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很有特色的作家，他那自传式的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作品,至尽仍不断引起人们的兴趣；他坎坷不平的一生以及最后的不幸结局,更经常引起人们的嗟叹与悼惜。
郁达夫早期的小说充满着个性解放的激情,强烈地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情怀。他以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的抒情性和清丽、自然的文笔使自己截然区别于其他的现代作家,形成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独具一格的小说流派。郁达夫的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其抒情性与自传性一同构成了郁达夫早期小说风格的核心。其代表作《沉沦》集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集，其中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郁达夫初期文学创作的特点。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艺术既是人生内部深藏着的艺术冲动，即创造欲的产物。那么，当然把这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时候价值最高。”“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郁达夫的小说，如实、生动、形象地记叙了其复杂的思想认识和坎坷的生活经历，具有鲜明的“自叙传”的色彩。无论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还是用第三人称写的于质格
自我暴露
郁达夫早期小说常常以自己的遭迹、经历作为小说的素材,充实的勾勒了自己纯真的生活。正如他所主张的那样:“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的。郁达夫早年作品如《银灰色的死》。
郁达夫对于生活,尤其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心理活动都毫无保留地予以大胆的自我暴露,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保留了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遭受的种族歧视及忧闷和孤独
郁达夫早期作品,主要写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所受的歧视和侮辱,并对主人公的无限忧郁予以彻底的暴露。《沉沦》就描写了一个患“忧郁症”的留日中国学生。对其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惊醒细致的刻画。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和爱情而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这是一个染有当时“时代病”的青年典型,他酷爱自由,多愁善感,关于生活在无限的幻想之中,他热爱生活却又不被人理解,才华横溢却又无所作为,希望麻醉自己而有良心永不死亡,他是一个苦闷的失去任何大小依托的人。
二、暴露的生活的贫困和失业的悲哀,愤怒的诅咒罪恶的社会制度
“一踏上上海的岸,生计的问题就逼近到我的眼前来。缚在我周围的命运的铁锁圈,就一天一天扎紧起来了。”(郁达夫《茑萝行》)。郁达夫1922年回国,他开始体验到贫困和失业的痛苦。在《血泪》中,主人公“我”是个东洋留学生,遇到了一个卖文赚钱的差事,然而却遇到了问题,当外套的二角钱和六七个铜板,若买了纸币,就不得不饿肚写小说,若吃了饭,又没有买纸笔的钱。可见主人公生活的极端贫困和凄惨。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最大问题,郁达夫就是将吃饭问题的艰
辛,社会制度的罪恶,失业的悲痛,饥寒交迫的滋味,一一如实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钱杏邨在《<达夫代表作>后序》中写道:“从他的创作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社会经济,是不容青年存在的。”
三、以惊人的坦率来暴露爱情的苦闷和个性解放的要求
郁达夫在其《日记九种》中写道:“名誉、金钱、女人都同时地三角联盟来向我进攻!悲哀啊!真是说不出来的悲哀!”
五四时期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时代。然而,封建军阀的和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使这种思想失去了现实的土壤,变成一种无望的痛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郁达夫以自己的大胆和直率,对爱情的追求,性苦闷以及妓院生活等,做了惊人的自我暴露
和毫不掩饰的刻画。
郁达夫小说关于爱情的追求性苦闷的暴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钱杏邨先生把这个社会其归结为人生理问题。(《<达夫代表作>后序》)是有些简单化的。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失去了一切人间温暖时才进入妓院大门的,而他们都不是把女性作为泄欲工具,而是把它们当做一个“人”,在欣赏,关心和爱怜的。这些妓女形象如海棠,碧桃,翠云等,全无一点淫污之感,他是借碧桃,此宣泄对社会不义和罪恶之痛,正如沈从文所说:“能理解性苦闷以外的苦闷,用有风采的文字变现出来,是郁达夫(《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文出处(作者):
及个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接受了外国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自卑，忧郁，不群，绝对自由，放荡不羁，不能受任何形式的束缚，
是他性格的主要因素。这既与他的童年生活、早期的负罪感有关，还与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弱国的自卑感以及回国后遭受到发展不顺利、受排挤抨击的挫折后所产生的排外的“自闭”意识有关。他的这种与生俱有的悲剧气质，同那个特定时代、社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郁达夫童年生活中铭感最深的是孤独。在孤独之后，则是艺术家孤寂意识的生成和心理积淀。在郁达夫的一部作品中，有一段人物对话：“我真舍不得这画一般的风景，再站一会吧．”
“你看那城下菜田中间有一人在走路．”
“这便是人生的一幅缩写图呀!独自一个人在冷清清的长途，孤孤单单的多寂寞哟!”
郁达夫三岁时父亲去世，这对于已处于困苦境地的郁家家庭所产生的巨大打击与灾难性后果，深深影响着这个家庭中最幼小稚弱的郁达夫的个性心理的生成与塑造。由于早年丧父，所以“由爱妻爱子情操交织成的父爱”对他来说是一个终其一生的空自，空白之后则是无穷无尽的恐惧、悲哀、凄凉、无助的巨大黑洞。在君父一体的传统社会中，父亲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缺失，无疑会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产生最大效果的负值作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许可以对幼小的心灵起到价值补偿和精神补偿的作用，但是其他种种补偿由于其本质上的、相对于父亲原本形象而存在的无可弥补的缺陷，无疑会造成儿童在性格形成和心理倾向中的重大失落。
1913年，17岁的郁达夫随长兄东渡日本求学，开始了他长达10年之久的旅日生活。其时，日本在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发展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日本，郁达夫和当时的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作为弱国的国民，饱受蔑视与欺凌，其辛酸与悲愤是不言而喻的。郁达夫从成为作家之时起，就以他天才的笔触，对那种种屈辱与不平，作了字字血泪的描述。在其威名作《沉沦》中。25岁的郁达夫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这与其说是在写他的主人公，毋宁说是在写他自己，与其浣是在写他本人，毋宁说是在写中国人。在沉重的历史背景和残酷的现实环境中，这种身临其境的直观感受，无疑是深深刺痛了作者本来就十分敏感的神经，使他产生一腔的愤慨。
通观郁达夫对于同本人和日本文化的论述，不难发现他在情感上的矛盾、思维中的困惑；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上曾经非常强大与繁盛，但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了中国的最大威胁，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体昧和忍受着到这种由自豪到自卑的巨大的情感落差。而郁达夫作为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精神上始终背负着这种重荷。留学日本期间，他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被视为弱国国民，蒙受这来自各方面的侮辱，陷入了痛苦的体验之中。
让郁达夫最为哀伤的，恐怕莫过于在现代社会中他所遭受的失落境遇了。西方著名理论家本雅明曾经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家的境遇做过这样的描述：过去某些文人倍受尊崇的黄金时代以去如杏鹤，在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他们被迫卖文鬻字，四处奔走，表面上虽享有这流浪汉式的自由，然雨这却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沉重的经济压力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点可怜的自由转化成极其残酷的精神折磨。吁贫叹穷始终是郁达夫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从他愤懑的绝叫我们不难看出生计问题给他带来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
他辗转流徙于安庆、北京、武昌、上海、广州等缝，谋求教席，常常遭到排挤倾轧，处处碰壁。随着文名渐隆，他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早年求职屡屡失败的经历以及贫寒造成的精神创伤仍然使他时常会陷入自危的情绪之中。避居杭州的那几年是他一生中生活最为安定的时期。交权贵，读古书，游名山，名士的意气很浓厚。然而，即使是这样悠闲，他也依然摆脱不了对覆巢之危的近乎本能的警觉，因而感慨道：“人到了中年，感觉最切的，是无钱的悲哀。”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文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不作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因此在《弄弄文笔并不是职业》一文中，他奉劝青年不可以秀文为谋生的职业，若是出于对文人的盲目崇拜，“凭了一时的感奋。不顾前后，马上就跳入了诱惑、不着实地的急流漩涡之中，一生的快乐与事业牺牲了倒还事小：有的时候。恐怕连性命都要保不安全。”在《小说与好奇的心理》中他干脆认为文学和爱情、忠君爱国
一样，“都是生活问题解决以后的一种消化Dessert Courso(餐居点心一一笔者注)。，有了原更好。没有也并不是必要的”。这当然是激愤之言。其实，郁达夫对文学极为钟爱。在他看来，文学不仅有美的价值，可以提供一个赖以追寻梦里青花的温柔之乡，而且还有知的价值，可以让人认识到时代
的精神状况以及人生的各个侧面，而文学家在作品里寄托的理想甚至也能为后人谱写依照实行构蓝图。言论上的巨大反差正反映了郁达夫的失落者的心态。对于视自由和真诚为生命的文人来说，为了谋生而出卖自己的思想、知识乃至人格，这无疑是极其痛苦的。这一痛苦正是中国现代文人最基本的生存境遇之一。
郁达夫的创作风格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独具特色。表现在:强烈的抒情色彩;露骨的坦率和大胆的自我暴露;忧郁感伤的格调。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一是独特的生活经历造就的郁达夫的个性气质,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熏染,三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内容和题材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