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姓名：郭军辉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指导教师：龚新蜀
20100601
摘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要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我国内地省区的城镇化道路不同，新疆的城镇化建设除了要解决经济发展、城镇布局、区域差距等问题外，还肩负着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任。因此，探索出一套符合新疆区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安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通过运用相关统计资料对新疆现行城镇化模式进行了实证分析，找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新疆的区情及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在借鉴和吸取国内外城镇化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构想。首先，简要阐述了城镇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其次，通过对新疆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区域发展的演变、动力机制的演进的介绍，阐述了新疆城镇化的发展轨迹；然后运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新疆现行城镇化模式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对新疆现行的城镇化模式进行了剖析。再次，从安全环境、城镇化功能、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四个层面指出新疆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并对新形势下新疆城镇化发展的依托条件进行了概括分析。第四，通过对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英国、美国、日本、巴西四国的城镇化模式和国内典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珠三角模式的概述，总结出其城镇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得出对新疆城镇化发展的启示。第五，在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吸取其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疆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确立了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阐明了新疆特色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和产业选择，提出了发展工业园区、开发旅游资源、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发展边境贸易四种适合新疆区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最后，从营造和谐稳定的城镇化环境、完善农业的基础地位、全力配合对口支援工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强化企业的作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七个方面提出了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新疆特色；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水平；边疆稳定
Abstract
The party's 17th major report points out that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overall planning, rational layout, complete functions to small and great principles, the promotion of medium and small cities and small towns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inland China's urbanization different provinces, cities and towns in Xinjiang, the construction had to tackle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layout,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other issues, but also shoulder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unity and frontier stabilition of responsibility.Therefore, the explored area which conforms to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town development model,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reducing the disparity interregional, Common National realiz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has become urgent to solve problems.
Through the use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o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model of Xinjiang empirical analysis, find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regional situation in Xinjiang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urbanization,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drawing on pattern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lessons learne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injiang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First of all, briefly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related theory. Secondly, throug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Xinjiang,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introduced and expounde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ization; and then using the empirical method to analyze th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Xinjiang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model in Xinjiang were analyzed. Again,from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urban features,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four dimensions that the particularity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and the new situation in Xinjiang Urban Development relies on a broad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s.Fourth, the foreign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Japan, Brazil, the four countries and domestic urban pattern typical of southern Jiangsu model, the Wenzhou model and an overview of the PRD model,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ir lessons draw on the inspiration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Fif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draw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on the basis of his,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Xinjiang, Xinjiang has establish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urban development, 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space of Xinjiang layout and industry selection,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deep process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border trade zone for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Finally,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environment, urbanization,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fully cooperate with counterpart support, accelera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int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personnel,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focusing on seven aspect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de in Xinjiang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ization with security measures.
Key words: Xinjiang characteristic; Urbanization model; Urbanization level; Frontier stabi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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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城镇社会转变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为世界城镇化的发展吹响了号角，世界各国在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城镇建设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将会引起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向非农业生产转化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是乡村向城镇转化的城镇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城镇化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进入新世纪，中央领导层对城镇化发展的关注视角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从重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转向对城镇化发展模式和战略的研究。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与周边多国接壤，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新疆的城镇化发展落后于全国大部分省市，且区内的发展也极不平衡，给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了隐患。独特的地理地貌以及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并存等特征，决定了新疆的城镇化建设在遵循国内外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应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探索出一套符合新疆区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维护边疆的稳定，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新疆地处边疆、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民族众多，但发展却比较落后，区域间差距较大，不稳定因素较多，城镇化水平不高。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要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角度考虑，对新疆这样一个民族较多、宗教文化多样的边疆落后省份城镇化发展模式的研究，拓宽了城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对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特殊性进行比较研究，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城镇化理论。
（2）实践意义
首先，本文结合新疆独特的自身情况，通过对新疆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研究，从城镇体系建设、城镇产业选择、城镇就业促进、城镇功能发挥等战略角度进行思考，并提出保障措施，为新疆的城镇化、现代化和社会稳定探索出一条适合的发展道路。
其次，新疆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等状况差异较大，导致新疆城镇化水平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本文力求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根据不同地区的区位、资源
禀赋、产业基础等特征设计城镇化模式，促进各地区整体水平的提升，缩小区域间差距，促进全疆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最后，新疆的城镇化建设事关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在国家的战略决策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力求通过对新疆地区差异的分析研究，制定出相应的城镇化协调发展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小城乡二元分化，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保证国家的边疆稳定。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起步早，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关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也出现的较早。国外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领域涉及多个层面，较为广泛和深入。
（1）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研究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Weber，1929)在对欧洲19世纪的城镇化进行分析后认为，人口在城镇的集聚是差异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城镇化是对工业化所引起的劳动人口分工在空间地域上的反应。
刘易斯(W.A.Lewis，1954)在对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后，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式。
乔根森(D.W.Jorgenson，1962)认为人口的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拥有量，当粮食供给的增长速度大于人口的增速时，农业就会出现剩余，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
托达罗(M.P.Todaro，1969)根据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失业的事实，引入了“期望收入”这一概念来探讨如何减缓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速度。
文斯(Vance，1970)认为第三产业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这决定了第三产业难以像工业那样大规模地向郊区迁移，因此就业中的第三产业比例越高，相应的城镇化水平也就越高。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8)通过研究后指出，在城镇化过程的初期，人口迁移的作用较为重要；到了城镇化的后期，这时的城镇化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人口以自然增长为主。
舒尔茨(Paul.T.Schultz，2003)通过研究后证明，政府在城乡人口迁移政策上的限制会降低国家的效率，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社会的不公平。
（2）关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研究
弗里德曼(J.R.Friedman，1966)认为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会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对小城镇和乡村进行辐射带动，最终实现区域的一体化。
哈肯伯格(Robert.A.Hackenbeg，1980)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正在被城市化渗透，在生活方式、基础设施、管理方式等方面越来越趋向于城市化，他将之称为“分散的城市化”，并认为这会带来新的机会。
琼斯(G.W.Jones，1983)根据对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生产的比例在不断增加。
麦吉(T.C.McGee，1991)根据亚洲一些国家的大都市区周围出现的农业和非农业并存的现象，提出了“扩展大都市区”的概念，并对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会持续存在的观点提出质疑。
（3）关于城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
兰帕德(Lampard，1955)在对美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后，指出美国的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并且城镇化的各阶段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库次涅茨(Simon.Kuznets，1959)在对59个国家的人均GDP与劳动力的部门构成进行分析后，发现经济的发展将会引起需求结构及供给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对城镇化过程中表现的影响密不可分。
美国城市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1975)在对各国的城镇化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都呈现出拉伸型“S曲线”规律。
包格纳(Baumgardner，1989)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城镇化的发展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汉德森(Henderson，2000)通过对各国统计数据的研究，计算出世界各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
1.2.2 国内研究综述
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学者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认为城镇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城镇化现象，这导致了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的空白。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城镇得到了较快发展，关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
（1）关于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费孝通（1986）在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只能是在原有乡村基础上发展小城镇，将大量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才是现实而有效的途径。
胡必亮和陈吉元（1994）认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力，农村工业成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外的新部门，打破了原有的二元结构，衍生出三元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就近进入农村工业部门就业。
黄伟民（2003）通过对日本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研究，预测了我国的劳动力转移趋势，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必将促使大批劳动力转移，同时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会不断地提高。
孟令国（2004）通过对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规律的研究，认为我国应采取积极稳妥的劳动力转移策略以及多样化的转移方式。
（2）关于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
刘增录（1985）认为，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业化的兴起必然带来
城镇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严国芬（1988）运用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证明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与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是一致的。
辜胜阻（1991）在对世界城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后，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导推动力，没有工业化就谈不上城镇化。
薛凤旋（1997）认为外资推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动力，并指出珠三角地区的城镇化是明显的“外向主导型”，其将靠引进外资作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化称为“外向型城镇化”。
顾朝林（1999）、周牧之（2001）、石忆邵（2002）分别从信息化、工业化、全球化及发展效率等角度出发，吸取国外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国有必要推动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3）关于城镇化与政策制度的研究
辜胜阻（1998）在对我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城镇化问题进行研究后，认为中国传统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呈现出二元社会的特征，导致我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辜胜阻（1998）和崔功豪、马润潮（1999）从中国体制的特点出发，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机制概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
黄少安（2001）认为影响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制度因素主要有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落后的观念，制度创新是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叶裕民（2001）指出建立城镇土地的年租制是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可以降低个人和企业落户城市的门槛。
陈甬军（2002）指出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推动”的因素强于“自然演变”的因素。
（4）关于城镇化模式的研究
辜胜阻、刘传江（1998）根据城镇化的发动主体及推动力的不同，将计划经济下的自上而下和市场经济下的自下而上两种城镇化模式比较分析后，认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模式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方式。
崔援民、刘金霞（1999）通过对国内外城镇化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后，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应当走多元的城镇化道路。同时，他们认为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模式由于缺乏必要的政府调控，会导致“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存。
侯远志、金丽国（2002）认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实力、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因素决定了其城镇化模式的选择。
姚士谋(2004)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镇化发展应当采取集约型、多元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模式。
薛德升、毛蒋兴（2006）指出，城镇化模式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1.2.3 文献评述
在国外，发达国家城镇化道路起步较早。在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很多发达国家上世纪就达到了很高的城镇化水平，基本上完成了城镇化的进程，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城镇人口回流向城郊的现象。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早，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也较为深入，为后起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由于各国在城镇化发展中所处的国情不尽相同，所遇到的问题也有所差别，所以后起国家在城镇化建设中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只能辩证的借鉴，不可一味地盲目吸收。
在我国，城镇化是近现代的产物，起步远晚于发达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才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推进阶段。国内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术界对城镇化的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还不够成熟。国内学者在城镇化的理论研究以及定性分析方面做得较好，在实证研究及定量分析方面就明显做得不足。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除了引言和结论与展望外，全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城镇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这一章主要是对城镇化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以及阐述与本文相关的城镇化理论。
第二部分：新疆城镇化的发展轨迹及对现行模式的剖析。这一章主要通过对新疆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区域发展的演变、动力机制的演进的介绍，阐述了新疆城镇化的发展轨迹；然后运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新疆现行城镇化模式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第三部分：新疆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及依托基础。这一章主要从安全环境、城镇化功能、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四个层面指出新疆城镇化的特殊性，并对新形势下新疆城镇化发展的依托条件进行了概括分析。
第四部分：国内外城镇化模式及经验借鉴。这一章主要通过国外具有代表性的英国、美国、日本、巴西四国的城镇化模式和国内典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珠三角模式的概述，总结出其城镇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得出对新疆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第五部分：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构想。这一章在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吸取其教训的基础上，立足于新疆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确立了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阐明了新疆特色城镇化的空间布局和产业选择，提出了发展工业园区、发展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旅游资源和发展边境贸易四种适合新疆区情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第六部分：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的保障措施。这一章从营造和谐稳定的城镇化环境、完善农业的基础地位、全力配合对口支援工作、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强化企业的作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七个方面提出了新疆特色城镇化
发展模式的保障措施。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1.4.1研究方法
（1）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本文力求将实证过程建立在城镇化理论之上，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2）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本文将有效利用最新的统计数据、图表材料，再加上国家对新疆城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对新疆城镇化发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佐证。
（3）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联系。利用抽象分析法，分析出国内外城镇化模式发展中的规律性，找出其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将分析的结果应用到对新疆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中。
1.4.2技术路线
1.5 论文创新之处
（1）创新了城镇化研究的视角。本文从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视角出发，针对新疆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以新疆的资源开发为突破口，以各地区的协调发展为立足点，对新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探索。
（2）创新了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与我国内地省区的城镇化道路不同，新疆的城镇化发展除了要解决经济发展、城镇布局、区域差距等问题外，还肩负着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任。在此基础上对新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创新了特殊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3）创新了城镇化发展的保障措施。新疆的城镇化发展关乎国家的边疆稳定和长治
久安，必须制定得当的保障措施，在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维护新疆的稳定，这就需要对现有的城镇化保障措施进行创新。
第二章城镇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城镇化的相关概念
2.1.1城市
城市，从词义上分析是由“城”和“市”组成。在我国古代，城是指通过高大坚固的墙垣围拢起来形成的具有防守保卫意义的聚集群落；市是指从事物品交易的场所。起初，“城”和“市”并没有直接的联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易的进一步扩大，为了管理以及安全性的考虑，“市”逐渐向“城”的地方靠近，并逐步迁移入“城”中，“城”里出现了市场，这样就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功能逐步扩大，城市的概念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综观现有文献中学术界关于城市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是人口、资本、生产工具、享乐和需求的集中。”1
列宁指出，“城市是政治、经济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导力量。”2
原苏联人口学家基谢廖夫指出，“城市是由交通、工业、居住、文化教育及其他部分组成的，对居民数量有一定要求的专门系统。”3
英国经济学家巴顿(K.J.Button)认为，“城市是一个座落在有限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4美国城市学家沃思(Wirth)认为，“城市是生活的、具有异质性的、个人的，而且还具有相对高密度的，永久性的村落。”5
对以上观点进行整合，我们可以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为主的人口聚居地，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金融的中心。
城市按照影响力和辐射半径分类，可分为国际性城市、全国性城市和区域型城市。国际性城市是指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起先导作用的城市；全国性城市指对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城市；区域型城市指对一个较大的区域范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起主导作用的城市。
城市按照规模分类，可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国现行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是：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的为大城市；20-50万人的为中等城市；5-20万人的为小城市（表2-1）。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秦润新. 农村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④巴顿. 城市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⑤Wirth, Louis.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表2-1 各国设市人口标准最低限额（单位：人）
国家最低人口限度国家最低人口限度
丹麦、瑞典、冰岛 200 印度、伊朗、澳大利亚 5000
南非、巴布新几内亚 5000 马来西亚、瑞士 10000 加拿大、新西兰 1000 挪威、芬兰 20000 美国、墨西哥 2500 日本 30000 法国、捷克、古巴 2000 朝鲜 50000 荷兰、南斯拉夫 3000 中国 50000 资料来源：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2城镇
城镇是城市(City)和镇(Town)的总称。一般说来，城市和城镇在概念上具有严格的
区分。只有经过国家政府批准设有市建制的才能称为城市，不符合设市条件的建制镇称
为镇。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城镇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大。现代意义上的城镇，是一个
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中心，它包括自然、基础、主体三个层面的含义。
自然层面是城镇赖以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地理方位、水土、气候以及各种资源等，
它是城镇得以存在的基础；基础层面是城镇赖以发展的人工设施，包括高楼大厦、道路、
桥梁等基础设施，它是城镇得以发展的基础；主体层面是城镇的灵魂，包括政府组织、
人、语言、名胜古迹、社会民风等，它是城镇特色的标志。
2.1.3城镇化
城镇化是由英文词汇“Urbanization”翻译过来的。西班牙的城市规划师塞尔达(Defonso.Cerda，1867)最早提出了“Urbanization”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
城镇化的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吴友仁(1979)最早把城镇化的理论引入中国的城
镇发展研究。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国内外学术界由于学科的差异，对城镇
化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英国经济学家巴顿(K.J.Button)认为，“城镇化是人口、社会生产力向城镇转移和
集中的过程。”6
美国城市经济学家赫希(Werner.Z.Hirsch)指出，城镇化是将以人口稀疏且呈均匀
分布、劳动强度大且分散劳作的农村经济转变为其对立特征的城镇经济的过程。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A.J.Friedman)将城镇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不同规模的城镇环境中的地域集中过程以及非城镇型景观转化为
城镇型景观的推进过程；第二个阶段为城镇文化、城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
扩散过程。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山田浩之将城镇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过程中的城镇化
①杨重光, 廖康玉.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J]. 经济研究, 1994,4
现象；另一个是上层建筑过程中的城镇化现象。
武汉大学教授辜胜阻认为，“城镇化是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该过程表现为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数量的增多以及城镇地理界线调整的综合。”7崔功豪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业活动转变为非农业活动、农村地域转变为城镇地域的过程。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城镇化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镇型转化的动态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以及城镇自身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城镇化的发展状况是由城镇化水平来表示的，城镇化水平主要是通过计算人口指标来测定的，比较常用的指标有两种，一种是城镇人口比重指标，另一种是非农产业人口比重指标。城镇人口比重指标在国际上较为通用，但其不能规避城镇就业结构中的农业人口，往往造成计算结果偏高，难以正确反映城镇化的实际水平。非农产业人口比重指标有效地消除了以上弊端，使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水平相联系，从而比城镇人口比重指标的准确性更高。因此，本文的城镇化水平是通过非农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
2.1.4城镇化模式
在经济学文献中，模式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对具有一定特色的发展方法、路径及机制的概括。费孝通曾指出，模式是针对发展方式来说的，各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等条件的差异，在向现代文明迈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模式也不同。城镇化模式是城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到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国内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对城镇化模式的涵义进行了表述。
简新华、刘传江指出，城镇化模式即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城镇化发展状况以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
毛丽芹认为，城镇化模式是某一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城镇化所采取的发展方式。
姚士谋指出，城镇化模式就是从长远以及全局的高度所明确的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动力机制、主导方向和主要途径等。
曹宗平认为，城镇化模式是指城镇化的目标、方向、速度、实现路径以及政策措施的总称。
周英认为，城镇化模式是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城镇化演进所表现出的相对静态和持续动态的内容特征、系统结构、动力机制的总和。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城镇化模式就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城镇化的表现特征、主导力量、政策选择以及演进过程的概括总结。城镇化模式受区位环境、资源禀赋、经济体制、历史人文、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制约。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城镇化模式可分为多种类型。根据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水平的关系，可分为同步城镇化模式、过度城镇化模式和滞后城镇化模式；根据城镇化的规
②辜胜阻,简新华.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模结构不同，可分为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模式；根据城镇化发动主体的不同，可分为自下而上模式和自上而下模式；根据城镇化主导力量的不同，可分为政府推动型模式和市场主导型模式；根据城镇功能的不同，可分为综合性模式和专业性模式。
2.2城镇化的理论基础
城镇化理论是指导城镇化发展的实践前提，是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由于城镇化研究涉及面广，横跨多个学科，相关理论也较多，本文在此并不一一列举，只对本文研究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
2.2.1人口迁移理论
学者们在对人口迁移问题进行研究时，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种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推-拉”理论和“配第-克拉克”定理。
赫伯尔和米切尔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他们认为，迁出地的各种不利的消极因素构成了迁出地的“推力”，迫使人们向其他地方迁移；迁入地的各种有利的积极因素构成了迁入地的“拉力”，吸引人们向该地区迁移。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在其名著《政治算术》中认为，由于制造业的收入高于农业以及商业的收入高于制造业，这种收入上的差异将会促使劳动力向高收入的产业部门转移。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通过研究分析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呈现出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继而再从第二产业转移至第三产业的变化趋势。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后来，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运用统计数据证明了该定理。
2.2.2区位理论
区位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区位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和城市区位论。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H.von Thunen)是农业区位论的创始人，其于1826年发表的《孤立国》一文中，根据地租、农产品特征以及运输成本的差异，创立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圈层布局模式，第一次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空间结构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为区位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Weber，1909)是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其代表作是《工业区位论》。在《工业区位论》中，韦伯引入了劳动力、运输和集聚三个区位因子，通过对这三个区位因子的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确定出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以及相应的工业布局。韦伯首次将演绎和抽象的方法应用于工业区位的研究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Walter.Christaller,1933)是城市区位论的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是《南部德国的中心地原理》。在中心地理论中，中心地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向其周边区域的居民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中心城镇。除了提供商品和服务外，中心地还可提供社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中心地理论的实质是关于城镇服务功能地域空间结构体系规律的研究。
2.2.3二元结构理论
二元结构论是阐述城镇化进程中有关城镇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刘易斯(W.A.Lewis)、拉尼斯(G.Ranis)、费景汉(John C.H.Fei)、乔根森(D.W.Jorgenson)、托达罗(M.P.Todaro)和钱纳里。
刘易斯(W.A.Lewis)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可分为传统部门（农业部门）和现代部门（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利用传统方式进行耕作，生产效率低下，劳动报酬也较低；现代部门利用现代方式进行生产，生产效率高，劳动报酬较高。两部门之间由于存在普遍的收入差距，导致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进行转移，而现代部门也需要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扩大生产，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消失，从而使传统部门得到升级改造，实现经济的一体化。刘易斯首次较为系统的建立了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模型，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以及发展中国家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存在着贬低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缺陷，他们对刘易斯的模型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拉尼斯、费景汉认为，要实现刘易斯模型中的就业转换，就必须保证农业的增长速度足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非农产业劳动力对产品的需求，如果农业的发展没有技术和投资的支持，这就很难实现，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乔根森(D.W.Jorgenson)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中产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各种假设进行了反思，从新的假定和视角考察了城乡的人口迁移，提出了具有古典色彩的二元经济模型。乔根森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是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
托达罗(M.P.Todaro)认为农业部门中并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不仅取决于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城镇就业率的高低以及据此作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在市场条件下既注重现实又包含预期的理性行为。
钱纳里认为，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向工业的转换基本是同步的，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的转换。
2.2.4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1955)首先提出的。佩鲁通过将推动型产业与区域内的增长中心结合在一起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时在各地出现，而只能不同程度地发生在有限的几个区域中心内，然后再以不同的速度扩散到周边地区。
佩鲁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由增长极(城市)来带动的，因此区域内的经济活动集中于作为增长极的城市会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作为带动区域和增长极经济发展的推动型产业应具有如下特征：(1)在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2)产业集聚，价格处于优势地位；(3)与其他产业具有高的关联性。
增长极理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或地区基本是适用的，可以促进区域间
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得到治理，但如果带动增长极经济发展的推动型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时，增长极就会缺乏与周边的紧密联系，不能起到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2.2.5核心-外围理论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A.J.Friedman，1961) 在对委内瑞拉的区域发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核心-外围”理论，后来缪尔达尔(G.Myrdal)和赫希曼(A.O.Hirschman)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
弗里德曼拓展了佩鲁增长极理论的视角，将增长极与各种空间系统的发展融合起来，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强烈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核心区通过自身经济的不断强化，形成对外围区的支配态势。
缪尔达尔(G.Myrdal)于1957年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又称为“循环累积论”。缪尔达尔认为，由于“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存在，导致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从而产生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赫希曼(A.O.Hirschman)于1958年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从资源的稀缺性以及企业家人才的缺乏等方面分析，论证了均衡增长战略的不可行性，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必然将有限的资源应用于效应最大的产业部门，通过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从快速发展经济以及工业化的角度考虑，需要对国民经济部门作出一定的调整，使其保持一定的均衡，均衡增长就成为必然。
2.2.6“S曲线”理论
美国城市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在对各国的城镇人口比率与城镇化发展速度进行综合研究后，于1975年提出了城镇化发展过程的“S曲线”理论。
从图2-1
拉平的S型曲线，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可以分为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
在城镇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城镇人口的比重低于30%，城镇化水平较低，当城镇人口的比重超过10%时，城镇化速度开始加快。这一阶段的特征为：一方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占有较大比重，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农业劳动生
产率较为低下，农产品剩余较少；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制约，工业化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城镇人口的比重超过30%，城镇化的发展呈加速趋势。这一阶段的特征为：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使得农业生产只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就可完成，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规模逐步扩大，发展速度开始加快，对劳动力产生较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促进了城镇化的加速发展。
在城镇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城镇人口的比重超过70%，城镇化的发展趋于缓慢。这一阶段的特征为：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没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可转移；另一方面，城镇工业化的发展趋向于高科技产业，可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加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放缓。
第三章新疆城镇化的发展轨迹及对现行模式的剖析
3.1新疆城镇化的发展轨迹
3.1.1新疆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新疆，古称西域。公元前138年，为了联合西域各邦抗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西汉王朝与西域各邦建立了联系。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胜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随后汉朝政府先后在此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汉王朝开始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汉王朝在乌垒（今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管辖西域地区。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列入汉朝的版图，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管辖着西域的50多个邦国。魏、晋至隋，历朝都对西域行使管辖权。前凉时期，开始在西域实行郡县制，设有且末、鄯善、伊吾等郡。唐朝时期，在西域的东部设置了西州、伊州和庭州，下辖12县，其他地区实行都护府制。唐朝之后，西域地区先后出现过喀喇汗国、大宝于阗国和高昌回鹘三个较大的地方势力，分别服属于中原地区的五代、宋、辽政权。元朝时期，在西域实行行省制，行省制下设宣慰司。明朝时期，称西域为别失八里，后改称为亦力八里。公元1406年（永乐四年），明朝设置哈密卫，直接统辖西域东部地区。1762年，清政府设置“伊犁将军”，对天山南北统一行驶管辖。鸦片战争之后，西域受到沙俄等列强的侵略，1881年2月，清军收复被沙俄侵占达11年之久的伊犁。1884年（光绪十年），清朝政府在新疆建省，下辖4道，各道共隶6府、10厅、3州、21县，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行政中心由伊犁迁至迪化（今乌鲁木齐）。1912年，革命党人在伊犁起义成功，结束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民国政府成立以后，逐渐强化新疆的防务。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首府设在乌鲁木齐。解放前，新疆的城镇化水平很低，全疆仅有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个设市城市，城镇设施落后，经济水平不高。1949年，全疆总人口为433.34万，城镇人口比例仅为12.21%。解放后，新疆的城镇化发展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开始起步，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发展阶段（1949-1977）
1949-1957年，是新疆城镇化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阶段。在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新疆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起步。1952年，新疆增设伊宁和喀什两个城市，城市数量增加到3个。1953年，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1949-1957年，新疆的城镇人口从52.93万增加到94.07万，城镇人口比例从12.21%上升到16.1%。
1958-1965年，是新疆城镇化的大起大落阶段。1958年，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国
务院批准设立克拉玛依市，新疆的城市数量增加到4个。1958-1960年，全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盲目发展工业，经济建设脱离农业基础超速前进，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为了满足加速发展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爆炸性的涌入城镇。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新疆的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4.07万暴增至1960年的180.04万。新疆的城镇人口比例也从1957年的16.1%跃升至1960年的26.23%。1961-1965年，为了摆脱大跃进等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困难，国家动员城镇职工返乡务农，调整市镇设置，压缩城镇人口，经济发展出现了徘徊甚至倒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疆的城镇人口从1960年的180.04万降至1965年的147.36万，城镇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26.23%降至1965年的18.67%。
1966-1977年，是新疆城镇化的缓慢发展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陷入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发展缓慢。1975-1977年，新疆增设了奎屯、石河子、哈密3个县级市，城市数量增加至7个。1966-1977年，新疆的城镇人口从147.36万增至276.44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从18.67%增加至24.73%。
（2）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发展阶段（1978-1999）
1978-1986年，新疆的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开始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新疆的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1979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库尔勒市。随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发展小城镇的战略部署，要求“地、州、盟”原则上都要设市。1984-1986年，昌吉、阿克苏、塔城、阿勒泰、吐鲁番、博乐、阿图什、和田改为县级市，新疆的城市数量增加到16个，小城镇建设也获得了较快地发展。1978-1986年，新疆的城镇人口从276.44万增长至613.34万，城镇人口比例从24.73%增加至42.78%，新疆的城镇体系初步成形。
1987-1992年，新疆的城镇化进入再度停滞阶段。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新的设市标准，新疆的多项指标难以达到国家标准，出现了设市的停滞。在6年的时间里，仅于1992年对阜康实行了县改市，城市数量增加至17个。1987-1992年，新疆的城镇人口从613.34万增长至715.64万，城镇人口比例从42.78%增加至47.25%。
1993-1999年，新疆的城镇化进入缓慢上升阶段。1996年，乌苏、米泉实行了县改市，克拉玛依市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新疆的城市数量增加至19个。1993-1999年，新疆的城镇人口从715.64万增长至929万，城镇人口比例从47.25%增加至52.34%。
（3）西部大开发后的城镇化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各项优惠政策，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2004年，新疆增设了五家渠、图木舒克、阿拉尔3个县级市。2007年，米泉市并入乌鲁木齐。截至2008年，新疆共有21个设市城市，其中2个地级市，19个县级市，229个建制镇。2008年，新疆共有城镇人口844.65万，城镇人口比例为39.64%。
3.1.2新疆城镇化区域发展的演变
天山山脉把新疆分成南北两个部分，人们习惯上把天山以北的地区称为北疆，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