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军事近代化比较
中日军事近代化之比较
宫玉振
19世纪60年代，面对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中国和日本分别以洋务运动和
明治维新为契机，开始了各自的军事近代化运动。但是，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结局却大为不同。日本迅速赶上了西方列强，成为军事强国，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却陷入停滞状态。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成果一次实际的检验，战争中日本获得胜利，而中国一败涂地，这是为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国军事近代化的对比考察，揭示其症结所在。
一
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环境是相似的：
第一，两国的军事近代化，都是在东西方的军事较量中被迫起步的。在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一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西军事的两次
正面对抗。西方列强近代化的坚船利炮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封建帝国所能动员起来的军事力量，战争的惨败导致了民族危机的加深，同时也使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军事文明的价值。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首先揭示出军事近代化的命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亲身体验到近代枪炮威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①，“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的主张②，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从而掀起了以“自强”为旗帜的军事近代化运动。
在日本，从19世纪初期开始，英、俄、法、美等国的战舰亦多次叩关，日本的
民族危机逐渐加深。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引起了很大震动，
高岛秋帆等人上书长崎奉行，要求采用西方人炮充实防务。1853年美国东印度
舰队司令柏利率领四条“黑船”组成的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这一事件
又一次震惊了日本朝野，军事上的巨大反差迫使幕府撤销了200多年前颁布的
“禁止制造大型船舶”的命令，井开始向荷兰购买军舰，部分强藩也开始制造西
式武器，1863年英国舰队炮轰萨摩藩的中心鹿儿岛，1864年英、法、荷、美
四国联合舰队又炮轰长州藩的下关。直接的较量使日本的维新人士进一步认识到
近代先进军事技术的威力。1868年“王政复古”之后，日本的明治政府以“强
兵”为宗旨，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近代化运动。
第二，两国的军事近代化都缺乏工业革命的支撑。从本质上来说，军事近代化是
工业近代化的产物。19世纪以来，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力标志的工业革命成果
不断应用于军事领
域，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都发生了革
命性的变化。因此，19世纪西方的军事近代化，是以工业革命力先导，井以工业革命力支撑的。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日两国，经济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
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还很薄弱，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更无从谈起。与这种传统的经济形态和水平相适应，同时期的中日两国在军事上都处于以冷兵器为主体、以旧式人器为补充的发展阶段上。这是两国军事近代化启动阶段共同面临的国内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如果说西方的军事近代化是自身近代工业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内源型的军事近代化，那么中日两国的军事近代化则只能是一种外源型的近代化，它是在西方近代军事文明的冲击下被强行纳入到世界军事近代化的大潮中的。因而中日两国的军事近代化，始终是与“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文明”这一主题纠缠在一起的。能否在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文明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传统军事体系的转换，是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正是在传统军事体系的近代转换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的军事
近代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又体现在军事体系中的军事制度、军事教育、军事思想等诸多方面。
二
从军事制度上看，日本军事近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军事制度的近代化；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重心则局限在武器装备上，军事制度的变革十分有限。
王政复古之后，幕府留给明治政府的军事遗产，是混乱的军制和带有割据色彩、以武士力主体的封建藩军。为了创建一支新政权直接控制下的近代军队，明治政
府把军事制度的改革放在了首位。1870年，明治政府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
国式军制，海军采取英国式军制，从而揭开了日本军事制度近代化的序幕。大致说来，日本军事制度的近代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确立近代兵役制度，建立近代常备军。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宣布废除封建武士当兵的特权，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度。将陆军分为常备军、预备军、国民军三种，1879年、1883年、1889年，又三次修改征兵令，进一步完善了义务兵役制度，确立了现役（3年）、预备役（4年）、后备役（5年）相结合的近代兵役制度，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近代动员体制。
②谋求军队编制的近代化，以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1871年，明治政府将日本全国划分为4个军管区，设立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处镇台。1873年又扩大为6个军管区，镇台6处。每个管区的部队编成步兵、骑乓、炮兵、工兵、辎重兵5个兵种，进行明确的兵种区分，
以适应近代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1888年，又
废除镇台，仿照德国军队编制设置师团，以师团为战略单位，每一师团下设两个步兵旅团（每一旅团由两个步兵联队组成）、一个骑兵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辎重大队。一个炮兵联队。这种建立在近代军事科学基础之上的编制，直到
20世纪初年，仍是世界最先进的军队编制模式之一。
③建立近代统字体制。近代统字体制的核心，是设立适应近代战争组织指挥需要的参谋本部。1871年明治政府实行兵部省官制改革，设置参谋局作为乓部省的“省内别局”，专门享管军令，这是日本军队军令机关独立的萌芽。1878年明
治政府模仿德国，设立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作为军令机关和军令执行机关。军政、军令的分立首先在陆军系统中完成，到1893年海军军令部也从参谋本部中
独立出来，从而确立了军队近代统率体制。
近代化的兵役制度，近代化的编制体制，近代化的统率体制，使日本的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了全面的进步。
与日本相比，同时期的中国军制，却有着明显的反差。1864年，中国的军事近
代化运动起步不久，近代化的实际主持者李鸿章就十分自信地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的军事近代化的重心就落在了武器装备的层面上，军事制度的近代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武器装备的变化，必然带来军队编制体制相应的变动，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军事制度的近代化，恰恰发韧于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最
初全仿湘军营制，随着洋枪的引进，淮军中首先出现了洋枪队的编制。到1863年，淮军又开始组建专门的开花炮营，进一步突破了湘军的营制，这也是近代炮乒作为独立的兵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军队中。1871年，淮军装备了德国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后，又模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炮队19营，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淮军
在编制上的近代化水平。
“淮军改制”对于晚清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湘军“又更效之”，在编制上做了一定调整，后来的各省练军在军制上也都以淮军为蓝本，并且也都没有超出淮军的水平。然而，所谓的“淮军政制”，其近代化的程度本身就是很低的。改制后的淮军、湘军和练军，从军制上来讲，仍然属于传统军队的范畴。与日本相比，这种军制的落后性是明显的：
①兵役制度陈腐。练军实行的是世兵制，早已腐朽不堪。即使是湘军、淮军，也是一种封建的募兵制度。这种制度下，士兵受雇而来，缺乏义务意识和荣誉感，缺乏爱国精神和民族观念，战斗意志
相对薄弱。同时，由于缺乏日本那样的常备军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平时困于兵多耗饱，战时却又兵力不敷，只得临时募兵，稍加训练即送上战场，根本形下成战斗力。
②军队编制落后。淮军沿袭湘军，练军模仿湘、淮，都是以营为最高建制单位，
营以上无固定编制。这种编制是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的产物，淮军对此虽作了一些变通，但仍然无法充分发挥近代火器的效力，也无法向多兵种合成军队方向发展，其作战能力远远低于同时期日本的师团制军队。
③指挥体制混乱。清末的军事近代化，基本上没有触及统率体制的变革，兵部仍然是一个文职机关，仅掌兵政，军机大臣多不知兵，战时难以胜任全局的指挥，实际的军权又早已下移到各省督抚手中，各省军队各分畛域，“直如散钱满地”，战术协同都难以做到，统一的战略、战役指挥就更无从谈起。这与日本的师团制层层节制、上下一贯、指挥关系十分明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甲午战争之前的军事制度，实际已成为制约整个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瓶颈。军事制度近代化的滞后，不但使近代武器装备的效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发挥，而且还制约着中国军事近代化无法在更深、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展开。可以说，中日军事制度近代化上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军事近代化不同结局的关键因素。
三
从军事教育的层面上看，日本通过建立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体系，确立了新型军官群体的主导地位；中国的近代军事教育则带有明显的体制性缺陷。
从一定意义上讲，军事人才的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核心内容。而培养近代化人才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体系。明治政府在日本军事近代化运动刚刚开始时，便敏感地认识到这一点，下令“虽有意文武井举，但决定首先
开办军校”④，以创办近代军事教育为军事近代化之张本。1868年，明治政府在京都设立“兵学校”，这是日本近代陆军教育之嚆矢。1869年，明治政府
恢复幕府时的“海军操练所”，次年改为海军兵学寮，这是其近代海军教育的开端。此后经过几次改革，陆海军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教育体系。甲午战争之前，陆军创办的学校主要有：教导团、军医学校、陆军户山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炮兵射击学校、陆军中央干部练习所、陆军炮工学校、陆军经理学校、陆军兽医学校等；海军创办的学校主要有：海军兵学校、海军轮机学校、海军军医学校、海军经理学校、水雷学校、航海学校、海军大学等。
在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中，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逐渐认识到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在军事
近代化中的重要性。李鸿章对于西方的军事学校尤其赞赏，认为西方“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军将并，必由武备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并断言“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
从事，终恐难操胜算”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军事教育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先后开办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州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水师学堂、北洋旅顺口鱼雷学堂等近代海军学校，和北洋武备学堂和广东陆师学堂两所陆军学校。
从整体上看，日本已经基本确立了近代军事学校系统，中国的军事教育则只注重了低层次军事人才的培训，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
日本的军事学校中，陆军最著名的是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海军最著名的是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其中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培养陆、海军初级军官，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培养陆、海军中高级战略人才。这样，日本的军事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可以培养出不同层次的军事人才，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尤其是陆军大学和海军大学的设立，大大提高了日本中高级军官的战略意识和指挥水平，适应了近代战争的要求，也符合世界近代军事教育的潮流。反观同时期中国的军事教育，无论陆军还是海军，所有的军事学堂，都是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的。至于高一级军事学校的价值，则没有意识到。这样，中国军事人才的近代化便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由于中高级将领没有接受或不屑于接受相应层次的近代军事教育，因此大多数将领对于近代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无知。
军事教育体系上的这种差异，对于两国的军事近代化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日本，受过近代军事教育的新型军官在军队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大大加快了日本军事近代化的步伐；而在中国，受过近代军校培训的新型军事人才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层次上，都无法对旧式军官群体形成大的冲击，只能做为旧式军官群体的补充而存在。军队依然掌握在旧式军官手中。这些旧式军官“多以行阵起家，谓功名马上得之，于军学多语姗笑”⑥，因而极力排挤新式学堂的毕业学生。于是“毕业诸生多淹滞佗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称才”。海军学堂的毕业生情况略好一些，但同样受到“擢自学堂不如擢自行阵”之类的陈腐观念的歧视⑦。在选拔北洋水师提督时，李鸿章置曾受过海
军专门教育和训练的刘步蟾、林泰曾不用，而用了陆军出身的丁汝昌，其理由是刘、林二人“阶资较崇，惟系学生出身，西法尚能讲求，平日操练是其所长，而未经战阵，难遽胜统率全军之任”⑧，这一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大批海军留学生，归国之后更是多被投置闲散。船政大臣边宝泉对此曾痛心他说：“船政学生，学成四年，各散处无事，饥寒交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任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暑及各洋行充当翻译……日本现任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力，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境。”
⑨中国军事教育的悲剧，已经预示了中国军事近代化失败的命运。
四
从军事思想的层面上看，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大规模地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军事思想，奠定了军事近代化的理论基础；而在中国，传统兵学体系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明治政府成立后，明确宣布陆军以法国为榜样，海军以英国为榜样。随之，法国的陆军军制思想和战术思想、英国的海军思想开始大规模地涌人日本，并迅速成
为日本海、陆军近代化的指导思想，在陆军方面，日本以1869年法国步兵操典为蓝本，于1871年颁布了第一部步兵操典。这实际上是将法国陆军的训练和战术思想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1874年，法国在总结普法战争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新的步兵操典，日本也在此后3年颁布了以之为基础的新操典。1884年，法国再次修改制定了新操典。1887年日本又一次以法国最新操典为依据，颁布了
自己的最新操典。在海军方面，英国军官撰写的《海军兵法要略》、《舰队运动指南》、《海军战术讲义录》等著作，成为日本海军的基本教科书，这使日本对于近代海战理论有了全新的了解。其中媛海军战术讲义录》一书，是英国海军军官英格卢斯在日本海军大学的讲稿。在这部讲稿中，英格卢斯向他的日本学生反复灌输了“蒸汽时代的舰队运动以单纵阵最力有利”的基本原则，并强调增加舰船速度和使用速射炮的重要性。这些思想为日本海军所接受，并成为甲午海战中日本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代表世界军事理论发展方向的德国和美国的军事思想，又开始被日本大规模引进。1887年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老毛奇的得意门生
麦克尔受聘来到日本陆军大学讲学。德国的军事理论，尤其是高层次的战略理论、大兵团作战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军队建设理论，迅速成为日本近代军事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弥补了先前被日本挪用的法国军事
思想偏重战术理论的缺陷。1890年，美国的马汉出版
了《海上权力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海权”理论。这一理论也很快被介绍到日本，并成为日本海战理论的核心内容。
日本在引进近代军事思想上有三十突出特点：一是全面性，所引进的军事思想涉及到战略、战术、军事制度等军事理论的各个层次；二是主动性，始终紧紧盯住世界军事理论的最新发展，不断刷新自己的军事理论；三是善于融会贯通，将德、法、美、英诸国的军事思想融力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
西方近代军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表现在军事技术思想的传播上，这与清政府把军事近代化的重心放在武器装备上是相一致的。据统计，同光年间，中国人
翻译和介绍西方武器制造和军事技术的书籍，占同时期军事著作的36％。其中
代表性的著作有《制火药法》、《乒船汽机》、《克虏伯炮弹略说》、《火器略说》等。随着新式武器装备的引进，清军也开始采取部分新式训练方法和新式战法，于是《行军臆说》、《临阵管见》、《前敌须知）、《陆操新义》、《步操释义》、《洋枪练法》、《行军指南》等一系列译介近代陆军训练思想和战术思想的著作应运而生。海军方面，也出现了介绍近代海战理论的《防海新论》、《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等译著。但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思想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片面性、被动性和保守性。
首先，中国引进的近代军事思想，主要局限于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和零散的战术思想，缺乏对整个军事思想体系的完整把握。军制思想、战略思想等西方军事科学体系中的高层次部分，虽然在一些译著中有所反映，但既下完整，也不明确，难以引起中国军事界的注意。由此导致军事界对近代战争规律和原则缺乏认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也就缺乏一个全面的理论指导。
其次，中国引进的近代军事技术思想、训练思想、战术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新式武器装备的要求，是引进新式武器装备后不得不对传统兵学体系所做的一些局部变通。这样，近代军事思想的引进，就必然被局限在较低的层次和较小的范围内，缺乏主动追踪世界军事思想最新发展的热情。由于世界军事的迅速发展，中国所引进的部分近代军事思想，很快便成了陈旧过时的东西。直到甲午战争时，中国的陆军仍然采取普法战争时普军的队形，海军则仍然采用恃拉法尔加角海战、汉普登海战和利萨海战所总结出来的海战理论。这与日本陆、海军军事思想的突飞猛进形成了
强烈的反差。
再次，中国所引进的零零星星的近代军事理论，很大程度上又被消融在传统的兵学体系中，进一步减弱了影响。以陆军战术为例，清军本来已经接受了部分近代战术原则，却又把这种近代的战术附会于传统的阵法中，并衍生出许多新的阵式，如回旋阵、大圆阵、八卦阵、工字阵等。中国传统的阵法讲求的是整齐划一，而这恰恰是与近代战术的基本原则——灵活机动相背离的，将近代战术融人传统阵法，其结果是限制了近代战术效能的发挥。
对于中、日这样外源型军事近代化的国家来说，军事思想的近代化对于整个军事近代化有其无可替代的先导意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事近代化的发展水平。甲午战前，中国传统兵学体系的地位虽然受到有力的冲击，但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军事思想上的固步自封，必然导致中国军事近代化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
五
中日两国在军事近代化上的差异，在其他方面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如在军事工业上，日本逐渐建立了自主型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中国却始终未能摆脱依附发展的怪圈；在军事文化上，日本传统的尚武主义在近代获得了新的内涵，而中国重文轻武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等等。
外源型的近代化，往往是以军事近代化为近代化的最初表现形态。但军事近代化的进一步展开，又必须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近代化为前提，政治的近代化启动是其中的关键。日大的明治维新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为日本军事近代化的深入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而甲午战争前中国政治近代化的滞后，则决定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始终是封建政治制约下的近代化，这是中日军事近代化运动的根本差异，也是中日军事近代化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
就军事近代化本身而言，任何国家的军事近代化，都需要一种动力。西方近代军事的挑战和压力，是中日两国军事近代化的共同动力。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军事近代化，还有一个更大的内在动力，那就是新生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强烈欲望。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后不久，天皇便公开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
威于四方”。随后又提出了“耀皇威于海外”的目标，1871年，国内政局尚未
平稳，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少辅西乡从道、川村纯义便进一步明确提出日本军事
的发展应以对外为根本方针。80年代，由德国回来并担任陆军次官的桂太郎和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又联名向陆军大臣建议，将建军的目的分为两种：“其一是只防御敌国人寇，并严守局外中立，欧洲二等国之建军目的是也。其二是大扬武威，当国家缓急之
秋，诉诸武力以决雌雄……即所谓养他动之兵者，欧洲强国即一等国之建军目的是也。”⑩他们认为，日本也应该模仿正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欧洲列强，以建立侵略性的（“他动的”）军队为目标。日本的这种扩张主义，从政治上讲无疑是反动的，但正是这种对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得日本在军事近代化问题上表现出相当的狂热。无论是建立近代统字体制，以德国的师团制取代镇台制，还是拼命扩建海军，引进以扩张主义为精神实质的马汉的海权理论，无一不是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的军事近代化，也都是与扩张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扩张主义的驱动，是19世纪下半叶世界军事
近代化的一个深刻的社会动因。正是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军事文明与欧洲的军事文明有了深层次的同质性。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日本易于接受、也乐于和急于接受甚至抄袭西方的近代军事文明，这是日本军事近代化飞速发展并取得成功
的重要原因。
与日本这种资本主义扩张型的近代化不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表现为一种封建主义防御型的近代化。曾国藩1867年的一份奏折对此说得很明白：“恤民以保邦
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在中国多事，洋人方张，亦不能因曲循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得保我黎民，
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11）从道义上讲，中国“别元耀兵海外之心”的价值
取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在西方列强大肆扩张的时代，封建主义的清政府也显然抱有安于现状、不求进取、闭关自守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封建统治阶级对军事近代化缺乏足够的认识，相反，却使“别无耀兵海外之心”这一良好的价值取向成为一些人消极对待军事近代化的借口。封建主义产生不出军事近代化的内在需求，西方近代化的军队打破了清王朝的闭关自守，迫使清王朝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但是，清王朝的军事近代化，又恰恰是为了进行新的闭关
自守。所谓“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12），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军
事近代化在目标追求上的有限性。这种以“自守”为目标上限的军事近代化，其内在的逻辑是：近代化的需要和近代化的程度，是由外在军事压力的强度决定的，并与外在军事压力的强度成正比。一旦外在的军事压力减弱，封建统治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军事近代化的动力也就随之减弱。鸦片战争后，“都门仍复恬嘻，大
有雨过忘雷之意”（13）。甚至在遭受甲午战争惨败这样的国耻后，一旦和议有成，便又见“
中日近代化结局的异同 （贵州财经大学 2011级行政管理杨柳琴整理发布《中外大学发展比较》班的同学就不要抄了） “近代化”是指一个国家从传统封建社会向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主要表现为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思想 观念等领域脱胎换骨式的历史性转变。!L 世纪中 期，在资本主义发展已成为世界历史演进主潮流 的国际背景下，中日仍然处于落后的封建统治之 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两国的大门，迫 使两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面对血与泪的耻 辱，两国的一部分人开始醒悟，奋起探索救亡图 存的路径，由此踏上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史学界 对中日近代化问题的相关侧面已多有论及，但对 两国近代化结局截然不同的原因尚缺乏深入研 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就这一论题略加探讨。 一 第一，中日两国近代化起步的历史背景相 同。!A 世纪中叶以前，当欧洲西北角的一隅之地 率先跨入资本主义门槛时，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仍 停滞在封建专制社会。这一时期的日本处于德川 幕府统治之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德川家族对 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K!% 年至!KHL 年间，幕府 连续颁布一系列禁止基督教在日本传播和不准 国人出海的法令。如!KHK 年颁布的禁令规定： “严禁派遣日本船驶往外国”；“??如有偷渡者， 应处死罪。船及船主一并扣留，并备文呈报”；“如 有发现传播基督教之南蛮人或其他邪言惑众者， 应即依照往例，押谢至大村藩之牢狱”等等。M ! N （B!%） 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一是为了防止国内人民利 用基督教信仰否定封建主从关系和滋生下层群 众的反抗；二是为了垄断国内市场，从中获利；三 是为了维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这种 “锁国体制”在日本维持了%@@ 余年，对外只与荷 兰、朝鲜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贸易关系。统治当局 的禁教和锁国使日本隔绝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 极大地封杀了民族的活力与创造力，阻碍了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不仅没能挽救封建制度的腐朽和 没落，反而加速了其衰败的进程。同时期中国的 满清王朝，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奉行闭关海禁政 策。!K&" 年虽曾一度开放海禁，设立了F 个海关
内容提要: 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影响不容忽视。中日两国在法制改革的方向上,均以大量移植西方近代民法作为推动民法近代化的根本途径,其中固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但在法制改革目的、司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两国却又存在巨大差异。比较和总结其中的异同,将对法制的现代化带来启迪。 关键词: 法律移植/民法典/民事立法一、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概览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至今依然闪耀着灿烂的辉煌,中国历史上也无数次经历过极度昌盛的时期,但法律传统中重刑轻民的特点妨碍了中国在中世纪引进外国民法及在本土滋生自己的民法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的治外法权才使中国人感到有制订自己的法典和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必要。 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及其统治者普遍认识到富国强民的途径不仅仅在于引进西方的工业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变革。1898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以法律改革为核心的变革运动。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于是,以法律移植为基调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回顾中国的法制历史,《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无疑是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开端。它是在参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中国第一部民法法典文献。“这一草案不仅在民国民法典颁行前得到了实际的施行,并成为此后中国民法典起草制定的基础。”[1]标志着中国民法在法典化和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修律工作就是大量利用了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法典成就。从此,中国新的法律制度逐渐走进以罗马法体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这种历史现象,和中国法律传统对成文法的偏爱不无关联。另外,这也是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国民法从日本民法中也受益多多[2]。中 “五权政治”等思想作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孙中山“三民主义”、 国民政府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其中,立法院负责法律的制定。1929年,立法院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开始编纂民法典, 1930年完成并予以公布,这就是《中华民国民法》。《中华民国民法》共5编29章1225条,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颁布实施的民法典,而且它以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法典为楷模,着重参考了德国民法和瑞士民法,同时亦吸收了日本民法、法国民法以及苏俄民法和泰国民法的经验。《中华民国民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完成。在日本,情况较中国而言略为复杂。虽然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明治初年到1890年的“旧民法”期间,却先后出现了《民法决议七十九条》（1871年7月）、《皇国民法暂行规则》（ 1872年7 月）、《民法暂行法则》（1872年10月）等民法典编纂草案。这些草案多为民法的部分或者片断,既不系统,亦不完整,故均不能作为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开端。而相比之下, 1890年的“旧民法”则具备了民法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征,将其视为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开端无疑是更为妥当的。“旧民法”被延期实施后,明治政府立即成立法典调查会,任命梅谦次郎、富井政章、穗积陈重三位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为起草委员,在“旧民法”的基础上编纂新民法典[3]。这部在“旧民法”基础上完成的民法典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颁布实施的民法典,而且该法典另经多次修正,一直沿用至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明治民法”的完成,标志着日本民法近代化的完成。二、中日民法近代化的比较在中国近代,特别是清末同西方法律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继受过程中,日本的影响不容忽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是近代沟通中西两种法律文化的桥梁[4]。之所以如此评价,固然与两国在各自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与传统法制等方面的相似或相同密切相关。（一）中日民法近代化的共同之处1. 以公权力推进中日两国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决定了近代法制不可能在社会内部自发产生,无论是清末的法制改革,抑或日本明治政府大规模的立法运动,政府的公权始终是中日民法近代化的基本推动力量。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中日两国民法近代化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国政府收回
中日近代化不同结局的思想文化因素初探 【内容摘要】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同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而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启动运行来说,往往是先有现代化意识,后有现代化运动,即哪个国家首先对西方文明产生了科学的感性认识,便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捷足先登,占据领先位置。从这一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以“有形”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开其端绪的,而是以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新的世界观的确立这些“无形”的变化揭开序幕的。” 【关键词】现代化意识起点文化形态 中日两国作为被侵略的被动型现代化国家,随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东亚被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起步之时,就已经处在现代化发达国家所谓的“世界体系”的包围之中,“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1]。”资本主义世界化潮流给东方带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客观上给中日两国的近代化提供了发展契机。中日两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缓慢转变过程,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方面比日本更具有条件和优势,而后来的结果却是日本迅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从东亚的边缘一越而为东亚的新帝国中心;而中华帝国则不幸被迅速解体,从傲视‘四夷’的天朝大国降为备受凌辱的殖民地。本文尝试从两国的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现代化的影响方面,初步探讨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一现代化意识的发端 谈到现代化,不得不提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问题。这就很自然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两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被动摇。面对内忧外患,奕、李鸿章等人发起了洋务运
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 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 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 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 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 中国 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 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 日本 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 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 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 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 中国 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 日本
“七七事变”前中日军力对比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在怎样的客观条件下取得的呢？ 中国海上力量不如日本一艘舰艇 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归根到底由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来决定。且看1937年抗战爆发前，中日双方的一系列数据对比： 日本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 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4万吨； 日本年产煤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 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 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 无论国家的经济状况、技术状况还是军事状况，日益西化的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整整一代。先以双方海军军力对比为例：“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员共约2.5万人，共有66艘舰艇，总吨位57608吨。而截止到1937年6月，日本海军兵员12.7万人，共有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日本一艘大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
军。 再说空军。当时中国空军仅有600余架飞机，全部进口，不仅无整机自产能力，且无主要零部件之自产能力。因缺乏零件的缘故，抗战爆发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仅223架。而日本具备完全的飞机自产能力，年产各类机型1580架。“七七事变”前，日本海军、陆军航空兵共有27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1600架。在海军作战飞机中，能在航母上起降的就有130架。 170万常备军是多是少 中日双方陆军的战斗力之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按现代的国防军事理念讲，国家平时应该精简现役军人数量，增加预备役兵员，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真正开战后，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投入战争。可当时的中国却相反，现役常备军170余万，而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员仅150余万。以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和经济基础而论，前者数额大得完全不合理，后者又小得不成比例。 相比之下，“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可精确统计并进行高效动员，常备军兵力不过38万人。战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凡17到40岁的男子必须服役，所以理论上战时可动员1000万人参战。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合计超过448万，占总人口约5%。
中日现代化起点的比较 内容提要从“长时段”的角度宏观审视中日两国现代化的启动进程,就会发现,在明治维新前的一个多世纪前,亦即18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实现了由传统世界秩序观到现代世界观的“无形”之变,开始了以摄取西方文明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而同时期的中国,则仍陶醉于“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这使得两国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已经存在一个不小的“时间差”,直接导致了两国现代化的不同命运。这告诉我们:在宏观比较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不能仅局限于“事件比较”,而应注意“过程式”的长时段比较,进行探源式研究。 关键词现代化起点中日非西方国家工业文明现代世界观 十八、十九世纪,在富于侵略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面前,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先后发起了旨在通过摄取西方工业文明以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运动。从历史上看,这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当时已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社会内部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率先勃兴并“骎骎东来”的形势下,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生,往往都是以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体认和大力摄取为前提,“自上而下”地发生的,目的性极强,具有明确的历史起点。但在确定起点的标准和具体标志问题上,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拟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做一比较研究,以揭示中日现代化启动运行的特殊规律,进一步理解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得失。 一、问题的提出 谈及中日现代化的起点问题,学术界往往把目光投向19世纪中叶前后,并很自然地想起日本的西南诸藩改革、明治维新和中国的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等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此作为中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标志。民国以来,学术界大体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其一是“西洋列强冲击论”。即以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重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为现代化起点的标志。如1937年王芸生提出:“我们若以江宁条约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那么,“神奈川条约则为日本现代化的起点”。①
中日现代化进程比较 11级地方政府治理模块王世超201127920120 各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自始就与近现代国际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始终受到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及国际格局的强烈影响。现代化进程既有推动社会发展的一面，其启动过程也包含着残酷竞争、“优胜劣汰”的血腥一面，表现为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乃至民族与种族之间相互排斥的“零和”性质。在近代，率先发达起来的西方列强利用其优势地位, 对亚、非、拉地区大部分民族实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打断了这些地区的自然发展过程，也阻碍了其正常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否遇到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能否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是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由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差异，各地区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速度、成败上不会完全一致。正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等属于民族与国家间竞争的概念密切相关。中日现代化道路就是建立在国家危难、民族振兴的基础上才走上正轨的，但一衣带水的毗邻两国，其现代化的过程却完全不同。 回溯起因：挑战相似命运不同 中日两国在19 世纪中叶的“西方的冲击”下，开始被卷入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之中。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相互交往的历史超过2000 年。直至19 世纪中叶，中日两国一直在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圈内长期共存、交流和发展。 19 世纪中叶，基本上完成对其他地区殖民化的西方列强,以先进的工业文明为后盾，以廉价商品、坚船利炮和基督教义为武器至远东地区，先是要求这一地区各文明古国接受西方式贸易方式和国际秩序，继而开始强加不平等条约，一步步地把这些国家和民族逼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面对“西方的冲击”，中日两国曾同样面临被殖民化的民族危机。在突如其来的相似挑战面前，起初中日两国作出了一连串十分相似的反应：先是都坚持“闭关锁国”，其后分别采取“中体西用”或“和魂洋才”模式，试图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排斥其制度和思想，再后开始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后，日本在为之震惊之余，迅速决定掉转船头改学西方，而中国则迟迟未能作出这一转变。19世纪中叶的一步之差，使中日两国站到了截然不同的近代起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建设西方式工业化强国的道路；中国则错过了改革图强的时机，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近代的起点上，中日两国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命运？究其原因，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第一，主体反应的不同。 这一点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中日现代化起点的差异，首先来源于两国的政治统治核心对“西方的冲击”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中国的末代皇朝清廷腐败衰落，全无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日本的明治政府生气勃勃，锐意改革开放。 第二，自然经济的相异。 在西方势力东渐之前，中国经济基本上实现着自给自足，在近代前夕还有大量茶叶、生丝出口海外，用以抵消西方国家的鸦片与棉织品的进口。与此不同，当时日本则在西方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没有同量物品足以抵消其巨额入超。经济上的危机感也促使此时的日本极力学习西方，寻求尽可能利用西方科技来增加生产。 第三，国际环境的区别。 19 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具有很大差异。当时，从印度洋东渡而来的西方列强更为垂涎的瓜分对象是中国，而不是作为西方国家“东方航线”终点的日本。西方列强对日本没有实施大规模战争，没有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也没有提出
中日近代化成败原因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历史系12本黄瑶 12号 研究目的与意义：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和日本两国面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被迫放弃原有的闭关锁国政策，陷入民族危机当中。日本迅速完成了近代化，并且摆脱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的一个独立国家，而反观中国则是进行了多年战争才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浪费了大好的发展时光，在本来就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路上又再次落后。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是非常相似，但是结果却是相反的，这和两者在近代化之初提出的思想有着密切关联。本文旨在通过对“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这两种对外开放观念的对比，寻找两国近代化成败的原因。主要内容： 一、“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形成 二、两种对外开放观念的主要内容 三、两种观念的发展 四、两种对外开放观念的对比 五、两种观念对两国近代化的影响
研究思路： 在文章结构上，以两国在近代化之初提出的两种口号作为入手点，逐步分析两国对外开放观念开展，由口号的产生、发展再到它们对两国近代化的影响，最终探寻两个近代化成败的原因。在资料选择上，综合考察两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年来的新学术研究。研究现状和方向： 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国际背景下，两个的近代化命运为什么这样的不同？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进行了对比分析。从那时到今天，百年的时间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这个课题进行了不断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就研究的方向来说大致有这几种：中日近代化的起点问题；社会精英阶层于近代化；中日社会结构于近代化；中日早起工业化的比较；儒家思想于中日近代化。从中我们发现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有这样两个特点：一、研究的主题不断的更新。从最早的政治近代化比较到今天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比较；二、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展。从内容上看既有两国近代化的大方向的比较研究，又有以事件和人物为内容的小方向研究。 参考文献： 1、本庄荣治郎：《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日本评论社1966年版
论中日近代改革比较 王超（20071201） 邢旺（20071206） 徐珑（20071207） 张瀚镭（20071211）
论中日近代改革比较 之所以把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两个国家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样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日两国均处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封建社会末期。而且也都是在长期闭关锁国的时候被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炮舰政策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 同样是面对危机，两国统治者为了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进行了一场以学习西方、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洋务运动（中）和明治维新（日）运动。到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而日本却不仅保持了独立，而且实现了工业化和近代化，成为了近代亚洲唯一一个走上了资本主义对外扩张道路的国家。同样是在受到西方列强的冲击之后，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但中日两国近代改革的成效却大相径庭。这种悬殊的差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其根源何在？下面就先从两国的变革的背景开始谈起。 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而从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而国势衰弱的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作是发展的机遇，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以至于道光皇帝竟然问出“该夷与我回疆可有陆路可通？”这样令人可笑的问题。而在签订了《南京条约》后，清朝统治者认为这就是一个万全的计策，幻想着只要“守定和约”就可“中外相安”。这期间也有少部分人从西方的炮舰外交中看到了危机，所以有了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他们在战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主张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然而这被道光皇帝斥为“一派胡言”，以至于这种言论被搁置了20年。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皇帝和文武百官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中国何以救亡图存？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进而演变成了洋务运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日本国内，虽然这次战争没有惊醒中国统治者，但是当日本的统治者德川幕府听到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他们仔
中日甲午战争军力对比：中弱日强 2014-07-24 16:45:36 [来源:中国网] [作者:迟云飞] [责编:蒋俊] 字体:【大中小】 甲午战争之时国力中强日弱，军力中弱日强，中国之弱不在武器，而是在组织制度、官兵素质和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上。国情中劣日优，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由于军力和国情因素，导致日胜中败。 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不乏以极少胜极多、以极弱胜极强的战例，但更多的是战争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的较量。1938年，当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断言，这场战争中国不会速胜，也不会灭亡，而是一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华民族。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毛泽东据以分析的，有双方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有中日两国国情的对比，有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总之是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毛泽东就是从这些条件的对比，得出持久战的结论，他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是很好的启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首先是军力的竞赛。军队是战争的基本工具，我们不能不首先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 1893年，日本陆军有7个师团，将近7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动员了预备役，总共动员的兵力为24万人，另有伕役15万多。派到中国和朝鲜作战的兵力是17万多。 中国军队名目复杂，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但总数应有100余万。旧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有作战能力的只占军队总数的1/3。日本参谋本部曾估计中国军队的有效实力是35万人。甲午战后的1898年，兵部和户部曾统计各省练军防军为36万人。就数量而言，中国军队显然占优势，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单由数量决定，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军队的战斗力。装备、编制、训练、官兵素质和教育程度、士气、战略战术等方面影响更大。 装备方面，大体上是日军优于中军，但并不是象许多人想像的那样相差悬殊。一方面，日军的装备还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另一方面，中国在30年的洋务新政中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进。中国陆军武器装备的最大弱点是武器的种类、规格过于混杂，给后勤供应和实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其他方面，中国军队确实较日军相差甚远。甲午战争时，日本军事制度、组织都已近代化，但是中国军队却沿用原湘军的营制，兵种单一，这种编制适合于双方都没有多少新武器的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但用在对外战争上，指挥不灵、配合不好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与日军的师团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军队没有严密的指挥系统，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战斗部署只凭最高指挥官一拍脑袋。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训练，也从未配合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人事后总结：“清军指挥错乱，其龃龉冲突百出，而内部相摩擦，结局减弱对敌之战斗力几何，未可知也。” 中日军人教育水平相差悬殊。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而中国陆军高级将领没有一个进过新军事学校，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旧式武夫。中国武备学堂虽也培养出一些学生，却没有给他们指挥军队之权。日本教育普及率很高，因此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国士兵高得多。近代的战争不仅需要新的武器，更需要近代的战略战术，需要懂得近代战争的规律，而近代战争的知识要有知识的人并且要专门研究才能掌握。清军战术上策略上屡屡失误，决非偶然，是因为中国军官不懂近代战争，其受教育的水平太低。 我们再看海军。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另外北洋战舰的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均劣于日本，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海军的编制、军官教育程度比陆军较为近代化，与日本差别不大，但与日本相比，尚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弱点。 其一，是海军首脑部门的缺陷。虽然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都另有要职，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不仅如此，海军大臣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没有受过海军专门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实在难以制定正确的战略，也难以与陆军协同作战。 其二，海军不统一。北洋海军实力虽已逊于日本，但若加上南洋和广东的几艘能胜任海上作战的舰只，实力便可与日本海军接近。但海军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结果力量分散。黄海海战后，李鸿章试图调南洋舰来加强力量，但没有成功。威海海军投降时，还发生了降将牛昶昞要求返还原属广东的广丙舰的笑话。 其三，正是由于首脑部门的缺陷，使中国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事实上采用的是守势战略消极防御战略。日本则在开战前就按海军胜利、僵持和失败三种情况制定陆海军作战战略，明确争夺制海权。因此中国海军处处被动。 人、武器、组织制度是军队战斗力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只偏重武器的更新、偏重军事技术，而忽视了制度和人的改变，这成为清军的基本弱点。
学生如何理解中日近代改革之异同 在学习过程中，有些同学对近代中日改革比较感兴趣。十九世纪中期，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日本相继走上改革的道路――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中国又效仿日本再一次进行了改革――戊戌变法。两国的改革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大区别。现在简述如下，希望对同学们的学习有所帮助。 一、学生如何理解中日近代改革的相同之处 （1）两国改革的背景相同。经济上，两国改革前都是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中国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封建小农经济，日本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封建自然经济。政治上，两国改革前都是封建专制统治，并且社会矛盾尖锐。中国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存在着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压迫，改革前出现了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日本是幕藩体制，存在着武士阶级对农民阶级、手工业者、商人的剥削压迫，十九世纪后，各阶层对幕府统治强烈不满，尤其是下级武士。思想文化上，两国改革前在指导思想上都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洋务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的口号，地主阶级李鸿章等人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等人主张不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日本江户时代的“洋学”（因初期主要是通过荷兰商人获取信息，故又称“兰学”）成为一门有社会影响的学问，吉田松阴等人主张学习西方。外交上，两国改革前民族矛盾都激化了。十九世纪中期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完成了工业革命，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列强们积极地对外侵略扩张，中国和
日本都是他们的侵略对象。中国的洋务运动前面临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戊戌变法前面临的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日本明治维新前面临的是“黑船来行的冲击――培理叩关”等。此外，两国力主改革者也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洋务派代表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中国的维新派代表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日本明治维新的代表有吉田松阴、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 （2）两国改革的内容有相同之处。中、日两国近代的改革都做到了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例如：中国的洋务运动，通过“师夷长技”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兴办了许多洋务企业；创办了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军事上除了创办军事工业外，还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中国的戊戌变法，理论上也主张变革政治制度，设议院、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发展工商业；文化教育上兴办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取士等。日本的明治维新，政治上破除幕藩体制，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经济上殖产兴业，发展工业；思想文化教育上文明开化，发展教育，传播西方启蒙思想，改进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军事上建立新式军队。 （3）两国改革的影响有相同之处，这主要指对自身的影响。两国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教育的进步，培养了改革的人才，强大了军事力量。中国的戊戌变法，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民主
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海军力量对比如下; 清朝海军由“北洋舰队、南洋舰队、福建水师、广东水师”4支力量组成。共拥有战员1.5万人以上，大小军舰78艘，鱼雷艇30艘，总吨位83900吨。 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72000吨;战员2万人左右。编制为“本队;第一、二、三游击队;鱼雷艇队;港务”等战斗序列。日海军的鱼雷艇中有10艘是日本国自造的。 比较中日两国海军的装备实力：从数量上看中方占明显优势。从质量上看，日方主力战舰的舰龄稍短于中方、航速稍快于中方、中小口径炮火速射能力强且数量多于中方;中方主力战舰的大口径火炮多于日方、装甲防护性能优于日方。双方的主要战舰作战性能差别不是严重的“代差”。总的看清朝海军的装备实力不是劣势。 1891年英国【武备报】评选清朝海军装备实力为世界第8，日本为世界第16名。 1875至1894年清朝从英国,德国等国购买先进舰、艇52艘。其中包括世界少有的一流7000吨铁甲战列舰2艘;又，装甲巡洋舰4艘，防护巡洋舰1艘，快速巡洋舰4艘;炮舰13艘;鱼雷艇28艘。 截止战前的1894年，清朝海军已达78艘军舰、30艘鱼雷艇、600多门舰炮、近70具鱼雷发射器、总计8.4万吨排水量。仍然超过日海军的32艘军舰、24艘鱼雷艇、387门舰炮、近100具鱼雷发射器、7.2万吨排水量的总体装备实力。20:20:47 近代史系董运华 2014/7/22 20:20:47 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陆军力量对比如下： 甲午战前，清朝陆军一百余万人，且是近代化的先进枪炮装备。大炮至少在1000门以上。枪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优于日军。 甲午战前，日本陆军22万人。装备的主要是国产的青铜炮和村田式单发枪(只有少量部队装备了村田式连发枪)，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日军的枪炮性能远不如清军的西式单、连发枪和后膛钢炮。 当时美国认定清朝陆军排名世界前三。 清朝军队使用的火炮主要是先进的德国克虏伯钢炮，其中包括部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管退式快炮。既有固定式的要塞重炮，更有大量的野战炮。除了大量外购先进大炮外，清朝军工企业还能仿造部分先进型号的外国火炮(如格鲁森式线膛后装架退钢炮等)，又完全可以批量自产质量较好的中国近代火炮。 日本陆军使用的火炮最初主要是较小口径的老式德国克虏伯炮。1881年大阪兵工厂仿造意大利等国2种青铜架退式火炮成功。其中包括70毫米野炮，最大射程5000米;70毫米山炮，最大射程3000米;不久又制成90毫米的臼炮。1887年后，陆续装备全军部队，日陆军野炮总量不过300门。这些老式青铜炮性能当然不及清朝陆军新式钢炮。 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管退式快炮。既有固定式的要塞重炮，更有大量的野战炮。除了大量外购先进大炮外，清朝军工企业还能仿造部分先进型号的外国火炮(如格鲁森式线膛后装架退钢炮等)，又完全可以批量自产质量较好的中国近代火炮。
中国与日本近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 （姓名：徐晨皓） （专业：电子信息班级：11047812 学号：11047854）对于中国近代发展情况和日本近代发展情况，我发现它们初始情况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过程与结果。但是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与日本近代发展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近代史与日本的近代史慢慢比较，你会发现时间越往后，差别就越大，当然，其中的各种缘由我们也可以一一的体会出来。中国的近代史发展可谓是艰苦卓绝，直到现在才慢慢崛起，日本的近代史发展则是另一番景象，从崛起到妄想称霸到如今的经济强国。 那从中我们该反思些什么呢？ 一、两国的近代开端。 从国家体制来看，中国是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则是德川幕府统治，总体来看，都是统治阶级至上的国家。而且，两个国家都是以农耕为主，都没有大型的机械工具，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先进技术相比，都远远落后。中日两国都过着封闭的日子，与外界的交流甚少，但不同之处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小小岛国，人口少，总体中国远远富裕与日本。 20世纪7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人民深受鸦片的毒害，同时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但这恰恰引起了英国商人的愤怒，也给英国政府进攻中国提供了一个借口。1840年6月，英军发动鸦片战争。由于清朝后期的政治制度已腐朽不堪。皇帝骄妄自大，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军事废弛，清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缺额甚多，武器落后，其装备水平与清朝早期相比反而有所退步，军务废弛，缺乏训练，军纪败坏，已经到了腐朽的地步；清朝后期思想界处在很麻木、压抑和沉闷的氛围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的经济落后······最终，英国强大的军事力量面前，清政府显得不堪一击，不得不在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2）赔款洋银2100万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4）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须与英国协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开创了列强以条约形式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恶例，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639年, 日本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实行闭关主义。但是马修·培里的两次造访让日本不得不打开国门。尤其是1854年，培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这次一共有七艘军舰，而且舰队一直深入江户湾内，到达横滨附近才停船，面对培里的强硬姿势，幕府只好接受开国的要求了。于是双方在横滨签定了《日美亲善条约》，也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同意美国船只在下田、箱馆两港停泊和购买物品；日本有义务援救遭遇海难的美国船只及人员；日本保证向途经开放口岸的美国船舰提供煤炭、淡水、粮食及其他所需物资；日本同意在18 个月内美国外交官进驻下田，设置领事等，同时规定日本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6月20日在下田签署《亲善条约》的附件，规定了下田开港的细则，其中包括在下田划出方圆7 日里、在箱馆划出方圆5 日里的驻日使馆人员的散步区。1857年6月17日又签订了《下田条约》，规定日美两国货币的同类同量交换以及领事裁判权、领事旅行权等。 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开始是极其的相似，同样是在列强的逼迫下，同样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二、两国的不同改变。 先来看看日本的发展，从被美国敲开国门，其他西方列强跟随著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都与日本签定了亲善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黑船事件”后的日本政局一天比一天混乱，也暗示了幕府灭亡的灭亡。但是日本并
中日俄近代化的比较 各主要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可以从政治上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统一战争、改革等方式）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思想上打破了宗教束缚与封建专制等方面来概括，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情况又不是同的。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向纵深拓展，中日俄三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都进行了改革，采取了近代化的若干措施。三国的改革分别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及俄国的1861年改革，三者虽然都是封建国家向西方学习以促进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力的运动，但结果却大不相同，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其中，日本取得了最大成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力蒸蒸日上；俄国也取得成功：社会性质改变，资本主义也获得比较迅速地发展。但相对于日本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要多，速度要慢，综合国力相对要弱，这可以用以后的日俄战争日本的战胜、沙俄的战败来证明；中国的这次近代化尝试则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即是证明，但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则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那造成三国近代化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们的启发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不同导致统治者的压力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沙俄本是一个内陆国家，统治者为获得出海口而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并形成传统；同时由于距西欧较近，受西欧的政治、经济影响较大，因而统治者的思想观念是很进步的，并主动地向西方学习，以发展经济壮大国力；而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缺乏，市场狭小而又人口众多，因而为解决生存压力 而时刻注重国力的提高，有压力就有动力，因而日本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也是很进步的，尤其是注重向
抗战前中国与日本综合实力对比抗战时期日军的编制 七七事变前，日本陆军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夜战重炮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以及守备队（旅团）。合计38万人。日本的征兵制规定凡17－40岁男子必须服役。还有预备役兵73.8万，后备役兵87.9万、第一补充兵157.9万，第二补充兵90.5万。此外还有第一、第二国民兵役。日本海军动员与陆军类似，但服役年限不同。全国可动员1000万人。 侵华战争前期，各师团都有若干补充大队，配备步兵轻武器，不列入战斗序列，作用是随时补充师团的缺额。所以每个师团实际参战人数要大于编制人数。如淞沪会战的第9师团，1个多月死伤12360人，但仍能不经修整进攻南京，就在于补充体制发挥了作用。但侵华战争后期，日军兵源短缺，已经难以随缺随补。 师团是日军各兵种联合的战略单位，能承担战略方向（进攻作战）任务，编成内各兵种齐全，包括步兵为主体，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兼备。明治以来，师团一直沿用2旅4联队制（步兵）。每个师团下辖：2个步兵旅团、骑炮工辎联队各1个，合计8个联队，另有通信队、卫生队、第1、2、3、4野战医院、兵器勤务队、病马场等。每个步兵旅团下辖2个步兵联队。每个步兵联队下辖3个步兵大队。每个大队
下辖4个中队。全师团有48个步兵中队。根据中国军委会军令部调查，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师团平时13000人，战时18000人；七七事变时，师团平时15000人，战时20000人。日军的文件记载是，师团平时11858人，战时21800人，有的甚至达到25200人。 1936年日军在充实军备的计划中规定，除现有常备师团及少数新建师团外，大部分新建师团取消旅团级别，直辖联队。1937年9月，以独立混成11旅团为基础扩编为第26师团，辖3个步兵联队。1938年4－6月，日军组建了6个三联队制师团，包括第15、17、21、22、23、27师团。但编制不统一。例如第26师团有2个炮兵联队，第22师团有1个装甲中队。1940年，日军大本营下令统一三联队制师团编制，人员定额大减，仅为8872人，战时编制也只有12800人。这种师团（类似乙种师团，抗战前的17个师团则类似甲种师团）辖1个步兵团，搜索，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1，1个通信队（营级）。步兵团辖3个步兵联队。师团合计7个联队。联队辖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中队和1个通信中队（连级）。大队辖3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中队。这样的乙种师团只有27个步兵中队，实力只有甲种师团的56％。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乙钟师团撤销了步兵团的建制，师团直辖联队。还新建了一些丙种师团，如第60、70、115、117师团，仍辖旅团，但旅团下没有联队，旅团直辖4个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