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七事变”60周年
试析日本军国主义的两面性
武 寅
6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一手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罪行:从“三光”政策到“七三一”细菌战,从随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为对这些暴行进行辩解,侵略者打出了一个个漂亮动听的招牌,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日满华经济共同体”,什么“解放东洋”,“反抗欧美霸道主义者的暴力”等等。这种虚伪的言辞,惊人的暴虐行为,在“言”与“行”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一反差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典型表现。两面性,存在于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直至走向灭亡的全过程;同时,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策略或手法,而且更是一种内含的、深层次的根本属性,是日本军国主义区别于德、意等其他类型军国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一方面使恐怖的军事独裁和血腥的扩张主义在假面具的掩护下横行于国内,肆虐于国外;另一方面又成为战后日本国内极右分子袒护军国主义,否认战争罪行的一块挡箭牌。因此,剖析这种两面性及其形成的历史根源,揭露它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的主要表现,探讨它在日本统治集团推行战争政策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无疑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
一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维新政权建立时起,它就把“武力扩张”作为谋求发展的基本国策。特别是20世纪初叶,日本受欧美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强烈刺激,恨不能一步跨进这些“先辈”和“师长”的行列,与它们为伍,和它们平起平坐,共享殖民利益,然而作为后起国,论实力,它还不能与英美等强国相匹敌,唯有以武力征服东亚弱小民族,取得“东洋霸主”的身分,才能够成为世界列强中的一员。它把武力扩张看作是弥补其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使其能够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后来居上的最好手段。“武力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每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战争,都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新一轮更大
济基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时期日本每年国家预算的40%用于直接军费。日本陆军由7
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海军舰艇吨位由5万吨增加到20万吨。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殖民据点“南满铁路公司”,把中国东北视为日本的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1907年,日本军部在阐述日本国防方针时提出,对于已取得的海外利权,不但要加以保护,“而且要更加扩张之,必须将此作为帝国施政之大方针。为了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对那些欲侵害我国权之国家,至少在东亚要准备采取攻势”,“翻开帝国军事史,采取退缩主义的只有德川幕府,其他无不采取进取的方针。近观明治二十七、八年,三十三年,三十七、八年
战争,皆取攻势并获大捷,足以表明日本人性格,他日若再动干戈亦必须发挥此种性格”。
日本陆军的鼻祖山县有朋在总结了这一段历史后,也再次肯定了武力扩张的基本国策,提出:“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皆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败的唯一审判方法”,“因此我国也应该进一步扩充军备,然而我国面积、人口以及财力毕竟赶不上俄国,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扩充军备,
养精锐兵员,整顿用兵机关,以防备俄国,扼制清国”。 日俄战争后日本再一次进行扩军,1907
年陆军从甲午战争后的13个师团进一步扩充到19个师团,海军计划从甲午战争后的“六六舰
队”过渡到“八八舰队”,军费从甲午战争后的1.124亿日元扩大到1908年的2.134亿日元。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国运”同战争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明治维新的元老井上馨面对战争风云密布的国际形势兴奋不已,他在给内阁首相与山县的意见书中称:“这次欧洲大战乱对日本国运的发展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日本要立即举国一致,团结起来,享受这一天,”“明治维新的大业在于求鸿谟于大世界。大正新政的发展取决于这一世界大战乱的时局,我们要与欧美强国并行提携,建立坚实的基础,使其不能把日本排除在世界问
题之外,彻底扫除欧美近年来动辙欲孤立日本的趋势”。 内阁首相也在报纸上发表社论,表
示,“今天,在东洋的天地间,除我日本之外,还有能确保和平的势力吗?想到这一点,深感我们
使命的重大。”
一战后,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军事方面,它不但仅次于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而且在争夺中国和远东的角逐中所处的战略地位要优于美国。在海外利益方面,日本除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而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海域与美国对抗。1920年,日本直接军费已
占到国民支出的46.8%。
然而另一方面,与“武力扩张”这一军国主义的基本国策和内涵相对应,日本军国主义在对3试析日本军国主义的两面性
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第11卷,第672页;第12卷,第640页。
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第11卷,吉川弘文馆1975年版,第672页;第12卷,第640页。植田捷雄:《东洋外交史》,东大出版会1969年版,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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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扩张的同时又装扮出另一副面孔,即虚伪与欺骗性的一面。不仅如此,这副惑人的假面具并非是单调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关系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国内形势的需要而不断变换。
在武力扩张的基本国策尚处于酝酿与形成阶段,即明治政权建立初期,日本军国主义给自己的脸谱上贴上一付“维护国家独立”的金字招牌。
选择这一脸谱,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在日本,最能够代表民族感情,动员民族精神,统一民族行为的口号,莫过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众所周知,在维新前,列强在日本攫取了租界权、居留地驻兵权、领事裁判权、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协定税率等等特权。这不仅给日本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而且深深刺痛了日本的民族心理和感情,使渴望民族崛起的志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扼腕痛陈:“外国人逞鸱枭之欲,视我人民如鸦雀,如稚童,如卑屈之奴隶”, 他们强烈要求早日取下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伸张国权,令彼凌侮之心永远杜绝”。
正是这一国家面临的首要课题,使日本统治集团找到了贯彻国策的最佳渠道,即把“扩张”与“独立”融为一体,揉成互为表里的一张很巧妙的牌。统治集团提出独立即扩张的理论,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似是而非的阐述,它把独立与扩张说成是密不可分甚至完全等同的奋斗目标,鼓吹要独立就必须对外扩张,越是积极有效的对外扩张,越能够证明和保障国家的独立,因此它所谓的独立,不是防御式的与自卫性的,而是进攻式的和侵略性的。这种独立即扩张的理论从日本政府向第一届议会作第一次施政演说时起,即开始十分明确地向外界渲染。
当时的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鼓吹:“保持国家的独立,振张国势,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这一既定目标不仅是政府不可偏离的前进方向,而且将来无论政治形势如何变化,我帝国所有臣民都应同心戮力,统一步调,为实现此目的矢志不渝。” 紧接着山县又进一步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具体办法“在于一要守卫主权线,二要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与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
也就是说,日本所要追求的独立,不应该只是守住自家的疆土,而要把眼光盯在更广大的区域,盯在别国的疆土即自己的“利益线”之上。这套独立即扩张的理论经过以后历届内阁的加工润色,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完整,越来越巧妙和富有迷惑性,同时也越来越把强调的重心由独立滑向扩张,使之从独立即扩张逐渐演变为不扩张就难以立国,不扩张就没有国权、国威可言。
就在距第一次施政演说四年之后,山县有朋以枢密院议长的身分上书天皇,再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日本的“国是”:“我邦之国是在于开国进取,所谓开国进取,无他,乃岿然介立于列国对峙之间,维持我邦之独立,兼宣扬国光之谓也。” 又过了11年即1904年,日本已开始染指朝鲜,也是伊藤博文被任命为韩国统监的前一年,伊藤对韩国皇帝说:“我国的大方针,就是要与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第2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26、331页。
世界列强为伍。”
把山县和伊藤宣扬的“国是”与政府第一次施政演说相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日本的所谓独立,都日益显露出其对外扩张的底蕴,即“独立”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平等,而是要下决心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要宣扬日本的“国光”、“国威”。此后日本政府对“国是”的正式表述均按照这一口径,即提独立时一定要同时兼提“扩张国权”、“宣扬国威”、“振张国势”等内容,对“独立”的含义作蛊惑人心的引伸性宣传。其次是强调要跻身世界列强,与其为伍、与其争雄,这样的“独立”与“平等”,其进攻性、扩张性与侵略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戴着“国家独立”这一假面具的日本军国主义,借助政权的力量和耀眼的外表,经年累月地浸润着日本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从学校教育到报刊、舆论、新闻宣传阵地,对“国权”、“国威”、“国运”、“国是”的歌颂充斥视听,对皇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强权政治的讴歌无处不在。这种强大而持久的宣传攻势,加之一次次“圣战”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培养出从国家主义到超国家主义,从日本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毒瘤,它压制了所有进步的与反战的思想,控制着思想舆论界乃至社会思潮的主流。
二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过程中,国际环境与日本自身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是铸成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万邦对峙”,“与宇内强国骈进提携”的梦想驱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行为表现得格外频繁,格外凶猛,也格外贪婪,以致于每当它有机会与列强联合行动时,这个“后起之秀”的表现之积极常常使老牌列强们感到吃惊。日本第一次与列强联合行动是在1900年,即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日本把它看作是加强在中国的地位,借机挤进列强队伍的大好时机。它一方面跃跃欲试,一方面又担心表现过分会引起列强怀疑,最后决定“尽量避免积极主动派出重兵,而采取让列国向我求援的方式”。政府的意图是,“要掌握霸权首先要找到线索,那就是加入列强的队伍,而要想加入其队伍,必须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若打算支付将来与列国为伍的保险费,外交上最佳方案莫过于尽可能派出少量兵力,附于列国之骥尾,占据不失为其伙伴的位
置”。 政府决策人物的这番话维妙维肖地刻画出日本政府那种刚刚起家,手中资本不多,而又急于入伙发财的贪婪心态。
抓住这一机会的日本政府在首次派兵之后又一再增兵,以致在各国总兵力3.2万人中,仅日本一国的兵力就占到1.2万人,成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就在这次事后的讲和会议上,日本第一次如愿以偿地与列强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成为其掠夺亚洲殖民利益的重要伙伴。
第二次“有幸”参加列强的联合行动,是在一次大战末期对苏俄的联合武装干涉。日本这次同样表现得格外积极,但也同样没敢忘记作为一个身处末席的伙计,要首先注意察颜观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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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本首先决定,“对于尚未取得合众国和各协约国相当谅解之行动,帝国政府将深加慎重”。 直到美国提议日美两国各自向海参崴派遣7000人的军队后,日本立即发表了出兵宣言,并大大突破了美国的指标,首批即派出1.2万人的军队,准备趁机侵略西伯利亚东部。陆军把满铁沿线的部队调到了满洲里,并进而派出大批部队占领了滨海州等地。在决定出兵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派往西伯利亚的兵力已达7.2万人,美国政府“看到兵力之庞大不禁吃惊”。
日本渴望与列强为伍,以证明它的国际地位非同一般,同时也能借助列强的力量,捞取联合效益,顺势分得“利益均沾”的一份,还可以向列强显示它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故而列强没有理由小看它。
但是另一方面,列强对于日本的态度却并不是总能令日本满意。当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时或者日本对列强的利益不构成损害时,列强是可以接受这个附在骥尾的小伙计的。但是当与日本之间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时,列强便会毫不客气地向日本摊牌。在一次大战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暴露出日本与列强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十分突出的。
例如,关于中国问题。由于日本在一次大战中疯狂的对华扩张阻碍了美国的殖民利益,战后美国凭借其资本主义世界新霸主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了反击。1922年2月签订的美、英、法、意、日等九国公约,重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否定了日本今后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和损害其他列强利益的特权要求。在列强的联合进攻面前,日本不得不大幅度后退,宣布放弃或削减大战期间获得的山东铁路和矿山权利,撤回曾经保留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放弃在“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并宣布今后把中国东北的部分铁路和以租税作担保的借款的独占权对列强开放。另外,1923年4月,美国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使日本在华地位更加不稳。相反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却扩大了向中国东北输出资本的自由。
又例,关于对华贸易问题。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贸易国,特别是对亚洲市场的掠夺性贸易,在日本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战后欧美列强在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上卷土重来,使日本在对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下降,经济利益受到沉重打击。
关于国联盟约中的废止种族歧视问题。在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三大目标之一是要把废止种族歧视的条款写进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的盟约之中。日本的真实意图一是有助于解决加州移民悬案,以挽回“国家的体面”,二是它要以此来证明,日本的国际地位切切实实是能够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是日本的要求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反对。求成心切的日本为达到目的一再修改提案的措辞,使语气不断减缓,程度不断降低,但英美等国毫不让步,使日本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在以上这些问题以及诸多与此类似的问题上,日本大有一种受欺侮的感觉,它“痛心不堪”,“国论沸腾”,甚至想到要“退出和会,不参加国联”。 它叫嚷美国等西方大国是在仗势压人,以强欺弱,以富欺贫,而日本则是这一不平等待遇的受害者。它举出国联盟约中根据欧美强
国的意志写进的保护劳工条款,认为既然西方强国坚持应该承认各国劳工应有的权利,那么,对于国际社会的无产者比如日本的权利,欧美强国、富国也应该给予承认。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在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斗争,而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说
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思想完全是自我矛盾的。” 陆军首脑人物宇
垣一成也叫嚷:“组建国际联盟,企图维持现状,搞强国大国专制,强迫弱小国家服从……国家间阶级依然存在,决非平等,如果国内消灭阶级、实现平等是真理的话,那么国际间也应该如
此。”
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站在弱小国家一边,似乎是在反抗强权,谴责侵略,似乎是殖民压迫和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假若联系到日本自身的处境和国际地位,这种申辩似乎真有几分“道理”:直到1894年,日本才初步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直到1911年,日本才最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间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当一战后列强从总体战的角度出发,开始考虑适当承认劳工权利的时候,日本还处于连劳工法都没有的阶段。正如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反对写进保护劳工条款的理由时所说,日本“工业是小规模的,工人不习惯集约化组织化劳动,雇佣者也不知道实行科学管理法,职工的规律及其对劳动的注意集中程度在所有工业
部门都远远赶不上欧美”。 因此日本不得不要求把自己列为“特殊国”,即执行该条款时日本
可以享受与殖民地国家同样的“特殊待遇”。
正是这一奇妙的反差,使日本可以站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同时玩弄两套性质截然相反的逻辑:当它的武装侵略得手时,以及它被列强所接纳即彼此间的勾结大于争夺时,它便洋洋自得于其“大国地位”,以比列强毫不逊色的凶残去宰割弱国、小国、贫国,去炫耀其“脱亚入欧”的战果,这时它绝不承认自己与列强之间有任何差别。但是当它与列强之间的争夺大于勾结,且因自身实力不足而不得不处于守势,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它便立刻换上了另一副嘴脸,开始喋喋不休地历数它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列举曾经有过的与亚洲邻国类似的屈辱经历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一时间仿佛真的成为亚洲弱国、小国、贫国队伍中的一员,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表,而对昔日那些借以炫耀身分的西方大国,则摆出了一副不共戴天的架式,好象自己是亚洲觉醒的先驱、反抗列强的前锋、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侵略与被侵略的概念在这里被巧妙地偷换了。在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以及列强与日本之间,它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日本与列强的关系本属于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争夺和矛盾,却变成了大国对“小国”的欺压,富国对“穷国”的剥夺,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日本似乎变成了“被侵略者”和“受害者”。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又一伎俩。于是乎诸如三国干涉还辽之类西方强迫日本就范引起的仇恨,竟变成了“反抗侵略”的动员;“卧薪尝胆”、“誓与鬼畜英美决一死战”等本属强盗间火并发出的叫嚣,竟变成了“被侵略者”的“不屈服”宣言。这颇有些像鸟兽大战中蝙蝠的理论,凭借自己亦兽亦鸟的外表特征,站在中间左右逢源。当兽有利时就把自己归到兽类,当鸟有利时又不惜“屈尊”成为鸟类,两套理论并存,各有各的用途。这种侵略与被侵略错位的蝙蝠理论,成为军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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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世 界 历 史 1997年第3期义一方面猖狂肆虐,一方面无耻抵赖的多功能道具。
三
铸成日本军国主义的两面性,使其以虚假外表出现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内形势的需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进程的愈趋明朗,失败与灭亡的恐惧感使日本军国主义把两面性特点发挥到了极限。
它无限抬高战争与“国家命运”的互动关系,灌输对侵略战争的认同和对战争政策的盲从。战争,实际上是对外侵略战争,被奉为“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战死的军人被尊为“军神”,“国家的保护神”;对中国的劫掠,被说成是“兴亚的圣业”;对东南亚国家的侵略,被说成是“从英美手中解放殖民地”……。
这种为武力扩张政策服务的战争观,其借以蛊惑人心,毒化社会,特别是训化战争支柱——“帝国军人”头脑的,是被奉为最高道德标准的所谓“忠君爱国”思想,战争越是激烈,对忠君爱国的要求也就越高。战争被说成是忠君爱国的需要,而忠君爱国则被看作是每一个“皇国”的忠臣赤子都必须实践的最高精神追求,都必须遵循的最高行为规范。
“忠君爱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次大战期间所使用的最富有欺骗性的面具。
所谓忠君爱国,并不是单一内容的口号,“忠君”与“爱国”是两个各有所指,而又为同一个现实需要捏在一起的不同思想范畴。
“忠君”渊源于日本历史上传统的对“忠”的认识。这种“忠”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是超越一切是非观的和无条件的,它提倡为了尽忠,可以献上个人的一切,极而言之,甚至可以无所不为。
明治维新后,随着幕藩体制的崩溃和以中央集权为目标指向的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忠”的对象从各自的藩主,各自的主人集中到天皇一人身上。天皇是家国的最高家长,国家的最高君主,臣民的最高主人,因而对天皇的忠即“忠君”,是“忠”的最高境界,最高体现,也是家族国家的最高道德标准。
与“忠君”相比,“爱国”的内涵要复杂得多。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集团所倡导的爱国,是对所谓“国家目标”的全身心奉献,而它所追求的“国家目标”,是一个独立与掠夺,发展与战争,强国与争霸,进步与反动的畸形混合物。是一个封建、落后的被压迫民族试图通过帝国主义道路快速发展资本主义而孕育和诞生的畸形儿。正因为如此,当“帝国军人”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他可以用谋求国际平等,洗刷民族耻辱为自己的战争行为找到掩蔽所。当他们以一片“爱国”之心,把“八一宇”的“国是”付诸实践时,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从“驱逐英美,解放亚洲”的欺人之谈中为自己的武力扩张行为寻找借口。为了“爱国”,他们可以用神风特攻队的“悲壮之举”,换取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用原子弹受害者的悲惨哭诉,掩盖残暴蹂躏亚洲各国的刀光剑影。
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忠君爱国的宣传达到了顶点。
和学生,使其充分履行国民的必任义务,毫无遗憾地尽到扶翼皇运的责任”。 1940年11月,日
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空前的“纪元2600年祭”,借机把战争宣传推向了高潮。政府规定,在同一时间内,所有的家庭都要到附近的神社去参拜。他们宣称,“当全国每一个家庭都无一例外地设置了神棚,一亿国民以明净之心拜于神前之日,就是世界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完成之
时”。 他们还利用官方杂志发行纪念专刊,鼓吹“为了发扬国体观,我们的国民必须用共同的
精神纽带结为一体,具有共同的体验,这一精神纽带的实质,正是武教精神”。
日本统治集团不遗余力地推行以忠君爱国为核心内容的战争教育,其目的是为了借助忠君的旗号,最大限度地煽起国民的“爱国心”,使之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对这点,日本政府并不隐讳,它在解释忠君与爱国二者的关系时说:“为国家的繁荣尽力,也就是为天皇的荣盛服务;为天皇尽忠,也就是爱国,就是谋求国家昌盛。没有忠君就没有爱国,没有爱国也就没有忠君,一切爱国都要贯穿忠君的至情,一切忠君都要伴有爱国的热诚。固然外国也有爱国精神,然而这种爱国与我国的不同,我国的爱国是与忠君同一根源的,是与敬神崇祖完全一致
的。” 正是在这种忠君爱国面具的掩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既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内搞军事独裁,也可肆无忌惮地在国外搞侵略扩张。他们鼓吹的对“君父”的无条件的“忠”,与对“皇国”的全身心的“爱”,成为他们一切非行的涤罪所,使他们不但没有负罪感,反而以其“尽忠报国”的“拳拳赤子心”,成为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护国神。
“忠君爱国”的虚假面具,使日本军国主义不但可以在穷途末路时困兽犹斗,而且可以在失败后从容逃遁,留下几分“悲壮”供后来者狡辩和效法,而军国主义的幽灵则在这种狡辩和效法中延续。
* * *
综上所述,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决定了军国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而日本资本主义的起点与成长的内外条件,又铸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特有的两面性。其虚伪、欺诈的一面与侵略、扩张的一面相反相成,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加倍顽固地盘踞于历史舞台。同时,它通过长期的侵略与扩张政策释放和积淀的精神、思想、观念、心理的毒素,也不会因为一次侵略战争的失败而自行消失,相反,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它还要寻找惑人的面具借尸还魂。然而,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它还将继续证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玩火者必自焚。
[本文作者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周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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