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
明以前：晋地商业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晋商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衰落过程
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
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
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
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800万两，实际集股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绌，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
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徽商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徽商产生条件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
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地区的商业活动就已经非常频繁了.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战国时期的范蠡,猗顿,白硅等人,是中国最早的几位富商大贾,其中猗
顿经范蠡指点到晋国西河(山西,陕西省界上自北而南的一段).数十年间胜于王侯,后来人们更将猗顿视为山西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商人!而白硅与范蠡一起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一说.猗顿与白硅这两位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富商大贾,都与山西有着不解之缘.
到了汉,隋,唐,宋,元几朝代,随着并州(今太原)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突出,山西的商业活动呈现出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繁荣景象!值得一题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就是河东道太原府文水县人,她父亲就是文水县一位经营木材生意发达的富商,他在李渊,李世民父子太
原起兵的关键时刻,不计较后果出重资襄赞.李唐王朝建立之后,武则天的父亲被
封爵任官,担任过工部尚书,荆州都督一类的官职(我想武则天能够进宫,这也是重要原因吧!).还有就是到过山西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到,山西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在武器和其他相关军需更加出名.葡萄数
目也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
山西商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商战经验,一旦出现良好的商机,这种传统和经验就会聚合成巨大的能量爆发.山西人善于经商的传统与明清晋商的崛起有着一定的关系,是晋商崛起的土壤!
那么，晋商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在当时来说，最为主要的就是在明朝政府建立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洪武三年（1370），政府实行了开中盐法（当时的盐业是由朝廷经营的），为明朝时期晋商崛起创造了重要的机会．何谓开中盐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因为当时明朝政府刚刚建立，溃败大漠之中的元蒙残余势力不断南下骚扰，为了维护北方地区人民百姓的安全和国家主权成为了明朝政府的当务之急！明朝政府只好沿蒙汉旧长城一代修筑工事和驻扎大军，然而
如何保证驻军的物资供应，这是明朝政府必须解决的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因此，明朝政府颁布了＂商人按照政府的指令把额定的粮食运到北边重镇，才能得到政府颁发的食盐专卖凭证，然后携带盐引指标凭证到指定地点领取盐引，再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商人不得用些金银直接购买盐引，以此保证北方边军对粮食等大批物资的需求．＂（引自＜天下晋商＞孙丽萍著）
可以说＂开中盐法＂的实施，对山西商人来说是一个决好的发展契机．山西商人从明朝初期开始不断的往边关输送粮草，取得河东，长芦和两淮盐的专卖权，然后到指定地点去行销，去牟利．可以说，山西盐商是最早把经营范围扩大到全国的专卖商！
晋商的兴盛，除了国家政策的因素外，还有两个条件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山西有着丰富的物资如盐，铁，绸等可交换；有着十分有利的地理优势．到了洪武后期，政府取消了铁业官营政策，山西民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整个明朝时期，山西的盐商，铁商，绸商都是闻名全国的．加之，明朝迁都北京后，山西成为护卫京师的重要屏障和战略要冲；从商业发展的地理优势上看，山西是长城内外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就给晋商以最大的机会＂走西口＂和进入国际市场！
明朝后期，晋商与蒙古人民开始了大批的贸易合作．晋商把茶，生活用品运到蒙古草原从而换取马，牛，羊等！后来，明朝政府鉴于边镇官吏和戍边兵卒同边商勾结走私难以禁绝，而蒙古势力由日益强盛的实际状况，于正统三年（1438），允许在大同边镇上定点开设马市．虽然后来马市几禁几开，但还是阻挡不了汉蒙的经济贸易进一步的扩大和加深．晋商的资财，有相当一部分就好似晋商垄断了清代民间对蒙贸易所得．山西祁县人范家在张家口开设的商号兴隆魁，清处开张，清末倒闭，就是歇业时，员工也有七八百人．祁县和太谷人合伙创办的大盛魁商号（朋伙帮衬和合作，是晋商形成商帮劲旅的重要手段和经营管理模式！）在与蒙古贸易的鼎盛时期，仅驼队的骆驼就有一两万峰，大盛魁大伙计，职员在商家鼎盛时期达到了六七千人之终．有人曾形象的比喻当年大盛魁的财产用50两重的银元宝可以从库仑到北京铺出一条大道．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晋商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与之自身的财力的强大！
其实，晋商和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中国人从陆路对俄贸易，山西人最早．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其中规定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均可越界往来互市，从此晋商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定后，此后杂恰克图建立了中俄贸易口岸市场．这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可看出，乔致庸南下贩差北上恰克图．
在恰克图进行贸易时，政府不收市税，商人因此获利颇丰．此中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咸丰年间．山西商人在这里积蓄了大量的资本，为山西票号的兴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仅在恰克图一地，就有实力雄厚的山西商号30余家，其中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美玉等＂玉＂字商号，占有特别重要的一席之地．另外还有祁县乔家的恒隆光商号，太谷曹家（乔致庸的大嫂的娘家）的锦泉涌，锦泰亨等商号．除了对俄贸易外，晋商与朝鲜，日本等紧邻国家也积极展开贸易，谱写了晋商国际贸易的一段历史．
论徽商与晋商的异同 摘要：晋商、徽商，都从盐市场开始发展，逐步的扩大，影响到更多的行业中，例如丝绸业、铁制品等等，渐渐的在商界占据了一定的地位，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甚至于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上。这两大活跃于商界几百年的商帮，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都信奉诚信经营这一原则，但是在很多领域例如经营方面还是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关键词：徽商晋商诚信异同 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随着不断地发展壮大，徽商与晋商，逐渐成为了明清时期最具特色的两大地方商人集团，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诸多显著不同。 在各式各样的经营之道中，徽商与晋商都有着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以传统文化作为立身之本，从贾之源，共同信奉“诚信为本，义中求利”。把儒家崇尚的“诚信”看得比金钱更宝贵，大都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由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他们将诚信作为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把诚信不欺认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商业信誉高于一切。他们吸取了儒、法、兵、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出具有传统文化的货殖文化，这一文化在明清晋商、徽商身上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商人经营理念的价值导向作用。其次，晋商、徽商都与封建政治势力有着结托关系，商业势力消长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下，晋商、徽商这些依附在这些势力的商帮，都面临着一面被封建势力的剥削，一面又受到其保护的情形，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商人经济地位动摇和政治上的懦弱，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与封建社会同枯共衰的命运。 但是同时，两者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熹，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有“儒风独茂”之称。朱熹作为儒家思想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得到了明清政府的推崇，作为上层建筑思想来加以提倡和发扬，要求被统治者普遍尊崇。他们以儒商著称，“贾而好儒”、“先贾后儒”、“先儒后贾”、“亦儒亦贾”，始终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终极目标，而经商致富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去人欲、存天理”等宗法理念，颇有几分现代儒商之风范。他们甚至将祠堂修建在经商之地，会馆之中，通过参拜祀典来达到“儒商相通之目的”。晋商虽然也尊崇儒术，这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是
收稿日期:20050901 作者简介:江 丽(1979),女,湖北荆门人。主要研究方向:南方经济开发。 明清徽商与汉口 江 丽 (中南民族大学,武汉 430074) 摘 要:明清时期汉口凭着它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利的/纲盐0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吸引了大批徽 商到此经商。徽商在汉口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特别是盐、茶、典当、米粮等行业尤为活跃。徽商促进了汉口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对提高汉口的知名度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徽商;汉口;明清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06)01011204 明清时期,素有/九省通衢0之称的汉口造就了/商贾云集,五方杂居0[1]的天下名镇。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商人,其中徽商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人数之多,经营行业之广,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影响之大,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本文试从吸引徽商来汉的原因、徽商在汉的经营行业以及社会影响三方面,对明清时期汉口的徽商略作一番考察和分析。 一 明清时期,汉口荟萃了全国各地来的商贾,而其中的徽商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汉口盐商中,徽州人的势力最大。对此,胡适先生曾说/汉口一镇是绩溪胡氏一族开辟,,汉口虽由吾族开辟,而后来亦不限于北乡0[2]。这是说,汉口市场的繁荣,最先是由绩溪的胡氏所开辟的,徽州各邑的商人是继绩溪胡氏之后才来到汉口经商的。过去的汉口流传着这么一句童谣:/哪怕你湖北人刁,徽州人要买断汉口的腰0 [3] ,就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明清时期吸引徽商在汉经商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因素较多,但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汉口优越的地理条件。 汉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的商人。首先归于汉口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汉口位居长江、汉水交汇处,面水临江,兼长江、汉水之利,长江、汉水又连接众多的支流、湖泊,形成密布的水网,在全国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汉口很快成为长江沿线城镇商业贩运的中转站。此外,洞庭湖水系沿岸城镇和鄱 阳湖水系沿岸城镇的商业都与汉口密切关联,通过这两大水系,汉口又与两广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由于汉水航路畅通,联系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都很方便,这些地区的商品也大多通过汉水于汉口集散。其次是汉口四通八达的陆运条件。明清时期汉口通往各地的驿道不断发展。淮南的盐,四川、鄂西北、湘西、黔东的竹木,安徽、江苏、湖北各地区和湖南、江浙的纺织品,汉水流域的棉花,湖南、四川、江西、安徽及鄂南山地的茶叶,湖南、四川、陕西汉中、汉水流域和湖北的粮食,都集聚汉口,通过汉口再转运分销到全国各地。此外,来自各地的桐油、药材、瓷器、果品、木耳、生漆等商品,也在汉口集散。再次,徽州与湖北相邻,距离近,语言容易沟通,也吸引着徽商到此经营。 第二、明清时期/纲盐0政策。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神宗颁布/纲法0,食盐改由商人运销(称为/纲盐0),运销湖广的淮盐也以汉口为转运口岸。作为长江中游淮盐的最大集散地,汉口成了大批盐商、运丁聚居之地。由于两淮盐务主要是由徽商把持,汉口的盐商也大多属于徽商,所以徽商每年要把大批盐引通过长江黄金水道运往淮盐行销总岸汉口,然后由此再向各地转运。经过转运,盐价也是层层加码,扶摇直上,吸引了不少坐商行贾聚集汉口。淮盐的大额转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人集中、物资集散、贸易频繁,使汉口成为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的新的贸易中心,更是吸引了不少商人。 112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 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 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 三、遍布全国 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四、经营品种广泛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五、资本雄厚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万两。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
徽商作为一支著名的商业劲旅，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南洋东瀛，引领了中国商业经济潮流，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辉煌时期，几执商界牛耳。总结、研究、领会并秉承徽商的成功经营大道，对现代商业经营会有所启迪。商道一贾而好儒儒道经商.徽州素称“东南邹鲁”，是儒学风气较浓厚之地。徽商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因而成为明清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故能够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商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商道一贾而好儒儒道经商 一、贾儒相济，运筹帷幄 1.改变观念改变命运 2.靠儒道称雄商界 3.靠文化提升商业素养 4.重视智力投资 二、官贾儒三位一体 1.以儒商风度交结达官显贵 2.以儒商风范获得社会认同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群山环抱、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地方，竟然孕育出经商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阔、商业资本雄厚，并称雄明清商界400年的地域性商帮，原因何在? ?客观上讲，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种地无以生存，不得不“以贾代耕”。这种自然地理条件和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经商。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皆处贫困山区，必须另谋他路。但徽商崛起和兴盛的主观因素则是与其所提倡的一系列新型商业价值观和商业经营观密切相连。 ?商贱、商轻的传统价值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从事商业经营被认为是市井小人之事，为人所不屑。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给徽州人从商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如徽商汪才生就告诫儿子要奋发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可见其自卑感是何等的强烈。但是，
中国商帮期末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姓名： 班级： 指导老师：徐德云
我国古代徽商、晋商的概况比较与启示 一、徽商与晋商 1.徽商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2.晋商 晋商，指的就是山西商人，从明朝初发迹至民国初年没落，历经五百年；在没有飞机、电话、计算机网络的年代，晋商的马车与骆驼队伍开辟出中国的盐路、茶路。他们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南起武夷山，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经西伯利亚通往圣彼得堡、欧洲的茶叶商路。这也是继古代丝路没落后，新兴起的另一条国际商路。 二、徽商精神与晋商精神 1.徽商精神 1.1 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 1.2 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1.3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 1.4 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 1.5 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
浅谈徽商衰落的原因 09人文教育练月群 0911306115 摘要：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孕育了徽州商人，作为一个商业集团，明清时期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本文就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解释徽商的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徽商，衰落，历史地理 徽商，是古徽州一府六县自宋以来先后走出大山，在本土和海内甚至海上所到之地经商做生意的所有"徽州朝奉"的统称。历史的徽商，时间涵盖宋以来直至民国; 地域包括一府六县以及周边民众之为商者，也还包括在徽州本土之外的徽人经商者。“徽商”是一个百业齐备、组成庞大而复杂、主要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维系的地域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相对于晋商、粤商、龙游商等等而言的一个特定人物群体。 清道光以降，主宰商界三百余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究竟是何原因导致徽商衰落，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研。徽商之所以衰落，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盐商一败涂地。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徽商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生产方式和经营念落后，没有完成角色转换，没有实现从封建商人向资本家的嬗变。原因有： 一、徽州的历史自然地理环境为徽商的初步兴起，提供了进行商
品生产的可能性，而从事大规模流通交换的预演，也为后来徽商在长江三角洲取得经商的成功了历史条件"徽商的“兴”与“盛”，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历史地理学人地系理论认为, 即便是同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呈现的现象会有相同性，也会有差异性"徽商的起源时间，尽管有东晋说!唐宋说!明代中叶说等多家论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研究者都肯定徽州的历史然地理环境为徽州商人从事基于乡土资源的初期商品的加工!生产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徽州人从商成俗的养成，有赖于自然环境与其自身生存需要的互动"基于这样的因素考虑，当我们看到徽州府志中如明朝嘉靖《徽州府志》“以故中家而下，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及康熙《徽州府志》“天下之民寄命于农, 民寄之商”等反映徽州人忙于从商类历史记载时，有了对一个历史时期地理环与地域人群活动的认识，这样才能正确解读明清时期徽州府!县方志中关于山地产!交换!徽人从贾比例高的记载。 二, 徽州辖属六县，虽然同属一府，但各县地理特征又有差异。如屯溪山谷盆地与绩溪!祁门即有明显差别。地势地形相异, 出产的产品也各有不同。山壤阻隔形成的小区域特产的差异性，使手工业产品加工的互相补充和产品的交换成必然之势。徽州境内水系发达, 主要的水系新安江及其支流, 与辖属六邑可舟揖相通, 这为徽州本土的手工业品交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仅是徽州本土商品交换交通条件优越，由委水与都阳湖相通, 由秋浦河!青弋江与长江相接
晋商、徽商与马格里布商人信用机制的比较异同与启示 1.晋商的信用机制 晋商活动范围广阔，影响深远，不仅风光与我国明清时代也为现代人称奇。时至今日，诸多学者都已明确指出良好的信用是保证晋商能够长期健康发展的源动力。那么，是何种机制塑造并维持了晋商的诚信形象？ 晋商信用机制的核心在于内部建设和法律保护。晋商以制度立信，有严格的近乎苛刻选人用人制度和系统的商帮文化（企业文化）建设。在晋商东家（出资人）从属下的掌柜（经营者）和伙计（职员）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良好的商人素质和诚信理念。此外，晋商和官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用以寻求商业特权以及律法的保护。在以自身信用建设为基础，辅以第三方法律保护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信用口碑。 2.徽商的信用机制 微商的时代和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晋商比较接近，微商起源于唐末，兴盛于宋明以及清初，其信用机制多建立于第三方法律保护和良好的声誉形象之上。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素有官商、儒商之称。此外，微商市时常仗义疏财，帮助穷苦百姓，从不发灾难财，没有一个微商与灾荒年间恶意提升粮盐价格以赢取暴力。从而建立良好的民间声誉。 从细节来看，并不是所有徽商在商场都很讲信用，但是所有的徽商在民众间的形象都很好。于是，饱读诗书的徽商在其良好的民众形象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官商）的保护下，建立起来优良的信用声誉。 3.马格里布商人的信用机制 马格里布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依靠移民各地的马格里布商人作为贸易代理人,非马格里布商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马格里布商圈,这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联盟”。维系着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 马格里布商人挑选合作方及注重对方声誉，但是由于其所处的时代和外部环境原因，马格里布商人没有去寻求第三方的担保或法律保护，而是根据地缘、亲缘形成的“多边惩罚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做出集体性永久和彻底的惩罚。这种独特的内部体制成为维护马格里布商人信用的重要“法律”武器。 4.晋商、徽商与马格里布商人信用机制比较 总体来讲，晋商、徽商与马格里布商人信用的建立和维持都离不开三点，内部制度，外在声誉，法律庇护。然而三者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晋商以自身内部人员建设为核心，政府法律为辅助，逐步建立声誉。而徽商显然更注重法律庇护和名声，甚至把自己就变成了法律的执行者。 比较特殊的是马格里布商人，初略看来马格里布商人除了严格的内部制度外没有其他的维护信用方法。然而，其严格的“多边惩罚机制”对于马格里布商人个体来讲就是严格的法律约束。这种制度的出现也足以看出马格里布商人对其群体声誉同样予以重视。 5.启示 过去的一些大商圈的信用机制对今日企业无疑受益良多；然而，他们中的一些弱点也值得我们注意。比若说晋商，山西票商对外放款全是信用放款，少有抵押。一旦社会动荡，发生经济风潮，面对客户的挤兑，即使想守信用，也无可奈何（晚晴史实）。而马格里布商人建立商业网络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极为有效，其交易成本非常低，但其具有的相对封闭性，造成边际成本非常高，也影响整个商人群落的转型与进一步发展；缺乏扩张性。 对于当今社会来讲，法律的保护在商业中的地位无与伦比，政府对当今信用机制的建设应起到带头作用，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充分发挥其仲裁、监督、管理、以及解决商业纠纷的能力。企业自身更应该以制度立信为根本，在保证本身信用体质的顺利执行下，还需要以全球化的思维解决局部经营问题，提高自己信守承诺的能力，维护全社会的信用机制。
徽州地处安徽省南部，包括歙县、黟县、休宁县、绩溪县、祁门县、婺源县六县。徽州地区自明清以来文风昌盛，徽州人民总体文化素质很高。而这离不开“贾而好儒”的徽州商人的大力支持和努力。徽州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精于商业贸易，但与其他区域名商相比，有着一个最大的特点即：“贾而好儒”。徽州商人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谋生的一个手段，但并非终极目的，而“业儒”以光耀门楣才是徽商孜孜以求的目标。因而徽州商人大多博学多才，精通诗文，擅长书画，以致获得“儒商”的美誉。徽商希望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继承他们的传统和家业，并能光宗耀祖，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 一、明清徽商重视教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一）徽州文化传统以及新安理学的发展 徽州地区山多林多，因而相对封闭，较容易形成自身独特的区域文化。西晋末年，特别是唐宋以降，一些中原名门大族纷纷因战乱、任职或自己的偏好等原因大规模南迁，渐渐的汉文化取代了山越文化，徽州地区崇儒重教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徽州商业、医学、建筑、戏剧等都达到了鼎盛。因为有这种很深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氛围，才会人人注重子弟的培养。这种文化环境为徽州发展教育提供了土壤，也是徽商注重教育的思想渊源。 明清时期，政府以程朱理学为官学，徽州理学思想更是大盛，徽州人一切以“朱子论定”为依归，恪守不渝，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朱熹也自称“新安朱子”，在徽州更有大批推崇和支持理学思想的学者，这就为徽州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徽商经常与这些儒家交流并延请他们做自己子弟的老师，有的学者甚至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二）中国封建社会“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促使徽商极力寻求心理上的满足和解脱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极力遏制商业经济的发展。徽州地区山多田少，最初便是出于生存的目的，而逐渐地经商却成了一种传统。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赠程君五十寿序》中写到：“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商以其“徽骆驼”的精神以及儒雅的气质和经商之道，在商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商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虽然徽州商人“富甲天下”，但仍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具有很强的自卑感。因而，他们希望下一代能够通过教育得到通往仕途大道的通行证，以光大门楣，实现他们未能如愿的理想。 （三）徽州地区宗法制度严密 明末清初的赵吉士评价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道，“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家，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家国同构为核心的社会体系，具有很强的宗法色彩，注重家族的维系和延续。徽州地区尤为突出，徽州人十分注重子弟能够光宗耀祖，甚至在族谱中规定，教育子弟要“养正于蒙”，闺门要进行“胎教”，“能言之教”。稍长有“小学之教，大学之教”。光宗耀祖是徽商热心于教育的最原始的动力。 二、徽商的家庭教育 （一）徽商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徽州商人虽然“富甲天下”，善于经营，但他们是特殊的“儒商”。虽然敢于打破传统，毅然从事最低贱的职业，弃儒从贾，但他们还是传统的商人，思想仍被封建儒家思想所禁锢，仍然供奉着儒家所建构的士大夫信条。他们失去了当大儒、走仕途的机会，因而迫切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实现其愿望。休宁县汪太学教育儿子要刻苦学习，夺取功名，“此余未竟之业也；尔小子客一日缓乎！”歙商鲍相庭说过：“富而教不可缓乎也，徒积赀财何益乎！”他们长期在外经商还利用闲暇或书信的方式教育和督促子女学习，歙商凌顺雷，“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教诸子以读书为首务。” （二）徽商家庭教育的举措 １．养正于蒙，养教结合 徽州人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应从小开始，甚至认为应从“胎教”开始，徽州人对“养正于蒙”的道理有极其深刻的认识，故而在族谱、家规中反复宣传和强调蒙养教育的重要性。休宁古林黄氏宗族在祠规中要求“为父兄者须知子弟之当教，又须知教法之当正，又须知养正之当豫。” 徽州人认为对子女要“养教结合”，养是指对子女的疼爱和照顾，教即是指教育、教导。一方面要为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创造安逸和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要严格要求和教导子女，缺了这一点他们便认为再有钱，对子女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 ２．延请名师，兴办义塾 徽商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不惜千金一掷，延请名师来教育子女和影响子弟。以上讲的鲍柏庭为儿子“延名师买书籍，不惜多金”徽商对于自己的族内的教育亦十分重视。歙县商人余文义设置“义塾以教族人知学者”。祁门商人胡天禄捐置田产使“塾教有赖，学成有资”而且有的宗族还对“资质疑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但党贫乏子弟。” ３．言传身教，夫唱妇随 徽商虽从商但十分儒雅，注重自己的修养和言行举止，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潜移默化的，他们对子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徽商汪拱年乾，经商三十余年，积累大量财富，但自己节衣缩食，勤俭节约，并告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徽商方祥庆一件浣衣穿十余年不换，见里中纨绔子弟，告诫诸子曰：“丈夫生不能自食，窃父兄余焰夸毗乡党，此断椔被文绣者耳！吾不愿汝曹有此行也。” 封建时代蒙养教育主要是在家庭中实现的。徽州男子大多在外经商，无暇顾及家庭，“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蒙养教育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徽商妇身上。而徽商妇在教育子女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令人惊叹的是，深居‘四塞之地’的徽商妇不仅高度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她们还能根据社会现实决定教子内容，并在教子过程运用高超的教育艺术，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见识。” （三）徽商家庭教育的内容 １．商业教育 徽州地少人多，环境恶劣，不适宜耕种，连年天灾，在这种情况下，徽州人不得已远离故乡，到处以丰富的木材进行交易，最终发展到进行茶叶、盐等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徽州人把经商作为谋生和自立自强的重要手段，所以这种优秀的传统、经验和巨大的家业 明清徽商的家庭教育 □陶昱 （中国地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要徽州商人“贾而好儒”，特别重视子女教育。徽州地区文化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徽州地区浓重的宗法色彩都是徽商重视教育的原因。徽商家庭教育的内容广泛，包括商业教育、儒家经典经验和道德教育等，对于今天教育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徽商徽州教育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Ｇ７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８９４（２００８）０３－０４５－０２ （下转第９３页）
明清时期古代徽商兴盛的原因和其主要特点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 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 王廷元 一 芜湖地当大江长河汇流之处①，交通便利，商业素称发达。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芜湖进一步繁荣，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据县志记载，元朝末年，芜湖曾遭到严重的破坏，这里的居民仅剩八十三家，全县岁纳税粮只有十七石②。但经过短期的休养生息，很快就出现了繁荣景象。明初人黄礼说“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彩布帛鱼盐褪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③。”万历初，已成为“辏五方而府万货”的都会④。逮至乾嘉之际，繁荣更甚往昔。“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阛阓之盛甲于江左”⑤。每逢端午节，这里的商民龙舟竞渡，热闹的场面吸引着南京游客。时人有诗称其盛况云“华灯照水笙歌沸，不枉人呼小建康。”⑥ 芜湖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明清两朝在这里设关征税的情况中得到说明。明成化七年，朝廷始在芜湖设置“工关”万历时，又在工关之外另置“户关”，征收过往商船的船税与货税。泰昌、天启间，芜湖户关虽一度被罢停，但到崇祯初年又重新建立，从此遂为定制⑦。康熙年间，芜湖关已成为全国“税额俱多”的常关之一⑧。乾隆时，芜湖户关每岁征银三十一万余两，工关征银七万余两。其税额在全国常关中名列前茅⑨。关税之多固然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但也反映出当时的芜湖确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枢纽。 值得注意的是，芜湖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当地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而是借助于客籍商人的力量。明初人黄礼说在芜湖“居厚实，操缓急，以权利成富者，多旁郡县人。土著者仅小小兴贩，无西贾秦翟，北贾燕代之俗”⑩。对于这种情形《芜湖县志》也有明确记载：“同光以来，邑人以商致富者颇不乏人，较之旧俗，大有进步。然城镇乡各处，，大率业碧坊者居多，此外各业，仍不若客籍之占优势”11。那么这种客籍商人究竟来自何处呢+据县志所载，清末各地商民在芜湖所建的会馆已有十八处之多。这表明，芜湖确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都会，客籍商人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这些商人中，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对芜湖商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徽州商人。明末人汪道昆说“吾乡（指徽州）去芜阴四百里而近，乡人贾者，往往居芜阴”12。清初人赵吉士也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掣其家属而去。13”可见徽商虽然“足迹几半宇内”，但芜湖却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①青弋江古称长河。 ②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③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④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⑤嘉庆《芜湖县志》，卷一九；卷一，姚逢年“芜湖县志序”卷一；梁启让“重修芜湖县志序”卷二一。 ⑥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⑦《明史》，卷二五四，卷二二四。 ⑧《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六。 ⑨（《清朝通典》，卷八。 ⑩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11民国《芜湖县志》，卷一〇；卷五九，卷八；卷八；卷五八。 12《太函集》，卷一〇。 13康熙《徽州府志》，卷二。
山西版2020版高考历史一轮复习单元检测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一、选择题 1.(2019黑龙江哈尔滨质检)汉武帝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后世的历朝历代,也大都心照不宣地沿用了这一做法。这主要体现了( ) A.历代皇帝将汉武帝作为治国榜样 B.汉代经济制度为后代所推崇 C.富商大贾与小农之间的矛盾 D.政府对国计民生行业的控制 答案 D 材料强调的是后世对汉武帝专卖制度的沿用,说明历代政府对国计民生行业 的控制。历代皇帝将汉武帝作为治国榜样不合题意,故D项正确,A项错误;汉代经济制度为后代所推崇不合题意,故B项错误;材料涉及“铸铁器、煮盐者”,即手工业者,没 有涉及富商大贾与小农,故C项错误。 2.(2019湖北部分重点中学高三起点考试)汉代田庄主在地方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势力, 出现了“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的局面,时人有“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之说。这反映出当时( ) A.重农抑商政策未能实行 B.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开始重合 C.豪强大族操控国家政权 D.抑制豪强成为社会发展之必须 答案 D 据材料“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及所学,可知豪强实力强大威胁中央,抑 制豪强成为社会发展之必须,故D项正确。 3.(2018江西南昌三模)汉唐以来,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经常呈现由北到南的格局,而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开创了由东向西大移民的先例。上述材料表明( ) A.古代后期经济重心有西移之势 B.经济格局影响人口分布 C.清前期四川的社会局势比湖南、广东更稳定 D.集权制度决定移民走向
答案 B 清初的这场“湖广填四川”活动,不再是战乱、政权更迭所导致的被动性移民,而是在一系列鼓励性政策支持下的自发性经济移民,把我国人口空间移动的特点、格局和规律表现得十分充分,说明经济格局影响人口分布,故B项正确。 4.(2018课标Ⅱ)西汉文景时期,粮食增产,粮价极低,国家收取的实物田租很少甚至免除,但百姓必须把粮食换成钱币,缴纳较高税额的人头税。富商大贾趁机操纵物价,放高利贷,加剧了土地兼并、农户流亡。这反映出当时( ) A.重农抑商政策未能实行 B.自耕农经济发展受阻 C.粮价低抑制了生产热情 D.富商大贾操纵税收 答案 B 材料中“土地兼并、农户流亡”说明当时小农破产的现象已很严重,表明自耕农经济发展受阻,故B项正确。西汉文景时期,政府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故A项错误。材料并未体现粮价低抑制了当时农民的生产热情,故C项错误。富商大贾只是操纵物价,其并不能操纵税收,故D项错误。 5.(2018福建三明二模)元朝匠户子孙世袭,被长期“纠集”在官营手工作坊内工作,而到明朝初年,匠户除在规定时间服役外,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这种变化( ) A.表明私营手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B.标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C.说明匠户地位和身份的根本改变 D.促进了手工工场的兴起 答案 D 根据材料“元朝匠户……被长期‘纠集’在官营手工作坊内工作,而到明朝初年,匠户除在规定时间服役外,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封建政府对匠户控制的松弛有利于手工工场的产生,故D项正确。 6.(2018安徽合肥摸底)下面为明代苏杭地区居民身份结构示意图,该图反映了( ) A.工场手工业占重要地位 B.租佃关系开始确立 C.商人群体社会地位较低 D.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答案 A 根据题图可知,当地工场工人占到苏杭地区居民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这表明工场手工业在当地的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故A项正确。
晋商和徽商成功的最关键不在勤劳，而在于官商勾结 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商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这就是开中制。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
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商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最典型的大概是蒲州（今永济县）的张王两家了。王家经商从明代的王瑶和王现兄弟开始。这兄弟二人转辗全国许多地方，但也只是小有成就。王氏的真正大富是从事盐业，靠的是权力。王瑶的三子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 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其兄王崇义借这个有利条件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大盐商。王崇古的大姐嫁给侨居蒲州的大盐商沈廷珍之子沈江，二姐则嫁给了张允龄，张家也是蒲州大家，以盐业起家。张允龄的儿子是在明万历年间入内阁任首辅的张四维，换言之，王崇古为张四维之娘舅。张四维之弟张四教亦为大盐商，在河东与长芦两个盐区有相当大的垄断权。这两家联姻，又与其他富商李氏、范氏、兵部尚书杨溥、内阁大臣马自强家联姻。其权势与财富为海内少有，别人无可奈何。明代河东巡盐御史郜永春曾状告张王两家垄断盐业暴富的罪行，要求“治罪崇古，而罢四维”。但张王两家势力如此之大，最后不了了之。当然，
明清晋商、徽商对当今茶叶贸易的借鉴班级：市场营销2班 姓名：蔡益 学号：20102632032 摘要 晋商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人衷千说：“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茶叶贸易与徽州商帮的兴衰相始终,并且其潮起潮落,又是徽州商帮起伏的典型标志。徽商本土徽州地处皖南及皖浙赣交界的山峦叠嶂之区。该地亚热带季风湿润的气候特征以及酸度适中、有机质高含量的土壤性质,特别适宜于茶树的生长。 关键词：晋商、徽商、茶叶贸易、环境 正文 太平天国运动，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自然条件。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晋商万里茶路作为明清时期晋中商人开辟的一条茶业国际商道，全长5100余公里，是我国历史上继丝绸之路之
后又一条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沿线涉及大大小小200余座城市，在中外贸易发展和世界文明影响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较小。 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统一收购。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 晋商从明清时期到近代一直以很强的实力雄踞海内，清以后更大规模闯入国际贸易领域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清前中期，福建的崇、瓯、建、延、泉各县茶山众多茶厂甚众，制茶活动相当普遍。 道光十六年期间，中国每年通过万里茶路俄国的茶叶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平均为800多万俄磅约合700多万斤，价值800多万卢布。这一时期，晋商对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具有很大的优势，掌握着通商的主动权。 尽管晋商茶叶贸易在后期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以致难以维系。但晋商毕竟和茶农共同开辟了明清时期的一个新经济领域，
明清徽商兴起的原因 明清徽商兴起的原因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徽商产生条件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4、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1、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
徽商兴起和衰败原因探析 摘要： 徽商，又称徽州商帮，即古徽州所辖歙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黟县六县商人的总称。徽商经营范围普遍，“其货无所不居”，且经营方式多样。纵观历史徽商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具体说来，徽商的发展经历了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其兴起于衰败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并应该从中吸取该有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徽商兴起衰败原因探析 一、徽商兴起与兴盛的原因分析 徽人从商的历史由来已久，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徽商萌芽于东晋，生长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具体说来，先有徽人从贾之风兴起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又因徽州商人经营有道，资本得以迅速积累，并在当时各种条件的推动下结成徽帮，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一）徽人从贾之风兴起的原因 徽州，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位于皖南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多山多水，耕地面积较少，且土壤多呈酸性，决定其地质不适应粮食作物的生长，反而适于茶叶、竹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并且距离全国大市场较近的地理优势也为徽人从事商业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此外，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迅速增长的人口使得徽人不得不以经商以谋求生计。 从主观上来说，徽人从商之风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人文和社会缘由。徽民向来勤劳，不辞劳苦，经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有着“东南邹鲁”、“理学之邦”之称的徽州倍受人们关注；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勃发，这也导致了徽人对仕途的渴望。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人唯有从事经商这一厚利之“末”业才能支撑其“本”业，为了“业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选择经商之路。此外，徽州耕地有限，地价极贵，单靠兼并土地这一手段很难满足豪门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经营商业便成为他们扩大财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了有经商的动机，当时的政策也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地租大多由实物转为货币，这就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及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长途贩运业的发展。此外，徽人乡土宗族观念较重，不仅要依靠经商投资族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