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贝马斯著逢之译
在学术活动中，我们常常把法与政治相提并论，而同时我们又习惯于认为，法，法治国家和民主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即法理学（jurisprudenz）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民主，而且，前者（法理学）从规范的角度，后者（政治学）从经验的角度，来研究法治国家。即使法学家一边研究法和法治国家，一边又研究民主法治国家中的意志构成，社会科学家（法律社会学家）研究法和法治国家，政治学家研究民主进程，科学分工也不会因此而停止。法治国家和民主在我们看来属于完全不同的对象。这样认为是有根据的。由于任何一种政治统治总是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在政治权力尚未受到法治国家规束的地方，也存在着法律秩序。而在统治尚未民主化的地方，也存在着法治国家。简言之，没有法治国家的制度，可以有法律秩序存在；没有按照民主程序制定的宪法，也可以有法治国家存在。为了从不同学科对这两个对象进行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些经验依据，但这决不意味着，从规范角度来看，法治国家可以离开民主而存在。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进行探讨。这一内在联系既根源于现代法律概念自身（1），也根源于如下事实：即实在法（positivesrecht）不能从一种更高的法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2）。现代法律是通过保障每个公民都具有自主性而获得合法性的，并且在此过程中，私人自主（privateautonomie）与公共自主（？ffentlicheautonomie）互为前提（3）。这种概念上的相互关系也在法律平等（rechtlichegleichheit）和事实平等（faktischegleichheit）的辨证关系中体现了出来。正是这一辨证法第一次引出了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作为对自由主义法律观念的一种回应。今天，这种辨证法又需要对民主法治国家做程序主义的理解（4）。所以，在结语部分，我将用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为例，来具体阐明这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5）。
1 现代法律的形式属性
自从洛克，卢梭和康德以来，一种法的概念不但在哲学中，而且在西方社会的宪法实践中也逐渐形成。这一概念被认为同时说明了强制性法律所具有的实在性和保障自由的特征。以国家制裁作为后盾的规范，可以追溯到政治立法者的灵活决定那里，这一事实是与戏ɑ?br& 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合法化要求，所制定的法律应该保障所有法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反之，立法的民主程序应当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这样，实在法的强制性和变易性，与提供合法性的立法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便建立了起来。因此，从规范的角度看，法律理论与民主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是一种概念上的内在联系，而非单单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联系。
初看起来，这好像是在玩哲学游戏。事实上，这种内在联系深深地扎根于我们日常法律实践的前提之中。因为，在法律的有效性模式中，国家法律实施的事实性与立法程序论证力量的正当性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这种立法程序按照要求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它为自由提供了基础。这一点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矛盾，而法律就是带着这样的矛盾出现在其接受者面前的，并希望他们服从。这就是说，法律让接受者自己去确定，是把规范仅仅当作对其行为活动的实际限制，并认真对待犯法可能会导致的各种结果；还是积极遵守法律，并且是出于对具有合法性的公共意志形成结果的尊重。康德早就用他的“正当性”（legalit？t）概念强调了这两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因为没有这种联系，便不能指望人们遵守法律：法律规范必须具备这样的形式，即在不同的场合能同时被看做是强制的法律和自由的法律。这种两重性就是我们对现代法律的理解：我们认为，法律规范的有效性等同于这样一种解释，即国家同时保障法律实施的实际有效性和法律制定的正当性，因此，一方面是一般服从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legitimit？t），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惩罚来强制服从；另一方面则是规则本身的合法性，它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遵守规则。
当然，这样立刻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当规则随时都可能被政治立法者改变的时候，应当如何来论证规则的合法性呢。宪法规范也是可以改变的；甚至连宪法自身宣布为不可更改的基本规范（以及所有的实在法），同样也会遭受到被废除的命运，比如在政体发生更替的时候。只要人们能退而固守基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那么，实在法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便可以用道德来加以控制。实在法是有时间限制的，它在法律等级体系中一直都从属于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并接受道德法的引导。但是，在多元社会中，各种同一的世界观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早已分崩离析，撇开这一事实不论，现代法律只是由于它的形式属性便拒斥后传统道德的直接控制，而这种道德可以说是我们所仅有的东西了。
2 实在法与自主道德的互补关系
现代法律体系是依据主体权利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权利具有一种用妥善的方式使法人摆脱道德义务的特征。主体权利使得行为者可以依据自己的偏好去行事，通过引入这些主体权利，现代法律从整体上贯彻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在道德领域，权利与义务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而法律义务是资格的产物，来自于对主体自由的法律约束。“法人”（rechtsperson）和“法团”（rechtsgemeinschaft）这些现代概念说明，权利作为基本概念相对于义务具有优先性。
道德世界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方面是没有限制的，它涵盖了所有的自然人，尽管他们的生活背景十分复杂；道德本身也把保护范围扩展到了充分个体化的个人的同一性。相比之下，法团在空间和时间方面通常都是比较具体的，只有在其成员获得主体权利的时候，它才保护他们的同一性。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间更多地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如果从外部来考察，结论同样也是如此。需要法律调节的事情与具有道德意义的事情相比较，显得或是较为狭隘，或是较为广博：说它较为狭隘，是因为法律调节涉及到的是外在行为，即强制性行为。说它较为广博，是由于法律——作为政治统治的组织形式——不但要处置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冲突，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和履行一定的政治使命。所以，法律不但涉及到狭义上的道德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实际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并让相互冲突的利益达成妥协。与道德规则明确界定的规范要求不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要求（legitimit？tsanspruch）依靠的是不同类型的理由。
正当的立法实践依赖的是由话语和协商构成的网络，而不仅仅是道德话语。
自然法认为，法律体系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自然法的这一观念是错误的。我们最好还是把法律理解为道德的功能补充。因为，法律确实有效，又是合法制定的，并且可以反复诉讼，它能使那些具有道德判断和行为能力的人摆脱纯粹基于个人良心的道德要求，主要有认知要求，动机要求以及组织要求等。法律能够弥补高标准道德要求的不足，因为从经验效果来看，这种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最终在认识上是模糊的，在动机上是不可靠的。自然，这并不能使立法者和执法者不再关心法律与道德的和谐问题。但法律的调节过于具体，以致只能通过与道德原则的相容性而为自身获得合法性。可是，如果实在法不是从一种较高的道德法那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那它又该到哪里去寻找其合法性呢？
象道德一样，法律也应当保障所有人都享有同等的自主性。法律也必须在维护自由的条件下证明自身的合法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实在性迫使自主性发生了分裂，而且比较奇特，这种情况在道德领域并不存在。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自决，在下述条件下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即它要求每个人都遵守那些根据自身的公正判断或大家共同得出的判断而形成的规则。然而，法律规范的约束性，并不只是在于意见和判断的形成过程，而且也在于立法当局和执法当局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这样就有必要在概念上区分不同的角色，即法律的制定者（和解释者）与一切有效法律的接受者。自主性在道德领域可以说是人为铸造出来的，而在法律领域则只能以二元形式出现：即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
但是，这两个环节必须协调起来，最终做到一种形式的自主不能损害另一种形式的自主。
私法主体的行为自由与公民的公共自主是互为前提的。这一互动关系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当法人在行使其公民权的过程中能够领悟到自身便是那些他们作为受众而必须遵从的法律的创造者，他们才可能是自主的。
3 人民主权与人权的协调问题
现代自然法理论一方面捍卫人民主权（volkssouvernit？t）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坚持由人权保障的法治（herrschaftdergesetze），以此来回答合法性问题。这点并不奇怪。人民主权的原则所体现的是确保公民公共自主的沟通权利和参与权利。法治则表现了维护社会成员私人自主的传统基本权利。因此，法律是作为同等保护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工具而获得合法性的。当然，政治哲学未能在人民主权与人权之间，“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公民的政治自主被认为是体现在共同体的自发组织之中，而共同体是通过人民的主权意志为自己立法的。另一方面，公民的私人自主被认为是采取了确保公正法治的基本权利的形式。一旦出现这样的妥协，那么，主张一种观念就得以牺牲另一种观念为代价。这两种观念我们一看就知道具有共同的来源，但这点一直都被忽视了。
共和主义（repulikanismus）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人文主义那里，它一直强调公民的公共自主优先于私人的前政治自由。自由主义（liberalismus）则源于洛克，它坚持认为多数专制是很危险的事情，因而主张人权具有优先地位。按照共和主义的观点，人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由于政治共同体中道德自我理解和主权自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人权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合法性的障碍，阻止了人民的主权意志进入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领域。就法人的自主概念而言，卢梭和康德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把主权意志和实践理性联系起来一同考察，从而使人民主权和人权可以相互解释。但是，他们两位都无法恰当地处理这两种观念具有共同来源这一层关系；卢梭偏重于共和主义观点，康德则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他们都没有抓住他们想要澄清的直觉问题：即人权观念追求的是主体在法律中享有的同等自由，它既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于最高立法者，也不能作为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的功能而沦为工具。
要想准确地表达出这种直觉问题，就必须从话语理论的立场来看待民主程序；民主程序只有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条件下才会为立法过程提供合法化的力量。我在这里依据的是一个无须深入探讨的基本命题，即只有当一项规则让所有的参与者通过理性话语都表示同意，它才可以声称自己具有合法性。如果话语以及协商过程（verhandlung）——其公正性又依赖于话语程序——提供了能够供合理的政治意志活动的场所，那么，被认为是民主程序基础的合理假定，最终就必定依赖于充满艺术性的交往程序：关键在于正当立法所必需的交往形式自身通过法律加以制度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因此，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公民的公共交往实践必须在法律上得以制度化，而这种必然性正是人权自身所能提供的。人权使得人民主权的合法行使成为可能，但它不能作为外在的约束而强加给这一实践。
自然，这一分析只是阐明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即交往和参与的权利，这些公民权利保证了政治自主性得以落实。但未能澄清保障公民私人自主的古典人权。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尽最大可能保障主体行为平等和自由的基本权利，以及保障国家公民地位和为个人提供广泛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
这些基本权利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有追求他个人社会目标的平等机会，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本质价值，至少不能被化约为民主意志形成的工具价值。我们在下文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观点，即人权使得公民的自决实践成为可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凭直觉认识到，古典的自由权利与公民的政治权利具有相同的来源。
4 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关系
人权当然还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得到很好的证明。但人权不可以把它们专断地放到主权之上。确实，公民的法律自主观念要求法律的接受者同时能意识到他们自身又是法律的制定者。
如果民主制度下的立法者把人权当作是类似于道德事实的东西，而目的只要想把人权实证化，那么，这种想法就会与上述观念发生矛盾。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公民承担共同立法者的角色，他们没有选择媒介的自由，而只有通过运用这种媒介，他们才能实现其自主性。他们只是作为法律主体参与立法；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已不再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自我立法的民主观念必须在法律自身的媒介中获得其有效性。
公民依据话语原则来判定所制定的法律是否正当，他们这样做的前提是交往。但是，如果这些前提本身想象政治公民权那样获得制度化，就必须具有可以使用的法律符码（rechtscode）。而要确立这种法律符码，就必须明确法人的身份，法人作为主体权利的承担者，属于自愿联合起来的法律团体，在必要时会有效地声张其权利。一般而言，没有法人的私人自主，便不存在法律。作为一种结果，如果缺少保障公民私人自主的基本法，便没有媒介能够使公民运用公共自主的条件制度化。
因此，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互为前提，无论是人权，还是人民主权，都不能宣称自己具有优先性。
这就表达了如下直觉观念：一方面，公民在私人自主受到平等保护的基础上充分独立，这样他才能恰当地利用其公共自主；另一方面，公民只有在恰当地运用其政治自主时，才能有效地控制其私人自主，并相互达成一致。
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这一内在联系，一直被迄今为止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律范式相互之间的冲突所掩盖。自由主义的法律范式认为，经济社会应当用私法（主要是所有权和契约自由）来加以制度化，允许市场机制自主运行。这一“私法社会”（privatrechtsgesellschaft）立足于法律主体的自主之上；作为市场的参与者，这些法律主体或多或少合理地追逐其人生目标。与这种社会模式相对应的是下述规范期望，即社会公正能够通过保障公民的消极法律地位，也就是说，只能通过确定个体的自由空间而得以实现。对这一立场的充分批判，产生了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反对意见是很明确的：如果拥有和获得自由的能力要为社会公正提供保障，那么，就必须存在法律能力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在经济权利，资产和社会生活条件方面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正在不断地摧毁着那些提供平等机会以使人们有效地利用平等分配的法律权利的前提条件。如果法律平等的规范内涵不至于彻底转化为其对立面，那么，一方面，现有的司法规范在内容上就必须很明确；另一方面，必须引入社会基本权利，以确保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有效地防范社会危机。
当然，法律的这种具体化（materialisierung），同时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福利国家温情主义（sozialstaatlicherpaternalismus）的副作用。很明显，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利地位差别的努力，不应该导致这样的“标准化”干预，即假定的受益者在他的自主生活空间里反过来又受到了限制。法律自由和事实自由之间的辨证关系不断发展，这就说明，这两种法律范式同等地诉诸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生产主义（produktivismus）世界观。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必须这样来运作，即社会公正的期望能够通过保证每个人自主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观念而获得满足。两种法律范式之间的唯一冲突在于：私人自主能否直接由自由权利来加以保障；或相反，私人自主的形成是否必须通过提供劳动来加以保障。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内在联系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5 实例：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
在结语部分，我想以女权主义的平等政治为例来说明：只要我们的目光还仅仅局限于维护私人自主，并漠视私人的主体权利与参与立法的公民的公共自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法律政策就会在贯常的范式之间无望地摇摆。因为，归根到底，假如私人法律主体不共同运用其公民的自主性，来搞清楚正当的利益和标准，并且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他们根本就无法享有平等的主体自由。只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一致，才能分清楚平等与不平等。
自由主义政治的目的原本在于破除根据性别认同而获得的身份，确保妇女在求职，社会
承认，教育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竞争中享受到平等的机会，至于结果如何，则另当别论。但是，只是部分获得成功的形式平等使得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这一事实更为显著。社会福利政策采取了特殊的措施，主要是用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以及婚姻法等，来解决这一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对怀孕妇女和母亲以及离婚妇女加以保护，减轻她们的社会负担。与此同时，女权主义的批判不但对准尚未兑现的要求，而且也针对那些成功推行的社会福利计划所取得的含混结果，比如，由于补偿，妇女失业的风险反而大大提高了；在低工资阶层中妇女的比例过大：“儿童福利”问题；以及妇女的处境越来越贫困这一普遍趋势等。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种由于反思而导致的歧视，原因之一在于判定何人处于困境以及划分贫困人群时所使用的标准过于粗梗。因为，这些“错误”的分类导致了对生活方式的“标准化”干预；这些干预把旨在补偿损失的措施变成了新的歧视，把保障自由变成了剥夺自由。在涉及到女权主义的法律领域，社会福利国家的温情主义（paternalismus）就会是一纸空文，只要立法和司法还因循传统的解释模式，并致力于加强现存性别认同的成规。
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的划分，触及到一个社会的文化自我理解的基本层面。只是现在，激进的女权主义才使我们意识到这种自我理解是会出错的，需要加以修正，甚至值得质疑。女权主义坚持认为（她们这样认为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一定集团的）妇女和男人之间在经验和生活处境上的差异，对于均等使用主体行为自由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方面的差异在政治公共领域（politische？ffentlichkeit），特别是在围绕着需求和标准的解释而进行的公共讨论中必须得到澄清。因此，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法律理解的范式必须改变。
人们一直都在争论，法人的自主是通过私人竞争的主体自由来加以保护，还是换一种方式更好一些，即通过社会福利国家官僚制度当事人的客观劳动要求。经过争论，最终形成了一种程序主义（prozeduralistisch）的法律观念，认为民主过程必须同时确保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主体权利应当确保妇女的生活方式具有私人自主性，但除非在公共讨论中当事人把那些涉及到平等与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内容都搞清楚，否则，主体权利是无法得到恰当表达的。平等公民的私人自主只有在公民积极行使其公民自主时才能得到保障。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摘要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法治、德治作为上层建筑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法治、德治的结合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因此，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体现了矛盾统一性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地位与功能，体现着上层建筑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体现出了矛盾两点论的辩证法原理。总之，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凝聚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相结起来，坚持法治并举，才能保障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为实现我国各民族现阶段的共同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坚实的基础，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体系。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
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时期发展提出了极其重要的治国方略，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体系，意义十分深远。 一 道德概念在我国古籍上由“道”和“德”两个概念组成。“道”即是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做人的道理。“德者，得也。”实行原则有所得即如果一切都按一定的原则去做，就达到了道德的境界。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一定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在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阶级社会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起主导作用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德治就是道德建设，其中主要是指统治阶级的道德建设。 法治就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使国家成为法治之国，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所以，法治是一种倾向民主、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 道德和法律的动态系统－德治和法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 一、法治和德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中相互作用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Law of Reason 秦前红 【学科分类】法理学 【摘要】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普遍所认为的是天然统一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各国的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关键词】民主；法治；罪刑法定 【写作年份】2003年 【正文】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第五章发扬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民主和法制是密不可分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进行探索而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导方针，这是贯穿邓小平法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邓小平的全部法制思想也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 一、对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性的认识 邓小平对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在1941年《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邓小平就阐释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正是基于对民主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教育”，“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邓小平一贯十分重视。他一直把“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看作是检验“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个重要标准之一。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据此，他强调，要人们解放思想，必须发扬民主，改变“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的状况。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针对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情形，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环境、目的、内容和保障条件 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加强民主建设、民主建设的目的以及民主建设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保障条件等，邓小平都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法制得发展,也就是时代得呼唤。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得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得过程中得必然要求。但在进行法治教育与德治教育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得地方,而两者发生矛盾时,又以哪一个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内,二者具有互补性。 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得上层建筑得重要组成部分,都就是为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得，由于两者之间各有独特得地位与功能,它们之间有着很强得互补性。依法治国就是外在得,从外面得力量、从强制得角度来规范人得行为得话,以德治国就就是从内心、从人得素质上要求来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如果这两个相辅相成精神文明建设会搞得更好。法律得实施依然需要道德得土壤，当整个社会迷信市场作用得时候,互助精神在法院得司法判决中无法体现。处于弱者得消费者面对一个又一个貌似公正却完全不同得判决无所适从。我们不缺少市场得理念，也不缺乏对法律得关照,我们缺少道德得支撑。 按马克思主义得观点,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用以统治得一种工具，它必须同经济政治道德等诸因素紧密联系相互适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得思想,就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实践得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得规律性再认识。我国市场经济下得法律与道德在实质上就是一致得,有着共同得经济、政治与思想基础,法律得基本原则与内容体现了不同层次得道德要求，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都就是对人们行为得约束力量与鼓励力量，并且通过对人们行为得约束与鼓励而具有指引人们应该怎样行为得功能,实现它为一定得社会经济基础与一定得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得发展起推动作用。遵纪守法成了社会生活得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得道德价值。法治与德治就是人类管理社会与阶级社会实现阶级统治得两种重要手段，就是两种性质不同而又关系密切得社会现象。其中，法治就是对道德中重要问题得调整,就是对道德力量得强化,道德法律化把人类得理念铸化为法律;德治既就是对法治内化,把法律内化为人们得品质,同时也就是对法治得重要补充,把法律之外得社会关系纳入自己得管辖范围。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就是一个交互演进得过程。法律就是传播道德得有效手段,“法律肩负着维护社会共同道德得任务。” 「1」“法律得最终目标就是使人们在道德上善良。为了求得众人所能达到得最大得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适应各种道德信条所认可得各种生活方式,但它应该抗拒那些由于道德观念得真正松弛与堕落得风尚而为人们所要求得变更。它应该始终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得总方向,并使共同得行为在第一个标准上面倾向于道德法则得充分实现。”
中考复习专题五：中外历史上的民主与法制 一、世界古代史民主法制的进程 《汉谟拉比法典》是现存古代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 古代雅典（古希腊）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伯利克里）；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理论思想基础 1．文艺复兴。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2．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由开明的君主执政，强调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批判天主教会的黑暗和腐朽，为即将进行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利的支援；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启蒙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也被介绍到中国、日本，促进了这些国家、地区的思想解放。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从此，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1871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3．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1936年，苏联颁布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四．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 （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进程 1．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主张用改良的方式改封建制度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2．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法制推进历程 1．中共二大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以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 2．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七大召开。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3．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谈判。目的是为争取和平民主，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经过共产党的努力，签订了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 4.民主建国时期 （1）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2）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真正反映人民利益的宪法。 5.曲折发展 1966年，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我国的民主法制遭到严重践踏。 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认识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加紧全面立法工作。1982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时期我国一部比较完善的宪法。此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依法办事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逐步向依法治国的道路迈进。 五、民主法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建设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民主法制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 六、对民主法制建设的认识：任何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都是一个渐进过程，法律制度和民主实现程度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提高的，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我国应该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维护人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练习题： 1、活动主题：感受“民主与法制” 步骤一：回顾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 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民主代替专制、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利代替以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 （1）1689年，英国颁布了，确立了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走上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化的道路。 （2）在美国，（历史人物）开创了民主政治的先河。 （3）法国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著名的（历史文献），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颁布的，第一次确认了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步骤二：反思中国民主与法制的探索历程 （4）近代化就是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哪个事件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5）什么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
2018考研政治：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 的辩证关系 德治、法治、人治;在现在社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呢? 一、如何正确把握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据统计，在 20 多年的时间内，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人大等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已达 9 000 余件，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 7 个法律部门的主干法都已制定出台。可以说， "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正是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庄严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和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随后还写入了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六大再一次重申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指出：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 ， "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 ， "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照宪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同样也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克服物质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硬、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现象方面成绩显著。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在全社会得到强有力地弘扬，思想道德建设成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和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协调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文件，充分反映了党在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绘制的战略发展的总体蓝图。 然而，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相对而言，道德建设的成就仍然未尽如人意，尚未达到党和人民所期望的发展目标。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 "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摘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有效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本文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以求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使二者最大限度发挥出自己的功能，从而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方略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关键词：法治德治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者记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1]法治与人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治会因为统治者的情感变化而实行不同的制度。西方著名的自然法学家亚理斯多德在谈到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时就明确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兽性的因素。”“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订得良好的法律。”[2] “德治”就是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把道德理念上升到治国方略的角度。当然这里的德治与我国封建社会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社会的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而今天所讲的的德治是指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风尚，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步。二、法治与德治的渊源 现代的法治与德治与古代的“法治”与“德治”已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变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发源于西方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早在古希腊时期各城邦就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与“法治”，而古罗马更将这一民主与“法治”的思想发扬光大。德治思想可以从古代中国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中找到其历史原形。由于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对“法治”与“德治”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巨大反差。西方人性恶的思想促使人们优先选择通过法律而非内在的道德机制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而中国人性善的理论促使人们希望通过人类道德的自我调节来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了近代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巨大反差。近代西方由人性恶的认识出发，认为权力的本质是邪恶的，权力都必须以有效的手段加以制约，而法律便是最佳手段；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使得平等自由的理念深入人心，“分权制度”以及“平等自由”的法律思想使得“法治”愈加完善。而近代中国由于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根深蒂固使得“德治”根基深厚。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和德治，作为调节人类社会的两种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二者的组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又是党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完善和创新，这种创新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吸取古代儒法并用的思想精华，体现了软硬相佐的治国方略的辩证关系。[3]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我
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民主与法治知识提纲 人教版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知识提纲（第三、四课） 第三课追求民主价值 思路：（一）是什么：1民主的特点----2民主的制度保障---- 3公民参与的保障与方式（特别强调民主监督的4意义4途径）（二）为什么：6民主的重要性 （三）怎么做：7民主对公民的要求 1.★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新型的民主的特点： （1）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目的：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2）基本特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3）人民民主的真谛：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我国实行人民民主，既发展选举民主，又发展协商民主。） （4）人民当家做主从来就不是空的，而是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2.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如何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的？P35（会区分会选择）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权力的根本途径。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强调通过充分协商，求同存异，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实现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利的基本政治制度。 （4）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①P38国家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 ②P38是人民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重要形式。公民要积极、主动、理性地参与民主选举。（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③P39是保障人民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有效方式。要求保证广泛的公民参与，决策方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集中民智，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等。） ④P40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行使公民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4. ★★★实行民主监督的意义P40 ①民主监督是公民参与民主生活、行使公民权利的具体体现。（总：定性） 预防腐败。（机关与工作人员） （公民） ④补充：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国家社会） 5. ★★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途径：（补充） ①通过人大代表或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反映。 ②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电话、走访等形式，向有关部门举报或反映。 ③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进行监督。 ④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反映情况。 6.★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P33 ①P28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没有民族复兴。（总）
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摘要】民主与法制已成为现代宪法的主流价值追求，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十分复杂。成功地调和二者间的价值是一部宪法融入现实生活的关键。事实上，法制与民主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二者在“谁来统治”和“如何统治”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法制是民主思想的实现方式。人治是专制思想的实现方式。真正的民主离不开法制。实现法制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民主是法制的内容。有的民主的内涵，法制变的更加完善和稳定。没有法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如果用人治的方式实现民主，那么随着人的改变，民主的内容就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不是真正的民主。也不符合民主的本质---主权在民的思想。 【关键词】民主法制 By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s relations 09 Undergraduate Law Yan Chaofei 【Abstract】The democracy and the government by law have become the modern constitution the mainstream value pursue, but the two's relations are very actually complex. Compromises the two's value is successfully a constitution integrates the real life the key. In fact, the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democracy argument has not always stopped. The two in “who rules” and “how to rule” in the question the opinion to vary. The government by law is the democratic idea realizes the way. The rule by people are the despotic thought realizes the way. The true democracy cannot leave the government by law. Realizes the government by law is realizes the democracy premise, the democracy is the government by law content. Some democracy's connotation, the government by law changes is more perfect and is stable. Does not have the government by law not to have democracy in the true sense. If realizes the democracy with the rule by people way, then along with person's change, the democratic content will have the very big uncertainty. 【keywords】 Democracy Government by law 论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读书报告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主席1956年4月25日发表，刊登于《人民日报》的文章，它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在1956年初，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于是，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结合自身国情，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十大关系包括了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就现在看来，当时毛主席的观点基本可谓是十分正确的。 就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而言，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只有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50年代末中俄关系的恶化，就体现要想不受制于人，必须有自己的高科技体系和工业体系。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于维护币值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有利于重工业的交流
与发展。对于农业的发展，毛泽东重视高科技的作用，如袁隆平的两系杂交稻，引进美国高产化肥技术等，重视人民的作用。但是，错误地开展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也是一定程度上的违背了毛主席对这一问题的初衷。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地区要利用好原有的工业基础，同时出于战争布局的考虑，要平衡工业分布，新建的工厂要大部分放在内地。就这一观点来看，它确实符合中国地理特征，在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也进一步证明其正确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一方面，毛泽东重视经济建设，降低军费，裁军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重要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的保证。同时毛泽东尤其重视核技术的发展，重视高精尖国防工业的发展。此外，军工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民用技术的发展。而在中外关系上，毛泽东的见解也的确十分的正确，他正确的认识到了我们要学习外国，不能依赖外国，但是最终因为急于求成导致了大跃进的悲剧。 尽管《论十大关系》观点都是比较正确的，但仍有自身不足的地方。在革命与反革命、是非问题中毛泽东提出的一些说法，是没有考虑到民主与法制的。在“革命与反革命”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就现在观点来说这就是不足之处。当然，我们是有着历史经验的人，在文革之后我们才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民主法治的重要性，在当下
论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要：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标志，但是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关系 依法治国是法治，以德治国是人治。法治社会以法律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意志都不能凌架于法律之上。而以德治国是以官员或领袖的个人品德为基础的政治模式，官员或政党的意志可以凌架于法律和国家之上。前者就算是个失德无能的人站在统治阶层的最高位上，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大的灾难与损失，而后者，往往结局都是走向灾难，纳粹德国，每一个红色政权，都有过同样的模式，就是在所谓的领导者“德”行最盛人道大灾难，而这些政权，无一不是建立在所谓的以德治国的人治模式上。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 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二、“法治”和“德治”的区别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
董仲舒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一、“德治”的重要性 “德治”是中国古代儒家在国家治理方法上的重要主张，但在董仲舒以前，它基本上只是一种“思想”，是董仲舒将其全面完善并使之成为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在治国方略上，董仲舒力主“德治”。董仲舒主张的“德治”，其内容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董仲舒善于从自然法则中去寻找其主张的依据，对于“德治”也是这样。他把“法治”、“德治”比附为自然界的“阴”、“阳”关系，而“阴”、“阳”的取舍则是由天意决定的。他认为天意喜爱“阳”（“德治”）而厌恶“阴”（“法治”），“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德治”是高贵的，“法治”是低贱的，这是上天的规定。统治者秉承上天的意旨来统治人间世界，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他认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传》），因此圣明的统治者必须“任德而远刑”（《天辨在人》）。董仲舒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圣人
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身之养重于义》）在他看来，施行“德治”，仁政教化大行于天下，违法犯罪的行为就没有了；没有违法犯罪，就不用刑罚，于是天下太平，这不是“大治之道”是什么呢！“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是故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保位权》）。二、“德治”、“法治”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 董仲舒主张“德治”，但实际上他并非完全否定“法治”的作用，而认为二者都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从他的阴阳、天意学说来看，“德治”、“法治”的存在都是必然的，“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阴阳义》）。他还把“德治”、“法治”比喻为自然界的春、秋，说“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天辨在人》）。就象一年四季不能没有春、秋一样，“德治”、“法治”也同样是治理国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要“德治”、要“法治”都是天经地义的。 也许董仲舒认为他的“德治”、“法治”并重观点，最有说服力的依据是在他的阴阳和天意学说中；但在今天看来，他最精彩有力的论据则是在他的“人性论”里。 董仲舒认为，人性从本质上讲是有所好有所恶的，即“天两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应用电子1201 贾壮壮 2012111311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联系起来，是当今社会法制的必然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法治和德治缺一不可，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关系。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中国多年以来快速稳定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是分不开的；而中国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更是离不开法治的约束：无论是早在公元前21世纪奴隶制的习惯法，还是春秋战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还是唐朝及以后较为完备的封建法典，都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而后更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 如果说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那么我要说，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法律的产生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法治需要思想道德建设先行。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法律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法的正义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如果没有道德作为地基的法治，便无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律愿望，这样的法治是不得民心的，更是无法有效的实施。只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法治，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具备了顺利运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比起法治，德治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 法治和德治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而法治与德治区别就在于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实施方式不同，调整范围不同。法律有国家制定和实施，代表了公平与公正，更有确定的、强制性的制裁力；而道德的惩罚方式主要来自于公共舆论和内心的谴责，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所以法治的运行需要道德的支撑，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的制约；而德治既是对法治内化为人们的品质，同时也是对法治的补充。二者缺一不可。 只有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才是适合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指标。
论民主与公平的关系 作者：李志豪杨少彬陈晓文 摘要：民主是公平正义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民主，就没有全体公民的思想言论表达权；没有全体公民的思想言论表达权，就没有普遍的公认，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没有民主或缺乏民主的社会是没有公平正义或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没有或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必然是个官僚特权压迫剥削平民百姓，充满腐败、野蛮、黑暗、假恶丑、动荡不安没有公理可讲的社会，是个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的社会。 关键词：民主公平正义 “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由Demos(人民)和Kratia(权威或统治)组成,其原意是指“人民的统治”或“多数人的统治”。 什么是公平？公平是公众在政治、法律、道德领域中普遍公认的，人们在行为方面应当遵守的价值取向。 民主是公平正义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民主，就没有全体公民的思想言论表达权；没有全体公民的思想言论表达权，就没有普遍的公认，就没有社会的公平；没有民主或缺乏民主的社会是没有公平正义或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没有或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必然是个官僚特权压迫剥削平民百姓，充满腐败、野蛮、黑暗、假恶丑、动荡不安没有公理可讲的社会，是个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的社会。 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 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26.29%，2005年为26.38%，2006年为26.83%，不仅徘徊不前，甚至低于2000年的27.6%。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 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 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有人会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没法跟美国比。但是，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一个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百姓身上，一个把财政收入15%用在普通百姓身上。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税收的大部分并没有用在纳税人身上。上面所举的现象说明中国严重的缺乏公平正义，而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不是个民主法治的体制。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2013年中考题》栏目按课标分解（北师大版） 15.新时期民主与法制建设 一、材料解析题 9．（2013·湖北鄂州·37）（9分）追求民主与法制，反对专制与独裁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追求，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各国人民为追求民主与法制就进行了许多的尝试与努力。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有人认为：英国的“光荣革命”既不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政变，也不是一次以建立“平衡宪法”为归宿的政治妥协，而是议会与国王权力关系史上的决定性转折点。 材料二美国总统威尔逊曾说过：“我们的宪法（1787年宪法），它是一块奠基石，而不是一座完整的大厦；它是根，而不是完美的藤。” 材料三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但“文革”期间，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对于推进新时期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材料一中议会与国王权力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分）（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回答，美国1787年宪法确立了怎样的政体形式？（2分）（3）回答材料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及原则。（2分）并举出新时期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一例。（1分） （4）依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趋势，（1分）并谈谈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启示。（1分） 【答案】（1）议会的权力高于王权。（2分） （2）三权分立（或民主共和政体）。（2分） （3）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分）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1分）重大成就：1982年新宪法、《民法通则》、《刑法》（任答一例）（1分） （4）趋势：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或追求民主与法制，反对专制与独裁）（1分）启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 加快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等。（可从不同角度谈启示，言之有理即可）（1分）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臵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2 、“法治”与“德治”有着共同的精神――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