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的科目理据
——以翻译学科的发展为视角
赵 荣,班荣学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 要:“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作为硕士研究生的一门基础课程,其设置受到专家的质疑。文章认为,翻译所具有的是语言的性质和文化的功能,语言文化不可分割。英汉翻译所研究的是有效交流的可译性限度和如何克服阻碍文化交流的语言障碍,英汉翻译教学是英汉翻译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其教学科目和培养方向应该与英汉译学研究的内容和学科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教学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也是英汉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703(2005)0120040205
Abstract:A s an academ ic course fo r M.A candidates of English2Ch inese translati on,“comparative studies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English2Ch inese translati on”is considered mo tiveless and ai m less by som e scho lars.T h is paper po ints out that languages and their cultures are inseparable in social comm unicati on.T he basic ro le that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p lays in translati on of cro ss2culture comm unicati on is exactly the sam e as w hat they do in mo ther tongue social comm unicati on w hen the purpo se of translati on studies ai m s at exp lo ring the features and overcom ing the cultural2language obstacles in cro ss2culture comm unicati on.T he nam e“comparativ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English2Ch inese translati on”is em bodied actually in the com bined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2Ch ines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English2Ch inese T ranslati on,w h ich supp lies the basic m aterials and direct theo ries fo r system atic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English2Ch inese translati on studies,translating p ractice,and the teach ing of translati on.T hus it is no t only one of the m ain academ ic courses and m aj o rs fo r M.A candidates of English2Ch inese translati on but also one of the disci p lines of English2Ch inese translati on studies.
Key words:rati onale;E2C translati on;language;culture;contrastive studies;teach ing of translati on
有学者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作为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一门基础课程,“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 222)。本文拟从译学研究、学科发展与翻译教学、跨语际人才培养的目标、内容、方向及其关系入手,对“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科目理据作一点粗浅的探讨。关于“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的研究,另文专题讨论。
一、翻译研究需要有其支柱理论与相应的研究方法为支撑
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许钧,2003:76)。这寥寥不足30字的定义已将翻译活动从本质到过程及手段、目的统摄其内,符号、意义、文化等几大范畴涵盖其中,本质地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客体性质(吕俊,2004:62)。既然翻译是一种以符号转换为手段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针对这一活动的研究就应从语言文化对比入手。因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首先是文本,文本多为词语、句、段组成的篇章,所以翻译研究离不开语言学及属于语言学系列的对比语言学、文体学、语用学、话语篇章分析学的科学。翻译本质上又是跨文化的,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一面镜子,折射出社会中五彩斑斓或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对比语言研究不能只是纯语言对比研究,而要植根于对比文化研究的土壤之中,所以,翻译研究天生便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由于翻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学科性,它需要一种有支柱理论为支撑的方法,有效地将各学科研究有机地结合到翻译研究中来(陈宏微,2002:5412559)。翻译既要采用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但并不等于要全盘照搬或沿袭对比语言学和对比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翻译研究虽然离不开语言学众多学科的理论,但这些学科的简单相加并不等于翻译语言学。翻译要充分利用和借助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建构翻译学自己的理论体系。
翻译之所以要以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为支柱,是由“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即由语言的工具性、人文性和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因为在跨文化交流的语际翻译活动中,语言所发挥的作用和它在社会生活中一向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翻译的跨语际活动形式所具有的就是语言的形式,所体现的是文化的社会功能。因此,译学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首要任务和目的,是研究翻译的本质和阐释跨文化交际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其中也包括翻译教学,最终要解决的还是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语言障碍”问题,如何培养成功跨越“语言障碍”的交际人才,应是其应用研究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翻译的任务是将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王宁,2000:319)。也就是说,作为“意
义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首先跨越的是“语言障碍”,即符号转换。因为翻译中的语言障碍是因语言蕴涵的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而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是一个互为母体不可分割的文化复合体,语言文化差异自然就成为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而通过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了解和把握语言文化的异同也就成为翻译和翻译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基本途径,是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基础,基础是大厦之根。无论从翻译实践的原文词义句式的正确理解到译文语句的准确表达,还是从翻译作品的主题意义到风格特征的把握,都离不开对比的方法和对比所得的依据。因此,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既是英汉翻译教学的通用基础科目,也是英汉翻译学习者必修的最基本内容和必备的首要素质之一。
与西方译论相比,中国译论缺乏语言学理论基础。所面临的问题:一是其他学科的名家、大家并没有全面参与翻译研究,二是即便其他学科都来研究翻译,其立足点肯定都是以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为目的,不仅其理论和观点受学科的局限,翻译充其量也只能是其学科发展的附庸。因此,翻译学要借助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建立本学科的理论体系,统领或主导译学研究。其着眼点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其目标是学派的形成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在认识上要区别其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核心理论与外围理论(曾利沙,2003:6)。
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语言学、文艺学、文化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社会符号学、阐释学、交际理论;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译学理论与研究模式虽各具形态,但共同构成了译学研究的系统结构。虽然理论方法及其操作模式在研究方法中呈现出分层、交叉的系统结构,然而各种学科理论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虽然都有一定的自足、封闭性,但对译学总体结构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各种运用方式也不是完全单一、排他的,也呈系统分层状,有着主要特征之外的其他特征,即各种操作模式相互有一定的渗透关系。如思辨的模式主要体现在前理论期的经验思辨方法中,但同时贯穿在翻译这一人文学科的各种理论方法中。多元理论期方法的多元性既在方法论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同时也渗透着各种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内容,没有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多元理论难以体现“虚”与“实”、“规则”与“变化”的双重性(姜秋霞、杨平,2003:14)。因此,英汉译学应该旗帜鲜明地建构英汉翻译语言研究学科及其相应的分支学科,如英汉翻译语言对比研究,英汉翻译语义研究,英汉翻译语法研究,英汉翻译语用研究,英汉翻译语篇研究,英汉翻译文体研究,等等,统归为英汉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可概括为翻译语言学。
二、翻译的“意义再生任务”与“文化交流活动”的目的
翻译的文艺学派认为,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张今,1994:8)。翻译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且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交流,“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内容或信息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交流活动(王克非,2000:1)。西方学者不仅使用“跨文化”来形容翻译这一活动,而且还直接称翻译为“跨文化翻译”(inter2cultural translati on)(Conacher,1996:169)。更有学者建议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 on)来替代“翻译”
(Ho lz2M anttari,1984:17)。巴斯纳特和拉斐维尔认为,翻译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其历史性的转折点是文化研究(张美芳,2003:17)。然而,当翻译的研究对象转向文化时,文化翻译的研究者所依据的是什么?文化研究的方法又是什么?不管这些学者如何定义,也不论以什么样的观点去看翻译,翻译归根结底是一种“把已经说出的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即“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目的”的文化交流活动。“符号转换“即“文化交流活动”之形式体现,“意义再生”即“文化交流活动”之目的的最终实现。如果不揭示“符号转换”的规律,不追求“意义再生”的最大限度,“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便不复存在。
正因为翻译要通过文化载体的转换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而作为载体的语言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化的组成部分,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相交流,实质上是两种民族文化的交流。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蕴意的理解。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因此,译者不仅要了解异域的文化,还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做出真正对等的传译。所谓真正的对等,是指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分寸、轻重、范围、色彩都相当(孙致礼,2000:5162527)。说到底,文化信息的交流才是翻译的挑战所在。许多翻译问题是由文化差异,而非语言差异引起的,文体的可译性限度与文化信息的含量直接相关(孙艺风,2004:728)。因此,要完成“意义再生的任务”,就要既使原文的文化信息顺利地进入译入语文化语言系统并获得新生,同时又能保持原语的“文化特色”不被扭曲或丢失,它既涉及到译者的主体意识,也涉及到转换或变通的方法和理据。无论是对原文的“叛逆”或“忠实”,还是对译语的“顺应”或“侵入”,既可视为是译者主体的能动,也可视为是某一理论和方法的具体应用。而任何态度和方式的选择,所凭借的都是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所提供的依据。只有了解和掌握了译语语词及其表达方式与源语语词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异,才有可能把握或衡量转换是否“相当”,才有可能选择是要放弃与语境相关的交际价值而保持形式上的“相当”,还是要放弃与语境无关的语义等值而保持交际功能上的“对等”,也只有选择或创造出“相当”于原作“文化特色”的表达语词和方式,才有可能实现保持文化信息含量的最大“完好无损”和“含义相当”的“对等”转换目标。
因此,跨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研究,其主要任务是认清并逾越因差异而产生的交互文化理解与交流的鸿沟,只有抛却意识形态之成见,以开阔的胸怀和积极的心态,破解各种文化障碍,并使外来文化催生出适合本土文化的东西,在不断蜕变的文化冲突中进行文化重构,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对话与交流(田雨,2004:33)。“语言”与“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障碍”,都必须首先经过“符号转换”才能“破解”,“意义”才能“再生”。尽管语言学翻译理论提出的“等值”、“对等”、“对应”转换等“理想”化的标准受到各方的冲击,结构主义语言学也遭受到解构主义的消解。然而,翻译,作为一种在认识论意义上穿越于不同界限之间的喻说(trope),总是通过一种事物来解说另一种事物,虽然它必须自称出于“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出于“达”)的目的论来表述“真”。不过,倘若暂且不论“信”这一表示夫妻间关系式的喻说与“真”的逻各斯中心主
义概念(这两个概念都受到解构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那么关于翻译及其对于跨文化理解的意义,我们还能够知道什么或者说些什么呢?而且,如果某位当代学者试图跨越横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语言障碍”,那么对他(她)来说,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刘禾,2002:1)同样,在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课程教学中,如果将“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这一基础科目视为“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那么关于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英汉翻译“文化交流活动”所承担的任务和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其所涉及的语言文化知识和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即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的具体任务和最终目标,我们又能够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呢?
虽然过去20年间,对后殖民性、文化、身份认同、自我与他者等问题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些研究也充分表明,如果继续将跨文化研究中具体的语言问题仅仅视为一种多余之物,或者仅仅视为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果所进行的批判的一部分,将是不可思议的(刘禾,2002:1)。“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而为一。作为一个基础科目,其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对比研究的理论方法,通过对比的途径,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掌握跨越“语言障碍”的知识和能力,即“符号转换和意义再生”的知识和能力。交际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掌握跨文化跨语际的实际交际能力和具有相应的理论水平,因此它既是英汉翻译学素质教育的基础教学科目,也是专门人才培养的一个研究方向。不同的语言是否不可通约(incomm ensurable)?倘若如此,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词语及其意义间建立并保持假设的等值关系(hypo thetical equivalences)?在人们共同认可的等值关系的基础上,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中文化的语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刘禾,2002:1)就“跨文化交流活动”的英汉翻译而言,倘若不通过两种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其“符号转换”和“意义再生”的基础和理据是什么?
三、译学的学科发展与译学人才培养的翻译教学
单从学科建设来说,没有高水平的人才就无法建设高水平的学科,所以21世纪要使译学研究有较大的发展,就必须培养出一批两种语文能力强,既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又有渊博的知识和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人才。目前外语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有3项明显的不足:知识面窄、中国语文水平低、理论修养差(杨自俭,2002:17)。21世纪的译学人才除了传统要求的双语能力和翻译能力之外,应至少还要精通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当代中国难出让世界瞩目的译学大家,想必与中国的译学家大多还不善于将语言学和文学理论引入系统的翻译研究不无关系。只有清楚地了解中西译学研究的差距,找到自己的出发点,明确自己的目标,才有可能真正在世界译林,占据一席之地(王东风,2002:52270)。翻译教学是翻译学学科发展的命脉,是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为满足社会需求和翻译事业的持续发展培养各类翻译人才,其目的是培养正确的翻译观和从事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翻译实践的理论、方法和技能。翻译教学的课程设置自然要有利于翻译理论、相关知识、翻译程序、操作技能、研究方法、相应规范的传授和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理论水平、翻译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21世纪译学学科建设的人才要求,亦即译学发展对包括英汉译学人才培养在内的翻译教学,特别是包括英汉翻译在内的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教育的课程教学要求。正因为翻译学的高水平学科建设有待翻译教学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加盟,正因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必须通过相应的课程设置和相关的教学内容作保证,而任何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学科都依赖相关的基础教育科目为其奠基。所以,翻译教学的课程设置、内容安排,以及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不仅与翻译学的学科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二者的目标与任务也是相辅相成的。由于翻译学具有全方位的综合性(没有哪一个领域不需要有人从事翻译),因此,翻译教学的基本知识除教育学外,涉及语言学(包括汉外语法学)、美学、文化学、逻辑学知识、科普知识(尤其是IT知识)以及汉外对比语言学、修辞学、传播学、国际政治、法律、中国及外国的文、史、哲、艺等等。翻译教学(包括翻译实务教学和翻译理论教学)的核心任务可以总括为: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和强化学生对翻译的认知,这也是翻译学素质教育的基本目标。翻译能力包括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文化辨析和表现能力,审美判断和表现能力、双向转换和表达能力、逻辑分析和校正能力(刘宓庆,2003:5、30233)。
既然语言学理论是译学人才必须精通的首要理论之一,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应该首当其冲的成为英汉翻译教学的内容之一。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基础学科,是语言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手段。即便是译学人才无须精通其他语言学理论,也应该要精通对比语言学的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意义再生是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指出价值与意义的区别”,并“要在系统中去识别差别,确定词或语言其他要素的意义与价值的观点,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不同的语言中,不仅存在着为数不小的缺项情况,而且表示同一概念的词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有时这种差异会给翻译造成很大的障碍”(吕俊,2002:62)。因此,翻译及其研究的最基本技能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比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明确翻译所涉及的双语及其文化之间的差异,确定和描述语言转换的差异层面、选择和把握对等的分寸。而无论是翻译教学的具体科目,还是翻译研究或翻译实践的具体内容,凡涉及到关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任何差异的对比分析,描写、解释,以及归纳由此产生的转换规律和技巧的活动内容和行为,都应视为是对比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在英汉翻译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其结果都将为英汉翻译及其研究提供直接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其成果不仅能反映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成为学科发展的标志,同时又对教学与实践起反拨指导作用。
翻译方法论是翻译学中最重要的应用理论研究,其基本任务是探求双语转换的各种手段;阐明各种手段的基本作用机制理据,阐明方法论研究的理论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翻译的科学方法论以语言分析(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用分析及文体分析等)、对比语言研究和逻辑分析为依据(刘宓庆, 1999:12)。翻译的理论需要双语对比研究,翻译的双语转换方法同样要以语言分析、对比研究为依据。这就说明,翻译方法论既是翻译学中最重要的应用理论研究,也应该是翻译教学的主要理论和教学内容。“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不仅适用于翻译教学中应用理论课程的教学需求,同时也是翻译实践课程教学的必然。虽然,现实的翻译研究在范畴、性质、对象、层次、方法、目的和标准的划分与追求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都超越不了“符号转换”和“意义再生”的本质。即便是
在后殖民主义或解构主义思潮下发展起来的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仍然是结构主义的(朱建平,2004:40)。
因此,建立翻译学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分支学科,用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理论和方法对原文和译文进行从语言因素到主题意义、从文学意象和美学效果到文化传真的层层对比,既是翻译学学科建设对翻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继承,又是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学科发展和翻译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创新,需要在翻译学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中获得启示,兼顾翻译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如实地关照翻译本身,从而系统地考察原语、原语文化、译语、译语文化等多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黄希玲、孙迎春,2004:7211)。也就是说,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即跨文化语际交流仍以跨越文化语言共同体的“语言障碍”为目标,以跨文化语际交流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翻译教学,仍以交际能力的培养为首要内容和最终目标。而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既是翻译教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容,也是译学人才必备的基本素质。
四、博士学位学科点建设与硕士学位课程设置
译学研究包括翻译理论、翻译技巧和翻译历史三个方面(王克非,2000:3)。从全国范围看,翻译研究课程包括翻译史、翻译基础理论、翻译批评、翻译文化研究、文学翻译理论等。具体科目有中国翻译史、西方翻译史、翻译文化史、翻译学概论、翻译美学、翻译流派研究、文学翻译、翻译基础理论、西方译论、译文研究、翻译批评、翻译评论、名著名译研究、应用文体翻译、话语翻译、修辞与翻译、文化与翻译等等(许钧,2001: 222)。就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人才素质与翻译教学的关系而言,后者应涵盖前者的内容并体现其发展方向。然而,如果将上述课程与杨自俭、王东风所提出的21世纪译学人才必备素质的要求作以比较,就没有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等相关的理论课程。如果将其与王克非所提出的三个方面相比,则缺少“翻译技巧研究”,即双语异同分析方面的课程。全国“英语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中有翻译方向14个,名称分别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英汉翻译研究”、“英汉翻译”、“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翻译理论与翻译史研究”、“翻译理论与批评”;“翻译理论与研究”、“翻译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翻译学”、“翻译与双语对比研究”(许钧,2001:220)。其中涉及文化的有一个;涉及对比研究的有两个。如果上述这两个语言对比研究方向的培养目标明确的话,“文化对比和翻译研究”或“翻译与文化对比研究”的培养方向也应该是明确的。如果“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翻译与双语对比研究”,即“语言与翻译”、“文化与翻译”、“对比研究”等科目及培养方向既有“理论支撑”,又有明确的“培养目标”,那么“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却为何“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这是否意味着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方向,只要将“语言”与“文化”合而为一,就会“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也就是说,英汉翻译的语言与文化对比研究必须分割。
五、结语
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王克非,2000:2)。因此,在翻译领域中进行文化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要了解文化的差异。翻译者不了解语言中所孕有的
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译者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也只有通过在文化上的广泛而深入、系统而具体的作对比,才能认识人类文化的共性,辨别它们的个性,翻译理论的研究才能不断拥有新的活力(张美芳,2001:29)。因此,首先要确定对比研究的“对象”,即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不同版本的译语文本的对比研究,而这正是“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和“英汉文化对比研究”的不同之处。英汉译学研究不仅要有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课程、培养方向,而且也应该建构相应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分支学科。正如L abov(1972:183)所说“社会语言学”是个误导人的标签,语言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因而社会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同样,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本来就是通过语言所进行的一种文化交流行为,因其研究工具是语言,研究所处理的具体内容还是语言。因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必须通过语言才能实现交流的目的。因此,翻译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必须同步进行。只有在具体语言之间进行对比,文化差异才能被发现,也只有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才能确定差异的层次、追根溯源,为转换提供依据。只有通过语言文化的对比分析,才能从经验中总结归纳,进行理论描述。英汉译学发展、学科建设需要理论与实践能力兼备的人才,翻译的教育目标需要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课程教学作保障。因此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不仅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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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境顺应与翻译解码
戈玲玲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摘 要:本文从语境顺应论的观点出发,讨论语境顺应性在翻译解读中的作用,提出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过程是译文读者寻找文化语境的顺应过程,因为文化是由不同层次的内容构成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分属于不同层次的文化,翻译也就是不同文化层次的内容的翻译。在顺应理论的框架内,语言使用者要动态地让语境因素和结构客体互相顺应,从而在“社会心理”这个顺应的媒介中动态地产生意义,因此,翻译不是一种固定的、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种动态的活动。
关键词:文化语境;顺应论;翻译解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703(2005)0120044204
Abstract:T h is pap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ual adap tability theo ry,p resents an account of the criteri on in translati on and the functi on of adap tability in the interp retati on in translati on.L anguage exp resses the contents of culture,w h ich is compo sed of different layers.T herefo re,in turning one language into ano ther w e actually dealw ith tw o different levels of culture.In the adap tability fram ew o rk,translati on can be defined as a dynam ic p rocess.
Key words:cultural context;adap tability theo ry;interp retati on in translati on
1.导言
什么是文化?国内外研究者对“文化”下的定义已有很多很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981年在他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关于文化,H all做过这样的描述:“文化现象是人们在长期历史条件下,通过不断应付身边的各种情况而逐渐形成的。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价值,主要通过一定的社会阶级逐渐发展成型”(D ah l,1998)。语言文化特性的研究包孕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牵涉到一种语言所代表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和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将语言文化特性分为四类: 1)Eco logy生态学,2)M 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3)Social culture社会文化,4)L inguistic culture语言文化(N ida, 1991)。语言是人们在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通过长期交往而发展起来的交际工具。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语言,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也就明确了文化与翻译的密切关系。翻译之所以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本文从语境顺应论的观点出发,讨论语境顺应性在翻译解读中的作用,提出译文语篇连贯的重构过程是译文读者寻找文化语境的顺应过程,因为文化是由不同层次的内容构成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分属于不同
层次的文化,翻译也就是不同文化层次的内容的翻译。在顺应理论的框架内,语言使用者要动态地让语境因素和结构客体互相顺应,从而在“社会心理”这个顺应的媒介中动态地产生意义,因此,翻译不是一种固定的、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种动态的活动。
2.语境与语境顺应理论
如何理解语境?国内外语言学家曾有过许多论述。张志公(1982)把语境分为现实的语言语境和广义的语言语境。M alinow sk i(1923)把语境归纳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
H alliday(1973)认为语境是由场景、交际者和方式三个部分组成的。根据Sperber&W ilson(1986)的关联理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因此语境也称为认知语境。
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V erschueren在他的新作《语用新解》(1999)中从全新角度理解和诠释语用学,提出了语言的综观(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和顺应(adap tati on)的观点。根据语言综观说和顺应论,对语言使用的描述和解释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他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前者包括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后者也称信息通道(linguistic channel),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下文,它主要包括篇内衔接(cohesi on)、篇际制约(intertextuality)和线性序列(sequencing)三个主要方面。社交世界指社交场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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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荣学,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收稿日期 2004204206
责任编校 石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