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到协商：协商民主对
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深化*
陈尧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民主替代模式的参与式民主因缺乏现实性而走向了衰落，而协商民主的兴起重新点燃了参与式民主的信心。尽管对
参与式民主提出了重要批评，但大多数协商论者坚持协商就是一种参与，协商民主是参
与式民主的继承和深化。作为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具体形式，协商民主具有明显的弱点，如受制于社会复杂性、规模问题、操作性问题等。在追求民主理想和实践的过程中，协
商民主显得温和有余而批判不足。
关键词：参与;协商;自由主义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12-0025-12
作者简介：陈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30)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争取女性权利、黑人权利和少数人权利，反对战争和保护环境，找回邻里社区、实现合作性的工作场所而蓬勃掀起的社会运动中，民主的参与功能得到了强烈复兴，诞生了一度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民主替代模式的参与式民主。尽管复兴了民主理想中的参与观念，参与式民主在现实中却遇到了巨大障碍。不管是主张温和渐进的民主调适，还是主张彻底激进的民主改革，参与式民主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很少在现实中产生作用。80年代初，即便是参与式民主的捍卫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理论的衰落。1982年，佩特曼在《参与和产业民主》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对许多人而言，参与和参与式民主仅仅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回声①。曼斯布里奇也指出，参与式民主在80年代已经衰落，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以及那些关心使美国更民主的人士，陷入了一个知识的泥沼②。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作为具有包容性的、富有活力的民主设计者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相比之下，80年代逐渐兴起的协商民主重新点燃了参与式民主的信心。
毫无疑问，协商民主接过了参与式民主的大旗。在许多重要观点上，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保持一致。根据两者的看法，好的民主政治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他人的利益，可以使人们看到什么事情对整体而言是最好的。集中的或多元的民主观念将政治精英运用选举机制作出
收稿日期：2013-06-10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09CZZ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Carole Patemen，“Introduction”，inＲ．Mason，ed．，Participation and Workplace Democracy：A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Critique of Liberalism，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2，p．xiii．
②Jane Mansbridge，“The holding Pattern”，Political Theory，1999，27（5），pp．706-715．
的决策建立在公民偏好的基础上，而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均主张公民应当参与到更多的决策领域，相信大多数公民对政治作出的贡献是理性的、富有智慧的。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差异。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最基本的批评是，不管从现代民主观念还是从社会变革来看，参与式民主均是不现实的。然而，无论从理论衔接还是从内容来看，协商民主均是参与式民主所开启的理论事业的继续。
一、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批判与继承
协商民主肇始于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实践的批判。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理想和改革计划，协商民主延续了“激进”民主的传统。在许多观点上，协商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是一致的。
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现实中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民主模式。这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理论学说，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在政治生活中采取了以代议制为内容、以精英主义民主为本质的间接民主体制。
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假设认为，绝大多数人受私利所支配，而非受到共同善的观念的驱动，个人能够对私利的要求作出最佳判断并进行选择。在政治生活中，针对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利益，自由主义民主是最可能的、也是最合适的协调和聚合机制。自由主义民主通过所谓选民的自由选举，经委托—代理机制产生政治代理人以行使国家权力。由于在大规模的选举中选民投票的边际效用几乎为零，在失去政治效能感后，人们对政治生活逐渐变得冷漠，政治也就成为少数政治精英的事情，公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旁观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所谓的民主稳定和便利，自由主义民主利用阶级性和排他性的规则，通过政党结构和官僚结构，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压榨到只剩下对政党和选举的影响。公民逐渐形成了服从和默认的态度，丧失了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代议制将民主政治仅仅压缩为一种选举的政治，将公民权化约为投票权，最终结果背离了民主的真正精神，使得民主所赖以为基础的公民个体逐渐远离了政治生活而走向了政治的垄断，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在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已然不复存在①。
协商民主理论继承了参与式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并进一步从微观角度对自由主义民主实践进行了剖析。
在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民主通过公共选择过程来形成公共决策。公共选择假设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具有固定偏好，民主的目标就是将分散的个人偏好通过特定的决策规则和机制，如多数人规则，进行聚合。协商民主批评指出，这种聚合式民主，无论是构造民主合法性还是作为民主实践，均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民众仅仅同意民主的过程是不够的，人们可能出于消极的态度或自利的动机参加投票，这将造成民主变成少数人的专利而合法性不足；其次，聚合式民主假设人们通过投票来解决公共政策的分歧时保持固定不变的偏好，这一前提与现实生活是不相符的；第三，聚合式民主主张民主的目标就是通过投票来实现民众偏好的聚合，忽视了民主还具有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即共识的达成和公共利益的追求②。
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张力，然而，参与式民主理论因自身具有明显缺陷而难以撼动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导地位。协商民主对参与式民主的主要批评，在于这一理论缺乏现实性，未能将当代世界的复杂性置于理论的核心地位。协商民主论者认为，参与式民主理论关于在所有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中实现民主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追求这一理想是非常危险的。
协商民主论者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批评首先针对其基本假设，即人们通常喜欢参与政治活
①②［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美］弗兰克·坎宁安：《民主理论导论》，谈火生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212—238页。
动，“激进民主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民主参与是吸引人的活动，一旦有机会，人们会自然地作出选择。他们倾向于这种浪漫的教条理论”①。参与式民主理论对个人参与的期望太高，对当代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判断不足。正如沃伦所指出的，“激进民主的改革思想往往受到一种无法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规模、复杂性的乌托邦主义的困扰”②。按照协商民主论者的看法，“个人可能发现决策如此令人负担沉重、无效，以致大多数人将退回到冷漠状态，从而使决策建立在一个从参与性过程中获得的权威的基础上”③。在沃伦看来，参与式民主理论无视当代社会的现实，实现其理想的尝试注定失败。
相比之下，协商民主既不对个人抱有太高的期望，也不低估社会的复杂性。协商民主的参与更为现实，公民不会被要求或期望参加那些他们没有兴趣的事情。同时，协商民主也认可一种认真对待社会复杂性的民主权威观念。协商民主中的公民比参与式民主中的公民更少地参与政治活动。沃伦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少意味着受益更多。“当大多数时候大部分决策由权威作出时，个人可以集中他们的精力、时间和能量注意于那些对他们重要的事情上来。对于个人而言，权威使得协商民主负担更少，更为集中。”④“通过将资源分配给最突出的领域，协商模式使民主与权威之间的敌对关系得到缓解，即民主包容、制约和控制权威的方式最优化。结果，民主与权威之间的合理关系得到提高，也即权威为自己的决策从公共理性的角度进行辩护的能力提高了。”⑤
曼斯布里奇也批评指出：“许多最杰出的当代政治理论家没有正视冲突性利益在民主政体中的地位，因而也就不能正视强制在其中的地位。”⑥在民主思想史上，阿伦特、沃林、哈贝马斯等人均称赞协商在发现、创造和维持共同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却忽视了强制在利益冲突情况下的功能。曼斯布里奇强调，当价值冲突不可调和以及不作为不公平地维持现状时，民主需要一种强制；借助这种强制，投票者强制他们的代表以损害其他投票团体的利益为代价执行他们的意志⑦。强制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中均不可避免，公民应当利用强制来对抗其他强制，实现强制的均衡。扩大参与机会，可以起到帮助公民对抗强制的作用。曼斯布里奇批评自由主义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在强制上的共同点，即民主只能通过公平的聚合程序而非协商程序来获得合法性。公平的聚合程序要求一人一票或每个人在决策中都拥有平等权力。不管是达尔还是佩特曼，都将决策中的平等权力视为民主理想的核心要素。然而，这样一种做法犯了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决策规则能够产生一个政治体系；在该体系中，任何人都能够平等地强制他人并被他人平等地强制⑧。原因很简单，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政治体系其成员达到或接近这样一个状态，他们拥有平等的强制资源、实施强制的平等机会或者与政体中的其他成员平等地实施强制。她认为，忽视政治活动所发生的复杂环境，使得参与式民主论者必然提出一种无效标准来判断重要的政治事务。
与参与式民主理论相比，协商民主理论能够更好地处理社会复杂性的问题。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并不支持参与式民主以个人权利为代价而追求多数主义或共识政治的目标。尽管扩大了直接民主和自治的范围，参与式民主仍然无法解决保护个人免于多数人专制的民主困境。参与式民主在追求共识时，未能注意也无法确保个人权利在参与活动中受到保护。参与式民主在面对多元利益和差异时，与聚合式民主一样，采取了简单的多数规则来决定最终结果。沃伦批评参与论者过分强调好的民主政治以破坏个人完整性为代价来改变人们的利益。实际上，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个人评价很高的、“不依赖于社会互动和认可的，也不要求采取共同行动或协商来取得的善”。让
①
③⑥②Mark Warren，“What Should We Expect from More Democracy？Ｒadically DemocraticＲesponses to Politics”，Political Theory，
1996，24，p．243，242．
④⑤Mark Warren，“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Author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Ｒeview，1996，90，p．58，47，58．
⑦⑧［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
52、53、60页。
政治在这些善中过多地、深入地干涉人们的利益，就有可能破坏了这些善，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冲突①。在这一点上，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截然不同。协商民主能够更好地发现“一种围绕自由、公共讨论所形成的民主的制度可能性”，更好地关注当代大众民主政治的多元性。
尽管对参与式民主提出了重要批评，但许多协商民主论者坚持协商就是一种参与，或协商是参与的基本构成。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将自己的理论看作是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继承或延续。
早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协商就是公民践行政治美德和进行自治的活动，协商是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对参与式民主有不少批评，博曼仍坚持自己的协商民主是对参与式民主的继承。在谈到协商民主的时代任务时，博曼认为，“从公共协商方面重新思考民主潜能的努力显然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激进民主不再意味着社会的整体转型，相反，它意味着建立在已经取得的宪法和制度成就之上的一点一滴的改革计划。……就协商民主从与激进民主政治和改革政治相联系的角度理解而言，它的实际目标是提出一个更广泛的民主，即更大范围地进行公共决策和自治的民主”②。博曼主张，一种坚实的协商民主理论必须为复杂社会中的民主参与既提供认识论的基础，也提供道德的基础③。现代宪政民主为各种各样的公共协商开启了空间并提供条件。协商不仅可以发生在小规模的且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中，也可以发生在现代多样化的共同体中。博曼的协商民主理想是所有公民参与到决策活动中。在他看来，参与理想可以被结合入协商民主之中。博曼的思考不是修改参与式民主理论，而是为之辩护和发展。他毫不避讳地宣称，“我捍卫的就是一种‘激进平等’或参与性民主”④。
科恩认为自己的协商理论与参与式民主是一致的，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分析其中的原因，而是强调协商概念如何包含了“参与原则”，协商观点如何与参与和政治平等的考虑联系在一起⑤。现代聚合民主理论对社会共同善的观念持怀疑态度，而一些倡导以讨论为基础的政治的人们，也认为它与现代大众政治之间是不一致的。科恩则坚持两者的一致关系，他希望通过一种社团民主来缓解参与原则、个人权利以及社会共同善之间的冲突。
古特曼等人在思考如何处理当代民主所面临的基本道德分歧时，提出了将讨论或协商作为民主观念的核心来回应道德分歧的挑战。在他们看来，协商是政治生活中参与的自然延伸。“如果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不仅仅把政治自由视为一种追求他们的自利或集团利益的工具，如果他们权衡其他人的利益并且以一种正义感来指导他们的行动，那么民主社会必须鼓励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本质进行交换意见的道德论证，而且必然会存在许多种道德论证。”⑥通过协商，人们可以发现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道德分歧的方案并学会宽容。
如果说参与式民主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了公民与制度、政治体系之间的有机联系，唤醒了公民的参与意识，那么协商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具体指出了公民生活和民主过程如何更好地运作。从这个角度讲，协商民主无疑是参与式民主的深化。协商民主通过具体的市镇会议、志愿团体、基层组织、工作场所、司法实践乃至议会活动等形式，使参与式民主的理想更接近现实。
当参与式民主论者将推动人们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政治看作具有彻底变革性，不仅改变了个人利益观，而且也改变了社会本身的结构时，协商民主论者不相信那种使人们专注于自己特殊利益的政治能够产生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和个性变化。协商民主更关注民主如何合法地辩护非共识性决策以及民主如何避免向不支持自己的人强加意志。协商民主主张具有意义的参与，既不假设也不承诺任何全面的制度改革，而且也不承诺根本性的个人变革，这使得它在21世纪以来的政治生
①②
⑤
⑥
Mark Warren，“Democratic Theory and Self-Transform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Ｒeview，1992，86（1），pp．8-23．
③④［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
25、27页。
［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美］阿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民主与分歧》，杨立峰、葛水岩、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活中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二、协商民主及其意义
时至今日，在少数协商民主论者的心目中，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并非相容，一些人甚至钟情于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例如，哈贝马斯就仅仅要求将协商应用于按照宪政原则加以组织的民主制度之核心部分。他的理由是，协商的要求无法普及到所有的政治机构，如果扩展到所有的机构，将威胁到公民的自由和公民的自主联合①。在这些协商民主理论中，公民仰仗于他们的代表替他们进行协商，但代表们的协商不能局限于他们自己中间，他们还应与选民进行交流，听取选民的意见。这些协商民主理论的优点在于，进行协商的政治领袖们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因此协商更有见识、更有效，也更能切中问题的要害；其缺点在于，大多数公民变成了旁观者，只能通过代理人参与协商。最为关键的是，代议制民主寄希望于代表们对选民承担责任，如果公民们没有有效的手段来约束其代表，那么，代表们的行动可能会不负责任、甚至不诚实②。
很明显，如果协商民主仅仅停留在议会内部进行讨论或协商，也就无法担当作为一种民主思想或民主模式的重任。代议制民主理论家对这种所谓的协商民主也不屑一顾，因为代议制民主内部本身就包含着相当成分的协商，很难讲在议会中更多的协商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同样，协商民主的主流理论家们也不会满足于在代议制民主名义下的微调。
大多数协商民主理论家主张将公民参与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主张一种参与程度更高的民主形式，探讨一种以对话和协商为核心的多层次公民参与机制。最初，协商民主被认为是一种决策机制，即所有受到政策影响的公民或他们的代表，均应有权参与集体决策，而集体决策秉持理性和公正态度，通过讨论和协商的方式达成③。其后，协商民主论者将集体决策过程中的协商运用于政治生活和治理活动中，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的形式，即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公共利益的指向下，互相之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对话、讨论、协商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的过程。
科恩对协商民主的理解是，协商民主观念来源于民主社团理想，在这种社团中，其条件和状态的正当性是通过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开争论和推理而实现的。在这种秩序中，公民共同承诺通过公开推理来解决各种集体选择问题，并且在他们建构自由、公开协商框架的意义上，将各种基本制度看成是合法的。科恩强调，通过一种理想的协商程序来实现民主所欲达到的目标④。古特曼和汤普森将协商民主界定为一种治理形式，即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协商的目标是作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⑤。
就最广义的界定而言，“协商民主是这样一种观念：合法的立法必须源自公民的公共协商。作为对民主的规范描述，协商民主唤起了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简而言之，它呈现的是一种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的理想”⑥。
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具有一定的天然性。从起源来看，民主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协商。之所以在现代民主中采取了以投票为主的形式，在于协商受制于规模和社会复杂性而难以达成，但这并不表明协商就不存在；相反，协商在次序上必然优于投票，协商在民主中必不可少。协商民主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及其代表参与公共讨论甚至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民主决策应当建立在公共
①②
③④
Jürgen Habermas，“Deliberative Democracy”，in David Estlund，ed．，Democracy，Oxford：Blackwell，2002，pp．107-126．
⑤［美］埃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审议民主意味着什么》，载谈火生编《审议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21、7页。
Jon Elster，ed．，Deliberative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8．
⑥［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
57、1页。
协商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支持或反对政策主张的人，都可以从他们是否能够增进共同善或社会正义的角度进行论证。这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核心观念，即“当公民或他们的代表存在道德上的分歧时，他们应当继续一起讲道理，以便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决策”①。协商民主强调公民是政治决策的最重要主体，公民的政治参与并不局限于间接民主下的投票、请愿或社会运动，而应当在充分掌握信息、机会平等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对公共政策进行讨论，提出合理的政策方案或意见。在协商式的民主模式看来，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一个政体集体决策过程的必要条件，政治制度的安排必须使公共利益的考量出自于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所进行的合理而公平的集体协商过程。集体决策的过程越接近这一理想，其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程度就越高②。
协商民主从根本上体现了“参与”这一民主政治的本质。在理论上，“无论是接受哈贝马斯的理想话语条件这种规范性理想，还是接受罗尔斯的原初状态这种规范性理想，所有受到政策影响的人在民主协商过程中都应该承认，要想使结果符合自己的意愿，他们就必须要有参与的机会”③。协商民主在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时主张：首先，就民主过程本身而言，自由、平等的参与权是公民集体性政治自主的前提；其次，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参与，是参与和协商的统一，也是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的统一；第三，协商民主所指的参与，是一种理性的参与。协商民主的核心是公民及其代表进行理性的对话、论证和说服。协商民主试图将理性公民之间的协商引入民主过程，通过参与者之间真诚、理性的讨论，使决策不只是“偏好的聚合”，也不仅仅是程序上的“多数决定”，而是有质量的、理性的决定。
在协商活动中，所有的公民均有权参与协商，参与者是平等的、理性的。协商的前提是参与者的地位平等。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预设，即那些声称具有强制性力量的各项建议之所以具有强制性，原因在于这些决策代表了一种公正无私的观点，即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的利益。但只有当决策在原则上对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参与的适当的公共协商过程开放时，这一预设才能得以实现④。通常，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均有可能面临社会或文化差异及其造成的不平等的存在。社会境遇不佳的公民缺乏有效的参与能力，是协商民主的首要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人们之间协商能力的平等性，影响到协商过程的说服力，影响到人们在决策中需要和主张的实现。在谈到不平等时，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资源、机会和能力的不平等。但是，根据詹姆斯·博曼的看法，即使在大规模的相对持久的不平等条件下，协商参与也是可能的⑤。而且，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是客观事实。博曼认为，只有政治能力平等才使得协商具有充分的民主性。只要行动者能够参与到公共领域之中，并借助自己的公民身份向他人表明自己的意愿，只要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能够有效运用程序上的机会，他们就可以矫正政治交往受到的限制，就能够重启对话的协商机制⑥。耐特和约翰森对协商民主所需要的政治平等进行了仔细研究，他们认为，协商民主需要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平等机会，这种平等机会具有实质和程序两个维度。社会选择理论为民主提供了程序平等的条件，包括禁止对聚合程序所包括的偏好或利益内容施加任何先决限制，匿名要求投票程序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中立要求投票程序公平对待各种可选择的方案。协商民主同样遵循这些平等的条件。然而，仅仅程序平等无法保证“平等的政治影响机会”这一协商民主的核心特征，必须同时关注协商民主的实质平等。平等的政治影响机会包括权力与资源的非对称分配
①②
③④
⑤
［美］阿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民主与分歧》，杨立峰、葛水岩、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74页。
［美］诺埃里·麦加菲：《民主审议的三种模式》，载谈火生编《审议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美］塞拉·本哈比：《走向协商模式的民主合法性》，载［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⑥［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
126页。
影响协商的方式，要求非对称公平对待参与者。这就要求每个人拥有有效参与协商过程的个人资源，拥有与协商相关的能力。在不可控的环境和可控的自主选择之间，必须实施平等机会政策，要求政府财政保证有效参与的社会经济条件，推动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①。
公共协商要实现有效的民主结果，必须依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赋予理性以核心角色。科恩曾说过：“协商民主观念来源于民主联合体的观念，其中，联合体条件和状态的正当性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公共争论和推理而获得的。”这种公共争论或协商是理性的，“因为参与各方在提反对意见或支持其观点时，均需要陈述他们的理由。他们在给出理由的同时，希望那些理由（而非权力）将决定其观点的命运”②。在协商过程中，公民具有一种理性的道德心理，即在公共生活中他们是自主的，服从正义原则。这种正义进一步通过在公共事务中参与集体自决的过程而得到体现。
罗尔斯将协商民主所要求的这种理性界定为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这是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内在要求，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③。公共理性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它对于公民个体和社会根本性的政治生活问题有着某种强制力；二是公共理性并不限制人们对政治问题的个人沉思和反思，相反，它极力鼓励公共辩论和讨论④。协商民主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之间的理性对话。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认为，理性对话应局限于那些中立的、所有团体均有可能达成共识的话题，而非导致分歧的话题。但是，在当代多元主义文化所面临的道德冲突面前，公共理性不得不具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反思性，即应当抛弃全体一致而寻求多元共识，能够包容道德妥协，这也是协商民主面对社会复杂性时的必然结果⑤。
就微观层面而言，协商活动的意义在于，通过鼓励各种形式的谈话和交流，确保所有人拥有真正的发言权；将个人的经验与公共问题联系起来；在形成信任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探究人们对问题性质的看法；鼓励分析与合理的观念；帮助人们养成公共判断并形成共同行动的基础；为人们提供观察自身作为行动者和即将作为行动者的途径；最终将统治、决策与治理合理地联系起来⑥。作为宏观层面的民主模式，协商民主观念的主要价值在于：一是协商民主对公民具有有益的教育效果；二是公共协商过程具有形成共同体的力量；三是公共协商的程序能够促进公正的民主结果；四是公共协商能够建设性地促进民主结果的实践理性；五是协商民主阐释的民主理想与“我们是谁”具有一致性⑦。尤其是协商民主原则体现了知识、自我和美好生活的规范概念。公共协商的主要目的是在理性基础上达成共识，制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诉求的政策。
协商民主是一个理想的、富有公共精神的民主社会所必需的。许多人认为，那些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而经常参与协商的人更有可能形成自治、理性和道德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美德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了弘扬⑧。公民的自治精神意味着对公共善的期待和关怀，通过促进形成共同善的公共观念来塑造公民的认同与利益。公民美德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基础，协商民主正是建构这一基础的重要途径。当公民们在各种场合下进行协商、争论和冲突时，当他们遵循公共理性的
①
②
③⑤⑥
⑦⑧
［美］杰克·耐特、詹姆斯·约翰森：《协商民主要求怎样的政治平等》，载［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236页。
Joshua Cohen，“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in Alan Hamlin and Philip Pettit，eds．，The Good Polity：Normative Analysis of the State，Oxford：Blackwell，1989，pp．21-22．
④［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226—228页。
［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1页。［美］玛莎·麦科伊、帕特里克·斯卡利：《协商对话扩展公民参与》，载陈家刚编《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3—120页。
［南非］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王英津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0页。
［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原则进行公共协商时，他们逐渐学会了信任、宽容和负有公共责任。
三、协商民主的场域
在协商民主理论中，民主合法性来源于公民有效参与协商的机会和能力。协商民主关注民主参与的有效性，即民主控制的实质性，意味着公民真正有效地参与公共协商。
在当代社会中，公民参与协商的场域和路径日益普遍，较典型的如公民协会、公民陪审团、邻里集会或共同行动、工作场所的民主、线上对话、公民协商大会、专题小组、协商民意测验，等等。古特曼和汤普森进一步将协商民主扩展到整个与公民相关的中间机构中，包括那些作用于公民的机构，如大众传播媒体、卫生保健组织、职业运动，公民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机构，如利益集团、私人俱乐部、工会、行业协会，以及他们所工作的机构，如公司、小企业、政府机构、军事部门，等等①。
从世界范围的实践来看，协商民主的一些常见形式包括：
（1）公民协商大会（或21世纪市镇会议）。这一形式主要针对城市重大问题或规划问题需要向广大市民普遍咨询、协商时采用。借助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公民协商大会将各个小组内部谈论的结果用电子数据形式传递给大会中心，由该中心将各个小组的讨论结果归纳后发布在公共展示栏，然后由各个小组派出的代表再进行协商，最终将每个小组所偏好的重要问题提交给大会，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②。
（2）公民共识会议（又称“公民陪审团”或“公民议会”）。公民共识会议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逐步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兴民主协商模式。当政策制定过程中遇到专业技术问题，同时又需要获得公众的支持时，往往需要采用这一形式。它尝试建构一个公共讨论的场域，由一个官方委员会创设而成，该委员会享有解释公民陪审团的建议并按建议行动的权力，通常由委员会选择专家并以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出陪审团成员。公民陪审团的集会和他们所讨论的议题将公布于众。当陪审团成员开始商议时，证人或专家也被邀请到场为陪审团成员提供必要的信息，帮助公民加强对议题的认识，参与者对争议性议题公开辩论并作出判断，并将他们讨论后的共识观点写成正式报告，以提供给政府作决策参考③。
（3）专题小组（又称焦点组）。当一些决策涉及局部的、专业性的、具有利益分配性质的议题时，由与该议题有关联的和知晓该议题的人员组成的专题小组作为决策支持。焦点组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微观形式。在专题小组群体中，可能包含利益团体、利益团体支持者组织或者监督者，参与者通常不是通过随机抽样产生的，而是由公共机构指定。专题小组讨论作为制定计划的一种协商方法，往往与公民陪审团或者协商民意测验的方法结合使用④。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中一直倡导公民社会、自愿性协会等实践性的、务实的和富有活力的组织形式。高度参与性的协商民主产生于自治、分权的过程中，自治或分权使得面对面的讨论和公共决策过程成为现实。这意味着，协商民主需要以独立而自主的协会所构成的活跃的公民社会为基础。
科恩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种社团组织，提出了社团民主作为实现协商民主的最好方法，强调社团如何教会人们在复杂的多元社会中作出正确的集体判断，从而缓和协商政治与参与原则和共同善之间的紧张关系。社团民主策略利用公共权力鼓励各种合适的次级社团的发展，在传统政治领
①
②③
［美］阿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民主与分歧》，杨立峰、葛水岩、应奇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
④何包钢：《协商民主之方法》，《学习时报》，2006年2月13日。
［美］格雷厄姆·史密斯、科琳娜·威尔斯：《公民陪审团与协商民主》，载［南非］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编《作为公共协商的民主：新的视角》，王英津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18页。
域之外建构新的公共协商领域，目标是建立有价值的合作①。同样，本哈比也支持建立在多元的、数量众多的社团基础上的协商民主。“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模式不需要借助普通的公民大会集体协商的想象，其原因在于这种模式的程序规范赋予了许多社团组织以优先的地位。在这些组织中包括了政党、公民创议、社会运动、志愿团体，一直到各种增强自我意识的团体。正是通过多元化的组织、网络和结社现实之间的互相作用，一种匿名的‘公共对话’浮现出来。这种互相交织的、互相重叠的协商、论辩和论证的网络和联合才是协商民主模式的核心。”②通常，人们集中关注协商的外在集体方式，即通过参与者平等自由地交换意见，通过集体协商达成民主的结果。协商民主的这种想法自古以来就有，这在小规模的群体或面对面的互动中是可以实现的，即在社团基础上的协商民主是可行的。但是，在大规模社会中，协商民主的实践遇到了挑战。在现代社会中，实际上公民们无法走到一起，作为整体在任何论坛或机构中进行协商。话语过程不得不分散到各种各样的论坛中，包括在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的面对面的互动，在各种自愿性社团和组织中进行的较大集会，通过公共媒体进行的信息发布和辩论，以及政府机构、决策机构之间的复杂的网络等③。如何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在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中进行协商以实现民主的过程，是协商民主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一些协商民主论者将代表作为在政治领域和重大决策领域实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方法。例如，有研究者就认为，限制政治统治和强加党派利益以及通过公共政策促进更大的正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政权内部不同部分之间创造出协商的场所和过程④。
作为协商民主的先驱，哈贝马斯对整个社会领域建立协商民主并不赞同，他将协商民主置于政治体系内部。在他看来，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应当理解为分化开来的法治国政治体系的核心结构，而不是所有社会建制（甚至也不是所有国家建制）的模式。商议性政治如果要放大形成一个社会整体的结构，法律体系中所期待的社会化模式就必须扩展成对社会的自我组织，并渗透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组织中去。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民主程序必须根植于一些它本身无法调节的情境之中⑤。在他看来，高度分化的大规模社会过程必须由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来组织，并由这些机构来整合社会。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双轨民主模型”，即制度中的政治和法律保持最低限度的开放性，并对公共领域中的意见和公民社会中的组织保持最低的易接近性⑥。
博曼也认为，那些相信协商民主最可能发生在公民社会或普通民众中间的论断犯了方向性错误。协商民主只有在小规模的空间和时间中才有意义。不管公民社会内部的团体活动多么民主、真挚，它们影响国家权威作出决策的能力是非常弱的⑦。这样，协商民主似乎失去了建构人民主权的意义。博曼指出，一个好的协商民主理论必须要充分解决社会复杂性的问题，既要避免将协商交给代表们以至于失去民主性，也要避免将协商仅仅定位在公共领域。博曼批评哈贝马斯的“双轨民主模型”，该模型中的制度性协商既不局限于拥有较多信息的议员，也不局限于公民，由此导致协商所需要的公共交往变得分散而“无主体性”，协商民主无非是给公众影响政策增加了渠道而已⑧。但是，除非解决了政治分工问题、公众及其视角的多样性问题以及正式制度对多样性的舆论和观点保持开放性问题，否则无法保证协商过程中的人民主权。博曼认为，当前协商民主的最大挑战是公众和官僚及行政机构之间的互动不足。这就要求推动代议机构、官僚和行政
①②③④⑤
［美］乔舒亚·科恩：《协商民主的程序与实质》，载［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115页。
［美］塞拉·本哈比：《走向协商模式的民主合法性》，载［美］塞拉·本哈比《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
⑥⑦⑧［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49—150、156、129—130、150页。
I．M．Young，“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in J．S．Fishkin and P．Laslett，eds．，Deb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Malden，MA：Blackwell．2003，p．104．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和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9页。
机构的公共性、开放性和协商性，通过推动代议机构对公共辩论和对话保持开放性，通过建立公共听证、地方会议、公民审查委员会等公共领域来推动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协商化，从而扩展公共协商的空间范围，为人民主权在大规模复杂社会中的实现创造条件①。
费什金不同意精英主义认为的即使普通公民被赋予了机会也对重要的实质性问题不感兴趣的假设，也批评了代议制在实践中的明显的不平等，以及“民主改革”———扩大直接的初选、服从民意测验等在协商方面的非充分性。他认为，具有高度社会资本的公民社会将推动人们参与与他人联合的规范的内在化，这些规范赋予了人们对自己个人活动的结果进行计算的满足感。费什金提出了一种“协商性民意测验”，作为一种在当代大规模社会中人们能够更有效地运用权力的普遍的改革方法。这一测验可以适用于较大规模的政策制定，也适用于地方重大事项的决策。“协商性民意测验”是一种基于信息对称和充分协商基础上的民意调查，可以定期随机地抽样选择公民来考虑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协商期间，参与者能够运用各种辩论模式进行小组讨论、大会交流。在观点充分竞争的基础上，这一形式将作出能够反映大多数人利益的判断。当坐到一起从不同角度听取对某个问题的观点，经过面对面的讨论，作出集体决策后，公众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这就像哈贝马斯所谈的“理想的协商模式”：在公民小组中，每一个相关的观点都应得到广泛的听证，参与者必须考虑那些有益的观点，他们以开放的态度听取和参与，从而推动对更大的社会组织的认同。协商理想鼓励一个开放的过程，这对于确保所有人能够表达自己诉求，互相充分理解和对他人作出回应是必要的②。现实中协商小组模式的实验使费什金相信，参与者对观点的复杂性、问题所涉及的价值冲突，以及解决方法的局限性等具有了新的理解。费什金认为协商性民意测验补充了当今社会政治中的结构和过程，在不同场合协商公民投票实验的结果也令他感到满意。
从现有的实践来看，协商民主可以发生在三个层面的不同场域，即国家制度、公民社会以及作为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的公共领域。每个场域均可以构建一种协商民主。就每个场域而言，到底何种制度与实践是最佳选择，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或普适的标准。
四、协商民主的限度
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类似，都是在代议制民主面临困境的时刻出现的。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多元社会内部日益加剧的分裂和冲突，无法缓解由于社会资源、信息资源不均等造成的公共生活参与过程中的不平等。对此，参与式民主提出了要加强政治过程中的参与，强调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责任，强调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协商民主则进一步主张通过共同协商讨论的形式来形成决策，以弥补聚合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不足。
不像之前的大多数参与式民主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必须重新构造工作场所、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领域，协商民主论者主张不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认为在社区、政党、团体等内部存在着潜在的协商论坛。尽管一些协商论者认为民主不可能充分协商，协商也不可能扩张到所有的决策领域，但大多数协商民主论者相信，当代社会中协商民主的宪法、制度和协会基础等基本上得到了保障，因此，协商实践只需要在现有的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代议机构内部展开即可。
当一群随机选择的公民坐在一起，针对复杂的技术或伦理问题展开理性的讨论时，协商能够修复人们对人类自治能力的信心。人们希望看到协商民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联系，不仅希望看到公民有机会辩论地方性的事务直至全国性事务，而且有机会经过广泛的政策辩论后集体地制定全
①②［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3页。
关于协商性民意测验的概念、特点及意义，参见斯坦福大学协商民主研究中心网站，http：//cdd．stanford．edu。
国性的目标。但是，地方性的环境使得他们只能争论一些微小的事情，参与相对有限，这就导致了参与者的动机受挫。由于局限于一些地方性参与，结果就是人们的政治效能感下降。这也是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同样遇到的困境。
协商民主批评参与式民主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后者没有考虑到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因而对公民期望太高，躲避权威的行使，并由此主张对社会进行重构。协商民主论者在批评参与式民主理论时，宣称自己比后者提供了更坚实的、更现实的民主观念而重新激活了民主理想；但实际上它也未能有效地应对社会复杂性问题。哈贝马斯不得不承认，要想有效解决复杂社会的规制，制度就必须变得不那么民主。即便博曼提出了通过推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协商化来实现人民主权，建立一个更动态的、二元的政治合作结构，但在如何建立具体的协商机制上，他并没有提供更好的措施，在实践中也缺乏可行性、操作性①。在协商理论中，社会复杂性的功能主要在于限制民主的雄心。表面上，协商民主理论由于较为温和而显得更富有现实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批评性。
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公共协商主要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理想的公共协商必然以形成共识为结果。在当代多元主义社会中，人们不可能找到足够的共识，即便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被消除，也不足以确保对话者之间的平等。因为文化和社会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协商民主必须注意差异政治的存在。显然，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的社会中，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非易事，协商民主论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更为根本的是，作为社会选择过程，集体决策并不仅仅以讨论、谈话为结果。科恩在阐释理想协商时不得不承认，尽管协商的目标是理性推动的共识，但是，由于每个成员都是基于其认为政治上正当的、关于社团的正义和共同善的阐释而提出建议并作出决定，即使在理想状况中，成员通常在何为政治的正当性上存在分歧，无法确保达成共识的理由；因此，协商还是需要投票，即遵循多数原则的某些形式来结束协商②。普沃斯基也指出，协商民主论者试图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协商的结果最终还是要通过投票来实现③。正是投票的结果而非协商的结果赋予了人民治理国家和政府统治的权力。在许多重要的协商民主论者的理论中，投票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决定性的部分，协商民主最终不得不回到票决民主。
协商民主的另一个问题是协商的真实性。社会选择理论在研究投票行为时，之所以认为民主不真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在投票过程中存在着策略行为。这种策略行为在协商过程中同样存在。奥斯顿-史密斯在分析协商民主时指出，尽管讨论、谈话可能不会改变其他人的偏好，但却能传递某种信息，从而改变其他人的选择或行为结果。在谈话中，理性的谈话者选择自己的言辞以说服倾听者作出某种自己所期望的选择。重要的不是谈话的内容本身，而是它传递给倾听者的信息。奥斯顿-史密斯指出，只有当谈话及言论改变了他人关于自身行为如何影响结果的信念时，谈话及言论才具有意义。这样，谈话者就会在听众面前营造一种值得信任的氛围，但实际上却隐藏着欺骗和阴谋④。普沃斯基也指出，协商将引导他人接受符合人们利益要求的虚假信息，有可能出现协商之后更多的人接受错误观念的情况⑤。这就意味着，在集体选择中要真实、有效地反映个人的偏好和意愿，有时采取协商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言论操纵者有可能利用欺骗的语言提供虚假的信息，从而误导人们作出选择。尽管并非所有的协商过程均带有欺骗或虚假的信息，但不可否认的是，协商过程中的真实性问题的确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协商的成本
①②③④
［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黄相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197页。
［美］乔舒亚·科恩：《协商与民主合法性》，载［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版，第57页。
⑤Adam Przeworski，“Deliberation and Ideological Domination”，in Jon Elster，ed．，Deliberative Democrac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0-160．
David Austen-Smith，“Strategic Models of Talk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Ｒeview，1992，13（1），pp．45-58．
有时非常高昂。
作为参与式民主的一种具体形式，协商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一样，具有明显的弱点，诸如受制于社会复杂性、规模问题、操作性问题、参与者理性和能力的问题、参与条件的不平等性，以及协商未必带来理想的结果，等等。不过，协商民主还是继承、发扬了参与式民主的理想和事业。协商民主试图证明，公共协商是实现复杂社会中民主目标的关键。协商民主有助于培养政治平等、团结、互惠、公共性、责任等重要的人类价值，帮助人们在协商实践中学习、养成这些观念，在自主活动中推动公共善的形成。在追求更现实的民主理想和更实际的民主活动中，协商民主论者提出了一种温和有余而批判不足的民主理论。对于许多人而言，协商民主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一谨慎却有损该理论的影响力。
(责任编辑:李申顾奕君)
F rom Participation to Deliberation：C riticism and Deepening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hen Yao
Abstract：In early1980s，participatory democracy，once considered to be an alternative to liberal democracy，failed to meet the reality of society and gradually declined．At the same time，the ris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ekindles the confidenc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Although raising important criticism on participatory democracy，most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dvocates insist that deliberation is a kind of participation，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epening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As a specific form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s obvious weakness，such as constrained by social complexity，scale issue，operational issue．In the pursuit of democratic ideals and democratic practice，deliberative democracy seems rather mild than critical．Keywords：Participation；Deliberation；Liberal Democracy；Participatory Democracy；Deliberative Democracy
基层协商民主工作案例3篇供参考 案例一湖坊镇进顺村小康家园大门设置限高梁案例进顺小康家园是进顺村委会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四高”要求规划建设的村民住宅区。 小康家园共建有一、二期，现有村居民1300多户，6000余人。 自2014年在全村推行协商民主试点工作以来，小康家园所涉及到村民业主利益的大情小事都通过协商民主进行解决，形成“民事、民议、民决”的良好氛围。 一、小康家园大门设置限高梁的背景近年来，随着小区入住率的提高和村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小区进出的车辆也越来越多，--些较大型的货车进出小区的频率也增高。 由于大型车辆体积大、载重量大，小区内大型车辆占道、压坏路面的情况时有发生。 同时，大型车辆给小区带来噪音污染，行人安全存在隐患。 基于这些情况，小区部分业主向村民理事会提出在小康家园西、北两个大门设置限高梁的建议。 二、具体做法1、集民意。 根据村民提议，村民理事会就小康家园大门设置限高梁的议题召开理事会议，邀请村民代表、小区物业代表参加会议，进行“一事一议”。 在讨论中收集到村民业主最关心的问题1、小区限高梁的最高限制是多少是否会影响其他家庭小汽车的进出。
2、今后村民搬家或购买了大型家具如何进出设置了限高梁，是否会给小区村民业主的生活带来不便 3、现有小区村民业主所属的较大型车辆今后如何停放 4、限高梁由谁投资建置两个大门的限高梁建置，市场价达3万余元，这笔费用由谁承担2、访民情。 根据理事会议上收集的民意，为了更一步了解实际的真实情况，理事会联合小区物管对区业主进行走访征求意见，就小区中现有的家庭车辆情况进行了摸底。 走访后得知村民们都赞成在两个大门设置限高梁;--般家庭用车的高度都没有超出2米;小区中村民业主家较大型车辆不多。 3、议方案。 根据走访和摸底情况，村民理事会提出以下解决方案同意在小康家园西、北门设置限高梁。 限高梁最高限制为2.1米，小区所有业主的家庭用车都能畅通进出。 设置限高梁后，凡遇小区村民业主在搬家或其他事务中确需较大型车辆进出时，小区当班门卫保安负责开启小康家园消防通道以便进出。 对现有村民业主家所属的较大型车辆，由小区物管在二期门口按规定划出专门的集中停放点。 收费标准与在小区内停放相同。 限高梁的建置由小区物管负责，费用在小区村民业主上交的物业费中列支。
关于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基本实现形式，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对于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意义重大。要保证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必须完善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优化人民政协的主体构成；使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内容充分反映我国民主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形式、程序和组织实施工作要符合人民政协实现政治协商职能的现实 要求。 [关键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形式与程序 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基本实现形式。中共十八大报告对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人民 政协实施协商民主的多种形式等做了深刻的论述，对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述。 人民政协是我国特有的实现协商民主的政治组织和民 主形式，与其他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人民政协的性质、功能以及60多年的政治协商实践，都为
其开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深厚基础和丰富资源。但我们仍需看到，人民政协有效发挥协商民主作用，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形式上，都面临诸多挑战，有一个深化和拓展的过程。[1]本文仅就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建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谈一点认识和建议。 一、人民政协的组成要充分体现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基本实现形式的这一重要价值 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基本实现方式，这是对人民政协在我国协商民主实践中地位与作用的基本定位。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政协积极履行职能，其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可以说，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基本实现方式，既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种制度设计，也是我国民主政治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体现着我国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成果。要保证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价值得以充分体现，首先必须完善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优化人民政协的主体构成。当前，在人民政协主体构成的完善方面重点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不断推进人民政协界别设置的合理化。根据政协章程，人民政协的成分构成是以不同的界别来体现的。政协界别设置的原则和目标是要充分体现广泛性和包容性，通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 论断。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得以提出，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正式确立。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协商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协商民主政治实践的理论升华和伟大创造，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协商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指协商主体通过自由平等的公共协商参与决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除了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含义外，还具有不同于其他协商民主的特殊规定性，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社会各个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以适当方式进行协商，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作出决策或决定，以实现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确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又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实践证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对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好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是要建立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形式和渠道丰富多样，从渠道上讲，党内民主有协商，人民代表大会有协商，政协会议有协商，基层民主也有协商；从形式上讲，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等。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要发挥多渠道多形式的作用，使各方面特别是基层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形式得到充分反映。要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使协商民主按照规定的程序、渠道、形式开展。 二是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人民政协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涵盖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具有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坚持求同存异，只要认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这两面旗帜，
政协基层协商民主工作工作总结汇报发言近年来，县政协创新履职平台、完善履职制度、提升履职能力，各项工作逐步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根据会议安排，今天我重点汇报县政协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总书记强调，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直接关涉人民群众权益，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基础和重点。 近年来，在县委的高度重视下，县政协依托乡镇政协联络组建设，探索建立了由乡镇政协联络组牵头组织基层协商民主的工作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构建基层协商工作平台。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乡镇政协联络组由试点、扩面，到X年底完成了“全覆盖”，并实现专人专职。县政协不断加强联络组工作督促和指导力度，促进联络组加强自身建设。目前，各乡镇政协联络组普遍做到了有委员活动场所、有专兼职秘书、有工作制度、有年度工作计划、有经费保障，为基层协商工作的开展搭建了平台、储备了人才。 （一）加强联络组工作指导。建立县政协领导分工联系乡镇政协联络组制度，每年定期召开乡镇政协联络组工作座谈会，邀请乡镇政协联络组长列席县政协常委会，参加县政
协组织的各类活动。近两年，先后组织乡镇政协联络组长赴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参加学习培训，并组织他们到先发地区考察，开阔他们的眼界。 （二）规范联络组工作内容。在乡镇政协联络组试点之初，县政协主席会议就研究制定了《政协X县委员会乡镇（园区）工作联络组工作规则（试行）》的通知。在扩大试点后，县政协对联络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及时对联络组工作规则进行修订，进一步规范了乡镇政协联络组工作。 （三）扩充联络组工作队伍。随着乡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家庭农场等各类非公经济人士逐年增加。在进行政协委员调整时，我们将委员名额向乡镇倾斜，确保每个乡镇委员数在X人以上，为基层协商活动的开展注入“生力军”。县政协X名委员中，由乡镇推荐的X名，占委员总数的X%，既体现了大团结、大联合，也丰富了基层协商工作的主体。 二、扎实开展工作试点，不断探索基层协商工作经验。县委将县政协乡镇联络组作为推动基层协商的重要抓手。X 年X月，以县委文件转发县政协《关于在部分乡镇开展协商民主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在X岗乡、X镇、X镇由联络组牵头开展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设试点。一年多来，各试点乡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基层协商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是关注社会民生，回应了群众关切。例如，X镇确定“顺和家园提升改造，打造精品小区”为协商议题，组织协
界别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 政协界别不是一种固定的组织形态，它是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政协履行职能、开展活动的基本单元。 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纳民言、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而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某个或多个界别的委员作为协商主体参与政治协商的一种民主协商形式。根据协商主体的不同，界别协商可分为界别内部的协商、界别之间的协商以及政协界别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职能，界别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色，开展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的协商民主与界别优势结合，使界别协商在政协履职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协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政协工作的一种创新。探索并创建界别协商机制，积极发挥界别协商的作用，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促进政协政治协商创新、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界别协商 协商，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共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和民主决策机制，具有协商、平等、合法等重要特征，具有对话、磋商、交流、听证、沟通等多种形式。民主协商已经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寻求共识、协调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成为人类社会处理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基本方法。 界别协商就是以界别为单位组织政协委员开展的各类协商建言、协调关系的履职活动。界别协商作为一种正在实践、探索中的民主协商形式，明确其内涵十分重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
政治协商、民主协商、协商民主的联系与区别 来源：《中国统一战线》 一、政治协商概念的由来与内涵 政治协商这个概念来源于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通常被称为“旧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国民党经过斗争争取来的。虽然蒋介石撕毁了政协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但政治协商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借用了政治协商的概念，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从此，中国共产党就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同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协商，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层面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推进，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程序日益完善。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共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就中共中央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政治协商，人民政协要对国家大政方针、地方重要事务、政策法
令的贯彻等重大问题加强政治协商。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中共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和中共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协商是我国政治协商的两种基本形式，并对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等。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规定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等。 由此可见，政治协商是指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的协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政治组织，形成了政治协商这样的制度。可以说，政治性是政治协商最显著的特征。 二、民主协商概念的由来与内涵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提倡民主协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反复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在实践中，中国共产
经济研究导刊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总第186期2013年第4期Serial No．186 No．4，201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和确立。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协商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协商民主政治实践的理论升华和伟大创造，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也将作出积极贡献。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我们发展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我们把这种重要的人民民主形式发展好，也就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理念。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说到底就是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表达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的本质，正是出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０８ 作者简介：张明（1974-），男，湖南常德人，政工史论教研室副主任，讲师，从事政治理论研究；黄晓波（1978-），男，湖南郴州人，政工史论教研室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尹亮（1980-），男，湖南邵东人，自动化工程师，从事社会理论研究。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张 明１，黄晓波１，尹亮２ （１．空军空降兵学院政治工作系，广西桂林５４１００３；２．９５２４６部队５１分队，广西桂林５４１００３）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论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和确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只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才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支撑。 关键词：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为本；基本国情中图分类号：Ｄ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４５－０２ ２４５——
企业协商民主典型案例 一、单位概况 **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XX年，是一家集园林施工、景观设计、绿地养护、苗木产销、科技研发及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重点服务于市政公共园林工程、高端休闲度假园林工程、大型生态湿地工程及高端地产景观。通过现代企业管理，科学规范运作，集团积聚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良好的资信，拥有国家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市政、古建、造林、土石方工程等多项资质。通过了ISO系列认证, 连续8年被杭州企业信用评级委员会确认为“ AAA ”级企业，连续5年被浙江省工商局授予“重合同？守信用”单位，成为全国园林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全国城市园林绿化50强企业。 二、协商背景 **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包括外地职工）的综合素质普遍较高，具有较强的民主平等意识，对获得公平的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发展权、参与表达权、民主监督权等，都具有较高的期待。 同时，《浙江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企业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厂务公开、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平等协商等制度。因此，综合考虑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法律规 定、集团公司的长远发展、广大职工的意愿等因素，2011年，集团
公司工会向公司提议推进企业协商民主工作，召开首届职工代表大会，畅通职工理性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有效整合职工的意见建议, 促进企业专业管理与民主管理的有机结合，充分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公司领导、党支部、工会等经过讨论，决定召开首届职工代表大会。 三、协商过程 在上级工会的指导帮助下，**园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条不紊地推进首届职工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 1.成立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以公司领导、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等为主要成员，制定职代会筹备方案和推进计划，决定提交职工代表讨论集团公司制定的《职员手册》（试行）并实施工会换届选举等事 宜。同时，下设材料、会务两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各项筹备工作。 2.广泛宣传并开展选举。发布《职工代表选举公告》，规定每个班组至少要有一名代表候选人，代表中要有一线生产人员、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工会专兼职干部，一线生产人员的比例不得少于50%。职工代表中要有一定数量的女职工代表、青年职工代表、外地职工代表，确保职工代表组成的广泛性。 3.审查职工代表资格。成立以工会主席为主任，公司工程事业管 理中心、传媒信息部等负责人为委员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职工 代表的资格予以审查，并以公司职能部门为单位，成立职工代表团。 4.征集并处理建议、提案。成立提案审理委员会，下发提案征集 表，共征集到建议11条、提案18项。建议主要针对《职员手册》（试行），涉及细化综合工时制度，进一步明确与细化职工的休假权，建立健全各类报销、补贴制度，加强对职工的社会保障，完善职工的绩效奖励机制，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体育生活等内容。为此，提案审理委员会将这些建议整理、筛选后，提交相关职能部门调查论证后，拟定《职员手册》的修改、完善意见，报集团公司领导审核。提案主要针对公司的业务管理、职工的教育
如何发挥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 用 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协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润滑剂。在政治生活领域里，协商民主则是一种重要的民主形式。从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管理和决策，到一年一度的各级“两会”，这一民主形式运用广泛而普遍，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 一、协商民主的由来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一向推崇的选举民主有了新的认识，理论界普遍认为选举民主存在缺陷；首先，选举民主以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为前提，忽略了少数人的意志；其次，选举人在行使完选举权以后，发现自己推选的政治团体经常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者约瑟夫·毕塞特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希望可以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形式。协商民主在西方是政治理论新课题，也是新实践。 与西方不同，协商民主在我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协商民主最为显著。例如，解放区政府“三三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建国纲领、建国前提出的“五一”口号都贯穿了协商民主的政治理念和行动措施。建国前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
更是协商民主的生动体现。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更是协商民主的典范。1991年，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在当年“两会”中共党员负责人会上，首次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力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XX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重申了这一重要思想。XX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首次提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XX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肯定了“协商民主”这个重要概念。XX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国家制度层面确立了协商民主。XX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就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具体部署。由此可见，我国的协商民主，源自于中国革命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形成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筹建新中国的重大抉择中，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它是同选举民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民主形式，也是一种民主制度。 二、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
论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摘要：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发展方向，它具有政府主导性、普遍性、所探讨的内容具体细微、多样性等特点，是民主协商的必然发展趋势。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主导作用，但统一战线在助力基层协商民主虽然存在难题。在统一战线助力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提出三点建议：在思想上坚持党的领导，在组织能动性上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在制度设计上搭建好平台。 关键词：统一战线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指明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方向。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它与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关联性，具有协商民主的诸多特质。在开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所有社会代表都是以对话、沟通、协商的方式来达成协议，取得共识，充分体现包容、协商与合作的精神。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这个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础。基层协商民主，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公民通过基层（主要包括城市社区、企业、农村）平台，在遵循特定的程序下，自由平等公开地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采用对话、商讨等方式来表达诉求、参与公共决策和具体细微的基层管理的活动。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扎根于普通公民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政府对基层协商具有主导性。我国社会传统十分认同政府优
界别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协界别不是一种固定的组织形态，它是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政协履行职能、开展活动的基本单元。 政治协商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广纳民言、广集民智、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而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把某个或多个界别的委员作为协商主体参与政治协商的一种民主协商形式。根据协商主体的不同，界别协商可分为界别内部的协商、界别之间的协商以及政协界别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协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政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职能，界别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特色，开展界别协商是政协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的协商民主与界别优势结合，使界别协商在政协履职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协商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政协工作的一种创新。探索并创建界别协商机制，积极发挥界别协商的作用，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促进政协政治协商创新、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界别协商 协商，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共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和民主决策机制，具有协商、平等、合法等重要特征，具有对话、磋商、交流、听证、沟通等多种形式。民主协商已经成为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寻求共识、协调行为的一条重要途径，成为人类社会处理政治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一种基本方法。 界别协商就是以界别为单位组织政协委员开展的各类协商建言、协调关系的履职活动。界别协商作为一种正在实践、探索中的民主协商形式，明确其内涵十分重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高考政治：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的区别与联系 一、区别与联系 1.区别：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三个概念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民主协商侧重于发扬民主， 协商民主侧重于民主形式， 政治协商侧重于协商内容的政治性。 2.联系： 第一，政治协商、协商民主是民主协商的具体体现。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都要发扬民主，进行广泛的民主协商。在民主协商过程中，就形成了与选举民主相适应的协商民主的形式，形成了就重大问题进行的政治协商。因此，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都是民主协商在内容与形式方面的具体体现，是民主协商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协商民主涵盖政治协商，但不等同于政治协商。 一是协商的主体更加广泛。政治协商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具有高层次性的特点。协商民主的主体则包括社会各阶层群众，涵盖面更大更广。 二是协商民主的渠道进一步拓宽。政治协商主要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政党直接协商，或是人民政协依托人民政协渠道同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而协商民主的渠道则包括了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协商。 三是协商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比如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 四是协商民主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政治协商主要是涉及大政方针问题的协商，而协商民主还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开展协商。 因此，这三个概念紧密联系，又有不同，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相互取代。特别是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政治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发展得较早，研究得比较充分，因而有比较规范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程序。而协商民主是与选举民主相对应的制度体系，十八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就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一、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 （1）发展历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作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协商民主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丰富了形式，拓展了渠道，增加了内涵。 （2）重要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面对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的新变化，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面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
[经验交流]社区协商工作典型经验材料 社区协商工作典型经验材料 突出关键环节充分尊重民意推进社区协商 全力保障居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力 ——**团**社区协商示范经验材料 近年来，**团**社区深入推进“四进访民情、五步促协商”（领导干部、党代表、机关挂钩部门和在职党员进社区四进；选题定事、调研明事、协商议事、结果公示、监督执行五步）工作机制，引导辖区群众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家园自己建”，畅通议题收集渠道，规范议事规程，不断推进协商民主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不断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确保依法议事、依法办事。 一、主要做法 （一）坚持法治理念，实施“三个化” 一是内容格式化。选题定事，明确“议什么”。对收集到各方面议题认真研究，严格甄别，对涉及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秩序以及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矛盾冲突等公共事务进行议事协商，个体利益、个人诉求不列入议事范围。 二是程序规范化。规范流程，明确“怎么议”。规范议题选定、会议准备、召开、公示、执行等5个阶段的工作步骤，将选定的议题、议事会的召开、议事的结果、执行的情况全程向居民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如为解决44户无劳动能力贫困户脱贫，**社区民情理事会商定成立了爱心基金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爱心基金管理办法，开设专门账户，并于12月31日开展“爱心节”，将“爱心款”及时公布，做到了议题大家定、结果共监督。 三是履职制度化。建章立制，明确“作用怎么发挥”。**社区按照“1+7+X”议事模式，组建了**社区民情理事会，设立理事长1名，由**社区党支部书记担任理事长，设立常务理事会成员7名，由机关挂钩领导、社区党支部代表、居委会代表、群众代表、物业公司代表、有威望的老同志、大学生志愿者等7类人员组成，设立非常任理事会成员“X”名，由其他利益相关方及专业人士等组成，共计50名。建立了**社区自治章程、议事规则、社规民约等相关制度。同时，将民主议事协商纳入党政工作目标管理，建立考核机制，做到“面对面考核、面对面制定、面对面评议”。近年来，**社区居民文明素质明显提高，“自强不息、向善向上”的**精神深入人心。 （二）坚持发扬民主，体现“三个性” 一是收集渠道的多样性。**社区结合“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十百千” 创建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2015年02月09日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就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意义 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 （1）发展历程。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作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协商民主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丰富了形式，拓展了渠道，增加了内涵。 （2）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面对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的新变化，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面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渠道程序 （3）指导思想。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2014年06月13日16:06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2014年1期作者：李金河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结合政治协商的发展经验，探索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要求所建构起来的一套民主制度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科学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以及政治实践，促成社会上各种政治主体之间广泛协商和互动治理，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充分和便利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 关键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协商；独特优势 作者简介：李金河，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0519(2014)01-0018-07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上的全新表述，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民主政治的长期战略任务。所以，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历史沿革 植根于中国土壤，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形成的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自主成果和制度形式。大体而言，协商民主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三三制”、协商建国到协商治国，其发展形成了试验、发展、制度环环相扣而又渐次递进的逻辑链条。 (一)协商民主的局部试验：联合革命与“三三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异常艰巨和困难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同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并付诸实践。20 世纪20年代初，为了共同反帝反封建，国共两党在政治基础一致的前提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七七事变”后，基于共同抗日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两次合作与尔后的协商民主不属于同一概念的范畴。 抗战期间，为了增强政府与各党派、各界人士之间的互动，在中国共产党及社会各界的呼吁推动下，国民党于1938年7月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在形式上容纳了全国各抗日党派与社会各界的代表人士，它既是一个民意咨询机构，也是一个协商政治机关。国民参政会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开展政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ee11501629.html,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探源 作者：邹品月 来源：《大经贸·创业圈》2019年第12期 【摘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体现出与西方协商民主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巨大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舶来品”、“飞来峰”，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它深受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以求”思想的滋养，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谱系的沿袭，成长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协商经验的启示，发展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探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制度文明，对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提升国家政治发展力和国际竞争力有突出的实践价值，是立足固本、着眼强基的“中国创造”这一制度模式的时代体现。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理论逻辑和内生渊源，对理解中国共产党以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和合以求”思想的滋养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是在中华历史传承、文化演进、社会逐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实践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特点。‘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协商文化中心理文化的写照，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最高的精神追求和根本的思想特征。“和”，指的是人们不同的思想观念进行交流互动，产生思想的激荡;“合”则指的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力求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生存状态。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大一统理念。“和合”一词较早出现于《国语·郑语》中，“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和合”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代表思想，在《论语·学而》中称“礼之用，和为贵”。道家老庄哲学中也体现出对“和合”思想的理想追求，《老子·四十二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此可见，“和合以求”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是要否认差异，忽视矛盾，而是要在承认世间万物千差万别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兼容并蓄，贵和尚中，求和谐以共生共长。“和合”文化作为一种心理要素其内在价值是追求社会安定和谐，以平等的对话协商将参与者之间的矛盾分歧转化为合作共进，进而实现参与者之间所享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稳定的状态。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1．(2014·海南高考)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协助党委和政府搞好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各民族和各界别人士的协商。全国政协重视协商民主，因为( ) ①协商民主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活动准则②协商民主是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的前提③协商民主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的决策水平④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2015·北京高考)2014年8月，66名高中生参加了“首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经过调研和论证，撰写并提交了11份“提案”。其中，《关于完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体系的提案》和《关于完善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立法的提案》于2015年3月由政协委员正式提交给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撰写“提案”反映了中学生积极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 B．上述过程能增进中学生对我国协商民主的认识和理解 C．由政协委员提交正式提案表明其代替公民行使建议权 D．向政协会议提交正式提案说明政协委员依法履行质询权 3．(2014·重庆高考)协商民主指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时，需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从参政协商到立法协商，从市民论坛到电视问政，从价格听证到专家咨询，协商民主的形式日益丰富。发展协商民主( ) A．属于政府的“阳光工程” B．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C．提高了政治决策的公众参与度 D．旨在强化公众对政治决策的监督 4．已举行46次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始终秉持“坦诚、务实、民主”的理念，成为新形势下人民政协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有效平台，成为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阵地和品牌。这表明( ) ①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②政协不断创新参政议政的内容和方式③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④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得以更好发挥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5．“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下列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说法正确的是( ) ①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②它是完善我国各个民主党派政治联盟的重要途径③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汇民意、聚民智④它是履行参政议政职能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