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中
要加强对西北民族的研究
贺卫光
中国民族学自20世纪初产生以来，虽然经历了一段挫折时期，但是，目前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时期，是“中国民族学的黄金时代”。回顾中国民族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总体上，中国民族学是以对我国南方山地农耕民族的研究为基础建立的，也就是说，中国民族学在产生之初就因为研究方法、研究力量等方面的局限，而形成了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地方化，即主要以研究南方山地农耕民族为主，而对广大的西北地区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的研究则相对显得薄弱。本文拟就此问题从中国民族学产生初期的一些特点及其原因、研究西北民族的难度、现状和重要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并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
一．中国民族学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研究重点
1．中国南方农耕民族是中国民族学建立初期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般而言，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发展时期：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学科建立时期；1949年到1978年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前；1978年至今。
在学科建立初期，中国早期的民族学工作者利用西方民族学的某些理论与方法，结合我国情况，对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及部分汉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卓有成效的实地调查工作，并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但是，当时的实地调查对象主要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南方农耕民族。
第一，在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说：“中国民族学家们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陆续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①就所述的田野调查所涉及的地区和民族来说，除东北地区的赫哲族和“四川西部各民族”之外，其他都是属于农耕民族的中国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主要有云南地区、滇川交界地区的彝族、广西凌云的瑶族、湘西苗族、云南滇西各民族、浙江和福建的畲族、台湾高山族。抗战时期，所涉及的地区和民族主要有广西瑶族、海南岛黎族和苗族、浙江畲族、广东瑶族和疍民、贵州各民族以及华北、华南、华东等地区的汉族。
第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的重要研究著作主要有《松花江上的赫哲族》（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江村经济》（费孝通）、《金翼》（林耀华）、《一个
①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41页。
中国的乡村——山东省台头村》（杨懋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台湾畲族之原始文化》（林惠祥）、《花蓝瑶族社会组织》（费孝通、王同惠）、《凉山彝家》（林耀华）、《摆夷的摆》（田汝康）、《祖荫下》（许烺光）、《禄村农田》（费孝通）、《易村手工业》（张之毅）、《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吴泽霖、陈国钧）等共14部著作①，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都属我国农耕民族，没有一部有关我国游牧民族的民族学著作。虽然有一部关于北方民族的著作即《松花江上的赫哲族》（凌纯声著），但赫哲族是一个民族人口极少的渔猎民族。大量的民族学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当时学术研究的成果反映，当然也是当时民族学界研究重点和研究范围的直接反映。
第三，中国民族学产生初期的一些科研机构所侧重的民族也多是农耕民族，如在陈永龄、王晓义所著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②一文中统计了当时的主要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研究范围如表（研究人员略）：
由表中所列的研究对象的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民族学在其建立和初步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研究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或农耕民族为主。而对我国分布十分广阔的西北民族，特别是对其中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很少涉及。
2．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民族学研究出于国家的需要，在研究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依靠国家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具有集体研究的性质；二是全面而深入，基本上涉及到了我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具体反映这两个特点的活动有四项：第一，派出中央访问团：1950年—1952年，为了向各个少数民族宣传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了解各地少数民族的实际需要，搞好民族地区的民主建设，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了四个中央访问团，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第二，民族识别：从1949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的民主识别工作，到1953年底，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就达400多个，到1956年基本确定
①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42页。
②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研究》（第一辑），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92—294页。
的少数民族有51个。这项工作持续到1979年底，使我国经过识别的法定的少数民族达55个。第三，社会历史调查：从1956年起，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委组织下，迅速组织了八个调查组赴民族地区进行有关各民族社会历史的实地调查，到1958年又增加到16个调查组，而且不派调查组的省区，则由当地民委负责调查。这样，依靠国家和集体的力量，使新中国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工作涉及到了全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第四，“三套丛书”和“五套丛书”①：自1958年到1963年，在16个调查组的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分别编写了涉及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自治三套丛书。自1979年起，又在国家民委的组织下，开始重新编写《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等五套丛书，亦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前的民族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是应该予以高度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对中国民族学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历史调查”存在着一些无法挽回的不足之处，即过分地突出了或夸大了“阶级斗争”、“阶级压迫”、歌颂“三面红旗”等政治内容；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性质”等内容，而对各个民族文化及其所具有的特殊性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另外，当时的社会历史调查主要是依据事先准备好的调查提纲进行的，这是进行实地调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对于参与实地调查工作的非民族学专业人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实际调查工作中，调查提纲不可能含盖各民族的所有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在进行初次调查的地区，许多新鲜的材料都是调查提纲所无法事先预料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对西北地区游牧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使本应该在这次社会调查中得到加强的民族学研究领域，再一次失去了机会。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西北游牧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仍然处于相对的薄弱状态。
3．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的民族学研究中的西北民族研究
十一界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从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到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再到对各民族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等，都反映出中国民族学已经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但是，对西北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游牧民族的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是薄弱的，而且，这种薄弱局面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民族学会所主编的《民族学研究》辑刊，是中国民族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版的唯一的出版物，也被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学术辑刊，目前已出版到了13辑。就所发表的文章来看，理论或总论部分共有104篇（前8辑统计），关于南方农耕民族的文章94篇，涉及到的民族主要有纳西族（6篇）、景颇族（4篇）、傣族（5篇）、瑶族（4篇）、畲族（4篇）、苗族（2篇）、彝族（4篇）、布朗族（2篇）、佤族（3篇）、黎族（2篇）、土家族（1篇）、白族（3篇）、怒族（0.5篇）②、傈僳族（1.5篇）、壮族（1.5篇）、基诺族（2篇）、侗族（2.5篇）、南方民族（2篇）、台湾少数民族、云南少数民族、西南民族和广西各族各一篇、悬棺27等。关于西北（广义）民族或游牧民族的文章仅17篇，而且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有关民族的社会形态，如封建制、农奴制、奴隶制等；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主要有藏族（6.5篇）、鄂伦春族（2篇）、珞巴族（2篇）、东北古代民族、门巴族、古代匈奴、达斡尔族、满族、哈萨克族
①《五套丛书》虽然是在80年代陆续出版的，但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为基础或依据的。
②该文主要涉及两个民族，故统计为“半篇”。
各一篇、回族半篇。涉及具体民族的学术文章共111（94+17）篇，而涉及西北民族的文章在其中仅占15.3%。权威刊物上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明显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我国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现实，这就是目前中国民族学研究所关注的少数民族主要仍然是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的农耕民族。
第二，80年代以后出版了许多有关民族学的专著，如《民族与民族学》（杨堃）《民族学概论》（杨堃）、《民族学通论》（林耀华）、《民族学研究》（林耀华）、《中国民族学概论》（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中国民族学史》（王建民），《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黄淑娉、龚佩华）《民族与社会》（费孝通）等，基本上都是以我国南方民族的素材来阐述具体的民族学理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学发展的初期，主要是以南方民族队伍研究对象；撰写上述民族学著作的学者们也大都以研究南方民族为主。对分布在中国北部西部的游牧民族及其后裔的有关民族学材料则涉及得相对较少，甚至有些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给予重视。例如，在《民族学通论》（林耀华）一书中，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政治制度”一节中，令人费解地忽略了众多的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各种类型的“部落制度”。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部落制度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既有比较原始的血缘关系的痕迹，又有地域关系的特征。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是以各种类型的部落组织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部落制度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该书中却对南方农耕民族的有关政治制度做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如“基诺族的长老制”、瑶族的“瑶老制和石牌制”、“侗、苗、布依、水等族的‘款’”、“黎族合亩制”、“景颇族山官制”、“凉山彝族家支制”等。而在涉及到游牧民族的“中央未然型”政治制度中也只有“政教合一制度”、“盟旗制度”和“土司制度”这三种。另外，在上面所提到的几种由我国目前最著名的民族学家编撰的民族学著作中，也较明显地反映出对我国西北地区各民族特别是对其中游牧民族的研究的严重不足。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对西北民族所进行的民族学基础研究的不足。这就使得在西北民族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丰富的民族学资料，未能在有关的民族学著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即使在一些民族学著作中利用了一些有关西北民族的民族学素材，也反映出作者们对于西北民族的研究或了解的某些欠缺，许多观念或说法，仍然出自五六十年代进行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资料。甚至有个别的提法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如某书中说：裕固族“大部分分布在甘南。语言属突厥语族”，“他们曾通用突厥和蒙古族的‘恩格尔’语”①。实际上，稍有一些民族常识的人都知道，裕固族大部分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而“甘南”是藏族地区；裕固族使用两种民族语言，即属于突厥语族的“尧乎尔”语和属于蒙古语族的“恩格尔”语。虽然不能以此例而一点代面，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问题的存在。
第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民族学研究出现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局面，是中国民族学的“黄金时代”。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对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学研究都得到了普遍的加强。有关中国各民族的民族学研究的学术文章、专著也纷纷发表和出版；有关的教学、科研机构也逐步得到完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对西北民族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特别是就对具体的少数民族的综合研究状况来说，对一些西北民族的研究，已经十分突出。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随着我国西北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的日益扩大，
①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编著《中国民族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372页。
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制约对西北民族的民族学研究的加速发展。这种制约因素首先表现研究经费投入的制约，主要是西北地区本身对西北民族研究的有关投入的制约。道理很简单，由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有关的研究经费的投入。其次，由上述社会经济方面的相对滞后所引起的西北地区相关的科研人才的流失，特别是其中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流失，这同样也是进一步加强对西北民族的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的或关键性的制约因素。总之，由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所带来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二．对西北民族进行民族学研究的难度
中国民族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某些研究重点的形成，实际上也不是大多数研究者们的主观愿望所致，而是各种客观因素制约所造成的。这些客观因素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民族学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一是西北民族的特殊性。
1．田野作业及“社区”研究法是当时主要的研究方法
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重要是建立在对非游牧民族的研究基础上的，这些民族大多数都属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原始民族”，他们有的是农耕民族，有的是狩猎民族或渔猎民族，他们一般都是居住相对集中的民族，有相对固定或稳定的聚居村落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如早期进化论学派的重要的代表人物摩尔根（L·Morgen，1818—1888）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当时塞讷卡部落的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的，但是，该部落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以聚居村落为主要方式的部落。又如功能学派的奠基人马凌诺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的理论也主要来源于他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上所进行的历时两年的实地调查研究，而且使用的主要是社区调查方法。另外，就西方民族学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仍然主要是以农耕民族或其他非游牧民族为主。对于游牧民族的研究在西方民族学界，也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
中国民族学的产生与西方民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而且，中国民族学也是从引进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的。由于从总体上来说，西方民族学是一门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人文科学，因此，实地调查的方法也就成了中国民族学学者们应用的主要方法。在中国民族学产生之初，中国的有关学者们就十分重视这门学科研究中的实地调查法。
正因为实地调查方法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学工作者们才对上述农耕民族地区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实地调查活动。当然作出这种选择也是有原因的，一是由于当时对我国农耕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也处于空白或刚刚起步的阶段；二是当时中国的学术力量主要集中在靠近农耕民族的地区，相比而言，我国的游牧民族多分布在偏僻的内陆边疆地区，且分布十分广阔，深入这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也就就近开展有关的调查活动，可以节省一定的人力和物力。
就中国民族学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老一辈民族学家们的研究方法而言，他们都十分重视民族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实地调查的方法，基于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民族学资料，为中国民族学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时的实地调查方法实际上更接近于“社区”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又更加适合于在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聚居村落内进行，以便开展细致的或微观的调查、统计等研
究工作。我国南方地区农耕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聚居村落，“村”、“寨”等自然居住单位，正是开展民族学社区调查研究的理想的对象。相对而言，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即使在今天，在西北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等民族，他们居住的分散性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今天虽然大部分都已经实现了定居，但是，这种定居一般也是单门独户的，人口相对集中的聚居村落并不普遍，也不适合草原畜牧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在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早期，上述民族的居住的分散性就更普遍了。因此，对于上述民族而言，实地调查方法或社区调查方法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或者说以上述方法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特别是在中国民族学建立的早期，研究力量有限，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时的学者们所开展的实地调查活动多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他们也没有更大的精力去把实地调查方法应用到范围广阔的西北民族地区。
2．民族学研究中西北民族的一些特殊性
第一，西北民族地区多地处我国内陆边远地区。地域辽阔，人口分散，即有面积广阔的草原、高原，又有高山、峡谷和众多的盆地。复杂的地形地貌条件，不便于对居住于其中的各个少数民族开展比较全面的民族学实地调查工作，更不要说顺利开展微观的“社区”调查了。
第二，西北民族地区不论是在建立中国民族学的初期，还是在当今社会，基本上始终处于相对的落后状况。特别是交通条件的落后局面，给民族学实地调查工作带来了不下的困难。而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工作必须要深入到交通条件落后，甚至没有基本的交通条件的广大牧区。而且即使是到了一些牧区，牧民们居住的分散性，也仍然是需要克服的一个困难。在牧区，人口的集中往往是临时的，而分散居住则是长期的，游牧民族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各种类型的部落制度，这是一个游动的或动态的社会组织。即使是现代社会条件下，已经实现了定居放牧的草原牧区，也是保持相当距离的分散的定居，并非如同南方农耕民族那样的聚居村落。因此，对牧区进行民族学的实地调查工作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西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相对发达的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如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而且，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文献较为丰富，这在丰富了民族学研究的文字资料的同时，对中国民族学工作开创时期的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来说，又是一个很难在短期内克服的障碍。因为要学会并利用一个民族的民族语言文献，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许多学者已经以惊人的毅力掌握了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因此而成为了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家，他们的研究也主要在语言学领域，而非民族学研究。
三．加强对西北民族进行民族学已经的重要意义
1．西北民族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分布在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而且绝大多数都属于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甚至可以说，历史上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历代王朝都在努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长城正是游牧民族与农
耕民族关系的具体体现，也是农耕民族试图解决二者间始终存在的矛盾斗争的一种措施，其实际效果是两千多年来不断地修筑的长城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过来说，长城同时又说明了一个铁的事实，这就是长城又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存在着的牢不可破的关系的象征。总之，我们必须加强从民族学的角度去研究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问题，因为，以往的研究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范畴中。如果我们从民族学中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系统地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或许能够对民族关系的研究做出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从而能够说明为什么那种以历代长城为象征的被动的或“堵截”、“封闭”、“限制或遏止”等方法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矛盾斗争，不仅仅的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不仅仅是历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愿望，实际上其中包含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上的较深层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需要用民族学的有关理论进行研究的范畴。
2．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民族学研究
目前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我国中东部地区，而且也已经落后于西北的其他地区。换句话说，西北民族地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在下个世纪，只有尽可能地加速发展，才能逐步地缩小西北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加速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只有社会、经济、文化的前面发展与进步，才有可能保证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加强对西北民族的民族学已经，正是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前面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民族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它以民族为研究对象，对一个民族进行全面的研究，这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在中国民族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主要以我国南方地区的农耕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事实上，目前对南方农耕民族的民族学研究水平仍然高于对西北民族的研究，与此同时，南方农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也高于西北民族地区。说明科学研究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显然存在着是一种合理的正比关系。对某一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越是深入，对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反过来说，某一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该民族的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也就越大。
3．西北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统一需要民族学的研究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西北民族地区都是我国各种民族问题存在较多和较敏感的地区，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西北民族地区表现得也较为突出。在当前，乃至21世纪的中国，要持续发展，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不仅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国内社会的稳定更是重中之重。在稳定中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落后与差距是不稳定的因素，落后与差距中的稳定终不会长久。面对已经富裕起来的东南沿海地区，面对富裕地区不断升温的“汽车热”、“高速公路热”，面对对中东部地区的大量的资金投入，面对在加速中西部地区发展中主要是中部地区获得巨大利益和发展机遇的现实，面对大量的“希望小学”都建在中部地区甚至东南沿海地区的现实，西北地区各民族能够保持心理平衡吗？能够在落后和贫穷中去冷静地谈保持稳定的意义吗？还能再等待若干年，等到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重心能真正转移到西北民族地区？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实现稳定的核心因素。研究并最大程度地解决民族问题将会显得日益重要。在此过程中，加强对西北民族的民族学研究，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因为对西北民族地区所进行的政策或对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一种对具
体问题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往往着眼于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应急性的研究，而民族学则着重于对一个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的研究，且具有全面研究的性质。特别是民族学所提倡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将会使民族学研究工作直接面对西北民族的丰富的现实生活，从而使民族学学科中的应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总之，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民族学研究，将会对保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搞好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由此将会有力地促进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农业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摘要：作为世界农业大国，中国农业有其特殊性与复杂性。在农业发展的进程中，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突显出我国农业发展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中国农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农业将逐步由传统农业向市场化、科技化和生态化农业转变，从而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农业、高原夏菜、发展现状、发展趋势 中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以不足世界１０％的耕地生产出占世界近２５％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２２％以上的人口。中国农业的发展，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上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不难看出中国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下降，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等问题。因此，２１世纪中国农业将要经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及经营方式的深刻变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 一、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就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２０世纪末，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强有力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形势一直保持旺盛势头［１］。 （1）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自1999年，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已稳定在５亿吨以上，成为世界最大产粮国，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每年都以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目前，中国人均粮食、棉花、油料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已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2）非农产业发展迅速。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３、财政收入的１／４、创汇的１／３、工业增加值的１／２、农村社会增加值的２／３、农民收入的１／３来自乡镇企业。
* 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有人说, 21世纪是信息科学时代, 也有人说, 新世纪是生命科学时代。但是, 工业要发展, 人民生活要提高, 要建厂房、造住宅, 要挖隧道、架桥梁。因此, 土木工程将继续发展。 那么, 21世纪的土木工程将如何发展？ 土木工程在世纪将引进更多的高新技术,促进提高、创新和发展的同时, 它发展2中将保持其自身的特点, 不可能完全偏离已有的方向。因此对中国土木工程发展现状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 只有认识现状, 才有可能预测未来。 * 一、我国土木工程现状 *中国的土木工程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没有停过，且发展很快, 尤其在改革开放年间, 发展极为迅猛, 几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的建设工地。新的高楼大厦、展览中心、铁路、公路、桥梁、港口航道及大型水利工程在祖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大力研究、开发和应用。发展之快, 数量之巨, 令世界各国惊叹不已。 *高层建筑 *2、台北101大楼 *被称为“台北新地标”的台北101大楼于1998年1月动工，主体工程于2003年10月完工，高508米。有世界最大且最重的“风阻尼器”：一个悬挂在大楼内部楼顶的重达660吨的铁球，为了在台风到来时保持平衡，还有两台世界最高速的电梯，从一楼到89楼，只要39秒的时间。它保持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电梯的纪录（每小时60.4公里）。 *在世界高楼协会颁发的证书里，台北101大楼拿下了“世界高楼”四项指标中的一项，即“含塔尖最高建筑结构建筑物”(509米)。 *3、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工程是一幢以办公为主，集商贸、宾馆、观光、展览及其他公共设施于一体的大型超高层建筑，位于浦东陆家嘴，与金茂大厦相距仅40米。工程总建筑面积377300平方米，塔楼地上101层，地面以上高度为492米。它拥有世界上最高的观景台、一个五星级豪华旅馆，以及零售空间。同时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也在“世界高楼” 四项指标中的两项，即“不含塔尖顶层顶板高度”（487米）和“最高使用楼层高度”（474米）超越了台北101大厦，获得了世界高楼协会颁发的证书，跃居摩天大楼榜首。 *4、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 *国家石油公司双塔大楼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美芝律，高88层，是当今世界名冠的超级建筑。巍峨壮观，气势雄壮，是马来西亚的骄傲。它曾以451.9米的高度打破了美国芝加哥希尔斯大楼保持了22年的最高记录。这个工程于1993年12月27日动工，1996年2月13日正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课程作业答题纸 课程名称：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要求： 1．个人信息填写完整准确。 2．请使用宋体五号字录入答案，行距为单倍行距，卷面清晰、整洁。 3．参照试题顺序，对应所给题号将答案依次书写在横线下方。 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方方面面上看都是错综复杂的。欧洲成立了欧盟委员会，在某些程度上统一了欧洲大部分国家，整合了法德英意等国家的优势，而不是唯美是从，必将在这个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4国的经济增速都普遍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两者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2010年GDP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这都昭示着世界格局在发生新的变化。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所要面对问题有很多，比如在中国的4大战略方向，除北方相对稳定外，其余3大方向均不容乐观，黄海方面的朝鲜问题、东海的台湾、钓鱼岛问题，西面同印度的领土纠纷，南海周边也是问题重重；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恶炒“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并以此来对中国说三道四；更有本世纪日益频繁的负面事件，诸如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等等。 中国在政治方面新方向：在中国及周边地区还聚集了2个世界经济前3的，金砖4国中的3个，9个有核国家中的5个以及世界上10支最强大的军队中的6支，其中还有4支同中国发生过战争或冲突。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如何处理好与它们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个重大挑战。 中国在经济方面新方向：亚太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就2008年而言，亚太地区的GDP 在全球的比重就已超越美国的26%，占到全球的33%。作为亚太地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国处于俯瞰亚太、总揽全局的地位。战略上要收拢拳头，稳住重心，力戒目标太多分散力量,更要避免四面树敌。特别是对美国既要寻求合作，更要加强战略防范，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在科技方面新方向：进入21世纪，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变，国家制定了《十五科技发展规划》等文件，本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应将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等作为总体目标发展。 中国在军事方面新方向：二十一世纪的军事力量除了继续依赖于传统的核威慑和信息化的海陆空常规力量之外，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在太空军事化；在太空军事技术方向的突破，将直接决定超级大国或集团在21世纪全球力量对比中的位置，因此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美国加快发展其导弹防御计划，隐蔽地推行其太空军事计划。同时，欧盟也在在太空领域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推出了太空定位“伽利略”系统，走上了在太空安全战略上与美国分庭
产学研发展成功模式 迄今为止，同济大学高尔夫商学院是国内唯一一所高尔夫高端教育培训商学院。其地位和影响力在国内高尔夫产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高尔夫教育产业领域综合发展的里程碑。 2001 年1 月28 日，由同济大学与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共同创办的同济大学高尔夫商学院在上海挂牌成立，高尔夫商学院聘请荣高棠为名誉院长、何振梁为顾问院长。此后，高尔夫商学院在中高协的大力支持和董事会的领导下，走过辉煌的十二年历程，成为产学研发展的成功模式。 2003 年在中高协支持下，董事会批准设立高尔夫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聘请中高协秘书长崔志强为主任，中国高尔夫第一人张连伟为副主任，国内外著名高尔夫专家和职业经理人陈亚雄、郁小平、戴耀宗、杨辉光、宋矿满等10 人为专业委员、客座教授。这不仅是在当时，即使是现在，这批名人也是中国高尔夫业内的顶级专家。专业指委会为学院的发展编制了高尔夫专业教材计划，安排了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爱姆伍德学院合作项目签约并派出多人赴苏格兰留学，还推荐了全国数家顶级高尔夫球场作为实训基地。 董事会于2003 年委托同济大学课题组编写《同济大学高尔夫商学院发展模式研究报告》，报告根据两项合作提出
一校两制”办学模式和学院20 年发展规划构想，提出构建国际一流高尔夫商学院和高尔夫管理“黄埔军校”的奋斗目标。研究课题组还向董事会提交了董事会章程、学院章程、院务会议事规则和关于人才交流工作的若干规定等，报董事会审核通过。至此学院步入正常轨道。 为了解决专业教学训练场地不足的问题，董事会还召开专题 会议，根据吴启迪、万钢在银涛校区巡视时的讲话，以及后来名 誉院长何振梁和中高协教育科研委员会的建议，要求投资方加大 力度多搞几个类似银涛校区这样的高尔夫教学实训基地，以满足 不同专业方向和球会经理人实习体验的需求。银涛股东为此专门 开会研究，决定各校区投资建设由股东上海中电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实施，并作为今后高尔夫实训基地的管理公司。随后中高 协指派由教育科研委员会副主任马骏具体抓落实。十二年来，在 中电集团的不断投资和运作下，学院逐步在国内形成了“一个中 心，两大基地” 格局，既上海银涛校区培训中心和承德、湖州教 学实训基地。据不完全统计，总投资累计达3 亿元人民币。 同济大学高尔夫商学院在董事会的支持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的帮助下，经过先后两任院长张茂林、邱灿华的不懈努力，学 院在高尔夫管理教育、休闲产业领域和品牌建设层面上都有极高 知名度，综合排名被中高协认定为“名列前茅”，社会影响力日 益扩大。众所周知，学院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所高尔夫高端教 育培训商学院。其地位和影响力在国内高尔夫产业界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是中国高尔夫教育产业领域综合发展的里程碑。 商学院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商学院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起
知识化农业与２１世纪中国农业发展 发布时间：2011-8-21 信息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作者：党双忍 论文来源 农业经济问题 在世纪交替之际，人类进步的历史车轮正加速向知识经济迈进。农业在经历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后，即将迈入知识化农业时代。20世纪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化农业，21世纪的主题则是发展知识化农业。 一、农业知识化与知识化农业 （一）知识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随着高新技术发展和人类知识扩展，对知识和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有了新认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科技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直接地取决于知识和科技的生产、传输和利用。因此，我们可以将农业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知识资本。 三大生产要素性质与作用不同。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物质资本对自然资源之扩充。知识资本决定着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配置方式、方法和效率。 （二）知识资本日益重要——农业知识化 农业发展是由简单的利用资源到使用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的过程。知识资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由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来越大的过程，这就是农业知识化过程。扩大知识资本投入量，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是农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在最初的农业生产活动中，自然资源丰度起了决定性作用，谁拥有土地、牲畜、劳力等资源谁就拥有财富。之后，农业知识和科技水平提高，农机、化肥、农药等开始应用，物质资本重要性上升，并替代自然资源在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拖拉机等成为财富的象征。最后，知识和科技成为重要资本，替代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决定性作用，智慧成为制胜市场的法宝。目前，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而农业知识化程度较高的欧美等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以色列高达95％以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很快，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 （三）农业知识化的第三次浪潮——知识化农业 正象不断兴起的科技浪潮将人类由石器时代带向农业时代、进而带入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一样，农业知识化的三次浪潮，催生了不同质的农业形态。原始农业是新石器时代到铁器工具出现以前的农业，利用自然而不能改造自然。铁木农具和精耕细作技术出现后，形成第一次农业知识化浪潮，实
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述评 摘要：文章介绍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描述、高等教育不公平的表现形式、产生的原因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方面的研究状况。由研究现状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有待向微观层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有待向高等教育系统中内部方面扩展研究，有待发展高等教育公平的保障和评价体系的研究，并且要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公平；研究成果 一、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现状 1.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研究 我国许多学者对高等教育公平内涵的把握多是借鉴国外学者的现代教育公平理论的观点，在教育公平内涵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分析最后得到各自对高教公平内涵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很多共同点。既有平行的观点、包容的观点，又有交叉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高等教育公平是指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均等，包括高等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也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高等教育过程的均等和高等教育学业成功机会均等。国内学者们普遍认同这一观点。[1]主要代表人物有杨东平、陈志忠、杨德广、张兴等。 （2）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产品）分配的合
理公正。一是社会公平，它以“平等”为内核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实行均等无差别的分配，主要表现在公共教育领域；二是市场公平，它“以不平等”为内核，体现市场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对教育资源实行不均等、有差别的分配，主要表现在非公共领域或半公共领域。 [2]这种观点允许个人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而形成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这就承认了高等教育公平的相对性。 （3）高等教育公平是对高等教育现象的评价或价值判断的合情合理，代表人物有张应强。[3]该观点认为教育公平是教育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追求高等教育公平应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基本的价值选择。 2.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现状分析情况 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的描述中，有的学者认为从纵向比较，我国高等教育更加公平了。但从横向比较，我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不公之处。[4]另外，还有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的描述为，城乡差距有所改善，阶层差距正在凸现，少数民族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加，高校资源分配和分布的两极分化，高中教育成为教育公平新的瓶颈。[5]张珏认为从就学机会增加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公平状况是有所改善的，而资源的不足又衍生高等教育新的不公平问题。[6] 总之，学者们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现状的判断，大部分的内容是一致的，即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增加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
浅谈我国产学研合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导语：随着产学研合作的不断深化，相互作用型大学和企业的广泛出现，促进我国产学研合作组织形式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逐步解决成果产业化保障机制、部门间协同性等问题。 一.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趋势分析 我国产学研合作经历了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点到线到面，由小规模到大规模发展的时期。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产学研合作得到不断深化，结合领域不断拓宽，层次不断提升，产学研合作向深层次、紧密性、实体化方向发展，呈现出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趋势。 1.产学研合作已由各地自发性的探求摸索上升至具有国家较强理性的战略高度 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随后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这一重要论断第一次把产学研结合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既符合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也抓住了当前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2006年12月，科技部、财政部、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开发银行等六部门成立了“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体现了国家宏观管理部门管理机制的创新，从宏观层面统一加强了对产学研结合工作的指导，为开创我国产学研结合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体制保障。2007年“推进产学研结合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在钢铁、煤炭、化工和农业装备4个领域，组建4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此，标志了我国产学研合作已由各地自发性的探求摸索阶段，发展上升至具有国家较强理性的战略高度。 2.产学研合作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 随着产学研合作的不断深化，相互作用型大学和企业的广泛出现，促进我国产学研合作组织形式由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逐步解决成果产业化保障机制、部门间协同性等问题。例如，浙江大学提出全面服务浙江经济发展的办学理念，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建立研究开发中心，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创新工作。 3.产学研合作由宣传发动向深层次、实体化运作转变 产学研合作工作由宣传造势走向有效踏实的实际合作，由突击式合作走向经常性合作，由碰撞式合作走向网络式合作，由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合作，由原来“要我结合”转向“我要结合”，从“你出题我研制”转向“资本结合”，“从项目合作”转向“共建利益共同体”。例如：中科院发挥科技优势，组织实施全方位、多模式、多渠道、多领域产学研合作，以多种形式开展同地方经
《21世纪中国农业》 随着21世纪即将来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治家、科学家都对21世纪人类的发展前途表现出普遍的关注，纷纷预测和规划新的世纪。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是国家稳定的根本。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和领导人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在全国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1997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9250万吨，肉奶蛋产品9100万吨，水产品3600万吨，城乡居民人均粮食、肉类、蛋类等畜产品消费量均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90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3倍多。农民生活正由温饱向小康迈进。在近20年的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总量中，我国就占了1/3。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坚强的保障，而且对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下个世纪的前50年，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人民生活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关键时期。粮食、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改革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成为国民经济能否再上新台阶、人民生活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确保我国的食物安全和城乡居民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奠定基础，走依靠科技之路，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的指导方针，对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描绘了本世纪末及下世纪初中国农业的发展蓝图。江泽民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指出：“中国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要靠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这就要求我们的农业科技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必然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农业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奋斗目标。 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农业科技成果使用和推广率低；农村科技知识普及率低；农村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农业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农产品的供应还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面临更大的考验。 纵观世界现代农业发展动态，一场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以知识密集、人才密集为特点，以科技促进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正向我们走来。以现代农业分子生物学技术、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机遇。抓住机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发展农业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探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道路，已成为生活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进展大会后，我国政府领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进展白皮书》，作为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进展的纲领性文件，开始了我国可连续进展的进程。为了全面推动可连续进展战略的实施，明确21世纪初我国实施可连续进展战略的目标、差不多原则、重点领域及保证措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进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总结以往成就和体会的基础上，按照新的形势和可连续进展的新要求，特制定《中国21世纪初可连续进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第一部分成就与咨询题 通过10年的努力，我国实施可连续进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经济进展方面。国民经济连续、快速、健康进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万亿元，成为进展中国家中吸引外国直截了当投资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6大贸易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社会进展方面。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科技教育事业取得主动进展，社会保证体系建设、排除贫困、防灾减灾、医疗卫生、缩小地区进展差距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生态建设、环境爱护和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国家用于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的投入明显增加，能源消费结构逐步优化，重点江河水域的水污染综合治理得到加大，大气污染防治有所突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升，通过开展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工作，生态环境的复原与重建取得成效。 --可连续进展能力建设方面。各地区、各部门已将可连续进展战略纳入了各级各类规划和打算之中，全民可连续进展意识有了明显提升，与可连续进展有关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正在得到持续完善和落实。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
走向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信息化是又一次科技革命,信息化应用水平是综合科技水平的反映,也是科技强国的需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至跻身世界高新技术前沿国家,对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建设的步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各国信息化发展对我国的挑战和机遇 从世界发展来看,蒸汽机带动了工业化革命,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引发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场革命,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的转折点。世界的信息革命从1971年第一个微处理芯片的发明开始,甚或可以从1946年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的诞生算起,现代信息技术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初形成。80年代初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信息技术革命,90年代全球范围内又掀起了一次信息化的浪潮,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发达国家的信息化推进进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商品计算机在1951年为美国人口普查局所购;1954年美国财政部首次将计算机用于联邦公务员工资管理。发达国家由此开始了漫长的信息化之路并取得了成绩,信息产业及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区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电子政务的崛起,更是引领着国家信息化快速发展。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了“电子政务”的概念,此后,世界不少国家政府开始摸索电子政务建设的道路。在信息时代,为了取得信息化社会的优势,各国都在奋力拼搏。计算机的应用在发达国家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还构筑了“信息高速公路”，以此改变了时空观念，地球正成为“地球村”，这一点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同。 信息产业是新一代的生产力，它不仅可以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而且还可对传统产业起到优化、催化和培增器的作用;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也对各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信息化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起了重要的作用。高度信息化的逐渐形成，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工业化生产，同时，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各国间的经济竞争。信息化的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水平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美国长期的信息化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和新经济的出现震撼了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国家层面制定了信息化和走向信息社会的战略和规划，都成立了国家元首挂帅的推进国家信息化的委员会或相关机构，都希望通过国家信息化赶上信息革命这趟发展快车。日本率先制定以信息立国的国策，美日经济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因日本的信息化发展而易位。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都认识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正展现在人类面前。信息化成为任何国家和民族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可延误的历史机遇。 信息化与工业化一样，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信息化不可能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完成，而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漫长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产学研合作发展协议样本实用版Sample practical vers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greement 合同编号：XX-2020-01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产学研合作发展协议样本实用版 前言：本文档根据题材书写内容要求展开，具有实践指导意义，适用于组织或个人。便于学习和使用，本文档下载后内容可按需编辑修改及打印。 甲方：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 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同意作为_________大学合 作发展委员会成员单位，经与_________大学（以下简称乙方）讨论、协商， 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宗旨
坚持“面向未来、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宗旨，建立并发展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合作发展，进一步加快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步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多作贡献。 二、合作内容 在共同遵守_________大学合作发展委员会章程的基础上，双方开展合作。 对于甲方 （1）促进与乙方产学研的全面合作； （2）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将工程项目交乙方完成； （3）积极推动乙方的科技创新成果在甲方的转化，促进 该成果的产业化； （4）为乙方教师挂职锻炼，学生实习提供条件和场所； 为乙方师生的社会调查、助学、社会实践、勤工助学提供条件； （5）帮助乙方筹集办学经费，根据可能，为乙方提供资助。 对于乙方
21世纪世界经济看中国中国经济看农业 21世纪世界经济看中国中国经济看农业 蓬勃发展的中国大地蕴藏着无限商机也争涌着无数跑马圈地、逐鹿中原的淘金者下一轮的机遇在哪里？如何快人一步抓住机遇？ 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现代农业产业投融资峰会上业内人士提出现代农业将成为继蒸汽机、电力、生物、计算机、互联网之后“财富第五波”的重要动力未来市场规模将超过一万五千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十万亿以上。 在以健康产业为主导的未来财富第五波中中国有条件也有需求会有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机遇。 中国的条件来自于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对农产品的刚性需求。更来自于中国作为农业重国的大农业运作潜力。 中国的需求来自于中国的技术升级动力也直接表现为中国的市场空缺。 一、农业大国的刚性需求——大市场 所谓农业大国： 一是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即世界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庞大的人口基数在五千年农业文明的熏陶下形成了对农产品深厚的消费情感和习惯性消费构成了中国农产品稳定的国内大市场。
二是有世界上最多的行业从业者。九亿农民以农业作为生存之本中国人口生计70%的重担直接系于农业身上。另外还有30%的人口间接依赖着农业提供的生活资料。 三是中国有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能力某些产品类别已经位居世界前列。20__年9月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肉类产量比美国多出1倍年产量达到8000万吨。 虽然离农业强国的距离还很远但如果以生产能力总额和消费能力总额来看中国农业的大生产潜力和大消费能力强大的吞吐能力显然让中国的企业家们轻视不得。 二、农业重国的大农业运作潜力——大增长 1. 农民占1/2不可轻视的农业市场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大约6亿人日复一日辛勤劳作依靠农业求得自己的温饱。20__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41亿人农村人口6.57亿人。 这样庞大的农业人口也反映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程度、深加工能力严重不足对于农产品行业正在寻找出路的企业家们来说这代表着本行业一旦被现代化加工、营销激活就会获得蓬勃的发展潜力。而对于在竞争激烈的二、三产业中搏击风浪的企业家们来说这代表了低成本的人力资本和广阔的现代化、深加工空间是一片难得的蓝海领域。 2.政策重点扶植农业万众瞩目
当前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日期：2010-11-09] 来源：北京社科规划办作者：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 究基地江瑞平教授 [字体：大中小] 中国经济外交历经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变化，目前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全新阶段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积极调整经济外交战略并采取有效对策，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对于确保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多层面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意义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外交进入全新阶段，是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围绕中国经济外交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发生的这一系列重要变化，也为步入全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提供了多层面的重要机遇。 机遇之一：全球化受挫增大经济外交需求 一般认为，全球化的首要表现是经济全球化，其时间起点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至少从三方面增大了经济外交需求——越来越需要通过经济外交拓宽国际经济交流渠道、形成国际经济交往规则和化解国际经济摩擦。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向仍未发生根本变化，因而对经济外交的上述需求仍呈强化之势，但进程遇到阻碍，势头受到挫折，从而其速度也显现出减缓甚至停滞之势。其主要表现包括：（1）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最近一段时间每到WTO、APEC、G20等重要全球和地区经济组织举行会议期间，就会遇到绿色和平组织、工会组织等各类团体和民众举行越来越广泛和激烈的抗议示威活动，即是其突出表现。（2）新保护主义影响扩大。目前新保护主义已扩展到贸易、投资、技术转让、资源环保等国际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更加重要的是，实行保护主义的已不再是那些传统的弱小、落后国家，那些强大、先进的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成为新保护主义的主要执行者。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事例是，2007年夏开始陷入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在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均带有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3）国际经济组织功能缺失。这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各地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几乎无所作为，而改革又停滞不前；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原定于2005年完成，而迄今仍未真正启动等事实中即可得到证明。而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本该扮演重要角色，是经济全球化必需的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和监管者。（4）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贸易迄今仍是全球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近期其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明显的放缓之势，在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中更是如此。如据IMF资料，1991—2000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平均达7.1％，而2001—2010年将降到3.5％，下降一半以上。2009年更是出现了11.0％的负增长。（5）国际投资剧烈波动。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近前其发展势头出现的剧烈波动更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的重要表现。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资料，全球国际直接投资（FDI）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高速增长后，于2000年达到历史高点（流
加强高校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为全面总结我省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规范进展科技产业所取得的要紧成绩和经验，进一步推动高校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进展优势，省政府于12月17日在武汉工程大学隆重召开了湖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暨规范进展科技产业现场经验交流会。副省长郭生练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省教育厅厅长陈安丽、省科技厅副厅长郑春白结合部门实际作了发言。会议由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黄国雄主持。武汉工程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学院三所高校介绍了深化产学研合作、规范进展高校科技产业的经验。武汉工程大学的两家科技企业介绍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壮大特色产业的做法和经验。 会上，郭生练副省长强调，武汉工程大学贯彻落实省政府33号文件，积极改革改制，探究了宝贵经验，值得全省高校认真学习。会议总结了武汉工程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和规范科技产业进展的差不多经验。一是强化教师主体地位，构建创新创业一条龙服务体系。明确：教师创新创业产生的成就，确实是要让同行同业“艳羡”。以激励、引导、组织为要紧内容构建“科技研发—企业孵化—产业化”一条龙服务体系，形成“研发中心—企业孵化器—科技产业园”三级进展模式。二是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学校科技产业持股比例按照“学校减持，课题组增持”的思路，学校的持股比例降低到20%以下，将科技人员成果转化收入〔股权〕比例提高到80%以上。对成果与技术持有人以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作为创办企业的注册资金的，学校与持有人按1：9持股；畅通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渠道：开创“研发攻关—中试—推广应用”的新途径，保证科技成果产生经济效益；建立双赢机制，与企业形成全面合作的产学研关系。三是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进展。瞄准政府产业规划和企业技术进展的需求，推动实现优势产业与优势学科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促进双方优势互补。 他指出，加强产学研合作是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保持我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迫切需要，是构建创新型湖北的紧迫任务，是提高高校办学水平的客观需要。他要求各高校要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努力将科教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进展优势，并重点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坚持面向需求，动员科技力量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二是要落实好优惠政策，鼓舞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三是要积极搭建平台，加强产学研结合支撑体系建设；四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规范进展高校科技产业。他强调，为促进我省高校产学研合作再上新台阶，要采取四方面的措施： 一是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对产学研工作的组织领导。在省科教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统筹协调，集成资源，形成合力。各高校要成立要紧领导牵头的产学研结合领导小组，在工作中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保障、有措施、有效果，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 二是要建立完善产学研合作激励机制。省直相关部门要研究制定高校产学研合作评价及表彰方法，要把服务和贡献作为评价高校工作的重要标准。对从事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职称评定，在按评审条件进行评审时，重点考核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是要进一步加大对产学研工作的投入。省级财政要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产学研合作工作的支持力度，按鄂发[2017]20号文件的规定安排专项资金，设立“青年创业基金”和“初创科技型小企业专项”，分别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和鼓舞高校科技人员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教育、科技等部门要千方百计调整部门支出结构，增加对产学研项目的资助力度。高校要主动融入以企业为主体、以产学研合
去年夏天，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布朗认为，到下世纪30年代，中国需要净进口粮食2亿吨，这恰好是当前整个国际的谷物贸易量，此观点一出，在国际引起轰动。二十一世纪，中国粮食将面临三大难题。——人口猛增，下一世纪的挑战更严峻？《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曾有预测，称中国2000年人口为12．9亿，但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峰值总数将达到18．90亿。这一预测虽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预测，2050年实现零增长时的中国人。将有16亿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下一世纪我们面临的… ......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朱蓬蓬 上个世纪的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朗曾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养活13亿人口的中国，于是就产生了种种的猜疑，中国会侵略、会移民、会…… 总之，种种的猜疑都汇集于“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之中。 近日，北京时间2006年4月25日晚9时许，传来一个消息，刚刚结束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评选揭晓，著名杂交水稻专家、中国的袁隆平当选，成为首位入选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袁隆平院士的成就，国人谁人不知，那人不晓，应该说，消息是很令人幸喜的。对于这样一个消息，互联网上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近万人点击，并发表意见对袁隆平没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不知工程院院士是否比科学院院士要低一等）气愤填膺，并认为袁隆平“为布朗指点迷津”，面对世界的不安与困惑，袁隆平给出的答案不容置疑——中国人通过科技进步和共同努力，不仅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
界22%的人口，而且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 据报道，面对未来，年过古稀的袁隆平仍满怀梦想，他希望杂交水稻由目前占世界水稻种植面积10%提高到20%，即国外推广面积由现在的150万公顷增加到1500万公顷，以每公顷增产2吨计，实现总增产3000万吨，真正造福全人类。 笔者对于以上消息，不但不敢持有异议，而且十分赞赏。但回顾历史，放眼当今，对于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以及谁来养活世界这样的问题，仍感到疑虑多多。 当然，水稻产量的提高是袁隆平及其同事们的伟大贡献，但是养活13亿中国人，和世界上60亿人要吃饭是一个道理，不一定有了粮食就万事大吉。这世界并不是没有粮食，但非洲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经受饥饿。 众所周知，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扩展，大自然已经给予人类许多没有想到的回报。关于洪水的泛滥，干旱的逼近，地震的频繁，环境的污染，疾病的流行，气象的异变，冰山的融化，沙漠的扩张，风沙的肆虐……等具体的统计数据，科学家和媒体舆论已经有连篇累牍的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人类正面临着异常巨大的灾难。 今年是2006年，21世纪才刚刚开始，诸如谁来养活中国，和谁来养活世界的问题，除了科学家的作为以外，关键在于政治家的“良智”。君不见，除了如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在研究让人活命外，也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杀人的武器。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占有，使得局部的战争总是频仍。特别是伊朗的战事似乎是一触即发，若果战事真的不能制止而爆发，只有真主知道世界将会怎样演变！？ 再回到粮食问题上来，以中国为例，上个世纪1960年的灾荒年，现在大家基本已经论定，这是一场除自然灾害外，更重要的是违背规律的人为的因素所致。但愿世界各国都能吸取教训，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更需要世界精英政治家们关注的是，不能让这样的错误在世界范围内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