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之快、社会变化之深刻，亘古未有。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不但与全国一道同享改革发展之利，而且还获得了更大的政策优势和机遇优势：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这为主要聚居西部的我国民族地区提供了又一次发展良机。与西部大开发配套实施的兴边富民行动及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政策，中央连续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和新疆工作座谈会，国家新的农村扶贫规划和为促进各民族省区加快发展指导
意见的制订等，也都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机遇。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又为民族地区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
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政策优势和机遇优势，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得到全面快速发展。整个 “十五”、“十一五”时期和“十二五”前半期，民族地区发展和民生改善速度明显快于东、中部地区。尤其是“十一五”（2006年—2010年）期间，民族八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平均增速。在一些领域，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
从新的阶段性特征
把握中国民族问题
□文/王希恩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一大理论亮点是对我国民族工作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概括，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更加复杂；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
五个“并存”中，每个并存的前半部分讲的是民族工作的机遇、成绩，后半部分讲的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和矛盾，也即当前中国的民族问题。既讲机遇和成绩，又讲挑战和矛盾，符合辩证法，更符合实际。这次会议对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概括,也包含了对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揭示。这对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民族问题，极具指导意义。
王希恩（1954年—），男，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理论、当代民族问题等。主要代表作包括 《民族过程与国家》、《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世纪之交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势及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研究》（研究报告）等。
距开始出现缩小的势头。由此可以讲，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间，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群众受惠最多、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
然而，由于受市场经济起步晚、自然条件制约大、发展基础薄弱等方面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发展尽管在速度上有所提高，但却是一种低水平的发展，总体上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根据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结合相关数据可知，民族八省区2000～201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分别从45.3%～57.9%提高到62.0%～79.8%，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均低于全国的平均值（80.1%）。其中，除了内蒙古之外，其他7个民族省区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的年均增幅均低于全国平均增幅，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分别从2000年的1.7～14.3个百分点，扩大到2010年的7.7～18.3个百分点。在这些数据背后，表现的是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历史欠账较多，一些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还比较落后的状况。此外，民族地区本身发展也不平衡，相互之间发展
差距拉大的问题也很突出。
加快发展是当前中国民族工作的主题，也是解决现阶段民族问题的关键。所以，中央关于现阶段民族工作新特征的五个“并存”中前三个讲的都是发展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看得多、看得深刻，是对现阶段民族工作特征的最根本把握。
二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对民族关系最深刻的影响，就是极大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走出封闭的山林、牧区和村寨，来到了发达的城镇和东、中部地区，同时也有大量的汉族人口来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2013年全国有2.69亿农民工，其中在外地处于流动状态的是1.66亿。少数民族在其中的数字尚无明确统计，大约占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各民族的人
们为了生计和发展来到一起，一同工作、生活和学习。在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的各民族居民绣红旗庆祝党的生日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享有平等交往的条件和机会，各民族的交流交融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深入。我国民族分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杂居、小聚居，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现代化的加速推进，这一特征不但更为明显，而且也向更为散居化的状态转变了。这既是我国民族之间联系日渐深化的表现，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然而，民族之间日益接近的另一面是矛盾纠纷的日益增多。这是因为，民族之间交往的过程也是民族认同发生和增强的过程。没有交往就没有自我认同的发生，也没有与之相应的利益矛盾和文化冲突。因此当各民族被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潮流冲挤到一起的时候，同一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会凸显，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利益矛盾也会凸显。这些矛盾发生在少数民族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面对新的社会环境不适应，他们因此而“聚族而居”，强化了认同；他们常常难以找到符合自己条件的工作而发生生计困难，也常常违背城市社会的“规则”而被城市管理者所不容，由此与不同民族的文化环境发生冲突。这些矛盾也发生在民族地区的开发过程中：外来的开发者在为民族地区带来发展机遇和成就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带来了当地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流失和利益纠纷。这些矛盾也发生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原来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些言行现在则很可能引发民族感情的波澜；因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的不同引发的冲突和纠纷已日渐多发频发。
当然，与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矛盾纠纷增多有关系的还有更为纵深的时代大背景。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普遍发生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与全球化同步推进的各民族为维护自身文化和权益的“族性”张扬，这些几乎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自然会呈现出来，不管它们是从外部世界传入的，还是在各民族发展中自然增长的。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普及，为民族认同增强及与此相关的正负效应的发生提供了助力。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细小的事件或观念借助互联网瞬间就可演化成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民族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得到提高。这种提高在有力推动各民族全面进步的同时，也为各民族维护自身权益和文化自觉提供了条件。所以，对当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变化必须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视野，不加分析地评价当今的民族关系，并以此评价我国民族政策的得失都是有失公允的。
民族分裂、宗教极端和暴力恐怖“三股势力”及其引发的事件本质上不是“民族问题”，但却和民族因素密切相关，直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所以，当我们研究和认识民族问题的时候对此不但回避不了，而且随着暴恐事件的增多已成为当前一个热点话题。“三股势力”的根源既有历史因素也与现实有关，发生在国内的暴恐事件常常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国际联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的“三股势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而日渐活跃，经过严打，其活动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但近年来再度活跃并大有向内地蔓延的势头。暴恐分子不分民族、不分场合、不择手段地滥杀无辜，不但制造了严重的社会恐慌，也一次次损害了民族关系。因为这些事件引发了社会不自觉地针对特定民族特定宗教特定地区的错误认知，对民族团结的损害是甚为严重的。
三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概括是对当前我国民族工作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其中也内涵了对于民族问题现状的规律性认识。上述五个“并存”，实际反映出了我国现阶段民族问题的三大内容：
其一，民族发展问题。所谓起步晚、竞争能力弱、发展水平低、差距拉大和不平衡、群众生产生活比较落后等，都属于这类内容。
其二，民族关系问题。所谓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更加复杂，直接反映的就是这一点。
其三，以“三股势力”为代表的敌对势力的破坏及其影响。实际上，这次会议不但揭示了存在的问题，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大政方针。
关于发展问题，当前民族地区的当务之急是与全国一道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地区是短板，是重点，更是难点。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但也要看到，同步进入小康不是同一个水平的小康，既要坚持一定标准，又要防止好高骛远，既考虑到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又立足于打基础、谋长远、见成效，确保民族地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不但在发展问题上确立了大的方针，也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了部署。比如，会议要求，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解决路和水的问题。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毛细血管”。建设一批重大饮水调水工程、大型水库和骨干渠网，同时支持地方搞好水利设施建设，全部解决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打好扶贫攻坚战，民族地区是主战场。要创新思路和机制，把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提高扶贫效能。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要与我国经济支撑带、重要交通干线规划建设紧密结合，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还要重视利用独特地理风貌和文化特点，规划建设一批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村镇。把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继续在民族地区实施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中央和地方都要加大投入，落实好生态补偿机制。
看得出，在所有问题中，这次会议对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是着墨最多、论述最细的部分。这是与中央始终把发展看作是解决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思想相对应的。
关于民族关系问题，这次会议强调，少数民族同胞进入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带动了民族地区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同时也存在一些不适应。因此要重视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是要持欢迎的心态。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要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要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多看民族团结的光明面，不能把某个民族自治地方局部出事同这个民族自治地方整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某一少数民族中极少数人闹事同这个民族全体捆绑在一起，不能把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员身上的事同实践已经证明并长期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捆绑在一起。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群众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要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坚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注重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突出创建主题，丰富创建形式，扩大参与范围，加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建设。要做好城市和散居地区民族工作，加强少数民族人口信息资源整合，构建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城市和散居地区民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
这次会议的这些精神贴近实际、务实有用，充满了民族团结的正能量。
关于应对敌对势力破坏，这次会议强调，今天的新疆、西藏大局总体稳定，但稳中有变数、稳中有风险、稳中有隐忧，特别是我们同敌对势力的斗争还相当严峻复杂。维护新疆、西藏这两个地方团结稳定，对维护全国民族关系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对全国其他地区发展稳定也至关重要。中央给新疆、西藏的政策是由这两个地方的独特情况所决定的，属于差别化的区域性政策，其他地方不要攀比，不是有些人说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要善于团结群众、争取人心，发动全社会一起做交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创新载体和方式，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民族工作要见物，更要见人；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些话，着眼于大局、着眼于长远解决问题，现实意义极为鲜明。
这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通过对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揭示，对当前中国民族问题做出了准确和深刻的把握，继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既宏观又具体的政策措施，完整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略。这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重大发展，对新形势下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