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行政学流派》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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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班级：行管2班
指导教师：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目录
前言 (2)
第一章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 (2)
第二节公共选择理论的艰辛曲折发展 (3)
第二章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第一节邓肯.布莱克——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3)
第二节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集大成者 (4)
第三节戈登.塔洛克：寻租理论的奠基人 (5)
第四节 K . J . 阿罗：为一般均衡求解 (6)
第五节罗纳德.科斯：社会的成本 (7)
第六节曼瑟尔.奥尔森：利益集团背后的逻辑支撑 (8)
第七节安东尼.唐斯：中间选民定理 (8)
第三章中国学者的研究及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第一节中国学者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 (9)
第二节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10)
第四章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及启示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11)
第二节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12)
参考文献 (14)
【前言】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的行为假设来研究集体决策和集体决策规则的选择。研究的领域涉及投票、政党竞争、选民行为、官僚体制、集体行动和立宪选择等一系列问题。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的传统看法。公共选择理论和一般政治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只有准确把握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和研究方法，才能正确理解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结论。公共选择理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特征为我们研究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第一章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
一、公共选择问题溯古
早在１８世纪，在科学思想浪潮的推动下，法国科学院的博尔达、孔多塞和拉普拉斯三位院士就各自独立地用数学方法对政治学中的投票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博尔达计票法和孔多塞对投票悖论的分析最引人注目。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触摸到了现代公共选择研究的核心，但尚未形成公共选择理论的初始构架。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孕育
公共选择理论的发育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联系。美国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大师丹尼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方法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基因”源自福利经济学。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福利经济学经历了空前的大论战，产生了新福利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的分化。旧福利经济学以边沁、庇古等人为代表，其理论核心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对序数论的提出，使１８世纪建立于排序方法基础上的孔多塞悖论重新受到理论界的重视。新、旧福利经济学关于基数论与序数论的论战，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育婴房”。
三、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
１９４８年，邓肯·布莱克利用新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研究社会公众以投票为媒介进行的公共选择，重新发现了博尔达、孔多塞和拉普拉斯当年研究成果非同寻常的价值。邓肯·布莱克首次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对政治行为
的分析之中。随后，Ｋ·Ｊ·阿罗、Ｊ·Ｍ·布坎南及塔洛克等人在有关非市场决策问题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交叉范畴的新学科——“公共选择”理论的呱呱坠地，可以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确立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其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则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得到系统化。正如布坎南的学生康格莱顿２００２年所做的介绍：公共选择研究大约经历了５０年的风雨。对它的研究可追溯到：邓肯·布莱克对中间投票人“路径断裂”的研究，布坎南创立的政府财政理论，肯尼斯·阿罗在整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布坎南、塔洛克、奥尔森以及他们当时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许多论文。１９７２年，肯尼斯·阿罗获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９８６年，布坎南以其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９９８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与繁盛。
第二节、公共选择理论的艰辛曲折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在美国发育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正是凯恩斯学派垄断美国经济学界的时期，而公共选择理论有着“反凯恩斯主义”的基因，因此长期受到冷落和排挤。１９５７年，布坎南与一批公共选择理论的追随者、罗纳德·科斯等人在弗吉尼亚大学建立公共选择研究的第一个根据地。１９６３年，弗吉尼亚大学的校方判定该中心持有“１９世纪极端保守主义的僵硬的观点”，此后布坎南、塔洛克、科斯、沃伦·纳特等人相继被迫离开弗吉尼亚大学。１９６９年，布坎南、塔洛克寻求到弗吉尼亚科技学院的支持，在那里创办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学术影响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这个中心成为公共选择研究的“国际避难所”。但由于公共选择理论与正统经济学派的观点冲突，１９８２年，弗吉尼亚科技学院最终无法容忍该中心的继续存在而被强制关闭。１９８３年，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再次搬家，迁徙到了乔治·梅森大学。直到今天，乔治·梅森大学依然是国际公共选择研究的大本营。
第二章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第一节、邓肯·布莱克——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 ，1908～1991 年) 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他于1948 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布莱克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只要投票人的偏好都是单峰值的,简单多数规则一定可以产生出一个唯一的均衡解,这个均衡解和中间投票人的第一偏好正好一致,即中间投票人偏好的议案或公共物品会被通过。布莱克的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作单峰偏好理论。
单峰偏好理论是由邓肯·布莱克在1958年出版的《委员会与选举理论》一书中做出的。拟通过修正阿罗五原则解决投票悖论。其内容是限定每个选民的偏
好只能有一个峰值。
所谓单峰偏好，是指选民在一组按某种标准排列的备选方案中，有一个最为偏好的选择，而从这个方案向任何方面的偏离，选民的偏好程度或效用都是递减的。如果一个人具有双峰或多峰偏好，则他从最为偏好的方案偏离时，其偏好程度或效用会下降，但之后会再上升。布莱克证明了如果假设各个选民的偏好都是单峰偏好，那么最终投票的结果就可以避免阿罗悖论，社会成员个人的偏好之和可以得出确定的唯一的社会总体偏好，而这种社会总体偏好恰好是个人偏好处于所有选民偏好峰的中点上的选民，高于他偏好的选民数量和低于他偏好的选民数量正好相等，这也就是著名的中间投票人模式（median voter models）。布莱克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开创性研究而被戈登·塔洛克称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
第二节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集大成者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1919- )是公共选择学派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与领袖，因把经济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填补经济学研究领域空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等人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张在经济研究上回到古典学派，分析规则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
一、《同意的计算》——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杰作
一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的讨论而形成的。布坎南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市场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不在于人们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不同，而在于人们追求他们的不同利益时所处的条件。布坎南和塔洛克合著的“杰作”《同意的计算》是第一次尝试，意在取得我们称为“政治宪法的经济理论”。在《同意的计算》一书中，布坎南和塔洛克更多的关注不同决策规则对参与集体决策的行为主体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书中，作者分析了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问题，并试图建构一种规范理论来描述和解释社会用来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手段。其基本假定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和政治交换。作者把集体行动视为一种减少由纯粹的私人行动或自愿行动所强加的那些外部成本的方法。并把集体决策的成本分为两种：外部成本和决策成本。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决策规则进行了成本分析，认为决策规则将决定集体行动的范围与限度。除开理论和模型的细节讨论，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是多数规则的意义。作者认为，唯有全体一致规则才能消除所有外部成本，任何弱于全体一致的规则就必然由于包含外部成本而可能形成“多数人的暴政”。然而，从决策成本考虑，全体一致又是不现实的。出于决策成本的考量，民主才实行多数规则，因而多数规则使用的范围必须受到限制。二是行为假设。经济人和政治交易的假设都与传统的政治哲学不符，而选票交易则一直被视为不道德的。但是在这里，集体活动像市场活动一样，被视为一种真正意义的“合作”。通过这样的活动，所有各方都会有所收获。于是，政治过程就不是简单的善恶较量或肮脏的权力斗争，而是互利的过程。这种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无疑又是“乐观的”。与市场活动对比，政治过程中的无效率问题总是被人们归因于“坏”人，而不是归因于约束他们的规则。结果是致力于通过个人动机的革新来完成改革。作者提醒说对这些无效率应该从制度层面寻找原因。例如说，选票在任何不足全
体一致的集体选择规则之下都意味着一种把外部成本强加给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潜在权力。如果一切选票交易都被禁止，个人可能就不会赞成任何不足全体一致的集体选择规则。因此，如果接受了不足全体一致的集体选择规则，那就不能一概否定选票交易（从道德上），问题就换成了如何规范选票交易。此外，布坎南在其他场合也强调过制度对作为社会成员和独立存在的个人之核心价值和基本行为规范的依赖。这一点事实上也不是把政治过程理解为交易的缺陷，例如市场经济的实现和运行也需要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道德教育来避免腐败。
二、《俱乐部经济理论》——现代俱乐部经济理论的诞生
俱乐部理论是指研究非纯公共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的理论。俱乐部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A.C.庇古与F.奈特有关对拥挤的道路征收通行费的论述。现代俱乐部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布坎南与蒂鲍特。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
布坎南在《俱乐部经济理论》中认为，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受到三个因素影响：私人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物品消费量，俱乐部的拥挤程度。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力求个人效用最大，为此他首先得决定是否加入俱乐部。而一旦加入俱乐部后，他还得决定对俱乐部的利用率。如何理应俱乐部又取决于俱乐部物品数量、成员人数和会费。这些都是俱乐部一般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当每个社会成员实现最大个人效用时，我们就说实现了俱乐部内外同时均衡。詹姆斯·布坎南第一次使用模型研究了自愿俱乐部的效率性质，在他的模型中包含着这样的假设：一家俱乐部排除非会员不需要成本；俱乐部里的会员不致受到其他会员的歧视；会员分摊相同的成本和收益。其分析是通过考察俱乐部会员代表(用I表示)的行为来进行的。假设个人效用函数为：maxUi(Yi，X，S)。其中，Y^i是第i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消费，X是公共产品，S是群体规模。这便产生了如下分析性问题：(1)决定应当供应的公共产品的产量；(2)决定俱乐部成员数的最佳规模。首先是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量的确定。公共产品X最优供给的条件，称为“萨缪尔森条件”，它说明在最优点上，生产最后单位的X所消耗的以Y计算的边际成本(MRT)刚好等于所有使用者同时消费时所获得的以Y计算的边际利益。其次是俱乐部最优成员数的确定。假如俱乐部的产品规模及成本一定，对于某一成员P而言，随着成员数的增加，给他带来的边际成本为负值，因为成员数增加减少了分摊成本。另一方面，随着成员数的递增，带给某一成员的边际效用最初为正值或为零，然后逐渐为负值。所以，每一成员为了获得最大收益，必须保证总成员数带给自己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由于每一成员都是同质的，那一位成员得到的最大效用也就意味着所有成员都得到最大效用，所以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成员数就是俱乐部在产出既定情况的最佳人数。
第三节、戈登·塔洛克：寻租理论的奠基人
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22－）《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一文是寻租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论文。《关税和垄断的福利成本》一文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资源在生产领域的配置扩展到非生产性领域的配置，从人们追求新增经济利益的行为(寻利活动)扩展到追求既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寻租活动)，并开创性地研究了寻租活动的性质。
塔洛克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中明确指出，从表面上看，偷窃似乎是一种纯粹的物质转移，并没有扭曲价格，就不应该存在配置效率或X-非效率上的损失，特别是用哈伯格的方法来衡量的话，也根本不涉及福利成本的损失，仅是财富的转移。然而，偷窃行为却产生了社会成本，它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必然会在另一方面促使人们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进行反偷窃。这些反偷窃活动支出的稀缺资源就构成了偷窃的总福利成本，从原来的“哈伯格三角形”增加到“塔洛克四边形”，并且从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它还会随着偷窃行为的发生而不断上涨。由此看来，塔洛克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扩张到追求既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把蛋糕做大的“寻利活动”，后者则是多分蛋糕的“寻租活动”。所以该文章表面上研究的是垄断、灌水、偷盗等行为，但着眼点确实对寻租的分析。
完全竞争理论对偏离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福利估计不足，实际上税收、关税和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大大超过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们会竞相通过各种疏通活动，争取收入，即寻租；而在竞相寻租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认为花费与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费用是值得的。就单个寻租者而言，其寻租代价不会超过垄断地位可能给他带来的好处（即垄断利润或垄断租金），否则就不值得了。但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争夺垄断地位的竞争非常激烈，寻租代价常常要接近甚至等于全部的垄断利润。进一步考虑整个寻租市场，问题更为严重。整个寻租活动的全部经济损失等于所有单个寻租者寻租活动代价的总和，而且，这个总和还将随着寻租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增大。按照比较学术的解释，寻租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却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更通俗一些讲，寻租就是搞关系，对于企业而言，最典型的寻租就即通过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他稀缺的经济资源。寻租有的是非法，有是的合法不合理。这往往成为腐败和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之源。
第四节、K . J . 阿罗：为一般均衡求解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 1921- ）是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与约翰·R·希克斯共同荣获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1951年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他的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经典著作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结果，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准确的表达则是：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不存在满足阿罗公理的选举规则。或者也可以说是：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从而给出了证明一个不可思议的定理：假如有一个非常民主的群体，或者说是一个希望在民主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所有决策的社会，对它来说，群体中每一个成员的要求都是同等重要的。一般地，对于最应该做的事情，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偏好。为了决策，就要建立一个公正而一致的程序，能把个体的偏好结合起来，达成某种共识。这就
要进一步假设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按自己的偏好对所需要的各种选择进行排序，对所有这些排序的汇聚就是群体的排序了。
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源自孔多塞的“投票悖论”，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赛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如图的偏好排序。
甲（a>b>c）；乙（b>c>a）；丙（c>a>b）注：甲（a>b>c）代表——甲偏好a 胜于b，又偏好b胜于c。
1、若取“a”、“b”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b）；乙（b>a）；丙（a>b）；社会次序偏好为（a>b）
2、若取“b”、“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b>c）；乙（b>c）；丙（c>b）；社会次序偏好为（b>c）
3、若取“a”、“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c）；乙（c>a）；丙（c>a）；社会次序偏好为（c>a）于是得到三个社会偏好次序——（a>b）、（b>c）、（c>a），其投票结果显示“社会偏好”有如下事实：社会偏好a胜于b、偏好b胜于c、偏好c胜于a。显而易见，这种所谓的“社会偏好次序”包含有内在的矛盾，即社会偏好a胜于c，而又认为a不如c！所以按照投票的大多数规则，不能得出合理的社会偏好次序。
阿罗不可能定理说明，依靠简单多数的投票原则，要在各种个人偏好中选择出一个共同一致的顺序，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合理的公共产品决定只能来自于一个可以胜任的公共权利机关，要想借助于投票过程来达到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结果，一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排除了人际效用的可比性，而且在一个相当广的范围内对任何个人偏好排序集合都有定义，那么把个人偏好总合为社会偏好的最理想的方法，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独裁的。不可能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个人偏好通过多数票规则转换为成社会偏好。
第五节罗纳德·科斯：社会的成本
科斯（Ronald Coase，1910－）的代表作是两篇著名的论文。其一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该文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产业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这一重要的范畴来予以解释。所谓交易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科斯认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另一篇著名论文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为零时合约行为的特征，批评了庇古关于“外部性”问题的补偿原则（政府干预），并论证了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交易即使在出现社会成本（即外部性）的场合也同样有效。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施蒂格勒（1982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科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命名为“科斯定理”。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
第六节、曼瑟尔·奥尔森：利益集团背后的逻辑支撑
奥尔森(Olson，1932－1998)于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分析利益集团，提出了著名的“搭便车”理论。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本书、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这三部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著作。
奥尔森认为，在一个大型团体中，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一般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团体的利益，搭便车是理性的选择。小集团比大型集团容易组织集体行动，大型集团能够进行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是其能够提供选择性的激励。.奥尔森理论的逻辑结构是简单清晰的，和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博弈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奥尔森的理论揭示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即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次优化的集体结果。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课题。奥尔森的理论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和经验性验证。
奥尔森认为，从个人自利的前提中推演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小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奥尔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如果人们不需要花费资源，即可获得所需，那么他们就不会花费资源争取利益。“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即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小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它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惟一途径，只能是在杜会的总利益中争取较大份额，而不顾社会的总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
第七节、安东尼·唐斯：中间选民定理
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1930—)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是共选择理论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之一。《民主的经济理论》开创性地将经济学理论思想引入政治学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奠基性的著作”。安东尼·唐斯从政府，政党，选民的理性行为入手，分析了西方民主制度背后的经济实质，在“理性人”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理解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分析西方民主制度的暂新视角，从而阐明了西
方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内在动因及其局限性。安东尼·唐斯在书中，将一般均衡方法论系统地应用于政治科学。其基本出发点是：政治当事人（选民、政党与政府），也像经济当事人（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服从基本的理性人假设，即他们总是在给定的制度和非制度的约束下，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该书分析的重点在于理性的政治当事人会怎样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
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唐斯提出了关于政党竞争和选民行为的两个基本原理：政治代表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当选与连任；投票决定完全基于投票者他或她的自身利益考虑。即中间选民定理。这一定理主张，在两党制中，政党表述施政纲领要吸引位于中间位置的选民，他们认为在选举中处于中间标度可以吸引左右两边的选民，并以此获得胜利。该实际标度一般为经济上的“左—右”轴，在实际选举中也的确主要以经济为标轴，但同时该定理并不排斥以其他标准来建立标度。两大政党为了赢得选举，而不再受既定的意识形态政纲的束缚，表现得像机会主义者一样。中间选民定理声称，对政党来说，唯一的能最好的回应对方的政纲就是能使中间选民满意的政纲。这一论点不仅适用于选民立场呈单峰对称分布的状况，他还适用于按明确界定的标度选民所持立场的连续的分布状况。但需要指明的是，如果选民立场在实际的标度中分布极不平衡，那么中间值就不会正好处于该标度的“中间”位置，代表一个中性政治立场。政治中性只存在于先对对称的分布状况中。
在唐斯看来，政党并非是为某种真理及理想而行动，而是谋求在选举中获胜以掌握政权进行活动的人的联合体，选民是指从政府实施使的政策中能够有所获益的个人。任何一个政治家或政客，要想获得大多数的选票，就必须使自己的方案与中位投票人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在最后的竞选中获胜。同样，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中间阶层占大多数，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就会越稳定。
第三章中国学者的研究及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第一节、中国学者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
一、将公共选择理论介绍、引入中国
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学者汤慎之完成出版了译著《社会选择及个人价值》；杨永超出版了译著《公共选择》、王诚出版译著《公共选择》，系统地介绍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成果、直接民主中的公共选择、代议民主中的公共选择、规范的公共选择、公共选择理论与实践的对比分析等内容，该书旁征博引，全书注释量超过３００处，是国际公认的公共选择理论集大成者；张军也同样译著了《公共选择》；杨春学、李邵荣、罗仲伟、龙超翻译出版了丹尼斯·缪勒的《公共选择理论》；李政军翻译出版了《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钱晓敏、孟岳良完成出版了译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陈光金完成出版了译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胡的的、胡毓达完成出版了译著《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李政军翻译出版了《论投票一个公共选择的分析》。这些译著将公共选择的理论与思想、方法带入中国，为中国学者了解、认识公共选择理论及其
发展立了头功。
二、对公共选择基础理论的介绍与探索
另一些学者，在介绍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同时，也对该理论的基础内容进行一定的探索，主要成果有：孙来祥的《规范经济学与社会选择理论》；旺翔、钱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导论》；方福前的《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许云霄的《公共选择理论》。但总的看来，中国学者对公共选择研究中，介绍西方研究成果的文献多，独立探讨型的研究较少。
三、对公共选择技术环节的探讨
中国学者罗云峰、肖人彬、陈梃、岳超原、任德麟等人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连续资助下，对社会选择中存在的各种技术问题如“防操纵性社会选择机制设计”、“基于相容信息的社会选择机制设计”、“极大偏好断面规模问题”、“合理字典序构造”、“路径无关性问题”、“非二元性选择问题”、“表决程序的次序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例如在“极大偏好断面规模问题”的研究中，通过“构造混合排队模型”，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单峰凹偏好断面规模的求解”问题；在“防操纵性社会选择机制设计”中，最早提出了“激励相容的防操纵性”概念，构造了“激励相容的防操纵性社会选择程序”；在“合理字典构造”的研究中，首次在“自反演序”上构造了“满足Ｆｉｓｈｂｕｒｎ单调性扩张的完全序”。对这些内容的进一步详细了解还可参阅陈梃、岳起源的相关论著。这些成果代表了中国学者在公共选择理论规范性研究中达到的新高度。另外，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国科技大学有多篇博士论文对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研究。
第二节、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一、阿马蒂亚·森的研究
自１９７０年以来，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至今保持着新的朝气，阿马蒂亚·森因对福利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突破性贡献在１９９８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阿马蒂亚·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贡献可概括如下：１、提出了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表明，弱帕累托标准与个人自由主义可能会出现不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帕累托标准是有缺陷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进行社会排序，除了考虑一些合理化的条件外，还需要考虑个人自由等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阿马蒂亚·森强调，人们应该重视研究个人权利等问题对于社会排序的影响。“而新福利经济学以及新福利经济学之前的福利经济学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了这些问题”。
２、提出了解决投票悖论的三种选择模式——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佳；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次佳；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选择方案并非是最差。他证明：在上述三种选择模式下，投票悖论不会再出现，取而代之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到惟一的决定。
３、总结了许多学者在研究公共选择“不可能”性问题的共同智慧，为未来对公共选择“不可能”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关键：“１９４０年代以来，偏好或者其相应的保序函数——效用函数——作为解释个人选择
行为的基础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
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新范式
近年来的一些文献研究了公共选择模型一般假定的欠“理性”或“自我利益”的典型人或投票人的背景，如布雷南和罗马斯基，奥斯特罗姆，卡普兰和康格莱顿。“但这些研究成果基本是接受了主流公共选择研究使用的原子主义的非历史人类观。”威尔森出版的《一致性》提出了与未来公共选择研究根本不同的思路：社会科学家应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关于人类自然进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威尔森系统地提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的复合方法论：第一，对人类自然属性的深入研究，可以系统地影响人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和对人类行为的预测。人的行为在封闭的私利模型中难以得到充分的解释，但在“进化生物”模型和社会学模型中却可以通过修订“私利”和“理性”概念帮助解释这些形形色色的行为。第二，深化对人类行为的认识将有可能迅速影响人们对民主政治的一些基础特征的理解。如“情感闭合圈”现象被认为是人类自然进化过程中在对付各种冲突问题和小群体联合行为的生物学和文化传承。利用现在的模型，常义公共物品和外部性问题将容易解决，而在狭隘的私利模型中却难以得到解决。第三，如果偏好被生物属性和文化所“紧紧包裹”，那么，对于进入分析视角之观点和偏好的分类将简化为现有模型对问题分类中的子集。对社会选择项目中必须仔细说明的潜在策略行为的影响也变得更小了。因而，深化对“私利”和“理性”的科学基础，有助于简化分析——因为这样可以缩小行为分析的变量集。对人类自然属性的深入理解，可以影响其对经济和政治的思维方式。
对此，罗杰·康格莱顿认为，将“演变生理学”加入到公共选择分析中不会改变目前对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结论，将演变生理学的研究成果纳入模型可能只是降低了需要纳入考虑的因素的范围。最后，他在谈到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未解决的问题”时指出：“最有可能改变我们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是那些对探索我们关于人类性质的基本假定或将我们的分析拓展到极端或不稳定的制度背景下的研究。我们对人类性质的分析以及政治制度变化的研究成果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形成的了解。”“和其他学科一样，在公共选择领域还有许多未解决的研究疑问。和别的科学一样，公共选择在这一方面还是漂浮在沼泽地上的。”
此外，公共选择研究的还有若干最新子领域，如对人类自然属性的复合性新探索（包括文化与生物进化解说）、宪法动力学等的介绍。
第四章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及对我国的政府管理的启示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理论采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来分析政治，是“政治的经济学”。它在方法论上有三个基本特征:理性经济人假设、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作为交易的政治。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经济市场上，经济当事人都从自己的偏好或效用函数出发，在交易中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在经济市场上，个人都是利己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或者说，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公共选择理论家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和经济学分析方法扩展到政治领域，开创了公共选择理论(这或许是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由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同样的人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不大可能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两种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假定市场背景下的个人，运用他所拥有的能力(在市场规则的限制下)最大化自己的财富，那么也必须假设，在相应的政治背景下，个人也会以完全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能力(在政治规则的限制下)。”
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公共选择理论在方法论上具有个人主义取向，认为，个人是唯一的意识单位，一切价值评估都是以此为起点，只有个人才是真正的选择者，个人是基本的分析单位，集体偏好是个体偏好的集结。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假设，独立的个人被认为在他们的私人行动和他们的社会行动中都有自己独立的目标。个体的人是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在这个社会集团里，集体的行动由一组规则指导。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作为交易的政治
公共选择理论特别推崇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的分析。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述了由于劳动分工而产生了市场交换，在经济市场中交易双方都是有利己心的“经济人”，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交易；然而，经济市场上这样的经济主体之间受各自利己心支配的交易活动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牵引而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因此，经济学的主题是研究个人的交易倾向、交易过程和个人在自由交易中自发产生的秩序。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移植到政治领域，并将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分析扩展到政治领域(或称为“政治市场”)，把人们在政治领域的相互作用过程视作“政治上的交易”，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一样，其基础是交易动机、交易行为，是利益的交换。
第二节、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
尽管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财政决策和运行的政治环境不同，但从公共决策体制来看，也有相似之处，即都属于代议制民主决策体制。因此，以西方代议制民主决策体制为研究对象的公共选择理论是可以并能够为我国财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借鉴的，它的一些分析思路和结论也为我们研究财政制度和决策管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为我们的财政决策机制设计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假设在西方学者中也是有争议的。
但从应用角度看，这一假设也许是最接近实际的假设，便于人们以此为依据制定出有效率的制度和政策。这一假设的引伸含义是，若要政治决策能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要求，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能约束和监督决策者的有效机制，否则，决策就可能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我国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仅靠当事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约束，是难以形成理想的财政决策和有效的财政运行的。
2、公共选择理论揭示了“偏好显示机制”在公共决策中的重要性，这对我们完善这一机制，实现有效的财政决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的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财政决策应当体现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要做到这一点，仅凭决策者的良好愿望和优良素质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套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由下而上及时传达的机制，即公民的偏好显示机制。只有充分了解人民的偏好，重大决策让群众知情，让群众讨论和参与，我们的决策才会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当前，亟待解决的是财政信息的透明度问题，要尽快建立规范、及时、准确的财政信息发布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有保障的、通畅的公民财政偏好显示机制，以保证财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3、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决策程序和规则的研究，对我国完善财政决策程序和规则有重要借鉴价值。决策的结果取决于决策程序和规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决策中，程序和规则更重要。我国以往的财政决策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结果，轻程序；重人的素质，忽视规则的作用问题。在财政立法中则表现为，重实体法，轻程序法。举例来说，我国的国家预算决策程序和运作程序都存在不科学、不规范的问题，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调整到最后的决算，人为的、主观的因素都还太多，制约了预算绩效的提高。这种现象若要改观，就必须加强对科学的财政决策程序和规则的研究。
4、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特殊利益集团”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我国一些经济和财政现象，并制定相应的财政对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和决策分散化的经济，因此在我国也是存在利益集团的。如行业利益集团、地区利益集团、生产者利益集团、消费者利益集团等。在一些地方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地区利益集团行动的结果。又如我国的农民利益集团问题，该集团由于人数众多，组织松散，难以形成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从而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较小，其利益常受到侵害，各种负担沉重。再如我国的垄断行业价格过高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等等。公共选择理论都可给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对我们提出和制定有关对策无疑是有助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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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社会成本问题》罗纳德·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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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公共选择理论研究评述》中山大学，袁政
19、《政治宪法的经济理论——评<同意的计算>》李增刚&刘吴&张蕴萍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学派概述 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线索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或者collective choice)发端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Arrom)的经典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 alue, K.A.Arrow，1951)。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间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假如大家没有对自己的偏好进行分门别类地设定共同的标准，又假如有两个以上的投票人和两个以上的选择，则人们就不可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合理的共同的决定只能来自一个可以胜任的公共权力。这时，政府就不单是负责代表个人潜在的共同偏好的估价人了，因为所谓共同偏好是非常含糊不清的，有时又极不协调一致，所以，政府在集中和协调它们时拥有很大的主动行动余地。 以上就是称为“阿罗悖论”的思想。这个结果证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阿罗不可能定律之所以被引入公共财政学，就是由于它促使人们对于国家干预的合理性进行思考：国家干预是否可能产生更有效或更好的结果？而所谓“更有效”和“更好”，究竟指什么？后一个问题属于对国家干预的规范的考察，前一个问题属于对国家干预的实证的考察。因此，后人在两条不同的路线上继续阿罗纳工作，其中一条路线偏重于逻辑的、数字的分析，属于规范的、形式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森(Sen)；另一条路线侧重于对国家干预的实证的、行为的分析，这就是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所做的工作。 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主要有两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政治市场”学说，把国家的预算决策过程看成是类似市场的由公共品的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这个学说的中心是对投票制度的分析，其中特别是对“中间投票人”等定理作了论述。“中间投票人”定理的发现者邓肯·布莱克(D.Black)在1948年指出，多数选举制度最终会使人们选择的政策成为符合“中间”选民偏好的政策。该定理表明，对社会来说，该选举制度远远不是最合适的解决办法。从理论上讲，可行的选举中最好的选举法是一致通过法（Lidahl均衡就贯穿了该法），而由于寻求一致，会要求人们付出极高的“交易费”，所以该法是很难实行的。1962年出版的布坎南与塔洛克(G.Tullock)合著的《一致的计算》(《Calculation of Consents》)就是论证这一论点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另一个研究成果是对财政制度中官僚主义行为的分析。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于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的自治程度的行为法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最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公共选择理论所关心的主题始终是：在国家或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的偏好与政府作出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在个人与政府机构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许多种可能性：(1)习惯或宗教法典，即依靠共同接受的习惯或宗教法典作出有关共同事务的决定，我们可以在原始部落中发现这种集体选择的
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流派与主要理论观点 公共选择理论有三个学派，他们是罗切斯特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 罗切斯特学派：赖客是该学派的领袖人物。该学派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用数理方法来研究政治学，在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员研究中使用数学推理；二是坚持把实证的政治理论与伦理学区分开来。其更多的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和政治行为的博弈理论。赖客认为，政治活动是一个博弈过程，政党竞争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所得是另一方所失，每个政党的最优策略是让对手规模尽可能大，而自己只需保持略有优势（有时甚至是一票之差）就可以战胜对手。因此，在多数票选举制度下，最终将会形成在规模上略有差异，但仍然是势均力敌的两个政党。因而，冲突和冲突和解是公共选择理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该学派始终一贯地把实证的政治理论用来研究选举、政党策略、投票程序控制、政党联盟形成、立法机构和政府官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该学派论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理论性的和抽象的，基本上不涉及制度内容。这一派的成员大多对西方传统的政治学偏好制度主义持反感态度，而注重空间投票模型的研究。同时，该学派的大多数论著不讨论规范问题，他们试图站在中性立场上来研究民主选举中的多数票循环、互投赞成票所造成的缺乏效率、利益集团政治学、官员斟酌权等公共选择论题。 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有贝克尔、佩茨曼等。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是“反历史”的色彩最为明显。该学派认为，经济学家可以观察、解释和描述历史过程，但是不能影响历史过程；改变这个世界的努力总的来说是枉费心机的，是对本来就稀缺的资源的一种浪费。根据这个基本思想，该学派排除了经济学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以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芝加哥政治经济学建立在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强假设前途上，它从价格理论和实证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政府，把政府主要看作是受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的个人所利用的、在社会范围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其否认政府是为公众谋利益的，它认为，政治市场只不过是满足起决定性作用的利益集团成员再分配偏好的技术上有效率的机制。它把私人
一、布坎南的生平 布坎南,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0年毕业于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41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芝大期间,布坎南受教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著名经济学家Ｆ.Ｈ奈特,奈特属于自由派经济学家,布坎南受其影响很深,并曾为之撰写传记。1949年,布坎南接受田纳西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的教授,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55-1956年,布坎南靠富布赖特奖学金在意大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受到了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从而使他对政治决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从意大利回国后,1956-1968年,布坎南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麦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并于1958-1969年担任杰斐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68年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1969-1983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公共选择中心主任。1983年后到乔治·梅森大学任教。布坎南一生多次获得荣誉奖,并在多个重要机构任咨询职务。1962年创立公共选择学会,并于同年任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主席。1967-196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执行委员,1972年任该学会副主席。1977年获迈阿密大学法学经济学中心颁发的法学经济学奖。1980-1981年当选蒙特·佩策林学会执行委员。1982年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副主席。布坎南的著作甚丰,主要有:《财政理论和政治经济》(1960年);《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与塔洛克合著,1962年);《民主进程中的财政》(1966年);《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1968年);《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与Ｒ.托尼逊合著,1972年);《自由的限度》(1975年);《赤字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与查理德·瓦格纳合著,1977年);《凯恩斯先生的结论:对于把经济理论滥用于政治投机活动的分析以及对宪法纪律的建议》(1978年);《自由、市场和国家: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1986年)。 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背景 经济是现实的产物,经济理论也是为现实服务的,经济学理论之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乃是因为它符合了它所处时代的要求;同时,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更是理论产生必不可少的背景。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产生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点。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自由主义经济学
公共选择理论 本章介绍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 Public Choices）。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问题，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集体决策的过程和政治个体（包括选民和政治家）的行为特征，其研究重点是经济政策的制订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开创性地以人的自利为出发点，研究政治个体、政府和国家的行为，从而使人们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从而提出了“政府失灵”的论点。 本章第一节简单介绍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发展、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第二节讨论投票理论，包括投票的规则、投票的中间人定理、阿罗投票悖论等，这部分内容是理解公共产品需求理论的基础；第三节介绍公共产品的需求理论，我们将分别讨论公共产品的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决定问题；然后简要介绍有关利益集团和寻租的问题；最后讨论政府失灵的理论。 第一节公共选择理论概述 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分支中，属于比较年轻而且影响不是很大的流派，但是由于其在理论方面的独到创见，使其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公共选择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把“经济人假设”引入政治领域，推翻了以往认为政治家都拥有优良的品质、政府自然“为公”的传统政治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简介： 公共选择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958年邓肯?布莱克（D. Black）发表的《委员会与选举理论》，在这篇文献里，作者分析了投票程序对于公共选择的影响。然而，使公共选择理论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并且不断扩大其影响的则是“公共选择”之父布坎南（J?M?Buchanan）。 1957年，布坎南和沃伦?纳特（Knight）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办“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其宗旨是“促进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但是，其宗旨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在当时，人们对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表示了无比的信任，认为政府是天然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官员也都是道德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谦谦君子”。因此，该中心备受校方的排挤。到1968年，布坎南和公共选择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塔洛克（G ?Tuock）不得不转往其他大学谋求发展。 1969年，布坎南和塔洛克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创办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创办《公共选择》杂志。布坎南在1972年所著的《公共选择理论》一书中，明确指明这个组织的目标：“……我们将把40年来人们用来研究市场失灵的所有方法，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种“政府失灵”的思想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深受“滞胀”之苦，人们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个研究中心也是命运多舛，1982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做出决定，居然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单位（包括教员、职员、设施和学生）全部移交给了乔
公共选择理论简介 作者:杜晓中国政治学 2003-10-13 以詹姆斯、布坎南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是本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一学派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通过对"法律——制度——结构"这一社会框架的研究，试图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侧重个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供求行为分析的片面性，从而解决政治学与经济学长期隔绝的问题。 一．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原因 1．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西方各国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随着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政府职能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造成了政府机构膨胀，资源浪费等后果，国家干预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浪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反对国家干预，恢复自由放任。而公共选择理论则在这股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中应运而生。 2．进入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转向对资源配置与效率问题的研究。在这同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变革。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大量地将数学工具引入经济学，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在给经济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经济学家过分注重指标分析和模型建立，使经济学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些不满经济学现状的经济学者主张恢复古典经济学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分析"交易过程"为核心的方法论，并将这种方法论延伸到对政治市场的分析。 二．公共选择学派的基本观点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引入对政治体制和政府行为的分析为基础的。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厂商、消费者具有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经济人"的假设只属于厂商和消费者，只有他们才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在私利及贪欲的驱使下，对经济生活中自己的位置作出最有利于个人的判断和设计，而政府则是超出这一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政府以其自己的公正与准确超乎众人之上，在追求公众的利益之时，政府以它的公正赢得公众对它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公正与准确是政府固有的一种天赋。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其实，政府官员与厂商和消费者一样，也是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他们也具有自己的动机、愿望和偏好，他们同样关心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在交易过程中他们也同样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同样的人不可能仅仅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之后就由仔细求利的自利者转变成为大公无私的"利他者"，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会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作出最有利与自己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 在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时，这些机制或程序通过直接方式或者指定代表的间接方式，显示公民对广义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偏好。于是，在选民和国家之间就必须插入一个媒介——选举制度。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规则不同，影响选民、政治家或政党的有关行为的成本——收益也不同，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结构。而且，不论以何种方式作出公共选择，最终实施社会决策的是官僚和官僚机构，其最终的决策也就很难体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而特殊利益集团、官僚和立法官员追求私利的行为，一方面导致过多的公共物品供
第十六讲：公共选择理论 一．公共选择学派简介 公共选择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公共选择学派在政治家的动机、政府干预、财政政策、民主制度等方面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主要特征就是：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过程（即政治家、投票者、官僚们的公共选择行为，也即非市场的集体决策）。 1948年，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1908～199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集体决策的理论根据”的文章，首次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对政治行为的分析之中，该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但当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60年代是公共选择学派逐渐成型的阶段。这一阶段,布坎南等人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张在经济研究上回到古典学派,分析规则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此后，随着K·J·阿罗、J·M·布坎南和G·塔洛克等人相继发表有关非市场决策问题的论著。由此，一门处在经济学与政治学、法学交叉领域的新学科逐步形成了，这就是公共选择理论，也是一种新的公共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其宗旨是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早在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出现了科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异常繁盛的局面。许多思想家相信，社会科学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精确的实证研究和科学推理得到解决。在法国科学院，博尔达（Borda，1733-1799）、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和拉普拉斯（Laplace, 1749-1827）这三位院士用数学方法对政治学中的投票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1784年，博尔达在科学院宣读了他的第二篇论选举形式的文章之后，他所提议的记分投票制被科学院用在院士选举之中，直到1800年，因一个新院士拿破仑的反对，才被废止。19世纪英国数学家和小说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1832-1898）也曾对委员会制度作过实证的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一度湮没无闻，直到邓肯〃布莱克在用类似方法研究同样问题时，才重新发现和介绍了他们。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G〃塔洛克将邓肯〃布莱克奉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开山祖师（Founding Father）。这无疑是一种公允的评价。 继布莱克之后，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安东尼·道恩斯（Anthony 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布坎南（Buchanan）和塔洛克（Tullock）在《同意的计算》（1962）中分别发展了公共选择理论。稍后，人们发现，在公
公共选择理论读后感 我用了差不多两周的时间读完了《公共选择理论》，有的地方深奥难懂，即使翻回去再看一次也还是有许多理解不全面的地方，总之读完这本书，收获还是很大的。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二战后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社会福利函数性质和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争论。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人。它主要研究初级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 社会处在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饿了就寻找吃的，困了就睡觉，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社会要摆脱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当还会导致逃票乘车问题。公共物品存在外在性，两个对彼此有不利影响的企业选址在相近的位置就会有消极的外在性产生。科斯认为，外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产权不明确。既然产权安排可以影响效率，那么，谁来界定和明晰产权呢？担负这种职能的往往是政府或某个自发形成的组织。政府确立的产权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这些组织的形成和决策的制定，也是一种集体选择行为。在实施产权的过程中，往往会有纠纷和矛盾冲突，因而就需要有协调机构或仲裁机构，这些机构的形成与决策也是集体选择的结果。 公共选择理论中，作者将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进行比较，认为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是同一个活动人，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经济市场企业家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而进行经济活动，政治市场上政治家们为了自己可以当选领导者进行选举。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政治活动中的经纪人范式将人的动机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被公共选择理论各流派所接受。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经济人”范式的完善解读意义凸显。经纪人范式一定会导致政府失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便是将市场经济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市场中，以避免政府干预政策的落实消耗过大成本。 我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显然提倡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它虽产生于西方，但对我国政府仍有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府行政机构及其内部的公务人员统称为官僚。官僚的职责是接受政治家的指令，贯彻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但官僚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官僚对公共决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决策的参与者，同经济生活中的每个人一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在政治活动中他们也会遵循这一目标。西方官僚理论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垄断官僚理论和竞争官僚理论。从西方学者研究的官僚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管理低效、资源的浪费问题是困扰全世界的普遍问题，不是我国特有的。但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原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从没建立起像发达国家那样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及管理模式。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和模式在目前还影响很深。现在我国政府运行中暴露出来的公共部门管理低效、资源的浪费问题更突出，产生的后果更严重，改革面临的困难更大。但归根结底，官僚理论加深了我们对政府缺陷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理解，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对此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政治经济学」，但应该注意这不可和马克思主义对这词的定义混为一谈）。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也采用许多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包括了研究对效用最大化的局限、博弈论、或决策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式很大一部分是根基于实证分析的方法上（「这是什么」）；但却是将此作为研究规范（「这应该是什么」）的工具，以探索问题的所在点、并研究如何在宪政体制内改善这些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主要公式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出自从有限的可用手段里挑选达成目标的途径。另一个研究目标不同、但却有相同研究公式的学科则是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而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也是一个相关联的研究领域。 一、起源和公式 现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开始于政治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他在1948年提出了一套后来会成为中位选民理论（median voter theory）的概念，他也写下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1958）一书。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将他称为是「公共选择理论之父」（1987, p. 1040）。
公共选择理论评述 标签：杂谈分类：论文 [内容摘要] 布坎南等人在把国家视为“经济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种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关键词] 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布坎南 一、时代背景 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但主要还是来自19世纪。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19世纪英法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模型中，国家被视为一种“不生产”的活动。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提出了政府的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作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及其重要的。改革的方向必须集中于改变决策规则，而不是通过对决策行为人施加影响来改善预期的结果。布坎南高度评价维克赛尔的思想，并宣称在其论文中发现了提供公共选择理论的全部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以及看做交易的政治。在这之后，一位瑞典经
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物品理论。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庞塔雷奥尼等人的公债理论和国家学说，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又一个理论来源。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布坎南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业于奈特教授，他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研究经济制度、研究社会组织是怎样为有关的集体、为社会运行的学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布坎南的思想。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西方, 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二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日渐盛行,它把政府干预看作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唯一良策。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加强, 政府干预的缺陷与日俱增。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正是在于揭示“政府失灵”并试图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 公共选择被定义为对非市场管理的经济学研究。它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用于研究集体的或非市场的政治管理过程。它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为基本行为基本假设前提,依据自由的交易能使交易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公众的公共选择揭示政府管理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年代 公共选择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80年代成为西方经济学界享有盛誉的一个重要流派。
公共选择理论评述及其借鉴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但主要还是来自19世纪。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提出了政府的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作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及其重要的。改革的方向必须集中于改变决策规则，而不是通过对决策行为人施加影响来改善预期的结果。布坎南高度评价维克赛尔的思想，并宣称在其论文中发现了提供公共选择理论的全部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以及看做交易的政治。 二战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日渐盛行,它把政府干预看作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唯一良策。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加强, 政府干预的缺陷与日俱增。布坎南等人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的目的正是在于揭示“政府失灵”并试图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公共选择被定义为对非市场管理的经济学研究。它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用于研究集体的或非市场的政治管理过程。它以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为基本行为基本假设前提,依据自由的交易能使交易双方都获利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公众的公共选择揭示政府管理行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
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 一、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出发, 根据“控制官僚主义特权的蔓延滋长”的需要而创立的。它是一种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或政府——政治行为及过程的“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出现, 不仅对现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创新和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我国政府如何更好的进进行管理,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 二、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 一、定义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 1．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2．丹尼斯·缪勒（Dennis C·Mueller）的定义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一样的：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学，官员政治等等。” 3．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中的定义是：“这一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考察了不同选举机制运作的方式，指出了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还研究了国会议员的短视，缺乏严格预算，为竞选提供资金所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要素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有两个基本特点：自利和理性。财政选择理论认为，虽然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而决不是像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因此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中将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 2、交易的政治市场 除了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关于交易的政治市场的看法。布坎南接受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交易的学科，主要研究交易的过程及交易过程中次序的产生，研究独立的个体在自由交易中自发产生的秩序。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易。经济学是关于契约的学科。政治领域中的基本活动也是交易，政治是个体、团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一样，基础是交易行为，是利益的互换。 3、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三个基本出发点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从个体的 角度来理解，个人是分析的基础。社会被看作一种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总量效果，国家被当作 个人得以通过它寻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集体行动是一些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共同行动，并 承诺遵守相应的规则的活动，集体行动不过是个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 三、基本思路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做出这两类决策。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即在经济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则是利他主义的，自觉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 四、产生与发展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 1．英国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Dencan Black,1908—1991）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48年2月号），为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论文 当代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摘要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现代西方政府行为的重要理论模范。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非理性主义”的提出和“投票悖论”的解决以及新兴的民主宪政与“宪法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并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该理论的内容。 关键词公共选择经济人非理性主义宪法经济学 一、非理性主义与“经济人假定” “经济人假定”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其假定内容在历经新古典经济学等众多学派的长期发展完善之后，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位置。而公共选择理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牢扣“经济人”这个基本假设作为其的逻辑起点。 “经济人假定”存在两方面基点及其内容，第一基点是认为当个人仅考虑其自身利益时，会自动产生集体或者社会的理性结果。这时，用个体主义方法分析可以得出个人利益的加总就等于全体利益的结论；第二基点认为不管个人如何理性地追逐个人利益，社会或者集体的理性结果是不会自动出现的，这时，前述的结论就无法得出。只有借助于“引导的手”政府或其他组织，才能求得有效的全体结果。 著名的芝加哥学派进一步认为，即使假设本身的“理性”条件不是现实的，但只要能够对未来事件作出准确预测，那么理论的假设更可以不必符合实际情况。可见，这种理性的个体主义分析基本上一直占
据着经济学界研究的主流地位，连在经济学向政治领域扩展过程中，仍不能脱离其影响。尤以1994年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理性主义运动号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顶峰。 然而上述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关观点立场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不间断受到许多学者的抨击，包括因提出“有限理性”而闻名的西蒙教授。尽管如此，著名如西蒙等人，也仍只能从“理性”角度上去抨击“理性”。一百多年来“经济人假定”早已深入人心，理性主义的主流地位也始终没有被动摇过，这从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及其所属思想派别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理性主义在2002年却遭到了沉重打击：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倡导非理性的行为经济学所获取！ 这是一个非理性行为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里程碑，它意味着非理性在对理性的权威挑战过程中，第一次占据了上风。由于新的信息化技术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以及个性化的体验，成为了信息经济不同于工业经济的最主要现实，这样就从实践上要求经济学从根本上修改原来的假设。行为经济学因此从传统经济学中崛起，首当其冲要修改“经济人假定”。非理性主义者提出了取代“经济人”的“自然人”概念，使“自然人快乐”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他们不承认“经济人假定”，认为人的本性除了利己思想之外，还有利他的思想。追求快乐的自然人，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的利益，而这种利他思想不是从利己本能派生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文文献里通常称作“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又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得经济学(economics of politics),就是一门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得新得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得基本假设(尤其就是理性人假设)、原理与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与刻画政治市场上得主体得行为与政治市场得运行。[1] 公共选择,就是指人们提供什么样得公共物品,怎样提供与分配公共物品以及设立相应匹配规则得行为与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则期望研究并把研究结果影响人们得公共选择过程,从而实现其社会效用得最大化。[ 发展历程 起源 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导致巨额政府赤字及持续得通货膨胀。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完美得解决赤字与通胀问题。这为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出了客观得经济环境,加之布坎南得开创性工作,最终使公共选择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3]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得基本原理与理论框架,60年代末以来,其学术影响迅速扩大。 关于该理论得渊源。学者张健(1991)认为,芝加哥学派得思想渊源主要有:斯密得经济理论、维克赛尔得经济思想、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得理论。[4]这些仅就是布坎南个人思想得由来,其她学者有不同得见解。陈招顺、汪翔(1990)认为,公共选择理论得理论渊源有斯密得经济理论与休谟得政治哲学、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得经济思想、瑞典学派奠基人维克赛尔得经济思想。[5] 发展 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以1938年伯格森得一篇探讨福利函数性质得文章《福利经济学可能前景得重述》( 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Economics)作为起点,在阿罗1951年得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推动下发展起来得。大批著作与文章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相继涌现,例如布莱克得《选举与委员会理论》( The Theory of mittee and Election ),布坎南与图洛克得《同意得计算》(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等等。她们或着重于研究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得最大化,或者研究在外部性、公共物品、规模经济出现得场景中如何实现合理、有效得资源配置。 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与公共支出理论可以说就是“同宗同源”,正因为此,维克塞尔18%年得《公平税收新原理》( A 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与林达尔1919年得((公平税收:一个积极得方案》( Just Taxation APositive Solution )被公共选择理论得学者们一致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基奠性得贡献,以研究财税问题闻名得维克塞尔与林达尔还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得祖师爷。
公共选择理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的典型，它是一个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或公共决策问题的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可以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一个政策科学学派，看作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实际上它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界定 公共选择理论有不同的名称，如“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集体选择”(collective choice)、“公共选择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choice)、“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politics)或“政治的经济理论”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s)等。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的典型，公共选择理论是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推动下，通过对传统市场理论的批评而产生的，并且成功地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持“经济人”假设，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用交易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过程。用其奠基人布坎南的话来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按照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说法，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运用到政治科学，它所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即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公共选择是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集体性。单个人自己的决策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集体决策就不可避免，因而公共选择成为必需的；二是规则性。决策就是制定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决定规则以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因此，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和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公共选择研究的集体决策范围包括国家、政府、国防、警察、消防、教育、环境保护、财产权、分配等等政治问题。（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大体上从1948年以来，公共选择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发展起来了”（布坎南语），而它作为一个学派或思潮
第四章公共选择理论 什么是公共选择理论 一、定义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 1．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 2．丹尼斯·缪勒（Dennis C·Mueller）的定义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一样的：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学，官员政治等等。”3．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中的定义是：“这一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考察了不同选举机制运作的方式，指出了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还研究了国会议员的短视，缺乏严格预算，为竞选提供资金所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 通过这些定义，我们不难对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研究的主题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要素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有两个基本特点：自利和理性。财政选择理论认为，虽然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而决不是像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因此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中将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 2、交易的政治市场 除了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是关于交易的政治市场的看法。布坎南接受哈耶克的观点，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交易的学科，主要研究交易的过程及交易过程中次序的产生，研究独立的个体在自由交易中自发产生的秩序。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易。经济学是关于契约的学科。政治领域中的基本活动也是交易，政治是个体、团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政治过程与市场过程一样，基础是交易行为，是利益的互换。 3、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三个基本出发点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是分析的基础。社会被看作一种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总量效果，国家被当作个人得以通过它寻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集体行动是一些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共同行动，并承诺遵守相应的规则的活动，集体行动不过是个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 三、基本思路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做出这两类决策。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
《公共选择理论》读后感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布坎南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谦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假如詹姆斯·布坎南都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话，那么谁都能。”所以读这些
东西的时候我是怀着一种对历史人物的敬重的心情去读的。出生于“一战”后的美国，经历了美国萧条和动荡时期的布坎南，以他独特的视角解析了政治过程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他的思想精髓就集中在他的这本《自由、市场与国家》。下面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主要思想和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布坎南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算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带入了政治学分析之中，从而掀起了政治学的方法论革命。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新公共经济理论，其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政府官员与厂商消费者一样,都是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他们也具有自己的动机、愿望和偏好,同样关心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在交易过程中他们也同样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会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反应。这些最求私利的行为,一方面导致过多的公共物品供给,另一方面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实际成本过高，结果便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结果正是政府失灵的体现。所谓政府失灵就是指政府在力图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采取的立法、行政管理以及各种经济政策手段了，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低下和社会福利损失。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求；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求，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