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一)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的成因与特征。本文认为，与“刑起于兵”一样，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也与部落战争有着密切的关联，它还与“皇室国家”或者“家国不分”这一独特政治体制有关。中国古代刑事审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集权”与“非专业化”。“关键词”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集权/非专业化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刑法特别发达，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乃是以刑法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样式。那末，司法审判的情形如何呢？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也是以刑事审判为基础的司法文化。但问题是：为什么形成了这样一种司法审判模式呢？就我所见，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应有的检讨。据此，本稿尝试作一解释。一、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传统的成因
通说认为，法律与社会规范（譬如道德和习俗之类）的“区别”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具有强制力和惩罚性。当然，这种看法也许并非那末“天经地义”和“不可质疑”。（注：事实上，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几乎没有什么“天经地义”和“不可质疑”的终极真理。一切可能都是片面性的，暂时性的，解释性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刘星教授曾经作过比较清晰的疏理。参见以下两书：刘星：《法律是什么？》，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刘星：《西方法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有人指出：在早期法律体系中，根本没有刑罚；而且，所有法律都是“指导性的”而非“命令性的”规范.德]汉那？阿伦特：《权力与暴力》，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8页。）不过，总体而言，这一关于“法律特征”的解说依然不无道理。可是，假如我们追问：这种强制力和惩罚性究竟从何而来？如果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与法律学说，那么，答案似乎非常简单，来自国家权力。这是因为，法律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类著述中，涉及“法律就是国家意志”的议论很多。有关的评论，参见李光灿、吕史伦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234页。）故而，法律的强制力和惩罚性，也就理所当然源于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国家意志。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仅仅是一个“神话”。对此评论，我们暂且不予检讨。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法律的强制力和惩罚性，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最终得以实现的呢？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就是司法审判活动。（注：蔡枢衡先生曾经这样写道：“从历史上看实际是先有裁判，然后才有裁判规定标准的刑法，最后才有为正确适用刑法服务的司法制度。”蔡枢衡：《历史上定罪和处刑的分工》，《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在我看来，所谓强制力和惩罚性，只有通过裁判才能落实下来。譬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过反复交往渐次形成一个共识或者惯习：欠债必须换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债务人拒不还钱，那末债权人可能就会诉诸第三人，要求作出裁判。至于采取哪种形式，我们暂且不管。第三人的裁判结果，就是要求债务人还钱；否则的话，不是采取强制措施，就是予以惩罚.这样一来，“规范+惩罚”就构成了法律。滋贺秀三教授在谈到欧洲“法”的内涵时指出：通过诉讼而达到的结果——各个当事人得到什么或者对于什么负责，亦即被认为是恰当的那些结果，就是欧洲所谓“法”这种东西原初的意义。在欧洲，有Rechtsspruch、Jurisdiction等以“法的表述”为原义的几个语词。这里的“法”，就是在特定诉讼案件中得到的“正义结果”的意思。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其实，中国古体的“”字，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事实上，即使从“前国家”与“超国家”的视野来考察，能够称得上法律的行为规范，同样与司法审判活动密切关联。（注：在我看来，虽然法律未必一定与国家勾连。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资料显示，史前社会或者部落社会也有“法律”这种东西。国外的研究，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初民的法律与秩序》，许章润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1998年春季号；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学者的研究，参见夏之
干：《神判》，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另外，亦见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讨论的范围比较复杂，包括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以及与汉族中央政权法律之间的关系，等等。再者，近来学界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或“习惯法”的讨论，也意味着法律并非必然与国家密不可分。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超国家”的意义上，欧洲法院和国际法院之类的国际组织，可以作为例子。总之，真正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的行为规范，应该与司法审判勾连起来考虑。）在我看来，假如我们完全脱离司法审判活动而探究法律之特性与价值，恐怕难以取得具有实质意义的认识。倘若我们试图深入把握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质，那末，从司法审判这个特定“场域”来考察，乃是必不可少的课题。即以包公故事而言，其实也是关于司法审判的故事，所谓“公案”两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注：有关“公案”两字的解释，参见本稿第二章的讨论。）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一如前引滋贺秀三教授所谓，乃是以刑法与官僚机构的组织法和行政执行法以及附属的刑罚为特征；（注：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页。）那末，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同样是以刑事审判为特征，或者说，刑事审判构成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基干。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事审判；（注：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统计：“虽然按照官方的表达，‘户律’一章大都谈的是细事，但它却占了一七四○年清律四百三十六条律文中的八十二条，占了一九○○年左右薛允升所编律的一千九百零七例中的三百例。这些律和例构成了我称之为清代民法的主体。”日]滋贺秀三：《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6页。又说：“档案资料显示，民事案件事实上占了州县法庭承办案件的三分之一。”第11页。也有学者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天府宝坻县刑房“自理”案件的目录统计：诉讼案件共4269件，其中，民事诉讼案件2946件，占了总数的69%.另外，根据宝坻县刑房《词讼簿》所载各类案件的统计：自咸丰三十一年到光绪五年，民事案件共58件，刑事和其他案件共55件，共计113个案件；其中，民事案件约占总数的51%以上。曹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中国法学》1984年第2期。当然，我们可以不必完全同意黄宗智对于中国古代民法的理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民事案件居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有学者已经写出这一方面的专着，讨论中国古代的民事审判。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1999年版。即使主张中国古代法律“没有自己的私法体系”（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页），而只是刑事法和官僚机构组织法的滋贺秀三先生，事实上也不全然排斥官府对于民事案件的解决；不过，滋贺秀三教授非常谨慎地使用“民事听讼”这个概念。他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知州知县处理民事纠纷，几乎完全不受法律的拘束；二是知州知县处理这些案件的依据，乃是“情理”这种“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东西。参见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13页。滋贺教授称为“教谕式的调解”（didacticconciliation）。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21页。）而仅仅是说，立足于国家“律例”的视角来考察，刑事审判乃是整个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构，相对而言，民事审却判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我看来，区分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基础，在于刑法与民法。譬如，基于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上，采取“当事人进行主义”原则。在中国古代，就像前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在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上，由于“国”与“家”并无明确的界线；在思想观念上，由于“公”与“私”也无清晰的界线；（注：譬如，对于“化家为国”与“以国为家”的皇帝来说，“国”既是“公”又是“私”；而“家”也有即“私”亦“公”的特质。这恐怕是马克斯？韦伯所谓“家产制”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然而另一方面，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上，在“公”与“私”之间却有二元对立的结构特征。关于中国传统“公”与“私”的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解说，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汪婉译，《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因此，作为社会事实与思
想观念之表达的法律，同样缺乏西方那种刑法（公法）与民法的划分。不过，仔细考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具体安排，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并非完全等同，毫无区别；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差异”确实存在。根据《周礼？秋官？司寇》有关“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后听之”的记载，以及汉代郑玄“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注：参见《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870页。）的注释，现代学者认为：至少西周时期，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即已有所区分，这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注：具体的讨论，参见徐朝阳：《中国诉讼法溯源》，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3-15页。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譬如，陈顾远：《中国法制史》，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版，第237-238页；胡留元、冯卓慧：《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一卷？夏商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335页；张晋藩主编：《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第1页；不少教科书也大抵如此.）到了后世，这类“财货相告”的案件，约略等于婚姻、田土、钱债方面的案件，也是所谓州县“自理”案件；就我所知，现代学者检讨中国古代的民事审判，大抵也不超出这一范围。
需指出的是，这种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之间的划界，乃是西方法律知识“系谱”参照下的说法，至于此说法与中国古人的法律知识传统是否切合，或许不无疑问；（注：范忠信教授在讨论“私法在明清律典中的地位”时指出：“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划分部门法的观念，也没有区分民事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观念，甚至也没有区分民事司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因此，国家在制定律典时，根本就没有只是制定刑法典的意思。”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在我看来，范忠信教授的这一见解，实际上蕴涵着一种颠覆性的能量。换句话说，他是在用具体的法律事实去“解构”既有的中国法律史的知识谱系与话语系统。就此而言，任何对于中国古代法律的现代分类，恐怕全都不得要领，都是一种偏见（不带贬意），都有曲解中国古代法律知识的危险。如此一来，所谓刑法与民法，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这样的知识分类，或许只是为了认知的便利而已。结果，我们所能采取的基本学术姿态，只能是面对具体的事实，而无法作出具有“类型”意义的概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此说法在不少学者看来，可能只有“形式主义”的认知价值。换言之，它与现代民事审判只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功能”上的可比性。毕竟，现代民事审判的根本旨趣在于保障“私权”关系，维护“权利”秩序。如果这样思考问题的话，两者之间确存有深层差异。据我看来，尽管我们不能一概否认中国古代法律也有“权利”保护的意涵，但它的根本特点还是旨在“平衡”社会秩序，故而，如何实现社会管理乃首要任务。事实上，最近黄宗智与滋贺秀三两位教授之间关于清代民事审判的争议，不仅涉及婚姻、田土、钱债纠纷究竟是根据法律抑或按照“情理”进行裁决的问题，（注：黄宗智教授认为，清代州县衙门的民事案件，绝大多数，亦即在221例案件中，有170例案件出自《大清律例》的有关规定；换句话说，在所有案件中，有87%都是明确根据法律作出的判决。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78页。张晋藩先生也认为：“从现存司法档案中，可以看出依律例断案是最基本的形式。”具体而言，就是“有律例者依律例，无律例者依礼、俗。”参见张晋藩：《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第207页，第206页.）而且涉及民事审判背后的价值取向这个深层问题。（注：滋贺教授认为，中西两种诉讼类型之间的区别的根本原因，就是诉讼“理念”不同；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法律没有“法=权利（Recht）”的观念。参见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明清时期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第16页。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概括，也是极有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关于中国古人的诉讼行为没有“权利”的表述，亦见滋贺秀三的高足寺田浩明教授的研究。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与西欧近代型的法秩序》，《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以及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215页。于此不同的是，一方面，黄宗智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整个政治话
语传统中，都找不到国家权威和个人权利。还说“清代法律关心的只是社会秩序，它没有绝对权利意义上的、独立于统治者行政和刑罚之外的产权观念。”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实践与表达》，第7-8页，第16页。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事自由并非构成民法之必要条件，而且，清代法律确有保护产权的实质。第8页，第16页。这里，黄宗智强调的是中国古人关于“权利”问题在“表达与实践”上的背离。与此同时，也透显出了中西“权利”观念存在的深刻差异。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民众把民事纠纷闹到官府，肯定包含某种“权利”的诉求。只是，官府为了防止他们因“争权夺利”而造成社会的“扰乱”局面，不得已而采取“息事宁人”的解决办法，而非一如西方那样，视人民“争权夺利”为正当而已。故而，对于官府来说，正面的“定分”最终落实到消极的“止争”上面。这一司法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就是“德治”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诸如“息讼”乃至“无讼”之类的理想期许。也许，这是清代民事审判广泛使用“情理”作为裁判根据的一个原因吧。这是因为，用具有共识意义的“情理”来裁决纠纷，更有利于维护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或许，这是寺田浩明先生所谓“全部个体共存”的中国古代最终抑制“权利”顺利发展的原因吧.自然，寺田教授认为：把诉讼理解为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正当性，并且依靠公共权力实现自己的“权利”主张，乃是理解清代民事诉讼的“谬误”的开始。他认为，中国古人提起诉讼是因为对方“欺人太甚”的缘故，或曰民间出现争讼乃是“恶行”的结果，而非提出“权利”的主张。这种意见尽管很有道理，但是，也未免过于绝对。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看法仍有“权利本质主义”的味道。试问：当原被两造各自主张某一财物是“我的”时，一定就是“欺人太甚”或者“恶行”的意思吗？反之，即以现代西方诉讼而言，某人把纠纷诉诸法院，难道丝毫没有觉得对方“欺人太甚”或者“恶行”的意思，而全然出于一套堂皇的法理话语中的“权利”言述？或许，所谓“欺人太甚”只是一种提起诉讼的“激愤”情绪；其实，一旦进入诉讼场域，原被两造所要争论的，最终所要解决的，恐怕还是“权利”以及其中蕴涵的“利益”问题吧？我觉得，他们所争的乃是一个“分”字。由于自己应得的“分”受到他人无谓的侵犯，才会产生“欺人太甚”或者“恶行”的感觉。另外，寺田教授也承认：就土地所有秩序而言，清代已经朝着“权利”化的方向走得相当远了，如果不是国家权力无端干预的话，到了某个时候，确有可能出现类似西方近代意义的“权利”那样的秩序结构。参见前揭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与西欧近代型的法秩序》。就此而言，寺田教授的解释有点“自我解构”的味道。如果说土地所有秩序中已有“权利”的内涵，那么，因为这一“权利”纠纷而诉诸官府，难道仅仅是因为“恶行”或“欺人太甚”吗？尽管我们不能全然否定争讼包含“恶行”或者“欺人太甚”的内容，但是，我们毕竟不能“板上钉钉”地断定，所有的民间争讼都是“恶行”或者“欺人太甚”的缘故。顺便指出，中国古人究竟有无“权利”意识，中国古代法律究竟是否具有保护“权利”的内涵，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没有这样的观念。参见徐忠明：《辨异与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思考与批评》，第66-68页。也有学者认为“分”就是权利和义务。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关于中文“权利”两字的考证，参见李贵连：《话说“权利”》，《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29页。李贵连教授指出：“古代‘权利’虽然没有近代‘权利’的含意。但是模糊地表述近代‘权利’，特别是‘所有权’含意的字还是有的，这个字就是‘分’。……这种‘分’显然包含近代的‘权利’意蕴。恐怕正是这个原因，本文后面要说的《公法便览》解释‘权利’时，才毫不豫地使用这个‘分’。”再者，《慎子？逸文》和《商君书？定分》两书关于“兔子故事”的隐语，也是用来说明中国古人关于“分”蕴涵“权利”的绝妙例证。）归根到底，这是关乎中西两种法律知识传统之间的争议。据此，这场争论的真正意义，或许不是某些具体结论的正确与错误，而是涉及认知中西法律文化的研究姿态和方法问题。我想，这场争论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既然如此，我也不想继续纠缠下去。现在，我们不妨回到本稿的研究主题，考察一下中国古代刑事审判的特点，以便构筑一个解读包公司法故事的历史语境。
中国古代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若即若离”的制度安排，不仅起源甚早，而且直到中华帝国的解体，民事审判一直没有真正独立出来。那末，这种格局究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按照梁启超先生的看法：个中原因应到中国早期的法律传统中去寻找。他说：“盖初民社会之政治，除祭祀斗争以外，最要者便是讼狱，而古代所有权制度未确立，婚姻从其习惯，故所谓民事诉讼者殆甚稀，有讼皆刑事也。对于破坏社会秩序者，用威力加以制裁，即法之所由起也。”（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46页。梁启超先生分析的是先秦时期的法律与司法的情形。至于秦汉以后的情形，我觉得，这一意见依然有效；但是，并不充分。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刑事审判与国家的权力结构，官方对于“争讼”的基本态度，等等，均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这一提示，我觉得，导致中国古代刑事审判特别“发达”的原因，约有如下两点。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初探 论文关键词：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主导地位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曾经盛极一时，影响深远，囿于其产生于专制主义制度之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等原因不适应现今社会的发展，因而被世人所摒弃。但其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是进步的，它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对其进行客观分析以取其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然而在这种种精巧的制度设计背后，必然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做支撑。 一、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特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是多种法律思想学说竞争与融合的产物，即使是某一种学说在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其内部也涌动着分化对立的暗流。因此把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归结于某种特定学说的支配影响，得出某种法律学说思想大一统的结论是需要认真推敲的。在这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国传统学术多元并立、相互渗透的特征。这在中国法律史中多有表现：法家得势时在追求严刑峻法的同时，并未忽视对“礼”的尊崇，其对君主“势”的强调中正包含着君臣等级高下已分，贵贱不可僭越的观念，秦代之礼经孙叔通等人之手略加损益，为汉代以后礼制的源头：董仲舒在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却用阴阳五行之说为“天人感应”制造理论依据：庄子虽主张清净无为，却还是在《外物篇》中承认“谋稽乎玄，知出乎争”，与法家一样认识到物竟相争的现实。这些思想的碰撞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就像马老师在《礼与法》当中提到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精髓是礼治，而礼治又有两种法律思想路径作为支撑：一条是儒家所重的“礼义”，强调亲亲尊尊，追求教化促人内省，从而正人之心：另一条是法家所推崇的“礼制”，主张以外在的风俗制度来规范约束常人之行。二者既相克又相生，今人常常只重一端而妄加评论，自然不能把握礼治之魂。与之相应，如古今文之争、宋学与汉学之辩、理学与心学之分，旨趣不同，却常常同出一脉，最终也殊途同归。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不相悖”，这种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对中国法律制度构建的影响，需要人们细细品味。 其次，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指导思想，与第一点相对应，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以图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同时中国法律思想文化是中国民族品格和民族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法律实践的合理结果，反映了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文化这个完整的思想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的分析研究的。这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神秘主义思想向“铸刑鼎”的成文法传统转变，从商鞅“变法为律”所体现的急功近利的法家传统向强调“亲亲尊尊”的法律儒家化主张的转变，从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等理念向“明刑弼教”思想的变化当中，都得到了映证。而中国传统法制的解体，正由深受传统法律思想浸润的沈家本、张之洞等名儒推动(尽管他们也存在争论)，这都说明了中国法律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这是法制现代化潮流无法割断的。如果今人不从中国法律思想的整个发展逻辑和所处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片面抽象地割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测试题 一、选择题 1.西周时“一人跖（踏）耒而耕，不过十亩”。战国时，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包括 ①铁农具、牛耕的推广②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③社会秩序的稳定④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 A. ①③④ B. ①②④ C. ①②③ D. ②③④ 2．“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材料及右图所反映的经济现象应该出现在 A．原始社会晚期B．夏商周时期 C．春秋战国时期D．秦朝 3.某古代水利工程“旱时引水浸润,雨时则堵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据此判断，这项水利工程出现于 A.春秋时期 B.战国时期 C.秦朝 D.汉朝 4.我国北方地区流行这样的俗语：人生有三宝，丑妻薄地破棉袄。从本质上反映了 A.农民富裕安逸的生活 B.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C.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特征 D.商品经济极端落后 5.古代中国土地所有制经历了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废井田，开阡陌”的变化，出现这一变化的主观原因是 A．周王室衰微，分封制瓦解B．铁农具、牛耕的出现 C．地主阶级力量壮大，倡导变法D．百家争鸣推动了思想的解放 6.北宋苏洵说：“耕者之田资于富民……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这反映 的是 A．自耕农式经营B．千耦其耘式经营C．田庄式经营D．租佃式经营 7．以青铜为主要材料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时代叫青铜时代，关于商朝的叙述不准确的是 A．商朝青铜器精品的代表是四羊方尊 B．商朝最大的青铜器是司母戊鼎 C．商朝青铜器铸造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D．商朝青铜制造业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8.中国最精美的手工业产品大多来自 A．家庭手工业B．民营手工业C．私营手工业D．官营手工业 9.某现代古物收藏家收集到下列文物，其中可能是赝品的是 ①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一尊②宋代缂丝图一副③唐代青花器一件④明代珐琅彩瓷器一件A．①②B．②③C．①③D．③④ 10. 16世纪晚期，山东某地开始出现“地多烟草、木棉转卖四方，五谷之利不及其半”的情况。这说州当时该地 ①农业经济衰退②农业结构发生变化 ③商品经济发展④农产品加工业兴起 A．①②B．②③C．③④D．①③ 11. 从经济的角度看，明清时期中国已经处于“近代的前夜”。下面能够说明这一结论的是A．租佃制经营方式的推广 B．制瓷、矿冶等手工业技术均有较大进步
中国古代桥梁桥型调查 报告 中国是一个有5000 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伟大国家，我国幅员辽阔，地形东南低而西北高，河道纵横交错，有著名的长江、黄河和珠江等流域，这里孕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曾建设了数以千万记的桥梁，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桥梁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人类最 基本的生活需求——衣食住行中，桥梁是为人类的“行”服务的。从古到今，桥与人们的生活、生产紧密相依，息息相关，还与战争、、戏剧、民俗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默默地为公众服务着。 桥梁是跨河越谷的人工构造物，是架空的路，让行人、车辆、渠道、管线等安全通过。增强桥梁的跨越能力，以克服江河湖海、深谷陡崖、断层软基、风雪雨及地震等险境始终是桥梁建设者不断追求的目标。 中国古代桥梁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曾在东西方桥梁发展史中，占有崇高的 地位，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而在古代桥梁方面, 中国的祖先也有许多创造性成就为世界所公认。英国科技史学者约瑟博士在他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对中国古代的梁桥、浮桥、拱桥和索桥等桥型的发展都作了详细的评述和考证。 （一）梁桥 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梁桥为钜桥。该桥建于商代（公元16-公元前11 世纪）。“周武王伐纣，克商都朝歌（今省曲周县东北）, 发钜桥头积粟，以账济贫民。”自周代以迄汉，中国多造石柱、木梁桥。古代的石梁桥一般跨度都在10 米以下，最大的石梁长达23.7 米。迄今仍保留的中国古代石梁桥当推始建于宋八年（1138年）的安平桥，该桥共362孔，全长5里（2223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1275 年所著游记中对此都有记述。 两宋时，无论是城市或乡村，在建造大批石梁石墩桥的同时，又把大量的木 梁木板桥的木梁、木板改造为石梁、石板，木柱、木墩改造为石柱、石墩。200 多年间，仅一地，见于古籍的桥梁就有 1 1 0座，其中名桥10座。 安平桥，有362孔，桥长5里（2223m ,故又名五里桥（现桥长2100m），保持了700 余年的桥长记录，被誉为“天下无桥长此桥” 。桥始建于宋八年（公元1138 年），成于二十一年（公元1151 年），历时13 年，坐落在县安海镇和海安县的水头之间，是跨越海湾的大石桥。据《安平志》记载，因桥太长，建桥时在桥上造了 5 座亭子，以便行人休息。这座世界上少见的古长桥，被人们认为是1905年黄河大桥建成以前的七八百年中我国最长的桥梁。又如万安桥，俗称桥，共有47孔，建于洛入，桥总长约890m桥宽3.7m。桥始建于宋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完成于宋嘉裕四年（公元1059年）。两桥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2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知识点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历程 (1)夏、商、西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 (2)春秋战国时期：官营手工业继续发展。 (3)西汉武帝以后：煮盐、冶铁、铸钱等最有利可图的行业，都收归官办。 2.特点 (1)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2)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3)素称发达，世界领先。 3.成就 (1)冶金业 (2)制瓷业 ①商朝：已烧制出原始瓷器。 ②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
③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 ④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 ⑤宋朝：制瓷技术大放异彩，出现了五大名窑。 ⑥明清：瓷器种类丰富，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3)丝织业 ①距今四五千年，我国已养蚕并有了丝织品。 ②商朝时已有了织机，能织出多种丝织品。 ③西周时能生产斜纹提花织物。 ④西汉政府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有数千工人。 ⑤唐朝丝织技术吸收了波斯的织法和图案风格。 ⑥宋朝丝织品品种繁多，织锦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 ⑦明清中央或地方官府设在苏杭等地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品超过前代。 知识点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经营形式 (1)家庭手工业：以纺织为代表，产品主要供交纳赋税和家庭消费，剩余出售。 (2)民营手工业：由民间私人经营，主要生产供民间消费的产品。 2.曲折历程 (1)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得到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遭受摧残。 (3)隋唐时期得以恢复和发展。 (4)两宋以后，民间手工业在曲折中继续艰难发展。 (5)元朝时，纺织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 (6)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江南一些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学术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知识点三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1.地位：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亚、非、欧许多国家，广受欢迎和赞誉。 2.表现 (1)西汉时期，中国丝绸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 (2)唐朝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远达欧洲、非洲。 (3)明清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对外的销量更大。西方国家称中国为“瓷器大国”。 【概念阐释】盐铁官营
首先，中国低处东亚大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北部是浩瀚的戈壁和干旱的草原，东部上一望无际的大海，西南部上号称世界屋脊的连绵山脉。这种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地理环境容易造成与海洋民族或山地民族不同的大陆民族特有的心理和观念，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天圆地方”、华夏居中的“华夏中心”观念，优于异族。同时，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等古老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交往与彼此渗透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生于斯，长于肆，其形态既有一元和内向的特征，又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功能。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人力耕作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经济。“民以食为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古代中国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国以农为本”，“重弄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这种小农经济和小生产方式孕育出一种与海洋民族商业文化热衷冒险、求华求新所不同的重视民生、崇拜君权、追求和谐统一、提倡“中庸”稳定和质朴无华的观念心理。 第三，在中国古代，与小农生产力相适应的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关系。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的父系制家长制，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习惯准则，后来与国家政治相结合，家国一体，君父合一，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古代法制维护的重要内容。它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伦常关系，以“亲亲”的血缘合同，以“尊尊”的等级差别，强调大宗对小宗的支配，小宗对大宗的服从，尊长对卑幼的仁爱，卑幼对尊长的侍奉，以及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被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色彩，而且一直以体现宗法等级的纲常礼义作为中心和指导原则。 第四，广阔的地域、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是集权与专制政体的基础。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上的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这种政治制度要求法律文化与之适应，因此，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维持界限分明的官僚等级机构和对民众的控制，即“治国”、“治吏”、“治民”成为传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虽然古代也不乏否定个人独裁否定个人权威的思想主张，但其主要倾向却是主张君主专制，认为“礼”与“法”在实质上是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治理国家的工具。换句话说，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传统法律思想的起点和归宿。 第五，传统法律思想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根植在大陆的、农业的、宗法的土壤里，世代延续，形成了与希腊、罗马等海洋的、商业的、宗教的古代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法结合，儒道互补，经历了经学、玄学、道学、理学诸阶段，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来源。在其影响之下，传统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连为一体，本身始终未能独立，而且其原则原理与价值取向也都以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为依据。因此，二者是同体同质，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欲探求传统法律思想的奥秘，必须把握传统文化的真髓。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2008-09-08 20:18:47) 标签：文化 1 引言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两汉时期，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基本形成。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古代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品格和文化特征，在世界法律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迅速发展，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正朝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奋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分，进而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现代化模式，这将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揭示其特征，使我们更明了地知晓其内容，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现实中尚未显现的端倪，研究和探析我国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作出贡献。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在外部形式、价值取向和发展过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 2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具有的形式特征 2．1 法自君出 “法自君出”君主不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一种治国工具，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集权专制世代相传，皇帝是国家的代称，封建皇帝始终是最权威的立法者和最大的审判官。皇帝的话是“金科玉律”，其言出法立。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同时，“狱由君断”，皇帝握有最高的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皆需皇帝裁决、批准。封建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施恩，赦免任何罪犯。如创建专制集权皇帝的秦始皇，其命令就有专门的称谓，命曰“制”，令曰“诏”，拥有最高立法权。同时，“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悬石之一。”[1]又如宋朝，崇宁五年，宋徽宗明令宣布：“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不执行皇帝的御笔手诏，就是犯了欺君大罪，将受到严厉制裁。在中国古代，权力是大于法律的，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的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皇帝处于政治结构的金字塔顶峰，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不仅如此，在法律与皇权之间，法律成为皇权的附庸而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性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
第一单元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一、自学教材要点，合作探究课标涉及的以下问题（20分钟） 1、概述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2、简述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 3、概括我国古代农业的特点。 4、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 5、概括我国古代手工业的特点。 6、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 7、简要说明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8、简要分析“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 9、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知识要点 ①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产生： （1）由于气候等自然生产条件的原因，我国传统的种植作物是粟、稻、稷、麦等粮食产品和桑麻等纺织原料。所以足以自己解决自己的饱暖问题，而不必依赖于外部交换。因此我国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区并不偶然。
（2）在铁农具和牛耕发明以前，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大家不得不采取集体耕作的方式。 在铁器和牛耕推广以后，就不需要大规模的协作了，于是便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 2、小农经济的特点： （1）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 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精耕细作。 （2）发达的水利：虽然变成小农经济了，但是农业所需要的水利却是一家一户不能解 决的，所以，水里就成为农业的命脉，治水者便成为英雄，上至大禹治水，下至普通的凿井 人。这水利命脉也是我们在政治组成乡井和国家的重要因素。 （3）先进的技术：小农的土地很少，不得不精耕细作，所以，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很 发达。 3、小农经济的影响： （1）抑制兼并政策：小农经济时刻面临着地主的兼并，所以历朝历代封建政府都不得 不采取反兼并措施，最好的反兼并措施是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和明朝的按人丁和田 亩收税的措施。但是无论兼并与否，农民都是租税的主要来源。 （2）重农抑商政策：商业与国家争夺人力、土地、税收、对抗地方政府影响统治。所 以政府一般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3）闭关锁国： （4）小农意识：小农经济使得以分散和顺任自然为特征的精神元素深深根植于我们的 基因之中，我们随时准备着分散并回归自然，日本人很奇怪，我们只要条件允许，就一定要 养花种草，其实这就是中国人的自然情结的表现。以打鱼为生的日本人怎么能理解呢？小农 经济团结的前提是水患，承平日久，国泰民安，分散倾向便会加强，这个政治经济联合体便 会分崩离析。水患以来，皇帝便会听从上天的警示下罪己诏，人民便重新团结起来。 小农经济十分脆弱，抗压能力差，极易屈服，缺乏反抗精神、逆来顺受。是中国专制制 度的肥沃土壤。极端忍耐的反面是以命相搏，农民起义。 ②手工业形态 在农业发达、政治统一稳定的前提下，中国的手工业独步天下。 1、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民间家庭手工业及其补充——民间手工业。以棉麻纺织为主。 自元朝黄道婆起，棉织品的比重增加，改变了与丝麻制品的比例。明中叶以后，民营手工业 超过官营手工业。由于规模的扩大，某些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2、满足小农生产生活的官营盐铁业发达。 3、满足官僚贵族奢侈消费的官营手工业。以丝织和瓷器为主。 由此可见，我国没有专为商业目的而进行的手工业生产。那么，为什么还在明朝中后期 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呢？为何还享誉世界呢？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是民间手工业 规模扩大的结果，享誉世界则是朝贡贸易的结果。 ③关于古代商业的基本认识： ⑴中国古代的商业发达吗？秦汉至隋唐并不发达。由于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的发展受到时间和地点等种种限制。但仍有发展，唐朝甚至出现了柜坊和飞钱（信用卡）。两宋商业空前繁荣，打破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元明清商业继续发展 ⑵市的发展和变迁 ⑶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从汉朝开辟丝绸之路始到明朝郑和下西洋止，总的来说，中国的对外贸易比较发达，但是主要是受官府控制的朝贡贸易。官府既可以发展贸易，就可以限制和阻止贸易，清朝以后，由于统治者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中国对外贸易逐渐萎缩。 3.重要概念 ①小农经济
中国法律思想史作业1 一、单项选择题 1．天命、天罚的神权法思想最早出现于（B） A．西周B．夏C．东周D．商 2．先提出“明分使群”的国家与法律起源论的思想家是（A） A．荀子B．孟子C．管子D．孔子 3．先诸家流派中，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是（B） A．农家B．墨家C．兵家D．法家 4．最早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先思想家是（C） A．始皇B．斯C．非D．商鞅 5．被始皇利用的“五德终始”说出自（D） A．儒家B．道家C．法家D．阴阳家 6．“皇天无新，惟德是辅”所反映的法律思是（C ） A．天命无常B．致天之罚C．以德配天D．天下 7．西周宗法等级制的核心是（C） A．嫡长继承制B．世卿世禄制C．分封制D．君权神授制 8．春秋时期，（B ）提出“宽猛相济”的主。 A．管仲B．子产C．邓析 9．商鞅认为必须确立法令至高无上的地位，做到（B ） A．“治不听君，民不从官”B．“皆有法式”C．“一同天下之义”D．“不务德而务法”10．我国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念产生于下列哪位思想家（Ｃ） A．周公Ｂ．周文王Ｃ．老子Ｄ．孔子 二、多项选择题 1．道家提倡实行愚民政策，消除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主( ABC )。 A．“绝仁弃义” B．“绝圣弃智” C．“绝巧弃利” D．“立公弃私” E．“弃礼废道” 2．朝“法治”思想的容有( BCD )。 A．礼B．法C．术D．势E．义 3．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包括（BCD ） A.礼制 B.分封制 C.世卿世禄制 D.嫡长继承制 三、名词解释题 1．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西周时期礼治的基本特点之一，。所谓“礼不下庶人”，是指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按礼规定所享受的各种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刑不上大夫”是说刑罚的锋芒指向劳动人民，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平民。2．“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3．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这是邓析思想的主要倾向，也是他主改革、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主旨。意思是说：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农业 1．“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水利工程与山水风光和谐融合的千古奇观，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效益，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材料中的“它”是指 A．大运河 B．郑国渠 C．都江堰 D．筒车 2．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它出现于 A.西周 B.战国 C.秦朝 D.汉朝 3.古代中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下列几幅图中生产工具的演变对于中国 古代农耕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们反映了古代中国 ( ) A.播种方式的变革 B.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C.铁犁牛耕发展的全过程 D.农业主要耕作方式的变革 4.《礼记》有“天子为籍千亩”，“天子亲耕于南郊，以供斋盛”的记载，《礼经》在仲春“后率外内命始蚕于北郊”的记载。汉朝以后逐步形成一种国家礼仪，皇帝和皇后常常在春季举行“藉田礼”和“亲蚕礼”。这表明 ( ) A.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 B.统治者关心百姓疾苦 C.统治者常能与民同乐 D.统治者“以民为本” 5．图5是出土于今陕西省的东汉画像石中的农耕图，从中可以得出的正确信息有 A．牛耕技术最早出现于东汉 B．东汉时期没有一牛挽犁的耕作技术 C．东汉时期开始使用曲辕犁 D．东汉时期有耦犁进行耕作的技术 6．右图中反映的耕作方式应是
A.刀耕火种 B.石器锄耕 C.铁犁牛耕 D.集体耕种 7．促使我国古代农业从集体耕种向个体农耕转变的重要因素是 A．生产工具的改进 B．自然环境的变化 C．耕作经验的丰富 D．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8．黄梅戏《天仙配》里有一段经典唱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古代中国传统经济的写照。这种传统经济被称为 A.商品经济 B.小农经济 C.市场经济 D.计划经济 9．（2008年6月福建会考13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这是黄梅戏《天仙配》中的一段唱词，它反映了我国古代经济的特点是 A．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B．商品经济发达 C．自耕农经济脆弱D．农家生活自然祥和 10、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 A、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B、地主经济 C、封建土地国有制度下的经济 D、封建庄园经济商业 11．后世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称为“商人”，这一称呼源于 A.商朝人善于经商 B.范蠡经商取得巨大成功 C.商鞅变法的规定 D.徽商和晋商的出现 12．右图反映了我国古代某一朝代的都城布局，该布局的出现应该不晚于下列哪个朝代？
中国最美十大古代桥梁 中国是桥的故乡，自古就有“桥的国度”之称，发展于隋，兴盛于宋。遍布在神州大地的桥、编织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连接着祖国的四面八方。我国古代桥梁的建筑艺术，有不少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创举，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非凡智慧。 赵州桥又叫安济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赵县古时曾称作赵州，故名。赵州桥是隋朝石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距今已有近1400年，是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雄伟的石拱桥。赵州桥只用单孔石拱跨越洨河，石拱的跨度为37.7米，连南北桥堍(桥两头靠近平地处)，总共长50.82米。采取这样巨型跨度，在当时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更为高超绝伦的是，在大石拱的两肩上各砌两个小石拱，从而改变了过去大拱圈上用沙石料填充的传统建筑型式，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敞肩拱”的新式桥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发明。象赵州桥这样古老的大型敞肩石拱桥。在世界上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公元14世纪时，法国泰克河上才出现类似的敝肩形的赛雷桥，比赵州桥晚了700多年，而且早在1809年这座桥就毁坏了。隋代著名石匠李春的杰出贡献在世界桥梁建筑史上永放光辉。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上，联拱石桥。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成于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元、明两代曾经修缮, 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修建。桥全长212.2米，有11孔。各孔的净跨径和矢高均不相等，边孔小、中孔逐渐增大。全桥有十个墩,宽度为5.3米至7.25米不等。桥面两侧筑有石栏，柱高1.40米，各柱头上刻有石狮，或蹲、或伏，或大抚小，或小抱大,共有485头。石柱间嵌石栏板,高85厘米，桥两端各有华表、御碑亭、碑刻等，桥畔两头还各筑有一座正方形的汉白玉碑亭，每根亭柱上的盘龙纹饰雕刻得极为精细。卢沟桥以其精美的石刻艺术享誉于世。芦沟桥久已闻名中外。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对这座桥有详细的记载。1937年七七事变在此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本土的开始，芦沟桥因此成为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性建筑物。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位于福建省泉州东郊的洛阳江上，我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宋代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工程，从北宋皇佑四年(公元1053年)至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前后历七年之久，耗银一千四百万两，建成了这座跨江接海的大石桥。桥全系花岗岩石砌筑，初建时桥长360丈，宽1.5丈，武士造像分立两旁。造桥工程规模巨大，工艺技术高超，名震四海。建桥九百余年以来，先后修复十七次。现桥长731.29米、宽4.5米、高7.3米，有44 座船
浅议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WHR 摘要：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众多，百家争鸣，其中以儒、法两家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影响较为显著。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均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这些传统的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法律思想；内涵；借鉴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 但我认为在其法律思想上影响较为显著的大体说来主要是儒、法二家。也正是这两家对于法律思想的主张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儒家对于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他在继承西周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个以仁、礼为核心，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义等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初步建立起儒家伦理学说。随后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继续对儒家思想进行继承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官方确认的正统思想，其影响经久不衰，蔓延至今。 孔子提出一系列注重伦理纲常，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礼治”，倡导统治者要“为政以德”，强调“为政在人”的法律观点。正是孔子的一系列主张为中国社会的“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在孔子看来，所谓人治，就是强调统治者个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先决作用，即“为政在人”。孔子首先强调作为最好统治者的圣贤明君的作用。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其次强调统治集团中其他个人(臣民)的作用，主张“尚贤”，即以“亲亲”为基础而倡导“贤贤”。他的所有主张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础之上的，强调通过一种“道德”规则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利用客观的法律规范。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到他所提出的另一个主张，即：无讼是求。
专题升华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一、复习指导 1．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两大支柱，首先是农业，其次是手工业。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线索，归纳中国古代农业传统耕作方式的形成过程。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为线索归纳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以朝代为序识记古代冶金业、制瓷业和丝织业的突出成就。同时注意与古代中国改革内容相联系。 2．占代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同时受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制约。了解商业发展的特点及历朝商业发展的表现。要明确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和缓慢发展的原因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位。 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复习本单元内容要联系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相关知识，综合分析各种历史现象。 4．分析本单元内容应臵于世界经济史中进行对比分析理清中国古代经济由长期领先于世界到后来逐渐落后于欧美国家的基本线索．并分析相关原因。 二．重点知识讲析 1、评价古代商品经济 （1）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般来说，衡量商品经济发展的指数主要看投入市场的产品、市场、货币、城市等方面。商品经济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进取性。 （2）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商品经济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起着不同的作用，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封建社会初期，商品经济发展促进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和封建统治的加强。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来自于拥有雄厚资产的商人。一些商业繁荣的城市，成为封建政权的中心，如临淄、邯郸、大梁、郢等。 ②封建社会中期，商品经济发展，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如隋、唐、北宋的都城洛阳、长安、开封都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商业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步增大。 ③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制度起了瓦解作用。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缓慢发展，经济上瓦解着封建制度，政治上动摇着封建统治秩序，思想上冲击着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导致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产生。黄宗羲作为民主思想的代表，猛烈抨击君主专制，指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2、全面认识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 （1）特点：①以家庭生产、生活为单位，男耕女织。农民不同程度地有一定土地，精耕细作。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实质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③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但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始终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 （2）弱点：①分散性：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②封闭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③落后性：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易受天灾、苛政和土地兼并的影响，特别是王朝政策的影响。 （3）发展因素： 有利：①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和逐渐普及；②农民不同程度地有一定土地、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极性；③为了求得生存，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④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注意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小农经济。 不利：①农民经营规模小，生产条件简陋，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②封建王朝统治集团腐朽，封建剥削严重；③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薄弱。
中国古桥的科学分类 孔庆普 （北京市政集团古建筑专家北京市） 1. 古桥分类的原则与科学依据 桥梁的总体分为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基础三大部分，其中上部结构是承载其自重力和活荷载及其它外力的主体部分，上部结构中主要杆件的受力性质决定上部结构的类型，故以上部的基本结构划定该桥的结构类别。 桥梁的上部结构，以受拉杆件为主的桥梁则为索桥，如泸定桥。桥梁的上部结构，以受弯杆件为主的桥梁则为梁桥，如灞桥。桥梁的上部结构，以受轴向压力的弯杆件为主，则为拱桥，如卢沟桥、安济桥。 2. 古桥的三大类型 中国古代桥梁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其结构的承载状况和杆件的受力性质分析，所有桥梁共分为三大类型——索桥、梁桥、拱桥。 2.1索桥： 其上部结构无论是采用何种材料制成的索，下部结构无论是何种形式，均属于索式桥，简称索桥。 中国古代的索桥，由于索所用的材料之不同，又有铁索桥、竹索桥、藤索桥之分。 1、铁索桥：此种桥梁的“索”是由铁环套铁环而构成的链条，通称为“铁索”。其下部结构均系圬工桥台，铁索的两端固定在桥台上，铁索悬挂于两个桥台之间而成桥，故称其为铁索桥。 如泸定桥，该桥的上部结构是铁索（铁链条），铁索承受上部结构的全部荷载，在底面的铁索上铺设桥面板，在侧面铁索上安装栏杆，构成上部结构——桥面系。下部结构（桥台）是以石砌实体构造为台，桥台建筑在基岩上。 2、竹索桥：此种桥梁的“索”是用竹子劈成细丝拧成的绳索，故称其为竹索桥。桥的下部结构是圬工桥台，竹索的两端固定在桥台上，构成整体桥梁。如四川的安澜桥。 3、藤索桥：将藤蔓编或拧成索，用于桥梁的主受力构件，故称其为藤索桥。桥的下部结构是圬工桥台，藤索的两端固定在桥台上，构成整体桥梁。 2.2 梁桥： 梁桥，顾名思义其上部结构的主体受力构件是以“梁”为主。古代的梁式桥有木梁桥和石梁桥两种，其纵梁均系简支梁。 1、木梁桥：木梁桥的上部结构是以圆木或方木为纵梁，由于其构造形式有所不同，又分为复合（双层）木梁桥、悬臂式木梁桥、撑架式木梁桥。由于其墩台所用建筑材料之不同，又分为木墩台木梁桥、圬工（砖石）墩台木梁桥。 （1）木墩台木梁桥：古代的木墩台木梁桥，其上部结构，多数采用疏铺圆木梁或方木82
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意识演讲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 ****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产物XX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的，即“ HUMAN RIGH”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的概念局限在“ HUMAN RIGH”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理论上看，****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意识，这是****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即把****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意识是****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
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 “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 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使得古代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而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大量的法制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罪名和新刑种，如岁刑、迁放之刑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方面规定了重罪十条，并且出现了“八议”和“官当”的特权原则。 隋、唐朝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定型阶段。隋朝确立了刑部，并且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创十恶制度。《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相结合。民事法律方面，唐朝统治者对于财产权、婚姻等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在刑事法律方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并且设立了“加役流”的罪名，用以惩罚流刑以上而死刑以下的犯罪。。
中国桥梁发展简介古代——赵州桥 坐落在河北省赵县洨河上。建于隋代（公元581－618年）大业年间（公元605－618年），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和建造，距今已有约1400年的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赵州桥是重点文物，通车易造成损坏，所以不能通车。 建造历史 时隔大约1200年，欧洲才建成类似的桥。 赵州桥名称是以所在地命名的。 我国古代石拱桥的杰出代表是举世闻名的河北省赵县的赵州桥（又称安济桥37° 43' 12.30" N 114° 45' 47.54" E），该桥在隋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左右）为李春所创建，是一座空腹式的圆弧形石拱桥，净跨37m, 宽9m，拱失高度7．23m，在拱圈两肩各设有二个跨度不等的腹拱，这样既能减轻桥身自重，节省材料，又便于排洪、增加美观，赵州桥的设计构思和工艺的精巧，不仅在我国古桥是首屈一指，据世界桥梁的考证，像这样的敞肩拱桥，欧洲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比我国晚了一千二百多年，赵州桥的雕刻艺术，包括栏板、望柱和锁口石等，其上狮象龙兽形态逼真，琢工的精致秀丽，不愧为文物宝库中的艺术珍品，我国石拱桥的建造技术在明朝时曾流传到日本等国，促进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并增进了友谊。 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安济桥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历史土木工程古迹”铜牌纪念碑。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宋哲宗赐名，意为“安渡济民”)，位于河北赵县洨河上，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赵州桥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创造了世界之最。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桥长50.82米，跨径37.02米，券高7.23米，两端宽9.6米，中间略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一、选择题) 1．《荀子·富国》认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这反映了古代中国农业生产具有的特点是() A．男耕女织B．精耕细作C．铁犁牛耕D．自给自足 2．据魏国李悝《尽地力之教》载：“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又据《孟子·梁惠王上》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上述材料反映的历史现象是()A．井田制开始瓦解B．商品经济发展C．小农经济兴起D．家庭手工业产生 3.右图是甘肃莫高窟壁画《农作图》中的一幅，这反映出() A．唐代在西北率先实现了生产工具的革新B．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已影响到西北地区 C．中国的农业开始确立铁犁牛耕的模式D．土地的日益集中导致人民生活困苦 4．(2013·广东深圳检测)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下列图片说明了() A水患治理的不断进步B经营方式的个体化C．水利设施的广泛修筑D．灌溉工具的多样化5．《汉书·贡禹传》载：“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sì，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材料反映汉代 A．官营纺织业技术水平高超B．政府鼓励民营手工业发展 C．官营纺织业规模大耗资多D．手工业产品大量投放市场 6．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已经按照“国标”进行大规模生产各类兵器；秦朝律法中的《工律》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袤亦必等。”对上述材料释读正确的是() A．有利于规范民间手工业生产的统一性B．说明了秦能够统一全国的原因 C．反映了秦代官营手工业的标准化生产D．秦朝手工业生产具有垄断性 7．唐代宗大历二年“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沿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明代永乐元年“命宝源局铸农器”。从上述史实中可以确认的是，我国古代官营手工业() A．支持了民生B．具有垄断性C．为皇室服务D．技艺水平高 8．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通身度长一丈六尺，隆起花楼，中托衢盘，下垂衢脚，对花楼下堀坑二尺许，以藏衢脚，提花小厮坐立花楼架木上，机末以杠卷丝，中用叠助木两枝，直穿二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