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到达权力顶峰的路线图，应该分四步说。
第一步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一结束，陈伯达生病了，江青代理了中央文革小组长，夺取了领导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中央文革在钓鱼台的碰头会由江青主持，会议决定事项由江青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从此，江青就再也没有把领导权和话语权交还给陈伯达，陈伯达老夫子就只是江青的一杆枪了。
第二步是1966年10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批判刘邓的错误路线，江青在会议上发动谢富治等人首先向刘邓发难，围攻刘邓，算是掐掉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会后，中央文革依靠名噪一时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在北京和全国掀起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高潮，文革由此进入一个革命的新阶段，即在全国把刘邓搞臭。
第三步是上海一月风暴。1967年1月，上海张春桥、王洪文在江青的支持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大权。随后，中央文革指挥全国造反派开展了夺取各省市党政大权的暴风骤雨，从组织系统上彻底解决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各省造反派皆被钦定为左派，各省的班子必须由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圈定。
第四步是京西宾馆会议和怀仁堂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三老四帅”
奋起反抗中央文革玩权非为，被定为“二月逆流”，无休止靠边站，做检查，受批判，把他们排除出中央的决策中心，致使中央常委碰头会和国务院碰头会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然后，周恩来只能参加钓鱼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时候，江青忘记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出身了，忘记自己是一个几次到苏联治病的老病号了，忘记自己到文革前还一直是一个不上班的处级干部了。她真的以为女皇的皇冠马上到手了，头脑膨胀了，开始胡言乱语了。我们真的几几乎出现吕后执掌朝政和武则天当女皇帝的局势。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有一段回忆：“一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江青说：‘我们两个人配合起来处理问题，就是完人了！’”（681页）
（老兵夜话，2013年7月5日星期五）
国际产业转移历程中的四次浪潮 1、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后期的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第一次科技革命完成后，英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也是第一个“世界工厂”。当时仅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在19世纪前70年里，一直控制着世界工业生产的到，世界贸易的到1/ 4。" 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出地是英国，目的地主要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北美。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是这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国。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又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使“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先在北美殖民地尔后又在美利坚合众国遇到了肥沃的土壤……到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上大约有200个造铁厂，年产铁约3万吨。超过它的只有英国本土、法国、瑞典和俄国”。正是对这次来自英国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奠定了美国后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国对英国的产业转移的承接或承接的力度不是足够大，那么，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时间就要推迟，产生的影响力就要大大缩水。美国以承接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为历史前提，以领跑第二次科技革命为技术基础，才推动了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并在19世纪末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当之为愧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的第二个“世界工厂”。可以说，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推动了“世界工厂”的第一次变 1迁。 2、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产业转移的路径是从美国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转移。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原联邦德国，美国国内主要致力于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美国之所以将国内的部分产业转移到日本和原联邦德国，首先是处于冷战状态下的国际政治格局所决定的。
大国权力转移 大国权力转移已经拉开帷幕，我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大国斗争的乱局，又要注重深远经略，做好大国战略博弈的布局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权力转移道路。 近年来，战争纪念比较多，如甲午战争120周年、日俄战争11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 这些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当前，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发大范围的体系战争，新一轮大国权力转移必将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否只有这一条路径？我国又有哪些战略选择空间呢？ 大国权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 西方国家认为，大国权力转移必然通过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实际上，大国权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战争模式。 1通过全面战争实现权力转移 历史上的大国权力转移，多数是通过全面战争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最普遍、最直接的模式。例如，春秋时期，齐国打败郑国成为霸主，越国打败吴国成为霸主。在近代史上，英国打败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苏联打败德国、日本，成为超级大国。 2通过局部战争实现权力转移 局部战争的战场可以是在双方领土的交界处，也可以在一方的领土上，或者在第三方的领土上。如果能够在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有时候也能实现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 例如，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通过城濮之战，实现了地区权力转移。再如，1904年、1905年，日本与俄罗斯通过日俄战争，实现了东北亚地区的权力转移。战
争结束后，俄罗斯势力退回俄罗斯境内，日本赢得战争胜利，获得了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 3通过间接军事冲突实现权力转移 间接军事冲突类似于代理人战争。双方都是代理人，或者一方直接参战，另一方是代理人。代理人的胜负，也能够反映出大国实力的强弱，影响到大国在地区的权力强弱。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扶植南越政权，中国支援胡志明力量。两个力量碰撞的结果，直接反映出两国在这一地区战略影响力的强弱。再如，在叙利亚危机中，以巴沙尔为首的政府武装和反对派武装，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不同大国之间的权力博弈。 4使用武力但未发生军事冲突的方式 使用武力但未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有很多，如军事威慑、战略遏制、军备竞赛等。之所以使用武力而没有发生军事冲突，原因比较复杂。 例如，世界上存在多个大国，一旦陷入战争将会产生难以驾驭的局面，或者军事冲突的成本过高，国际社会对战争的制约比较强等。最典型的例子是美苏冷战。在冷战中，美国和苏联经常调兵遣将，多次引发军事危机，但没有发展到军事冲突的程度。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大部分国际权力转移到了美国手中。 5通过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较量实现权力转移 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较量，能够体现出大国实力的强弱，从而也可以实现某一地区的权力转移。 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通过强硬姿态，迫使英国、法国进一步承认西方的国际权力已经转到了美国手中。再如，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美国的表现明显弱于俄罗斯，俄罗斯的权力有所增强，至少在克里米亚地区实现了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
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企业管理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专业：国际商务硕士 姓名：罗琮 学号：201301360030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分工格局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国际产业转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先分析了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和特征，继而又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最后结合两者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中国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国际直接投资、产业升级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 国际产业转移是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开放经济的结果。在过去的国际产业转移中，产业转移的类型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层推进，产业转移的阶段是从加工贸易到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本地化生产，产业转移的技术通常都是进入标准化产业阶段的技术。国际产业转移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只是不同的时期在不同区域之间转移，不同的时期转移的内容不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产业转移将呈现如下的发展趋势： 1．国际产业转移将延续结构高度化的趋势 这里的结构高度化指的是产业结构不断提升的意思。今后，向我国东部地区转移的制造业将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高加工度的“三高”行业，而不再像过去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东部地区本身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因此，未来几年，我国将出现传统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有利景象。 2．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投资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热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样，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形成和发展，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物流相关的服务业的外商投资也越来越多。以上海为例，2005年，上海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合同金额73.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0.2%，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2.9%。与需要耗费大量土地、能源的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具有智力要素密集度高、产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等特点，因此发展第三产业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上海“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定位就反映了这样的发展趋势，也为上海承接服务业转移做出了总体的规划。 3．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组团式或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趋势 过去的国际产业转移往往只是发生在处于产业核心地位的跨国公司，以汽车行业为例，上海大众初创时，其零部件大量依靠进口，然后再逐步实现国产化。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则有所不同，组团式或产业链整体转移的趋向很明显。如以上海—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台湾信息产业的投资集聚区，其中苏州已经形成以明基电脑、全友电脑和华宇电脑为核心的IT产业群，建立起鼠标、彩显、液晶显示器、超微半导体等多个大规模生产基地。研发、制造、服务的一体化联动将是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基于降低成本、贴近市场等方面的考虑，将其研发、物流等非制造环节也转移到中国来。这一趋势对于我国各类开发区做好区域产业规划和招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4．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主体，投资方式多样化
“权力转移”理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有关解释战争、特别是大国间战争的学术思想。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解释大国间权力关系变化以及这些关系变化究竟将如何影响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分支之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有关中国的崛起是否将导致国际不稳定、甚至冲突的众多学术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在西方,有关中国崛起的常识性看法更是直接同“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着某种联系。近年来,坚持“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开始用这一理论讨论中国崛起问题。他们中有人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就必然导致战争,但至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难以避免地符合“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论预测与理论总结。 “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内容 “权力转移”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A. F. K. 奥根斯基(A. F.K. Organsky) 。其理论框架并不复杂。由于该理论的追随者顺应1960年代中期美国兴起的战争与国家能力研究普遍走量化分析模式和大量使用80年代后“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理论的数理分析方法,该理论并非是建立在严密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假设论证,而是围绕着奥根斯基提出的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实证测试和观点的扩展。[ 3] 理论的概念构建与核心假设的提出都是由奥根斯基完成的。 在他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奥根斯基教授认为,核武器并没有改变战争与军事冲突这一国际关系中宿命性的问题,即便在核时代,防止大国间的战争依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切。他考察了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强烈质疑当时所盛行的均势理论(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认为大国间权力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此实力的接近。特别是当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出现“持平”(power parity)趋势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是最高的。[4 ] 虽然大国权力分配有差异,由于工业化和现代政府效率这两个“车轮”的牵引,即便是后起的大国也非常有可能和以前的大国出现“权力持平”,战争就难以避免。[ 5] 在1968年出版的修订版《世界政治》中,奥根斯基教授进一步修正和阐发了他的“权力持平”将导致战争的理论,认为崛起后的大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而主导性的大国又由于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维持现有秩序,是“满意国家”。这就形成了“满意国家”和“不满意国家”围绕着国际秩序主导权问题的竞争与冲突。“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战争就此爆发。[ 6] 1980年,奥根斯基和他的弟子、也是他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库格拉教授( Jacek Kugler)发表了《战争细账》(The War Ledger)一书,第一次为奥根斯基所提出的大国间“权力持平”与大国地位的“权力转移”将带来战争之间的变量关系,提供数理统计学上的数据证明。他们发现,有潜力角逐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权力转移”就不会有“战争”;但如果这些“竞争者”之间发生了“主导者”地位可能易位的“权力转移”,则一半的案例显示发生了战争。[7 ]他们的结论是,国际关系中“主导国家”的位置因为“权力的重新再分配”而发生转移,则常常在原来的“主导国”和竞争者中引发战争。这是大国战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8] 综合来看,“权力转移”理论有三个很重要的理论特点。首先,“权力转移”理论将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同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财富积累和发展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近现代世界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由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差异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的本质力量不是外在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强权政治”,而是内在的工业化进程。战争作为国际关系中必然的权力冲突现象来自于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大国内部的权力增长过程。因而,奥根斯基的“权力定义”(power definition)并没有突出之处,但对“权力的衡量”( powermeasuring)却明显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在奥根斯基看来,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差别巨大,这恰恰是权力变更的基础。这些表现可以概括为:是否启动和顺利地实施工业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型是否能有效地支持工业化的尽快发
分报告一：国际产业转移 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概述 1．1 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内涵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某些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和地区。它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一个包含着国际产业贸易与国际产业投资的综合过程。它既是对产业构成要素的国际移动的描述，也是对产业形成与演进历史的梳理。 国际产业贸易往往意味着转入国必需的某些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技术设备、原辅材料、中间产品的输入，因而对转入国产业结构发生影响。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它有助于转入国产业成长与结构转换。也就是说转入国可以利用这些技术设备、原辅材料、中间产品，建立新的工业部门，改造传统产业部门。国际产业投资往往意味着资本、技术等的直接输入，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也能产生与国际产业贸易相同的结果。 国际产业转移是从外在形式来看，与相关国家相关产业之间的贸易和相关国家相关产业之间的投资并无二致。但发达国家与转入国之间的绝大部分贸易，实际上是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两国产业之间的贸易，因此，我们称它为国际产业贸易。发达国家在转入国的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一般是伴随着资本输出的较先进技术产业的输出，或者说发达国家较高发展水平的产业向转入国较低发展水平的产业
投资，因此，我们称它为国际产业投资。当产业贸易与产业投资所引起的累积性产业成长达到一定程度时，某些产业在转入国更具有竞争优势时，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便会发生，从而引起产业转入国与产业转出国产业结构的革命性转换。 转出国之所以进行产业转移，是因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它们开发使用过时技术，实现最后价值增值的需要。它们不可能通过转让高新技术来培植与自己竞争的对手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输出。产业转出国吸收产业转移通常是谋取外来投资的外部经济效应，即获得技术、管理经验、训练人员以及其它的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 1．2 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对于转出国而言，从短期来看，国际产业转移对于发达国家也有负面影响，如对国内就业水平的影响和本国产业“空心化”现象。但从长期来看，其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因为归根结底，它为本国的结构转换提供了绝好契机。产业转移的条件是该产业产品不可能在本国生产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比较优势，不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这样的产业转移出去，可以为那些附加值高的新产业提供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 鉴于我国目前主要作为产业转入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我们下面着重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转入国的影响。 示范效应、溢出效应、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
《权力的转移》读后感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阿尔文·托夫勒--未来学大师、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可以说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出生于纽约并且毕业于纽约大学，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都享誉全球，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今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也对当世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果。 本书的主旨也是讲述给我们带来无尽纷扰的变动，尤其是知识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提出“社会权力”的新观念，并探索了未来企业、经济、政治和世界局势的改变。本书所说的权力按作者的定义，是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而财富、暴力和知识构成了权力框架的三角基石。而从这三种权力形式出发，托夫勒探讨了以下内容：权力本质的改变，改造了企业界的社会关系；从资本的转换到“知识密集业”与“低知识产业”的冲突，从超市的电子化到家族企业的兴起乃至全新组织形态的出现，我们会从中理出权力新的架构；产业与经济的深层改变也带动政治、媒体和全球间谍战的巨大改变；今日庞大、扭曲的权力斗争对贫穷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未来的美国、日本和欧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起支配作用的权力正在悄然地发生着一场革命性的转移，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知识，于是作者集中探讨了与权力密切相关的知识的作用，并认为知识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社会权力理论。权力的转移随处可见。至此结合书中内容，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权力是什么？权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权力是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它分为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两大类；狭义的权力指国家权力，即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和建立一定的统治秩序而具有的一种组织性支配力。这似乎是一个比较肯定的解释，也较众人接受，然而权力是什么？这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其定义之关键，在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语境中，权力是不同的。而我比较倾向与从社会学方面对权力的文化批判、论述研究等领域的“宰制关系” 托夫勒认为：暴力、财富和知识是社会权力的基本源泉。进而他认为，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支配他人的力量的权力，是由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构成的。最简单地体现权力的方式就是行使暴力。但他认为这是一种低质量的权力形式，因为，它缺少灵活性，只能用于惩罚，并且风险很大。相比之下，财富则是远甚于暴力的权力工具。财富不仅仅只能用于威胁或惩罚，还可以提供奖赏。财富既可以积极方式使用，也可以消极方式使用。因此，它比暴力灵活得多。财富创造质量中等的权力而高质量的权力则来源于知识，它不但可用于惩罚和奖励，还可以用于劝说。它既能扩大武力和财富，也能减少达到某个目的所需的武力和财富的数量。他认为这便是权力的基本源泉 “权力的转移”并非仅仅转移权力，而它要转化权力。暴力、财富和知识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枪可以使你得到金钱，也可以从一位受害者口中获得秘密情报。今天社会最深刻的权力转移：暴力和财富本身都开始依赖于知识。知识本身不仅仅是高质权力之源，而且是暴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织成部分。换言之，知识已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事实上，知识是终端放大器。它是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关键。因此，“最重要的权力转移不是从一个人转移给另外一个人，也不是从一个政党、机构、国家转向另外一个政党、机构、国家。真正最重要的变化是伴随着社会向明天加速碰击的过程而在暴力、财富、知识三者之间发生的潜移默化的权力转移。这正是权力转移世纪的危险而又令人振奋的秘密。”这便是权力是的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新动向、新机遇 《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全球FDI(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为9160亿美元，(2007年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1万亿美元。但受危机冲击，2008年该数字下降16％之后，2009年的跌幅更是高达37％，全年总投资额仅为1.1万亿美元。贸发会议报告预计，201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将达到1.2万亿美元，到2011年达到1.3万亿到1.5万亿美元。)其中流向发达国家为5420亿美元，占总量的59%，而且90%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流入FDI为1650亿美元，占总量的18%，其中65%属于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钢铁和石化等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已然发起向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西亚地区流入340亿美元，占总量的3.7%，主要集中在石油行业；非洲为310亿美元，占总量的3%，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为1040亿美元，占总量的11.4%，其中制造业占流入FDI的40%，服务业占35%，农业和采掘业占25%。 ※主题解析※ 国际产业转移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结构经历了数次大规模调整，出现了几轮大范围的产业转移。 20世纪50年代，世界产业结构进行战后的第一轮产业转移，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获得了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良机，实现了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变。 20世纪80、90年代，伴随全球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出现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一方面发展了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产业、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及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转移到亚洲及其它发展中国家。 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知识经济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又拉开了帏幕。
公司内部权力转移对绩效的影响 摘要：公司内部权力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在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司的经营目的，公司内部的治理制度就会不同，具体表现在各权力的分配不同。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高层管理者和监事会，公司治理机制是二元制的，即，董事会中包括独立董事，同时存在监事会。公司权力在广义上来讲包括公司外部权力和内部权力。公司外部权力一般指公司作为法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例如政治影响等。公司内部权力指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制衡。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公司内部权力在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分配对公司的影响。本文将权力分为三种，分别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公司治理需要兼顾其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的目的中，最基本的就是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不相互侵占利益，更高的要求就是使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1 公司权力的划分和分配 公司治理在本文中是指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以使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得到其应得的利益。公司内部权力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掌握公司的决策权，一般的决策过程是，先由董事会制定需要决策的方案，然后由股东大会投票决定该方案是否通过。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拥有公司权力中的执行权，需要合理配置公司资产来执行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定的方案。监督权赋予给了监事会，为了监督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使他们达到公司经营的目的。 公司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者、社会和政府。股东对公司付出了资本，应该得到资本相应增值的部分。雇员实际上可以看做付出机会成本最多的利益相关者，因为除了花费自己的劳动在公司外，还有时间，而时间是最贵的机会成本，所以有学者认为，实际上雇员是有拥有与股东平起平坐的权力的。消费者主要是通过产品市场影响公司，公司需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公司面对的产品市场不同时，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可能会不同。公司的供应者是与
我想讨论的是21世纪的权力。基本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权力的变化，有两种变化是我想探讨的。一种是权力的转移，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变化。这是对权力转移的简单解读，即权力正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另一种是权力的分散，即权力的转移是从西方和东方的各个国家到非国家的范围。以上两种情况是本世纪权力的重要转移。我想分别说说着两种情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为什么说最终可能是个好消息。说道权力的转移，我们常常会提起亚洲的崛起。确切的说应该称作亚洲的复兴或亚洲的回归。回顾19世纪的世界，你会发现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亚洲而且他们生产的产品占了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现在我们来看20世纪，世界上一半的人口——超过一半——仍然在亚洲居住，但是他们的生产总值仅占全球的五分之一。这是为什么呢？工业革命，也就是说突然之间，欧洲和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中心。而到了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亚洲将重新回到占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和生产总值的位置。这很重要，而且是一次重大的权力转移。但是接下来我要和你们探讨一下刚才提到的另外一种转移，那就是权力分散。要理解权力分散就要明白一点：计算和交流的成本已经降到原来的千分之几从1970年到本世纪初。这个数字很大，很抽象，但是具体来说，如果汽车价格的降幅和计算机的降幅一样，那么今天你只花五美元，就可以买辆车。那么如果所有的技术价格都以这个幅度下跌，获得这一技术门槛就会降低；人人都可以享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如果你想从牛津到约翰内斯堡或到新德里或到巴西力亚或是其他任何地方获得即时通讯，是可行的，因为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很有钱才行——你要么是政府，要么是跨国公司，也能、可能是基督教堂不过你得及其有钱才行。但是今天人人都能享有这些技术，以前人们受到价格的制约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如果人们有足够的钱去网吧——我上次查到的价格大概是每小时一磅左右——但是如果你用Skype，是免费的。所以曾经被限制的能力现在人人都可以享有。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时代结束了。国家依然很重要。但是舞台是很拥挤的。国家不可能单独存在。还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其中有一些是好的角色。比如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乐施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非政府角色。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好的。基地组织，是另一个非政府角色。但是试想这些对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有哪些改变。我们过去考虑的是战争和内战。大家可以想一想1941年，日本政府袭击美国珍珠港。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一个非政府的角色袭击了美国在这次袭击中丧生的美国人超过了1941年日本政府的作为。你可能会想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行为。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权力分散的一个重大变化。可问题是我们对此的看法不够新。所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并且想一想什么是权力？权力其实就是一种能力能够影响他人以达到你的目的，实现权力的方式有三种。可以威胁他人，通过强迫——棍棒，可以买通他人——胡萝卜，或者通过别人心甘情愿地做你想要达到的结果。而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做你想要做的，来达到你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强迫或买通，就是我所说的软实力。而这种软实力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忽视所误解了。然而软实力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如果你知道如何运用软实力，你会节省很多的胡萝卜和棍棒。按照惯例，人们认为权力基本就是军事力量。例如来自牛津的伟大的历史学家A.J.P.泰勒对大国的定义是能够打赢战争的国家。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阐述来真正懂得21世纪的权力。权力不仅仅是赢得战争尽管战争依旧存在。哪一个国家的军队赢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讲的故事能够赢得人心。而且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个阐述以及谁的阐释更加有效。现在我要回到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问题讲讲最新的动态。我们现在用的阐释大多是大国的崛起和没落。而近来这种阐述全都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没落的确，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会让很多人说这是美国领导力终结的开始。全球政治格局的板块正在发生转变。例如俄罗斯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曾经说过是美国领导力结束的开端。然而事实上，这种衰落的比喻非常误导人。如果回顾历史，近代历史你会发现这种认为美国衰落的说法每隔10年到20年左右就会出现。1958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人们就说“美国要衰落了”。1973年的石油禁运和黄金窗口的关闭，又有人说美国要衰落了。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 【文献号】1-351 【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200306 【原刊页号】45,49 【分类号】F11 【分类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404 【标题】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 【作者】汪斌/赵张耀 【作者简介】汪斌，男，1951年生，浙江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杭州 310027) 赵张耀，男，1972年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27)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赋于国际产业转移新的活力，从而对国际产业转移 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挑战。本文就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从概念界定、经济动因、客体演化、在当代的新特点 和发展趋势、效应、转移模式等六个方面进行回顾和述评，并就该理论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摘要题】产业经济学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国际分工 【正文】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内外学界对这一经济现象的研究，已著述颇 多。进入80年代中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 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及趋向。相应地，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在继承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已有所突破。 为了对这一经济现象作深入研究，笔者试图对前人的理论作一回顾和述评，并指出其研究的发展趋向。 国际产业转移很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在对其概念的界定上，迄今尚无统一的定义。目前，比较认同的是 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是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70 年代，特别是80、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结构自身的演化，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 推进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即:(1)当前的国际 产业转移已不局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已成为另两种需关 注的渠道。不仅如此，国际产业转移已深入到跨国公司之间和跨国公司内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和 公司内分工的一种实现机制。(2)产业转移已不单纯是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控下进行，国家、跨国公司成为影 响国际产业转移的另两股重要力量。(3)突破了原先的把整个产业抛向他国的模式。随着产
方法篇 层次分析法与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和有序的行为模式 一、层次的划分 肯尼思-沃尔兹首先有意识地系统地使用了层次分析法。他认为战争与三个层次上的因素有关，那就是他提出的三个著名“意象”，即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家系统因素。 △第一位地层次分析法专门作为国际关系学方法论加以讨论的是国家政治学家戴维-辛格，他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包括两个主要层次：国际体系和国家 △此外，分析层次越来越系统，层次间隔越来越小 詹姆斯-罗斯诺提出了五个分析层次变量：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体系 拉西特和斯塔尔发展了罗斯诺的层次体系：提出六层次，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 二、层次分析的应用 层次分析法的目的政治帮助研究人员辨明变量，尤其是自变量X，并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建立起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 层次分析法假定某一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具体应用中，层次分析法可以有两个使用方法。 如果我们假设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与国际系统，国家，决策者个人三个分析层次上的因素有关，那么我们可以列出以下回归方程： Y=a+b1X1+b2X2+b3X3 （1） 其中：Y为某国际事件或行为 X1为国际系统层次因素 X2为国家层次因素 X3为决策者个人因素 b 为回归系数 △研究人员的主要兴趣可能只是一个层次上的因素，这样他仍然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比如研究人员试图发现国际系统层次因素对于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如下假定： Y=a+b1X1 (2) 其中：Y为某一国际事件或行为 X1为系统层次变量 b为回归系数 （较容易集中精力发现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常用方法。不足之处：造成误解，研究不够全面，重一个层次变量忽略其他层次变量。 对于一个层次上多个自变量的研究也可以用以下多元回归方程来表示： Y=a+b1.1X1.1+b1.2X1.2…… 三、层次分析法的意义，局限及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应用 局限性： 辛格对层次分析法的评价：（以理论的功能尺度衡量利弊）充分的理论分析模式具备三个功能，表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宏观系统层次往往强调共性忽略个性，微观层次恰恰相反） 关于分析法，我国学术界的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对于严格的层次分析没有明确的意识 其次，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现状仍然是以综述和策论为主，以微观层次研究为主。 以重微观层次上的策论性研究会产生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第一，微观层次的研究较难建立宏大的理论框架，较难实现理论上的突破。 第二，微观层次上的研究较难明辨国际格局的宏观变量，较难把握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中长期趋势。 （微观层次研究重点应为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 国际关系学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活动根据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及其最后成果可以分为理论研究、释疑研究、个案研究和政策研究四大类别。 一、国际关系研究活动的分类 来普戈尔德把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活动分为四类：理论研究、释疑研究、个案研究和政策研究。 1、理论研究: (特征：不受狭窄的时间、空间和类别范畴的限制)
芭比娃娃销售遍及了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市场，每一秒钟就有两个芭比娃娃在世界 年以来，出售整套芭比娃娃及其家庭成员的数量加起来，比绕地球 目前制造芭比娃娃的头发、塑料，产自日本与中国台湾省，模子、油漆及关键装饰材．劳动力：具有充足、高素质且⑤___________的劳动力资源的国家或地区，成为产业转移的
、日本、韩国的企业迁入我国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污染严重 B. 我国工资水平较低 我国服务业发达 D. 日本人口数量剧减 世界汽车产业转移第一次是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使美国汽车产量迅速增加，其有利条件 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汽车工业 钢铁、石化等工业迅速发展，为发展汽车工业创造了条件 美国出现逆城市化，促进了汽车工业的发展 国土地域辽阔，有利于发展汽车工业 A.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B.引进境外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C.国内经济合理布局与产业结构优化
图甲中，我国承转全球IT产业转移的路径①是指（） B. 长江三角洲 C. 环渤海地区 D. 闽南地区 全球化竞争的金字塔模型，c是指（） 制造和生产环节 B. 品牌和核心技术 山东省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地域构成示意图（1）①、②、③的产业转移，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 20世纪60—70年代①的转移和80年代②的转移，主要是以型产业为主。（2）产业向国外转移利弊兼有，简要说明此举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影响。
答案： 【即时训练】 B A 【合作探究1】 (1)产业转移 原因：从本质上讲，企业生产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当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变化而使生产成本提高，或扩大产品销售市场面临一些障碍时，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扩大销售市场，往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设立工厂等方式，进行产业转移。 （2）劳动力丰富、廉价，内部交易成本低 （3）市场因素，其他因素：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政策的调整，原生产地用地紧张，地价昂贵，环境污染严重 【合作探究2】 1.经历了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到高科技工业的变化。 自50年代开始，台湾已经历了两次工业结构调整，现在正进行第三次工业结构调整。每一次工业结构调整，导致主导产业和重点发展的工业部门的转换。同时伴随着原来重点发展的工业部门向国外或区外转移，为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创造了条件。 2.产品生产环节包括设计、加工和营销，但各阶段的附加值是不同的，设计和营销的附加值较高，而加工环节的附加值较低。这种产业转移使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条件发展相应的产业，从而促进了国际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但长期这样发展下去，会使发展中国家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接受产业转移时，要注意将研究、开发一起引进。 3.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改变区域地理环境；改变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分布。 【课堂练习】 1-5 A A A D A 6-10 C B A D B 11-16 D B C B B D 17.（1）降低生产成本，扩大销售市场；劳动密集 （2）缩小日本本国的生产规模，使大量工人失业。 （3）距离日韩近；劳动力成本低；政策优惠（或土地地价低）；消费市场广阔；有一定工业基础等。
大国权力转移的八种方式，中国要准备也要超越战争 大国权力转移已经拉开帷幕，我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避免陷入大国斗争的乱局，又要注重深远经略，做好大国战略博弈的布局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权力转移道路。 近年来，战争纪念比较多，如甲午战争120周年、日俄战争11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等。 这些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当前，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也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发大范围的体系战争，新一轮大国权力转移必将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否只有这一条路径？我国又有哪些战略选择空间呢？ 1、大国权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 西方国家认为，大国权力转移必然通过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实际上，大国权力转移存在多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战争模式。 1、通过全面战争实现权力转移 历史上的大国权力转移，多数是通过全面战争的
方式来实现的。这是最普遍、最直接的模式。例如，春秋时期，齐国打败郑国成为霸主，越国打败吴国成为霸主。在近代史上，英国打败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苏联打败德国、日本，成为超级大国。 2、通过局部战争实现权力转移 局部战争的战场可以是在双方领土的交界处，也可以在一方的领土上，或者在第三方的领土上。如果能够在局部战争中取得胜利，有时候也能实现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 例如，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通过城濮之战，实现了地区权力转移。再如，1904年、1905年，日本与俄罗斯通过日俄战争，实现了东北亚地区的权力转移。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势力退回俄罗斯境内，日本赢得战争胜利，获得了东北亚地区的主导权。 3、通过间接军事冲突实现权力转移 间接军事冲突类似于代理人战争。双方都是代理人，或者一方直接参战，另一方是代理人。代理人的胜负，也能够反映出大国实力的强弱，影响到大国在地区的权力强弱。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例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扶植南越政权，中国支援胡志明力量。两个力量碰撞
一、国际体系与国际贸易水平———问题的提出和已有解释 国际体系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国际体系怎样对国际贸易流动施加影响，长期以来，这是许多学者思考和力求解答的问题。 对这两者之间相关关系最早予以系统阐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对1929-1933年间重击全球经济的大萧条进行研究后，金德尔伯格发现，正是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拒绝承担责任导致了这场大危机。[1]面对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 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金德尔伯格通过把握权力与财富之间的互动，给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回答：开放的平稳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稳定者，国际贸易的发展依赖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持秩序。[2]金德尔伯格由是开创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极大影响的霸权稳定理论。金德尔伯格之后吉尔平和克拉斯纳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 [3] 结构现实主义者通过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来说明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构，即各单位所处的位置和排列。国际体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大国（也就是“极”）的数量决定的。华尔兹指出，体系中极的数量对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有决定性影响。 [4] 而经济相互依赖水平在很大 程度上就是由国际贸易来衡量的。 还有学者考虑体系环境———战争或者和平，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后果。正如斯特兰奇所说，没有什么因素比战争对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更甚。 [5] 战争的准备和 进行一方面使各国减少商业往来，而将其大量资源投入到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和部门，另一方面各国将贸易封锁视为遏制打压敌国的重要工具，而这都会大大降低全球的贸易水平。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就国际体系与国际贸易之间的 互动提供了解释。但是，在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特征与国际贸易规模变化的现实时，各方学者的观点都陷入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 霸权稳定论指出霸权是自由贸易的保障，冷战结束后国际贸易的规模从总体上较之两极格局时有快速的发展，这似乎也印证了其理论预测，然而，怎样解释在冷战结束后，全球贸易水平较大规模的起伏，霸权稳定论只是在大框架下提出了霸权作为稳定器的作用，而没有关于霸权背景下贸易水平波动的解释。 在结构现实主义那里，问题是类似的。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变成单极格局，在极的数目保持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状况却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相关关系中设定的自变量不变，而因变量变化，这说明相关关系是虚假的，无效的。因此需要找到极的数目以外的变量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变动，否则无法令人满意。 鉴于大规模战争可能性下降，关于体系环境，即战争与和平的考虑，与其说对于理解国际贸易不如说双边贸易有更多的启发。另一方面，无论是处在两极还是单极之下，新的世界大战都没有爆发，[6]而从冷战后各国对安全的感知来看，世界的局势较为缓和，战争的威胁在减少。[7]而加上贸易形势的变动，在战争和国际贸易建立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已有关注体系与世界贸易关系的理论解释无法很好地回答为什么单极世界下国际贸易水平的出现波动，因而需要在霸权，极的数目，战争等变量之外找寻新的变量来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试图说明，国际体系特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重要变量。权力差距，即霸权国与次等大国之间，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差距，其大小驱动国际贸易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当霸权国与次等大国， 权力差距与国际贸易 丁鑫南王竹 （华中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权力差距，即霸权国与次等大国之间，霸权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的差距，其大小驱动国际贸易 水平的高低。 该文试图说明，大国之间的权力差距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重要变量,将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论述为什么权力差距是解释国际贸易波动的合理变量，以及其发生作用的因果机制；通过将1993-2008年世界贸易的状况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情况进行比对，以此来对假说进行验证。 关键词：国际体系；权力差距；国际贸易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丁鑫南（1987-），男，江苏常州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Postgraduates 第18卷第3期Vol．18No．3 2011年9月September 2011 35
国际产业转移的四次浪潮及其影响 潘悦 2012-10-11 11:18:12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06年4期作者简介：潘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后。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全球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分析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特征与走势，探讨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产业转移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迄今为止，世界经济格局的诸多变动都缘于国际产业转移。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产业全球化 战后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在全球范围内共发生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确立了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后，率先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国内集中力量发展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把纺织业等传统产业通过直接投资向正处于经济恢复期的日本等国家转移。日本由于整体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在承接了美国移出的轻纺工业后，很快成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日本制造”开始畅销全球。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科技革命推动发达国家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美、德、日等国集中力量发展钢铁、化工和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电子、航空航天和生物医疗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把劳动密集型
产业尤其是轻纺工业大量向外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积极把握这一轮产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轻纺工业，其工业化取得了突出的业绩，启动了真正意义上“外围”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 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两次石油危机及其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发达国家努力发展微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将“重、厚、长、大”型的钢铁、造船和化工等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家电等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进一步向外转移。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积极承接从发达国家转移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东盟国家沿着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接过亚洲“四小龙”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进口替代的轻纺工业纳入出口导向式的发展轨道，创造了良好的出口业绩和经济发展局面。 借助三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水平呈梯次结构的三类经济体相继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这在东亚表现得尤其突出。在东亚，“四小龙”不仅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起飞和繁荣，而且通过转移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积极主动地完成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持续升级换代树立了典范。 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产业模块化发展的影响。所谓“模块化”，就是将产业链中的每一个工序分别按照一定的“模块”进行调整、分割，模块各自独立运行，然后依据统一的规则与标准连接成整体。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个人计算机行业率先开始了模块化战略经营。此后，计算机行业的模块化战略发展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崛起，并很快被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等高科技产业、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和金融等服务业。国际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