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指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推定”来自拉丁文praesumptio，意即假定。
无罪推定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推定，无须基础事实即可证明无罪这一推定事实的存在。换言之，证明被告犯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1948年12月10日，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联合国文件中被首次得以确认。该宣言第11条（一）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2项规定，任何被指控实施犯罪的人在依法被证明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制定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规定了此原则。
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及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如：加拿大宪法、法国2000年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2001年新刑事诉讼法典等等。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中国不采用无罪推定或有罪推定原则，而采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1996年3月，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虽然该规定中没有出现“推定”或“假定”无罪的规范性表述，但却含有无罪推定的精神。同时，在该法第162条第（3）项中还相应规定了罪疑从无原则，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2渊源
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原则，是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目的的，而与之相适应的审判方式也必然是强调控辩平等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体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注意诉讼程序的正当，相对加重国家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无罪推定原本是西方资本主义兴盛时期的产物。在无罪推定原则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个体利益高于整体利益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他们认为，被告人是个体利益的代表，检察官是整体利益的代表，被告人往往处于劣势和不利的地位，刑事诉讼中必须特别强调保护被告人权益。否则，就不能保持这两种利益冲突中的平衡，就难以实现司法公正。无罪推定在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一两难选择了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这便意味着它必须要付出一个不愉快的代价-----不能更有效地减少犯罪，国家也必然要用更大的投入来维护社会安全和法律秩序。
无罪推定
早在雅典共和与古罗马共和时期，无罪推定就已经萌发。在当时的诉讼中，侦查与起诉的职能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当需要收集、补充证据时，由当事人自己凭借专职官吏赋予的权限去完成。在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辩论时，首先由原告提出控诉意见，询问证人，举出证据。接着由被告答辩。如果原告不能为自己的控诉提供充足的证据，就要败诉，甚至受到某种惩罚。辩论结束后，由陪审官实行表决，按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判决。这种具有民主精神的诉讼形式，实际上是当时一定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在诉讼中的体现。无罪推定虽然没有明确写在法律文件中，但是，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了。
罗马实行帝制后，随着民主政治的消失，无罪推定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帝国后期，诉讼形式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侦查、控诉与审判的权限合而为一，由裁判官统一行使，专制主义充斥于刑事诉讼之中。这时，整个诉讼完全由裁判官一手控制，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举证责任也被无条件地强加到被告头上，并开始动用刑讯拷打的野蛮手段迫使被告作有罪供认。在封建专制时代的欧洲和中国，这种诉讼形式被普遍采用。近代人们对此深恶痛绝，每有论及必斥之为“有罪推定”。
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有罪推定，被告人在未确定有罪以前，就被作为罪犯对待。被告人不供认，就要受到拷打。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就以有罪论处。欧洲中世纪德、法等国的刑事判决，分有罪判决、无罪判决和存疑判决三种，其中存疑判决实际上是变相的有罪判决。中国唐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唐律疏议·断狱·疑罪》），也是有罪推定。
针对封建刑事诉讼中的有罪推定，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明确表述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著名法学家C.B.贝卡里亚，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谈到取消拷问时提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最早从法律上规定了这一原则：“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第9条）。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资产阶级国家的诉讼理论所承认，并且被规定在有的国家立法中。1982年《加拿大宪法》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中，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第11条）。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一般对此无明文规定。
资产阶级国家在诉讼理论或立法上还确定了如下一些与无罪推定相联系的规则：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人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不得强迫被告人证明自己有罪；对被告人有罪的根据有合理的怀疑时，应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不能证明被告有罪，就以无罪处理。
资产阶级提出用无罪推定来代替有罪推定，对于反对中世纪的野蛮诉讼制度、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起了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司法实践经常违反无罪推定；而且有时在立法上还直接否定无罪推定。如英国规定，被发现保存有赃物的被告人，在最近五年内曾因诈骗或其他不诚实的行为而被判过刑，法律即推定此项赃物是被告人窃得的；如果被告人辩解并不是窃得的，他必须提出可靠的证据。
苏联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是1978年6月16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以前，被视为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的有关法律文件上也有规定。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1条1项）。1966年联大通过、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又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之前，不认为是犯罪的人。”
3辨析
毋辩自明，国家政权同国民的关系是国家制度的基本内容。在专制社会，主权在君，对社会实行统治的各级国家官吏在理论上都是君主个人的代表。故国家政权与国民的关系集中体现为专制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臣民的一切权利，甚至连生存的权利也包括在内，都被视为君主所赐，这些权利的得失也完全以君主的意愿为转移。君主的任何行为都是合法的，臣民
只有服从的义务。这就使得专制的国家机关有权肆意逮捕、囚禁、体罚和屠杀其管辖下的臣民。被控诉于法庭的人不但失去了辩护的权利，而且要受到严刑拷打，由此取得的认罪口供被视为最有效力的证据。在这种毫无民主可言的政治制度下，法律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专制的法律赋予其臣民的地位不是无罪的人而是有待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当定罪证据不足而法庭对某一臣民的怀疑又不能解除时，就通过一个存疑判决来恢复其原来的法律地位，把他作为犯罪嫌疑人开释。在专制国家的立法者和司法者看来，以存疑判决了结疑案也许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不难想象，当一个政权把社会上绝大多数居民作为犯罪嫌疑人看待时，人民的基本权利会受到怎样的粗暴践踏。
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他们一方面把国家当作处理自己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一方面也认为，国家机关对权力的滥用是资产者民主、自由权利最大的威胁之一。为了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确立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立法者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借助于法律推定这种形式在法律上作出规定：任何公民在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之前，法律视其为无罪。因为同时存在着审判独立原则，认定罪与非罪的权限只为法院所有，所以，这项法律推定在法国《人权宣言》上第一次形成文字时又被表述为：“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
要是有人问：“有什么根据把未被宣告为犯罪的人都推定为清白的人呢？”可以明确地告诉他：在任何一个国家，上至共和国总统、总理，下至每一个普通百姓，几乎谁都无法用证据证明自己或别人从未有过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的行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法律上推定他们为无罪的公民。反之，如果只是在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时，才允许他们在法律上取得一个无罪公民的资格，有多少人能够经常地、随时随地以充分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呢？假如一定要套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只好作出这样的规定：“任何人在未被证实为无罪以前，法律也同样不承认其为无罪公民。”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公民岂不是都要被归于犯罪嫌疑人之列？试想，在这样的国度里，公民将何以防范国家机关的非法侵害？又怎能有民主可言？无罪推定对民主政治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立法上的技术手段，使全体公民都能以无罪公民的资格参加社会的政治生活，虽然这种法律上的无罪假设是可以证伪的，但是，它保证了全体公民在进行政治参与时都能有一种安全感，从而使他们
无罪推定
坚信：只要他们的行为遵循既定的法律规则，那么，无论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利益，
还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无论这种行为引起了哪些特权人物的反对和忌恨，他们的财产、自由和生命都是有保障的，因为有一种任何人都必须服从的力量——法律在保护自己。我们很难想象，假如失去了这种来自于法律的安全保障，普通公民又怎么可能有效地从事对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人们不会忘记，在苏联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革”期间，每个共和国公民的政治立场一旦受到怀疑或仅仅因为某个权威人物的一句话，马上就可能失去人身自由，并在这种丧失自由的状态下接受无限期的审查。显然，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法律上仅仅确认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无限期的强制审查、不经正当审判程序而剥夺自由和生命与实事求是原则之间在逻辑上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相反，以案件真相有待查明为理由，借实事求是之名，而行非法强制之实倒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对于任何发达的民主政治体制来说，确认无罪推定原则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选择。
4影响
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既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冤狱的发生，也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及推动其他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无罪推定
但是，如果以被害者的角度考量，若是罪证不足，又万一加上犯人拥有较大影响势力，能成功影响较不健全与独立的警察、检察或司法程序，无论受害者是否即为弱势族群，很有可能因此导向案件久悬不决，甚至是对加害者做出有利的判决。
对此，中华民国的司法院便主张制定《妥速审判法》，草案规定刑案审理超过十年或十二年仍未判决确定者，除非可归责于被告或辩护律师的不当拖延，否则法院可以裁定“驳回起诉”。但亦有部分舆论认为这是顶着“保障人权”旗号，因为是涉及法律实务专业之现实障碍，然而从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务的角度，《妥速审判法》的内容仍有待商榷。本法一旦通过，最可能适用于诸如苏建和案等久判不决之案件，但苏建和本人亦表示：“与其制定速审法，不如彻底落实无罪推定原则。”并不支持这对他似乎明明就有利的法律通过。
道德上的无罪推定
5适用
概述
中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并同时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涉嫌犯罪的人被称为犯罪嫌疑人，起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他们都不是罪犯。在审判阶段，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对于本条规定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理论界存在着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三种观点。肯定说认为该条规定表明中国刑事诉讼中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否定说认为中国刑事诉讼采用的是实事求是原则而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折衷说则认为本条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但并没有采用无罪推定的表述，以免引起思想混乱。龙宗智教授就指出判断一国司法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可以从两个意义上评价：一是核心意义上评价，可称之为狭义的无罪推定，看它作为证明规则的核心要求是否确立，这类指标更具有确定性和比较严格的规范意义（证明责任的分配允许有特定的例外），缺少这类指标，就不能认为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二是从延伸意义上评价，可称之为广义的无罪推定，实际上是考察一国刑事程序中的人权保障状况，要看相关程序保障措施的落实，这类指标具有一定的弹性。衡量这类指标，主要是看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尊则是否被制度确立及实际贯彻。如是，即应认为广义的无罪推定原则已经确立。确实，如果对新刑诉法12条做深度分析，实难得出中国已确定无罪推定原则的结论，因为其一，此条只是废除了检察官免于起诉的定罪权，并没有设定无罪推定。其二，在实践中，关于无罪推定思想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其三，很多权威的学术性解释也否认此条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实际上第12条的规定是说在确认有罪之前不能当成有罪，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即不能确定你有罪但又不承认你无罪。如果说真正的无罪推定是对或是或非的一种确认，那么第12条却是对或是或非问题的一种回避。简言之，中国并未确定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
首先，由于中国刑事诉讼以犯罪控制为主要目的的。维护社会正常、安全的秩序便成为中国刑诉法追求的重要价值。于是立法者与实践者主要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来实施刑诉法。而无罪推定原则是基于正当程序模式，从保护被告人的个人权利出发，其站在打击犯罪、保障安全的对立面。故刑诉法对该原则有抵触。
其次，中国的刑诉制度中有一条“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由于人们理性的缺陷与不足，我们不可能每次或者说很多情况下都不能发现绝对的真实。所以我们只能追求一种证据的真实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客观上的真实。但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真实便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因此，当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有犯罪嫌疑，但又难以将其定罪时，司法人员往往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犯罪嫌疑人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不会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将其视为无罪。
由于上述原因导致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无法真正的确立，同时也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最主要的负面效应就是在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方面非常不利，由于没有正真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导致经常在司法实务中对被告人的认定犹豫不决，往往导致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受到长期强制措施约束，如：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被羁押等。这种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害在司法实践中是非常常见的。再者，这种长期的不决状况，也对浪费了司法部门大量的司法资源，牺牲了诉讼效率，降低了司法在群众中的威信。
特点
与国外通行的无罪推定相比较，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具有以下特点：
1、中国的无罪推定原则更侧重于实质，而不仅仅是称谓问题。在立法上没有使用“假定其无罪”和“不能被称为罪犯”等表述，而是使用“不得确定有罪”的表述。
2、在证明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强调了国家机关在形式上的责任，而且更加强调其实质上的证明责任。在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不是强调被告人的消极对抗，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均不享有沉默权，而是强调控辩双方的积极配合，当然，并没有要求被告人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3、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行为标准，要求既注重结果又要注重过程。
相关法规
刑诉法第12条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规定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新刑诉法采用了外国法通行的“无罪推定”原
则，这种认识并不确切。
首先，应该明确，外国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包括被告人对被控罪行有权保持沉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案件事实认定遵循“疑罪从无，疑罚从轻”原则等诸多内容，中国新刑诉法对此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合理的取舍，确立了自己的特色。例如，根据新刑诉法第93条，第139条和第155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被告人必须回答公诉人及审判人员的讯问，因而均不享有沉默权。
新刑诉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主要含义有两条：第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民法院依法独立享有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权，具体体现在新刑诉法第12条的规定和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权。值得的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最终定罪权”，无罪确定权仍由公安、检察及法律规定的其它特定机关通过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手段不同程度地依法行使。其中，对于相对不起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不起诉决定书”中仍应确定“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因其符合新刑诉法第142条之规定，决定不予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部分案件不起诉决定权仍属广义的定罪权。第二，在人民法院依法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任何人不得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此条为无罪推定原则的关键性内容。受刑事追究的人，即使其犯罪事实已相当清楚，证据已足够充分，即使其民愤极大，即使高层已有“明确”指示，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从法律上仍不能确定其有罪，因而不能将其作为有罪的人对待。这是树立法律权威性的必然要求。
确立意义
无罪推定
首先，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在中国，由于过去的立法没有无罪假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少办案人员的头脑中总是抱有“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的错误观念，因而难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现在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无罪假定原则，就可以划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的界限，明确“涉嫌犯罪”与“判决有罪”的区别，克服先入为主和主观臆断的错误倾向和做法，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确认无罪假定原则，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辩护权为核心的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作用。
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奉行“有罪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只是受拷问被追究的对象，无任何诉讼权利可言。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并确立无罪假定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成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才拥有与原告对等的诉讼地位，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内容的各项诉讼权利。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确立和承认无罪假定原则，即使法律明文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形同虚设。这已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
第三，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和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
无罪假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控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事实加以证明，而且这种证明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就是无罪，被羁押的被告人就要无罪释放，并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损失，恢复名誉。在司法实践中，有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有些案件不可能查得水落石出或者一时难以查清。对于这些证据不足、“处断难明”的疑罪案件，在实行有罪推定的封建专制诉讼中，一般是按照“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从赎”来处理的。这充分说明封建诉讼的专横擅断和对人权的践踏。但无罪假定即要求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不是从有、从轻或者从赎，也不是从挂，而是应当从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角度来解释和处理的。即：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无罪一时难以确定的，按无罪处理；被告人罪重、罪轻一时难以确定的，按轻罪处理。
第四，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倡导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认真贯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被告人定罪判刑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样的诉讼要求和证明标准本来高于西方国家所谓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国际上的其它标准，然而，在过去的立法上却讳言“无罪假定”，岂不是“作茧自缚”，授人以把柄，使中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同时，如前所述，联合国一些重要的人权文献和国际公约都规定了无罪假定原则，其中有些是中国参加、缔结或明确表示赞成的，如果中国刑事诉讼法不确定无罪假定原则，这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地位是不相称的，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新刑事诉讼法确认无罪假定原则，不仅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争取主动权，也是对外开放以及同国际接轨的实际需要。
问题
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此，现在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这是值得商榷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逻辑学角度，也还是从法律角度来分析，都只是表达“确定有罪权由人民法院依法行使”的含义。这一含义无论是与贝卡利亚的无罪推定的最初涵意，还是与几种有代表性的无罪推定的立法表述，也还是与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及其包涵的具体内容，都相去甚远。斟酌此条文，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及科学规范的要求来衡量，它至少存在三点缺陷：（1）前半句最后缺少“有罪”二字。因为根据逻辑规则来解释，该第十二条规定可以推导出：“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可以确定有罪”。显然不太合理。因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分为无罪判决和有罪判决两种，只有当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有罪”判决时，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如果人民法院依法做出无罪判决，又岂能确定被告人有罪。（2）前半句最后还缺少“且生效”三字。因为即使是法庭依法做出了有罪判决，还有未宣判和上诉期、核准期内不生效的问题，如果是未生效判决或判决未生效，仍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3）其后半句应改为“对任何人都应确定或推定为无罪”。因为公民在刑事法律中的地位有三种情况：无罪、有罪和介于无罪和有罪之间的不确定状态。这第三种情况即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状态。现行法条从“有罪”的角度来规范，而不明确规定“确定或推定无罪”，不利于明确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当某人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其刑事法律地位不能确定——不能确定为“推定无罪”，其权益更容易遭受侵害。
2．刑事诉讼某些法条和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九十五条规定：“侦察人员也可以要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被告人在法庭上有义务接受公诉人、审判人员的“讯问”（注意不是“发问”、“询问”）。这些规定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证明自己是否有罪的法律责任，而这种责任承担要求的前提中，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其“有罪”的认定。不仅如此，“如实供述”剥夺了被追诉人是否陈述的选择权，如实供述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而且是以被追诉人义务的规定出现，无疑构成了对被追诉人的一种强制。被追诉人必须履行如实供述的法律义务，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后果现无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1．“自证其罪”的做法较为普遍。侦查、检察及司法机关往往先入为主，当然地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把证明无罪的责任强加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就被视为有罪。在案件的侦查和审理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权保持沉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被当成有些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的法宝。在“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指导下，犯罪嫌疑人不管有罪
还是无罪，其作有罪供述似乎都是其应尽的义务。以佘祥林案为例，他曾在一份申诉材料中陈述：“当时我已被残忍体罚毒打了十天十夜，精神麻木，早已经处于昏睡状态，且全身伤痕累累，根本无法行走站立，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尽快的休息一会儿，只要能让我休息一下，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得顺应。”这种违背人的生理规律、强制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做法，犯罪嫌疑人怎么能不招呢？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被假定为无罪”，既然如此的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没有义务来陈述自己有罪或者是无罪。
2．未能杜绝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有罪推定的必然产物，与自证其罪密切相关。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又不自认有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动用刑讯逼供手段取得口供的现象司空见惯。佘祥林案中，据其多次在申诉材料中提及：“我敢说那十天十夜的痛苦滋味病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鼻子多次被打破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地按到浴缸里，我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长期蹲马步，还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脚骨。”遇到大案要案的时候，公安机关总是对犯罪嫌疑人经过几夜的突审，拿下了口供，根据口供侦破了案件，这几乎成了一种模式。也正是这些非法收集的证据一步一步地将佘祥林推向死亡的边缘。
浅谈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无罪推定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这一原则是贯穿于刑事诉讼法整个过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这一原则首先是由意大利人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随后成为了一项国际性的刑事司法准则。而它为什么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原则呢？原因在于其蕴含的深远意义。 刑事诉讼过程本是一场公权力与个人权利相对抗的过程。在这之中，公安司法机关出于主导地位，这可以理解为：国家公诉人对个人进行公诉，实际上已经隐含着相信此人有犯罪倾向的意思，这样，无疑不利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将个人置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而法官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地做出裁决，否则公民的权利更加不能被保护。无罪推定原则实际上是在判决前给予个人应有的权利而将公民置于合法地位，这会使得公权力与个人权利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正当法律程序所追求的精神，是保障人权的体现。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这条规定体现着无罪推定的一些原则，比如严格区分“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的称谓，废除了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制度，明确由控诉方承担举证否认责任。这些表明中国是朝着一个正确民主的目标前进着。但就无罪推定的真正内涵来讲，我国还尚未确定这一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是说在确认有罪之前不能当成有罪，这是一种含糊的说法，即不能确定你有罪但又不承认你无罪。如果说真正的无罪推定是对或是或非的一种确认，那么第12条却是对或是或非问题的一种回避。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始终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沉默权。依无罪推定原则来看，控方负责举证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的义务，并且第12条的内容已涉及此方面，这就间接说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在审讯中保持沉默。但《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这实际上是要求犯罪嫌疑人做出承认自己有罪的陈述或是说明自己无罪，再往前推一步便可以想象出，这是有罪推定的体现。无罪推定原则应该强调人权的保障，犯罪嫌疑人有的是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由此看来，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阻挡在我们面前的，其实是中国的封建思想。有时候，文明也是一种包袱。大多数国民脑海中的封建思想太过根深蒂固，而这些思想总会在现实生活中制约着我们，而我们竟然毫无察觉。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便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在处理案件时，公诉人还是会不自觉的以 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待犯罪嫌疑人，这源于中国过去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比如，佘祥林案件。这也是完全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这让我想起
题目1/20 以下选项属于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的是（）。 ?A自由裁量 ?B专制 ?C人权 ?D独裁 解析 正确答案：C 人权是人之为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它是公民实现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前提。保障和尊重人权是现代法律区别于传统法律的重要标志。故本题答案为C 项。 题目2/20 关于法治原则下的权利保障，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国家赔偿是国家对于公民权利的一项救济措施，是为公民带来利益的，因此无须进行监督 ?B要推进国家赔偿审判公开，严格执行国家赔偿案件证据规则和听证质证程序，确保办案结果体现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 ?C要畅通权利救济渠道，认真受理和审查刑事赔偿申请，对符合赔偿条件的要应赔尽赔、当赔即赔 ?D各级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依法赔偿理念，增强人权保障意识，坚持依法、公平、及时赔偿 解析 正确答案：A 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忠实履行国家赔偿监督职责，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监督条件和范围，认真开展赔偿监督工作，依法纠正因赔偿决定不当对赔偿请求人造成二次侵权。因此，A项的说法不正确，当选。 题目3/20 我国刑法量刑的原则是什么？ ?A罪刑法定原则 ?B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C平等适用刑法原则 ?D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解析 正确答案：B 《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该条的规定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量刑原则。因此，本题答案为B。 题目4/20 关于人权，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A从本质上说，人权是法律权利 ?B法律可以保障人权的实现 ?C人权可以作为判断法律善恶的标准 ?D保障人权是法治的要求 解析 正确答案：A 人权是指人之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从本质上说，人权是应然权利，是道德权利。人权通过立法转化为法律权利。故本题答案为A项。 题目5/20 劳教教养制度被废止的主要原因是该制度侵犯了公民的（）。 ?A人格尊严 ?B人身自由 ?C劳动权 ?D休息权 解析 正确答案：B 劳动教养是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是针对没有构成刑法上犯罪，而违反行政法规的人进行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院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而立法法规定所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经过法律来规定，所以通过国务院的劳动教养条例来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为B项。 题目6/20
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为视角从十八世纪人权运动兴起以来，人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通常，人权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有三大类，即人身权、财产权（包括生命权、生存权、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权等等）；政治自由和权利；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其中人身权是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引申出的“疑罪从无”理念，标志着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保护体制。但笔者认为，我国无罪推定原则未能充分地得到贯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特别是人身权的保护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本文对无罪推定原则对人权保护的价值、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内涵及价值（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内涵。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称，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的原则，由于古代刑民不分，故又称之为无责任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被怀疑为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原则最基本的内涵是，任何人非经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被确定有罪之前，不能被认定为有罪，享有被认为无罪的权利。除此之外，无罪推定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1）、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2）、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有罪的可靠程度，排除合理怀疑。（3）被追诉人享有诉讼保障的权利，禁止对被追诉人和证人采取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措施，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二）无罪推定原则的渊源。最早表述无罪推定思想的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法律化，至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所重视。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罪推定原则也得到认可，前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之前，不认为是犯罪的人。”1978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指出：“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之前，被视为无罪。”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世界上很多国家将无罪推定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被归定在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11条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开审判中，依法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土耳其宪法》第2章第38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在未被法院证明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越南宪法》第5章第72条第1款规定：“在没有具备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被看作有罪并要受刑罚。”《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49条规定：“每个被控告有罪的人，在其罪行未被联邦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证明和未被法院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之前，都被视为无罪。”（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突出表现在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价值。无罪推定原则以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的发展为契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法律制度的落后、野蛮、残酷，在“天赋人权”的思想下提出的，无罪推定原则本身孕含了人权思想。无罪推定原则也必将推动人权保护的发展，它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利，保障公民的名誉、人
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一) 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黑暗、野蛮、专横的刑事司法最有代表意义的实体法原则是罪刑法定，那么无罪推定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程序性原则。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今天，经过了长期争论和审慎的思考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刑法》终于以立法的形式，全肯定了罪刑法定这一反封建司法专横最有价值的成果。相比之下，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规定了罪刑法定之后，如何正确对待无罪推定，更新刑事诉讼观，以适应新刑法运作要求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应是我们在贯彻实施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时需要冷静分析和深刻反思的课题。 （一） 罪刑法定，是由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并使之成为思潮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的司法专横、罪刑擅断，提出了罪刑法定思想。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在1764年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道：“只有法律才能对犯罪者规定刑罚……超出法律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另一种刑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制定的1789年《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以后，法国在1791年制定的刑法典，1810年的拿破仑刑法典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由此，罪刑法定主义从思想变为了法律制度。至今，欧美诸国的刑法几乎没有不沿用这一原则的，其影响所及已经超出欧美传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罪刑法定的思想在清末传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罪刑法定逐渐扩展为国际性法律原则。罪刑法定就其阶级本质来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的精神实质则是对封建罪刑擅断的彻底否定，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在我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原刑法的条文虽然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但实际上刑法条文里体现了这一原则，而刑事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类推制度，也表明了我国刑法实际上实行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次修改刑法明文规定罪刑法定，不过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法律认可，算不上新的突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看来，原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都反映了我国既不承认罪刑法定，更没有实行罪刑法定。因为：1．原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却规定了类推制度；2．类推制度本身就是对罪刑法定的根本否定；3．司法实践虽然极少运用类推制度，但扩大化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权行使的不规范，实际上是对类推制度的变相执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与严格执行类推制度相比，这样的扩大的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权的不规范行使，其随意性更大，更受不到限制，并带有浓重的部门权力色彩。 这次修改刑法，把罪刑法定明文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取消类推制度，这是刑法观念上的转变与更新。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司法上强调司法机关的专政职能，把惩罚、镇压刑事犯罪当作刑法的唯一功能。认为无产阶级要维持统治，就不能容忍任何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哪怕这种行为事先并未被法律所禁止，也不能让其逃脱刑事惩罚，否则危害社会的作恶行为就难以禁绝。因此，国家的职责就是要面对多变复杂的社会现实灵活运用刑法这一专政工具，不放过任何危害无产阶级统治的行为。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便是这一认识最鲜明的体现。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我们的刑事立法一直坚持从国家本位出发，力图绝对保证国家充分运用刑法这一统治工具。因此对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碍于无产阶级统治的，束缚手脚的罪刑法定当然不能被刑法所确认。但是，中国现实的刑事司法经验和刑法研究的理性思考告诉我们，用类推的方式企图不放过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是一个极难实现的理想主义目标。“惩罚并非万能”，也不是维护国家统治的唯一最佳选择。企图以否定罪刑法定肯定类推制度，这一以“不变”来应社会行为的“万变”，其结果很容易导致罪刑擅断、刑事司法权滥用等负面效应发生，这是与以法治国根本对立的。
试论无罪推定原则 论文提要：当今，无罪推定原则已被不少国家确立为一项宪法性原则，并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与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但仍有完善之必要。现从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历史渊源与基本内涵的认识、价值与具体规则及此项原则在我国的体现、不足与完善等层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无罪推定原则体现不足措施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 无罪推定①，是有罪类推的对称，是指任何人在法院没有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以前，不得认为其有罪或者应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的核心意义在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无罪推定原则又称有利被告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在各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在与古罗马与雅典时期，无罪推定已经萌发。在当时的诉讼中，侦查与起诉的职能独立于司法机关之外。当需要收集、补充证据时，由当事人自己凭借专职官吏赋予的权限去完成。在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无罪推定虽然没有明确写在法律文件中，但是，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了。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② 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基本内涵进行分析：
1、只有法院才可以做有罪决定的宣告，其他任何机关和组织都没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新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明确了只有人民法院享有定罪权的法制要求。从中不难看出该原则包括以下基本含义： (1)、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定罪权是行使审判权的核心，人民法院作为我国唯一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统一独立行使刑事审判权。 (2)、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组成合格的独立的法庭进行公正、公开的审理，并须予以被告人一切辩护上所需的保障。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是唯一有权确定某人有罪和决定刑罚的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审查起诉程序中，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但这不是最终定性。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决，才具有确定某人有罪的法律效力。 2、法院应当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不能推定或假设。 对于诉讼中事实的认定，应根据有关的证据作出；没有证据，不得认定事实。要求法官必须依证认定事实，同时限制法官的自由心证，如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明显与事理有违或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也不得作为自由心证之根据。 3、在判决生效之前，被告人是无罪的，不能因为其被逮捕、被起诉、被审判而认为其有罪。 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未经判决以前，应先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在无充分确实的证据条件下，确定有无、是非的方法。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及其具体规则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则，已成为
浅谈“疑罪从无”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其直接来源于无罪推定原则。意在保护相对于强大的司法机关而言弱小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限制国家刑事司法权利的滥用，减少并防止冤假错案的出现。基于此，从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出发，分析其所面临的冲突与异化，结合证据裁量与情理的探究，提出了解决其困境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疑罪从无；刑事审判；情理；法理 刑法的主要功能是保卫社会安定有序和保障个人权利自由不受侵犯。即一方面刑法要最大限度的防止并控制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刑法担负着保障人权，防止司法权被滥用，实现社会正义的重任。疑罪从有或疑罪从无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非此即彼，具有绝对的排他性。二者的冲突正好集中反映了刑法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正如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刑法是把双刃剑，使用不当就会两败俱伤。”疑罪从有便可能刑及无辜，滥用刑罚权力，违背保障人权的原则；而疑罪从无又可能放纵犯罪，违背有罪必罚的宗旨。 [1]我国的司法机制是如何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的，疑罪从无原则是否切实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限制了国家刑事司法权利的滥用？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现状 （一）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适用现状 在我国，地方人民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大约在50万件，而在疑罪从无制度确立之后，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而宣告无罪的案件，多则几千件，少则几百件，且在这些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中真正属于因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不足一半。 从客观的数据分析来看，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地落实。许多法院的法官对存疑案件都不敢也不愿果断宣判无罪。取而代之的是“疑罪从轻”、“疑罪从挂”，即使有，也基本上是能够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各大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重大案件，法官迫于社会公众压力及舆论支持而最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坚持疑罪从无原则。 （二）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异化 疑罪从无原则虽然已在我国确立多年，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偏差和很多不合理的司法现象。 1.“存疑判决”的回潮 “疑罪从轻”是指案件虽然存在疑点，但依旧认定被告人有罪，只是在量刑上给予适当减轻的制度。当审判者发觉案件事实存在疑问时，也许就会觉得自己（代表审判及公诉方）存在理亏，既然双方都有不足，那么何不各退一步，顺顺利利地把事情愉快地解决了呢？在这种情况下，审判者更愿意运用减轻情节的原则，在认定有罪的同时判处一个比法律规定的刑罚相对或大大减轻的刑罚。多数法院对该判无罪的案件的普遍做出“疑罪从轻”（包括对该判死刑的，判死缓）的策略选择。[2] 2.“疑罪从挂”现象的“正当化” “疑罪从挂”是指当案件存疑无法判决时，将案件搁置，暂不做判决的做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宗旨要求判决必须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做出。既然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那么如何依法做出裁判呢？于是乎
试论无罪推定原则(一) 【摘要】 在现代社会，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已被相当多的国家确立为一项宪法性原则，并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此项原则,但仍有完善之必要。本文拟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的认识、价值与具体规则及此项原则在我国的体现、不足与完善等层面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之作用。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称，滥觞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之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任何被怀疑为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假定其无罪或者推定其无罪。在现代社会，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并承载起体现和尊重人权之重任。在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重要修订。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涉案人员有罪推定的历史。随着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尊重和保护人权”宪法原则的确立，在此背景下深化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认识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就此项原则作一次肤浅的探讨。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 在法律发展史上，无罪推定思想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丽亚作了最早表述。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并逐渐法律化。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即使认为必须予以逮捕。”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明其有罪前应视为无罪。”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2项规定：“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假定其无罪。”在社会主义国家，无罪推定原则也得到认可，前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之前，不认为是犯罪的人。”1978年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的决议中也指出：“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将无罪推定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规定在宪法中。如《美国联邦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11条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开审判中，依法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此外，《土耳其宪法》、《越南宪法》以及《俄罗斯联邦宪法》等都对此项原则作出明确的规定。 尽管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但对其基本内涵却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被告人一经确定，即主观地认定其是罪犯，其诉讼活动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无罪推定当然应是与之相反。然而，无罪推定尽管与有罪推定存在这种对立，两者还是有一致之处，即都是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之时(判决后)，在刑事案件事实尚未搞清、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条件下，对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一种主观认识。同时，无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因为假设并不是主观认定，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同于法律中常有的根据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审判中才有意义，并不作用于整个诉讼过程。 第二种观点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
浅谈聂树斌案 一．聂树斌案案情回顾 聂树斌，男，1974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鹿泉市下聂庄村人，原鹿泉市综合职业技校校办工厂（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1994年8月10日，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某的父亲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女儿康某某于8月5 日下午5点下班后失踪。当日下午康某父亲、同事在下班路线西侧附近玉米地发现康某某失踪前穿的连衣裙、内裤，8月11日上午在衣服附近玉米地内又发现了康某某腐败的尸体。9月23日根据群众提供线索将聂树斌抓获。9月28日聂树斌供述在孔寨村玉米地内强奸被害人并用花衬衣将被害人勒死的犯罪经过，还主动供述了公安机关并不掌握的偷窃的作案用花衬衣细节，并绘制了窃取地点路线图。并指认了作案现场、埋藏衣服地点，在混合辨认当中，辨认出康某某照片、自行车及作案用花衬衣。1995年3月15日，以聂树斌犯有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的真凶。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2014年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将召开聂树斌案听证会。2015年9月1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宣布，聂树斌案因案情复杂，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在经历了四次复查延期之后，2016年3月26日，山东高院再次约谈他和李树亭律师，交流案件复查情况。合议庭再次要求代理律师要积极提供有效的证据线索，供合议庭查证。而聂树斌案的第四次延期将在2016年6月15日结束，是否会再次延期还不得而知。 在聂树斌案案发至今的20余年间，该案的每一个进展不仅仅牵动着其家人的心，更影响着每一个中国国民对于中国法治的信心。由于聂树斌案还没有获得最后的裁判结果，网络上能够搜索到的资料非常有些，大部分由聂树斌的律师和家人传达出来，下面我将针对一些比较可信的信息进行分析，由此总结冤案产生的原因。 二．从聂树斌案看冤案的产生原因 1．刑讯逼供，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 刑讯逼供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可以说是导致许多案件误判的重要原因。就聂树斌案而言，根据聂树斌母亲的陈述，聂树斌的一审辩护人张某曾经对聂树斌母亲说：他与聂树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聂树斌一直哭。
法治社会拒绝有罪推定- 案情：1994年10月7日，牡丹江江岸发现一具只有躯干的男尸。公安机关仅依据李某不具排他性的指认，便认定男尸为牡丹江市第八水泥厂工人王俊波。仅依据一项不负责任的举报，就将王有恩确定为杀人嫌疑犯。当日下午4时，警方将王有恩、米巧玲夫妇收审。因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王、米二人被屈打成招。1995年9月25日牡丹江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此案。24个证人没有一个现场目击者。律师为王有恩作无罪辩护，但法庭不予采纳。1996年7月2日，牡丹江中院以杀认罪判处王有恩死刑，以包庇（王有恩）罪判处米巧玲3年有期徒刑。王、米不服，提起上诉。1996年10月13日，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裁定：撤销牡丹江中院的判决，发回重审。1996年12月30日，牡丹江中院重审判决：王有恩死刑，米巧玲因翻供刑期增至5年。王、米不服，再次上诉。1997年9月13日，省高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消判决，发挥重审。但是，牡丹江中院却拖延两年多不开庭。在新闻媒体的关注下，2000年2月28日牡丹江中院第三次开庭。10日后，该院对王、米第三次做出有罪判决：判处王有恩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米巧玲5年有期徒刑。王、米不服，第三次上诉。2000年10月26日，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王有恩、米巧玲无罪。至此，王有恩已身陷囹圄6年，米巧玲也被羁押1657天。王有恩年迈的父亲为给儿子、儿媳申冤，四处奔波、倾家荡产，没等到王有恩出狱就撒手人寰。又经过14个月的司法赔偿诉讼，2002年4月19日黑龙江省高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由牡丹江中院和牡丹江市检察院共同赔偿王有恩83021.96元，赔偿米巧玲61855.81元。（据2002年5月5日《燕赵都市报》）
论无罪推定原则
内容摘要 无罪推定原则起源于意大利，最早由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尼亚提出。作为当今世界通行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以及现代法治理念，该原则已深入人心，并为各国刑事立法所采用。该原则是在以否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罪为出发点的纠问制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它与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一起，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限制政府动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的政府的独立及自治的主体地位。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无论是其诉讼制度如何，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一原则。我国对无罪推定原则曾经长期持批判态度， 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部分地移植了这一原则的合理内核，虽然没有完全肯定无罪推定原则，但却标志着我国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构建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将会不断改革，逐渐与国际接轨。因此，我们应本着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与推动民主法制进步的宗旨，真正确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无罪推定原则。 关键词：无罪推定原则 人权 疑罪从无 沉默权 举证责任
目录 一、无罪推定原则概述 (1) (一)无罪推定的内涵 (1)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1)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分析 (2) 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现状 (2) （一）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包含着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些精神 (3) （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 (3) （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基本上贯彻了“疑罪从无”原则 (4) （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4) 三、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进一步完善 (4) （一）确立有限的沉默权制度 (5) （二）进一步强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同时在立法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遏制刑讯逼供 (5) （三）完善我国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 (6)
浅析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司法中的作用及不足 [摘要] 无罪推定，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无罪推定是一项自然原则，是人权实现的一项基本准则。本文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及其确立的意义，并剖析了构成无罪推定原则的三个具体规则：疑罪从无、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和沉默权。通过分析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司法现状中的问题，指出了目前在我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困难，同时也指出了这方面存在的有利条件。笔者认为，在我国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不能一步到位，而需要逐步实现，并就此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 无罪推定原则人权证据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 一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由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其经典表述为，一个人在未确定为有罪之前都应视为无罪。只要还不能断定已经侵犯了给予其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1]。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是指任何人在法院没有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犯罪以前，不得认为有罪或者应推定其无罪。 无罪推定是法律拟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定罪权由法院统一行使，法院行使审判权，承担审判职能。在刑事诉讼中，只有法院经过审判，才能最终确定并宣告被告人有罪，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享有此项权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协助控诉一方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更不能要求他证明自己无罪。其次，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宣告为有罪之前的人格权不受侵害。在法律上明确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被告人在刑事
诉讼中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是诉讼一方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前从法律上不能确定为有罪之人，法院必须经过法定程序依法审理，判决才能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所谓无罪推定，其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经法定程序判决有罪之前，应当假定或认定为无罪的人。[1]尽管世界各国立法和我国法学理论界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将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原则在宪法或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所体现出来的即为无罪推定原则。 二、无罪推定的渊源 无罪推定最早是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 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抨击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 “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无罪推定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推定，无须基础事实即可证明无罪这一推定事实的存在。换言之，证明被告犯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1948年12月10日，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一联合国文件中被首次得以确认。该宣言第11条（一）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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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位论文是在我的导师王晓丽老师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她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王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她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精心指导，同时还在思想、生活上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此谨向王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还要感谢培养我长大含辛茹苦的父母和培育了我四年的仰恩大学，谢谢你们!
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在没有经过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把他看作是无罪的人。作为确定和保障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基本原则之一，无罪推定原则已成为衡量各国民主法治发展程度和刑事司法领域中人权保护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我国目前实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还具有不完整性，但是刑诉法第12条规定的确立从法理上明确否认了过去长期实行的有罪推定做法，因而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我国审判实践中对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存在的问题，着重从立法观念、诉讼保障机制、救济途径等方面入手，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到司法上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及实践运作提出几点设想，即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定侦查程序中无罪推定原则的保障机制、扩大律师辩护权等保障体系。 关键词：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沉默权；律师辩护权
浅议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实现龙会会 20104101001247 法硕（非法学）10级2班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能够使法院、检察院及被追诉的公民、法人平等对话，使诉讼向更民主的方向发展。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无罪推定原则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本文试图从无罪推定原则在立法及司法等方面的欠缺着手就我国如何全面实现无罪推定原则加以探讨，并提出若干完善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无罪推定原则可行性 一、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现状分析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重要刑事诉讼原则，它可以确保多元的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目标的实现。无罪推定原则是指任何人未经法定的司法程序最终确认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推定无罪。 1996年，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该条我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但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下文将从两个方面对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状况进行分析。 (一)现行立法中关于无罪推定原则的不足之处 1．沉默权的缺失
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保持沉默或者拒绝回答和陈述的权利。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了这些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极容易导致有罪推定。 2．对非法证据进入诉讼的控制措施不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进入诉讼的法律后果，相关司法解释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论实践中对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如何，单从司法解释本身而言，这些规则就是不完善的。仅仅通过无罪推定理念的灌输并不能杜绝非法取证，尤其是刑讯逼供的发生。 (二)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原则之适用状况 目前，在我国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保障人权的理念和司法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仍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司法人员的观念中仍残留着有罪推定 新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人犯”这一带有强烈有罪推定色彩的词语变为“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但一些司法人员思想观念中旧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他们眼中这只是称呼的改变，他们仍用有罪推定的逻辑去司法。无罪推定原则首先在司法者的头脑中打了折扣，在司法化过程中必然大打折扣。 2．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浅论疑罪从无的涵义及其法律适用 我国实务界和学术界对疑罪从无的性质、辐射范围、适用后果等问题存在一定的误解,对其进行扩张式解读,从而模糊了其应有的界限。作为一项具有实体法、证据法面向的裁判规则,疑罪从无的适用首先以证据裁判规则、严格证明规则、自由心证原则等为制度性前提,并受到主体、对象、时点等诸多方面的限制。除此之外,疑罪从无还受到裁判文书说理、裁判者良心等内外机制的约束。“从无罪”并非疑罪从无适用的唯一后果,“从轻罪”、“从轻刑”亦符合该原则的基本要义。不加区分地拒绝对疑罪的“从轻处置”是狭隘的,将其等同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留有余地的疑罪从轻”判决并加以批判也是不理智的。理性观之,疑罪从无既非当下防范冤假错案的唯一出路,亦非祛除刑事司法顽症的万能良药。 刑事错案作为推动我国当下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动因之一,正受到学术界、媒体以及公众各界的广泛关注。主流观点认为疑罪从无是避免错案发生的理念性、原则性手段,刑事诉讼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均应当贯彻该原则的要求。学者泛泛的口号性宣誓,并将其扩张解读为“无所不包式”原则,模糊了疑罪从无的适用界限。疑罪从无与我国古代罪疑惟轻、欧陆法之疑利被告、普通法之合理怀疑等法律传统一脉相承,历经发展、衍变,吸纳新要素之后成为法治国保护无辜、保障人权的机制。盲目推崇疑罪从无在防范冤假错案中的作用,无视疑罪从无应有的界限,势必存在诸多隐患,尤学者更应秉持相当的警惕之心。对疑罪“从轻”不加区分地予以批判亦存在不妥之处。本文意欲通过对疑罪从无性质的考察及其适用界限、后果等理论问题的探究,以回应学术研究审慎性之要求。 一、疑罪从无渊源及内涵略考 虽然疑罪从无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刑事诉讼甚至宪法、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但疑罪从无一词在我国古代法律以及法学文献上却不得寻见,最早为谁 所用似无法考证。学术界同样持“鸵鸟式逃避主义”态度:对于定义何为“疑罪”乐此不疲,却自始缺乏对疑罪从无本源及其内核的考证,仅在用其为表达自己立 场作论据时信手拈来。这正是时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常见的怪象之一。因学识所限,本文自无力对此类与“怀疑”相关的语词及其发展作考古学上对疑罪从无的渊源作粗浅的考察。,但仍试图通过对主要脉络的撷要,的探究． (一)“疑罪”溯源 我国古代法着述和官方法律文件中虽无从查考“疑罪从无”一词,但对“疑罪”应当如何处理则有相应规定。概言之,我国古代法对疑罪持“从轻”、“从去”、“从赦”、“从赎”等不同态度,比如,《尚书·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唐律《断狱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可见,为防止错杀无辜,我国古代对疑罪的处理持审慎态度,多从轻论处。而就如何认定“疑罪”来看,古代疑罪法适用的前提均为裁判官在庭上听取“控辩”两造词讼、陈情之后,并非针对某一单项证据的审酌。经过考证,古代法所谓“罪疑”乃指与罪责相关的实体事实认定之疑。当法律适用出现疑问时,一般认为是立法不完备
无罪推定原则法律思考(一) 内容提要]“无罪推定”原则产生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保障人权、建全法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世界许多法治强国所确认。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其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和运用。1996年，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有罪推定”的历史。但是与西方国家的无罪推定原则相比，我国还没有引进沉默权的规定，还不是标准的无罪推定原则。本文试图以无罪推定的概念、渊源和诉讼价值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确认无罪推定原则的必要性，以及我国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现状和措施，以求教于同仁。 关键词]有罪推定无罪推定沉默权疑罪从无排除合理怀疑 一、概述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法院没有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以前，不得认为其有罪或者应推定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对封建社会普遍实行的有罪推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在司法诉讼制度方面，摒弃封建法制的有罪推定，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是司法文明战胜司法专横，刑事诉讼制度走向民主化的标志。 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引进沉默权，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二、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源于古代罗马法的“有疑，当有利于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即无罪判决。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思想和概念，最早是由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来的，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而且在没有肯定被告人确实违反了所应遵守即保证予以保护的条件以前，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实，那就不应该折磨无罪的人。”此后，无罪推定原则逐渐法律化，至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司法原则之一。 作为立法形式，最早采用无罪推定原则的当属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该《宣言》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之前，皆应当被假定为无罪。”此后，各国纷纷效仿法国，相继在宪法或法律中对无罪推定作出规定，使无罪推定成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成为宪法性公民权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又如1982年加拿大宪法也规定“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尽管世界各国对此表述不一，但均毫无疑义地确认和运用无罪推定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为法西斯残害平民的暴行所震惊，开始重视对人权的保护。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宣言》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获得辩护上所需要的一切保证的公开审判而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首次为在世界范围内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提供了依据。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则再次确认了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认，在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在香港刑事诉讼中仍然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