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娶六丧六，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急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战栗。
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白嘉轩是其中的第一主人公，他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变的一个人格典型。在他身上包容了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又有负面。他既是一个刚真的男子汉、富有远见的一家之长、仁义的族长，又是一个封建文化、封建制度的身体力行者。
写法上，《白鹿原》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糅以民间传说和灵怪色彩，既表现出关中地区的民情风俗，又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染力。小说的语言朴素、平实，是高密度的大笔勾勒，具有节奏感和耐人的韵味。
总之，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是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
《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五十年间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作为一部民族的“秘史”，小说较少正面触及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而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将政治意识形态、革命历史与儒家文化、宗法礼仪、民情风俗以及性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以文化史诗的框架，完成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风云演变史的叙述。其中白嘉轩这一典型形象作为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被着力塑造的，在他身上复杂地凝聚着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作为白鹿村的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耕读持家，行善积德，就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也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兴家业，使衬里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作为长者，白嘉轩又大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懦者风范。但是他性格中也有保守、虚伪、专断乃至残酷的一面，俨然一个卫道者形象，这在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田小蛾等人所遭遇的家法族规中可见一斑。通过这一人物，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相生相克的状态，并寄托了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和探索。
《白鹿原》以西北黄土地上一块沉积着丰厚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坡塬为特定时空，从文化视角切入，将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民族矛盾放到浓厚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民间、民族的宗法文化氛围中加以表现，显示了作者力图把已被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为文化冲突的努力。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它与以往传统历史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叙事立场和态度上的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正是这种文化性和民间性，使《白鹿原》获得了“民族秘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品格。
陈忠实以其凝重、苍茫、悲壮、深沉的史诗风格，在《白鹿原》创作中出有意识地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理性疆界，把潜意识、非理性、魔幻手法、死亡意识、性力等现代主义因素融入其中，内容深沉丰厚，思想博大精深，艺术瑰丽神奇，结构博大宏伟，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繁而不乱，使这一作品被认为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
十八岁出门远行
1、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种种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境。
莫言曾把余华称作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
的确，开头表现迷蒙离奇、漂浮不定的感觉，令人宛若是在梦中。而小说愈发展则梦的成分就愈强：汽车突然的出现，后来又突然的抛锚；老乡涌上来抢苹果，“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是血，而司机不仅对发生的一切视若不见，还对着“我”快意地大笑不止。整个过程犹如发生在梦境里一般，充满了怪诞和不可思议。
余华曾说：“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这段阐述无疑可以作为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恰切注释，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思潮对作品的影响。荒诞派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说过：“荒谬就是没有目的……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为成为毫无意义、荒诞不经和没有用处。”余华正是用一种极而言之的“仿梦”的方式，生动地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无常和青年人在这种荒谬人生面前的深刻迷惘，而作品所剖示的“我”在青春初旅中的种种微妙的心情，则印证了存在主义大题海德格尔关于心情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人被抛入世界后首先产生的是种种心情的理论，艺术地完成了对人的存在命题的揭示。小说中青春初旅的明朗欢快与荒诞人生的阴暗丑陋构成鲜明的反差和剧烈的碰撞，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审美张力。
2、本篇小说充分向读者展示了文学语言的特权。
这种独特的语言跳出了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让想象力获得自由。余华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描绘事物形态。种种形式放弃了常规世界提供的规则和逻辑，寻求自由自在的更为贴近精神世界的语言表达方式。即在脱离常识的正确逻辑系统下运行的语言形式。如：胡须定居在下巴上；汽车车盖是翻起的嘴唇；晚霞存在于屁股上，司机在个人财产被侵犯是无动于衷．．．．．．诸如此类。作者要表述的不是希奇古怪的事件发展或人物举动，而是背后隐藏的个人情绪与内心感触。也就是以一种冒险的方式来剖析描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3、虚假和真实的统一。
父亲所说的“外面的世界”对初行的十八岁少年来说是个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可知的世界。余华将少年处在外部世界之后的内心感受外化出来，虚构成文中的种种情景。不断起伏的柏油公路，暗示西西弗斯式的折磨，爬上高处再滑向低处，如此循环，少年始终看不到旅店。但是有一辆破汽车停在低处。这汽车可理解为一次有失败可能的机会（当然少年不这么想，他天真意气，认为搭汽车非常了不起）或前行动力。随着汽车的迅速瓦解，少年到达旅店的希望也在急剧削减。那么作为此行目的地的旅店呢？少年从头到尾惦记着的旅店，它象征着归宿，理想的归属，精神世界的归属，有家一样的温暖感觉和踏实感。红色背包是少年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东西，也是他全部家当。背包象征着少年的纯洁品格和童年记忆。在失去背包后，“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我。”“我”经历了一系列现实挫折之后，同时也经历了蜕变，但并没有蜕变为司机那样的人（司机象征成熟的现实态度）。如余化所说“小说传达给我们的应该是象征的存在”，显然，《十》中许多特定的情景和事物都被赋予了路标意义，作者有意安放，让我们朝所指方向前进。情节颠覆常理，一切在真实的名义下虚构进行。[1]
小说充溢着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
当然，《十八岁出门远行》所揭示的现实存在的矛盾与悖廖无疑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印记，作品中青春心情的起伏转变更是对当代中国青年成长历程中心理轨迹的传神剖示。同时，纯净的语言，精巧的叙述技巧，又使小说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实体，而它的内在精神则充溢着东方智慧式的静穆内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