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特点
韩俊
一、改革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简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仍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1952年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比重只有25.3%，工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只有6%。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经过短暂的战后经济恢复阶段以后，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时期。由于原苏联模式的影响和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的需要，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到70年代末，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跃升。据世界银行的资料，1976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生产增值的比重已高达51.6%，进入了“半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伴随着一国由农业国向半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劳动力源源不断地由农业转向制造业及相关部门，社会就业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则展示了一幅与这一普遍规律大相径庭的图景：在产出结构急剧的同时，社会就业结构则呈现出惊人的超稳态现象。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由45.4%下降20.4%，而同期劳动力份额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
到73.8%，平均每年仅下降0.47%，而农业产值份额年均下降速度
为3%。
为了把握就业结构变动与产出结构变动的相互关系，我们在此引入结构偏差系数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 Sei=Spi/Sli-l(i表示部门) 式中Sei为结构偏差系数，Spi为部门产出构成百分比，Sli为不业构成百分比，用它可以反映说法业结构与产出结构处于均衡状态；结构偏
差系数为零时，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处于均衡状态；结构偏差系数为正值，表明就业份额小于产出份额时的结构偏差；为负值时，则表示就业结构份额大于产出份额时的结构偏差。根据何道峰等人有计算②，我国农业就业的结构偏差系数1952年时为-0.3，此后呈不断扩大趋
势，1977年扩大到-0.54。从国际比较看，英、法、美等国家，农业就业的最大滞后系数在-0.3以内，日本和南朝鲜最高也在-0.4以内。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就业结构的不仅严重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且，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种滞后状况大大恶化了。
就业结构异常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表明在建国后长达近30年的时间内，我国农业劳动向制造业及相关部门的转移，从结构意义上讲，是相当微弱的。当然，这是从总体意义上讲的，从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情况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还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第一阶段(1949-1957年)。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上是在未受到政府超经济力量控制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的。继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吸收了大批农村劳动
力。195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职工为510万人，1958年增加到2316万人，工业部门新增的职工，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招来的。在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享有较充分的自由迁居城市的权利，虽然当时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于农村，但在1950-1957年城市人口增加总量中，机械增加占到了60.8%。同时，在这一时间，农村居民在农村内部也有充分选择就业的权利。据估计，在50年代，农村各种专业手工业者约200万人，而兼营商品性手工业的农民约1000万人。
第二阶段(1958-1963年)。这一时期，在政府超经济力的干预之下，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了大起大落的局面。1958年后，随着“大跃进”运动
的全面推开，经济建设规模虚假的急剧膨胀，从而造成了对劳动力的过度需求。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共新增职工1900万人，相当于原有职工的两倍，其中从农村招收的约1000万人。由于在农村内部抽调劳动力大炼钢铁等，1958年农村劳动力比上年税减3800多万人，1953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陡降至58.2%。据统计，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00多万人猛增到1960年的1.3亿人，同期所增城镇人口中，约有90%属机械增长。同期城镇非农业职工增加了2500万人，其中近2000万来自农村。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也相当可观。1958年，各种小钢厂在全国农村拔地而起。到该年年底，社办工业职工就达1800万人。
然而，这次农业劳动力转移“浪潮”的寿命却极其短暂。由于大量农业劳动力脱离农业，1957-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4%，从1961年开始不得不进行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大批劳动力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务农。1961年，全国减少城镇人口1300人，精简职工950万人，同年农业劳动力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1962年1月至1963年6月城镇人口共精简1600万人，同期精简职工1034万人，196年农村劳动力又比上年增加1500多万人。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镇人口共减少2600万人，职工共减少2000万人。同时，在经济调整时期，绝大多数农村工厂也被关闭，农村工业也跌入“低谷”。1963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又陡升至82.5%，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生这样规模的大起大落，在世界人口迁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第三阶段(1964-1978年)。在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基本上被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针对大量农业劳动力进城就业给城镇就业和
食品供给造成的压力，从50年代后期，政府就开始严格限制城市企业从农村招工。1958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后又进一步实行了与这种户籍制度相配套的食品供给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等，这样，从60年代开始，就基本上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入城市的通道。此后，广大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滞于农村，承受着半失业的痛苦。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虽然我们用城乡隔离制度把广大农民拒之于城门之外，并且不惜以降低效率来维护城市的高就业，但也未能摆脱城市就业问题的困扰。在60年代初，城市中就出现了新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1963-64年期间政府就提出了把大部分毕业生送往农村的“15年安置计划”。自1968年底到1977年，约有16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同期还有数百万城市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劳动。这种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反向流动，固然有着直接的政治目的，但向农村转嫁城市就业危机也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从60年代至70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处于萎缩状态。在城市隔离最为严重的1958-1975年期间，在城镇新增人口中，自然增长所占比重高达77.3%，机械增长仅占22.7%，有些年份(如1966-1970年)，机械增长甚至为负值。这一期间，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使农村商品市场萎缩，广大农村原来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家庭手工业和个体小商贩迅速衰落。国家通过人民公社这样一种组织制度，把农村劳动力的固定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村就业基本上就剩下从事农业这一条路。
二、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概况
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我国农业劳动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出现了加送的趋向，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中(1978-1988
年)，农业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中的份额由70.5%迅速下降到59.3%，平均每年下降1.72，而前26年平均仅下降0.65%。为总体上把握就业结构的变动幅度，我们计算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就业结构变动率，结果表明，1952-1978年26年期间，就业结构变动率为27.4%，平均每年变动1.05个百分点，而1978-1988年期间，就业结构变动率为19.2%，平均每年变动19.2个百分点(见表1.1)。农业就业的结构偏差系数，也由1978年的历史最高值-0.54降到了0.42。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启动，主要并不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非农业转移的结果。1978-1991年期间，我国城镇经济增长共创造了10601。7个就业岗位，年均约815.5万人。然而，城镇就业机会的增长对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只是发挥了非常有限的作用，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中，由农村转镇自身的劳动力达6064.4万人，占到了57.2%。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启动，主要是农村非农产业迅速扩张的产物。1978-1991年期间，农村内部从事各种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由3149.5万人增加到8906.2万人，共增长了5756.7万人，年均增长442.8万人，为转入城镇的3.35倍，占同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78.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并不是平稳地进行的。1978年后，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提高所产生的强大经济刺激，暂时弱化了农民向非农业领域转移的冲动。同时，逐渐从旧体制束缚下解脱出来的农民，在这时大都还在为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而劳动。在长期受贫困生活困扰的广大农村，既缺乏对各种工业品的劳务的需求，更缺乏变革农村就业结构的最基本的物质手段：剩余粮食和资金。从80年代初期开始，农业劳动力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农外转移。直到1988年，农业劳动力向农外转移一直保持了较高的速度，1980-1988年期间，农村
劳动力年均向农外转移量平均为763万人。从表1.2可以看出，1984年的转移速度相当高，这与农村非农就业人口统计口径的改革有关。1984年前，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只包括乡、村两级企业职工，而从1984年开始包括村及村以下企业的就业人数。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实施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此间，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农村非农就业的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89-1991年期间，农村非农就业仅增长295万人，年均仅增长1.13%。随着城市生产的收缩，大量转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被辞退，出现了大量农民工由城市向农村的逆向流动。由于农村内部就业机会亦十分有限，随之从1989年初春开始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潮”。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随之农业劳动力转移开始打破前三年停滞的局面，呈现出加速的势头。1992年，农村非农劳动力总量增长了960万人。1993年仍保持了600万人。
虽然7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具有明显的波动性，但从总体上考察，在过去十几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成就是巨大的。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及其较高的就业生成能力。
大国关系历来是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大国关系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各主要大国因应全球战略环境深刻变化，着眼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纷纷推进对外战略调整，在政治上分化重组、经济上融合竞争、文化上交流交锋，形成既竞争制约又合作协调的大国关系态势，对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和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的大国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稳定”保持。大国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更富弹性.大国关系的战略矛盾不会因为相互间有合作而消失，也不会因相互间的斗争改变彼此合作的基本态势，但合作中竞争的一面在加剧，借重中牵制的一面在发展。 二、“逐利竞争”激烈。各大国更加重视经济外交，特别是围绕着战略资源、能源产地、能源通道的竞争加剧.俄乌天然气之争；俄反制美欧“颜色革命”；伊朗重炼浓缩铀；中东海湾伊斯兰极端化；等都揭示出政治外交后面的经济因素日益复杂。 三、“因时谋势”多变。各国的战略重点和关切并不相同，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组成不同的集团，中美印、中美日、美欧俄、中美俄等多组战略三角关系复杂互动。美欧与俄结构性矛盾的一面渐趋明朗，俄对美欧关系处于守势。美欧关系走出伊战阴影，重趋协调与合作；美俄关系复杂面凸现；欧俄关系热度下降，战略互信下降。同时，中美在合作中摩擦增多；中俄相互战略需求增强；中欧关系稳步发展，但也面临新问题。 四、“新老互动”明显。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影响扩大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美重塑其全球同盟体系，加强对中、俄、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关注。中国实力增强，牵动国家关系新变化，主要大国对中国的战略或策略侧重增加。 五、“区域合作”活跃。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区域合作进入加速发展新时期。东亚成为大国竞争及新一轮区域合作发展的重点，美日俄欧对亚洲区域合作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及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备受重视。各大国通过扩大地区融合，加强利益捆绑。 六、“多边协调”日强。热点问题继续牵动大国关系，大国日益重视多边机制在解决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两核一线”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各主要大国更加注重外交和软实力的作用，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加，手法也更趋灵活务实。协调、妥协、合作，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要趋势。 当前的大国关系也产生了以下两个趋势性影响： 1、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 “多极”指的是世界上同时并存的3个或3个以上的这种力量。“多极化”则是用来描述国际格局从单极或两极向多极演化的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之后，当前正朝多极方向加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力开始相对下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即美国、苏联、中国、西欧、日本五个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进入8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欧洲和日本已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挑战。但从综合实力上看，当时美苏仍是两大主要力量，中国、西欧和日本虽实力上升，但与美苏相比，综合国力相距尚远，不能成为一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崛起，新兴大国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提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突出表现在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从经济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其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已从2008 的31.8%下降到2013年的22.7%。美国国债从2008的10万亿美元蹿升至如今的1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7%，相当于美国财政收入的7倍。从
一、新媒体的发展现状：目前我国出现的新媒体主要有网咯、手机、博客、播客等等。 1、互联网截至2005年12月31日，我国上网用户总数达到1.11亿人。目前，我国网民数 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每天打开网络看新闻、联络同事朋友，已成为相当数量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2、手机统计显示，到2005年底，全国手机用户总量已超过3.93亿户，手机普及率达到每 百人30.3 部，手机的普及为其担当媒体重任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手机进入了彩色多媒体时代，能提供声音与图文并茂的多媒体信息，手机报、手机影视、手机搜索也一一闯进人们的生活。 3、博客从2002年正式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互联网传播最抢 眼的现象就是博客的大面积普及。 4、播客是英文Podcasting的音译，是一种在互联网上发布音频或视频文件并允许用户免费 或订阅接收的传播形式。尤其是最近一年，播客发展呈现出“井喷”态势。 二、新媒体的特点 1、互动性：触动传媒最大的优势在于互动。出租车内的乘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与爱好触摸屏幕，选择信息，参与喜爱的活动，这种传播媒体的方式摆脱了广告的隐性弱点，由强制性的被动接受变为亲自体验和主动参与。触动传媒这种通过讲话、说故事、玩游戏的方式，让消费者习惯于从这个平台中获得时效、时尚、实惠的信息与知识，从而接受这样的一个信息平台成为其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 2、针对性：对2万个潜在顾客讲话，也大大好过对200万个“不确定”人物讲话。分众传媒(FOCUS Media)，中国生活圈媒体群的创建者，是面向特定的受众族群的媒体，这部分受众群体能够被清晰的描述或定义，同时，这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某些产品或品牌的领先消费群或重度消费群。 3、实时性：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多属于分众型或小众型的媒体。它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对广告内容和广告传播区域进行改变。 4、稀缺性：传媒的终极目标便是广告的到达率与记忆性。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刻意的做给别人看，而是在别人可以看的地方做”。这是亮角落传媒的服务理念。短短时间内凭借其位置的独特性，充分占据高端商务人士的眼球空挡。针对不同的场所、区域的特点，打造个性化、时尚化、人文化的角落平面媒体平台。在全国高端商务、娱乐、餐饮等场所构建起了以化妆间、电梯按钮等被传媒冷落多年的小小角落为载体的“平面媒体”网络。 三、新媒体的优势 1、新媒体提升新闻时效性 如今许多受众已经已经习惯通过网络来获取信息，通过这种途径得知的新闻往往比随后浏览报纸、观看电视所获知的要新鲜很多。 2、新媒体增强受众主动性 报纸新闻的阅读受报纸发行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电视新闻的收看受播出时间段的限制，传统媒体的受众不可能在自己所希望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随心所欲地接受信息。新媒体的出现则大大改变了这样的格局，受众可以在任何时间段通过网络了解国内外动态，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接收所希望获知的资讯。新媒体无形中改变了人们与生活对话的方式。 3、新媒体降低信息成本 现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无论是在获得信息的量上，还是在获得信息的量上，还是在获得信息的价格上，报纸都在失去其传统优势。新媒体传输技术和终端设备技术的长足进步导致其价格大幅度下降，而且基本不受传输距离，范围和信息量的影响。
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及动力分析 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规定了国际体系的基本特性，关乎着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开辟了大国关系的新阶段，后危机时代大国数目的大幅增加，大国身份的日趋多元，中国的崛起也成为触动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体系已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9·11后，影响大国关系的两个因素——全球化和大国国内政策逐步显现，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在金融危机中尤其凸显。全球化一方面使大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全球经济呈现爆炸性增长，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原来只存在于局部的问题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全球金融危机都是突出的表现。而国内政策因素是指一国政策的变化对大国关系发生的作用，这一政策变化可以是国内政治和国内形势变化在其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可以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增强导致原有动力组合形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大国关系在当今的后危机时代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ISIS等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显，使反恐上升为对大国关系具有支撑功能的新的利益交汇点。在原有的一些基地组织被摧毁之后，国际反恐已经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受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国际反恐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预防国际恐怖主义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变得尤为突出，这对于大国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国际反恐不仅使大国的共同利益面增加，而且使国家利益的传统形态和对传统理解发生变化，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小或是退居次要地位。以美俄关系为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与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恐利益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反恐利益和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碰撞既没有抵消前者，也没有使后者消失，它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妥协，甚至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叉融合。 其次，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遭到强烈冲击，大国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美国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由于在反恐目标之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调整的深度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在反恐合作后大幅改善了外交关系，打破了两国关系自1993年以来徘徊不前的僵局。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 再次，大国关系出现了深度调整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集团因素进一步减弱。大国关系越来越倾向比较单纯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特别是负面效应，如俄美关系的恶化并不直接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对俄欧的关系也没有造成严重障碍。二是非敌对性趋势进一步加强。美俄宣布相互不视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 三是互动性出现增强趋势。大国相互关系越来越接近均同的关系，大国之间因某一具体问题可以形成某种短暂的联合，但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国的联合可能越来越小。每两个大国之间都可能有矛盾，但同时也有合作和利益关系，每一个大国对待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都尽力避免被利用来反对第三国，即合作也竞争成为大国之间普遍的规律。比如俄罗斯在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情况下，不仅与美国建立了新战略关系，而且推进了与印度和日本的战略合作；欧洲国家作为美国的盟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德法等欧洲大国与美国的立场分歧严重，而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立场相近，这在过去是十分少见的。 现阶段大国关系调整既有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定因素，而后者往往决定着现阶段大国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现状与地区差异 关于生活质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早就有所论述。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留思早就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中就提出:生活质量是指“人的生活的舒适、便利的程度，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罗斯托也早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的第六阶段是“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追求精神生活和文化享受。恩格斯也曾精辟的描述过未来社会生活质量提高的美好前景“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我国将进入全面小康的建设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向更富裕的小康生活迈进”。我国12亿人口中有9亿在农村，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 生活质量是多方面的，通常，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我国现阶段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是客观方面②，包括居民收入水平、恩格尔系数、居民健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生活环境等。本文以2000年的数据为基础，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对比中全面的反映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及城乡差异；第二部分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各地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作定量分析。第三部分对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农村居民整体生活质量及城乡差异 人们生活必须消费。消费质量是生活质量的主要内容。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因此，我们着重从收入和消费两方面分析农村居民生活现状。 1、农村居民的收入 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改革以来，农村居民收入有显著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4元，将近翻了四番，年平均增长13.7%；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2页 ②详细论述见周长城和饶权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0期中发表的《生活质量测量方法研究》
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大。 水土流失严重： 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据1992年卫星遥感测算，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中国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区（从北到南）主要有：西辽河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嘉陵江中上游，金沙江下游，横断山脉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区。 沙漠化迅速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80年代，沙漠化土地以年均增长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近25年共丧失土地3.9万平方公里。目前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2000多公里铁路以及许多城镇、工矿、乡村受到沙漠化威胁。 草原退化加剧： 70年代，草场面积退化率为15%，80年代中期已达30%以上。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目前仍以每年2000多万亩退化速度在扩大。由于草原退化，牧畜过载，牧草产量持续下降。 森林资源锐减： 中国许多主要林区，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昔日郁郁葱葱的林海已一去不复返。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绝大多数国营森工企业将面临无成熟林可采的局面。森林赤字是最典型的生态赤字，当代人已经过早过多地消耗了后代人应享用的森林资源。 生物物种加速灭绝： 据估计，中国的植物物种中约15-20%处于濒危状态，仅高等植物中濒危植物就高达4000-5000种。近30多年来的资料表明，高鼻羚羊、白鳍豚、野象、熊猫、东北虎等珍贵野生动物分布区显著缩小，种群数量锐减。属于中国特有的物种和国家规定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有312个种和种类，正式列入国家濒危植物名录的第一批植物有354种。 地下水位下降，湖泊面积缩小： 多年来，由于过分开采地下水，在北方地区形成8个总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的超产区，导致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1949年以来，中国湖泊减少了500多个，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立方米，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立方米。
一、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分为可耗竭或不可再生(如矿产)和不可耗竭或可再生资源(如森林和草原)两大类。随着工业化和人口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和大规模的开采消耗已导致资源基础的削弱、退化、枯竭。如何以最低的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成为当代所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以单纯的消耗资源和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正在严重地威胁着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以较低的资源代价和社会代价取得高于世界经济发展平均水平，并保持持续增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目前，中国在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小，1989年人均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资源分别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8.1％、32.3％、14.3％和32.3％，而且人均资源数量和生态质量仍在继续下降或恶化；二是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和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的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日益短缺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与全国性的耕地资源不足和退化问题。据统计，全国缺水城市达300多个，日缺水量1600万吨以上，农业每年因灌溉水不足减产粮食250多万吨，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相对来说，水资源的持续利用是所有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的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中，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a)缺乏有效的资源综合管理及把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机制，传统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和法规体系将面临市场经济的挑战； (b)经济发展在传统上过分依赖于资源和能源的投入，同时伴随大量的资源浪费和污染产出，忽视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与自然环境退化的关系； (c)采用不适当行政干预的方式分配自然资源，严重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资源市场的培育； (d)不合理的资源定价方法导致了资源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表现为自然资源无价、资源产品低价以及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 (e)缺乏有效的自然资源政策分析机制以及决策的信息支持，尤其是跨部门的政策分析和信息共享，从而经常出现部门间政策目标相互摩擦的不利影响； (f)资源管理体制上分散，缺乏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机构。 二、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对策
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特点及趋势性影响 大国关系历来是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大国关系经历新一轮深刻调整。各主要大国应根据全球战略环境深刻变化，着眼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纷纷推进对外战略调整，在政治上分化重组、经济上融合竞争、文化上交流交锋，形成既竞争制约又合作协调的大国关系态势，对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和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二、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特点冷战结束以来，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导致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对大国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使大国互动出现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1. 大国更加倾向以和平手段谋取战略优势。与过去那种单向的、垂直的依赖关系不同，当今世界相互依存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特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呈现出一种双向的、平行的相互依存模式。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定意义上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冲突和对抗对任何大国的代价都将日益高昂，各大国都更加倾向以和平手段谋取战略优势。 2.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全面合作可能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流。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不论一国国力如何强大，都难以单枪匹马进行应对，必须通过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共渡难关。各大国共同应对挑战的愿望上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思维方式也逐步由“零和”向互利共赢转变。总的看，当代大国关系正从一种利益相悖或相同的简单敌友关系逐渐向互利合作与利益竞争并存的关系深刻演变，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全面合作在今后一定时期可能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方面。（二）大国关系结构出现三方面的新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1世纪头10年，新兴市场国家平均经济增速超过6%，其中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平均增长率超过8%，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6%的增长。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占据全球工业产值的52%、出口总值的48%和外汇储备的80%。二是越来越多的新兴大国在大国关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西方列强，比如英国、法国等，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人口是上亿级的。而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规模是十几亿甚至几十亿人口，将给国际关系带来结构性的变化。近年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迅速成长为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机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影响。三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大国关系地缘重心面临调整。这次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不局限于某几个国家或某个地区，而是遍及亚洲、非洲、拉美各地。亚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据统计，到2050年，亚洲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迅速发展，亚洲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各大国争相加大关注和投入的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非洲平均增长率在5%左右，不少都在7%-8%，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在非洲。各大国对非洲的投入也与日俱增。 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趋势性影响 一）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 “五个力量中心说”美中日苏欧美苏仍是两大主要力量。 美国实力下降，多国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五个力量中心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一超多强”说。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
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统计分析 专业：经济学姓名：000 学号：00000000 一、我国城镇居民现状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在国家连续出台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改革措施和实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强劲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结构不合理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本文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总结出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呈现富裕型、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攀升的趋势特点。 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横向分析 第一,食品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恩格尔定律的表述一致。但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恩格尔系数相差太过悬殊,城镇最低收入户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水平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早已达到了富裕型,甚至接近最富裕型。第二,衣着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缓慢上升,到高收入户又有所下降,但各收入组支出比重相差不大。衣着支出比重没有更多的递增且最高收入户的支出比重有所下降,这些都符合恩格尔定律关于衣着消费的引申。随着收入的增加,衣着支出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事实上,在当前的价格水平和服装业的发展水平下,城镇居民的穿着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居民对衣着的需求也不是无限膨胀的,即使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也不需要将更大的比例用于购买服饰用品了。第三,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的支出比重呈逐组上升趋势,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和改善。第四,医疗保健支出比重随收入水平提高呈现一种两端高、中间低的走势。这是因为医疗保健支出作为生活必须支出,不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都要将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维持自身健康,而且由于医疗制度改革,加重了个人负担的同时,也减小了旧制度可能造成的不同行业、不同体制下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差别,因而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上差别不大。第五,居住支出比重基本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居民消费能级不断提升,住宅商品正在越来越成为城镇居民关注的热点是相吻合的,同时与恩格尔定律的引申也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虽然受价格水平、消费习惯、消费环境、消费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仍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必须增加居民收入。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仅可以提高全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向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启动内需,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纵向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显著增加。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到追求质的提高,从以衣食消费为主的生存型到追求生活质量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镇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三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食品类支出比重降幅最大;衣着类有所下降;家庭
视听新媒体的发展现状与分析 目录
摘要 随着新媒体终端的日益多样化与便携化，手机、ipad、手表、汽车等等新的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新媒体的新军。而随之而来的微电影、新媒体剧、网络视频栏目、iptv、电子游戏等等新媒体视听内容品类正在不断涌现并发展成熟，其类型特征亟待梳理廓清。在2014年8月份中央《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也可以说2014年是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元年。在2013年，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信息消费、发展网络经济的政策措施，中国网络视听业正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各行业开始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年。在资本和技术的双重驱动下，原本处于文化产业链上游的内容制作文化娱乐产业，与原本处于媒体传播末端的网络视听行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融合。基于资本的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基于原创内容的知识产权、基于融合网络平台的网络视听产业新生态必然在2015年及十三五期间逐步形成。本文系统梳理各方观点，剖析技术融合发展趋势，深入解读中国网络视听业的新发展。 关键词：视听新媒体；发展现状；云计算；网络视听
第一章绪论 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类型的视听新媒体服务应运而生，由于视听新媒体融合了传统广播影视和互联网新兴传播载体，为广大受众提供多元化的视听节目服务，也受到国家相关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的敦促下，三网融合试点工作一步步推进，视听新媒体作为三网融合的产物，其发展速度也随之加快，形成了一个由内容提供商、集成播控平台、网络服务商等多方构成的比较成熟的产业形态。视听新媒体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海量的内容资源、多样化的互动功能吸引了大量的受众;传统广电媒体、互联网媒体运营商、电信网络运营商以及各类内容提供商等市场主体争相进入视听新媒体行业。 综观我国视听新媒体行业的发展格局，整体呈现出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态势，多元化的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的业务服务种类以及多元化的竞争合作关系，无一不对整体行业发展环境造成影响。本文力图通过对视听新媒体行业各种业务的分类研究，由小及大、由微观及中观、由现象及本质，在深入剖析每一类视听新媒体业务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发现视听新媒体行业发展中存在问题，并尝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思路，最后展望视听新媒体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 第二章视听新媒体的基本情况 网络视听新媒体的发展趋势 1996年到2000年为网络视听新媒体发展的萌芽期，2001年到2007年为发育期。2008年至今为快速发展期，期间视听新媒体发展逐步提升到国家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国家媒介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随着三网融合脚步的推进，新媒体业务中将会包含传统的广播、电视等“旧”媒体，同时融入了各类自制视频、微电影等新兴节目，同原有媒体节目相比较，新媒体的节目没有时效性，随时都可以观看，其吸引力将会逐步增强，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旧共存，可能取代原有媒体。
中国的资源及其环境状况 迎接新世纪时更值得关注的咨询题 进展经济，需合理配置稀缺资源 因地制宜，开发中西部地区 一、自然资源和资源爱护 适度开发、适度消费、最少丢弃 1.1 土地资源及其利用爱护 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农业高效和可连续进展的重要环节！ 图1.1.1 中国自然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jpg 29KB) 【1】北方地区：平原多，宜农耕地多，宜林土地多，煤炭、石油多，热量少，水分少。 【2】南方地区：平原少，宜农耕地较少，宜林宜牧土地多，磷矿、有色金属矿多，热量多，水分多。 【3】西北地区：沙漠广，宜农耕地少，宜牧土地多，煤炭、石油多，洪涝多风沙，热量少，光照强。 【4】西南地区：山地多，宜农耕地少，宜牧宜林土地多，水能丰富，气候潮湿，热量少，光照弱，垂直地域差异明显。 图1.1.2 中国土地资源类型分布(jpg 37KB)
图1.1.5 中国土地资源的差不多特点图示：
表1.1.3 中国近年来的受灾面积
1993 48.83 5.1 1995 45.82 4.8 表1.1.4 中国近年了水土流失面积和治理面积 年份流失面积（万平方千米）治理面积（万平方千米） 1982 121 44.4 1990 136 53.0 1993 179 59.0 1995 163 66.9 1.2 生物资源及其利用爱护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不可能有良好、高效的农业进展，甚至丧失差不多的生存条件! 项目国不（年份） 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 覆盖率 （%）总面积 （万平方千米） 人均面积 （平方米） 总蓄积量 （亿立方米） 人均蓄积量 （立方米 世界1985年4086.64 8400 3100.0 77 27.3① 30.1② 1990年4027.569 7600 3100.0 58 27.6① 29.6② 1992年3879.796 6962 3100.0 56 26.0① 28.6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主要为农业服务，逐步向服务于国民经济和全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下的运转机制，逐步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由以社会效益为主，逐步向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效益转变。 一、21世纪面临的水问题 当代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但人均淡水资源却是贫国。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以及人均和亩均的水资源数量极为有限，降雨时空分布严重不均，地区分布差异性极大，这是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基本特点。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己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但我国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有限的，从目前现状来看，就全国而言，人均占有淡水资源量只有2200立方米，从地区来看，水资源总量的81%集中分布于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其中40%以上又集中于西南五省区，这是先天决定的水情。从人均占有量来看，人均占有淡水资源量南方最高和北方最低可以相差十倍，西部比东部可以高达五、六百倍。这是我国北方属于资源型缺水的根本原因，南方地区水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由于水体污染，水质型缺水也相当严重。目前全国性的干旱缺水越来越严重，尤其北方地区发生已不是危言耸听作用。（一) 主要灾情 进入90年代，中国水旱灾害和水污染频繁发生，水多、水少、水脏与水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1)洪涝灾害：累计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了1.1万亿元，约相当于同期财政收入的1/5。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的年份有1994年(1797亿元)、1995年(1653亿元)；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的年份有1996年(2208亿元)、1998年(2684亿元)。世界银行曾测算，中国每年洪涝灾害损失100多亿美元。 (2)干旱灾害：由于供水不足每年直接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正常年份和较旱年份，粮食减产在100～250亿kg(正常年份，如1996年减产100亿kg，较旱年份，如1994年、1995年减产粮食250亿kg)，但遇到严重干旱年份粮食减产曾高达近500亿kg(如1997年，北方一些地区干旱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天，黄河下游发生了有史以来，断流天数、断流河长均创历史记录。这一年因旱粮食减产476亿kg，对粮食生产造成的损失是新个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年份)。世界银行曾测算，中国每年干旱缺水造成的损失约为350亿美元着水利事业进入(3)水环境：一是水土流失，区域性、局部性的治理成效较大，但面上的水土流失治理进程缓慢，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还很严重，特别是开发建设项目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急剧增加。全国平均每年因开发建设活动等人为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每年堆积的废弃土石约30亿吨，其中20％流入江河，直接影响防洪保安。二是水体污染严重，由于工业废污水排放量的急剧增长，并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道里，导致了以淮河、太湖污染为代表的水环境恶化。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环境报告测算，中国仅水和大气造成的污染，年损失为540亿美元，占中国年GDP的8%。这就表明，
谈当前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基辛格将这种变化称作为“数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是地质板块式的变化”。世界迎来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大国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大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轴。二是合作和斗争同时存在于双边关系中。三是以议题为驱动的大国关系的各种组合方兴未艾。四是世界格局均衡化成为大国关系演变的大趋势。当然，在这个时代的大国关系中还表现出了以下新特点。 1新兴大国，包括发达的日本、德国与发展中的中国、印度等都尚未在军事上以及其他领域里对传统大国（主要是美国）形成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另一方面，各新兴国家对军事实力的追求与军事发展的进程和潜力已经让传统大国充满疑虑，在若干敏感的地区已经对地区战略均势构成了明显的影响，地区性的军备竞赛也隐然成型并不断发 2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革命的巨大推动，使大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中，包括生产、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资本的利益已经超越国界，战争已很难成为大国间进行全球利益调整的手段，甚至可能成为全球共同利益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大国在资源、市场、技术、资本等领域的激烈竞争常常出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 3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若干局部战争的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人权的进一步关注，以及世界和平、民主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使大国国内抑制战争的因素和力量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又成为后冷战时代全球主流思潮中的一个鲜明的特色。甚至共同的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背景也并不能必然地可以防止战争。 4国际安全机制进一步健全，国际磋商、对话渠道和方式进一步畅通、便捷，处理危机的手段、经验进一步丰富。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发展使战争的破坏性、战争与攻击手段的多样性、便捷性以及危机爆发的偶然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程度。 5“核武器的问世以及它具有的将任何交锋变成相互摧毁的内在威胁，的确最终制止了在大国力量对比缓慢变动中诉诸武器冲突的习惯性做法”。另一方面，“相互害怕核武器也只可能确保未来的冲突（如果这些冲突发生在大国之间）继续保持在常规战争范围内，即使如此，由于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这些冲突也将是可怕的流血冲突”。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外交也快速地走到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时代赋予中国外交新的使命。中国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用战略和长远的眼光，来谋划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国应当拉近同各大国之间的距离，将同他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在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
SPSS统计分析案例 专业：经济学姓名：000 学号：00000000 一、我国城镇居民现状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在国家连续出台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改革措施和实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全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强劲增长,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结构不合理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本文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总结出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呈现富裕型、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类消费攀升的趋势特点。 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横向分析 第一,食品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恩格尔定律的表述一致。但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恩格尔系数相差太过悬殊,城镇最低收入户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而最高收入户的生活水平按照恩格尔系数的评价标准早已达到了富裕型,甚至接近最富裕型。第二,衣着消费支出比重随收入增加缓慢上升,到高收入户又有所下降,但各收入组支出比重相差不大。衣着支出比重没有更多的递增且最高收入户的支出比重有所下降,这些都符合恩格尔定律关于衣着消费的引申。随着收入的增加,衣着支出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事实上,在当前的价格水平和服装业的发展水平下,城镇居民的穿着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居民对衣着的需求也不是无限膨胀的,即使收入水平继续提高,也不需要将更大的比例用于购买服饰用品了。第三,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的支出比重呈逐组上升趋势,说明居民的生活水平随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和改善。第四,医疗保健支出比重随收入水平提高呈现一种两端高、中间低的走势。这是因为医疗保健支出作为生活必须支出,不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都要将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维持自身健康,而且由于医疗制度改革,加重了个人负担的同时,也减小了旧制度可能造成的不同行业、不同体制下居民医疗保健支出的差别,因而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上差别不大。第五,居住支出比重基本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居民消费能级不断提升,住宅商品正在越来越成为城镇居民关注的热点是相吻合的,同时与恩格尔定律的引申也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虽然受价格水平、消费习惯、消费环境、消费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仍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必须增加居民收入。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仅可以提高全国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向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启动内需,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方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纵向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显著增加。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到追求质的提高,从以衣食消费为主的生存型到追求生活质量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城镇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三项支出在消
试论新媒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一) 新媒体的发展依赖于传统媒体。 新媒体自身存在不足，其中主要是受宽带限制和缺乏信息源，而这些不足都可以从传统媒体中得到有益的补充。一方面电视媒体拥有四通八达的有线电视网，它们具有建成宽带高速传输网的现实可能性，这正是新一轮因特网革命兴起的基础，它将极大提高网络传输速度，并结合网络与电视的优点，为网络进入千家万户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具有丰富的信息资源，这可以为新媒体提供鲜活的内容和素材，传统媒体具有星罗棋布的信息采集网、经验丰富的信息采集加工人才、丰富多彩的信息数据库，这些在“内容为主”的新媒体竞争中具有重要价值。新媒体借助传统媒体的信息资源就能扩大信息采集渠道，可以不断获取世界上各个领域的最有价值的信息“活水”!【4】另外，传统媒体还拥有雄厚的品牌资源，一些著名新闻机构在广大受众的心中早已树立了良好的传播形象，新媒体与这些机构联合，就可以利用这些名牌效应，提高自身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抑制网络信息的虚假性、无效性，阻止信息垃圾的侵入，吸引广大网民的光顾。 (二)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推动下不断改进自身，走向完善。 面对新媒体诸多优势的挑战，传统媒体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因而对传统媒体而言，调整机制、自我完善已经刻不容缓。新媒体带给传统媒体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传统媒体主动积极利用网络优势来改进自身。如改革新闻机制，大力发展多媒体新闻，开发网上点播新闻、网上图像新闻，甚至实验网上音像新闻等，以便与未来信息高速公路接轨。众多媒体纷纷与网络媒体联姻，获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网络版或电子版新形态。 （三）传统媒体可以以新媒体为工具，提升自己的各方面质素并达到多层面创收，盈利模式创新可以更加强大。 传统媒体在强大门户或优质网络传媒中，扩大自己的平台、有效整合自己的记者资源及策划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报业网是一个平面媒体互动交流的平台，各大报业集团通过这个网络专业门户交流资源和信息，以中国报业网的广泛辐射传播特点，他们组织一系列活动，诊断现在各体制内报业集团的市场化问题，资源整合利用问题，推广优秀发展模式问题及每年一度的各种评选，有效地实现了报网平台的互享互利。比如，针对体制内党报报业集团市场化的尴尬困境展开专题研讨，组织专家和事件亲历者论述相关的问题解决方式，并针对各个报业集团市场化道路的特点和困难，做出诊断；对于像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 业集团等比较成功市场化的集团模式，介绍和推广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四）二次传播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已经从强势主导地位转化成基础内容提供者，相对来说，需要传统媒体在报道或策划专题时要照顾二次传播的效果，要迅速适应这一转变，这样才能生存下去，有活力的发展。在文字的精致化、文稿的精短化、图片的高质化、先网络再印刷的时效化等等既是对传统媒体的挑战，也充满了机遇。 一方面，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体过去几年一直都在尝试着利用新的传播技术，通过与新兴媒体的整合和互动来提升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如果没有上游传统媒体丰富的新闻内容资源的支持，也难以实现飞跃式的发展。可见这两种媒体能够优势互补、互相包容、互相推进、共同
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现状及其分析 资源的浪费与枯竭，环境的破化和恶化，使得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困惑。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资源环境问题，寻求更好的破解资源环境难题的途径，就必须首先认识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能源资源总量虽然较多，但人均占有量少。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五分之一；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近几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对煤电油运和重要资源的需求量明显增加，价格大幅度上涨，一些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我国重要能源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加剧。今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能源资源需求总量还会增加，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将长期存在。节约能源资源，大力促进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是缓解能源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 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以煤为主，燃煤造成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均占其排放总量的80-90%。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严峻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呈加剧之势，水土流失量大面广，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大力节约能源资源，减轻能源资源消费增长给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创造了条件，但面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节约能源资源，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从源头上减少污染，使企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原料成分、能效、回收、废弃和处置等都能够符合环境标准，关系到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外贸可持续发展。 过去20年间，中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