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作家。
顾名思义，我是那种一直喜爱语言的人。
我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着迷。
我用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语言的力量——它是如何唤起情感、描绘视觉图像、阐述复杂的观点或者展示简单的事实的。
语言是我的谋生工具。
我使用所有的英语——在我成长过程中接触过的各种英语。
最近，（有件事）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我确实在使用各种各样的英语。
当时，我正在给一大群人演说，该演说我已给其他听众作过六次。
演说的中心内容是关于我的创作、我的生活、以及我的书《喜福会》。
演说进行得很顺利，直到我想起了这次演说与以往的演说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这使得整个演说听起来不对劲。
我母亲在演说厅里。
这也许是她第一次听我长篇大论，用的是我从未在她面前用过的那种英语——
演讲中满是精心构造的、合乎语法的词组，大量名词化结构，过去完成时，条件短语（这些我似乎是突然发现的）。
所有这些我在学校和书本中学到的标准语言结构，都不是我在家里和母亲交谈时使用的英语形式。
就在上个星期，我和我母亲一起走在街上，我发现自己又一次注意到了我所用的英语，也就是我和母亲交谈时所说的英语。
我们当时正在谈论新旧家具的价格，我听见自己在说：“不那样浪费钱。（Not waste money that way.）”
我丈夫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并没有注意到我英语的变化。
随即我就想到了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我们朝夕相处的20年里，我经常在他面前说这种英语，有时候甚至他也用这种英语和我交谈。
这已经成了我们的私人语言，一种只和家人交谈时使用的特殊英语，一种伴随我成长的语言。
要知道，我母亲的英语表达能力并不能反映她实际上对英语的理解能力。
她看财务报告，听“华尔街周”（一个有关金融新闻的电视节目），每天和她的股票经纪人谈话，而且能轻松地阅读多种书籍。
可是我有些朋友跟我说他们只能听懂我母亲50%的话。
有些说他们能懂80%到90%。
有些说他们一点儿也听不懂，就好像她讲的是纯粹的中文。
但是对我而言，我母亲的英语是再清楚、再自然不过的了。
这是我的母语。
在我听来，她的语言生动、直接，富有洞察力和意象。就是这样的语言帮助我形成了我看问题、表达思想、认识世界的方式。
最近，我对于我母亲说的那种英语思考得更多了。
跟其他人一样，在他人面前，我一直把它称作“蹩脚”英语。
可是每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就会因痛苦而畏缩。
让我一直不安的是，除了用“蹩脚”一词，我想不出别的方式来形容它，
就好像母亲说的英语有缺陷，需要修补，就好像它缺乏某种整体性和完整性。
我听说过其他的说法，例如，“有限的英语”。
但是这样说听起来也一样不合适，就好像什么都是有限的，就连人们对于说“有限的英语”的人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我知道事情的确是这样，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母亲“有限的”英语限制了我对她的了解。
我曾为她说的英语而羞愧。
我曾以为她的英语反映了她要说的话的质量。
也就是说，因为她表达得不够完善，她的思想也不够完善。
而且我有很多实证来支持我的观点：
百货公司、银行和饭店里的工作人员不把她当回事，不为她提供优质的服务，假装听不懂她的话，或者甚至假装没听见她讲话。
我母亲也早就意识到她说的英语不怎么样。
当我15岁的时候，她老让我假装成她给人打电话。
我不得不假借她的名义进行咨询，或者甚至是向那些曾对她无礼的家伙抱怨并大喊大叫。
有一次是给她在纽约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
她已把一小笔股票投资组合卖掉，而我们刚好要在下个星期到纽约去，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加利福尼亚。
我只好拿起电话用难以令人相信的、少年的嗓音说：“我是谭夫人。”
我母亲就站在我身后悄声说：“为什么他不寄我支票，已经两个星期晚了。
很生气他对我撒谎，损失了我的钱。”
然后我用标准的英语说：“是的，我对此非常担忧。
两个星期之前你就答应把支票寄过来，但是支票仍未寄到。”
然后母亲的嗓门开始加大： “他想要什么，我到纽约来，当他老板的面说，你欺骗我？”
我一边尽力使她平静下来，让她小点声，并同时告诉那个股票经纪人：“我无法再容忍任何借口。
如果我没有立刻收到支票，我将在下个星期到纽约的时候和你的经理面谈。”
为什么在美国文学中没有更多的亚裔美国人涌现呢？
为什么亚裔美国人学习创作性写作这一课程的人数会如此之少？
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中国学生学习工科？
这些都是我无法回答的广义上的社会学问题。
但是从社会调查中我已经注意到，就整体而言，亚裔学生数学考试的成绩大大好于英语成绩。
这使我想到或许还会有别的亚裔美国学生，他们在家里说的英语也可以被说成是“蹩脚的”或者“有限的”。
也许也会有老师试图引导他们放弃写作，学习数学和理科，就如同我当年那样。
幸好，我生性叛逆，乐于证明人们对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喜欢这种挑战。
在我被录取为医学预科生之后，我在大学的第一年就成了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