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The Catcher in the Rye》两个译本
《麦田里的守望者》，它是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塞林格将故事的起止局限于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从离开学校到曼哈顿游荡的三天时间内，并借鉴了意识流天马行空的写作方法，充分探索了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内心世界。通过阅读施咸荣先生和孙仲旭先生的译本，本文主要从及翻译环境因素及归化异化角度来比较两个译本。
一、翻译环境因素
1.时代背景：《麦田里的守望者》最早由施咸荣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翻译成中文，当时我国刚刚建国不久，那时候的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在主题上也主要是弘扬英雄主义、革命主义等，再加上当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批判。施咸荣先生选择了异化的翻译法，这样的翻译较为隐晦和含蓄且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而孙先生的版本出现于本世纪，这时候文学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越来越淡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化愈发的感兴趣，希望可以大量的接触到西方文化，以便取长补短，孙先生的归化翻译则正好满足了这种要求。
Ex1:
原文：He kept saying they were too new and bourgeois.
施译：他口口声声说它们太新，太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取批判态度）
孙译：他经常说太新了，太有中产阶级味了。（“有中产阶级味”，使用的是中性词汇）
Ex2:
原文：...but that the Lunts, of course, were absolute angels. Angels. For Chrissake. Angels. That killed me.
施译：可是伦特夫妇，当然啦，完完全全是天仙下凡。天仙下凡。老天爷，天仙下凡。我听了差点笑死。
孙译：可伦特夫妇当然绝对是天使。天使，岂有此理，天使，逗死我了。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原文的“Angel”本意是“天使”的意思，在西方宗教神话中指“传达神的意志的使者”。施咸荣把“Angel”翻译成了中国宗教神话里的“天仙”。在中国抵制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施咸荣在翻译“Angel”时采用归化手法将其译为“天仙”，便于当时对西方宗教文化了解较少的中国读者的理解，但这样对于西方宗教词汇的隐讳处理，使中国读者失去了与西方宗教文化正面接触的机会。而孙仲旭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把“Angel”译为“天使”，是因为在21世纪初的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西方宗教文化得到了更多的包容和接受。孙仲旭的译法忠实于原文，且向中国读者传播介绍了西方宗教文化。
2.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除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个人的意识形态同样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再加之施先生本在翻译中会比自觉的向“信、礼”的方向靠近，因而
它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在实质上保留了较多的异域风情。而孙仲旭先生翻译这部小说只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以及这部小说带给他的影响，所以翻译的时候并没有进行雅化的处理，尽可能的保留原文的语言风格。
原文：
I didn’t have anything special to do， so I went down to the can and chewed the rag with him while he was shaving.
施译：我闲着没事，也就到盥洗室里，在他刮脸时候跟他聊天。（“盥洗室”正式语体翻译，严肃正统）
孙译：我没什么事，就也去了厕所那边，在他刮胡子时跟他扯扯闲话。（“厕所”和“扯扯闲话”，口语化）
二、人物的翻译
不论是old Mr.Antolini、old Stradlater，还是old Sunny、old Phoebe，施咸荣大都将old译成“老”字，这是一种超常规搭配的汉语偏正结构。老安多里尼先生（霍尔顿尊敬的英文老师）、老斯特拉德莱塔（令霍尔顿不齿的室友）、老孙妮（敲诈霍尔顿的妓女）、老菲苾（霍尔顿深爱着的妹妹），这些词语的非常规搭配给读者带来一种乖异诡谲的模糊感；这种模糊感恰恰杂糅了霍尔顿对虚伪、自私的万般唾弃，对天真、单纯的无限眷恋。同时，这种译法也再现了特定社会背景下的青少年喜爱的、反复使用的有限词汇。显然，施咸荣采用的显性翻译策略成功地保持了文本的生态平衡。
三、异化与归化翻译法
1.异化翻译法
在翻译的过程中翻译者尽量不去打扰作者，并且让读者向作者靠拢。
在施和孙的译本中，施先生较多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如：
“it was cold as a witch’s teat.”施先生翻译为：“天气冷得象巫婆的奶头。”读者并不能理解“巫婆的奶头”，其实这种就是异化的翻译策略，施先生在异化的基础上有对原文运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进而产生这样的翻译效果。
施先生主要采用异化翻译法主要是因为这部小说存在大量的性以及污秽不堪且敏感性的词语，在小说中我们总是能看到“damn it、fuck”这样的污秽语，还
可以看到有关性的一些敏感词语，施先生为了在考虑到我国文化以及当社会环境的前提下，还是选用了异化的策略，小说中出现的“fuck you”等施先生都翻译为”X 你”用符号化的语言代替原文，再如：
“Well--where I have my hand on your back. If I think there isn't anything under neath myhand-- no can…”施先生翻译为：“呃——关键就在于我搭在你背上的那只手底下。我要是手底下什么也感觉不到——没有脑袋…”我们再看一下孙译本：“哎,就像我这样,把手放在她背上,如果我感不到我手下面有屁股…”在施先生将“can”翻译为“脑袋”，而孙先生则翻译为“屁股”，在实际中，“can”确实有“屁股”的意思，孙先生译的较为正确，但是充满了挑逗、敏感的情趣，施先生这种异化的翻译则完全避免了这一点。
2.归化翻译法
归化翻译法，与归异化翻译不同，归化翻译认为翻译者尽量不要干扰读者，应该让作者向读者靠近，也就说在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读者好好了解译文，进而增加译文的可读性。
我们试举上文的例子进行分析,孙仲旭先生将其翻译为：“当时已经是十二月, 天气冷得邪门。”我们与施先生的比较，孙先生的翻译简单易懂，对读者来说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障碍，同时这种归化的翻译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I knew she wouldn’t let him get to firstbase with her……”，孙先生翻译为：“我知道她根本不会让斯特拉雷德占到什么便宜。”施先生翻译为：“我知道她决不会让他攻入一垒。”从这两个翻译上看，孙先生的翻译会让读者读者立刻明白，而施先生的则不是这样，“get to first base”是美国棒球比赛中运用，意思大概为到达一垒，也就是向成功迈进一步的意思，其实除了这个意思外，还可以代表男女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的意思，所以孙先生用归化意译的方式将原文的意思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方便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两个译本用归化异化法处理的具体例子：
1.That magazine was some little cheerer upper.
施先生译本：这杂志倒是一副小小的兴奋剂。
孙先生译本：那本杂志可真能给人打气啊。
some little cheerer upper意思是给人打气，让人振奋的事或物。孙的翻译“可真能给人打气啊”是一个典型的中文习语，而施的翻译“一副小小的兴奋剂”更倾向于顺译法。明显看出，孙的翻译更贴近归化，施的翻译更贴近于异化。
2. Yeah, I know . The thing is ,though, I’ ll be up the creek if I don’ t get it in. Be buddy. Be a buddyroo. Okey?
施先生译本：不错，我知道。问题是，我要是再不交，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啦。做个朋友吧。成吗？
孙先生译本：唉，我知道，可问题是交不上作业我就死定了。帮哥们一会忙，哥们，好不好？
be up the creek意思是陷入无法摆脱的极其困难的境界。两个翻译都直接指明了不交作业的后果的严重性。“吃不了兜着走”是一句很地道的中文俗语，而“死定了”更加口语化。因此两个翻译都更加贴近归化。
3.All I know is my goddam gloves were in your goddam galoshes.
施先生译本：我只知道我的那副混账手套在你的混账套鞋里。
孙先生译本：我他妈反正知道我的手套到了你的破套鞋里。
根据查找资料，全篇小说共出现了“goddamn”。在比较后，发现施先生的译本几乎全部将goddamn翻译成混账，而孙先生译为“他妈的”。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当人们表达生气或负面态度时，最可能说他妈的或破玩意，而混账更倾向于西式表达。施先生的翻译更加贴近异化，而孙先生的翻译更加贴近归化。
四．总结
由于各译者所处社会背景、翻译时间、翻译条件的不同，在不同的研究层面，各译本又呈现各自特有的风格。孙仲旭译本词汇密度较高，用词丰富，平均句长较长，使用多个汉语句子翻译一个英语句子，解释原文隐含的信息，翻译风格倾向于意译。施译词汇密度较低，平均句长较短，相对于孙译本可以判断为早期翻译作品，词变化性较小，与他所处的年代不无关系，作品的翻译处于白话文兴起阶段，受时代背景和文化发展的制约。句子平均句长较短，说明施译本倾向于直译，即长句对长句，短句对短句的翻译模式。
参考文献:
[1]《麦田里的守望者》两译本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视角牛桂玲，田晓芳
[2]《麦田里的守望者》两个译本对俚语的翻译对比姚松圻
[3]《麦田里的守望者》孙仲旭译
[4]《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
[5]《The Catcher in the Rye》J.D.塞林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