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
《经济与社会》
德国?韦伯的著作。全书两卷。1921,1922年出版。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韦伯在书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以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作了详细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分别又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韦伯在书中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作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他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古今东西方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韦伯社会学的根基建立在理解人的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上，通过对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行为类型比较和系统分析，达到对特定文明本质的理解和解释。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
普通社会学纲要
本书是意大利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的代表作，着重论述了他的三大理论:行为理论——主要涉及人的非逻辑行为;精英理论——主要探讨社会分层和统治阶级循环问题;社会系统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动态平衡问题。他在此提出了理想社会模式:理想社会能够进行连续不断并井然有序的精英循环，从而保障社会处于动态平衡。一旦精英循环中止，社会就处于静态平衡或爆发革命。本书对现代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产生深远影响。修订版除对译文做了修改，还添加长篇译序、帕累托生平著作年表和索引，更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目录:第一章导论;第二章非逻辑行为;第三章学说史中的非逻辑行为; 第四章超验的理论;第五章伪科学理论;第六章剩余物;第七章派生物;第八章剩余物与派生物的特性;第九章社会的一般形式;第十章历史上的社会平衡。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的社会学思想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他的代表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及由这本著作建构起来的知识社会学。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既是曼海姆代表作的书名，也是其知识社会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反映了来自政治冲突的一个发现，即统治集团在思维中强烈地把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致不再能看清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可能削弱它们的支配感。在“意识形态”一词中内含着一种洞悉，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既对其本身，也对其他方面遮掩了真实的社会状况，从而使集体无意识得到稳定。而“乌托邦”这一概念反映了政治斗争中相反的发现，即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如此强烈地对摧毁和改变特定的社会条件感兴趣，以至于他们自觉地在局势中仅仅看到那些倾向于否定它的因素。他们的思维没有能力正确地判断现存的社会条件。
在乌托邦的思想中，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
很显然，在这里，曼海姆不仅区分了意识形态，而且还区分了两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是受到利益与形势相联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它与意识形态相联;一种是由被怀着愿望的想象和行动的意愿所引导的集体无意识，它与乌托邦相联。这两种集体无意识的主要特点就在于掩饰了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中的集体无意识是由统治集团将利益与形势密切联系带来的，而乌托邦中的集体无意识则是由某些受压迫的群体用想象代替现实带来的。
在具体的讨论中，曼海姆对意识形态作了进一步划分。在他看来，有两种意识形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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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意识形态和全指的意识形态。特指的意识形态常常用于表示我们对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的怀疑。此时，这些观点和陈述被视为是对某种状况的真实性的有意或无意的隐瞒，因其真相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种歪曲包括有意识的撒谎、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包括善意欺骗和自欺欺人。与此相应，全指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如阶级)的意识形态，此时我们关心的是这一时代或这一集团的整体思维结构的特征和组成。
特指的意识形态和全指的意识形态存在诸多共同的方面，它们都是主观的意识，而且它们都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事实的真相。或者说，它们都不会去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指依据论敌的言论。两者的区别有:(1)特指的意识形态只说明论敌的部分主张，而全指的意识形态则反映对方的整体思想观念;(2)特指的意识形态是在纯心理学的层面上对观念进行的分析，而全指的意识形态针对的则是思想观念的社会性或社会内容;(3)特指的意识形态涉及动机问题，它与利益心理学有关，而全指的意识形态则是一种功能分析，与动机无涉。如果说特指的意识形态力图说明某种利益是谎言或欺骗的原因，研究的关注点是个体;那么全指的意识形态则旨在探求某一社会情境与特定观点、观念及集团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它的关注点是群体。
什么是乌托邦?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一定的秩序的代表，会把从他们观点来看在原则上永不能实现的概念叫作乌托邦，并认定为绝对的乌托邦。”因此，乌托邦话语的产生是维护现有秩序的力量与反对现有秩序的力量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结果。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也是一种不能契合于现有秩序的，而
不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不可实现性，乌托邦思想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定秩序的代表”所指斥的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幻象”(Illusion)。
乌托邦内在地蕴涵着对现有秩序不合理、非正义成分的否定和扬弃，以及对普遍正义的孕生和追求。因而，在现有秩序的意识形态视野中，乌托邦思想被视为有损其秩序根基的误导性空想，但事实上乌托邦却是一种避免现有秩序的永久合理化、挑战现有秩序的绝对合理性社会批判力量。乌托邦积极的功能是探索可能的东西，批判现存的东西，促进人类的自我更新和完善。
乌托邦不同于理想，理想并不一定就是不可实现的，而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却是它恒久不变的特性。乌托邦永远只能在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中出现，而不可能在现实的世界中找到或建立一个同乌托邦理念毫无二致的实体对应物。乌托邦是完美的化身，是普遍正义的诉求，而理想却并不具备这样的终极关怀。一种理想的实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困扰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乌托邦却是理念中的至善至美的“人间天堂”。理想不一定要求打破，甚至并不反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但乌托邦却始终是坚定地站在现有社会秩序的对立面。
乌托邦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乌托邦的优点正是在于，由于反对为现存秩序辩护的保守观点，它避免了对现存秩序的绝对化，因为它把现存秩序设想为种种将产生那些乌托邦因素的唯一可能的托邦。”也正如鲍曼在其所著的《社会主义———积极的乌托邦》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和一切其他乌托邦都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性质，只有当它存在于可能的领域中，它才保有其丰富的生命力。当它宣布它作为经验实在已经完成时，它就失去了其创造力，而不是激发人的想象力。”所以，乌托邦是一种在不完美的社会秩序中产生的、以尽善尽美的实在形式来规划未来社会的总体性的政治表达。
在区分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后，曼海姆进一步讨论了乌托邦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缘起和传播。从总的趋势来看，“现存秩序产生乌托邦，乌托邦反过来又打破
了现存秩序的纽带，使得它得以沿着下一个现存秩序的方向自由发展”。具体来说，乌托邦思想开始总是产生于个体思想家，“当个体的乌托邦的概念符合并表达了现实社会中的潮流，并且这种乌托邦形式体现了群体的前景时，乌托邦才由群体转化为行动，现存秩序才开始受到为建立另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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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努力的挑战。”为了使自己的论述更具说服力，曼海姆列举了四种乌托邦形式来具体讨论其发生和演变的历史，这就是再浸礼教徒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保守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在封建主义秩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的历史时期，自由的观念、自由主义的思想作为处在上升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出现和兴起，曼海姆肯定了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它包含着朝向实现更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瓦解现存的旧秩序，在它们实现后，的确有一部分转变为现实。“在打碎静止的、行会的、等级的、秩序的纽带的意义上，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意义上，在政治自由和个性的无阻碍发展的意义上，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后者至少比在先前受束缚的状况中，即封建社会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实现的可能性。”然而，当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的统治集团后，自由主义的思想却逐步丧失了它的批判精神。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得到一定程度实现的自由主义乌托邦蜕变为维持现状、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保守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一个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乌托邦，但那个“没有悲惨经验的世界”却没有如他们的许诺那样实现，实现的是另一个充斥着贫困、剥削和掠夺的阴暗世界。正是由于自由市场秩序的“乏善可陈”，社会主义开始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乌托邦兴起并成为一种推动社会秩序变革和完善的社会思想力量。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使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剂良药，促使了资本主义消除自身的污泥而向前发展。正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使劳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调整，使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广泛地建立，使自由市场秩序中不平
等、不公正的一面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本质上说，承载着普遍正义的乌托邦是一种流变的、并坚定地站在那些歪曲地为现存秩序提供合理化证明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思想意识。它具体的内容只有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空条件中才能形成和凝聚。
在曼海姆看来，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因此它们都有终结的一天。导致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终结的原因在于，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学理性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现代人主张用科学主义的态度看世界，强调准确、客观地把握研究对象，这造成了在思想和理论界将一切具有价值判断和热忱成分的学说视为“非科学”的倾向，结果自然是有意识地排斥乌托邦学说，从而使变革社会现实的理论设计逐渐消失。
货币哲学
出版于1900年的大部头著作《货币哲学》(1907年修订版)是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为数不多的大部头著作之一。全书分为分析卷和综合卷两大部分，按西美尔自己的说法，“第一部分将从那些承载货币之存在实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第二部分则从货币对内在世界的影响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历史现象、货币的观念与结构”，即“对个体命运的链结、对一般文化的影响。”顾名思义，“分析卷”从社会生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剖析产生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所满足的需求，“综合卷”则反之，综合考察货币对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以此建立起西美尔式独特的世界图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生活》一样，《货币哲学》主要也阐释自近代以来的货币经济现象以及与它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货币经济现象以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用，而且显示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货币哲学》的利益并非那么单一，这也许是其同时代人难以全面理解这部书的原因。”
《货币哲学》是西美尔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西美尔以其独具特色的形式互动理论，揭示互动对于社会关系本质的影响，他详尽研究了社会交换关系，特别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所产生的社会后果。西美尔认为，正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交换关系，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日渐分离，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客体化。因此，他将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文化矛盾分析的重点，放在了经济交换关系，特别是货币关系上。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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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说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交换都是以货币为媒介，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在交换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西美尔首先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以及货币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价值存在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之中，在这之中，距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换言之，事物的价值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相对距离之中，如果事物与我们距离太近，太容易得到，就没有价值。当然，如果距离太远，甚至远到无法得到的地步，也就同样没有什么价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货币就具有这样的重要性。一方面，货币造成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如果人们没有钱，就没法得到某物;另一方面，货币又能够帮助人们克服自己与物之间的距离，只要他有钱，就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是说，货币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增加了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又提供了克服这种距离的途径。
西美尔还分析了价值在“世界观”形成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们倾向于在生活的世界中寻找稳定的秩序。希望知道一事物的位置，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
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之中，或者说存在于人的创造物与人本身的异化过程中，这一观点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观点，齐美尔展开了对货币的分析。在他看来，货币为商品交换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价值标准，在货币出现之前，商
品生产和交换就已经产生，然而在无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情况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只能以以货易货的形式存在。这种形式进行的交换是非常困难的。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抽象的商品价值无法具体化，货币的出现为各种不同的商品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度量标准，使各种不同的商品可以根据共同的度量标准来进行相互比较，这推动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扩展了交换的深度和广度。在货币出现之前的以货易货的交换格局中，参与交换的货物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都是有限的。货币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限度。同时，货币的出现，还极大的扩展了商品的种类，甚至人本身也成了商品。
西美尔对于货币所作的分析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把货币视为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货币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其特性是愈是脱颖而出，社会关系愈是集中、可靠和和谐。他强调，交换过程本身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增加商品的价值，在他看来，参与交换的双方，只有在都认为售出较低价值的商品，换回较高价值的商品时，才能成功。在以货币为媒介的情形中，对货币的追寻也就因此而有特殊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成为纯粹的交换工具，其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在此情况下，对货币本身的追求使得这种最纯粹的工具本身成为目的。
西美尔认为货币的广泛使用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货币的使用使得人们能够更加抽象的对目的作思考。其次是货币的使用，推动了社会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促进社会对量的计算的要求超过的质的因素。在齐美尔看来，货币的使用，不仅促进了物的交流，同时也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频率。
西美尔认为，货币的出现也改变了政府行为的景观。
货币对个人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作为最一般的交换工具，和其他参与交换的商品不同，其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用途。这意味着，货币使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有了更多的表现自己的方式，社会也就因而向多
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货币使得人们具有多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个人通过付费或花钱参加各种交往活动，与各种各样的人保持接触，这促进了社会群体数量的增加及其形式、内容的多样化。再次，货币在使人们能够接触多种多样人的同时，也导致个人更加自闭，更加孤独，也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通病。其原因在于货币的出现，使人们倾向于数量的计算，抛弃了交易过程这一特殊的互动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人对人的了解只限于或货币的多少，这与货币出现之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分工日趋细致，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其他人的劳动。但同时，与我们直接相关的只是他人的社会角色，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从而导致了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最后，在货币的强力冲击下，许多人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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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愤世嫉俗，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
总之，在西美尔看来，货币在现代社会中，以及成为一种具有自身生命力的独立存在，它使我们能够对各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从量的角度进行精确的度量和比较。与货币经济相伴随的客观文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中的计算和理性，以及非人格化的冷落、傲慢和玩世不恭，从而构成对人性、个性和自由的最大威胁，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悲剧。不过应当指出的是，齐美尔尽管揭露了货币经济可能产生的各种危害，却并没有督促我们返回传统社会所谓的淳朴、人性生活中去，因为在他看来，货币是人性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和产物，是一种绝对的、纯粹的工具，是无法超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齐美尔一方面否认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发展抱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
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对这种现象韦伯举了许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从表面看似乎是由于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着重现在的物质享乐，但同时却又存在既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和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的惊人结合。这种结合使人们可以推测:“在以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问题只能是:“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为什么精神)的觉醒中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韦伯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
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
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上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代议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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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1841—1931):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以研究大众心理特征著称。他写下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以本书最著名，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至今仍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勒庞认为，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他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科学革命的结构
作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1949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初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哲学系任教，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课程的主任教授。主要著作还有:《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必要的张力》、《黑体理论和量子的不连续性》等。
本书意在建立一个区别于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指出，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家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促进这一增长，这些科学研究领域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科学发展模式的，即:前范式科学—常规科学—革命科学—新常规科学……，而表征每一阶段的核心是“范式”。范式大体说来就是一个科学家集团所普遍接受的共同信念，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它包括科学概念、规律、形而上学理论、解题模型、范例、应用及工具等等在内。范式的主体是科学共同体，即在专业方面看法易于趋向一致的某一研究领域科学工作者组成的有形或无形的学派。具体阐明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形式，指出，范式是科学诞生的标志。范式产生之前的科学只能称作前范式科学，而范式一旦产生，就进入了常规科学。常规科学表征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它通过解题难活动，消除反常，借扩充范式应用范围和提高其精确程度而逐步完善范式。常规研究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随研究的深入，反常大量出现，已构成对?范式的根本威胁，于是危机到来，科学革命开始。科学革命始于危机，发端于科学发现。
科学发现意在创新，要求对旧范式进行理论和观念上调整。调整趋于明显，就标志着科学革命已经发生。科学革命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结构的过程。其实质在于用新范式取替旧范式。因此，科学革命是一场深刻革命，它不仅使科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还会引起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深刻变革。一旦新范式产生并立稳脚跟，科学便进入新的常规时期，向前发展。作者还明确指出，科学共同体就是新旧范式之争胜负的仲裁者。范式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各阶段的运动可以转换成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各阶段的运动，就是说，可以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的变化，来揭示科学知识增长的规律。这在整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里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此外，作者为了说明自己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观点不同于传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直线积累观，还着重分析了理论之间的不同可通约问题，意在强调科学革命的创新意义以及科学家心理特征对科学活动的影响，但作者也因此犯了一个把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创新割裂开来的错误。
本书是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它的出版，在西方哲学界、社会科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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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科学界都引起了巨大震动，形成一股世界性研究浪潮，开创科学哲学研究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有人把本书列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5本科学哲学著作之一。
有闲阶级论
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本书的主旨在于讨论作为现代生活中一个经济因素的有闲阶级的地位和价值，但是要把讨论严格地限制在这样标明的范围以内是办不到的。因此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演进以及一般不列入经济学范围以内的一些社会生活特征，这里也不得不给以相当的注意。
凡勃伦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中，标榜自己与正统经济学不同之处是要寻找和分析经济行动的非经济意义。他指出了炫耀消费行动的显功能和潜功能，分析了有闲阶级、企业营利者和机器操作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希望出现工程师集团来管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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