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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概况
作者：曾雪馨
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15期
一、引言
中国形象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的热点，其内容主要是研究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伍依兰，2009），对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演变研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西方世界对古老神秘的中国一直有种探究心理，而中国形象也不断在其探究过程中形成且不断重塑。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13世纪至18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考察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的演变历程，从而了解西方在其自身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形象。
二、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形象的演变
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我们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将其他国家的文化放在眼里；而在近代社会，我们被迫打开国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处于一种仰视西方的弱势地位（邹雅艳，2011）。因此，研究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对于正视自身文化、重构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观念都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形象的上升阶段
13世纪至18世纪中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从整体来说，中国形象一直是正面、处于上升阶段。
13世纪蒙古帝国不断向西扩展自己的版图，使得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重新得以沟通和交流。在此期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在出使蒙古后写成了《柏郎嘉宾蒙古行纪》，此书重点描述了蒙古帝国的风土人情及其扩张史，第一次将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的视野中。《马可波罗行纪》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将中国介绍给西方世界的文献，共有四卷。在第四卷的229章中，有大量对神秘的东方世界的描述，向欧洲国家塑造了一个国土富饶辽阔、经济贸易极为繁荣、极尽奢华的中国古代帝国形象（Yule，Henry，1921）。
15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便是《马可波罗行纪》的狂热者，也正是此书
激起了他的探险旅程，间接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虽然哥伦布当时到达并不是“东方”）。此外，一些欧洲国家的传教士在其传教的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的文本印记，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如葡萄牙加斯帕·达·克路士便是当时中国传教士中颇负盛名的一位，他所写的《中国志》是在欧洲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专门记述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著作。在书中，他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大家赞扬，认为中国政体和政府优越，财富和财物丰足。此时，中国神秘的面纱被渐渐揭开，不再单纯作为物质财富的象征，增添了一些“富有智慧”的文化色彩。
第一章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形成 第一节华夏文明的起源 一、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在夏王朝之前，中华大地存在一个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尽管很多史家认为，这些古帝并非实有其人，而是由神话传说构成的，是不可信的伪古史。然而，这些传说仍然具有可信的成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古史系统反映了我们祖先创造历史的轨迹，是我国从蒙昧时期进人文明时代的缩影。 三皇五帝时代处于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原始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进人锄耕阶段，农作物的品种北方以粟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产量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增多。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奠定了基础，饲养牲畜的品种和数量都较以前明显增加。手工业技术也有了提高，制陶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达七千多处，遍布全国各区域，其文化内涵、时间先后等方面各有差异，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良诸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鄂、豫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东北、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甘、宁地区的齐家文化等。这些文化各有其重要价值，反映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形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特色。 从大约五千年前开始，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进入到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表明原始社会已经处于解体阶段。 二、古代国家的形成 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这也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制”。在不断进行的掠夺性战争中，部落联盟首领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家族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随着部落联盟的发展和联盟首领后代地位的加强，他们开始觊觎联盟首领这一有利可图的位置。 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有意识地扶植其子启的势力，在他长期刻意的安排下，启在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建立了夏王朝，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取代。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公共权力”日益蜕变为个人及家族权力的结果。夏王朝建立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管理机关被彻底改造为维护夏后氏王权的国家机器，因而有学者认为“启的夺权是质变，是野蛮与文明、部落制度与国家的分野”。 夏王朝建立后，夏朝君王建立了一套贯彻和维护王权的强制性机关，从而成为取代联盟管理机关的专政机构。同时，在地方上分封夏后氏同姓和异姓方国诸侯，使他们与夏王建立君臣名分的政治纽带，成为夏后氏家族的统治机器在全国各地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朝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夏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有不少是承袭原始社会末期早期国家的制度而来，在夏朝得以继续完善和发展。 商朝的国家形态上承夏朝、下开西周国家制度的先河。我国早期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在商朝时期确立、完善而为后来的周朝所承袭并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内外服制”。所谓“内”、“外”，分别指商王直接统治地区和诸侯国地区。商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区又称为“王畿”，由内服百官治理；中心地区以外的土地是由商王分封或由他承认的诸侯国管理，他们与商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上下级的臣属关系。这种国家结构在西周时演绎成分封体制，从而更加完善。“内外服”的国家结构，是我国夏、商、西周时期独具特色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此外，商朝职官系统的设置、刑法的制定等都较前代完善，对后来的西周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周王朝建立后，历经周公、成王、康王三世的经略，国体一改商王朝时异姓国族林立而臣服于商的运作模式，逐渐建立起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
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 首先，我们需要对近代做一个粗略的概括。什么是近代？ 以中国历史来划分，近代大体指的是：资本主义出现开始（世界史中的近代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中国的是鸦片战争开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时间上是指1840年－1949年。 我认为，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西方的主要交流，主要以思想制度的交流为主。而中国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接纳态度，在前段时间是以全盘接受为主，而在后期，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由接受转变为观望甚至排斥。 下面我将对以上观点做浅显说明。重点将会放于抗日战争以前，也就是中西交流的前半段时间。 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和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现代化,或称之为“被现代化”。一个腐朽庞大的帝国，以天朝自居，不顾时势，逆天而行，必然要在工业化的决斗中悲惨地死去。中西文化大范围交流的伊始，大致于鸦片战争起，迄今大约已有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相碰撞，冲突几乎成为了必然。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梁启超于《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皆于器物、制度等方面全面的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首先，我们一致肯定的一件事是，在近代，也就是清朝中晚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态度，是在不断地侵略战争中所被影响的。晚晴在西方军队的坚船利炮攻打下，节节败退。西洋的铁蹄甚至踏进了北京的城门。这激发了清朝有志之士的奋发图强，有远见的有如林则徐、魏源等人相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学习西方技术和物质文化结合中国国情的洋务运动兴起。 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直接论证了西方制度体制的优越性。从此时开始，中国人认识到的是，中国所落后的，不仅是物质文化，更是有思想制度上的全面落后。 我们重点所探讨的，也是这段时间里，中西思想交流的冲突碰撞。考虑到封建制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之久，历史之久，在思想制度上所产生的中西冲突更是显得尖锐复杂。 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西方思想的入侵，是通过战争和侵略的方式进行的。换句话说，此次的思想冲突是激烈的，是冰与火一样的碰撞。 旧秩序的崩溃，使得中国人急切地寻求一个“救国救民”的出路。而在这种亡国情绪下，中国人一改传统的中庸之道，反而更为偏激地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西化。这种否定和西化，都是两方面的。全盘否定西方文化，故步自封；或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接受西化。譬如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下所产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以及惟洋是从者推行的全盘西化论，都是这段时期中国人的摇摆心理所产生的消极且错误的思想。自近代开始，大批思想家在对比中西文化时缺乏理性思维和理性认知，导致更多的只能看到中国文化的糟粕和劣根性，从而进入了一个越发自卑的时代。 我们可以从两次近代中国主要的运动作对比，即“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比，前者以改良为主，后者以改革为主。但从根本上说，两次运动所要解决的，都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对于“救国救民”的思维已经发生了转变。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伪西式的共和国体制。但袁世凯的一意孤行，使得共和国名存实亡“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这正是当时中国人心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接触，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运动”。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a8845438.html, 从神话中神的形象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作者：张吴迪 来源：《启迪·下旬刊》2019年第07期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在2001年加入了WTO，并且在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这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因此，对我们中国人 来说，了解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些文化差异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适应世界。研究神话总是了解这些差异的好方法。从很久以前到现在，有大量著名的和流行的神话，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特色。它们可以反映人类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等。他们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具体的故事，直观地展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篇文章试图通过总结一些不同的神的象征和形象，让读者全面了解中西方神話的文化差异。 一、中国神话中神的形象 在中国神话中，神的形象基本上是善良的、温暖的，例如，佛教的观音菩萨，总是微笑着对每个人。其他的神，如伏羲、女娲、炎帝、大禹等，他们都是中国神的代表。他们帮助普通人消灭敌人，为每一个人祈祷，教人们如何耕作等等。 从很多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神是高尚的，他们无私奉献，所以他们是英雄。我们会问他们为什么如此神圣，这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中，中国人尊重神，但并不完全惧怕神，因为他们认为神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信仰神，神就会帮助他们。与其说他们尊重神灵，不如说中国人尊重一种伦理道德标准。事实上，这种现象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总是相信，虽然神死了，他们的崇高精神会永远存在，坏人最终会被消灭。 二、西方神话中神的形象 希腊神话与《圣经》相比，有着大量的神与女神，无论外表还是人格都是不同的。以宙斯为例，他是奥林匹斯山的统治者，也是奥林匹斯山众神的统治者。一方面，他是一个英雄，非常勇敢，他和他的父亲战斗，因为每当一个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会吃他的孩子。他最终赢得了比赛，成为众神之王。另一方面，从他的行为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普通人的影子和缺点。宙斯是一个贪欲的人，他迷恋着美丽的少女和享受。有一次，他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叫伊娥，她是一个公主，于是他打扮成一个男人，他采取了各种方式，然而，女孩很害怕想要逃跑。宙斯充分发挥了他的神力，使整个地区笼罩在一片黑暗和浓雾之中，最终这个可怜的女孩落入了宙斯的手中。然而，宙斯为了不让他的妻子赫拉靠近，把伊俄变成了一只小白牛。赫拉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不能忍受丈夫背叛，最终她让牛虻咬了小白牛。
Ⅰ.①秦汉之际，大量中国人往朝鲜半岛避难。汉时，半岛南部三韩多次派人赴汉，先后见武帝、光武帝。其中辰韩引进中国先进文化，被称为“秦韩”。 ②双方贸易往来频繁，朝鲜输檀弓、果下马入中国，中国传给铜镜、漆器、 铁器等。 Ⅱ.①西汉武帝时，日本三十多国遣使经朝鲜半岛赴汉。②东汉光武帝时倭奴国遣使朝汉，受赐“汉委奴国王”金印，后中国传给铁器、铜器、丝帛等。Ⅲ.两汉时期中越联系密切，越南输象牙、犀牛、珍珠入中国，中国传给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等。 Ⅳ.①西汉以前，中国丝绸少量转贩至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张骞使西域后，汉与西域联系渐频，沟通中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②丝路沟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中国的铁器、丝绸、养蚕缫丝技术、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先后西传。两汉之交佛教经中亚由丝路传入中国。③汉武帝时“海上丝绸之路”开通，海上丝路自广东沿海始，西至孟加拉湾沿岸，最远达印度半岛南端。 Ⅴ.西亚安息国经陆上丝路与汉频繁交往，又经海上丝路在汉与大秦之间转贩丝绸，大获其利。 Ⅵ.①丝路西端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汉朝都想直接交往，但受安息等国之阻。 97年班超派副使甘英往使，至条支海（波斯湾）则止，不达。②后大秦经海上间接地与汉进行丝绸贸易。《后汉书》载，大秦安敦王朝遣使于166年来汉，献象牙、犀角等物给桓帝。这是正史所载中欧最早的直接往来。★两汉对外关系发展的原因： ①物质基础：汉朝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强大。 ②政策：汉 的对外政策。 ③交通：张骞、班超开辟发展了中西交通。 ④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日益扩展。（这与对外关系发展互为因果。 Ⅰ.隋唐对外交通发达。陆路东达朝鲜，西通印度、伊朗、阿拉伯及欧非多国。 海路自登州、扬州出，东到韩国、日本；自广州出，西至波斯湾。 Ⅱ①7世纪后期新罗和唐往来频繁，来唐留学生以新罗人为多，如崔致远。许多城市中设有“新罗馆”“新罗坊”。②新罗立国参用唐制，设国学，教儒学。③新罗人从唐引入茶种、雕版印刷术、制瓷、制铜技术。新罗受唐文化影响很大。 Ⅲ.①隋时，中日互使。自贞观始，日本十多次派出遣唐使。归国的人策动了大化改新，多法唐制。都城建造，效仿长安。学校教授儒学。②双方贸易往来频繁。③对中日交往贡献突出者，有日本的吉备真备和中国的鉴真。Ⅳ.①隋唐时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互使，交换土特产品。炀帝曾遣使马来半岛。唐中期骠国王子携歌舞团来唐。②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天竺的交往大大加强。贞观时，天竺遣使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中国的十进位计数法传到天竺。③对中印交往贡献突出者，有唐玄奘、义净。 Ⅴ.①隋唐时，中亚一些国家频繁来使，带来名马、异药等。②隋时已和波斯互使；唐时波斯受大食侵扰，其王及儿子先后前来求援。波斯商人在中国设“波斯店”。③唐高宗时大食始与中国通使，持续一个半世纪，造纸术也在唐时传到大食。④唐和东罗马（拂菻）通使，其医术、杂技传入中国，中国的大量丝绸、瓷器运往欧洲。⑤史载唐朝和非洲也有往来。唐人杜环到过非洲。索马里使者于高宗时来中国。非洲出土过当时中国的陶瓷残片。★隋唐对外关系发展的原因： ①物质基础：隋唐经济繁荣， ②政策：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表现在：a.欢迎外人来华； 出访；c.尊重外人生活习俗； 待他国。 ③交通:对外交通四通八达， 步。 ④文化：隋唐时科技文化居世界领先水平，对外吸引力大。 ★隋唐对外关系发展的意义： ①促进了隋唐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 ②大大加强了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了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③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学习指南 一、中国古代史概况 中国古代史讲述我国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 史学界一般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界线划在公元前21世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虽有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魏晋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战国封建说较为流行，以公元前476年为界。按照这种划法，原始社会大约从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奴隶社会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476年，封建社会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这种划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把春秋战国划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态，把清朝后期排除在古代史之外。但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历史仍然是有一定帮助的。我们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流行的分期方法来处理问题的，但对其中的某些环节进行了调整，将春秋战国视为一个整体，并将涉及清代后期的若干问题。 我国的原始社会包括猿人、智人和氏族公社三个时期，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已发现的材料看，“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是我们的远古祖先。智人开始人工取火，并发明了弓箭，推动了原始社会的发展。氏族公社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仰韶文化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典型，龙山文化是父系氏族公社的典型。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所以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随着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和分工的发展，原始集体生产逐渐被个体生产所取代。个体生产发展的结果是财产私有。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贫富的分化，导致了原始社会的瓦解。 我国的奴隶社会包括夏、商、周三代。夏朝是奴隶社会的形成阶段，商朝是发展阶段，西周是鼎盛阶段，春秋战国则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的阶段。在夏商周三代，全部土地和奴隶在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各级奴隶主只享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在形式上表现为奴隶主阶级的多项占有。与奴隶主阶级这种所有制相适应，在政治上表现为严格的宗法制、分封制和等级制。奴隶主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制。神权也是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特别重要的补充手段。 我国的封建社会包括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和明清五个时期。有时处于统一的局面，有时则出现分裂的格局，情况复杂。秦汉时期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王朝，是第一个统一时期，也是封建时代的重要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时代的第一个分裂时期，包括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等阶段，头绪相当纷繁。三国是指魏、
第二章文化资源的价值及其形态 第一节文化的分类 第二节文化资源价值的特征 第三节文化资源的分类 第一节文化的分类 1、文化 1.1 文化的层次 关于文化的内涵,说法很多。通常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意识文化。又称精神文化、观念文化。意识文化包括心理、心态、信念、观念等纯意识领域,也包括哲学、伦理、道德、宗教、美学、音乐、诗歌、文学、绘画等理论化和对象化的意识领域。 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处理人间关系的产物。制度文化包括反映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制度,如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包括各种具体制度,如政治制度、婚姻家族制度等。制度文化还包形形色色的规章制度,如生产管理制度、奖惩制度等。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定势、民俗民风也可列入制度文化中。 第三层次，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物质产品中融入意识文化的要素,物质成了意识文化的载体。建筑、园林、服饰、器物、饮食、交通工具等物质形态都有精神要素,都有文化的内涵。 1.2 西学东渐 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基本上也可以划归为这几类。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人船坚炮利之下，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一步步走向深渊，在这国家民族存亡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先进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逐渐向西方学习， 1.2.1 意识层面 大量介绍翻译，或撰写西方的史地，哲学，科技，政治，法律等书籍，最先的是林则徐，魏源，然后是梁启超，严复，维新运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望道等五四运动，等等如此，都是为了把西方先进的文化，比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诗歌等介绍到中国来，希望从思想上改变中国人，这是意识文化方面。 1.2.1 制度层面 洋务运动，学习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管理与技术，希望能强化中国的军事，戊戌变法，直接把中国专制政体改为西方的立宪政体，辛亥革命，希望把中国专制政体改为民主共和。 1.2.3 器物层面 西餐，西装，沙龙，夜总会，上海百乐门，舞厅，西式婚礼，黄包车，一说从日本引进的，一说是从法国引进的，小汽车等等。 建筑方面特地要说的，就是：大多数人较为熟悉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上面的学
西方的中国形象 摘要：随着历史的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科学的进步都成为不可逆行的潮流。在这过程中各国间的交融交往编织了整个地球村。古往今来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在不同时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本文中以1250年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作为重要转折点，20世纪后的毁誉参半来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西方；中国形象； 一、中国形象的起点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属于朦胧的探索阶段，比较多的是着眼于中国的整体感知。对中国的形象也是属于积极的，正面的。可以分为“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孔教乌托邦”三个阶段。 1245年，《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出现有关“契丹”的介绍，将最初的中国形象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接着是《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这两部书是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百科全书。这些书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称赞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地大物博、商贸发达、君权强盛、国富民强……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传奇” [1]。所谓“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关于财富与君权的传奇。它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契丹传奇将中国塑造成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他们对中国的羡慕和崇拜的同时，也在遗憾自身的缺憾、压抑对宗教的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向往。 “大中华帝国”时期是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孔教乌托邦”中的性善论和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使启蒙哲学家把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渡入历史。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
全球化治理视野下的中国海关变革与发展 ——以实施《WCO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 ◆王军 全球化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特征，而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是导致人类政治生活从统治走向治理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国际货运与人员交流的巨大增长、有组织国际犯罪的剧增以及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不断增长，国际贸易的安全与便利问题，已成为全球化治理关注的焦点。面对新形势，世界海关组织(WC0)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制定了《WC0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以下简称《框架》)，并在2005年世界海关组织理事会年会上获得通过。本文以全球化治理的理论与方法为基本工具，对《框架》的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及其实施要求等治理要素做一简要介绍，在分析中国海关实施《框架》的有利治理条件及现实治理差距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海关实施《框架》的治理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中国海关在全球化治理的背景下在实现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一份可供思考与借鉴的材料。 一、全球化治理与《框架》治理要素的介绍 关于全球治理的要素，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一个包含着价值基础、规制保证和治理操作三类主要指标的复杂治理体系，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价值、规制以及结果是全球治理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从这一分析工具出发，《框架》的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框架》的目标与原则——全球治理的价值 全球治理的价值，就是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们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而且从这些倡导者的眼光看来，这些价值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从《框架》的名称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框架》全球治理的价值基础就在于世界海关组织成员对于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所达成的价值共识。具体而言，《框架》制定的目标价值共识体现在六个方面，即：制定全球供应链安全与便利的标准，促进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形成适用所有运输方式的一体化供应链管理；增强海关应对2l世纪挑战和机遇的作用、职能和能力；加强成员海关之间的合作，提高甄别高风险货物的能力；加强海关与商界的合作；促进货物在安全的国际贸易供应链无缝流动。与此相联系，《框架》的技术价值体现为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第一，《框架》统一了对进口、出口和转运货物提前递交货物电子信息的要求。这是《框架》力图超越各国海关的现行做法与措施并建立一套统一的国际海关标准的制度规范价值基础；第二，加入《框架》的成员承诺采用统一的风险管理方法来对付货物安全方面的威胁。这是《框架》为形成标准统一性的管理范式价值基础；第三，《框架》要求根据进口国的合理请求，出口国海关应基于可比的风险识别方法，对出口的高风险集装箱和货物进行查验，最好使用非侵入式查验设备。这是《框架》要达到的加强成员海关之间合作的最低价值标准；第四，《框架》规定了成员海关要向达到最基本的供应链安全标准并采纳最佳做法的企业提供相应的便利。这是《框架》要达到的加强成员海关与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 ★教学目标： 1、系统了解古代对外交往的基本情况； 2、了解古代对外交往的著名人物和重要史实； 3、归纳古代中国先进科技文化外传的具体内容和影响； 4、分析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等对外关系上的重大事件及其国际影响，理解古代对外关系由开放到闭关的历史趋势及原因； 5、重点掌握秦汉、隋唐和明清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外交往关系的基本史实。 ★知识整合： 二、古代对外关系的内容特征分类 1、古代与东亚的关系 （1）与日本的关系 ①秦汉时期：A汉武帝时，日本30多个小国通过朝鲜半岛“使译通于汉”； B东汉光武帝时，“汉委奴国王”金印；C中国的铁器、铜器、丝帛传入日本。 ②隋唐时期： A遣唐使；B贸易往来频繁；C突出人物：鉴真和吉备真备；D日本制度文化深受唐朝影响。 ③明清时期：A东南沿海倭患严重；B明政府限制私人海外贸易；C戚继光抗倭，1565
年肃清倭患；D清朝实行闭关政策。 （2）与朝鲜的关系 ①秦汉时期A秦汉之际，燕、齐、赵等人为避战乱，数万人迁居朝鲜；B三韩多次派人赴汉，觐见光武帝；C辰韩引进中国先进文化，被称为秦韩；D贸易：朝鲜输入檀弓、果下马；中国输出铜镜、漆器、铁制工具等。 ②隋唐时期 A往来：唐朝留学生中，新罗最多，最著名的是崔志远，长安等地设有“新罗坊”、“新罗馆”；B交流：新罗从唐朝引入茶叶、雕版印刷术、制铜、制瓷技艺等；C新罗制度、文化深受唐朝影响。 （3）中华文化圈 中华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周边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初步形成于汉朝，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其特点是以汉唐文化为源流向周边传播。周边国家以汉唐文化为模本，深深打上中华文化的烙印。 2、古代与东南亚、印度半岛的关系 （1）与印度半岛的关系 ①两汉时期 开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等西传，印度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②隋唐时期 A互派使节，交换土特产品；B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天竺交流加强，天竺遣使唐朝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佛教艺术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中国的十进位记数法传到天竺；C玄奘从陆路到达天竺研究佛学；D义净从海路到天竺研究佛学。 3、古代与中亚、西亚、欧洲、非洲各地到关系 （1）丝绸之路： ①开通条件：西汉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新纪元。②路线：长安→河西走廊→玉门关→葱岭→西亚→欧洲、非洲。③意义：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2）海上丝绸之路： ①时间：汉武帝以后。②路线：广东沿海港口→沿中南半岛南下→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半岛南端→波斯湾。③意义：加强了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从水路沟通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 （3）郑和下西洋 ①目的：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诸国联系，满足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特产对需求。②条
课程编号：16014202 《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大纲 （The Syllabus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适用专业：历史学本科 总课时：72(其中理论72 ) 学分：4 制定单位：历史文化系执笔者：王芳审核人：赵元编写日期：2010年9月20日 一、课程性质、目的和任务 中国古代史是历史学本科的主干基础课。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地、系统地阐明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及其规律，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专业相关理论和历史基本知识独立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扎实掌握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发展动态，了解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增强学生为社会服务的自信心和能力。 二、课程教学的基本目标 第十章隋朝：统一帝国的再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一节隋朝前期的政治 掌握隋初的各项政治制度及隋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熟练掌握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大索貌阅、输籍定样等重要概念； 第二节隋朝政治经济的发展 了解隋朝政治经济的发展的概况，熟练掌握隋代大运河开凿的目的及其影响。 第三节隋朝的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 了解隋朝的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概况。 第四节农民起义与隋朝的灭亡 掌握隋末农民起义的具体经过及结果，熟练掌握隋末农民起义的背景及其意义。了解隋朝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第十一章唐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 第一节唐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掌握唐初的各项政治制度及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熟练掌握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武则天的统治等重要史实。分析唐代前期繁盛局面产生的重要原因。 第二节唐后期的政治和经济
兰州城市学院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期末考试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 为例 学院名称：传媒学院 专业名称：新闻学 学生姓名：刘晶 任课教师：杨棪
2013－201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查 《比较新闻传播学》课程论文评阅表 学生姓名刘晶专业新闻学班级103 论文题目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 总分评阅教师 评价指标及权重评语得分选题（10分） 论文结构（40分） 论文创新性（20分） 论证（20分） 语言（10分）
浅析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 ——以“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 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报道为例 摘要：本文比较分析了“新华网”与《洛杉矶时报》2013年12月25日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的新闻报道，从报道类型、报道篇幅、报道内容、报道视角这四个方面，对两家媒体报道的差异进行比较与分析，得出中西方媒体在新闻价值、新闻受众观、消息来源的处理、新闻传媒的编排特色四个方面存在差异的结论。通过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的比较，认识不同媒介生态下新闻传播的特点，发现我国媒体的不足与弱点，从而有针对地改进、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及其运作。 关键词：中西方媒体新闻报道差异新华网《洛杉矶时报》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传播手段的不断提高，各国之间信息的交互也愈加频繁，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广阔，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从不同国家的媒体获取他们想知道的信息。但是中西方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社会体制、文化差异等不同，中西方媒体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存在差异。 各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所形成的传统文化节日更是反映了一个民族文化最真实的一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传统节日对其国家、民族、甚至平民百姓来说都是历史的馈赠,这些节日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来源于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民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最直接、最形象的反映。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东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人们之间的来往也越来越密切,对彼此国家的传统节日文化也越来越感兴趣。圣诞节属于西方传统节日，如今在中国已经备受重视，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备受欢迎。然而中国人怎样过西方的传统节日，这一话题也无疑会让西方人感兴趣。因此中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怎样过圣诞节”这一事件的报道也颇具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讲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教案 一、内容分析 在古代，中华民族通过同邻邦的广泛交往，既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也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的陆路、海陆贸易，把中华民族文明远播异域，同时也带回了异国文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以友好交往为主，以先进的文化影响周边和世界各国。自郑和下西洋后，对外关系出现新变化，欧洲殖民势力东来，反侵略斗争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闭关政策，使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处于被动地位，日渐落后于西方世界。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古代中国一贯坚持睦邻友好和与世界各国友好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以及与欧洲、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友好关系；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基础知识。 2、能力目标 通过分析古代中国实行较为开明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及相互影响，以提高考生归纳、综合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3．过程与方法 （1）通过本专题的学习，逐步引导学生认识古代对外关系发展的条件、途径和古代对外贸易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2）结合史实，初步学会分析、评价历史民族使者的方法，提高对外交往合事件阐释能力，从线索上掌握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是一个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历史。 4、情感、态度、价值观 1、让学生认识古代中国，尤其是汉、唐、宋、元政府实行较为开明的对外政策，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对古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 2、认识到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当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和平崛起，渊源就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 三、知识梳理： 基本知识概述：
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包括中国与亚非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以及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概况 1、阶段特征 先是从周围的邻国开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1）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往来的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 ①史实：A.由张骞凿通的“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B.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C.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D.汉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 ②特点：a.从范围上：周边国家为主，开始同欧洲往来b.从交往形式上：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c.从途径来看：有官方、民间两条途径，其中官方是主要参与者；d.从交往道路上：以陆路为主。 （2）第二时期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处于繁荣上升阶段，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 ①史实：a.朝鲜：新罗统一；高丽乐，留学生，手工技术；贸易b.日本：遣唐使，留学生，人物。行政制度，京都建筑，文字，生活c.印度：天竺；熬糖法；文化双向交流；玄奘西游d.西亚：波斯国王、商人、舞蹈。大食伊斯兰教，造纸、纺织；瓷器 ②特点：A.全面开放，影响深远。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为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一些近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一般的来往，而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流的中心。B.此时期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比较频繁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最显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节和商人大量来中国。唐朝时还有一批留居中国不回的波斯人。C.陆海并举，海运和陆运都很发达。D.双向交流， （3）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时期 ①史实：a.南宋时期，指南针传到欧洲。b.元朝时，火药传到欧洲。 ②特点：A.由于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时，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B.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 （4）第四个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 ①史实：a.郑和下西洋：1405-1433，七次，非洲、红海；政治为主，贸易不营利b.华侨开发南洋：唐开始；明更多，传播先进技术文化，促进发展c.戚继光抗倭：明中后期，台州；福建，俞大猷，1565. d.葡占澳门：1553居住权；1557官署，长期占据e.收复台湾：1624荷兰；1662郑成功；1684台湾府f.抗击沙俄：康熙，雅克萨之战；1689尼布楚条约 ②特点：a.由开放转入闭关：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b.开始抗击外国侵略 2、中国古代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⑴古代政治上的友好交往 ①东汉：A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受到光武帝的赠赐“汉委奴国王”金印。B张骞通西域后开通丝绸之路，开辟了中西交通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不断传到西方。97年甘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霍桂桓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题号】G0 【复印期号】2004年02期 【原文出处】《民族艺术研究》(昆明)2003年05期第30～33页 【作者简介】霍桂桓，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732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文化要素逐步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全球文化市场正在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认 识到文化产业研究与开发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灵活多样的文化 政策。在加入WTO、文化市场开放的情况下，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全面推进 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在继续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同时，研究二次现代化的 新情况，奠定文化政策基础，实现文化观念的转型与文化管理体制的转轨。【关键词】第二次现代化/全球文化市场/文化政策/文化转型/体制转轨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03)05-0030-04 当前，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国内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研究与开发，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探索，不仅已经在有关学术研究部门开展起来，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的参与及合作。在这种形势下，翻译和引介西方主要国家的文化政策，并结合其具体国情现状对这些文化政策进行比较全面和准确的理解、探讨及研究，对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文化产业研究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显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因而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目前正在大力实施的重要科研项目之一。 一、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文化现状和文化政策特征 根据我们通过互联网和其他渠道掌握的资料(注：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某些材料和数据已经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印的《文化政策调研》上，但读者可能由于保密方面的原因无法看到这份刊物；需要这些材料的读者，请直接与该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联系索取。)来看，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虽然都在关注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开发，但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当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各异，其社会文化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文化政策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综合看来，我们可以把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现状和文化政策特征分为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第一种类型：美国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已经全面市场化、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国家对文化发展的管理和协调机制以“无为而无不为”为特征，具体管理方式以各州政府为核心协调单位并且灵活多样；而其文化政策重点则是，一方面，就发展信息化高科技手段而言，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规促成软件硬件的剥离、使硬件生产归于传统产业，进一步促进、保护和开发国内外文化资源(特别是开发国外文化资源)，在使“文化资源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怎样变化 10级汉语言文学一班张梨学号10650142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国家、民族、文化，而且同一国家、民族、文化的人也千差万别，要说清楚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的确十分困难。不过，总体而言，中国形象总是有一些关键的点，它们是整个国家形象的关键部分，它们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关键的点描述出来，也就差不多呈现了一个大致的中国国家形象了。这些关键点，也是构成国家形象的维度。具体而言，这些中国形象的关键点存在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纵向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也体现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不同领域的横向维度。 西方看中国形象总得经历了一个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的过程。自《马可?波罗行纪》，中国就受到了西方人的景仰。当时西方社会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整个西方物质匮乏，贫穷落后，王权衰微，社会动荡不安，而当时的元朝富强、繁荣，但是有很多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然后写游记等作品来写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作品中不乏有很多夸张和虚构成分，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马可·波罗游记》，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由马可·波罗在他游记中创造的“真实乌托邦”形象，也正是马可·波罗的描绘，使西方人对中国充满无限想象。其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财富和强大有力的君权，这是贫穷、动荡的西方人最为向往和羡慕的。因而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典型的“乌托邦”形象。 18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对于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主要是正
面的，但是少数作家的创作中，中国形象却与社会集体想象物相反的。如孟德斯鸠《法的精神》总体上把中国政府看成专制的；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嘲讽中国人缺乏“斗争精神”；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续编》等作品中把中国人描述为贫困、奸诈、愚昧而又自以为是。再如18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对于中国人的社会集体想象物主要是负面的，但是普希金的诗歌中却对“中国花园”、“中国长城”和“中国人”充满赞美之情。 而到了17世纪启蒙运动时代，中国和乌托邦形象只是为了批判本国的现状，中国的乌托邦现实假的乌托邦形象。1250年到1750年前后，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乌托邦的，肯定和美化的成分多，这是由这一个时期西方文化的需要所决定的。处于现代性萌发阶段的西方文化更多的是关心异己世界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价值，而一个完美的世界可是使西方文化超越自身和改造自身。启蒙运动使中国形象向负面转化，中国形象中否定性的内容越来越多。这是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他者”出现，不是要昭示西方文化的缺憾，而是要印证西方文化的完美和优越。 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形象就全面变成了“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完全是负面的，1966年文革时期的中国唯一一次成为西方人眼中的真正乌托邦，1968年西欧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学生们非常重视中国。他们认为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人道，并视中国为一种不满现实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而想象出一个具有“真正的人道”的中国，而这显然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事实。
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 内容提要：对西方媒介(本文皆略为“媒介”)地位和作用的探讨需要从将其看作单纯的“媒介”中走出来，将其置放到文化发展的生物圈中去考察。如此我们看到，媒介除了给予我们信息和娱乐外，还在媒介着主流意识形态，尤其在殖民主义时期以及当前的文化新殖民主义时期，媒介以其强大的话语权曾经并继续构造着殖民地主体。有过被殖民经历的第三世界，需要从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或非殖民化运动中走出来，在“新国家主义”的胸襟下，进行一番媒介的反话语“文化更新”的修辞运动，为第三世界的文化发展从媒介角度找到新的思路。 一、实质：媒介帝国主义 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现在的电子媒介时代，媒介介入生活的程度日渐深入。媒介进入生活，已经是常识；当自信于自我思想独立性的人群意识到，自己一出口的东西都是媒介的产品或副产品的时候，媒介已经进入思想。除却它给我们的思想提供各种质素外，它甚至已经左右了我们的思想，它们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眼睛——代替你去观察，成为人们的大脑——代替你去思考。尤其是当跨国媒体用他们那无所不及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一个问题愈加清晰地推到人们面前：究竟媒介在提供给我们信息和知识以及娱乐的同时，它们还干了些什么?怎么干的?一句话，如何定性这些西方媒介? 关于此问题，早期传播效果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不管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报纸上充斥的并非简单的战时简报性信息，而是双方敌对阵营如何为自我寻找合理和合法性以及如何弱化对方阵营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大战。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认为，“新闻稿总是带有某种语言和文化的色调，它以信息的形式隐藏着某种思想，并同时隐藏着某种政治。”而从7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者愈加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它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影响它的公共政策与技术。特别是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能对社会变革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早在1965年，非洲独立后的加纳第一任总统、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主要代表，批评家恩克鲁玛(Nkrumah)就曾谈到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非洲的特殊影响：“神奇的好莱坞电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只需要听一听非洲观众在看到好莱坞英雄们屠杀印第安土著人或亚洲人时爆发的喝彩声便可以理解这一武器的有效性。”因此，美国传播学者阿特休尔指出，“我们在考察新闻学信条习俗时，值得记住的一点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新闻流通是有关自由与权力的重大问题。无疑，语言具有巨大的力量。而错误在于人们声称新闻媒介超然独立，没有认识到它是某些强权势力的代言机构。事实上，这些信条习俗蒙蔽了我们的眼(像所有神话的诱惑力那样)忽视这些根据的存在。”而学者戴维·巴特勒则更是非常形象且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媒介的实质，他说，“传播媒介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像一条拴在长皮带上的狗，掩盖了约束的现实。”[1] 当传播学者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媒介所媒介的就是意识形态，那么，另外一系列问题马上就提出来，是谁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过程中，媒介是中性的还是其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争论。 认为现代媒介带来了民主如本雅明。本雅明意识到了媒介的平等主义的推动力。在他看来，“电影把艺术作品带给人民。——在电影中，观众站在镜头的位置上，而不是演员的位置上，这便提升了一种批判姿态。——媒介原则是这样的，即作者与观众并非处于固定不变的等级制位置，而是处于可逆的位置，这从根本上瓦解了艺术维护权威政治的主要手段之一。——电影还提升了一些分析习惯——对本雅明而言，媒介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平等和解放。”[2] 认为媒介是中性的如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博士。他在其专著《文化帝国主义》中承认媒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认为媒介问题只不过是文化发展深层结构过程的外设(类似电脑的显示器、打印机、扫描仪等，服务于电脑，但为电脑的主机所操纵)，用汤林森的话来说，“媒介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视作是一种微妙的…种种中介的交互作 用?(interplay of mediations)。所以，我们不妨将媒介视作现代文化的…再现?面，而且媒介占据了支配的地位。”[3]也正是这种支配的地位，使得“媒介是最明显的一个目标，因此也就是最为公众所熟知。但也正是危险之处，由于媒介是那么触目可及，我们也就可能认为媒介的种种问题正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问题，殊不知媒介问题只是更为深层结构之文化过程的指标而已。”[4]而且，“文化的…亲身体验?也包括了家人、朋友的言谈互动过程，也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物质存活经验：吃·、喝、工作、身强体健、性欲、时间流逝的感觉等。”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评估…帝国主义者?的媒介对于另一个文化所产生的诸般效果，最好不要只狭隘地从媒介帝国主义这样的观点看待，——更为适当的做法，很可能必须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当作是一个远较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5]总结汤林森论述的基本观点，即，媒介作为社会思想的“外设”只能是推动这个思想变动的诸多因素之一，媒介自身绝非在实践着是什么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如果不小心帮助、促成了什么帝国主义的话，媒介也是“无辜”的，因此，媒介是中性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这里我们需要透过现象、超越现象看到制造现象的机制。既然汤林森博士把文化帝国主义放到了所谓宽阔的文化变迁过程中去，那么，我们就从文化变迁人手来分析媒介中性论中存在的悖论。 美国文化理论家伍兹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当环境的改变需要新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时，社会文化变迁的必要条件就出现了。”[6]而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