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认识
张青松20122782 12金融7班金融学院
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50多年来，在国际舞台的大背景和两国自身现实的影响下，中美关系起伏跌宕、阴晴变幻，走过了极不平常的道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是中美战略对抗阶段。在这一阶段中,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中美两国战略对抗的标志性事件。这期间中国先是一边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抗击美国后对美苏“两面出击”，美国则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和直接干涉，中美关系经历了残酷的“热战”和尖锐的“冷战”,是全面对抗的敌对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是中美战略合作阶段。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对付苏联扩张的战略需要，终于走上了和平对话、求同存异的轨道。在这一阶段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发表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文件。美国在完成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后，基本上遵守了三个公报的原则和精神，使中美关系保持正常、良性发展势头，中美双方是战略合作的准伙伴、朋友关系。
第三个时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这是一个防范性的接触阶段。从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开始，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美战略合作的原有基础逐渐失去，新的基础尚未巩固，美国对华采取“接触与防范”的双重战略。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风波不断、曲折起伏，“六?四”事件后美国宣布对华“全面制裁”，利用“银河号事件”向中国无理挑衅，1995年允许台湾李登辉访美，1996年台海危机时派遣航空母舰向中国示威，阻挠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美国通过“‘接触战略’保持美国和中国的正常联系，推进美国的各种利益和目标”，同时针对中国崛起的“潜在威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这一时期的战略尚不成熟稳固，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前后也不连贯，属过渡时期，其间中美双方敌对关系强于朋友关系。
第四个时期，是1997年至现在，这是中美关系重建阶段。1997年10月和1998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互访,双方决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可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2000年中美之间继中国加入ＷＴＯ与美国完成双边贸易谈判以后,美国众参两院又分别于5月和9月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然而,新当选的小布什政府又把中国作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来定位，并发生了中美军机在中国南海上空相撞事件和美国大规模售台武器。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布什总统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重新定位对华关系，对华政策基调的积
极面增加。这一时期，尽管双方表达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愿望，但其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有限合作性的竞争对手关系。
二、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
几十年来，中美之间既有对抗也有缓和，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但中美关系仍然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惊涛骇浪中向前发展。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但共同战略利益的存在,这是两国开展合作的基础。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还是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认定。当今影响中美关系的决定因素主要有三个：安全、经济、民主。
安全利益是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基础。美国冷战后的全球战略目标就是要建立以它为领导者的世界新秩序,就其战略而言,就是“排除任何未来的全球性竞争者的出现”,而在亚太地区则是反对“任何敌对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对亚太地区的政治或经济控制,防止任何这样的集团主导亚太地区的丰富资源、巨额财富和先进技术。”尽管美国对华政策圈内有主张对华遏制和对华接触之分,但两者都认为,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发展势头和军事实力,中国最有可能成为21世纪美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地位和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把中国视为是其利益的挑战者, 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也是有关系的。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和反对霸权主义,美国就认为这是对它实现战略目标的挑战。中美虽然都主张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美国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将引起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不平衡,导致安全局势恶化。为此,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与亚太有关国家加强军事合作,目的就是遏制中国,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所以，尽管存在着“潜在威胁”的担忧和试图局部遏制，中美在安全利益上还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经济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前进的保障。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愈益重大的共同利益，双方在经贸上相互需求和依存度及利益交合不断增多增大。美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对象，也是四化建设所需的外部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地。美国也亟需中国广大的市场、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投资场所。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有着巨大的经济合作利益。中美经济关系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重点和基础地位将不断增强，成为中美关系强有力的胶合剂和催化剂。
民主分歧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对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承担着一种特殊的责任,负有把世界
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种“上帝选民”和“天赋使命”神话根深蒂固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与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在国际事务中，美国竭力把自我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力图使种族文化、意识形态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将意识形态与之对立的共产主义视为最严重的威胁，积极推行“西化”图谋，对目前存在的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倍加警惕与仇视。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美国现布什政府，更是挥舞美国历届政府的“民主”大棒，在全球推进美国价值观念,并力图以“扩大自由”促进国家利益。中美的民主分歧依然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三、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在一超（美国）多强（俄罗斯、欧盟、日本、中国等）并存竞争的现实背景下，政治多极化态势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共同发展，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继续作用于国际舞台，借重合作与牵制防范共同构成了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少的矛盾和分歧,但同时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共同利益才架设了一座联系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关系的桥梁,构成了两国战略关系的基础。扩大和巩固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对抗，加强对话合作，进行伙伴式积极的竞争，是构筑和发展中美战略关系的有效途径。
中美有着进行战略合作的广泛共同利益基础。冷战期间，由于苏联的霸权主义和扩张政策既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形成了挑战,同时也对中国的生存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由此也就构成了中美合作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主要战略基础。美国的对外政策历来是以美国对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利益判断为基础的。当美国的生存利益以安全利益为主导而对第三国发生战略需要时,它可以迁就该国一切同所谓美国政治与价值观相悖的事物存在;当其安全利益因原先威胁的解除而对第三国的依赖性减弱时,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就凸显出来。正因如此,随着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美国有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合作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大为下降以致变得无足轻重。这种观点是短视的，也是片面的。苏联解体固然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造成一定冲击和影响，但中美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并未根本改变和削弱。随着两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美两国本身的战略分量和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上的作用大为增强。美国要妥善解决和处理攸关其国家利益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诸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治跨国贩毒与犯罪和中东、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等问题，需要以致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中美避免发生冲突与对抗，发展长期稳定的正常关系，是维护与促进双方国家根本利益之所需。
中美两国经济上的利益基础更为突出。改革开放的中国拥有广阔稳定、最具
发展潜力的大市场,这个大市场对国外商界企业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布什政府就是在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的同时,也不忘记表示中国仍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其原因就是“中国拥有广大的市场和发展需求,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巨大的物质力量,两国之间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高。江泽民同志指出，“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对世界和平担负的责任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布什总统也强调，与中国加深和扩大合作“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维护世界和平也“十分重要”，并说，“对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地区没有比中国更重要的国家”。中美两国元首的这些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广泛基础及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扩大经贸交往，运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开展经济外交,不仅有效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而且能够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通过建立信任和对话合作增进安全，以合作性竞争谋求共同发展。对于赢得了冷战的美国而言,冷战后其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如何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任何有可能成为美国潜在挑战国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遏制对象。受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改变中国”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另外，中国的崛起也使美国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因此,中美两国建立兄弟般亲密的合作关系是很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加强中美两国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认知以及对于双方共同利益的共识，增进信任合作，减少冲突对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合作性竞争促进共同发展，才是明智之举。由于美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在两国关系的构建中美国有着决定性的发言权，这就要求中国予以更积极的争取和配合。双方应加强沟通、信任与理解，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来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作为相对弱势的中国来说，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贸、环保、能源、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与美国进行广泛深入地交流与合作；在确保主权安全的基础上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避免使美国造成误解产生军事对抗；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在积极融入现存国际体制的同时,努力改变现存国际、国内体制中不利于自身发展的方面，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政治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