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惩戒”的看法
最近几年来，赏识教育在基础教育中成了主旋律，“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是为典型言论。这种教育理念维护了学生的自尊，有助于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它能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无限地激发学生的内动力。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这种平等的、朋友式的教育理念，在育人成才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周弘老师，凭借于此，把残疾的女儿培养成留美的硕士等等。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赏识教育的理解中，产生了如此观点：学生只能夸奖，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对学生权利的侵犯。这种观点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有市场，老师们谈“惩”色变。甚至它还颇得部分家长的认同和首肯。经常地，有部分家长把某某老师对其孩子的几句批评，马上通过种种渠道传递到校方领导那里去，告上一状。其理由就是：这大大违背现代育人思想。
在赏识教育中，是不是只能表扬，应不应该对学生有批评?笔者的看法是肯定的。即赏识教育完全不排斥批评。只是选择教育时机和批评方式的问题。
批评和表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相对应而存在，相辅相成。这二者就像鸟儿的两翼，缺一不可。每个学生都有可以赏识的地方，自然也有可以批评之处。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如是说：“奖励和惩戒都是教师的专业权力。如果非要强制教师放弃这种权力，最终受害的是学生和社会。”教育惩戒是完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未成年人人格健康和谐发展。没有经历过教育惩戒的人，其生命成长是有缺憾的，经历过适当的教育惩戒的人，其人格能健康和谐发展。试想在一个孩子的成长阶段，假如不管其行为的正确与否，遇到的全是表扬，那么这个孩子在将来再遭遇到挫折时，有可能就是手忙脚乱，应接不暇，被动无措。
既然在教育中，批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那么是否随时随地一旦发现就马上实施，不计方法方式、不及后果地运用呢？显然也不是。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惩戒应以爱为前提，惩戒是为了完善孩子，使他们变得更好，而不是把学生当成发泄不良情绪的对象。中央教科所刘京铎教授认为：要用欣赏地眼光看待学生的言行，面对其缺点错误的时候，不是考虑教育工作的便利和制止其当时行为的快捷，而是是否促进学生的进步，引导学生改变或者放弃他的不恰当言行。
“爱为前提，惩戒是手段”，这是实施惩戒的根本原则。但是不是只要心中有爱，就可以随意挥舞手中的惩戒大棒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云晓研究员说：“惩罚是把双刃剑，是一种危险的、高难度的教育技巧……”。那么，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到底应如何使用惩戒这一手段呢？
许多的教育大家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可资镜鉴的宝贵财富。
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在学生犯错后，经常采用的是“善意的补偿式的惩罚”犯了小错给全班同学唱支歌，较严重的做一件好事补过，严重的就罚他写一篇500字左右的说明书。
约翰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说：“儿童的过错有时不能不加以斥责，因而斥责不独应当出之以严肃的、不任情的词句，并且应当背着别人私地里去执行；若是你当众宣布他们的过失，使其无地自容，他们就会失望，而制裁他们的工具也就没有了，他们愈是觉得自己的名誉已经受到了打击，则他们设法维持别人的好评的心思也就愈加淡薄。”
苏霍姆林斯基的学生、俄罗斯奥伦堡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伦达克教授说：“苏霍姆林斯基看到某同学做错事情，需要批评惩戒时，总是把这个学生单独叫到办公室，绝对是只有他一个人，决没有第三者在场，绝对不会当众批评、惩罚某一个学生。他对学生非常尊重。”可见苏霍姆林斯基做法也与洛克说法基本相同。
总结以上大家的做法，有以下几点值得效法：
1、把握教育时机。教育时机到来时，所使用的惩戒措施效果明显，否则，就会事倍功半。而教育时机的选择应以有效、有益的标准来衡量。这个选择，应以是否有效触动学生的情感，能有效转变其思想和行为方式为基准。据此，当事件刚刚发生时，有的或许就是最佳教育时机，但有的也未必是最佳时机可能缓一缓效果更好。
2、惩戒手段应有灵活性和创造性。采用何种手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让学生在接受中认识到错误，进行洗礼，在非冲突中悄然发生转化。虽然两个学生犯同样的错，但未必用同一的惩戒手段对待之。老师不能千篇一律。如背诵校规校纪等。同样是背诵，可以是诗词，可以是人生哲理等。这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可能更好。
3、惩戒应与对学生的尊重相结合。不要象孙云晓所说患上了“关怀强迫症”。即特别需要别人依赖自己，总是爱向别人提供别人不需要的或者是偏激的关怀。一厢情愿式的，自认为是为了教育、引导学生而草率随意，冲动冒失的处理问题，有可能更深地伤害了学生，那样教育效果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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