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区域新一轮经济发展前瞻
发表时间：2010-05-06T14:01:05.687Z 来源：《城市观察》2009年第1期供稿作者：郁鸿胜[导读] 中国区域合作的发展正呈现出从“极化发展”向“泛化发展”的新态势
摘要：中国区域合作的发展正呈现出从“极化发展”向“泛化发展”的新态势，在这一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特别是国家关《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提出，更为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和方向。研究《指导意见》，有助于从宏观上把脉长三角地区发展的重点及难点，并为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发展提供借鉴。关键词：长三角区域经济城市群
一、从“极化发展”向“泛化发展”
（一）从珠三角区域合作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1994年10月，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经济区。这是“珠三角”概念首次被正式提出。珠三角最初由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6个城市及惠州、清远、肇庆三市的一部分组成。后来，珠三角范围调整扩大为由珠江沿岸的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等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这也就是通常所指的珠三角或小珠三角。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陆续在香港、澳门签署。2004年6月，“9+2”政府领导在广州共同签署《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框架协议》。珠三角的区域合作体系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仅限于广东省内9个城市组成的区域合作的“极化发展”，演变成为了“9+2”区域合作的“泛化发展”。“9+2”区域合作可以有两种内涵：一种是由珠三角原来的9个城市加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的大珠三角区域合作体系；另一种则是由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九个省（自治区）及香港、澳门组成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体系。 “9+2”区域合作体系中的最亮点无疑是“深港合作”。深港合作的目标是要使深港成为亚洲经济的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成为中国在世界都会中最具竞争力和最有实力的区域之一。区域合作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合作的体制和机制。大珠三角的区域合作是外向型的合作模式，重点在区域内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等要素的合作。这是因为，这个区域体系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一是9个行政区域性的市级管理机制；二是深圳、珠海、汕头三地的特区管理体制；三是香港、澳门两地的特别行政区管理体制。因此，大珠三角合作的难点就在于制度合作。制度合作问题一旦解决，将成为中国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典范。
（二）从京津冀区域合作到东北亚区域合作
2004年2月，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发改委代表在河北廊坊参加了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三地与会代表达成并共同签署了加强京津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廊坊共识》，正式确定“京津冀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思路。
京津冀区域合作体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扩大到了环渤海区域，区域合作体系中增加了山东、辽宁、山西和内蒙古。后经过若干次国际和国内区域合作研讨会，又在更大范围提出：环渤海区域代表中国的北方经济参与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由此，这一区域的合作与发展模式逐步由京津冀大都市圈的“极化发展”，演化成为环渤海区域、东北亚区域的“泛化发展”。
（三）从北部湾区域合作到泛北部湾区域合作
北部湾区域包括南宁、防城港、钦州、北海四个城市，总面积4.25万平方公里。2008年1月，国务院出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其目的是要通过北部湾区域合作推动该区域内城市的发展，并进而带动整个北部湾区域甚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的发展，这对整个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地区贫富差距的缩小都将产生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国家还将北部湾区域合作与发展纳入中国与东盟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总体战略和规划中，希望通过北部湾区域发展，带动中国西南沿海，乃至泛北部湾区域联动发展。届时，将实现泛北部湾区域“一轴两翼”的发展格局。“一轴”是指从南宁到新加坡经济走廊，它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为载体，把6个国家、9个城市串联在一起。两翼包括西南翼和东南翼，西南翼是澜沧江—大湄公河次合作区域，以澜沧江、湄公河为载体，涵盖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和缅甸六个国家，主要发展边贸；东南翼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以海洋为载体，沿马六甲海峡、菲律宾海峡和北部湾海峡分布，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和菲律宾。通过区域合作与发展，把泛北部湾这个原来战争冲突不断的战争湾变成和平湾，最后形成发展湾。这将延伸中国经济对东南亚地区的辐射影响，实现对这一地区200多个重要港口的辐射，对中国经济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组成的“10+3”合作体系更加牢固。这是由北部湾区域的“极化发展”向泛北部湾区域的“泛化发展”演化的意义所在。
（四）从武汉都市区和长株潭城市群各自区域内合作到双“两型社会”试验区域合作 2008年，位于中部的武汉都市区和长株潭城市群同时获批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意味着国家规划了包括武汉都市区以及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合作体系。其中，武汉都市区涵盖了武汉以及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中小城市组成的“1+8”城市集群，是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武汉都市区内部城市之间已呈现出跨地区合作的雏形，如武汉、黄石和孝感三市的银行票据已经实现异地同城待遇，9个城市的商贸、交通、金融联席会议也相继启动。长株潭城市群目前形成了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与衡阳、常德、岳阳、益阳、娄底五市组成的“3+5”城市集群。这两个都市区域同时获批“两型社会”试验区域，加速了各自区域内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发展势头迅猛。
综上所述，我国区域合作体系的发展从“极化发展”逐渐向“泛化发展”演进的规律已经显现，在原有省（市）界限内的增长极基础上的更大区域、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
二、长三角区域合作的新态势
（一）从要素合作到制度合作
长三角区域最初的合作要追溯到1982年。那一年，国务院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域规划办公室。大家非常熟悉的“星期六工程师”就是当时长三角最早的区域合作形式之一。那时在国有经济体制下，“星期六工程师”只能靠人流和技术流的合作。这是市场经济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等要素合作的初始体制。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将开发浦东上升为国家策略。从此，长三角以区域经济的概念成为中国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