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佚
辑佚是针对散佚文献的整理活动，有其独立的工作方法与工作程序。
一、散佚文献及其类型
散佚文献：那些已知确实存在过，后来则因失去原始存在状态而为人们不易获见的文献。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552家，仅存44家。
散佚类型：
1.散佚之书
指某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流传过，而在后世此书作为独立的文献已经不存，只有个别篇章字句以某种形式被其他文献转引而保存下来。如东汉王朝四次递修而成的《东观汉纪》，作为记述东汉史事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的许多资料不见于南朝人范晔所修的《后汉书》。魏晋时期此书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然早在董卓之乱时此书就已散佚。尽管如此，《隋书·经籍志》仍著录有143卷，而到宋代的《直斋书录解题》仅记为10卷，《宋史·艺文志》只著录8卷，可知此书在唐宋间迅速散亡。至明中叶，10卷本与8卷本也已不传，仅一些零篇散句见载于类书、史注等文献中。清修《四库全书》，馆臣据《永乐大典》各韵所载辑录为24卷本。
2.散佚之篇
某些作品确系某作家（或某一时期）的创作，但在编辑该作
家作品全集（或该时代总集）时，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方面的原因，这些作品没有收录在内。如《诗经》是一部汇集上古至春秋时代的诗歌谣谚的作品总集，然后先秦著述中所引之诗未见于《诗经》的亦复不少，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逸诗”。对此现象，古人曾提出两种解释，一是说这些诗是在“采诗”过程中未被采入；一是说这些诗是由整理《诗经》的人删除的。
3.脱佚之文
在某些看似完整的传世文献中，实际上存在着曾被其他文献征引却不见于其传本的文句。如司马迁的《史记》据其自序看有130篇，今所见亦为130篇，似为完书，事实上此书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做过一次补撰，到班固撰《汉书》时又有“十篇缺，有录无书”，故今天所看到的“全本”可能是后来又有人补撰而成的。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上元张灯”条曾经提到《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之文为今本所无。清人王仁俊曾以《白氏六帖》、《十一经问对》、《太平御览》等书所引《史记》之文与传本相较，得《史记佚文》一卷，皆传本《史记》所无。
上举诸例，《史记》、《诗经》都是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由此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序》中说：“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
二、辑佚与辑佚工作的意义
辑佚：将散见于现存文献中的散佚文献逐一摘录出来，按一定的方法加工后编辑成文（篇、册），使散佚文献得以复现、流传的文献整理活动。清末皮希瑞总结清代经师有功于后学者三件事：“一曰辑佚书”、“一曰精校书”、“一曰通小学”，而辑佚之事居其首，由此可见辑佚工作的重要性。
1.恢复旧典
从辑佚工作的概念看，其最直接的成效就是将散佚文献钩稽出来，是之重获流传。这对于发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文字记述史中，见于典籍记载的约有18万部，其中散佚不传的多达7万余种。这样大量的文献失传，直接影响了准确描述我们民族的文化发展概况、科学进步水平等问题。如《太平御览》卷36引《尚书考灵曜》的一条佚文，曰：“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人不觉也。”这句话反映了人对宇宙天地运动的科学认识以及运动相对性问题的了解，类似佚文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科技史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2.完备资料
尽可能全面辑录一个时代的文献，对于准确描述一个时代的历史、学术、文化发展等都是必要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等重要典籍从《永乐大典》中被辑录出来，使治宋史者可资使用的资料更加完备，也可使宋史研究
更趋准确。又如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先从唐宋类书及其他著作中搜录辑编了《古小说钩沉》一书，自先秦迄隋，共得36种，打好材料基础，才能更好地再现历史。
3.保存文献
文献代有出现，亦代有消亡。如《永乐大典》在清乾隆年间作为重要的辑佚文献资源被使用过，使大量当时已经亡佚的重要典籍再现世间。然而不幸的是《永乐大典》这部书却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中散失，倘若不是事先作过辑佚，那么文献的损失更加惨重。
4.存目备考
有时散佚文献的原文已无从辑录，而文献的名目尚可考见，将这些资料汇集为佚书目录，此项工作对于了解文献流传或学术变迁的情况也是有帮助的。如北宋太宗雍熙年间（984）曾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其后有《嘉祐访书诏并目》一卷、《求书目录》一卷，南宋有《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这些书目在当时的作用是向民间搜访官府藏书所无者，今日再看，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宋代官府藏书的情况。
5.合力作用
辑佚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古籍版本、校勘、注释、辨伪等
工作相配合，可以有效地加强其他工作的效果。如与辨伪相结合，如果能够发现古人作伪时对有关佚文的依傍或增益，就容易发现作伪的痕迹，这类实践在古籍辨伪工作中屡屡出现。
三、古书散佚的原因
1.书厄说
“书厄说”最早由隋代牛弘提出，《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记载牛弘向隋文帝上书，把秦始皇下令焚书、王莽末年兵乱焚毁、董卓时吏民哄抢、五胡乱华之际文物荡然、梁灭亡时萧绎焚书等五件历史上重大的书籍毁灭事件称为“书厄”。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又补充了隋唐至宋末的灾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及皆毁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历，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历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绍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
当然，书籍的劫难不止于战乱水火，还有很多人为的禁绝。如王安石主政时曾将自己写定的《诗义》、《书义》、《周礼义》送国子监镂版，颁行天下学官，学者争相传习，可谓盛极一时；后变法失败，新学遭禁，王著三经义及《字说》均被废弃，明代后期皆以亡佚。这是典型的“因人废言”。又如清朝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下，凡具有反清思想的、涉及诋毁少数民族的书籍一律销
毁。孙殿起根据《禁书目录》、《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考察，发现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e。这是“因言废书”。
综合来看，书厄的出现，有些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关，有些与王朝更迭相关，有些与管理者的管理不善有关，有些与自然灾害有关，其中固然有天灾、但主要还是人祸。这是造出图书亡佚的重要原因。
2.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主要书写材料是竹简和绢帛，竹简笨重，每片所载字数有限，而且书写前必须经过裁断、剖削、“汗青”、“杀青”等多道工序，费时费力。绢帛轻便，但价格昂贵，直到丝织业高度发达的汉代，一匹绢尚值六百余钱，相当于六石米的价格，一般家庭使用不起。所以在文献传播的早期，单位文献传抄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其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散失的风险也就更大。根据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的统计，《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至西汉典籍614家，12990篇，而至今存世的（包括残缺疑伪的在内）不过90家，不到六分之一了。
而且在书籍主要以传抄形式流传的时代，卷帙浩繁的书流传极不容易。如三国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千篇，传抄不易，至南北朝时已不见原书，只有节抄本存世，至隋朝时节抄本亦不存。又如南朝齐《四部要览》1000卷、梁《华林通略》700卷、北齐《修文殿御览》360卷、唐《文思博要》1200卷，皆因部头
过大传抄不易，早已不存于世。
3.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在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流传，因此人们对抄录的书籍是有所选择的，质量好的流传日广，其他的流传日微，逐渐被淘汰成为佚书。如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总集的编纂始于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随后还有孔宁的《续文章流别》、刘义庆的《集林》、沈约的《集钞》、孔逭的《文苑》等十余家。梁代萧统的《文选》后出转精，因其选编质量、方法远胜前人，致使其他各家相继亡佚；《新唐书·艺文志》仅著录了二家《文章流别集》、《文苑》，到《宋史·艺文志》就只有《文苑》存世了。
雕版印刷术使用之后，书籍的传播手段固然先进了很多，但是书籍的质量仍然影响到书籍的流传，如北宋时先有薛居正所著《五代史》150卷行世，后欧阳修又编《五代史》74卷，欧阳修死后他编的《五代史》由朝廷正式印行，这样一来，北宋年间薛、欧二史并行，但由于欧阳修名气大，其书体例亦严谨，文笔简洁，更适于统治者需要，到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7），诏学官削去薛氏《五代史》，只存欧阳修《五代史》，于是薛著渐废。
4.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古人的文献观念较今天淡薄，所以往往不注意为某些稀有文献资料保存副本，甚至于把图书视为奇货、古董，不肯借人浏览，更不用说允许别人录副了。有时因为一些政治上的考虑而限制文献的散布。官文书是了解一代社会政治现实最直接的史料，但它
们历来不向社会流通，深藏宫中或官府，世为秘籍。这样的文献遇到天灾人祸，最易亡佚。自汉至宋的历朝实录，命运莫不如此。又如明代所修的《永乐大典》22877卷，征引上古至明初各类图书文献七八千种，其中有许多是今已无传本的宋元以前旧籍。此书编成后只抄录了一部藏于南京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故宫（文昭阁）。嘉靖四十一年（1562），誊写副本一部，分藏文渊阁和皇史宬。明末清初，正本下落不明，雍正年间，副本收藏在翰林院，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发现《永乐大典》有千余册不知所终，光绪元年（1875）仅存五千余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曾火烧翰林院，此书遭到毁灭性破坏，至今尚存者百分之三四。幸而在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曾从中辑录了388种已失传的古佚书，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即便如此，《永乐大典》一书损毁所造成的文献灾难仍是不可挽回的。中古古代有重德轻艺的传统，孔子曾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其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次观念非常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如秦始皇焚书，主要是针对儒家经典、百家之书和各国史书，而兵书、农书、医书等生活、技术之书并不在焚毁之列。但由于儒家经典有利于政治教化，史书也对当代统治者有借鉴作用，因此这些被列入焚书之列的典籍后来又大量出现流传，相反不在焚书之列，而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农书、医书几乎全部失传，成为佚书。
马端临说：“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休；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由此可见古人观念如此，竟至于对这些书的亡佚毫无痛惜之情。
5.集大成性质的书籍出现造成早期文献散佚
集大成性质书籍的出现，往往伴有大量早期文献的散佚，这是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情况，有时与早期文献质量不佳有关，有时与文献传播手段落后有关，有时与统治者的推崇有关，因此单列出来说。
如郑玄是两汉古文献学集大成者，治学范围广泛，又兼涉今文、古文、经学，他遍注群经，融会了今、古文的不同说法而加以折中。皮锡瑞说：“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可见郑玄所注诸书对于汉代经学各家学说而言的替代作用之大。
又如元代学者戈直所著《贞观政要集论》中说：“太宗兴起斯文，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孔颖达撰定疏义。《易》主于王弼，《书》主于安国，《诗》主于毛、郑，《三礼》主于康成，杜预之《左传》、何休之《公羊》、范宁之《穀梁》，皆卓然显性于世，而其他数百家尽废。”这就说明唐代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的畅行，直接造成汉以来其他古注本的失传。
四、辑佚的方法
辑佚的主要任务是把佚文找全，尽可能按原书的顺序排纂好。
寻找佚文主要有：
1.古注
如郦道元《水经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史记》三家注（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三国志》裴松之注、《后汉书·志》刘昭注、《十三经注疏》引汉魏六朝旧注。
2.类书
《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玉海》、《永乐大典》等。
3.小学书
《原本玉篇》、《一切经音义》、《经典释文》等。
4.其他汉魏六朝隋唐古书
如《开元占经》内有不少佚书引文，历代史书中有不少诏令、奏议及一般诗文。搜辑诗文，应重点利用文学总集，如《文选》、《古文苑》、《文苑英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唐文粹》等。
佚文排纂：
佚文排纂首先要对古书进行研究，弄清楚古书的体例。对于佚文本身也要进行校勘，有些引文不止见于一处，文字互有出入。应在小注中注明。经书佚注，应照经文顺序排列。诗文可先诗后文，依文体分类排，亦可编年排列。
佚文出处应注出，早己辑佚书不注出处，不便查核，不够科学，如《二
十四史》中《旧五代史》是辑本，却不注每条佚文的出处。
古人引书有时节引、有时引其大义，并且又不加省略号和引号，往往不知起迄，应熟悉古人的引书通例，才能正确辑佚引文。
五、辑佚的文献资源
佚文可能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部类的图书文献中，其中有些类型的图书在编纂上具有征引群书的特点，这样的图书文献主要有：类书、史书、古注、地志、字书、杂钞、金石等。
1.类书：
类书是指从许多图书中采辑材料，按照一定体系，分门别类编辑而成的书。类书的编纂方法决定了类书成为最常用的辑佚文献源。明人胡应麟对于类书的辑佚作用有深刻认识：“宋世不存而近时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自验，故知之最真。”他接着说：“宋初辑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之庞赜，《文苑英华》之芜冗，《太平广记》之怪诞，皆艺林所厌薄，而不知其有助于载籍者不鲜也。非《御览》，西京以迄六代诸史乘煨烬也；非《英华》，典午以迄三唐诸文赋烟埃矣；非《广记》，汲冢以迄五朝诸小说乌有矣。”
《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玑断璧，至捃拾不穷，要不可谓之无补也。”从辑佚学的角度看，类书是保存佚文最多的图书类型之一，故从事辑佚者无不最先使用类书作为辑佚之源文献。
从类书进行辑佚工作最有成效的，莫过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
乐大典》从辑录大量古佚书，根据赵万里的统计，计有经部69种，史部103种，子部133种，集部182种。其他可资用的类书还有：《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玉海》、《事类赋》、《山堂考索》、《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
2.史书
中国的记史传统源远流长。《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知制度性的历史记载由来已久。后代的史家在著述时，多注意采用前代史官记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以传实。如《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春秋左氏传》、《国语》、《战国策》今皆传世，而《世本》一书失传，因此后世辑佚《世本》的各家都注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清人秦嘉谟《世本辑补》：“古来述《世本》者，莫如司马迁、韦昭、杜预，今以《史记》及《国语》韦注、《左传》杜解三书为本……补辑成编。”
再以正史为例，本纪、世家、列传多收诏令、奏疏、文赋、词藻之类，因此史书也成为辑佚这些文献的重要资料。如清代严可均辑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采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及南北朝诸史的文章就很多。
3.古注
一代人以一代之语言记事行文，后世人往往由于时代的隔膜或制度的变迁对前代史事不易理解，于是出现了注释家。最有名的是所谓的“四大古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65卷、郦道元的《水经注》40卷、
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3卷、李善的《文选注》60卷。此外尚有《史记》三家注——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30卷，三国吴韦昭《国语注》，以及《十三经注疏》等，都是传世之名注。目前所知最早的辑佚书：北宋陈景元辑《相鹤经》就借重《文选注》。《三国志注》征引魏晋著作二百余种，宋以后已是十不存一。《水经注》注文是原书的20倍，引书四百余种，其中有许多书已不传。因此古注尤为辑佚家看重，成为辑佚的又一宝藏。
4.地志
地志有专志（山志、水志、寺院志等）、地方志、一统志等，它广泛而详细地记录了一方（或全国）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关隘、古迹、寺观、物产、天赋、灾异、风俗、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资料，被称为“一方之全书”（章学诚）。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征引繁富，多南宋所未见本”，其中所载亡佚地志多达百余种，著名者有西晋《太康土地志》、梁代顾野王的《舆地记》、唐人李泰的《括地志》等。清代方志学派有：“无一语不出于人”的主张，他们编纂的方志大致依循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之例，搜辑旧文，排比资料，注明出处，显示“述而不作”的宗旨。这样编纂而成的方志保存的艺文肯定很丰富。来新夏在《方志学概论》中说：“旧方志中的艺文、金石、古迹等类目中，著录了大量当地人撰写或与当地有关的诗文、书目、题名、碑刻、民歌、谣谚等。这部分的内容往往种类繁多，数量惊人，其中不少具有珍贵价值，可以补正史和流行诗文集的不
足……如从方志中可以找到《全唐文》为收入的唐人作品，可以找到许多历史人物在本地留下的零星题咏、散失诗文、书画刻石等，为各类研究提供佐证。”说出来方志在辑佚中的作用。
5.字书
字书在解释字的形、音、义时往往引录古文旧说为证，而字书作者著述时可见的典籍到今天可能已经亡佚，这时字书中的引文就成为重要的辑佚文献源。如唐代僧人慧琳编的《一切经音义》100卷，是一部注释佛经字词义的典籍，此书在著述的过程中援引各类典籍700余部，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注明的有郑玄《尚书注》、《论语注》，贾逵的《春秋左传注》，孙炎的《尔雅注》等。特别是书中引用古人字书颇多，如《仓颉篇》、《字林》、《文字指归》等。此书在国内长期失传，清光绪初年复得于日本，陶方琦从中辑出《仓颉篇》、《字林》，顾振福辑出《仓颉》、《三仓》、《劝学篇》、《文字集略》等十余种为《小学钩沉续编》，汪黎庆辑《字样》、《开元文字》、《韵诠》、《韵英》4种为《小学丛残》。所以字书也是历代辑佚者常常采用的。
6.杂钞
杂钞一类的书多是摘录古书的某些资料而成的，或依类编成但分类不如类书严格细密，注明出处；或节钞某书中的精言轶事而记录原书之名，类似于今天的读书摘录笔记。杂钞性质的古籍最重要的如唐人马总的《意林》、魏征的《群书治要》、林宝的《元和姓纂》，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张镃的《仕学规范》等。古人于杂钞一类书中辑录佚书颇有收获，如北宋陈景元辑出《相鹤经》就利用过《意林》，鲁
迅辑《古小说钩沉》于《太平广记》中采获颇多。
7.金石
金石类的文献既包括金文、石刻本身，也包括已经过转录印制成书本式的金石录之类的文献。我国古代在金石上铭刻文字的历史很久远。《墨子·兼爱下》：“依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由于金石载体易于保存，不像丝绸、竹简、纸张那样容易焚毁、霉烂和遭受虫蛀，所以常常被用来铭刻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等。清人王昶chang《金石萃编》160卷，收录三代至宋末的石刻文1500余件，按时代编次，摹录原文，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清人辑佚时非常重视此类文献，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收录金石文字200余篇。近代以来，考古发现的石刻文字颇多，加之有“二重证据法”的科学指导，学界颇重视以金石文献验证古书的记载，因此汇集各类金石文字的文献也不断面世，重要的如《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续编》等。
李心传
李心传之微之，宗正寺薄舜臣之子也。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
晚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人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
赴阙，为工部侍郎，言：臣闻“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盖其杀戮之多，赋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气，上干阴阳之和，至于此极也。陛下所宜与诸大臣扫除乱政，与民更始，以为消恶运、迎善祥之计。而法弊未尝更张，民劳不加振德，既无能改于其旧，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于罔愆
阮元对联欣赏 三朝阁老，百副佳联1 ——阮元对联欣赏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江苏仪征人，是位“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大学者。阮元为乾隆进士，历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浙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阮元博学多才，通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等，能书法，擅联语，他的许多妙对佳联为后世传诵。 阮元自幼聪慧过人，“五岁教识字，六岁就外傅。”他八岁即能作诗，常常大发诗兴，朗诵己作．令同伴羡慕不已。他的老师起先对此有点怀疑，就命他即席赋诗。阮元诗成后，其中有一联令先生惊叹。句云： 雾重疑山远； 潮平觉岸低。 阮元幼时酷爱读书．常到当时仪征城内的名屋书店“买书”。因家境贫寒．他往往读而不买。据传，有一天书店主人问他：“你看了许多书，难道一本都不中意吗?”阮元答：“看过的书我都已记住，不用买了。”原来阮元能过目不忘。店主有点不信阮元的话，顺手拿出阮元看过的《易经》，让他背诵开头几句，哪知阮元一口气背了五页。店主大为惊讶，又让他以买书为题作副对子，阮元稍作思索，道： 难付千金，诸子百家仍躺架； 纵观万卷，一目十行已藏胸。 店主听后连连称赞，知其前途无量，便将那部《易经》送给了阮元。 乾隆五十年，阮元参加科试，为一等第一名；乾隆五十四年，阮元参加会试。钦取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第二年散馆考试，列一等第一名。乾隆五十六年大考翰詹，又取得一等第一，升少詹事。依照惯例此时应该设宴庆贺。于是阮元邀同衙坊局诸君在“一枝轩”把酒赏菊。席间文远皋庶子出一上联云： 墙上竹枝书个个； 请座中各位对之，阮元应声对道： 盒中棗子叱来来。 有人初不以为工，后查《汉书》才知下联为东方朔故实，乃极口称赞。
校勘发展简史 摘要：校勘是我们在学习古典文献学必不可少会用到的一个科目，作为文献学最古老的科目之一，它究竟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关键词：校勘，校雠，发展 校勘，在《汉语大字典》中这样释义：指对同一书籍用不同的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核对，以考订其文字的异同和正误真伪。校勘，在发展之初叫做校雠，校，有查对、订正之意，雠，有两者相对之意。雠字，《说文》: "犹讐也。" ?玉篇?: "对也。"《正字通》：“言相贵在对也”。《韵会》：“雠，犹较也。谓两不相覆校，如雠仇也”。《尔雅》："匹也。郭注：“雠犹俦等类也”。《方言》: "予赖雠也，秦、晋曰雠据上所引诸说看来，是雠字有角比检考之意，与校可以互训。有说“一人独校为校，二人对校为雠”，校雠就是二人相对，各自手持定本或校本，找出二者互相不一致的地方。汉以后，一般是一个人根据不同的本子参照比较，不再采取一人读书、一人持本的做法。中国古籍的校勘，根据近代学者的研究，一般采取以下四种方式：①对校。用同一种书较早的本子与其他本子对读，遇有不同处，即注出来，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这是校勘的最初阶段，也是最基本的程序；②本校。以同一部书前后互证，指明其前后文字或记载的异同，并进一步判断其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日:“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则又由校雕目录之学，进而为学术史底探讨了。章氏特著《宗刘》一篇于《校佛通义》中，于《刘略》、《班志》特致推崇;我们试就《汉志》加以检讨，看它们如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志》首列一段总叙，述秦代焚书，汉代求书校书底经过;次乃分述六略。此六略中，每一小类书目条列既定，总计家数篇数之后各有小序一段;每一略各小类完后，又总计此略之家数篇数，又有撮述此一略之序文;六略俱完，又总计种数(即小类数)部数及篇数。《汉志》组织，大致如此。章氏所谓辨学术，考源流者，即是指《汉志》中之序文而言。《六艺》、《诸子》二略尤足以见学术之渊源。今录《六艺略》各类小序，以见一斑。1 关于校勘的最早记载, 见于《国语·鲁语》。鲁国大夫闵马父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 以《那》为首。此事又见于《诗经·商颂·那》小序:《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 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 通“父”) 者, 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 以《那》为首。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商颂谱疏》对此事有个解释:韦昭( 注《国语》者) 云:“名《颂》, 颂之美者。”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郑玄《诗谱·商颂谱》曾言:宋戴公时r一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宋为商王封兄微子启所封，故尚存有《商颂》。自启至戴公已七世，所存商颂十二篇已有错乱讹误，故以周太师所藏者校之，定其次序，以《那》‘篇为首。这已是校勘编次的工作了。3校雠目录学纂要蒋伯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史记·孔子世孔子的弟子卜商, 字子夏, 也留下了一则校勘事例。《吕氏春秋·慎行·察传》载:子夏之晋, 过卫。有读史记者, 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 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 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因“亥”与“豕”,“己”与“三”写法相近。)子夏指出卫国人读错两个字,其原因是字形近似。虽然这里未说明是卫国人读别字, 还是简帛所写的文字错误。但这事的性质可算属于校勘范围,也可
一研究状况概说 有清一代，朴学大盛，在辑佚学方面，更是集前代之大成，达到了中国古代辑佚学的最高水平，对中国传统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自清末以来，学者即开始了对清代辑佚学的总结和研究工作，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出现了三次研究高潮。① 第一阶段，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清代辑佚学的开创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时期：清末至梁启超时，为清 人的总结时期；梁启超时至新中国成立，是初步奠定研究规模时期；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研究相对沉寂时期。清末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辑佚进行了定位，认为辑佚应与校勘、训诂合称为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部总结历代雕版印书知识的文献学著作，卷八专有《辑刻古（佚）书不始于王应麟》篇，对清代辑佚作了总结。但对清代辑佚作正式研究则是始于梁启超。梁启超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辑佚书》一节凡七千余字，对清代官府的辑佚工作进行了论述，如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据《永 ·文献学苑· ①参考曹书杰《20世纪的辑佚学研究（1949年以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20世纪的辑佚学研究（1950-1998）》（《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中国辑佚学百年》（《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等文。收稿日期：2008-06-23；责任编辑：党燕妮 清代辑佚学研究综述 胡喜云王 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清代辑佚学研究，清末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开创时期，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复苏，对清 代辑佚学的探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在理论探索层面和个案研究上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粗浅之处，今天应立足于时代，融贯中西，充分发掘其中的优秀遗产。 关键词：清代辑佚学研究现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69３８（２００9）０1－0136-0５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f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Dynasty Hu Xiyun Wang Lei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lain Learning got great prosperous in Qing Ｄynasty ，as its important basis and primary content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has achieved maximal level in China ancient times.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there had started the studies of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Ｄynasty.There were two stages of the study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to the late-1970s is the research foundation time;1980s until now i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time.For the sake of discussed more deepen ，there should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about present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Ｄynasty firstly ，then narrated in detail from the synthesis discussion and the case study about it in Qing Ｄynasty ，finally ，made great efforts to analysis th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s. Key words ：the gathering together of scattered writings in Qing dynasty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summary ＣＬＣnumber ：G256.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1-0136-05 136
收稿日期:2008-02-18 作者简介:陈美林,男,1932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 ———从“做官”与“做馆”谈起 陈美林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儒林外史》齐补本将卧本“做官”改为“做馆”,并无版本依据,可见刘红军文中 肯定齐补本所改,显系对《儒林外史》原文的误读。因此,保存卧本原真是必要的。 关键词:校勘 解读 做官 做馆 中图分类号:I 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2-011-08 我国古籍汗牛充栋,在长期流传中,“后人习读,以意刊改”、“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现象屡屡有之,以致不少古籍失去原来面貌,从而有校勘之必要,以“克复其旧”、“归其真正”[1] 。 古籍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史、哲、经、农、医、理、工等学科无不有大量古代著作传世,它们都是先贤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经验总结,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在解读各类古籍时,自然也必需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即使文、史两类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有很大差异。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史学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文学容许虚构,而史学则不能有违史实。虽然文史可以互证,但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在二者互证时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免混淆而致误读。 刘红军《“做官”还是“做馆”———兼论迟衡山武书的结局》(见《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下 称“刘文”)一文既缺少必要的校勘,又未曾将文、史二者分辨清楚,以致误读文学作品,因此,该文的结 论仅可视为一家之言,而不能成为定论。 一 刘文根据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之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下称齐补本)六十回本之第五十二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文中所叙及的“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馆去了”来校正早于此本的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下称卧本),卧本第四十八回(回目文字与齐本五十二回同)中的文字为“迟衡山、武正字到远处做官去了”。刘文认为卧本“做官”误,而齐补本“做馆”是,但缺少必要的校勘根据。 由于《儒林外史》并无作者吴敬梓的稿本传世,自然无法与之对校;同时,在其他文献载籍中又寻不到有关《儒林外史》原作的辑录,也无法进行他校。但《儒林外史》全文俱在,可以进行本校,提出本证,而刘文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仅凭自己的识见予以推断,未免偏颇。 2008年6月 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 mal University Jun .,2008No .2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命题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研究历史总是研究者现时 现刻的思想活动；二是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生活需要激发起来的；三是历史是按 现时人的兴趣和价值取向来思考和理解的。这个命题含有明显的历史相对主义 的消极成分，但也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那就是确认了一个事实：历史认识的 起点，来源于研究者感受到的现实需要。 列举从古自今史考的名著：司马光《通鉴考异》、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章学诚《文史通义》、崔述《考信录》 列举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作：曹佐熙《史学通论》、李则纲《史学通论》、周容《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学通论》、李大钊《史学要论》、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蒋祖怡《史学纂要》。 列举史学方法著作：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姚永朴《历史研究法》、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梁启超《新史学》 马克思史学的东西：翦伯赞《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列举出列举出五部查阅资料的工具书：唐代欧阳洵《艺文类聚》、北宋李昉、李穆《太平御览》、三国魏文帝时刘劭、王象等《皇览》、明解缙《永乐大典》、，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太平广记》、北宋李昉﹑徐铉﹑宋白及苏易《文苑英华》、清朝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唐初的虞世南《北堂书钞》 名解历史观：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历史观 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 领域的延伸。阶级史观(革命史观) 又称阶级斗争史观，从阶级的视角去研究历史，研究各个历史阶层中不同主导的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发展状况对所在历史时 期的影响、文明史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 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综合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全球史观（整体史观）、（近）现代化史观、英雄史观、正统史观、个人历史观等。 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比较研究法是对历史上同类事件、人物和现象进行比较 和对照，并分析其异同及缘由，从而寻求历史规律的一种方法。遵循“可比性 原则”——拿来作比较的事物，其材料必须是同类的，同一范畴的，采用同一 标准的，处理方法也是相同的。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比较。明确比较研究的主 题，确定比较对象。深入比较，找出异同。广泛验证，揭示规律。这样就有助 于克服史学研究的片面性、狭隘性，可以起到“间接实验法”的作用结论鲜明， 有说服力有助于开拓视野，启发思路，发现新问题。比较方法不是唯一的，也 不是万能的，结论会有不完全性或或然性，结论还带有很大的揣测性，容易产 生牵强附会。
阮元与《积古图》 袁玉红 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收藏宏富，《积古图》就是藏品中的一件珍品。 《积古图》为手卷装，通长2640厘米，高38厘米，引首卷端翁方纲隶书题“积古图”三大字，右钤“长毋相忘”印，落款“嘉庆癸亥夏六月朔为云台中丞题并记于后北平翁方纲”，下钤“潭溪”、“翁方纲”印。其后是工笔彩绘绢本“积古图”。图长67.5厘米，高34厘米。钤“积古斋”、“文选楼”、“仪征阮伯元”印。再后为阮元手书《积古斋记》。此记文收入《揅经室集》三集卷三，相校后发现文字略有差异。经文为正书，书写在刻印佛经旧纸之背面，凡35行，348字。卷心是阮元手拓家藏的历代钟鼎彝器镜、洗、泉布及砖砚等91件金石文物的铭文拓本和91方秦汉印符的钤印。这些拓本剜裱在手卷上，钤“阮伯元藏钟鼎文字”、“八砖吟馆”、“琅嫏仙馆”印。铭文拓本下是阮元手书释文和考订文字。卷心长2135厘米，前钤“可园珍祕”、“第二品”、“积古斋印”、“阮伯元所藏钟彝吉金”等印，后钤“研经堂”、“积古斋”、“阮伯元手拓本”三方印。卷尾是翁方刚手书《积古图记》和陈文述书与法式善等十六人同观题款及伊秉绶、赵魏手书题记识文凡四则。 《积古图》的作者，据《积古斋记》可知是周卣。周氏名瓒，字秬卣。《履园丛书》载：“周瓒号采岩，吴县横塘人，工山水人物，细逾毛发，用唐、宋人法，识者谓自仇十洲后无此种笔墨矣。阮芸苔宫保为浙江巡抚时，常在幕府，然吴门士大夫鲜有知其者也。”《扬州画舫录》中记：“周瓒，字采岩。吴县人。少学花卉，既成，学界画白描人物，而大幅工笔山水，出奇无穷，遂成名家。”《积古图》是周瓒受阮元之嘱而绘。创作背景是壬戌腊日，即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初八，阮元邀其同好朱右甫为弼在积古斋与其子赏鉴所藏金石文物。图中所绘三人，中坐为阮元，对坐是朱为弼，阮元后立者是阮元之长子阮长生。手卷中，阮氏私藏金石铭文拓本的器物全形在图中都有图绘。所画钟鼎彝器用透视法，立体感极强，器物上的纹饰都能依稀可见，十分逼真，充分展示了画家工笔绘画的技艺和对青铜文化造型艺术的理解。 阮元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享年八十六岁。字伯元，号芸台，晚年号颐性老人、经老人，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高宗亲擢第一。历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拜体仁阁大学士。提倡朴学，精于考据，为乾嘉考据学著名学者。在金石文字研究方面，平湖朱为弼是其得力助手。朱为弼，字右甫，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授兵部主事，迁员外郎。为弼精研金石之学，佐阮元纂《钟鼎彝器款识》。 阮元是清代一位杰出的经学名臣，同时也是清代学术史上地位显赫的人物。阮元喜藏金石文物，尤重铭文，而证史实。拓本中“禄康钟”、“虢叔大林钟”、“父乙鼎”、“太祝鼎”、“陶陵鼎”、“师酉敦”、“诸女”等器物铭文都收入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内，并附铭文考证。阮元在铭文考证上独有心得。如在“齐宝货”刀币拓本下，有阮元书“歙程易田以为宝字非吉字。”程氏名瑶田，字易畴，又字易田，清经学家，江永的弟子，多与阮元有文字研究。在这里，阮氏显然同意程易田之说。冯云鹏所辑《金石索》“金索四·齐刀”图下也将面文识“齐宝货”，并注文：“此钱往往得于章邱、临淄等处。《嘉祐杂志》称为齐太公杏九，今人呼为齐吉化，皆非也，缘不识古文宝货字耳。”后来学者多将“齐宝货”三字识为“齐法化”。“齐”指齐都城临淄，“法化”意为标准货币。在“即墨之宝货”拓本下，阮氏书“据此知即墨古本作节墨，其作即者省文也。今即墨县当读为节墨县。”《金石索》“金索四·即墨刀”图旁注：“金石志云，‘节’‘即’古字通，据此齐即墨正当作节，今作即者，省文耳。”此文与阮说类同。先秦时代刀布币文涉及的地名很多，有的沿用至今，如邯郸、离石、节墨（即墨）等。阮元对所藏青铜酒器不仅考其铭文，视重宝之，而且还实用之。例如嘉庆八年（1803）二月二十六日，阮元父七十寿辰，阮选商周十三酒器在
xxxx文献学习题库 一、填空： 1，文献一词最初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______，二是指______。 2，1983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规定“文献”为“记录有 ______的一切载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则界定“文献”为“记录有______和 ______的一切载体”。 3，古典文献学最主要包括____、____与____三方面内容。 4，据载，孔子在整理“五经”（即____、____、____、___、___）方面贡献很大，也为后世文献整理树立了典范。 5，秦始皇三十四年的______事件对先秦文献的流传产生了很大的破坏。 6，西汉大历史家司马迁著《史记》时，采取“厥协______异传，整齐 ______殊语”之作法，对古典文献进行考辨整理。 7，西汉____和______父突子在文献学方面的突出贡献是遍校群书，编纂目录学著作《别录》和《七略》。 8，东汉著名学者______著有______和《说文解字》，世称“五经无双许叔重”。 9，东汉晚期，经学大家______遍注群经，对文献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10，魏晋之时，何晏著______，王弼的______、《老子注》，向秀、郭象的______，______的《春秋左传集解》均为文献注释整理的代表作。 11，西晋之时，汲郡有著名的文献发掘事件，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简若干，其所得竹简文献一般称______。 12，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______为唐代最重要的儒家文献整理著作。 13，唐代史书注释最杰出者为颜师古的______。
14，唐代以注释《文选》著称的学者为______；唐代关于《文选》另有吕延济等______注本。 15，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所撰著名史论著作名为______。 16，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文献为唐咸通九年 （868）刻印之______。 17，北宋初编纂有______、______等著名的大型类书。 18，北宋著名的金石考据学家有_____、赵明诚等人，其中前者著有《集古录》十卷。 19，宋代著名的私编目录有晁公武的______和陈振孙的______。 20，文献学上所谓“三通”是指杜佑的______、郑樵的_____和______的《文献通考》。 21，宋代最后一位文献大家是______，其学术代表作为《汉书艺文志考证》和______（学术笔记著作）。 22，宋元之交，文献学家胡三省的代表作为______。 23，明代官方编纂了一部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即______。 24，明代学者胡应麟的文献学成果主要集中在___________一书1 中。 25，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一部著名的学术考据笔记______。 26，清代考据学的鼎盛时期为______时期，有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戴震为代表的______和汪中、焦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等。 27，清代《说文解字》四大家著作中，最有名者为段玉裁的______。 28，章学诚的______为刘知几《史通》之后又一部史学理论名著。
校勘记校勘记 notes of collation 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在中国，比较完整的校勘记以隋唐之间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为最早。此书为《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14种当时称作经典的书籍作注释和校勘，共31卷。宋代校勘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最著名的校勘记著作有张淳的《仪礼识误》3卷,方崧卿的《韩集举正》10卷，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辩证》10卷，岳珂的《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1卷等。清代校勘学更为发展,对中国古代书籍,除了传统的经书以外，还对不少哲学、历史、地理、诗文集作了校勘，写成不少有价值的校勘记。这些校勘记大部分附于所校的书内，有的则单独刻刊，如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卢文□《群书拾补》等。 校勘记的书写没有固定的格式，习惯上大致有这样几种方式：①凡文字有不同的, 写为：“某, 一本作某”(一般应具体写明版本名称)。②凡脱离文字的, 写为：“某本某下有某字。” ③凡文字有衍文(即多余的)，写为：“某本无某字。”或“某字衍。”④凡文字颠倒而可以通的，写为：“某本某某二字互乙”；或颠倒而不通的，写为：“某某二字衍，当从某本作某某。” ⑤凡文字可判断其错误的，写为：“某当作某。”凡不能定其误的,写为：“某疑当作某。”⑥文句前后倒置的,写为：“某本某句在某句下。”中华书局于60～70年代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于每一史书的每一卷后面都附有校勘记，体例较为完善。 （傅璇琮） 校勘记是校勘成果的文字表达形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撰写切实简明的校勘记，"可以使校正者有据，误校者留迹，两通或多歧者存异。" 它通过条列校勘异同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校书者对古籍校勘整理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校勘记的撰写，已成为校勘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和掌握校勘记的撰写原则与基本方法。 一．古医籍的校勘与校勘记的撰写概况 校勘记又名校记、考异、考证。校勘记作为校勘成果的文字表达形式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校勘工作和校勘学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 古籍的校勘工作，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周代已有正考父校《商颂》，如《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其后有孔子校勘"六艺"、子夏校勘古《史记》。而官方组织的大规模校书活动，则始自于汉成帝河平年间的刘向校书。 古医籍的校勘是否起自先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一些出土的医学文献中可见，早在汉或汉以前的医籍中，已有较多异文出现。今存《素问》、《灵枢》两书中，也收录了部分异文。如《素问·缪刺论》："其状若尸，或曰尸厥。"《灵枢·口问》："故曰噫，补足太阴阳明。一曰补眉本也。"这些异文说明古人在整理编纂时，已注意到对原文的校勘。 有明确记载的古医籍校勘工作，当始自西汉李柱国校方技之时。《汉书·艺文志》云："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据前人总结，刘向校书之时，曾备众本、订脱误、删复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指意、撰序叙、述疑似、准经义、徵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作过大量的校勘工作。如《战国策书录》云："所校中《战国策》……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者多。"《列子书录》云："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由此推知，李柱国亦必对医书进行过兼备众本、比勘文字、篇第审定、定立书名、厘定部居、叙述源流等工作。虽然所校医书早佚，其医籍校勘
揅經室一集卷十 性命古訓 阮元 性命之訓起於後世者且勿說之先說其古者古性命之訓雖多而大指相同試先舉尙書召 誥孟子盡心二說以建首可以明其餘矣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厯年又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按召誥所謂命卽天命也若子初生卽祿命福極也哲與愚吉與凶厯年長短皆命也哲愚授於天爲命受於人爲性君子祈命而節性盡性而知命故孟子盡心亦謂口目耳鼻四肢爲性也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古人但言節性不言復性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卽性之所以節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賔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理義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賔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按孟子此章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之訓最爲明顯趙氏注亦甚質實周宻豪無虚障若與召誥相並而說之則更明顯惟其味色聲臭安佚爲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欲縱矣惟其仁義禮知聖爲命所以命必須敬德德卽仁義禮知聖也且知與聖卽哲也天道卽吉凶厯年也今以此二經之說建首而次以諸經再隨諸經古訓比而說之可以見漢以前性命之說未嘗少晦詩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唐李習之復性之說雜於二氏不可不辨也。 尙書臯陶謨臯陶曰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 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 臯陶曰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亷剛而塞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無敎逸欲有邦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古籍校勘解读中语言学研究运用 一、引言 《墨子•备城门》中有如下句子：（1）适（敌）人为穴而来，我亟使穴师选本，迎而穴之，为之且（具）内弩以应之。（《备城门》）句中“选本”之“本”为讹字，王念孙以为“选本”当为“选士”，孙诒让则说“‘本’与‘卒’隶书亦相近，后文‘城下楼卒，率一步一人’，今本讹为‘本’，可证。王定为‘士’之讹，未知是否。”[1]可见，孙诒让更倾向“本”是“卒”之讹。吴毓江《墨子校注》兼列王、孙二说，并未下案己见[2]。究竟是“选士”还是“选卒”，在今天的译注本中，多取王说。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简注》中此句即取“我亟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3,p23]。姜宝昌《墨守训释》引王念孙说，认为“士”字“义形近讹作‘本’”，“王校是，今从之”，释“士”为“士卒，甲士，军士”，将此句译为“守方应急令专务凿穴之工师挑选得力士卒，相迎挖掘穴道”[4]。孙以楷、甑长松译《墨子全译》附《墨子》原文，注“‘本’当作‘士’”[5,p448]，并译为“我方立即令坑道师挑选士兵，迎头挖坑道”[5,p212]。孙中原作“我急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6,p421]，译为“我方急使精于掘隧道的工师挑选士卒，迎面掘隧道”[6,p428]。方勇对此句“选本”亦采“选士”说，并专门注释为“精兵”，译为“我方即刻派遣善于挖掘的精兵，迎头挖好深沟”[7,p477]。综观诸家注译，有两个问题：一是文字校勘多取王
说，认为是“选士”，仅孙诒让提出或为“选卒”；二是对“选士”译文，多看作动宾式，即“选”是动词。唯方勇解为偏正式，即认为“选”作定语修饰“士”。本文尝试从“士”“卒”两词词义与使用的细微差别来探讨例（1）中“本”究竟是“士”还是“卒”；同时结合文意，辨析“我亟使穴师选本”句的句法、语义，看“选本”究竟是动宾结构还是偏正结构。二、“本”为“士”还是“卒” 《王力古汉语字典》对“士”与“卒”作出辨析，“‘士’和‘卒’分别是：作战时，士在战车上面，卒则徒步”[8]。在战车上还是徒步，体现两者身份、地位的差异，显然“士”比“卒”身份要特殊、地位要高，“卒”处于军队最基层。观察例（1）“我亟使穴师选本，迎而穴之”，“迎而穴之”即挖掘隧道。这样基础性的体力工作，“卒”更为适宜，且例（1）句上一段中有相似语境使用了“卒”，可加以佐证：（2）复使卒急为垒壁，以盖瓦复之。（《备城门》）这一句内容句式与例（1）较为相似，“卒”被差使做具体的防御工事。可见，例（1）中“卒”从事挖掘隧道这种基础性体力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与“卒”的使用语境不同，《墨子》中“士”见用的语境都不重在具体的基础性工作，其使用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考察《备城门》等城守各篇，“士”一般有表示身份性质的定语修饰，如：（3）城上十人一什长，属一吏士。（《备城门》）（4）敢问客众而勇，堙次吾池，军卒并进，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研究生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良好的学风，比较系统、深入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熟知中外历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深入了解当代中外史学的现状，了解中外史学思潮的发展潮流，正确认识当代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的倾向。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应有深入体认。具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运用理论分析研究当代世界和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的素质和能力，确立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门工作的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毕业后能够在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从事有关基础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也能承担政策和理论研究以及宣传、文教、出版等方面的实际工作。 二、学习年限 三年，要求至少修满35学分。 三、研究方向 1．唯物史观与中国当代史学。 2．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 3．传统史学与传统文化。 四、教学实践 本专业研究生主要在本学院“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或与本专业有关基础理论性课程教学中从事教学实践，由研究生导师或有关主讲教师负责指导。最后由指导教师作出考核评价。 五、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 本专业研究生必须经常关注国内外重大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事件及其动态、进程，参加有关的时事、政治以及文化研讨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观察分析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写出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论文或调研分析报告。研究生不定期参加校、院、所举行的学术活动。读硕期间须在正式学术刊物发表一篇以上学术论文。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的实绩，逐年记入学籍档案。研究生必须完成规定任务，才能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六、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
第一章历史、历史学与历史观 1、什么是自然史？什么是人类史？ （1）自然史是指自然界中无意识地发生的一切，是自然界发生的客观存在。除人类史外，从天体宇宙到昆虫草木等万事万物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都属于自然史的范畴。 （2）人类史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人类的历史。它是整个物质世界历史的一个特殊部分。 2、什么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什么是史家撰写的历史？ （1）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客观存在的过程，独立于认识者、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之外。 （2）史家所撰写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在人的意识上的反映。史家所撰写历史的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通过史家的主观认识表现出来的过程。 3、什么是历史学？试述史学的学科结构。 （1）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 （2）史学的学科结构：①理论部分：史学理论、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 ②主体部分：史前史、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世界史、地区史、、民族或国别史、专门史、历史地理、考古；叙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 ③辅助学科：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考据学、训诂学、诠释学。 ④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 ⑤历史学的相关学科：哲学、考古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 4、如何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1）历史与哲学：哲学为历史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2）历史学与考古学：①考古学的成果有效的弥补了历史文献资料的不足，丰富和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填补了某些阶段的历史空白，揭开了谜底。 ②考古学的成果有助于纠正历史文献、历史传说或历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足或谬误。 （3）历史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和组织，两者是研究的人类社会的不同角度而已。 （4）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借鉴、相互渗透、共
古籍校勘中的形讹与借字辨析 谈莉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四期) 【内容提要】古书用字相当复杂，流传至今又难免存在讹误。在古籍整理过程中，我们很有必要把握汉字的形体演变和语音的古今差异，将通假字以及因避讳而导致的字形替代等文字借用现象与字形错讹区分开来，以便更好地阅读和校勘古籍。 【关键词】古籍校勘形讹古音通假避讳字形替代 辨正古书中的讹字是古籍校勘的重要内容。而古书中的用字现象又相当复杂，尤其有大量的借字，包括常说的通假字，以及书写者出于各种原因有意识地使用的临时代用字。汉字的形体演变和语音的古今差异都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要判断是作者借字而用还是后人传抄致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不明借字而导致形讹也是常有的现象，《战国策·赵策》：“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其中“揖”《史记·赵世家》则作“胥”。“胥”通“须”，意为“等待”，可见“揖”当是“胥”字传写之误。看来在古籍校勘中分清讹字和借字是很有必要的。 一 古书中的错讹多种多样，首先表现为字形的讹误。典籍中存在的形讹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形似而误。洪迈《容斋四笔》卷二谈“抄传文书之误”云：“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版，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無)千岁(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
清代的辑佚学 我国许多古籍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而发生散佚，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四库全书总目》）。但古籍的存在往往有多种形式，如原书已佚，尚有片断资料散存于其它典籍中，将其搜辑考订，并按一定体例整理排纂起来，以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古书原貌，这就是辑佚工作。由于古人引书不是照录原文，亦常不注明出处，加以年代久远，辗转钞引，难免鲁鱼豕亥之误，所以辑佚始终是与考订校勘相联系的。 关于辑佚的起源，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说：“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人为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考，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传说之见于群书考，为《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附刻《王海》中，传于今。” 也有人指出，早在晋代，梅赜就辑过人为《古文尚书》。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自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此指北宋道士陈景元辑出佚书《相鹤经》。 辑佚亦需一定的条件，为雕板印刷的普及使书籍增多，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而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正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辑佚推始于南宋王应麟正是水到渠成之事。 元代的辑佚工作仅元末陶宗仪辑《说郛》100卷，分类选辑历化“士林所罕见”的经、史、小说、杂记等1000余种。 明代中叶后所辑书主要有孙彀辑《古微书》、毛晋辑《津逮秘书》和《三代遗书》等，以及何镗辑《汉魏丛书》100种。 辑佚工作发展到清代，已成为专门之学。首先是汉学家治经，颇重辑佚旧注。如惠栋撰《左传补注》，冀能上读贾逵、服虞，以纠杜预之误，因搜辑先秦两汉古训极为丰富，除《春秋》经传外，所收有诸子、史部小学书、全不资料等，虽是撰著，颇多辑佚之功。 栋第子余余肖客辑《古经解钩沉》，遍收唐以为归说，以传从经，钩稽排比，并注明所辑佚之所从出，体制亦较完善。 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臣在翰林，常勘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偏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在不恒靓考，辄具在焉。臣请教择其中古书完在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嗣后从《永乐大典》中辑书典籍收入《四库全书》在三百八十五种，入存目在一百二十七种。其中包括颇多散佚已久而价值很高的名著。 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录佚书影响着更广泛的辑佚工作，致有许多人一生从事辑佚，其中较重复考有：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七十六卷，作考三千四百九十六人。 黄奭辑《汉学堂丛书》二百一十四种。 马国翰辑《王函山房辑佚书》六百零一种七百零一卷。 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七十九种八十一卷、《汉魏遗书钞》一百零四种附四种共一百零八种一百十七卷。 王仁俊辑《经籍佚文》、《王函山房辑佚续编》、《补编》等。 清代学者所辑佚书以子目计二千余种，加上若干丛书，其数目当更多，这种特有的挖掘、保护和还原，古代典籍的方法及其成果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史上自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惠栋三在汉经，习闻父祖馀论，成《易汉学》八卷。
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全文）《北碑南帖论》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史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秦石刻曰“金石刻明白”，是也。前后汉隶碑盛兴，书家辈出。东汉山川庙墓无不刊石勒铭，最有矩法。降及西晋、北朝，中原汉碑林立，学者慕之，转相摩习。唐人修《晋书》，南、北《史》转，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惟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隶字书丹于石最难，北魏、周、齐、隋、唐，变隶为真，渐失其本。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隋、唐人碑画末出锋，犹存隶体者，指不胜屈。褚遂良，唐初人，宜多正书，乃今所存褚迹，则隶体为多，间习南朝体书《圣教序》，即嫌飘逸，盖登善深知古法，非隶书不足以被丰碑而凿真石也。宫殿之榜亦宜篆隶，是以北朝书家，史传称之，每曰长于碑榜。今榜不可见，而瓦当、碑头及《天发神谶碑》，可以类推。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布袋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今《阁帖》如钟、王、郗、谢诸书，皆帖也，非碑也。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蓬莱郑道昭《山门》字相校，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
古法少矣。《阁帖》，晋人尺牍，非释文不识，苟非世族相习成风，当时启事，彼此何以能识。东晋民间墓砖，多出于陶匠之手，而字迹尚与篆隶相近，与《兰亭》迥殊，非持风流者所能变也。王献之特精行楷，不习篆、隶，谢安欲献之书太极殿榜，而献之斥韦仲将事以拒之，此自藏其短也。夫魏之君臣失礼者，在凳悬仲将耳。若使殿榜未悬，陈之广厦细旃之上，敕文臣大书之，何不重礼之有？岂君上殿廷，不及竹扇笼鹅耶？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本是南朝王派，故有所书碑碣不多。若欧、褚则全从隶法而来，摩崖巨石，照耀区夏，询得蔡邕、索靖之传矣。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向壁虚造。然江东俗字，亦复不少，二王帖如“禊”、“智”、“体”、“ ”等字非破体耶？唐初破体未尽，如虞、欧碑中“笑”、“ ”、“准、”“煞”等字非破体耶？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之间者，自此等始。伺候李邕碑版名重一时，然所书《云麾》诸碑，遂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书书碑，终非古法。古开元间修《孔子庙》诸碑，为李邕撰文者，邕必请张廷珪以八分书之，邕亦谓非隶不足以敬碑也。唐之殷氏、颜氏并以碑版隶楷世传家学。王行满、韩择木、徐浩、柳公权等，亦各名家，皆由沿习北法，始能自立。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宋蔡襄能得北法，元赵孟頫书摹拟李邕，明董其昌楷书脱迹欧阳询，盖端书正画之时，非此则笔力无立卓之地，自然入于北派也。要之汉、唐碑版之法盛，而钟鼎文字微；宋、元钟鼎之学兴，而字帖之风盛。若其商榷古今，步趋流派，拟议金石，名家复起，其谁与归？《南北书派论》元谓：书法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