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长征的胜利，红军建设的恢复与加强
第一节遵义会议的召开，中央红军的精简整编
一、遵义会议对“左”倾军事错误的纠正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要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立即调整部署，将5路“追剿”军合并为两个兵团，在红军前往湘西的道路上构筑工事，张网以待。红军如果继续往湘西去，势必陷入重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提出，立即放弃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红军转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去创建根据地。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李德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坚持原定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13日，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5日，红军突破贵州国民党军在黔东南的防线，占领黎平。
1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就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最终，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
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并“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暂时避免了可能的覆灭危险，也为彻底纠正“左”倾军事错误创造了条件。19日，中革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20日，中央红军开始出发，在消灭黔军一部后，进逼乌江。30日，红军进占猴场（今草塘）。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关于创建川黔边新苏区的决定。1月6日，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天险，7日占领遵义。9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短期休整的机会。
1月15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
凯丰（何克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共两项议程：“（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经讨论认为，黔北地区人口稀少，少数民族较多，共产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利于创建苏区。因而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去创建根据地。
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博古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游击战争配合薄弱等客观原因，而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正确认识。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
一系列严重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也在发言中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支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1934年夏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人组成）②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指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党内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博占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司令员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极少胜利可能以至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适时实行战略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而是继续与敌人拼消耗，从而造成红军的重大损失；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又遭受严重损失。决议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粗暴领导作风，强调“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澈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各级指挥员必须灵活运用运动战战术，实行“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决议还指出：“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
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会议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从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二、中央红军进一步精简整编，不断加强政治工作
中央红军长征后，部队编制不适应长途转战的弊端明显暴露。为此，中革军委不断对部队编制进行了调整。
1934年11月17日，中革军委决定对红8、红9军团进行改编，红8军团只保留第23师，红9军团只保留第3师；原属红8军团的第21师、红9军团的第22师各改编为5个补充营，用以补充各军团。
12月4日，中革军委又作出精简机关和轻装的决定：撤销师、l团在苏区内线作战时建立的后方部，撤销兵站，保留师、团运输队，分别编90人和60人；红1、红3、红5军团后方部只保留军团医院、教导队、供给部（附运输队），其他单位一律撤销，红1、红3军团医院各缩编为2个医务所，红5军团医院缩编为1个医务所，师、团的卫生队分别缩编为90人和30人；红8、红9撤销后方部，保留师后方机关；缩编直属队；；缩编直属队；机关撤销或编余人员一律补充连队；抛弃或销毁不便携带或不必要的东西。
13日，中革军委下令，撤销红8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编人红5军团第13师各团。同时，撤销红5军团第13师师部，机关人员充实基层战斗部队，所辖各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黎平会议后，调红5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回中革军委，恢复其长征前因反对李德而被撤销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由陈伯钧任红5军团参谋长。
同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第1、第2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司令员由刘伯承兼任，政治委员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参谋长钟伟剑。下编3个梯队：第1梯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的5个局、总政治部没收征发委员会、国家保卫局和1个医务所合编组成，纵队首长兼第1梯队首长；第2梯队，由总卫生部及1个医院（5个医务所）编成，何长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梯
队，由总供给部和通信队编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撤销原第2野战纵队司令部，以部分工作人员加强第3梯队；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辖；适当缩编总卫生部、总供给部，编余医生补入干部团、保卫团各卫生队；撤销总兵站部，其工作并入五局运输科。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又强调：“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根据猴场会议精神，中革军委于1月5日通令各军团、军委纵队，要求“进行各兵团、各梯队本身的人员、武器、弹药、担子、马匹及其他一切资材的全部检查和整理，限三天内进行完毕，并将结果报告军委，准备进行缩编”。
遵义会议决议对盲目扩大部队体制编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根据这一精神，中革军委于1月19日再次下令：军委
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实际上仍称军委纵队），司令部、政治部由红军总司令部和总司令部政治处兼任。根据这一命令，军委纵队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团留1个连与中共中央内卫队一起，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其他分队补充红1、红3军团；撤销通信队，保留第1、第6、第29、第30通信分队，归军委总司令部三局指挥，其余的分队和装备加强部队；撤销中央警卫团，人员补充战斗部队。在此前后，红1、红3军团也进行了缩编：红1军团撤销第15师，所属部队分别编人第1、第2师；红3军团撤销第6师，所辖3个团合编为第16、第17团，第16团编入第4师，第17团编人第5师。在此期间，总政治部要求各军团政治部利用部队在遵义地区休整之机，组织工作队，深入开展宣传群众和扩大红军的工作。经过10天的工作，遵义地区的广大群众认识和了解了红军，纷纷帮助红军筹粮、筹款和照看伤病员，还有4000余人主动报名参加红军。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得到较多的兵员补充。
遵义会议后，为使部队尽快了解会议精神，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亲自深入部队传达。同时，中央将会议精神电告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和中共苏区中央分局。这时，中央红军虽然已由休整转为机动，但各部队仍然利用行军和宿营间隙，按中央要求，以多种方式传达和学习遵义会议精神。红军广大指战员得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统治、
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消息后，群情振奋，决心在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努力奋斗，争取胜利。
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央红军分3路向赤水河方向前进，准备从泸州上游北渡长江。28日晨，红军在土城与进行拦阻的国民党川军展开激战。在敌增援部队迅速赶来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利决战，红军撤出战斗，挥师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国民党“追剿”军随即跟进川南。为摆脱追兵，红军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机动。2月9日，部队在扎西集中。
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命令规定了整编的具体办法，并要求“各军团应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必要解释的充分准备工作”；各军团的新兵，一般应补入各战斗连；“各军团应利用休息的间隙期中进行缩编，其日期由军委个别命令规定之”。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更必须求得部队的休息与整理，百倍的加强我们的政治工作，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巩固我们建立新苏区的决心与信心。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缩编我们的战斗单位，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要求，中央红军各军团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整编。红1军团除精简师直属队外，仍保留两个师的建制：第1师下辖第1、第2、第3团；第2师下辖第4、第5、第6团。红3、红5、红9军团撤销各师师部，由军团直辖各团：红3军团辖第10、第11、第12、第13团；红5军团辖第37、第38、第39团；红9军团辖第7、第8、第9团。整编后，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16个团，各团司令部都配备了电台。整编期间，部队扩红3000余人。中央红军各部队的基层连队普遍得到充实。
同时，中革军委对后勤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撤销总供给部，总供给部与总司令部四局合并；总卫生部下辖的“红星”医院，改编为两个干部休养连。整编中，各部队进一步轻装，抛弃了笨重难带的辎重。
这期间，为了加强川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派红3军团第5师政治委员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余泽鸿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从中央红军中抽调数百人在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同时，以红军总供给部80余人组成黔北游击队；以红3军团100余人组成赤水河游击队；以红9军团120余人组成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在黔北地区活动。后遵湄绥游击队在作战中失利，赤水河游击队编人黔北游击队。1935年7月，黔北游击队与
川南游击队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下辖2个支队、6个大队，共800余人。
经过扎西整编，中央红军的体制编制基本适应了长时间、长距离机动作战的需要。整编中，许多被降职使用的干部都能以大局为重，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对于这次精简整编的意义，毛泽东后来指出：“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更能打运动、游击战，这又为后来三渡赤水打大胜仗，创造了件。”
红军一渡赤水后，国民党“追剿”军主力跟进川南寻求与红军决战，黔北地区防守兵力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指挥红军于2月中下旬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遵义战役的胜利，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心。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
为调动国民党军西进，中央红军于3月中旬再次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国民党军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围攻。为摆脱包围，中央红军于下旬再次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乘机南渡乌江，将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甩在了乌江北岸。4月上旬，中央红军乘虚威逼贵阳，随后挺进云南，于5月上旬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
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中央红军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发扬运动战特长，以高度机动和灵活的战略战术调动和打击国民党军，实现了中央渡江北上的战略计划。这一胜利，集中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同时再次证明，部队的体制编制必须适应作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