》）
⑵“恶利口，恐其乱信也。”（《尽心下》）
⑶“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其四是以……为利，计1次。如：
⑴“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尽心上》）其五是顺的意思，计1次。如：
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离娄下》）
可见，“利”在孟子的思想学说中主要指实实在在的利益、好处，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现在通常所使用的“利益”这一概念。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利”并没有象“仁”和“义”那样，在孟子的思想学说中具有很高的范畴性地位，且对义与利关系的思考尚未提升到我们现在所具有的理论高度，但他在《孟子》一书中对利与仁义、利益与道德的关系的思考与论述，却是极其丰富的。
义利关系
孟子对义利关系一般原理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利益与道德关系的一般原理的探讨。
首先，孟子积极肯定了人皆有物利需求，认为这种物利需求从根本上说是必然的，合理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民非水火不生活”（《尽心上》），美色和富贵呢，则皆是“人之所欲”（《万章上》）。他认为，对于生存着和需要生存着的人来说，有些需求是不可或缺的，有些是人所共同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公孙丑》）“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告子上》）因而当政者要顺着民众的需求，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人民生活需求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重要依据，他认识到人活着就有需求，人的需求是开放的，而且一些需求必须不断地得到满足。但是，孟子又认识到人的物质生活并不等于人的全部生活，人的社会生活除了根本意义上的经济性外，还有道德性；失缺道德性，也就失缺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差异性。因而，“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禽兽。”（《滕文公上》）
其次，既然人的社会生活具有经济性和道德性，那么现实生活中物利和道德又是怎么一种关系呢？孟子认为，物利和道德是相关相联的、相生相长的。“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梁惠王上》）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财用作为生存的保障，就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没有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就很容易“放辟邪侈”，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对于一般的平民来说，尤其如此。“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因而孟子主张当政者最重要的是“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离娄上》）。如果当政者“制民之产”（《梁惠王上》，使得民众“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上》），直至做到与民同乐同忧，然而却不能王天下的，这从来都没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孟子肯定了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物质利益的增长和充裕，但他并没有认为物质利益增长和充裕了，则人们的道德水平就一定能自然地提高。所以，孟子指出，在尽量使物质享受达到一定水平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务必加强教育，加强人伦道德观念的培养，使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所以孟子又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他甚至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可见，孟子早已认识到物利和道德相互作用的特殊关系，注意到：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社会道德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⑵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必须提高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同时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或者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的同时必须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⑶当政者要使社会稳定、繁荣、发展，就必须物质经济层面和文化道德层面双重着手，不得偏废一方。孟子所阐发的这些观点，从学理上来说是相当精辟和周全的。在物利与道德最一般关系的考察上，孟子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些原理，无疑是令人叹服的。而孟子所阐发的物利与道德关系的一般原理，对于我们今天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仍不失指导意义。
义利并重的政治观
孟子的学说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他“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下》），向诸侯等当政者传播和宣扬他
的治国平世之道。因而，他讲义利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具有很强政治色彩，其核心之一就是主张政治统治、政治管理上要利义并重。“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园囿，使民不得衣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轼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滕文公下》）本着今不如昔、崇古尚贤的唯心史观，孟子认为当时的当政者不师先贤，不行仁政，不讲道义，只是一味地“好货”，“好色”，好“广士众民”，“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上》）他们“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他们“制民之产，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死亡。”（《梁惠王上》）这些当时“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的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孟子归结为根本上都是因为政治统治、政治管理上只讲利而不讲义造成的。所以梁惠王接见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上》）时，孟子显得有些不耐烦，指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认为后义先利、唯利是图的话，就“不夺不餍”，必然“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必百乘之家”。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无礼义，则上下乱。”（《尽心下》）孟子认为当政者一方面要使君臣、父子、兄弟“怀仁义以相接”（《告子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从而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稳定。另一方面，“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离娄下》）孟子认为当政者要对百姓实行仁政，体民心，察民情，以民为本，以民利为本，“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离娄上》）；象舜那样“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滕文公上》）；象舜那样“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当政者如果“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他甚至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天真地认为只要以民为本，以民利为本，讲仁义，行仁政，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即使是小国也可以保全而不被大国吞并，甚至可以王天下——“（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滕文公下》）
“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告子下》）在军事攻伐这一重大政治问题上，孟子认为要从真正的道义出发，如汤征葛“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滕文公下》）那样方能兴师出兵。因而对齐攻燕，孟子依据百姓的利益得失来作评判：“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梁惠王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梁惠王下》）但是，如果攻取了却没有使百姓获得好处，反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热”（《梁惠王下》），则不过是换个统治者罢了，实则“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如果军事攻伐等合乎民利，合乎真正的道义，孟子认为完全可以不顾什么礼制名份，甚至可以把君主杀了——“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
以义待利的生活观
孟子义利观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以义待利的生活观。孟子肯定了人需求的必然性、合理性，但是孟子认为人求利逐利又不能没有一定的限制和规范，如果君臣、父子、兄弟等“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所以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对待利要以义取之，以义与（予）之。
第一，孟子以义待利的生活观其核心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君子爱利，取之有道，获之有道，对一些有悖道义“求富贵利达”（《离娄下》）的途径和方法，有修养的人是以之为耻的。“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尽心上》）而“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滕文公下》）如果人们能够做到严格地以义待利，那么就会“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不义之室而不居也”（《滕文公下》），甚至“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万章上》或者“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
第二，孟子主张对待别人的馈赠也要按礼义谨慎地处理，不能随便接受，否则“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公孙丑下》）？君子的道德人格，是不能为金钱财物等所收买的。
第三，孟子认为对嫁娶之事，也必须依礼义来进行。青年男女不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空隙相窥，逾墙相从”，否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滕文公下》）。
第四，对于“犹农夫之耕”的“士之仕”（《滕文公下》），即做官，孟子认为也要由之以道，不经合乎礼义的路子来谋得官做，就象青年男女钻洞爬墙以私会、私通一样，是被人所卑视和谴责的。所以孟子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仕者，与钻隙之类也。”（《滕文公下》）第五，孟子认为君臣、父子、兄弟等人伦之间必须心怀仁义相处，如果人与人之间处处以私利来算计，唯利是图，“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告子下》），那么其“终去仁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告子下》）。
第六，孟子也注意到了形式性道义和实质性道义有区别的问题。“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则将紾之乎……’”（《告子下》）孟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义，利也”（《墨子·经上》，但他明确认为要权衡形式上的礼义与实质上的利益熟为重要，并取重要的一方面。如果符合真正的道义，也可以不遵循所谓的礼义规范而采取行动。“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告（父母）则不得娶……不得妻。”《万章上》）“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告子下》）“嫂溺不援，是豺粮也。”（《离娄上》）故孟子对特定条件下“舜之不告而娶……帝之妻舜而不告”（《万章上》，“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告子下》），“嫂溺援之以手”（《离娄上》）表示赞同。而这三者按当时通行的道德标准是为人们所无法接受的。甚至臣弑君这种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孟子也没有一概否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
‘残’。”（《梁惠王下》）只要符合实质性道义，也可以违背所谓的道义即形式性道义而犯上作乱。所以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尽心下》）可见，在对待利益的一般原则上，孟子主张以义取之，以义与之。在具体的待人接物上，孟子主张要依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具体礼义进行，如婚姻嫁娶，如接受礼物，如为仕做官，如处理家人、君臣、朋友关系等，并且要懂得权衡和变通，不拘泥，不死板。当然，待人接物的具体礼义是变化的，此时社会所认可的礼义标准也许过了一段历史时期就不为彼时的社会所认可，彼时社会所认可的礼义标准也许过了一段历史时期也不为此时的社会所认可。孟子当时所提倡的一些人伦道德标准，今天很多是无法接受的，我们就理应抛弃，如婚姻嫁娶和处理家人关系上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道德标准等。但是，孟子所揭示的待人接物要依之以礼义的道理，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是正确的。作为“礼义之邦”的中国，这种生活上以义待利的文化传统我们理应发扬光大，并落实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崇义尚道的人生观
生活观的最高内容是人生观，顺着孟子对以义待利生活观的论述，我们就进入了属于生活观深层次的人生观——把生活观和人生观剥离开来分析，是因为孟子对有别于一般生活观的人生观作了着重的论述。孟子所遗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思想，也是影响后世最深远的思想，除了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之外（但这种思想绝不是民主思想），就是崇义尚道的人生观。孟子高扬他崇高的道德精神，宣传和践行着一种崇高的、崇义尚道的人生价值取向或人生精神。
孟子继承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思想和精神，主张人应该有“舍生而取义”《告子上》的崇高精神理念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
“周于利者凶年不杀，周于德者邪世不乱。”（《尽心下》）孟子认为人应该象追求使自己富足起来一样，追求自己道德的高尚和完美。如果“尊德乐义”（《尽心上》），那么就会“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因而“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尽心上》）。孟子还认为，人在顺境得志而有条件有所作为的时候，就应积
极努力，使自己有所作为以利于天下之民；如果不得志而无条件有所作为的时候，就至少不得“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尽心下》），而是应该保全自己的道德品性，不失自己的个人之“善”。所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梁之味也。”（《告子上》）当人们有了崇高的道德境界，就能自由地、合乎礼义地对待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尽心上》），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慊的境地。面对利与义的严重冲突和对抗，孟子认为就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这才算是真正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君子、大丈夫就当以身殉道，而不是以道殉身或以道殉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尽心上》）所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此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告子上》）
当然，孟子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也是有差异的，比如“士”和“民”就有差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梁惠王上》）但是，本着性善论，孟子并不认为人就不能高尚和完美起来。他说，为什么人可以去生却不选择去生呢？为什么人可以避死却不选择避死呢？因为人心里有比生更高的追求，有比死更深的厌恶；比生更高的是道义，比死更深的是背叛道义，“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告子上》）孟子认为人如果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坚贞的大丈夫人格，万钟的俸禄，华丽的住宅，妻妾的侍奉以及别人的赞美和感激，在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而有些人因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而背弃道义，实在是丧失了他的本性啊。所以孟子感叹道：“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
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告子上》）。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滕文公下》，《万章下》）孟子极力主张人的一生应该生则有为，死则其所——“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活着就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尽心上》），且“自任以天下之重”（《万章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怎能“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尽心下》呢，惟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然矣”（《尽心上》）。
纵观《孟子》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它洋溢着孟子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知识精英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渝的救世情怀：以民为本，以利为本，崇古尚贤，崇义尚道，自承先圣，身任天下。正因为那个变革性、过渡性时代的礼乐崩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孟子以天下苍生黎民为念，高举仁义的思想大旗四处游说，奔走呼号。“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述唐、虞、三代之德”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尽管对那个时代来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他毕竟表达了黎民百姓渴望丰衣足食，渴望安居乐业，渴望和平、统一、稳定的心声；也对一些统治者相对采取有利于百姓生产、生活的仁政措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利益和道德的特殊关系上，孟子义利并重的政治观、以义待利的生活观和崇义尚道的人生观，都是合理的、进步的。孟子义利问题上的思想学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大致地奠定了中国儒家人文精神的基本内容。尤其他以义待利的严谨的生活观和崇义尚道、身任天下的崇高人生精神，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向，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磨失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在新世纪，批判地吸取孟子义利学说的有利营养，继承和发展孟子义利并重的社会政治观、以利待义的社会生活观、崇义尚道的人生价值观，尤其是发扬和光大孟子崇义尚道、身任天下的崇高人生精神，对于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都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
孔子孟子的思想_孔子与孟子并称什么 孔子孟子思想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孔子与孟子并称什么 孔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今山东曲阜人。早年时，孔子是道家老子的弟子，他曾在鲁国担任过官职，后来带领着一些弟子云游列国，整整十四年。之后回到鲁国，开设私人讲学，打破了当时教学垄断制度，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河。 晚年，孔子开始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去世后，他的弟子将他的言行整理成为《论语》。孔子被后世尊奉为圣人，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是孔
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名轲，字子舆。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儒家学派的思想，在政治上，他主张列国君王推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儒家思想。在学术上，他推崇孔子，反对道家和墨家。他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杰出的宗师。他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向列国君王游说儒家仁政的思想。但最终无人采用，他回到家乡，和弟子一起著述讲学。著有七篇《孟子》传世，南宋时期《孟子》称为四书五经之一。死后，后世人称他为亚圣。 孔子仁的现实意义_孔子仁的思想概述 孔子仁的现实意义 孔老夫子的仁学，对当代有什么价值意义，或是实用价值，就是往人上活，这是孔老夫子指出的人生道路，活成人，才能活出人的尊严来，体验到人生的情趣，才能实现人生的根本意义和价值。这就是孔子的仁学对我们当代人的实用价值和现代意义。只有往人上活，才能活出人的尊严，才能体验到人生的情趣，才能实现人生的根本意义。拿夫妻来说，丈夫走正确的夫道，妻子走正确的妇道，各尽各的职责，真诚相爱，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夫妻情感，夫妻的真情，反之，都讲各自的权利，男的在外面撒欢找，女的也自由开放，这样的夫妻，注定一辈子也不会体验真正的夫妻情义。兄弟之间要兄良弟悌，当哥哥的要善待弟弟，弟弟要敬让哥哥，才会体验到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否则就认得钱，为了爹妈留下的几间房，吵吵嚷嚷，甚至闹上法庭，钱有了房子有了，可兄弟的血缘手足之情却没了。 朋友之间要真诚相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醇，按照非正道去交朋友，以利益为核心为标准，一辈子也交不下真正的朋友，患难之时，也就别指望有真正的朋友帮你的忙。像管仲和鲍叔牙那样的友谊，是千古佳话，管仲说，我和鲍叔牙一起当兵，一交火我就往后撤，但
论孟子文学思想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孟子的文学批评思想则向着文学的接受和批评方面发展,这一点和孔子有所不同。在文学接受和批评方面,比较著名的是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和“同乐”“同美”思想。 一、“以意逆志”说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接受思想。《孟子·万章上》中,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颇,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读解方法: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 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 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显然,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两句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这不正确之处,按孟子的意思,就在于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那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诗·小雅·北山》),即孟子所说的“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这首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的,因此,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而是一种虚夸。 “以意逆志”的方法虽然是针对《诗经》的正确理解而提出来的,但是孟子也把它应用到其他文学作品的接受上。《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尚书·武成》所述为武王伐殷之事,事成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的残酷场面:“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对这样的写法并不满意,认为会“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的情景进行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他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不取。 关于“以意逆志”,历来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是指说诗者心中之意,如赵歧注云:“意,学者之心意也。……人情不远,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实矣。”[1](P393)朱熹注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这里的“意”,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产生对作品的理解,以其对作品的理解去探讨作品的本意,即赵歧、朱熹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其二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云:
探讨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生于战国中期，“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则继承发扬孔子的思想，“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史记?孟子列传》），希望以“王道”之德政而不是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孟子在政治上伸张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当时被认为是“迁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在现代也仍有其重要的意义。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本、仁政和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1.民本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兵祸连结，人民深受其苦，民不聊生。在这种兵祸连连的状态下，统治者只顾争城夺地，不管百姓死活。“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孟子?梁惠王上》）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思定，社会渴望统一。孟子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希望国君能行王道，爱护人民，救民于水火，在仁政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民归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民本思想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仁政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仁政学说的其他内容大抵源于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并非孟子的发明，孟子以前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曾论及民本思想。
孟子的贡献在于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最终纳入到施政纲领中。战国时代的政治风云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使孟子深刻地意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认识到统治者要巩固政权并进而统一天下，就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此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心必身。”（《尽心下》）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的思想，大胆地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里，人民位列第一，可见，在孟子眼中，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是至高无上的。为了得到人民的拥护，孟子强调君主要与民同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以周文王和夏架为正反例，向魏惠王讲解了“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民欲之偕亡”，“岂能独乐”的道理。孟子认为，国君要想使老百姓尊爱自己，归服自已，必先爱民，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在孟子看来，与民同乐是一个贤明君主必备的品德。 2.仁政学说：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保民”、“养民”和“教民”是孟子提出的施行仁政的具体纲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战乱频繁，兼并战争不断，苛税徭役繁重。他面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实，痛心不已，呼吁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救人民于水火。 孟子所说的“保民”，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要求减轻刑罚和赋税。孟子对人民的苦难充满同情，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
孟子的主要思想 孟子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习，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又“私淑孔门后学”，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毕生追求，形成了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孟子学说，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民本：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先秦民本思想渊源已久，《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谷梁传·恒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孟子对民本思想给以系统的发展和阐述。民本思想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只有“保民”才可以“王”天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仁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仁政学说体系。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 养民：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民之为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二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徭役。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频繁的战争必然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取民有制。”（《孟子·滕文
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之异同 -----来自《中国图书商报》 孟子的儒家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他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主宰其他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论语》中有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１００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手里转了个弯，从孔子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界限到孟子重点研究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脉络则更为清晰。《孟子·尽心上》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而“信”被
孟子的主要思想 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 一、民本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要“保民”，要“与民同乐”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二、仁政 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 1、养民：一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二要使民以时，休养生息，徭役。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不能滥征，不能搞苛捐杂税。他把这看作是富民之道，还骂那些自称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所谓“良臣”是“民贼”。 2、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屡屡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他认为教化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解决民众的道德问题。 三、王道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正因为孟子把实现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国者，便都被他视为“罪人”，视为“独夫民贼”，遭到他的猛烈抨击。 四、性善 性善论是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 首先，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性善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都有向善的能力。 其次，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 再次，“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 五、尽心知性 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 “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尽心”是前提条件。 在孟子看来，只要在“寡欲”、“内省”、“养气”上下功夫，就可能实现“尽心知性”。 六、教育思想 教育目的：明人伦 强调：学习过程中要有独立思考和见解。 教育方法：“存养式”，即保持并发展人的善性。
(一)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一、孔、孟政治思想的相同点： 孔子是儒家是想的开创人，孟子是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者，所以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主张“仁”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在： （一）、孔子、孟子政治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主要从“仁、爱、善”角度思考问题。 孔孟都主张“仁者爱人，人恒爱之”。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认为“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自身的“仁”，才能靠这种魅力影响和感化他人，也才能凭此效力于社会奉献于他人，否则“为人者难成君子，为王者难得天下矣”。 翻开《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在很多场合和自己的学生说教时都会涉及到“仁”的理念。比如说，他曾针对对自贡提出的什么是“仁”时回答说“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能近去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回答曾子提出的问题“仁以为己任”时，孔子解释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为了实现所谓的“仁”，人们可以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由此可见，孔子理解“仁”就是爱人，同情人，舍身处地的体贴人。 翻开《孟子-离娄》一文，孟子就明确提出了“君子所以易于仁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之。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显而易见在这里分明强调了“仁”对一个人的情操培养的重要性。 孟子提出“性善论”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孔子直接说过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从这句话看不出从皆有的那个“相近的”“天生”的人性是善还是恶，但加上他实际上认定了仁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品性，而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所以他心中本有“人性本善”的意思事实未予说明而已。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都是从“仁、爱、善”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其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二）、孔子与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主张“仁治”和“法治”。 孔子主张“德治”即“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揭示了一个基本原则，即为人君者当以德治国，为政与为德是根本分不开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之风必偃。”①孔子主张的“礼治”与“德治”并无不同，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统治者，领导者要重德轻政即要通过自身为榜样作用和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其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以惠民的方式巩固统治权，要求“为政者正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②其要求“正身”的思想最终是为了达到“德治”的效果。孔子考虑政治问题基本精神理念就是“德治”思想。 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德治主义”，故而和孔子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们两人的政治思想都是道德的延伸，都想使政治手段和目的都是以道德为依归，而他们的道理思想又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他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其“仁政”思想的基本精神理念与孔子相同即用“仁政”、“德治”，来教化人民，用道德理念使人们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比如他提出的“制民恒产”、“勿夺农时”、“省刑罚，薄税敛”等，看到了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都是他“德治”的表现。 所以说，孔子与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精神理念是一致的，都主张“德治”。
孟子的思想 一、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人类性善论。“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不过，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二、道德论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三、政治及经济方面 孟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 “仁”、“义”是孟子论理想的核心，又是他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之异同 来自《中国图书商报》 孟子的儒家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 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 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 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他 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 以主宰其他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 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 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 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论语》中有 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 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 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１００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 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 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手里转了个弯，从孔子 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界限到孟子重点研究君 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 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 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 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脉络则更为清晰。《孟子·尽 心上》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 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而“信”被
《孟子》政治思想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如在政治上，周天子名存实亡，地方上四分五裂，诸侯之间征战不休。西汉刘向所编的《战国策》对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进行了描述: 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礼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蓋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 面对上述现实，孟子从人性本善的哲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套改变社会现状、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架构，即王道仁政。 其次，何为“王道仁政”?“王道”在儒家思想中早已存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概念，而“仁政”出自孟子。“王道”实际上是“先王之道”的简称。儒家历来崇尚“王道”，所谓的“先王之道”，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就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的圣王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之道，就叫王道政治。《尚书》中讲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就是儒家的王道理想。
孟子所提出的“仁政”从内涵上来说，与传统的王道思想是相吻合的。仁政就是王道的体现、王道的标志。笔者认为，孟子之所以要在原有的王道概念上提出仁政，原因在于孟子认为其所处的时代不仁且乱。仁就是爱，孔子主张爱人，孟子在此次基础上提出“仁者爱人”。孟子尤其突出了“仁”，在孟子看来，“仁”就是指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为人之端。孟子试图用“仁”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困境，所以他特别强调仁政。孟子在《离娄上》中提到: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在这段话中，孟子突出强调，无论是在上位者还是在下位者，都必须遵循仁治，否则将会国家不保、性命不保，但现状却是这些统治者并未推行“仁”。仁政只是孟子针对政治的一种设计，只是一种政治理想。 孟子所提出的仁政在理论上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它在孟子的思想体系内有着合理的理论基础，即性善论、人性本善的理论。孟子在《公孙丑上》中说道: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论孟子对孔子文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孔子创 立 的儒家学派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建立起新的诠释体 系。处于战国时代的孟子,承担起了发展儒家思想的重任。孟子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针对新的时代特征,做出了新的诠释。 在遵循孔子著述思想的前提下,提升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品格从人的生命主体和人的生存意义的角度,深化了孔子的“仁” 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丰富、深化和开拓了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论述孟子对于孔子文艺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解诗对孔子解诗的继承和发展 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儒学典籍。孔子将《诗经》作为教学中的教材,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生活中的教化作用,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诗经》作为了“仁”和“礼”的范本。孔子在儒学思想的前提下,以故有的思想体系解经,演绎出诗》中无处不在的“仁” “礼”观念。对于孔子的解经,孟
子做出了这样的论述: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 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 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 :“是诗也 ,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 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 志。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孟子 ?万章上》 ） 在孟子看来 ,对于诗句的理解 ,不能停留在字面意义。不 能用望文生义的方法去损害诗歌的深层意义。需要用自己的 领会和感悟 ,去探求诗歌的真正内涵。 即所谓“当以己 ‘意', ' 。” （朱熹《孟子集注》 ）以意逆迎取作者之‘志志的解经方 思想方法。孟子不是单纯从艺术欣赏的方法来解读《诗》 而是强调将之视为教学的素材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其中 与“理”的道德教化作用。 二.对人格之美的继承和升华 孔子从 “仁”的思想出发 ,建立起了一套身为儒者的完美 人格体系 ,并试图以此来挽救当时“礼崩乐坏”的道德颓势。 对于君子“仁”的品质 ,孔子作过如下概括 : 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逊以出之 ,信以成之。” （《论 语?卫灵公》 ）其中 ,“义”是精神的本质核心 ,而“义”的实行 , 需要符合“礼”的要求。孔子把君子的仁义和受礼作为君子 。” 法,从根本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将 诗经》 视为教育手段的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核心思想 孔子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孔子是个大思想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首先，他提出“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孔子又是个大教育家。在奴隶社会里，只有贵族子弟能够受教育，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了。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据说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他教育学生：学习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学习态度要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相传，孔子晚年编订了古待的文化典籍《诗》、《书》等几部书，还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这对古待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待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待，“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
一、性善论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人类性善论。“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性善论”是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不过，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二、道德论 “仁义”是孟子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说的“仁义”，是有阶级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他反对统治者对庶民的剥削，反对国与国和家与家的战争。 仁是一个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畴。《说文》解释仁字：“仁亲也。从人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含义也不断有所衍变。孔子论仁，则给予了更多的充实和发挥。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种意义上运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学说的理论上还不够完整而严谨。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对于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特别表现在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提出由此而生仁义礼智四德，其中心点是为仁。还进一步论述仁义礼智四者的关系，第二，在关于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孟子以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还具体地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具体的仁政措施。 三、政治及经济方面 孟子着重发挥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 “仁”、“义”是孟子论理想的核心，又是他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出发点。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仁，据孟子解释，就是“人心”。怎样才算是仁呢？根据《孟子》一书可以概括为：第一、亲亲。孟子主张统治者要“与百姓同之”，“与民同乐”。第二、用贤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权。孟子公开宣扬“民为贵”、“君为轻”的口号，提倡在一定的范围调和统治者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第四、同情心。
xx思想和xx思想之异同 -----来自《xx图书商报》 xx的儒家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他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主宰其他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论语》中有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xx问政于xx。xx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xx向xx询问如何xx。xx说： “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 “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１００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
孔子主要思想 孔子主要思想有：仁、礼、孝、中庸之道、君子人格的塑造、教育、天命、治国安邦等思想。 1、仁 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但“仁”具体指的是什么？孔子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概念。“仁”的基本要点是“爱人”： （1）“恭、宽、信、敏、惠”，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仁”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准则，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爱，以教化的方式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2）孝悌。孔子的仁爱把孝悌视为根本，主张在“亲亲”的基础上推己及人，这是他实践仁的方法。 （3）“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一定要由自己的难处或愿望想到别人的难处愿望，同时，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总之，从统治阶级，到家庭，再到个人修养，“仁”无所不在。体现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具体应从小事做起，落实到个人的一切行为中。圣人的仁德之心是随时随地都会流露出来的。孔子还认为，每个人都有为仁的愿望，“仁者，人也”。为仁的关键在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2、礼 （1）“礼”的内涵：“礼”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孔子提倡以“伦理”为基础的严格的“等级”制，作为治理国家的规范。孔子告诫统治者要依礼行事，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达到和谐的“礼”治境界。二是个人之“礼”，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个人准则，服从于制度之“礼”。孔子认为，“正”就是合礼，在日常生活中，就算细小之处也要讲究合礼。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 （2）“礼”与“仁”。礼的内核是仁，礼是仁的目的和外在表现。孔子的礼是建立在仁德基础上的礼，讲制度、讲规范，都是为了坚守伦理道德。 （3）克己复礼：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是在承认个人有一定自由欲望基础上提倡人要克服欲望、约束自己，达到“礼”所规范的要求，从而达到“仁”的道德境界。“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仁政。 3、孝 “孝”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 （1）孝与仁的关系。孔子认为孝悌是仁之本，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悖礼的事情；只有敬爱父母，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推己及人，关爱他人，实现“仁”。孔子认为，“仁”是由“爱人”，即家庭的孝悌关系开始，逐步扩展的。 （2）如何做到孝？ 孔子认为，“孝”不仅仅是指子女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和情感上去慰藉、尊敬和善待父母。因此，孔子在“孝养”的基础上提出了“敬”、“爱”、“顺”的观点。 “敬”指的是子女要发自内心尊敬父母，和颜悦色侍奉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爱”指的是子女关怀、体贴父母和温暖父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孟子的主要思想 一、民本 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要“保民”，要“与民同乐”。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统一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二、仁政 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其精髓在于以民为本,以百姓的利益为重。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必须先有仁心，然后方推行仁政。施行仁政的过程是先富后教。要求君王减免刑罚,减轻赋税,使百姓有一定的田产，使百姓衣食无忧,然后再设立学校，教百姓以人伦，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义”。 三、王道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正因为孟子把实现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国者，便都被他视为“罪人”，视为“独夫民贼”，遭到他的猛烈抨击。 四、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推崇尧舜之道。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荀子提出的“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比较讲究实际，不泥古。荀子虽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这一点上，比孔孟进步。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不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五、性善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性善论是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 首先，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性善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都有向善的能力。 其次，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并非后天形成的。 再次，“人皆有之”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 孟子以“性善论”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提供理论根据，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 六、尽心知性 在孟子看来，“尽心知性”是成为“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 “尽心”即指把人的本性中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到极致； “知性”，即指对本性中的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有准确深刻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异同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
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