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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隋唐的法律制度
一、本章知识点
（一）隋代立法概况
１、礼法的结合与统一——《开皇律》
隋文帝时期，颁布了《开皇律》，是当时立法上的重大成就，也是当时法律改革的主要成果。
《开皇律》篇章体例更加简要；刑罚简明宽平；确立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开皇律》吸收北齐“重罪十条”而加以损益，正式定名为“十恶”罪，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开皇律》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八议”、“官当”、“听赎”制，又有所发展。创设“例减”之制；规定了以官当流的制度。
２、《大业律》的颁行
隋炀帝时，颁布了《大业律》，与《开皇律》不尽相同。但在历史上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二）唐代立法概况
１．唐代的立法思想
第一、以隋为鉴，不但要求立法宽简，而且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第二、宽严适中，简约明易是初唐统治者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第四、法律不避权贵、黜陟不分亲疏是贞观时期重要的立法思想。
２．律典的编纂修订概况
《武德律》
这是唐代建立后修订的第一部法典。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颁布的《贞观律》奠定了唐代律文的基础。
唐高宗时期，颁布《永徽律》，后对律文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时称《永徽律疏》，成为我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具社会影响的封建法典。
开元年间，唐朝统治者着手《唐六典》的编纂工作。《唐六典》以“官领其属，事归于职”为其基本体例，成为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行政法典。
３．法律形式
唐代法律的主要形式为律、令、格、式。其中以律为主，令、格、式则是律的重要补充。
（三）唐代行政法律规范的发展
１．行政立法与监察执行机构
唐朝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中央设置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下设台院、察院、殿院三院；地方分州、县两级，实行行政、军事、司法合一的制度。
２．唐代行政法规及其特点
唐代行政法规比较完善。唐代令与式的许多方面，《唐律疏议》的《职制律》以及《唐六典》等构成了唐代行政法规的完整系统。
唐代的行政法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唐代行政法律规范包罗范围很广，反映了唐代行政法规的完备性；其次，从现存的唐代行政法律规范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行政规范部类相当齐全，法律结构也相当严整，而且确定程度很高；再次，唐代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法律制裁，一般是行政处罚，而且行政处罚一般只是以刑罚处罚的方式进行，反映了封建行政法规的残酷性。
（四）唐代刑事法律规范的完备
１．唐律的总则——《名例律》
《名例律》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五刑、十恶、封建官僚特权制度，包括“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
《名例律》还规定了刑法使用的主要原则。
２．唐律的分则规定的犯罪形式
主要包括危害皇权与封建国家政治性犯罪，如“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
等；侵害人身的伤害罪，如“六杀”；侵夺财产的强盗、窃盗罪；贪墨罪；伪造罪。 （五）唐代的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１．唐代的民事法律规范
唐代的民事法律规范涉及户籍和土地立法、债与买卖契约立法、婚姻家庭立法等。
２．唐代的经济法律规范
唐代的经济法律规范包括赋税制度、货币制度，以及在市场管理、度量衡的规范化与产品的标准化等方面的制度。
（六）唐律的基本精神与历史地位
１．唐律的基本精神
首先，唐律体现了君主专制主义与封建特权精神。
其次，唐律体现了封建家族伦理意识。
第三，唐律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以礼为立法的根据；以礼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以礼注释经典。
第四，唐律体现了“用刑持平”的精神。
第五，唐律体现了规范详备、科条简约的精神。
２．唐律的历史地位——中华法系的代表作
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在中国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唐律的完备，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成熟。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唐律为内涵，以周边封建国家法律为外延，构建了区域性的法律系统，形成了中华法系，以其独特的风采影响着亚洲与其交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七）唐代的司法制度
１．司法机构的系统化
唐代中央在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机构，御史台是中央司法监察机构。
在唐代，中央或地方如发生特别重大的案件，往往由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在京组成中央临时最高法庭，加以审理，称为“三司使鞠审”，亦称“三司推事”制。
另外，在唐初为加强京畿地区的控制，在京城长安设置京兆府。
唐代地方设州、县两级政权，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
２．诉讼制度的完善化
唐代的诉讼审判较前更加完善，对告诉作出了全面的规定；严格逮捕的各项程序；完善了审判制度，严格限定刑讯，确认“众证定罪”，规定了法官的责任等等；严格规定上诉与复审及死刑的复核程序；详细规定了判决的执行。
３．监察制度的严密化
唐代形成了组织完备、职责明确的御史台和谏官制度。唐代的御史台独立于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之外，是对中央和地方百官进行监察的专门机关，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履行推按狱讼、劾奏犯罪、巡察内外、监督决囚的职责。
唐代形成了正式的谏官制度，职掌谏议、封驳、智起居事、知匦事等职责。
４．监狱管理的制度化
唐代的监狱制度较之以往更加完备。监狱组织系统自上而下形成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有关监狱管理的规定更加严密；录囚制度进一步完善。
二、案例分析
（一）房强兄弟谋反连坐案
１．案件史料
《旧唐书？刑法志》：又旧条疏，兄弟分后，廕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没。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于是玄龄等复定议曰：“
……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２．案情今译
根据旧时法律，兄弟分家后，不再适用有关“荫”的规定，但适用连坐俱死，祖孙适用连坐配没。当时（唐太宗贞观年间）有同州人房强，弟弟在岷州任统军，因为谋反伏诛；按照当时的法律，房强应当因为缘坐处死。太宗录囚的时候得知此案，怜悯其将死，因此动容，于是对大臣们说：“因为风俗教化未能博施，所以如今仍然需要刑典。这不是庶人的过错，怎么能因此滥施重刑呢？这更显得君主不德。用刑之道，应当视情节之轻重，再加以刑罚。怎么能不察其原本而一概加以诛罚呢，这违反了恤刑而重人命的原则。而且反逆表现为二种：一是兴师动众；二是出恶言而犯法。这两者轻重有别，但是按照法律都要连坐处死，这使我心中不安。”于是让百官详议。房玄龄等人重新议论后上书：“如今应当规定，祖孙与兄弟缘坐，应当处以配流。其中，以恶言犯法但是没有造成危害的，犯罪情节较轻，兄弟免死，止于配流。”皇帝准许。自此，古代传承下来的死刑，除去大半。
３．法律评析
该案主要涉及到了唐朝法律有关“十恶”的处罚以及“坐”的发展变化。
房强之弟触犯谋反。谋反为唐朝“十恶”之一，是指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根据唐律规定，触犯谋反大罪，要处以重刑。按照如此规定，房强之弟应当判处死刑，同时房强受株连，同样应当被判处死刑。
但是，唐太宗在审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出于对“德礼”及“恤刑”的考虑，认为房强兄弟不应连坐俱死，从而引发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变革。修改后的唐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及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本案在当时并非大案，但却引起了司法上的一次不小的改革，体现了司法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
４．参考结论
（１）关于十恶的内容及发展
“十恶”是对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十种重罪的总称。把“十恶”置于律首，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以增加法律的威慑力。《唐律？名例》疏议即载：“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
唐律中的十恶 ［１］规定具体是：谋反：谓谋危社稷，指谋害皇帝、危害国家的行为；谋大逆，指图谋破坏国家宗庙、皇帝陵寝以及宫殿的行为；谋叛：谓背国从伪，指背叛本朝、投奔敌国的行为；恶逆：指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的行为；不道：指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的行为；大不敬：指盗窃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伪造或盗窃皇帝印玺、调配御药误违原方、御膳误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无人臣之礼等损害皇帝尊严的行为；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经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门户、分异财产，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为父母尊长服丧不如礼等不孝行为；不睦：指谋杀或卖五服（缌麻）以内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长等行为；不义：指杀本管上司、受业师及夫丧违礼的行为；内乱：指奸小功以上亲属等乱伦行为。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十恶”，源起于西汉。正如《唐律疏议》所言：“事类有十，故称十恶。然汉制九章，虽并湮没，其不道、不敬之目见存，原夫厥初，盖起诸汉”。这就是说，西汉时期所谓的“不道不敬”等犯罪，就是十恶的萌芽。及至曹魏统治时期，有关大逆不道、不敬之罪的立法继续沿袭下来，但比之汉朝有所改进和发展。根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魏律）改贼律，但以语言及犯宗庙陵园，谓之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可以看出，魏律中，一方面对大逆无道罪缩小了从座的范围；同时关于对谋反大逆夷三族，不入律。到了晋朝，关于大逆不道的立法，又进一步缩小了处罚的范围。《晋律？刑法志》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同时强调加重对违反封建礼教的处罚。同时，张裴注晋律，对大逆不道、不敬等行为又在理论上加以阐述。后来到了齐律，出现了“重罪十条”，标志着“十恶”的初步形成。《隋书？刑法志》载：“北齐……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
，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此重罪十条，都关系到君主权力地位和封建政权的最高利益，所以封建刑律将此类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以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北周修订法律时，曾一度删去了“十条重罪”，“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其实也只是从形式上取消了其名目。南朝梁、陈的法律基本上与北周相同。至隋朝开皇定律时，正式于法律上确立了“十恶”之目，“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２］唐朝关于十恶的立法，全部继承了隋朝的立法，“仍遵开皇，无所损益” ［３］。由此可知，中国封建刑律中的十恶，起源于西汉，形成于北齐，至隋唐朝则达到完备阶段。
比较隋唐时期的“十恶”与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可以看出，在隋唐时期，加重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惩罚。北齐律中的“反逆”、“大逆”、“叛”，在唐律中修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所谓“将有逆心而有害于君父者”，就是指已产生反对皇帝的动机，并不是已有反对皇帝的行动，就构成了犯罪，这样将犯罪行为的范围扩大到犯意的表示或预备行为，从而加大了对危害皇权统治行为的防范。同时，隋、唐去“降”而增加“不睦”，说明隋唐时期也增强了对封建家庭的保护。
在唐律中，对“十恶”所规定的刑罚，比其他一般犯罪的刑罚严厉很多，谋反、谋大逆、谋叛，不仅犯罪者本人要处以死刑，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等亲属也要缘坐受罚，有的甚至要被处以死刑。而且，有的还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同时，根据唐朝法律规定，犯有十恶大罪的，不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还不得享有法律所规定的赦免刑罚的优待方法。唐律规定，凡犯有“十恶”重罪的，不得享有“议”、“请”等。
（２）关于“坐”
在中国古代，所谓“坐”是古代中国因一人犯法而使一定关系的人（如亲属、邻里或主管者等）连带受刑的制度。根据连带受刑的范围不同，分为两种，一为“连坐”，一为“缘坐”。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因同犯罪人有血缘关系或家庭生活关系而受到刑罚株连；连坐是指对处于同一法律关系中的数人，一人犯罪，其他人连带受罚，主要适用于对同职犯公罪的处罚。
在唐律中，缘坐制度主要同“十恶”大罪相联系。 首先，对反、逆罪实行缘坐。《贼盗律》 规定：犯谋反及大逆者，主犯本人皆斩，父亲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子均处绞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及母女、妻妾 （ 包括儿子的妻妾 ） 、祖孙、兄弟、姊妹，均没官为奴，只有年满八十岁或重疾残的男性，年满六十岁或疾残的女性能幸免缘坐；叔伯和侄子不论是否同籍，都流三千里。律文规定，即使是“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的 “谋反”罪，除本人斩外，父子、母女、妻妾都要流三千里。其次，对“叛”罪实行缘坐。《贼盗律》规定，谋叛“己上道”者，本人处斩，妻、子流二千里；如果带领百人以上叛乱的，父母、妻、子流三千里。第三，对“不道”罪实行缘坐。《贼盗律》规定，杀死同一家三个非贱民又无死罪的人，或者杀人后又肢解尸体的，本人处斩，妻、子流二千里。同时 规定，“造畜蛊毒及教令者其本人处绞，同居之家口虽不知情，也要流三千里。犯这种罪即使遇赦，本人及同居家口仍要流三千里。此外，处流刑者及杀人移乡之人，家眷要同行。《名例律》规定，凡处流刑应发配的人，妻妾从之。即丈夫流放，妻妾必须随夫同放。而且依《令》：一旦犯流断定，丈夫不得弃放妻妾。即使妻妾有七出之条，也不准休弃，因为“若犯流听放，即假伪者多，依令不放，于理为允。”
缘坐制度源远流长。《尚书？甘誓》有关于夏代存在缘坐制度的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商长期奉行“罪人以族”的观念。战国至秦汉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秦国在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之罪” ［４］。汉承秦制，汉初虽曾力图除秦苛法，“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高后元年明令废止族刑，但不久又恢复。关于缘坐制度适用的罪名，《法经》中列举了窥宫、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等罪，秦汉时主要适用于谋反、以古非今、大逆不道等罪，但实
践中往往带有很大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就株连的范围而言，又有“籍其家”、“同室（户）、夷三族、夷九族等不同标准。所谓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或父母、子女、兄弟），三族加上祖孙即为五族，而九族包含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从处断方式而言，秦律规定，凡族刑连坐者，正犯处死（处断方式有枭首、弃市、腰斩、车裂等）。妻子可“收孥”或“籍没”，即没为官奴。魏晋时期族刑缘坐虽屡有兴废，但已趋于规范，株连范围开始缩小，并已出现众多限制性规定，对出嫁女子、被收养者一般不再适用缘坐（谋反除外）。就适用范围而言，缘坐仍集中于谋反，叛降等重大犯罪，特别是在“重罪十条”形成之后，一般犯罪不再实行株连。
隋唐是中国封建法制的完备时期。在魏晋之制的基础上，缘坐制度已经十分详备，总体走向规范和宽平。
宋律沿袭唐律，缘坐制度被继承下来，并在适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适用对象上，集中于谋反、谋叛、不道等罪。明代的族刑缘坐仍主要针对谋反、谋叛、大逆等罪名。但在“重典治国，重典治吏”的思想指导下，法外用刑的情况比比皆是，缘坐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而《大清律例》规定也近似明律。
（二）裴景仙乞赃案
１．案件史料《旧唐书？李朝隐传》
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匹，事发逃走。上大怒，令集众杀之。朝隐执奏曰：“裴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预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请条。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节，定为元勋，位至台司，恩倍常数。载初之际，被枉破家，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见承嫡。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餧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伏乞采臣之议，致仙于法。古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罚在必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庶动植咸若，岂严刑逞戮，使手足无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绪余，超升令宰，轻我宪法，蠹我风猷，不慎畏知之金，讵识无贪之宝，家盈黩货，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愆难逭，所以不从本法，加以殊刑，冀惩贪暴之流，以塞侵渔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预经纶，佐命有功，缔构斯重，缅怀赏延之义，俾协政宽之典，宜舍其极法，以窜遐荒。仍决杖一百，流岭南恶处。”
２．案情今译
武强令裴景仙索取钱财，累计达五千匹，事发后畏罪逃走。皇帝大怒，召集百官，欲将其当众处斩。李朝隐进奏道：“裴景仙因为索取贿赂，罪不至死。而且裴景仙曾祖父司空裴寂（唐朝开国功臣，唐高祖旧臣）为开国元勋。武则天初年，家中被陷害，兄弟都被株连，只剩下裴景仙独存。根据法律，其索取钱财不应当判处死刑，而且其可以适用有关“请”的规定。鉴于裴景仙祖辈忠贤；而且一门绝祀，于情可怜。希望能够免除死刑，将其投之荒远，方为公平。”皇帝下诏不允许。李朝隐又进奏道：生杀之柄，为人主所专；然而定罪轻重，法律有条文，臣下应当恪守。贪赃枉法的行为，属于违背天理而得财，赃物满十五匹处以死刑；索取钱财的，因为是索取所得，赃物数量达数千匹也只是应当处以流刑。现在如果因为索取钱财犯罪就要处斩，以后如果有贪赃枉法的，应当怎么处理呢？所以治理国家要尊重法律，恪守律文，不能因人用法。……而且裴景仙曾祖父裴寂，为忠良之臣，国家元勋，官至台司，备受皇恩。武则天初年，被陷害而家破人亡，子孙死于非命，只剩裴景仙传承血脉。如果不顾裴寂功勋，加重裴景仙的刑罚，岂不是有违贤明？……请求采纳我的建议，依法处理裴景仙之案。”皇帝于是称：“定罪不是根本，在于本于人情；刑罚贵在必行，而不在重。朕垂范作训，岂是为了严刑峻法，屠戮生灵，使人手足无措？裴景仙轻伤法律，败坏风俗，取财无道，犯罪逃亡。殊不知天孽可违，自身难保，所以没有严格依据法律而处以重刑，本是希望惩治贪暴之流，以绝贪赃之路。然而其祖父曾经辅佐有功，鉴于功赏，如能适用政宽之典，则可以不用处以极刑，将他发配边荒。于是处以杖一百，流放岭南荒蛮之地。”
３．法律评析
这个案例涉及到了唐朝关于贪赃的处罚，同时也涉及到了唐律中官吏的特权制度。
唐律中规定有“六赃”，即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其中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唐律对坐赃之罪规定处罚较轻。律条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 止徒三年。同时规定，如果官员或强豪倚势向他人乞索得赃者，其处罚比“坐赃”罪减一等，就是说满一尺笞十，满一匹笞二十，二十匹徒一年，三十匹徒一年半，六十匹徒三年。而且罪亦止于徒三年。本案中裴景仙为武强县县令，虽累计获赃数量巨大，但是属于“挟势乞索”，应当按照“坐赃”罪减一等论处，依律最高只能判处三年徒刑，而不应当判处死刑。皇帝出于法律的威慑性考虑，加重裴景仙的处罚，欲判处其死刑，属于以“情”破“法”。
然而裴景仙并未被判处死刑，主要是由于三点原因：首先，裴景仙为裴寂唯一的后代，对于我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言，处死裴景仙有违伦常。因为在此情况下，统治者一般会考虑从轻，正因为如此，唐朝才有“权留养亲”之规定。其次，唐律中有关于“请”的规定。在唐朝“请”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请”亦称为“上请”，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保护贵族，官僚特权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国家律令中，明确规定某些贵族和官僚犯罪审判官无权判决，只能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奏请皇帝裁决，而皇帝往往不依法而减免刑罚。《唐律疏议？名例律》第九条“请章”规定：“诸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同样，《唐律疏议？名例律》第九条“请章”亦对于不适用的行为作了明确规定：“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即对涉及危害皇权统治秩序与经济利益等行为排斥于“请”之特权之外。裴景仙曾祖为开国元勋，可以适用“八议”中的“议功”，因此其可以适用“请”。同时其所犯为“坐赃”，不在“请”的例外之列，所以可以从轻处罚。第三，李朝隐认为，法律的权威是不能被破坏的，既然法律规定“坐赃”最高刑罚为“徒三年”，则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法律不能因人而异。这个案子发生在唐朝玄宗开元十年，在唐朝发展前期，法律的统一性还是能够得以坚持。
４．参考结论
对于贪赃犯罪而言，唐朝在具有法律总纲性质的《唐律》之《名例律》中，对该类犯罪主要的几种情形作了总结性的原则规定，并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六赃”。“疏议”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５］其中，受财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但没有为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受所监临（财物），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上述四赃即属严格意义上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
除此之外，《名例律》还对准枉法论、准盗论、以枉法论、以盗论等构成及概念作了详尽的规定阐述，以利于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行为更好地类推定罪。如律曰：“诸称‘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 ［６］等等。这样，扩大了对官吏贪赃枉法行为的立案范围，在立法上做到了有罪必罚。
由于有了《名例律》对贪赃受贿行为的总则性规定，《职制律》则在此规定前提下，详细阐述了各种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构成及定罪量刑，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类：
（１）（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受财”指官吏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唐律》不仅严禁官吏受财，而且视官吏收受当事人钱财后的行为进行区分。一是官吏“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为枉法赃”； ［７］二是“虽受有事人财，处断不为曲法者，为不枉法赃”。 ［８］前者即是受财枉法，后者即是受财不枉法。另曰：“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首则并赃论，
从者各依已分法。” ［９］这里的“得枉法者”与“不枉法者”都属官吏贪赃罪，但因为前者产生了“枉法”的危害结果，而受到重惩，严重的还要判处死刑，后者的处理则相应较轻，最重的也只是判处遣送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唐律》对官吏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的处罚规定，考虑到了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危害结果大小之间的联系，相当于符合现行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２）受所监临（财物）。即指官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接受财物的行为。《疏议》曰：“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 ［１０］监临官（即负直接责任的主管官员）非因公事利用职权收受财物，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受贿，而“乞取者”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索贿，处罚上罪加一等，“强乞取者”即指以暴力或胁迫手段索贿，准枉法论，处以更为严厉的刑罚。《职制律》对受所监临财物的贪赃受贿行为又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私役使所监临，指官吏因私无偿或不按市价使用其管辖范围内的物力与人力。《疏议》曰：“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 、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１１］即官吏私自使用所部人员及奴婢、牲畜、车船等，除各验日计雇赁钱外，还要以受所监临财物治罪。又曰：“即役使非供己者，计庸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其应供己驱使，而收庸直者，罪亦如之。若有吉凶，借使所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营公廨借使者，计庸赁，坐赃论减二等。即因市易剩利及悬欠者，亦如之。” ［１２］表明了《唐律》针对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具体处理规定：不应由本官役使之人而役使者，计庸坐赃致罪；若有红、白之类喜事者，准许借使监临部内，但所使总数不得超过２０人，每人不得过５日，超过者，计庸坐赃致罪；为营造公廨使者，各计庸赁坐赃论减二等治罪等。由此可见，对官吏的这类假公济私的贪污行为的打击是较为全面而有力的。《唐律》对官吏特权的限制性规定，为吏治的清廉在客观上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二、贷所监临财物。指官吏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利用职权借贷或买卖财物，并从中非法牟利的行为。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吃回扣或变相吃回扣的行为。《疏议》曰：“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即断契有数，违负不还，过五十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３０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 ［１３］即为《唐律》对这方面规定的细化：官吏于所部借贷财物，一律以坐赃论处；官吏以胁迫方式强行借贷，按加二等治罪；官吏以权势于所部强行买卖财物，以贪赃论处；官吏于所部借用公家的衣服、毡褥、器玩之类，满３０日不归还，除将所借之物归还外，另罪止徒一年等。官吏利用职权在自己所管辖范围内借贷和卖卖财物，是一种扰乱经济秩序，损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形象的行为，可见，《唐律》对此作出的禁止性规定比现行刑法更为细密。
第三、出使受财。指官吏奉命出使，在所使之处受赠以及索要财物的行为。《疏议》曰：“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馈及乞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即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 即《唐律》将官吏借口出差之机收受财物的行为视为与监临官受财属同一性质行为，一般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官吏奉派出使接受所出使地区馈送财物，计赃论罪；二是出使官吏在其经过地区接受财物，减一等治罪；三是职负纠弹的官吏，虽于经过之处接受财物，亦按所监临财物治罪。《唐律》的上述规定考虑得十分周密。因为官吏在所管辖地区内有职有权，而职负纠弹的官吏往往是“代天巡狩”，到了使所很容易作威作福，所以对他们受财要加重处罚。至于官吏于经过处只是勿勿过路，与当地老百姓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老百姓未必畏惧供奉，所以对他们处罚从轻是合情合理的。
第四、监临主司受财。《疏议》曰：“监临主司，谓统摄验及行案主典之类。”《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即指负有领导、监督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而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按监临主司受贿比一般官吏受贿处罚加重，枉法者入于死刑，不枉法者亦罪止加役流。《唐律》对监临主司贪赃予以重惩的合理性在于监临主司一般声势显赫，大权在握，在管辖范围内老百姓没有不畏惧的
，一旦其进行犯罪，社会危害性也更大，故有必要对其加重处罚。
第五、坐赃。指官吏利用职权收受不应收取的财物。《唐律》中的《杂律》里就有“坐赃致罪”的律条。《疏议》曰：“然坐赃者，谓非监临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犯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假如被人侵损，备偿之外，因而受财之类，两和取与，于法并违，故与者减取人五等。即是彼此俱罪，其赃没官。”可见，有了“坐赃致罪”的具体规定，唐代官吏们因事而接受他人财物的在法律上就无所逃循了。此外，《唐律》中“以坐赃论”的情形比比皆是，如《疏议》曰：“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 即一般官吏接受当事人钱财而为请求的，以坐赃论；对有权势的官宦或主管人员则以枉法论处。《唐律》还严禁官吏接受他人财物许为嘱请，即若当事人私下请求，许以财物以相谢，官吏听从当事人放财的请求。这种情形下虽未接受财物，但属于事先约定许财，按《唐律》规定，亦属官吏贪赃。反之，若接受他人财物许为嘱请，但未待嘱请而事发者，止从坐赃之罪，不加二等。又如《职制律》规定：“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首则并赃论，从者各依己分法。”
（三）张琇兄弟复仇杀人案
１．案件史料《旧唐书？张琇传》
张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审素，为巂州都督，在边累载。俄有纠其军中赃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汪在路，为审素党与所劫，对汪杀告事者，胁汪令奏雪审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杀审素之党，汪始得还。至益州，奏称审素谋反，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斩之，籍没其家。琇与兄瑝，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后累转殿中侍御史，改名万顷。
开元二十三年，瑝、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瑝虽年长，其发谋及手刃，皆琇为之。既杀万顷，系表于斧刃，自言报仇之状。便逃奔，将就江外，杀与万顷同谋构父罪者。行至汜水，为捕者所获。时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
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法不可纵报仇。”上以为然，因谓九龄等曰：“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然道路谊议，故须告示。”乃下敕曰：“张瑝等兄弟同杀，推问款承。律有正条，俱各至死。近闻士庶，颇有谊词，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瑝、琇既死，士庶咸伤愍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瑝、琇于北邙。又恐万顷家人发之，并作疑冢数所。其为时人所伤如此。
２．案情今译
张琇的父亲张审素，任巂州都督，多年驻守边疆。后来因为有人举报军中贪赃，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７３１年），监察御史杨汪赴巂州军中审理该案。杨汪在路上时，被张审素一党所劫持，当着杨汪的面将告发者杀死，并威胁杨汪，让其上奏，免张审素之罪。后来有蒲州人杀死张审素党羽，杨汪才得以逃回。到了益州，上奏张审素谋反，并深按其狱，构成其谋反之罪，使张审素终以谋反被诛，全家籍没。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璜、张琇因年幼免死，流放岭南。（按唐律：犯谋反大逆之罪者，父子连坐皆死；但如果其子年龄在十岁以下，可上奏请皇帝决定是否从死，七岁以下，则可以直接免死）。杨汪事后升为殿中侍御史，并改名杨万顷。张审素二子至岭南，不久便逃回，隐匿民间数年，伺机为父报仇。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年）三月，年仅十几岁的张璜、张琇兄弟在东都洛阳等候到杨汪，用刀杀死了他。张璜为兄长，但首谋及手刃仇人者，皆是张琇所为。既杀仇人，兄弟俩在现场留有一封书信，言其父被冤之状，然后欲往官府，被捕获。二人预谋杀人，在律有正条，当处死刑；然而二人是以年少之躯，舍身为父报仇，属孝烈之行，前朝屡有免死之例。于是玄宗召集群臣议其案。议者多以为二子之父死非其罪，二人少年孝烈，为父报仇，应加宽宥。宰相张九龄亦持此议，欲全活二子。但宰相裴耀卿、李林甫反对上述意见，他们认为若宽免二子，将破坏国法。玄宗亦赞同此论，他对张九龄说：“为父报仇虽为礼法所赞许，但杀人
却为法律所禁止。孝子之心，舍身报仇，义不顾命，此情可嘉，然国家设法律，不能对此听之任之。今若依律杀之，可成全其舍身复仇之志，赦之则破坏了刑法律条，理虽如此，但今朝野议论纷纷，故须有所宣告。”于是玄宗下敕称：“国家指定法律，本为制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各伸为子之志，那没有谁是不孝之人，辗转相仇，何有极限！昔孔门高徒曾参复仇杀人都不可饶恕，何况张家二子呢。”敕下后，便将二子交付河南府杖杀。对二子之死，无论官吏百姓都很感伤怜悯。
３．法律评析
对于复仇，在当时是一个争论十分大的问题。唐律对此未作出规定。法律禁止杀人，而儒家经典对此加以肯定，社会舆论对此种复仇行为历来给予很大的同情，因此，使得发生这种案子之后，往往一事一论，随朝随事而定，因而经常发生变化。就唐朝而言，太宗、高宗朝倾向于情理，多加以宽免；而其他诸朝，则多偏重于依律处治。
《唐律》中没有关于“复仇”问题的专条。只是规定禁止双方当事人私下和解。《唐律疏议？贼盗律》“亲属为人杀私和”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以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从实质上而言，复仇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礼”与“法”之间的冲突。“礼”与“法”是中国古代治国的两种手段，帝王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礼与法的和谐，可是礼与法毕竟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不和谐、甚至是冲突之处在所难免。而本案中，双方的争论在于“礼”与“法”之间在出现冲突之时如何取舍的问题，涉及到了法律实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出现冲突之时如何取舍的问题。
由于我国传统法律中“礼法结合”的特点，一方基于“礼”对法的指导意义，强调其社会效果，认为舍身报仇是弘扬孝道，符合儒家经典，符合“仁”的规定；而且前朝屡有免死的先例，因此主张免除张琇兄弟死刑。另一方则认为法律具有明确性，不可轻违，而且处以张琇兄弟死刑从社会效果上而言，也成全了其孝名，兼顾了法律实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因此，唐玄宗最后判处其死刑。
４．参考结论
对于复仇的问题，各朝对其态度有一个从允许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中间经历了数次反复与争论。
春秋时期的儒家认为，如果某人父母被杀，他可以用暴力的方式报复。《礼记？檀弓》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曲礼》载：“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西汉初年，复仇行为与一般犯罪行为一样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汉文帝三年（公元前１７７年），淮南厉王刘长为报母仇而亲手杀死了辟阳侯，他随即去向汉文帝请罪。文帝很同情他，加上刘长又是文帝的亲弟弟，所以赦免了刘长，没有治他的罪。可见，刘长和汉文帝都知道这种行为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只是出于种种考虑，汉文帝动用了自己的赦免权，免除了刘长的刑事责任。这也是中国封建最高统治者第一次赦免复仇者。除此之外，史籍中还有一些复仇者受到法律追究的记载。这种由放任到制裁的转变，应该是从秦朝开始的，是秦王朝推行封建法治主义治国策略的结果。
到了西汉末期，出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禁止复仇的法律规定。东汉光武帝时（２５年～５５年），议郎给事中桓谭在上书痛陈复仇的诸多弊端之后提出：“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１４］这表明在此之前已经存在有关禁止私相复仇的《令》。所谓“旧令”，是指前代汉室帝王所颁布的令。当时，最早禁止复仇的法律规定是以“令”的形式出现的，而并未规定在《汉律》这样的基本法典之中。
东汉时期，关于复仇的法律规定有所反复。东汉章帝年间（７６年～８４年）出现了对复仇者予以宽大处理的法律规定。当时，有人因父亲受到他人侮辱而杀死对方。在汉章帝的亲自干预下，该人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皇帝做出的这一判决成了后来审断类似案件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轻侮法》。《轻侮法》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援引《轻侮法》对复仇者加以减免刑罚的案件激增，达到了四五百件，而且增长势头依
然迅猛。有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法律一方面不能阻止轻侮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大开了人民相互仇杀的门路。因而，到了东汉和帝统治时期（８９年～１０５年），《轻侮法》即被废除，其间它最多实行了３０余年。不过《轻侮法》还是改变了以往对复仇者绳之以法的处理原则，开创了对复仇者网开一面的法律传统。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政局动荡，民间私相复仇之风又起。所以东汉献帝建安十年（２０５年），把持政权的曹操“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 ［１５］。曹丕称帝建立魏以后继续推行禁止复仇的政策，黄初四年（２２３年），他颁布诏令说：“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曹丕的儿子魏明帝统治时期颁布了《魏律》，其中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 ［１６］
两晋时期又对“会赦不得报仇”的制度进行了一番改进。由《宋书？傅隆传》中引述的《晋律》条文可知，《晋律》规定：“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即杀死他人父母的人，如果得到赦免，那么必须将他迁徙到外地去安置，使复仇者因找不到仇家而无法复仇。
南北朝时，南朝基本上是沿用《晋律》的基本精神。北朝的法律中现仅见《北周律》中规定：“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又初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 ［１７］
《唐律》中没有关于“复仇”问题的专条。只是规定禁止双方当事人私下和解。《唐律疏议？贼盗律》“亲属为人杀私和”条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递减一等。受财重者，各准盗论。虽不私和，知杀期以上亲，以三十日不告者，各减二等。”正是因为这样，对于复仇的问题在唐朝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子昂、柳宗元、韩愈。陈子昂认为应该将舆论与法律分开。他肯定了复仇者的诚实，并将其行为列入高尚道德者一列。因此，如果免除他的罪，他的生命就完全得到解脱，但国家会同时剥夺他的德行。通过不允许他实现死亡的愿望，他正义的抱负将被视为不真实。因此陈子昂对复仇案件的意见认为：复仇者应被惩罚以巩固法律的地位，但应在他家乡的墓旁立碑纪念他的孝行。而柳宗元则认为，“旌与诛不得并也” ［１８］，因此坚持儒家传统观点，对于同一个行为，政府礼与惩罚的标准可能是一致的，但在使用上有所不同。在奖赏一个人的同时惩罚他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扩大了对法律文字叙述的理解，它使这种控制社会的工具变得没有信用，并使每一个人都感到盲目。柳宗元说，实际上，正是这种精确制度的完整性引起了如此纷争。精确的意图应在尽可能合理的同时，充分认识人们的基本情感。到了唐宪宗年间，由于发生了梁悦复仇杀人案，韩愈上书《复仇状》 ［１９］，专门论述了处理复仇杀人案件的原则，认为“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辨。……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因此，“宜定制曰：凡有复复仇者，事发具事曰，下尚书省集议复奏，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唐朝之后，宋朝因袭唐律，《宋刑统？斗讼律？祖父母父母为人殴击子孙却殴击门》规定的律文与《唐律疏议》“祖父母为人殴击”条一模一样，只是附有名为“复仇”的臣等起请条，其内容非常简单：“如有复祖父母、父母之仇者，请令今后具案，奏取敕裁。”乃是对唐律没有规定复仇的一种补充。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只是规定奏请皇帝裁决。
到了明朝，在正律中仍然没有明确的规定。《明史？刑法志二》载：“至罪囚打断起发有定期，刑具有定器，停刑有定月日，检验尸伤有定法，恤囚有定规，籍没亦有定物，惟复仇者无明文。” “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杖六十”在明代是非常轻的刑罚，比死刑要轻。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考虑到亲人被害之后，当事人的内心感受，同时对于私自复仇的行为国家又不能不有所惩戒，所以只能是大幅度减轻处罚，却又不能免除处罚。
《大清律例》的律文基本上沿袭明律，所以《大清律例》中“父祖被殴”条的律
文与《大明律》完全相同，但是清代的条例对律文做出了不少修改和补充，《大清律例？刑律？父祖被殴》所附咸丰二年改定的一则条例就使得清代关于复仇的立法严格了许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凶犯当时脱逃，未经到官，后被死者子孙撞遇杀死者，照擅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其凶犯虽经到官拟抵，或于遇赦减等发配后，辄敢潜逃回籍，致被死者子孙擅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本犯拟抵后援例减等，问拟军流，遇赦释回，国法已伸，不当为仇。如有子孙敢复仇杀害者，仍照谋故杀本律定拟，入于缓决，永远监禁。至释回之犯，复向死者子孙寻衅争闹，或用言讥诮，有心欺凌，确有实据者，即属怙恶不悛，死者子孙忿激难堪，因而起意复仇致毙者，仍于谋故杀律上减一等，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
（四）上官兴醉酒杀人自首案
１．案件史料
改为《旧唐书？王彦威传》
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义，请减死配流。彦威与谏官上言曰：“杀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许杀人不死，是教杀人。兴虽免父，不合减死。”诏竟许决流。
２．案情今译
兴平县人上官兴，醉酒后杀人逃跑，官府将他的父亲抓获下狱，上官兴得知后为了将他父亲救出，便自首请罪。京兆府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上官兴自首谢罪拯救其父亲，是发扬孝道的行为，建议免除死刑，处以流配之刑。但是王彦威与谏官上奏认为：“杀人者死是从古至今的法则。如果杀人者不处以死刑的话，则是诱导人杀人。上官兴虽然是为了使其父亲免受追究，但是不应当免除死刑。”但是皇帝最后下诏，将上官兴处以流刑。
３．法律评析
这个案例是唐朝关于自首如何认定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唐朝礼与法之间的关系。
自首是唐律中相当详尽与完备的法律制度之一。唐律确定自首制度的目的 ， 主要是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 。《名例律》中的疏议规定：“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来首其罪，皆合得原。”同时，唐律规定了自首成立的条件，自首必须在罪案未发的情况下进行，即行为未被发觉。如“犯罪已发，虽首不原”，即如果已发，则不能成立自首。
同时，由于罪犯自首的主观动机和客观原因不同，会出现不完全自首的情况，唐律作出了减刑的规定。其中犯罪逃亡自首的，律文规定，可以减二等处罚，即“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减罪二等坐之。”
对于自首，唐律还作出了例外规定，有些情况不能适用自首。《名例律》规定：“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不在自首之例。”可知伤害他人的犯罪是不适用于自首的，不得减免刑罚。
在本案中，上官兴在醉酒后杀人，并且案发后逃亡，因此官府将其父亲抓获归案。出于拯救其父亲的心理，上官兴自首归案。依据法律的规定，上官兴的行为属于伤害他人的行为，不适用于自首；同时，其行为不属“未发”，因为官府已经立案并抓获了其父亲。因此，其行为应不属于自首，不能适用免刑或减刑。因此王彦威等人的建议是正确的。
但是，上官兴最终被减刑，适用了流刑。之所以如此，便是唐朝“礼”对法的影响。唐律既是中国古代法的代表性法典，又是中华法系的典型性法典。它还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能充分体现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这种关系概括而言是：礼是法的指导；法是对礼的维护。这种礼法结合的关系不仅应用于立法，而且贯穿于司法中。礼法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法对宗法家族制度的维护。而对宗法家族制度的维护，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对“孝”的维护和弘扬。因此，经常发生以“礼”改“法”的现象。本案中，由于上官兴投案的本意是救其父亲，符合“孝道”，因此，出于“有光孝义”的初衷，皇帝最终减免了其死罪，适用了流刑。
４．参考结论
历代封建刑法都非常注意犯罪自首的问题。但秦代严于法治，自首只能减刑，不
能免刑。及至汉朝，封建刑法中的自首制度，不仅有所发展，而且日益完备。按汉律规定，犯罪后而自首的，不仅可以减轻其刑罚，还可以免除其刑罚。正由于汉律所规定的自首制度特别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所以魏晋南北朝各朝的立法一直采用这一制度。唐律继承了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并对自首作出了十分详细的规定，形成了完备的法律制度。
唐律对自首做出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唐律规定了构成自首的基本要求在于“犯罪未发 ”。未发 ， 即是未被官府查觉。《疏议》曰：“若有文牒言告官司，判令三审，牒虽未入曹局，即是其事已彰，虽欲自新，不得成首。”这就是说，犯罪一经有人告发，不论官司是否已经着手处理，都认为是犯罪已发，虽主动到官司投案，亦不能按自首处理。
第二，在具体适用过程中，要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
对于犯有轻重不同的罪责的，其轻罪虽被发觉，但能够自首重罪的，可以免除其重罪的刑事责任。《疏议》规定：“假有已被推鞠，因问乃更别言余事，亦得免其余罪。”这些规定都是“未发而自首”原则的引伸与发展。
自首不实及不尽者，只追究其不实不尽之罪的刑事责任，但应判处死刑的则可以减一等治罪。《名例律》规定：“即自首不实及不尽者，以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自首不实者如强盗得赃，但自首为窃盗，虽然赃物已经首、尽，仍以强盗不得财论罪。所谓自首不尽者，如枉法取财十五匹，只自首十匹，尚隐瞒了五匹，即为不尽之罪，亦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假如有人强盗二十匹，自首十匹，其余十匹未自首则应对其余十匹追究刑事责任。
遣人代为自首与犯罪人自首相同，相为容隐者告发亦与犯罪人自首相同。所谓遣人代首，如甲犯罪，派遣乙到官府去代他自首，不限亲疏，只要出于犯罪人的委托而代他自首的，就和犯罪者本人自首相同。依法得相为容隐即同居之人及大功以上亲应互为容隐，而部曲、奴姆皆得为主隐 ，如上述负有相互容隐义务者到官府告发，亦同于罪人自首之法。
如果犯罪人已经知道别人要到官府告发而自首的，虽不能完全免除其刑事责任，但可以减罪二等处理。如系逃亡的罪人或叛乱已经上道的人，虽然没有到官府自首其罪行，但能归还本所的，亦即归还于当初逃叛之所在地的，亦可以减罪二等处理。
唐律同时作出了例外规定，列举了不适用自首的犯罪。《名例律》规定：“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据此，下列犯罪不适用自首。第一，伤害罪不适用自首，不得减免刑罚。但若伤害是因他罪引起而自首 ，“得免所因之罪。”例如因盗而伤人自首，盗罪可免，伤害罪不免。第二，关于“不可备偿之物”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免罪的规定。对于何为“不可备偿”之物，疏议解释说，所谓不可备偿之物是指宝印、符节、制书、官文书、甲弩、施旗、幡帜、禁兵器及禁书之类私家不应有的东西。但是，如果“本物见在首者，听从免法。”第三，私度、越度关罪，自首不原。《名例律》４３ 条疏文规定：私度、越度虽自首 ，“皆以正犯科之”。第四，奸良人罪，不适用自首免罪。注文规定：“奸谓犯良人。”但若奸贱民，仍能成立自首。第五，私习天文罪不能自首原罪。古代天文星象之事完全由朝廷严加控制，私自学习， 即构成大罪。
同时，在具体使用关于自首的法律规定时，还要注意“礼”与“法”的关系。《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一部十分完备的法典，为当时法制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唐朝法律实践中，“礼”与“法”之间的关系，对于法律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唐律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即“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其次，唐代以礼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凡是违背礼义规定的，都要严加惩处。另外，唐律的疏议部分经常以礼注释经典。所以，礼是唐律的灵魂。而“礼”的核心便是三纲五常，讲究父子之情、君臣之义。
但是，在唐律中礼与法虽有联系，但也有矛盾，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同一行为规范，存在一定的差别。礼是原则性的规定，内容不可能十分详尽；法则比较具体，便于实施。礼的内容比较稳定，皆需从儒家经典中找到论据；法的内容则变化较大，统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撰其中的规定，甚至制定新内容。礼没有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制裁部分的内容；法则有，而且制裁部分的内容与罪行相适应。这些都决定了唐律中的礼与法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本案中，上官兴的行为便是属于违于法但合于礼的
行为，对此，唐代统治者出于弘扬孝义的原则，对上官兴作出了悖于法律规定的处罚，说明了唐代“礼”对“法”的重大影响。
（五）曲元衡杖杀柏公成母案
１．案件史料《旧唐书？裴潾传》
穆宗即位，……征潾为兵部员外郎，迁刑部郎中。有前率府仓曹曲元衡者，杖杀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军使，使以父廕征铜。柏公成私受元衡资货，母死不闻公府，法寺以经恩免罪。潾议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者得施于部属之内；若非在官，又非部属，虽有私罪，必告于官。官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于齐人也。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属，而擅凭威力，横此残虐，岂合拘于常典？柏公成取货于仇，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则必诛。”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论至死，公议称之。
２．案情今译
唐穆宗登基称帝后，……任命裴潾为兵部员外郎，又改任刑部郎中。
当时长安城中有个叫曲元衡的人，是前率府的仓曹，杖杀（用棍棒打死）了平民百姓柏公成的母亲。柏公成私下接受了曲元衡的钱财，隐瞒了其母亲的死讯，不向官府报告。后来事情败露，官府立案审理。法官认为柏公成的母亲死在了伤害致死罪的保辜期限之外，又以曲元衡之父曾任朝廷军使，曲元衡可依法受其父官阶的荫护，判他可以钱赎罪。对于柏公成私下接受曲元衡的钱财，隐瞒其母亲的死讯，未向官府报告的行为，后来因为恩赦免罪。
裴潾认为：“实行刑罚是国家统治手段。”作为官吏，可以在其管辖职责范围之内施行刑罚；如果一方既不是官府之人，另一方又不是其管辖范围之内的部属，即使犯了私罪，也必须告官，由官府处理。为官之道，就是要明白不得对百姓擅用刑罚。本案中曲元衡既不是官吏（杀人时已不是官吏），柏公成的母亲又不是其管辖之民，但曲元衡却擅行暴力威逼，如此蛮横残虐的行为，岂能容于常理。柏公成收受杀母仇人的财货，居然借母亲之死而获利，违背天理，犯此恶行者必须处死。” 后来皇帝下旨，曲元衡处以杖六十并处以配流（到流放地服苦役）之刑，柏公成按照法律处以死刑。大家对此案的判决都很赞同。
３．法律评析
这个案例反映了唐朝关于保辜制度的规定。古代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中一个独特的法律制度。所谓保辜，其基本内容是殴人致伤后，规定一定的期限，视期限届满时的伤情，再定罪量刑。如果被害人在受伤后保辜期限届满之日后死亡，即认为殴伤与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对加害人应以殴人致伤论。
《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欧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汤殴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它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
根据此规定，保辜制度仅适用于殴打或伤害他人，但尚未当场致死的案件。辜限由法律规定，以辜限内的不同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而法律规定的辜限是不同的，以手足欧伤他人，辜限为十日；以其他凶器殴伤他人的，辜限是二十日；用刀刃或者是热的液体致人伤的，辜限为三十日；导致肢体受损或者骨折的，辜限为五十日。可见辜限的长短与斗殴时即时造成的伤害程度和使用的凶器危害程度是成正比的。斗殴时造成的伤势越重，使用的凶器危害程度越深，辜限则越长；反之，辜限则越短。 在本案中，曲元衡以杖殴打柏公成的母亲，虽然柏公成的母亲死亡，但是其死亡结果发生在保辜期限之外，即曲元衡以杖殴伤柏公成的母亲之后二十日之后死亡，所以，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以殴斗伤人罪论处。
４．参考结论
保辜制度由来已久，据有的学者推断，保辜制度可能首创于西周。 ［２０］而到了汉代，汉代《急就篇》记载：“保辜者，各随其状轻重，令殴者以日数保之，限内至死，则坐重辜也。”居延出土的汉代竹简记载：“以兵刃、绳索、它物可以自杀者，予囚，囚以自杀，若自伤、伤人而以辜二旬内死，予者，髡为城旦舂……”就是说被伤害的人在辜内死亡的话，不仅要惩罚加害人，而且要惩罚提供凶器的人。经魏晋南北朝，到唐朝，保辜制度开始完备，并正式入律。之后，宋、元、明、清各代对保辜
制度均有所发展。如《明律》中规定了适用保辜制度时，必须责令犯人对被害人进行医治：“凡保辜者，责令犯人医治。辜限内，皆须因伤死者，以斗殴杀人论。其在辜限外，及虽在辜限内，伤已平复，官司文案明白，别因它故死者，各从本殴伤法。若折伤以上，辜内医治平复者，各减二等。辜内虽平复而成残疾笃疾及辜限满日不平复者，各依律令科。手足及他物殴伤人者，限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限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者，无问手足他物，皆五十日。”同时，明代条例对于辜限规定：“例称斗殴伤人，辜限内不平复，延至限外，果因本伤身死，情真事实者，拟死奏请定夺，必须详究死因由。今后问断限外人命，比别无他故，果因本伤而死，审系情真事实，且在今例，手足他物金刃及汤火限外十日内，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限外二十日内者，方准拟绞。” ［２１］到清朝，《大清律集解附例》中的条例规定：“斗殴伤人，辜限内不平复，延至限外，若手足、他物、金刃及汤火伤，限外十日之内；折跌肢体及破骨堕胎，限外二十日之内，果因本伤身死，情真事实者，方拟死罪，奏请定夺。”到清末变法，新刑律废除保辜条文，标志着其正式消失。
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保辜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体现了儒家非讼思想，同时贯穿着古代的公平意识。同时，其强调了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无科学的成分。保辜制度责令加害人对被害人负有积极救治的义务，并据此来减轻加害人的罪责，一方面减轻了被害人的损失，突出了公平救济的思想，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强调了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在当时的家族社会中，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案例思考题
（一）萧龄之贪赃案
１．案件史料《旧唐书》卷八十五
永徽元年，（唐临）为御史大夫。明年，华州刺史萧龄之以前任广州都督赃事发，制付群官集议。及议奏，帝怒，令于朝堂处置。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赏刑，古先圣王，惟刑是卹。《虞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弗辜，宁失弗经。”《周礼》：“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天下太平，应用尧、舜之典。比来有司多行重法，叙勋必须刻削，论罪务从重科，非是憎恶前人，止欲自为身计。今议萧龄之事，有轻有重，重者流死，轻者请除名。以龄之受委大籓，赃罪狼籍，原情取事，死有余辜。然既遣详议，终须近法。窃惟议事群官，未尽识议刑本意。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礼：王族刑于隐者，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知重其亲贵，议欲缓刑，非为嫉其贤能，谋致深法。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高宗从其奏，龄之竟得流于岭外。
２、重要提示
本案的大意是：永徽年间，唐临为御史大夫。当时华州刺史萧岭之因为在任广州都督时贪赃的事情被发觉，高宗将案件交付群臣议定。在议奏之时，高宗非常恼火，决定要处以重刑。唐临奏道：“国家的大典，在于奖赏和刑罚，古代的圣王都是宽恤的。《尚书？虞书》中说，犯罪事实有疑问时，只能轻微处理；而立功不能确定时，应当重赏，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周礼》也说，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现在天下太平，应当适用尧舜的刑典。近来司法官大都用重刑；但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又都加以剥夺。但是定罪必须依照重罪的法条来定，其时并不是出于憎恶犯罪，只是为了顾全自身的安危。萧岭之是国家的封疆大吏，贪赃的罪过依照情理，死有余辜。但是既然交付议定，就必须依法办事。但是刚才群臣集议，似乎没有明白‘议’的本意。律有“八议”之条，是依据《周礼》制定的，主要是矜恤其不同于一般臣子，所以特别制定‘议’法。礼规定，王族人犯法不公开受刑，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使人知道重视亲贵，议是为了要减免刑罚，而不是忌妒贤能，而故意致以重法。现在既然让我们议罪，却反而加以重刑，这与尧舜之德政相左，不能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高宗后来听从了其建议，将萧岭之流放岭外。
这个案子涉及到了“赃”罪，同时也说明了唐律规定“八议”的本义。八议制度规定之初，就是为了赋予一定阶层以法律特权。这一方面体现了“八议”的适用对象不同于常人；另一方面也特现了在唐朝的宽刑政策。通过此案例，可以体会到唐朝法律对于“礼法结合”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二）房孺复妻杀婢案
１．案件史料《旧唐书》
（房）孺复，（房）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岁，即粗解缀文，亲党奇之。稍长，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年二十，淮南节度陈少游辟为从事，多招阴阳巫觋，令扬言已过三十必为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赋于扬州，少游将抑夺之。佶闻而奔出，少游方遣人劫佶令回，孺复请行，会佶已过江南，乃还。及少游卒，浙西节度韩滉又辟入幕。其长兄宗偃先贬官岭下而卒，及丧柩到扬州，孺复未尝吊。初娶郑氏，恶贱其妻，多畜婢仆，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复乃先具棺榇而集家人，生敛保母，远近惊异。及妻在产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数日，妻遇风而卒。孺复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恶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待兒二人，埋之雪中。观察使闻之，诏发使鞫案有实，孺复坐贬连州司马，仍令与崔氏离异。
２．重要提示
本案中，房孺复少时聪慧，七八岁能为文，为众人称奇。等到其成人之后，狂疏傲慢，任情纵欲。后在德宗时，任浙西观察使幕僚。房孺复最初娶郑氏为妻，后来逐渐厌恶她，妻子产后才三四日，便令与其外出。数日后，郑氏便得风疾而亡。后房孺复被拜为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之女。崔氏极为凶悍，而且善嫉妒。一天晚上，命人杖杀房孺复侍婢二人，后埋尸雪中。浙东观察使得知后，命法司立案审理。最后房孺复被贬为连州司马，并令崔氏与之离异。
这个案子反映了唐律对主奴之间相害的不同法律规定。在唐代，人有贵贱等级之分，分为平民、部曲、奴婢。奴婢依附于主人，人身不自由；平民又称良人，是社会的自由民；部曲介于两者之间。这种等级关系得到了唐律的维护。按照《唐律？贼盗律》规定：“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谋杀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可见，对于部曲、奴婢杀伤主者，处罚相当严重，只要有预谋，就要处以斩刑。而且对于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有谋害故意的，要处以绞刑；实施杀害行为，只要造成伤的，就要处以斩刑。而主人杀害奴婢而事先禀告官府的，不治罪；不告而杀者，杖一百；奴婢全无罪过而主人故意将其杀死的，也只是处一年徒刑。同时规定，如果奴婢过失伤害主人的，处流刑；如果过失伤主人致死的，处绞刑；故意杀之者，处斩刑。有此可以看出法律对待两者的不平等。
另外，这个案子还涉及到“七出”的法律问题。“七出”是唐律继承西周的“七去”规定的一种强制离婚，称为“休妻”。唐律依据“礼”和“令”，规定凡妻子犯七出（即无子、淫、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之一，夫有权令妻离开夫家，回归母家。官府也可以判其离婚。本案中，崔氏即是触犯“妒忌”一条，被官府强制离婚。
（三）错杀张蕴古案
１．案件史料《旧唐书？刑法志》
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其后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于东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斩于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寻谓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昔世充杀郑颋，既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财不多，朕怒杀之，后亦寻悔，皆由思不审也。比来决囚，虽三覆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为徹乐减膳。朕今庭无常设之乐，莫知何彻，然对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后，令与尚食相知，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且曹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自是全活者甚众。其五覆奏，以决前一日、二日覆奏，决日又三覆奏。惟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于令。
２．重要提示
在这个案子中，河内人李好德有妖妄之言，太宗诏令将其下狱治罪。大理丞张蕴
古奏称，李好德有疯癫病，按照法律不应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的籍贯在相州，李好德之兄李厚德为相州刺史，所以张蕴古是有意袒护李好德，所以张蕴古说李好德有疯癫之症是不符合事实的。太宗说：“我曾经囚禁一个人在狱中，张蕴古和他下棋，这次若又放纵李好德，就是败坏我的法度。”于是下令将张蕴古斩杀于东市。事后，太宗后悔了。后来，又有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忤旨罪名被斩于朝堂之上，太宗又很追悔。于是定制，凡判处死刑的，即使立即执行的，仍要三复奏。后来，又对臣下说：“人命至重，人死不能复生。近来决囚，片刻之间，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三奏已经完毕。从今以后，在二日内要五复奏。地方则三复奏。”同时还规定，行刑者在行刑前不能喝酒吃肉。所谓五复奏，就是在判决前两日和前一日内两复奏，行刑之日再三复奏。只有犯恶逆的人，只要一复奏就可以了。
这个案子是引发复奏制度的一个直接原因，也体现了唐初统治者“慎刑”的思想。按照当时的法律，凡口出妖妄之言者，若其言无害于时，杖一百；若其言有涉于国家、君主，并对其有损害者，处绞刑。但唐律同时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而根据其疏文解释说：“《周礼》‘三赦’之法：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戆愚。今十岁合于‘幼弱’，八十是为‘老耄’，笃疾‘戆愚’之类，并合三赦之法。”可见疯癫之症合于笃疾，所以张蕴古奏称李好德为疯癫人，不能象常人一样处罚。但是在处死张蕴古后，基于慎刑思想，太宗觉得如此判处死刑太武断，于是引发了复奏入律。先是三复奏，后又改为五复奏，并规定了复奏的具体时间，从而避免死刑的主观化。
【注释】
［１］ 《北齐律》中首次规定“重罪十条”，“重罪十条”分别为：反逆（造反）；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殿）；叛（叛变）；降（投降）；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道（凶残杀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孝（不侍奉父母，不按礼制服丧）；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内乱（亲属间的乱伦行为）。《北齐律》规定：“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２］ 《隋书？刑法志》。
［３］ 《唐律疏议？名例律》。
［４］ 班固著《汉书？刑法志》。
［５］ 引自《唐律疏议？名例律》。
［６］ 引自《唐律疏议？名例律》。
［７］ 引自《唐律疏议？职制律》。
［８］ 引自《唐律疏议？职制律》。
［９］ 引自《唐律疏议？职制律》。
［１０］ 引自《唐律疏议？职制律》。
［１１］ 引自《唐律疏议？职制律》。
［１２］ 引自《唐律疏议？职制律》。
［１３］ 引自《唐律疏议？职制律》。
［１４］ 《后汉书卷二八？桓潭冯衍列传》。
［１５］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１６］ 《晋书卷三十？刑法志》。
［１７］ 《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１８］ 《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列传》。
［１９］ 《复仇状》，《全唐文》卷５４９。中华书局１９８３，第５５６０－５５６１页。
［２０］ 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２０８页。
［２１］ 薛允生著《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５７６页。
１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1.隋唐的法律制度在历史中的作用和重点？ 答：隋唐法律制度特别是唐朝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重点在于：唐律的制定、地位和影响；名例律中的五刑、八议、十恶等一些制度和区分公罪与私罪、自首、类推和化外人相犯等一些基本原则；中央的司法机构，刑讯和死刑复奏制度，出入人罪等一些规定。 2.隋唐立法概况？ 答：隋朝的法律形式，由大臣苏威所定：律、令、格、式。隋律包括《开皇律》《大业律》《开皇律》——隋朝的第一部律，也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是高颍等大臣参考魏晋以来立法，确定取适于时的指导思想，修定。 《大业律》——隋朝第二部律，也是隋炀帝的主要立法成果。是牛弘等大臣重定的律令。 区别：体例上:开皇律12篇，大业律18篇；内容上：用刑比开皇律更轻，其中从重减轻的律条有二百余条。实施上：大业律并未切实得到实施，只是在形式 上假借遵循礼乐之名。 3.开皇律体例与内容？ 答：体例上：隋律共12篇，500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 内容上：一。关于刑罚制度：确定了死、流、徒、杖、笞五刑，而且还规定了刑等。 二．关于十恶制度：十恶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大赦时十恶仍不可赦免。 三．关于八议和官当制度：这两个是重要的司法特权制度。规定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等七以上犯罪，都可依照律文减一等量刑，还把官当作为定制，并 规范了其内容：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 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 流者各加一等。 4.唐初的法律指导思想？ 答：一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1）礼是治国的主要手段（2）法是治国不可缺少的工具。（3） 治国必须礼法结合。 二．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的思想：（1）法律内容要统一；（2）法律内容要简约； （3）法律内容要稳定。如果肉容多变就会造成两个危害：一 个是会使百姓无所适从；另一个会使官吏难以掌握，以致在工 作上出差错，甚至使不法之吏借此行奸。 三.慎重行刑的思想：（1）严格依法办案：司法官应严格依法办案，防止滥刑，并把它作 为慎重用刑的一种表现； （2）慎重审理重案：对重刑者规定专门的程序加以审理，避免错案。 以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为指导，唐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还用法维护礼，君权、父权和 夫权得到了切实的保护，所以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5.唐的立法概况？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一、概念题 1．《开皇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6年研；中国政法2000年研） 答：《开皇律》是隋朝第一部法典。隋文帝杨坚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之由命苏威、牛弘等重修旧律。《开皇律》共12篇：一名例、二卫禁、三职制、四户婚、五厩库、六擅兴、七贼盗、八斗讼、九诈伪、十杂律、十一捕亡、十二断狱。封建刑律的十二篇体制最终确定下来，其后唐、宋、元、明、清相继承袭无大更改。《开皇律》确立了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废除了连坐、车裂、枭首、鞭刑等；续列“八议”、“十恶”，赎罪以铜代绢，有定数。《开皇律》是唐律的蓝本。 2．《贞观律》（中国政法2001年研） 答：《贞观律》是唐朝唐太宗时期一部重要的法典。唐太宗继位初就命房玄龄等修订旧律，自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春正月到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正月，前后耗时十一年之久，终于修订了著名的《贞观律》，诏颁天下。 《贞观律》总共十二篇，五百条。经过全面修订的《贞观律》，较之以往，出现了某些重大的变化：①创设加役流刑，作为减死之罚。②改革“兄弟分居，连坐俱死”之法。③以大法的形式，明确了比附类推所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3．加役流（辽宁大学2003年研） 答：加役流是唐朝时期创造的一项死刑替代刑罚措施。贞观初，魏征等大臣以律令苛重为由，提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更为“断其右趾”。唐太宗认为，以断右趾作为减
死之罚仍然过重，徒增犯人苦楚，没有同意。后交付臣下重议。其后，弘献、房玄龄等反复与“八座”集议，终于创设了流三千里、居作三年的加役流制度，取代了断右趾等残酷的肉刑，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替代死刑的比较适当的手段。其后，又成为封建后世固定不变的制度。 4．《永徽律疏》（中南财大2002年研） 答：《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时期制定的一部法典，也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封建法典。永徽三年，高宗因律文没有注疏造成适用法律困难的情况，广召解律者进行疏议工作。长孙无忌、李勋等承旨领导此项工作。他们依照“网罗训诰，研核丘坟”的原则，并继承汉晋以来已有成果，历时一年，终于完成了《永徽律》的疏议工作。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天下，时称《永徽律疏》。《永徽律疏》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封建法典。其将律文与疏议有机地合为一体，提供了封建刑律的新形式，并为后世封建立法所继承。 5．《唐律疏议》（中南财大2005年研；中国政法1999、1995年研） 答：《唐律疏议》是我国唐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法典。唐玄宗开元时期（公元713—741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同样产生刊修《永徽律疏》的必要。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敕令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等九人“删定律令格式”，次年三月宋璟等奏上律、令、式。继之，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至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中书令李林甫等承旨删辑了旧格、式、律、令、敕，其中刊定了“《律疏》三十卷”。经过开元年间的刊定，唐律及其疏议变得更加完善。其后，中经唐末、五代、两宋，直至元朝，最终定名为《唐律疏议》。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南北朝后期，北周灭北齐。至公元581年，辅政大臣杨坚篡夺了帝位，建立了隋王朝，定都于大兴（今陕西西安）。8年后，隋灭南朝陈，至此，在持续了360余年的分裂对峙局面之后，统一的封建王朝重新建立。虽然隋在历史上仅存在了37年，但以《开皇律》为代表的隋代法律，无论在篇章体例还是在基本内容上均颇多建树，成为唐律的直接蓝本，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重点问题： 1、隋代法制概况 2、《开皇律》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节隋代法制概况 一、隋代法制概述 （一）隋代的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1、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便诏令高颖等大臣总结魏晋以来的立法经验，修订刑律，制定“新律”。 2、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又命大臣苏威、牛弘等人以《北齐律》为蓝本，以“宽简”为原则，制定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于同年正式颁行。 3、《开皇律》共十二篇，500条，在中国法制史上以“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而著称。《开皇律》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有所改革和创新，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 4、隋炀帝即位后，诏令修订刑律，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完成，称为《大业律》，于同年颁行全国。 5、《大业律》仍为十二篇，500条，与《开皇律》相比，内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 （1）篇目稍有改动，由十二篇增至十八篇，将户婚、厩库、贼盗三篇一分为二，新增了关市、请赊、告劾三篇。 （2）刑罚有所减轻，删除了《名例》中的“十恶”之条；减轻了五刑之内的刑罚200余条；枷杖、决罚、讯囚之制也轻于旧律。 （二）隋代的司法状况及隋代法制的历史教训 1、隋文帝制定《开皇律》，促进了“开皇之治”。但后来，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宽简、完备的《开皇律》被弃置不用。 2、隋炀帝制定的《大业律》，虽有“轻典”之名，但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实行。 3、近代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论述：“观于炀帝之先轻刑而后淫刑，与文帝如出一辙。文淫刑而身被弑，炀淫刑而国遂亡。盖法善而不循法，法亦虚器而已。” 二、《开皇律》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一）内容 1、篇章体例更加简要。 2、刑罚简明宽平，确立封建制五刑。 3、创设“十恶”制度。 4、继承并发展了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法律制度。 （二）历史地位 1、隋初制定的《开皇律》代表了隋代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袭了前朝法制长期发展的丰富经验，经过删繁就简、补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编纂进一步系统、规范，为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化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2、由于《开皇律》中所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继承，后来又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开皇律》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七章 隋唐的法律制度 7.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隋代法制概况 隋代的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隋代的司法状况及隋代法制的历史教训 唐初立法指导思想 唐代主要立法及法律形式 唐代主要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唐代主要法律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唐律疏议》的体例结构 《唐律疏议》的主要内容 《名例律》的主要内容 五刑、十恶、八议 主要的刑法适用原则 《唐律疏议》其他各篇的主要内容 维护皇权、特权及等级秩序 唐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 维护宗法伦理道德 维护小农经济 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以刑为主，诸法合体 唐律的特点 唐律的特点与历史地位 依礼制律，礼法合一 立法技术空前完善 隋 唐 的法 律 制度
唐律的历史地位 司法机关 唐代的主要司法制度主要诉讼审判制度 监察制度 【重点难点归纳】 一、隋代法制概况 1．隋代的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1）隋代立法概述 ①隋文帝以《北齐律》为蓝本，以“宽简”为原则，制定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共12篇，500条，在中国法制史上以“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而著称。《开皇律》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有所改革和创新，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 ②隋炀帝修订刑律，称为《大业律》。《大业律》仍为12篇，500条，与《开皇律》相比，内容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 a．篇目稍有改动，由l2篇增至18篇，将户婚、厩库、贼盗三篇一分为二，新增了关市、请赇、告劾三篇。 b．刑罚有所减轻，删除了《名例》中的“十恶”之目；减轻了五刑之内的刑罚二百余条；枷杖、决罚、讯囚之制也轻于旧律。 （2）《开皇律》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开皇律》的成就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篇章体例更加简要 《开皇律》体例上仍为十二篇，第一篇仍为总则性质的“名例”，其他十一篇的篇名稍
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教学要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制度日趋成熟，封建法学理论日趋完善，并在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的基础上，把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推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同学重点掌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立法内容及结构体例方面的变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家伦常法制化的表现，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机关的沿革与变化。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共约370年。自东汉以后，先后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及西晋约50年的短暂统一，后因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北朝自北魏始，经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南朝则由宋、齐、梁、陈四朝相继，最终由隋先取代北周、后灭南陈，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各种矛盾交织，社会动荡不安，民族文化融合，政权更替频繁，法律思想活跃，封建律学获得极大发展。 重点问题： 1、各封建王朝的主要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2、法律形式的发展 3、封建律学的发展与立法技术的提高 4、封建特权法律制度的发展 5、“重罪十条”的确立及其影响 6、“五服制罪”原则的形成 7、封建刑罚制度的发展 8、司法机关及诉讼制度的发展 第一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制概况 一、主要立法活动及其成 （一）曹魏“新律” 1、魏武帝曹操在位时，除了制定《甲子科》外，基本上沿用秦汉旧律。 2、魏明帝即位后，诏令尚书陈群等人参酌汉律，制定了《魏律》十八篇，史称曹魏“新律”，于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十月颁行。 4、“新律”成就： （1）在法典体例上，把“具律”改为“刑名”，首次置于全律之首。 （2）首次将“八议”制度明确写入法典。 （3）在内容上，在《九章律》基础上又增加诈伪、断狱等九篇。 （4）改订了刑罚制度，减轻了某些刑罚。 5、除魏国以外，蜀国和吴国也进行过立法活动，如蜀国曾制定“蜀科”，丞相诸葛亮曾为蜀国拟定了科令、军令等一系列法律令。 （二）西晋的《晋律》 1、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正式颁行天下，史称“泰始律”。 2、晋律完成后，著名律学家张斐、杜预为之作注，经晋武帝批准一并颁行，注解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后人把张、杜的注解与《晋律》视为一体，称之为“张杜律”。 3、《晋律》在形式和内容上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 （1）体例更严谨，结构更合理，增加“法例”。 （2）内容上进一步纳礼入律，“准五服以制罪” （3）文字简约，法律概念进一步规范化。 ?《晋律》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惟一颁行全国的法典。
唐朝 唐初法治指导思想： 一、礼法结合，缺一不可。《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三、慎重行罚。 唐朝立法概况： 一、法律形式：律、令、格、式、典。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 1、律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法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2、令是国家规章制度的汇编（正面的积极指导的法规）。 3、格是皇帝发布的各种敕令的汇编（以禁止为主的单行法规） 留司格：留在尚书省下属24个司总使用的格；散颁格：颁发至全国各州、县使用的格。 4、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知识串联：格起源于东魏《麟趾格》，式起源于西魏《大统式》 5、典指《唐六典》，总结了以往组织法立法的经验，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系统地规定了唐朝组织法的内容，并对以后的组织法立法产生深远影响。 辨析：律令格式有明确的分工和明显区别。律偏重于消极惩治犯罪，令格式侧重于积极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次，违反了令格式要依律科刑。 唐律的制定： 《武德律》——唐高祖李渊——第一部 《贞观律》（唐律）：长孙无忌、房玄龄对《武德律》修改。修改内容： 1、增设加役流，将其作为死刑的减刑，介于常流与死刑之间。 2、区分不同的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 3、完善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官当等主要制度。 至此唐律即定型，以后修改极少。 《永徽律》及《律疏》——唐高宗、长孙无忌，12篇500条 唐高宗编纂《永徽律疏》原因： （1）、科举考试的明法缺少统一标准，有必要对律文作个统一官方解释，以解决考试问题。（2）、由于对律的认识不同，各地在定罪量刑中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有必要对律文作统一解释，以解决司法问题。 《永徽律疏》共30卷，又称《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法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刑法典。 4、《开元律》——唐玄宗，李林甫刊定。 唐律的结构： 第一篇：《明例律》（刑罚总则），6卷57条，主要规定唐律的指导思想和一般原则“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第二篇：（编排根据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排列）《卫禁律》，规定侵犯皇宫警卫和国家关津要塞保卫等方面的犯罪。 《职制律》，规定违反官吏职务方面和有关行政公务方面的犯罪。 《户婚律》，规定妨碍或破坏户籍、土地、赋税管理和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 （581年——907年） o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封建法律制度也发展达到了空前完备的程度，步入了成熟阶段。 o隋朝在继承和借鉴前代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开皇律》，对以往的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并为唐律所继承，成为制订唐律的蓝本。 o唐朝统治者吸取隋朝法制的教训，确立了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立法指导思想，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就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而言，它的立法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立法的巅峰。 第一节隋朝的法律概况 一、隋朝的立法概况 （1）隋文帝： ——隋初立法，承袭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 * 开皇元年：高炯等制新律 * 开皇三年：苏威等更定为《开皇律》 修律的指导思想：——“以轻代重”，“尽除苛惨”，“取适于时，故有损益”。（2）隋炀帝：《大业律》 二、《开皇律》的立法成就 ——在中国法制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为唐代及后世法典的编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 ——在内容上和体例上都有创新。 （一）确定封建律典的体例 *《开皇律》以《北齐律》为蓝本 1、12篇篇名及顺序： 《名例》《卫禁》《职制》《户婚》 《厩库》《擅兴》《贼盗》《斗讼》 《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2、影响 ——封建刑律12篇的体例最终确定下来，并为后世封建立法所继承。 （二）确立封建五刑制 1、五刑20等
*死刑（2）：斩、绞 *流刑（3）：2千里、1.5千里、1千里 （并服徒刑：3年、2.5年、2年） *徒刑（5）：3年、2.5年、2年、1.5年、1年 *杖刑（5）：100、90、80、70、60下 *笞刑（5）：50、40、30、20、10下 2、五刑定制的意义 ——标志封建刑制改革（汉文帝开始）的最终完成，封建制五刑正式确立，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因此走向正规和较为人道。 ——后世各代王朝所确定的法定正刑基本上都没有超过《开皇律》所确立的五刑范畴。 （三）改重罪十条为“十恶” 1、十恶罪名： 谋反———反逆 谋大逆——大逆 谋叛———叛、降 恶逆———恶逆 不道———不道重罪十条 大不敬——不敬（北齐律） 不孝———不孝 不睦 不义———不义 内乱———内乱 2、惩罚原则： ——重罚 (十恶皆死罪，遇赦不赦) 3、意义： ——强化了封建法律的镇压职能，有效地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 ——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法典重要组成部分，从唐到清不改。 （四）扩大贵族官僚法律特权 《开皇律》贯彻“礼有等差”的等级制原则，赋予贵族官僚以议、减、赎、当等司法特权，对后世产生了直接影响。 （如：开皇四年的杨素妄言案）
第七章隋唐的法律制度 （公元581年——公元907年） 第一节隋代法制概况 学习重点： 1、隋代的立法活动及其成果 2、隋代的司法状况 一、隋朝的法律指导思想 隋文帝承袭了以德为主，德刑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把德治作为自己统治国家的基本方针。隋文帝强调宽法轻刑，改革法制，废除繁法苛刑。隋文帝注重法律的严格执行，加强司法审判，强调依法断案。开皇三年，在大理寺设律博士，尚书刑部设明法曹，作为解释法律，辅助司法审判的机构。 二、立法状况 隋朝立法的主要成就表现于《开皇律》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杨坚为巩固政权，针对后周刑政苛酷的状况，文帝命大臣苏威、牛弘等人以《北齐律》为蓝本，以“宽简”为原则，制定出著名的《开皇律》。《开皇律》以“刑网简要，疏而不失”而著称，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有所改革和创新，成为制定唐律的蓝本。《开皇律》的内容与历史地位： （1）篇章体例更加简要。《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共分为共12篇500条：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2）确立“十恶”罪名。《开皇律》将《北齐律》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3）刑罚简明宽平 “简明”的表现： 其一，减少了条数，删除了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罪1000余条，全律剩下500条； 其二，死刑只留斩、绞二种，改变了北齐后期死刑仍存枭首、车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的状况。 “宽平”的表现在： 其一，进一步废除前代的酷刑改以死、流、徒、杖、笞为基本的刑罚手段，确立了封建五刑制度。 其二，在继承北朝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数额均作了减轻的规定。 《开皇律》将徒、流作为正刑并划定等级，弥补了死刑重罪与杖笞轻刑之间之空挡。《开皇律》的五刑也从制度上取消了枭首、车裂等酷刑，死刑只有绞、斩为正刑，这也是刑法史上之进步。 隋初制定的《开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袭了前朝法制长期发展的经验，经过删繁就简，补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编纂进一步系统、规范，为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化作
2019法硕考试分析| 法制史·隋唐宋法律制度重难点解析！ (一) 立法概况（既往出题偏好：选择题） 《开皇律》：总结以往的立法成果，以《北齐律》为基础，调整了篇目内容，确定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体例。 《大业律》：大业律是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根据《开皇律》修订颁布的法典。《大业律》较之《开皇律》降从轻典者二千余条，减轻大逆谋反等罪的连坐，删去“十恶’’中两条将其列入相应条款，又将《开皇律》中户婚、厩库、贼盗三篇分列为6篇，再增设3篇，共为18篇。 (二) 《开皇律》的主要成就（既往出题偏好：选择题、简答题） 1. 体例 ①十二篇体例。②五百条律文。 2. 内容 ①封建制五刑正式形成。 ②区分公罪与私罪。 ③改“重罪十条”为“十恶”罪。 ④完善“八议”、“官当”制度。 3. 历史影响
《开皇律》无论在篇章体例和基本内容上，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显著改进，是对秦汉律以来的法律的总结，也为唐律奠定了基础。 唐朝法律制度 (一) 法制指导思想（既往出题偏好：选择题、简答题） 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 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 (二) 立法概况（既往出题偏好：选择题、简答题） 1．基本的法律形式： （1）律：唐朝的基本法典 （2）令：国家政权组织方面的制度与规定，涉及的范围广泛 （3）格：禁违止邪的官吏守则，带有有行政法律的性质，不同于前代的格的含义。皇帝的临时单行制敕汇编称为“永格”，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4）式：各级行政组织活动的规则，上下级之间的公文程式的汇编，称为“永式”，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一、历史简况 隋文帝 隋文帝像 隋炀帝杨广 隋炀帝 隋疆域 隋的邻国 隋地图 大运河 隋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李渊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 唐高宗 唐高宗与武则天 武则天 武则天 武则天 武则天 武则天临政 上官婉儿 狄仁杰 狄仁杰 狄仁杰 狄仁杰 神探狄仁杰 唐朝地图 唐朝与外界的交往 西域各族首领 唐大明宫 唐宫乐图 安禄山 安禄山 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 郭子仪 郭子仪 郭子仪
二、法律的制定及立法指导思想 隋朝： 《开皇律》：开皇元年颁布； 本着“上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原则； 以北齐律等为蓝本制定； 开皇三年又进行修改 除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罪千余条 体例：500条，十二篇 内容：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创设了十恶的制度 “刑纲简要，疏而不失”，体例更加规范 《大业律》 再次修改，大业三年完成 对后世影响不大 案例：隋文帝违时杖杀案 事实：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六月，隋文帝发怒下令将触犯他的人即时“决杖”。大理少卿赵绰进谏到：季夏之月，天地在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文帝却说：六月虽是万物生产，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坚持将该犯当场处决 分析：对秋冬行刑的违反 唐朝： 立法指导思想： 礼刑并用（礼）， 法令简约（简）， 法律稳定（稳）， 执法严明（严） 案例：校尉免死 事实：太宗时，戴胄为大理寺少卿。一次，时任吏部尚书的长孙无忌被太宗召见，忘记解下佩刀使进入皇宫。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是掌宫门的监门校尉没有发现，严重失职，应处死刑，长孙无忌应处罚铜。戴胄认为，不应长孙无忌有功而从轻议处，校尉有罪也应同无忌同罪。太宗同意了戴胄的意见 案例：魏征谏赦 事实：庞相寿犯贪污罪被革职，后上书太宗要求免罪。太宗念其为老部下，想让其官复原职。魏征知此事后加以劝谏：“陛下的老部下很多，如果都横行无忌，国家法制就不能维护”。太宗最终接受了这个意见，送了一点东西给庞，打发他回家 魏征 立法情况： 《武德律》： 体例：12篇，500条 内容：参照隋律制定，所改动着“唯三流皆加一千里，居作三年、二年半、二年皆为一年。”另外“除苛细五十三条”
第七章隋唐法律制度 （公元581年—960年） 重点、难点： 一、《开皇律》的立法成就及其对唐律的影响； 二、唐律的篇章体例结构及《名例》篇的主要内容； 三、唐律的基本精神及历史地位； 四、《唐六典》的主要内容与立法成就； 五、唐朝司法机关体系与诉讼审判制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后的统一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国家和法律制度发展的繁荣鼎盛阶段。在总结历代立法经验和法制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唐朝完成了目前我国现存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古代成文法典唐律。它直接影响着后世和周边国家的封建立法，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朝确立的法制体系，包括法制思想、立法技术、法律内容、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最高水平。 一、隋朝法制概况 （一）立法概况 1、隋初立法指导思想 隋文帝十分注意汲取北周法度无常，导致“上下愁离”，“内外离心”，政治腐败而亡国的教训，深感执政必须宽简刑罚，以常法治国，才能笼络人心，稳定社会。因此，他即位后，本着“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的精神，对法律进行改革，尤其是摈弃了各种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杨坚曾言：“绞以致毙，斩则殊刑，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以，“枭首轘身，义无所取”。鞭刑也是“残剥肤体，彻骨侵肌”。因此，他主张“枭轘及鞭，并令去也”，即废除各种酷刑。他还说：“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条目甚多，“备于简束，宜班诸海内，为时轨范，杂格严科，并宜除削”。他以行“仁政”相标榜，删除“苛惨之法”，在《开皇律》中第一次从法律上废除了除绞、斩以外的各种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 2、主要立法活动 隋朝的立法活动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制定《开皇律》。由于北周法律“比于齐律，烦而不要”，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修律，“乃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取其折衷”。同年十月，“始行新律”。开皇三年，再行修订，史称《开皇律》。第二次是
第七章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一、选择题 1、正式把“十恶”纳入法典中的（）。 A北齐律B大业律 C开皇律D唐六典 2、唐律疏义中规定：债务人负债不偿时，债权人可以强制扣押债务人的财物。这叫做（）。 A赁庸B强制履行C牵挚D举息 3、“义绝”作为离婚条件，最早出现在（）里。 Ａ汉律Ｂ唐律Ｃ隋律Ｄ宋刑统 4、唐朝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是（）。 A刑部B大理寺C御史台D都察院 5、唐律在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中规定，两个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互相侵犯时，则按（）的法律处理。 A其中一国B两国C唐朝D第三国 6、《唐律疏议》共12篇，其中第十篇是（）。
A名例B户婚C贼盗D杂律 7、唐朝大理寺是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设的监狱称（）。A夏台B均台C牖里D大理狱 8、奠定唐律基本面貌的法典是（）。 A唐律疏议B 贞观律C武德律D 大中刑律同类 9、隋朝以（）为中央审判机关。 A司寇B御史台C廷尉D大理寺 10、唐律的第十一篇是（）。 A名例B卫禁C户婚D捕亡 11、《大中刑律统类》共（）门。 A120 B121 C69 D70 12、中国封建时代行政立法的总汇是（）。 A《唐六典》B《明会典》C《清会典》D《资政新篇》13、隋朝的法律主要有（）。 A《新律》B《开皇律》C《大业律》D《开皇令》
14、唐朝的法律形式基本有（）。 A律B令C格D式 15、唐律除了规定八议外，还规定了贵族官僚享有以下（）特权。A请、免B减C赎D官当 16、唐朝的财政立法，主要有（）。 A井田制B租庸调法C两税法D初租禾 17、告诉是唐律中规定的一种起诉方式，告诉又分（）。 A自诉B越诉C直诉D亲属代诉 18、以下是隋朝颁布的法典有（）。 A新律B开皇律C泰始律D大业律 19、唐代御史台在御史大夫和中丞下设（）。 A台院B殿院C察院D审刑院 20、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A《唐六典》B《武德律》C《贞观律》D《永徽律》 21、《大中刑律统类》是将（）混合编在一起，改变了传统体例。
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单项选择题 1.《晋律》颁行后，张斐、杜预两大律学家为之作注，经朝廷批准颁行天下，称为( ) A.《法律答问》 B.《大杜律》 C.《小杜律》 D.《张杜律》 2.将《新律》之《刑名》篇分为《刑名》与《法例》两篇的律典是( ) A.《九章律》 B.《晋律》 C.《北魏律》 D.《北齐律》 3.南朝规模最大的一次立法活动是( ) A.宋对律、令、科的修撰 B.齐对律、令、科的修撰 C.梁对律、令、科的修撰 D.陈对律、令、科的修撰 4.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而著称的律典是( ) A.《新律》 B.《泰始律》 C.《北齐律》 D.《大律》 5.首创流刑五等之制，并为后世所沿用的律典是( ) A.《新律》 B.《泰始律》 C.《大律》 D.《北魏律》 6.北齐时将中央审判机关廷尉改称为( ) A．尚书台B．御史C．司寇D．大理寺 7.首次规定“刑名”律，并将其列入律首的法典是( ) A.《法经》 B.《九章律》 C.《新律》 D.《晋律》 8.第一次将“服制”列入律典中，作为定罪量刑原则的是( ) A.《新律》 B.《大律》 C.《北魏律》 D.《晋律》 9.《晋律》共有( ) A.十二篇 B.十八篇 C.二十篇 D.六十篇 10.官吏可以用官品爵位来抵罪的一种特权制度是( ) A.议 B.请 C.赎 D.当 11.正式使用“官当”之名的律典是( ) A.《新律》 B.《陈律》 C.《北魏律》 D.《晋律》 12.最先规定了以官抵罪的律典是( ) A.《新律》 B.《陈律》 C.《北魏律》 D.《晋律》
13.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官史选任采取( ) A.任子 B.察举 C.九品中正制 D.征召 1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了体现恤刑及加强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确立了( ) A.“皇帝亲自断狱”制度 B.“登闻鼓”直诉制度 C.死刑复奏制度 D.律博士 1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是( ) A.《九章律》 B.《晋律》 C.《北魏律》 D.《北齐律》 16.首创“八议”制度的律典是( ) A.《九章律》 B.《晋律》 C.《新律》 D.《北齐律》 17.《新律》共有( ) A.十二篇 B.十八篇 C.二十篇 D.六十篇 18.标志着“格”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出现的法律是( ) A.《麟趾格》 B.《晋律》 C.《北魏律》 D.《北齐律》 19.首创以格、式的法规形式进行编制的法律是( ) A.《麟趾格》 B.《晋律》 C.《大统式》 D.《北齐律》 20.标志着“式”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出现的法律是( ) A.《麟趾格》 B.《晋律》 C.《大统式》 D.《北齐律》 21.《大统式》是( )时期的法律 A.三国 B.西晋 C.南朝 D.北朝 22.“法令明审，科条简要”所形容的法律是( ) A.《九章律》 B.《晋律》 C.《新律》 D.《北齐律》 23.合晋律刑名、法例两篇为名例篇，冠于律首，标志着封建律典的总则至此确立的法律是( ) A.《北齐律》 B.《晋律》 C.《新律》 D.《九章律》 24.《北齐律》共有( ) A.十二篇 B.十八篇 C.二十篇 D.六十篇 25.确定“重罪十条”的法律是( ) A.《九章律》 B.《晋律》 C.《新律》 D.《北齐律》 26.正式使用“官当”之名的法律是( ) A.《九章律》 B.《陈律》 C.《新律》 D.《北齐律》 27.首创缘坐妇女免死之制的法律是( )
唐朝法律制度
唐朝 唐初法治指导思想： 一、礼法结合，缺一不可。《唐律疏议，名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 三、慎重行罚。 唐朝立法概况： 一、法律形式：律、令、格、式、典。 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 1、律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法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2、令是国家规章制度的汇编（正面的积极指导的法规）。 3、格是皇帝发布的各种敕令的汇编（以禁止为主的单行法规） 留司格：留在尚书省下属24个司总使用的格；散颁格：颁发至全国各州、县使用的格。 4、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知识串联：格起源于东魏《麟趾格》，式起源于西魏《大统式》 5、典指《唐六典》，总结了以往组织法立法的经验，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系统地规定了唐朝组织法的内容，并对以后的组织法立法产生深远影响。 辨析：律令格式有明确的分工和明显区别。律偏重于消极惩治犯罪，令格式侧重于积极规范人们的行为。其次，违反了令格式要依律科刑。 唐律的制定：
《武德律》——唐高祖李渊——第一部 《贞观律》（唐律）：长孙无忌、房玄龄对《武德律》修改。修改内容： 1、增设加役流，将其作为死刑的减刑，介于常流与死刑之间。 2、区分不同的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 3、完善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官当等主要制度。 至此唐律即定型，以后修改极少。 《永徽律》及《律疏》——唐高宗、长孙无忌，12篇500条 唐高宗编纂《永徽律疏》原因： （1）、科举考试的明法缺少统一标准，有必要对律文作个统一官方解释，以解决考试问题。 （2）、由于对律的认识不同，各地在定罪量刑中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有必要对律文作统一解释，以解决司法问题。 《永徽律疏》共30卷，又称《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法典，也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刑法典。 4、《开元律》——唐玄宗，李林甫刊定。 唐律的结构： 第一篇：《明例律》（刑罚总则），6卷57条，主要规定唐律的指导思想和一般原则“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第二篇：（编排根据犯罪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排列）《卫禁律》，规定侵犯皇宫警卫和国家关津要塞保卫等方面的犯罪。 《职制律》，规定违反官吏职务方面和有关行政公务方面的犯罪。
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 第一节立法概况 一、立法指导思想 1.三国时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2.两晋时期：纳礼入律 3.南北朝时期：礼律进一步融合 二、主要立法活动 1.三国时期主要立法 太和三年（229年）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等人制成《新律》18篇，《州郡令》45篇，及《尚书官令》、《军中令》等共一百八十余篇。 《新律》是在秦汉律由简到繁以后，中国封建法律由繁到简的又一个转折点，取得了较大的立法成就： （1）改《具律》为《刑名》，置于律首； （2）调整律典篇目，删繁就简； （3）消除不同篇章内容之间的重复或抵触； （4）改革刑罚，重新确定五刑； （5）缩小族诛连坐的范围。 2.两晋时期的主要立法 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以魏律烦杂、混乱为由，命贾充、杜预等名儒重臣“参酌旧律，因时变法，务从简约”，制定新律。新律于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次年颁行天下，史称《泰始律》或《晋律》。 《泰始律》吸收了《法经》以来的立法经验，无论在篇章结构体例还是具体内容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篇章结构体例的改革； （2）律令分修，简化律令； （3）进一步改革刑制；
（4）官定律疏注释。 3.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立法 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年），以东魏《麟趾格》尚未精细为由，命群官议造齐律。至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在封述等人主持下，以《北魏律》为蓝本，省并篇名，刻求清约，锐意创新，正式编定成《北齐律》。 《北齐律》在律典体例、篇章结构、律文内容等各方面都有所创新，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立法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开创12篇的律典体例； （2）首创《名例》篇目作为总则整体； （3）科条简要。 三、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1.律与令开始有了严格的区分。 律在多种法律形式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实现统治所依据的基本法典；令规定国家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制度。 2.格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为定罪科刑的单行法规，北魏“以格代科”，将律无正条者编为格，与律并行。 3.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 式的名称源于秦，西魏文帝时编定《大统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式的汇编。 四、法典在篇章体例上的变化 1.增加篇目解决条文少带来的漏洞，由9增加到18篇，再到20篇，最后定型为12篇。 2.改具律为刑名，置于律篇之首，再分为刑名与法例，最后合为名例，体例更为合理与科学。 五、律学的发展 1.曹魏时期，律博士的设立； 2.西晋时期，律学逐渐摆脱了对经学的附庸地位，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学科。 第二节行政法律制度 一、行政体制
第五讲隋唐朝的法律制度 （581年－907年） 学习重点： 思考隋朝法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 全面掌握唐朝法制，理解为何其为中华法系的代表。 主要内容： 第一节隋朝的法律制度 第二节唐朝的法律制度 一、唐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二、唐朝的立法概况 三、唐朝法律的主要内容 四、唐朝的司法制度 第一节隋朝的法律制度 （581－618） 一、隋朝的立法概况 1、法律形式：律、令、格、式。 2、《开皇律》的基本情况：隋朝第一部律，是隋初重要的立法成果。 3、《大业律》的基本情况：隋朝第二部律，隋炀帝时制定，未得到切实实施。 二、《开皇律》的体例和内容（见教材P176） 1、体例：十二篇五百条，这一体例被唐律全盘接受。 2、内容： ①关于刑罚制度：确定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制五刑； ②关于十恶：改《北齐律》的“重罪十条”为十恶，为唐朝继承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 ③关于八议和官当制度：使其成为定制，为唐所继承。 三、司法制度（见教材P177） 中央司法机构：已形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构成中央司法机构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负责审判，刑部负责复核，御史台负责监察。 第二节唐朝的法律制度 （618－907）
一、唐初的立法指导思想（见教材P178） （一）礼法并用治国的思想 《唐律疏议·名例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如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内容要统一、简约和稳定的思想 1、法律要统一：法律内容须保持一致，避免参差，否则会损害法制，不利于治国。 2、法律内容要简约，不可繁琐。 3、法律要稳定：因为法律内容多变一方面会使百姓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官吏也难以掌握，以至于法律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三）慎重行刑的思想 1、重视司法：严格依法办案，防止滥刑。 2、对一些重刑者，以专门的程序加以审理。出现“三复奏”、“五复奏”。 唐初法制指导思想不同程度地在唐律中得到反映，它的完整性（礼法并用）、现实性（转化为法制的指导思想）、伦理性（维护君权、父权、夫权）及一致性（统治阶级的思想与法制的指导思想一致），使后人评说唐律是“一准乎礼”！ 二、唐朝的立法概况（见教材第180页） （一）唐朝的法律形式 1、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 1）律：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法律，是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唐六典·刑部》：“律以正刑定罪”。 （王立民教授的观点，认为唐律是一部刑法典，其他教材的提法，是定罪量刑的法典1）2）令：国家规章制度的汇编。《唐六典·刑部》：“令以设范立制”，包括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方面。 3）格：皇帝颁发的各种敕令的汇编，又称为敕格，相当于律。 《唐六典·刑部》：“格以禁违正邪。” 《唐律疏议·名例律》：“有别格，从格断”地位比律还高，即当律与格都有规定时，司法官应依格来断案。 “格”作为法律形式源于东魏的《麟趾格》。 唐初有五十三条新格。唐格分为“留司格”与“散颁格”。前者是留在中央尚书省下属的司中适用的，后者是散布到全国各州、县使用的。 4）式：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5）典：机构组织法，《唐六典》。 2、唐朝律令格式间的相互关系 1）律、与令、格、式有明确的分工和区别，律从消极方面规范惩治犯罪，令、格和式从积极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 2）违反了令、格和式要依律科刑。 1王立民：《唐律新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法制史》各章作业思考题 第一章夏商的法律制度 1、简述商朝法律的主要形式。 2、简述夏朝法律的主要形式。 3、试论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第二章西周的法律制度 1．西周统治者的法制指导思想是什么？ 2．试论西周礼与刑的关系。 3．试论西周的婚姻立法。 第三章春秋战国的法律制度 1．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变化。 2．论述《法经》。 3．论述成文法公布的论争和意义。 第四章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 1.秦法律的指导思想。 2.商鞅变法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3.秦律关于犯罪成因与犯罪构成的规定。 第五章两汉的法律制度 1．试论汉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2．试论“春秋决狱”的要旨与历史评价。 3、试论汉文帝、汉景帝时的刑制改革与意义。 第六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1．三国时魏《新律》与汉律相比有何特点? 2．《晋律》与汉、魏律相比有何特点? 3．试述《北齐律》的主要特点与历史地位。 第七章隋唐法律制度 1．试论唐律的主要特点。 2．试述唐律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3．试述唐朝的审判制度。 第八章宋元的法律制度 1、试述宋朝的立法思想。 2、《宋刑统》与前朝法律相比，有哪些发展变化？ 3、元朝的法制指导思想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第九章明朝的法律制度 1、明朝如何加强监察职能？其影响如何？ 2、明朝在会审制度上有何发展？ 3、明朝“重典治世”、“重典治吏”政策在法律制度上有哪些具体表现？ 第十章清代的法律制度 1．清末的司法机构进行了哪些改革? 2．《大清现行刑律》与《大清律例》比较，有哪些变化? 3．评述清末立宪政治。 第十一章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 1．试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内容和性质。 2．试述评《中华民国约法》。 3．试述《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内容特点。 第十二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法制 1．试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基本内容、特点。 2．试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基本内容和苏区土地立法的历史意义。 3．论述革命根据地的婚姻立法。
本文由姽婳１０贡献 第七章 隋唐的法律制度 一、本章知识点 （一）隋代立法概况 １、礼法的结合与统一——《开皇律》 隋文帝时期，颁布了《开皇律》，是当时立法上的重大成就，也是当时法律改革的主要成果。 《开皇律》篇章体例更加简要；刑罚简明宽平；确立封建制五刑，即：笞、杖、徒、流、死；《开皇律》吸收北齐“重罪十条”而加以损益，正式定名为“十恶”罪，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开皇律》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八议”、“官当”、“听赎”制，又有所发展。创设“例减”之制；规定了以官当流的制度。 ２、《大业律》的颁行 隋炀帝时，颁布了《大业律》，与《开皇律》不尽相同。但在历史上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二）唐代立法概况 １．唐代的立法思想 第一、以隋为鉴，不但要求立法宽简，而且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第二、宽严适中，简约明易是初唐统治者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第四、法律不避权贵、黜陟不分亲疏是贞观时期重要的立法思想。 ２．律典的编纂修订概况 《武德律》 这是唐代建立后修订的第一部法典。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颁布的《贞观律》奠定了唐代律文的基础。 唐高宗时期，颁布《永徽律》，后对律文本身作出详尽的注疏，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时称《永徽律疏》，成为我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的最完整、最具社会影响的封建法典。 开元年间，唐朝统治者着手《唐六典》的编纂工作。《唐六典》以“官领其属，事归于职”为其基本体例，成为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行政法典。 ３．法律形式 唐代法律的主要形式为律、令、格、式。其中以律为主，令、格、式则是律的重要补充。 （三）唐代行政法律规范的发展 １．行政立法与监察执行机构 唐朝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中央设置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下设台院、察院、殿院三院；地方分州、县两级，实行行政、军事、司法合一的制度。 ２．唐代行政法规及其特点 唐代行政法规比较完善。唐代令与式的许多方面，《唐律疏议》的《职制律》以及《唐六典》等构成了唐代行政法规的完整系统。 唐代的行政法规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唐代行政法律规范包罗范围很广，反映了唐代行政法规的完备性；其次，从现存的唐代行政法律规范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行政规范部类相当齐全，法律结构也相当严整，而且确定程度很高；再次，唐代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法律制裁，一般是行政处罚，而且行政处罚一般只是以刑罚处罚的方式进行，反映了封建行政法规的残酷性。 （四）唐代刑事法律规范的完备 １．唐律的总则——《名例律》 《名例律》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五刑、十恶、封建官僚特权制度，包括“八议”、“请”、“减”、“赎”、“官当”、“免官”。 《名例律》还规定了刑法使用的主要原则。 ２．唐律的分则规定的犯罪形式 主要包括危害皇权与封建国家政治性犯罪，如“十恶”中的谋反、谋大逆、谋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