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宪政？有宪法的政治，规定这个国家的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什么是宪政？首先是有宪法的政治。通俗来讲就是有一个规章与条条，这个规章和条条规定这个国家的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由宪法规定。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按照宪法的规定来进行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有宪法的政治。但有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必须是所有公民特别是国家的领导人、有权有势的人要按照宪法规定做事，不能超越宪法。当然宪政体制中还有其它，比如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个权力不能放到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由任何一个机构同时掌握。在宪政体制下，负责国家实际政务的领导人必须是彻底结束了终身制更是绝对结束世袭制。关于宪法、宪政的学说很复杂，我了解不并不多，只能简单说这点。
实现宪政有什么好处？用现在的眼光来观察我觉得至少有：第一，宪法的体制、宪政的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所说的“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组织各种团体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我们居住的地方和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这些自由在一个宪政国家里必须得到保证，宪政就是保证这个自由。第二，在宪政真正实现的国家里，能够相对保证这个国家政治的平稳。宪政制度是一个容忍反对派、容忍不同意见的一种体制。在没有宪政国家里，比如中国古代，作为君主不但权力不能有任何人跟他分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甚至思想也绝对不能容忍别人跟他分享，必须由君主来把思想定义、权力定义。但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时间久后变得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丛生，无法解决就会有一次暴力起义或者政变、社会动乱。相反宪政体制国家，国家领导人或者领导国家的政党是互相轮换的，搞五年、八年你下去了，另外一个政党上来，也就是说一定要容许、认可在野的政党有发言权，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朝政党没有做好，在野的可以选上，在朝的可以变成在野。通过这种政党轮替或者政治势力集团轮替的形式保证国家政治权力有序的轮换。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再也没有发生政变或者武力冲突，其它宪政国家也没有这个事情。可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王朝更替、政变、流血冲突不断，父子相残、夫夫相残在中国历史上太多太多，因为不容许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思想存在，而社会问题又存在，在一个王朝或者政治框架下解决不好就会来一次大的流血冲突，而这造成的社会代价非常大。所以实行宪政有这样一些好处，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冲突、几百年的政治动荡后，近代社会后大多数实现了宪政体制。
宋教仁向往英国政制：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
下面我具体说一下宋教仁所追求的、设计的宪政理念：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中国怎么“必须实行宪政”？要从中国晚清的宪政运动开始说起。中国人知道有宪政运动或者能够上升为社会思潮的宪政是什么时候？是从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开始的。日俄战争是为了争夺中国领土的侵略，并且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这个战争对中国人刺激很大。战争后，中国人发现小小的日本、刚刚兴起的日本居然战胜了强大的沙俄，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发现是因为日本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责任内阁，日本实行了宪政，沙俄没有。所以很多人认为是日本的立宪战胜了沙俄的专制。而中国要想改变被动的、挨打的、受辱受侵略就要实行宪政，实行日本或者当时英国和德国的立宪。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认为实行宪政可以救国、强国，如此宪政就变成一个工具性的东西。什么工具？强国的工具，御侮的工具。这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看法。
但这个看法的背后有一个疑问？如果用别的办法强国、用别的办法也能避免列强侵略，民主、
宪政、法治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不需要搞了？宋教仁不这样看，他认为宪政、民主、共和、法治是现阶段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类文明走在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御侮才搞这个，而是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甚至是根本标志。宋教仁这个理念自晚清到民国初年非常独特，不把宪政仅仅看作强国御侮的工具。在这个情形下，宋教仁说要用宪政保卫人民的自由。宋教仁在很多文献都曾强调，比如他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甚至在他起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里都写明人民有种种自由权利，特别是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里。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时是作为同盟会的分支，是在长江流域和中部地区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并不是宪法文件。可宋教仁在这里面大书特书同盟会中部总会会员有各种各样民主权利，但这不是一个宪法。今天看起来可能感觉有些不伦不类，但反映宋教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宪法的政治下要保证人民各种各样的自由民主权，同时在宪政体制下保证人民的参政权。宋教仁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在共和体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在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开头就这样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他们看来，因为主权属于国民，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人民有权参与政治，更有权主导国家的政治。所以在宪法的体制下，就是要保证人民的参政权。这是宋教仁第一个想法：必须实行宪法政治，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
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在宋教仁看来，人民有自由权、有参政权，组织一个政府就是为了谋求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和过去中国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三纲五常”的传统见解完全不同，组织政府、施行宪政就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但是他认为人民的能力、知识水平、见识不完全一样，有的人受教育多些，知识水平高一些，特别是在一个大国里又不能保证每个公民、每个个人都直接参政，（有些问题可以全民公投）在更多时候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参与政治，怎么办？需要有议会、有政党。所以宋教仁说，在民主的国家里，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政治的权威在议会里。议会怎么组成？议会由人民里一些特殊的、优秀的人物组成，政治权威集中在议会里就是要由议会的这些人代表人民或者说人民授权给议会这些人，他们直接来参与政治、直接监督政府、抵制专制和独裁。所以宋教仁非常重视议会的作用。与议会相关的是政党，宋教仁认为政党和议会类似。国家里集中一些优秀分子组成政党，由政党代表人民参与政治、过问政治。那什么是政党？宋教仁想法是：政党有两个要点——一是政党要有政见、要有主意。民国初年宋教仁所谓的政见就是坚决地实行民主宪政，巩固共和政治。同时政党要有一定的组织，没有组织成不了政党。这里要强调的是宋教仁心目中的政党和现在熟悉的、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体制不一样。宋教仁所说的政党有一定的组织但比较松散。某一个国民赞成政党的政纲与主张，特别是对宋教仁自己组织的党来说，赞成他维护共和、坚持民主宪政的主张来说就是这个党的党员；反之赞成别的主张就成为另外一个党的党员。这好像和他主张的政党是一些优秀分子的集合的主张不是完全一样。总之宋教仁在民国初年时主张一定要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而不是说每个国民都直接参与政治。这是宋教仁第二个大见解——政治议会和政党。
这里有一个插曲，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对宋教仁的批评非常多非常多，说宋教仁议会迷，迷信议会的功能、作用，用议会的手段从事政治，以议会这个东西跟袁世凯、北洋军阀、专制的政治势力获得一些妥协。当时他们批评宋教仁是借用了列宁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些主张社会主义色彩的党不主张用武力、枪杆子来推翻现存的政权，而是用一种和平的议会选举手段实行社会主义、实现他们社会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宋教仁用议会的手段、和平的手段推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倒更显得非常珍贵。民主政治是一个讲妥协的政治：我执掌政权或者政治势力、政治派系执掌政权，一定要容许不同派别或者反对
党存在，容许不同的意见存在，两种政治势力达成一种妥协。这是民主政治或者是宪政政治的要点。可在中国历史上不要这种妥协，一个国君当上皇帝后不允许任何不同政治势力和任何异端思想存在，但宋教仁议会政治主张是这样一个特点。
第三，宋教仁主张英国模式：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什么是英国模式？可能很多网友会有疑问，英国不是君主国家吗？这要说起宋教仁对宪政目的的认识。在宋教仁看来，宪政是唯一的，文明国家所必须的，实行宪政了，不管你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就是好的，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在这个立场上，宋教仁对当时日本政治批评得非常多。可当时社会不是如此，因为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日俄战争中又打败了俄国，很多人尤其是晚清君主立宪派的人士对日本的政治非常羡慕，日本由弱到强。但宋教仁在日本六年观察到日本不行，因为日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立宪政制，充其量算半立宪半专制，为什么？宋教仁指出，日本从倒幕维新以来什么人执政？是倒幕有有功的西南藩阀执政，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藩阀政治、武人政治，所以宋教仁认为日本以后不改永远不算是立宪政治。相反他对英国政治赞誉备至。1911年英国通过《议会法》，《议会法》规定了缩减了贵族院的权力。传统英国贵族院的权力比较大，但随着英国革命后逐步缩小贵族院（上院）的权力，下院众议院也就是民选的议院的权力在逐步增加。所以宋教仁非常欣赏、称赞1911年英国缩小贵族院的权力做法，甚至认为这是英国的一次国会革命。并认为经过这次国会革命后，英国政制跟民主共和国家一样，都达到了现代文明的标准，是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跟民主共和国家没有什么大差异。所以宋教仁的理想中就是英国政制。
中国法制史之宪政制度历史 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将其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之后不到三月，光绪、慈禧相继辞世；不到三年，宣统帝被迫退位。最后的救命稻草压垮了虚弱的骆驼。一百年来，对晚清宪政改革的认识从完全否定到部分肯定，但不约而同地仍然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改革。 《大纲》尽管欺世骗民，欲借宪政外壳维护专制王权，以图延续王朝脉息，二十三条中维护君上大权的就有十四条，不过仍然规定了“议院”、“言论”、“自由”、“财产”等对当时中国民众较为新鲜的概念。这不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中国的宪政启蒙由理论到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十年之前，被慈禧亲手镇压下的维新派之主张，又被慈禧重新拾起，并且比维新派更为进步。 1911年，眼看革命烽火无法扑灭的清政府，再次试图以宪政挽回败势，公布了第二个宪法性文件《十九信条》，废除了《大纲》中的荒唐条款，代之更有宪政精神的条文，但正如张謇所言：“大局土崩，事机瞬变。因不充分之立宪，致不得已之罪己，亦不能取信。”这一切来得太晚，已不能取信于民。它所能起的作用，反而是激起更大的民愤。
考察晚清宪政改革，不能简单视为虚假的愚民之法。从兴办学堂，废除科举，改革六部及官制到各省筹立谘议局，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做了切实的工作。尽管清政府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借鉴西方各国经验，先推行地方自治，各地相继颁发自治章程，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到1909年各省谘议局陆续成立。清政府采取的分权方式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谘议局事实上成为地方议会，各省谘议局集中了行政、财税、司法等权力，甚至各省可自设关卡收税。自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地方权力便不断扩大，逐渐走上台面并制度化。依清政府的的政治体制设计，谘议局只是地方立法机构，监督地方政府，但谘议局的过于强势，动辄集体辞职，使得三权剥离过慢，权力之间缺乏制衡，甚至出现各省谘议局“大串联”，直接叫板中央政府。被立宪派视为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再开国会”，却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宪政成了地方分割中央权力的工具，各省谘议局极大推动了地方的分离主义。铁路等必须依靠中央统筹的重大项目，在地方分离主义倾向下开始各自为政，甚而以邻为壑。当初四川保路会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川鄂边境设卡，严防湖北人修铁路进川。这可并非是怕破坏风水、祖坟，而是已认识到修铁路赚钱，因而各省纷纷成立地方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 在乱世，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暴露地最为彻底。清政府为推行宪政改革下放中央权力，各省官绅便流露出权力贪欲纷纷夺权。这固然是由于中国缺乏宪政文化的土壤，在国民的宪政意识中并没有对法治
英国宪政的自由精神的生长 英吉利民族于中世纪王权与贵族的对抗冲突中孕育萌芽的自由传统，经过几百年的缓渐生长，在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等新事件及新精神的滋养之下，渐渐根深叶茂，终于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而开出了宪政之花，结出了自由之果。宪政的思想与制度宣示着人类政制样式的革新，启示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时代。三个世纪以来，尤其在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主义政治的劫难之后，宪政之作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样式已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宪政的主要制度与观念起源于英国。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文官制等宪政制度首先在英国产生，宪法的产权原则、人权原则、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原则、法治原则都从英国的行宪经验中得来。在行宪历程中，英国孕育和生长了宪政制度和自由精神。宪政制度与自由精神的相互作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使英国在经历传统与变革的巨大冲突之后，以渐进演化的方式成功地从中世纪政制转变到近代的君主立宪制度，避免了激进与革命的社会变革，率先步入近代社会，创造了富有英国经验主义特色的英国宪政模式。 所谓宪政，简而言之，即是有限政府。宪政的核心内容是限制与约束国家权力，确立与保护公民权利与自由。正是在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之中，公民权利获得保障，政治自由得以实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得以确立。而对于权力的警惕与防范根源于对于自由价值的珍视，所以权利和自由高于和先于权力。
英国的宪政道路是自然演化和渐进改革的道路。英国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从君主制政治转向现代政治，实现宪政的道路是在社会力量的冲突与和谐的动态平衡中，通过持续不断的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而实现的。英国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开始，就由于贵族与王权的对立、冲突而开创了英国自由的传统，这样一种传统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冲突转变为贵族、国王与中产阶级、国会的对立，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以光荣革命成功实现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传统政治形式与现代政治精神的结合而告终，光荣革命成为英国历史的最后一次革命，它奠定了英国式渐进道路的基础。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工人阶级逐渐成长为独立、完整的政治力量而与工业家集团形成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民主化成为十九世纪政治变革的主题。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政治家审时度势，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使英国民主化的进程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避免了法国革命式的代价。二十世纪英国的宪政改革同样是致力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拒绝欧陆盛极一时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费边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冲突的妥协方案是建立、"福利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等极权主义的惨痛代价。 一、英国宪政中的自生秩序
原题：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一、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1. 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批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在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 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 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宪政理念中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选举的民主和多党政治协商的民主相结合，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代表大会中，没有议会党团，不按照党派分配席位，选举由国家财政保障人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政党都肩负着人民的重托，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竞选得来的，而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根
关于宪政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政治家萨托利将宪政的要素概括为：1、有一部叫做宪法的高级法，不管其是否成文;2、存在司法审查；3、有一个独立的法官组成的独立的司法机关；4、存在基本性的正当法律程序；5、存在有约束力的立法方式上的程序规定，可以作为赤裸裸的法律意志进行有效控制机制。 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指“成立的政府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只能根据其条款来进行统治受制于其限制”。还有学者认为“宪政是这样一种理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丹·莱夫也以宪政蕴含的法治要义来阐述宪政，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与约束国家和官员相关。” 中国学者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如下： 学者刘军宁认为：“宪政的本质的确是而且必须是限政。在宪政主义看来，不论一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如何，都不得存在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 学者贺卫方认为，宪政大致上是指宪法条文得以在生活的现世中兑现的状态，但是以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宪政的要义乃是将一切专横的权力纳入规范轨道的事业。 学者康志方认为，宪政里的宪其实就是动词化，政就是指政府就是要把政府用宪法来控制，不能有超出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有的学者认为，宪政就是国家依据体现民主法治精神的宪法进行活动，以充分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以科学规范国家权力的运作为保障，以宪法精神的充分贯彻为樗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它是由宪法所确认和规定的民主政治法治化的整个过程。简言之，就是以宪法来治理国家，即所谓“宪法治”。 宪政就是宪法政体，它的主要特点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尤其是对多数派决策的限制，防止多数民主机制造成的民主暴政或者多数人的专制，保护少数派权利。宪政的特点简单归结为以下三点： 1、宪政要以宪法实施为前提和基础 2、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实施目标 3、宪法观念与意识的普及是宪政建设的根本保障 我国社会主义宪政由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其精髓是人民主权原则。民主作为宪政的第一要素，是由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这两大支柱来支撑的。我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民不可能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代议制形式来实现。人民通过选举，选派自己的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这些机关受人民的委托，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渠道。但是，仅有选举制度并不能保证国家有真正、完全的民主。这是由于，第一，选举很难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性，难以保证选出的代表和官员真正代表民意。也就是说，即使是民主的选举也会有选错人的时候。第二，即使选出的代表和官员起初能够代表和执行民意，但也保证不了这些代表和官员在任期内始终如一地代表和执行民意。这是因为人的认识会发生变化，人可能会犯错误，权力也会腐蚀人，使人变坏。所以仅有选举制度和代表机关还不足以保证国家制度的民主性质，还必须建立、健全国家监督制度，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
第1讲：宪政基本理念 上篇：宪政的含义 一、人类社会 1、定义 关键问题：何谓宪政？ 宪政的初步理解：维护社会运作的一套制度。（宪政定义1）新问题：何谓社会？ 社会（静态）的定义：较长期存在的人的集合体 2、关于社会的基本事实 （1）基本事实一览表
（2）基于基本事实所产生的问题： 对于群居动物而言，基本事实3和4，合为本能。本能解决了基本事实1和2问题。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基本事实3和4，使得基本事实1和2成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即：自利且只有有限理性的人，如何才能维系社会的存在，并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资源？ 宪政的再次理解：宪政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途径，虽然不是唯一的途径。 3、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 4、社会目的（动态的社会） 目的1：无目的，单纯维系存在； 目的2：积聚财富； 目的3：扩展；等等………… 5、社会的瓦解 原因1：资源耗尽；（基本要素2不满足） 原因2：被入侵；（基本要素3不满足） 原因3：失去认同而解散（基本要素4不满足） 原因4：失去秩序；（基本要素1不满足） 失去秩序的原因可能是政府的腐败或无能； 结果可能不是社会的瓦解，而是政府更替，社会依旧或仅仅是更新；
二、政府 1、什么是政府：社会内一小部分人的集合体，他们为社会的维系而存在。（政府的第1次定义） 2、政府产生的条件： 条件1：社会规模扩大，原有维系机制（如血缘、宗教等）不足以维系； 社会控制的需要； 条件2：生产能力提高，有足够的多余资源可以提供。 生产能力的允许； 3、政府的表现形式 权力------强制力；政府是对强制力的垄断。 因为：所谓控制社会，维系社会秩序，就是控制反社会秩序的行为，需要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开始表现为具体的，即时的。（法律概念的出现）前政府社会：控制反社会秩序的行为的力量往往是抽象的，来世的。 4、政府功能的扩大 早期单纯的维系社会秩序；（基本要素1） 扩大到：防御（基本要素2） 扩大到：认同（基本要素3） 扩大到：经济（基本要素4） 5、对政府认识的误区： 误区1：将政府与社会等同；尤其在中国，缺乏“社会”意识； 正确认识：政府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的大范围的“非政府”状态下的社会。 误区2：混同了政府的诸多功能；现代政府往往是多功能的； 正确认识：政府的第一功能是必须的；其他功能是附加的；有些功能社会能自行或通过其他途径完成，不一定要通过政府。 对政府的这两点正确认识，是理解现代宪政思想的关键。
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在哪里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既然宪政就是民主，为什么民主之外，还要宪政这个词。今天，从我看到许多关于宪政与民主的论述中，都是将两者当一个政治概念来表达。比如，我所敬重的胡适先生，也有这个问题。 1950年代，胡适在《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这样论述民主：“…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胡适与毛泽东，可谓政治上的两极，但在宪政与民主的表述上，却如出一辙。毛泽东那句话如果可以精简，即“宪政就是民主”。胡适的表述一经压缩，即“民主就是宪政”。然而，在政治学的范畴内，宪政就是宪政，正如民主就是民主。两者有着明确的制度分工，无法淆同。这里不论毛泽东而只论胡适，试看胡适先生问题何在。 第一句，“民主的真正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来自胡适的老师杜威，没有问题。如果可以补充，民主的真正意义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生活的方式。 第二句，“民主的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有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人人都应该可以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但，这句话如果“归根”，就不是民主而是自由。只有自由，方才承认人人各有其价值，同时人人也都可以按照他自己认可的方式发展。这种自由是个人生活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与民主无关。毕竟民主关注的是国家政治生活，这是个人生活之外的公共生活。胡适这里不免把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混为一谈。 第三句，“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根本上都只是承认个人的价值，根本都只是要使得那种承认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这一句承第二句而来，亦即承自由而来。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障人权和自由呢，答曰：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制度不是民主而是宪政。民主是一个人的政治权利，这是推选由谁掌控国家主权的权利，亦即国家主权的行使者，必须经由民主的方式亦即选票才能产生。如此，民主的含义是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掌控在谁手里：比如，是君的手里，还是民的手里。但，国家主权无论掌握在谁的手里，它既然是权力，就有侵害权利的本能。为防止侵害，必须对它进行限制。这种限制权力（无论君主权力还是民主权力）的机制即宪政。 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在哪里，就其制度分工而言，民主是如何生产权力，宪政则是如何限制权力。显然，限制权力不是目的，目的是保障权利。明乎此，胡适先生说“一切保障人权，保障自由的制度”，就不是民主制度，而是也只能是宪政制度。胡适先生这里的表述显然是“错把杭州当汴州”，亦即错把民主当宪政。 把民主当宪政的错误在于，民主不但不负责保障人权和自由，反过来，它还有侵害自由与人权的可能。美国开国时代的汉密尔顿有过这样的表述：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的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后者如果指的是寡头政治，前者所说正是民主政治。想想苏格拉底的饮鸩而死吧，这正是民主对自由（个人信仰自由）的侵害。这种侵害所以发生，正在于没有宪政对民主的制约。
西方宪政民主是如何陷入制度困境的 2013年03月19日09:53 来源：光明日报 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实行了几百年，其弊端有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也有后天墨守成规之不足。在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世界政党政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政党逐渐蜕变成“选举机器”，以西方多党制和议会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宪政民主”已成为极化政治和金钱政治的代名词，制度性困境越来越明显。 选票绑架了政党，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形式。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出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然而，今天的西方政党已被选票绑架，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如此弊端，使得选举远离民主，徒有形式，政党成为选举政治的傀儡。正如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所言，今天西方政党几乎仅是为了提供一种构架来提供候选人而已。西方民主陷入制度性困境，主要是指这种民主只重视程序民主，将民主等同于选举和多党竞争，而且将选举被神圣化、简单化。选举不能保证可以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难保障民众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 只论党派不问是非，议会政府效率低下。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这一政治设计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协调内部矛盾、提高政府效率的目标却很难实现。基于选票的考虑，议员往往立足于本党和地方利益，置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于脑后，将议会视为权力角逐和政治分肥的场所。议会“党争”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互相扯皮，导致议会立法举步维艰，效率低下，议会作用弱化，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议决，甚至出现议会会期停摆的难堪局面。因朝野斗争激烈，互不相让，印度2012年夏季议会对以国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提出的银行改革、养老金改革、征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议案均未讨论，原定20天、讨论48项议案的会期，仅开会6天、只通过4 项一般法案就草草结束。面对当前债务危机，欧洲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打危机牌，将危机视为打击政敌的机会，并不会真的坐在一起共商应对之策。另外，由于大党恶斗，达不成妥协，政府经常难产，甚至出现长期无政府局面。这些表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弊端：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际上是各干各的，相互攻击拆台，但出了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政党政治异化为金钱政治。金钱政治和腐败是与西方政党政治相伴而行的痼疾。金钱政治之所以“历久弥坚”，其根子仍在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民主靠选票，而竞选要靠金钱，金钱与选举的关联使得有些人很可能由于经费的原因无法参加竞选，表面上平等的候选人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平等，靠金钱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老百姓意愿的人，金钱政治难以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西方政治人物与资本利益集团之间并不是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权钱交易模式，而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利益输出途径实现的，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的特殊利益。随着经济自由化、金融化不断发展，金融寡头如日中天，法力无边，日益成为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主宰。西方主流政党大都与资本寡头同坐一条船，政客“傍大款”，政党与“金融大鳄”联姻，利益一体，“生死与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是华尔街的投机家们惹的祸，但美国政府却运用纳税人的钱，为华尔街巨亏买单。欧洲各主流政党无论信奉什么，无论是主张大市场、还是主张大政府，都不会免俗，纷纷与大资本抱团联姻。各政党的政策主张虽有不同，但大同小异，都不会得罪大资本。原因在于没有资本寡头的支持，他们谁都不可能上台。民主离不开金钱，竞选需要大量金钱投入，仅靠个人口才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虽然金钱不可能完全决定选举的最终结果，有钱并不能一定会选上总统，但筹措不到足够的竞选资金肯定当不了总统。日本《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金钱政治有深刻的描述：“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里来钱。等自己也具备了敛财能力之后，再分配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自己的势力。在当今日本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这样的选举不过是金钱铺垫出来的民主，选票公平也只能是金钱基础上的公平。 党派之争导致政治极化，政党恶斗引发社会分裂。美国两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曾被西方视为最合理的政治模式，但近年来政治极化、党派对峙的美国“政治病”越来越严重。共和党与民主党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许多主张明显对立。为什么美国政治日益极化呢?原因是金融危机下社会更加分化对立，利益冲突更加尖锐激烈，民众的利益诉求明确，特别关注自己的工作岗位、退休金等现实问题。为得到更多选票和献金，共和党和民主党不得不回到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原教旨”立场，倾向于以极端口号来迎合选民需求。这就陷入一种制度性困境：竞选中观点越激进，相互斗争越激烈，就越能吸引本党选民和政治献金者的关注，而温和、理性、折中的声音却得不到肯定。媒体与选民阵营相互呼应，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使得本已对立的两大阵营形同水火，彼此缺乏理性沟通和宽容理解，媒
关于宪政的讨论，真可谓是一场论战。尽管主流媒体基本保持缄默，可是论战激发出来的能量还是波及到了身在沙河的笔者。有人喊道：“警惕宪政背后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有人扬言：“中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全世界共同信仰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本质性原则！”一时间，专业名词、专有名词、专利名词铺天盖地，但是宪政究竟是什么，大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争得脸红脖子粗，“老左”“极右”的帽子又开始乱扣一气。当此之时，当代中国的“特殊智识阶级”出来发表高见：“当今宪政在全世界都一样，既没有社、资之分，也没有东、西之分。”笔者便唯唯诺诺，深以为然，可是仔细考察，他们在大谈特谈普世性的“宪政”之时，动辄言希腊罗马，动辄言《宪章》、《宣言》，动辄以当代西方“完美无瑕”的民主为榜样，笔者便陷入疑惑——普世的成果为何一枝独秀于西欧？“特殊智识阶级”一定会斥责笔者见识短浅，没有拿过美元去“自由世界”搞过学术交流。既然如此，笔者还是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来看一看西方的宪政到底是什么样子，分析之后再来决定是将其扔到茅厕里还是送进博物馆还是用来孝敬领导。 依据“特殊智识阶级”的说法，西方宪政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和主权在民。西方“有教养阶层”的理论家给我们讲了两个童话，第一个告诉我们人人都是魔鬼，都会滥用权力，所以我们要互相制衡，英国谚语说得好：“两个魔鬼胜过一个圣人”；第二个童话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与一个人签订了一个契约，让他来管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不乐意就把他给换掉，这个人就是政府。在这两个童话的吸引下，群众随着资产阶级攻下了巴士底狱、砍下了国王的脑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们千万不要质疑这两个童话的真实性，否则“特殊智识阶级”会恼羞成怒的。考察完宪政的理论基础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宪政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公知们各有各的“理论体系”，但中外“学者”一致认同的有自由选举制度、权力制衡制度、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等等，我们今天择其荦荦大端分析一下。 我们顺着童话的思路走——主权在民要求人们有权利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推举公仆，如果他变了质，四年之后再换一个，再换一个还不行的话，咱们再选第三个，迟早我们会选出一个公仆。可是，选择真的有这么多吗？西方国家的人们往往只有两种选择，而人们不得不从“两个烂了的桃子里挑出一个不太烂的”，长此以往，人们都不怎么愿意去挑桃子了——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仅为57.5%。另外，选举的玄机可是多得很，划分选区、设置投票站、统计得票，里面大有手脚可做。与美国的政治大佬相比，《纸牌屋》里面的Francis 只是一个小打小闹的小角色而已。如果以上只是少有的阴暗面，那我们就谈谈光明面吧，选举是一场烧钱运动，这绝对是真理。奥巴马在08年总统竞选过程中筹款总额超过6亿美元，而麦凯恩则仅仅筹到3.6亿美元，孰胜孰负，不言自明。我们看到，所谓自由选举制度只不过是一层过滤网——没有足够的金钱、没有过硬的背景的人士休想进入国家政权。选来选去，选上去的都不是公仆，借用列宁的一句话：“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宪政不仅仅是把危险分子过滤出去的安全网，它还有另一大法宝：分权制衡。我们的“特殊智识阶级”美其名曰“小政府大社会”。以美国为例，这个美妙的小政府，对外用兵两百余次而只有五次经过国会批准；这个美妙的小政府，在迫害民权领袖、左翼人士上毫不顾忌；这个美妙的小政府，颠覆了数以十计的民选政权。我们考察一下分权制衡的政治实践，我们会发现：当跨国公司董事、石油大亨、银行家达成一致时，整个美国政坛洋溢着“团结、民主、严肃、活泼”的氛围，当有一份为民请命的法案产生之后，法院便来审查，总统又要搁置，议会还需辩论，拖之又拖，拖死为止。 考察至此，不需多言。不管“特殊知识阶级”如何叫嚷，笔者还是建议把西方的普世的宪政送到博物馆，并在展柜介绍上写上：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宪政。
宪政民主 宪政民主是指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而建立的民主制度。 宪政的实质是限政，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宪政民主的主要特点是：（1）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2）实行分权制衡；（3）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4）建立宪法审查制度；（5）司法独立；（6）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宪政与民主、法治的职能分工各有不同，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将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结合起来乃是在可以达到的范围内的最优选择。而宪政本身就包含着法治，宪政的基本涵义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所以，宪政、民主、法治三者的结合可以化约为宪政民主。 补充： 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是文明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在“五四”运动提出要请进“德先生”以来，似乎没有太多争议。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权主义政治”作为通向民主制的过渡。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新权威主义”时，就有论者以新加坡为例论证在发展中国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实行威权政治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在当时，我也觉得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根据新加坡近年来的经验，我认为现在至少可以认定，在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儒家“三纲六纪”、“尊尊亲亲”等原则实行威权主义政治，由于它会压抑创新精神，不利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已经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2000年以来新加坡的李光耀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参见李光耀：“A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r Singapore”（《新加坡的企业家文明》）。此文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2002年2月5日的“何日华亚洲领袖公开讲座”上的讲演。中译文见“中国民营科技 网”http://www?mykj?gov?cn/new_Detail?aspx?newsld=2963。，我们应当加以注意。 第二，以何种方式争取民主。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先进人们的政治理念深受卢梭式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观念的影响，鄙薄经验主义的点滴改良。他们没有意识到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革命力量在掌握实际权力后很容易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正像《大国崛起》告诉我们的，英国人从17世纪40年代革命后国会军将领克伦威尔以暴易暴、实行军事独裁中汲取了教训，摈弃暴力革命的方式，选择用和平的渐进改革推进社会进步。在中国，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灾祸，像顾准这样的杰出思想家才敏锐地意识到，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很容易由于其领
论民主宪政的三大原则 论民主宪政的三大原则 共和之父：黄兴 民主宪政体制必须首先确立三大神圣原则，即“天赋人权”原则、“主权 在民”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这三大神圣原则共生共存，互为基础， 缺一不可。只有同时完全体现了此三大民主原则的政治体制才能被称之为民主体制， 否则均为专制体制或虚假的民主体制。这三大原则从理论与实践上讲，均包含一些 具体的内容。 第一原则──“天赋人权”原则。 这一原则来自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为主体内容的天赋人权理论。天赋人权 理论强调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 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天赋人权的原则完全体现了自
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否定一切人压迫人的不平等理论，诸如血统论、阶级 论、种族论。天赋人权理论是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其原则是文明社会的最根本的 原则之一。 第二原则──“主权在民”原则。 这一原则来自于社会契约论中的国家理论和政府理论。国家之产生来自于自由 人民的自由协议，因此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认可，人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 者，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增进公民的福祉和人权；合法政府的产生是必须经过 公民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人民有权选举政府，同样有权监督和罢免政府。 “主权在民”的原则并非空洞的原则，它又包括两个具体的原则： 一、全民直选的原则。政府的产生应该也必须根据公民的自由选举结果而产生。 任何拒不进行直接选举或利用间接选举中对程序的不公正 设置，达到操纵选举和变 相剥夺选民权利的行为都是完全违背“主权在民 ”原则的。以“人民”的名义行使
宪政与民主的关系 姓名：陈叶学号：0930******* 现有的文献在宪政与民主的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即使在民主与宪政是否是同一个概念、同一种理论这样的问题上都没有达成一致。其次，现有的专门研究文献多因限于篇幅而未能深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状态导致宪政和民主的关系依然没有学术上很好的阐释，以致这一问题至今混淆不清。1 对宪政与民主关系的不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西方种种政治思潮的分水岭。无论是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抑或是异军突起的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等，都以宪政民主作为理论体系的拱顶石，其他如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政治思潮亦在处理宪政民主关系的问题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国语境下的宪政与民主的关系常常表现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出发，我国学术界存在民主与法治“和谐共生”和“冲突均衡”两种不同的观点，并有“民主为本”和“法治优先”两种不同的认识，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2 霍姆斯指出：“对相当多的严肃的思想家来说，立宪民主制在概念上即使不自相矛盾，也仍然是一个悖论。”3西方学者更容易认同民主与法治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并从冲突的意义上使用法治与民主两个概念。与此相反，国内学术界普遍对民主与法治的和谐关系持乐观态度。4 这篇综述，对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作简单的归纳。 一概念之辨 1民主概念 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前民主是被当作一种政体来看待的，此后该词开始泛化。虽然如此，大部分学者在探讨这种概念时仍基本上把它局限在政治范畴。这就意味着，民主从它在古希腊出现开始，基本上一直是政治概念，而且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民主主要指的是国家制度或政体形式。亚里士多德民主政体的破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5马克思：“民主制是作为概念的国家制度。”6列宁“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7 18、19世纪民主理念张扬，民主一词泛化，出现非国家意义上甚至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概念。萨托利：“我们生活在一个以民主混乱为特色的时代里。”8但混乱的民主概念中，熊彼特和达尔对当代的民主理解影响很大。 熊彼特认为民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其含义是一种“政治方法”，他“极负盛名”的民主概念是将民主视为“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的制度安排的“现代释义”概念。“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9这一概念将西方民主在实践中运行的某些特征描述出来，同时对建构民主有指导作用，破除了人们对民主种种抽象的幻想，使人们将建构民主的努力比较务实地放 1徐国利：《关系视野中的宪政与民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4页 2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4页 3斯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坎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6页 4佟德志：《在民主与法治之间》，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23页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5页 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282页 7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8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9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健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59页
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日俄战争后，宪政救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曾留学日本，深入了解接受西方宪政思想的宋教仁也坚持宪政救国。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主要包括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和内阁政治三大部分。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始终坚持致力于其宪政思想的实践，但由于受当时社会具体条件的限制以及其宪政思想本身存在的某种缺陷，最终归于失败。 正文： 20世纪初，中国已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各种救国思潮纷纷涌，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战胜了老牌封建大国。这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震撼，一时之间，宪政思潮逐渐从宣传、讨论提上改革议程。但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甚至一个党派内部对于宪政的理解相差甚远，想要实现的宪政模式也不一样，如清末立宪中立宪派官员就主张实行德日式的保留君主权力的君主立宪制，既想通过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由弱变强又能保持君主的权力。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的多数在野立宪派就主张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虽保留君主，但希望尽早召开国会，由国会产生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皇帝不负责实际政务，“垂拱而治”即可。革命党人则反对一切君主制，主张实行美国式与法国式的共和立宪制，但在革命党内部，就采取何种形式的共和政体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者分歧，有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有主张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便是在此种环境下展开。 一．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宋教仁，子得尊，号敦初，别号渔夫。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香冲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宋教仁所处的19世纪末期正直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内有没落王朝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深深影响着宋教仁，使之走上了一条革命救国的道路，后在日本的学习和探索更加坚定了他革命救国，宪政就国的思想。具体而言： 1.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即救亡图存便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而贯彻近代中国的始终。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不懈地探索着救国救民之道。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制侵略的口号；于是，洋务运动便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开始大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大力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觉醒，西方国家不仅优越在机器生产，更是其政治制度的先进，于是，对西学的理解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开始著书立说，组织办刊学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的学说，要求改革君主专制，实行“定国是诏”，戊戌政变的爆发，使得这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很快归于失败，但是这场运动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清清政府反动的本质，思想更加先进，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思想。1899年，时在湖南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便对友人说：“中国苦满政已久。有英雄起，雄据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天下。”说明当时的宋教仁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已经产生反清革命思想。到20世纪初，庚子事件，日俄战争等等一系列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使的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掀起了爱国救亡的高潮，西方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内阁制等等宪政思想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效法西方实行宪政改革逐渐提上改革日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宋教仁的救国方案——民主宪政思想也逐渐形成。
主要國家憲政體制比較表
牛刀小試 【題組一】談到民主國家的憲法，中山先生曾經說：「英是不能學；美是不必學的。」而這幾年我國雖然經過多次的修憲，不過對於政府的體制仍然有諸多的爭議，有的主張總統制，有的主張內閣制或雙首長制等，其實每一種制度各有其優缺點。一個良好制度的建立，國情背景與文化特色是必須考慮的條件。請回答下列問題： 1.在西方憲政制度中，下列哪一項不是內閣制的特點？(A)虛位元首(B)內閣集體對國會負責(C)由國會多數黨組織內閣(D)國王或總統必須對於其所公布的法律或推行的政策負起完全的責任。 2.對於美國的總統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A)總統與國會議員分別向選民負責(B)國務院的閣員可兼任國會議員(C)國會可以對總統行使不信任投票(D)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3.實施內閣制的國家，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元首可以解散國會？(A)國會選舉，執政黨沒有贏得多數席位時(B)國會對內閣行使不信任投票通過後(C)國會不支持內閣的政策時(D)國會議員發生貪瀆案件時。 4.總統制的國家，當總統對國會所通過的議案不同意時，可以使用哪一種權，將議案送回國會再議？ (A)不同意權(B)副署權(C)覆議權(D)行政裁量權。 5.假設有一個國家總統與總理，分別由左派與右派兩個不同政黨所擔任，這種「左右共治」的憲政制度比較可能出現在哪一種類型的國家？(A)總統制(B)內閣制(C)委員制(D)雙首長制。 【題組二】近年來，每當修憲之時，國人屢屢發生政府體制的爭議，內閣制與總統制爭論不休，其實民主憲政體制還有混合制及委員制。下列表格為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四國憲政體制及特色，請依據下表回答以下問題：
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极具现实针对性。 一、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 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从对两种基本制度架构的比较即可看出。 1.宪政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在自由主义革命时期响亮的口号，革命胜利之后的政府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一基本原则。该原则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批判，主流观点认为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在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收、征用和限制，但其作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并没有被动摇。 而人民民主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为经济基础。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2.宪政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宪政主张主权在民，其实现的途径是由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组成不同的政党，代表本党通过“自由”竞选上台执政，在野的则为反对党。多党竞选，轮流执政，议会是各党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表面上似乎各党都可以参加竞选，但巨额竞选经费开支决定了只有代表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才有可能胜选执政。宪政理念中不经过这种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则没有“合法性”。
浅析美国宪政 马黎 摘要：宪政建设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建设和改革的目标和大趋势，中国亦不例外。美国作为典型的宪政国家，与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有优良的宪政传统，繁荣的宪政文化健全的宪政制度等，这些都是围绕他的宪法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宪政建设应从中获得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宪政美国宪法宪法原则宪法思想宪政制度 宪政建设世界的潮流和趋势。简单的理解，它就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１。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宪政国家，它的宪政不仅是一种政治形态存在，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政治过程，对这一过程和形态的浅析考察可以为当代各立宪国家的宪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争取的宪政——美国宪法 真正的宪政绝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美国宪法如何以及为何创立是一个被反复述说的故事，重复他是值得的，因为美国的政府机器形成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对于理解今天的美国政府政治和宪政至关重要。宪法并非纯属原创的思想产物，它的许多条款根植于当时的政治哲学。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代表随身带来了两种重要的影响：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他们的政治经验。 1607年英国政府派一群农民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商站（位于今天的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伦敦的弗吉尼亚公司在美洲首先成功的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英国殖民地，英国国王给予该殖民地的赞助人一份特许状，授予他们为该殖民地的“利益和福祉”而制定法律的“充分权威”，詹姆斯镇的殖民者建立了一个代议制会议——一个有民众的个人组成的立法机构，为后来的殖民冒险事业建立了一个必须遵守的先例。1620年以与英国国教断绝关系的极端脱离国教者为主的一群人乘“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马萨诸塞）登陆。上岸前，他们在船上起草了《五月花号公约》，同年11月21日船上44名男子中41人签署了它。制定此公约是脱离国教者的领导人担心“五月花”号上的乘客认为他们不再负有任何需公民遵守的义务，所以某些形式的公共权威是必需的。这份公约不是一部宪法，它是一份政治宣言，签署者同意在收到皇家特许状之前建立并服从一个政府权威。五月花号的历史和政治意义是两方面的:它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它起到了美国历史上同类契约原型的作用。五月花号登陆之后，殖民地出现了更多的政府，在殖民地时代中，美国人形成了一种有限政府的观念，表面上伦敦统治着殖民地，其实，殖民时代实行了很大程度的自治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如1639年《康涅狄格基本法》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典则》都成为了殖民地法律的一部分，1682年《宾夕法尼亚政府架构》通过连同1701年《宾夕法尼亚特权宪章》确立了美国现代宪法和权利法案的基础。这些法律的制定促进了北美的自由和发展，它的独立心态越来越强，1763年英国通过了一系列的税收和法案，谋求重新对殖民地的控制，而殖民地的民众以对英国产品的抵制和抗议作为回应并于1774年发起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表达不满，于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该宣言认为民众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方面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民众有推翻压迫性政府的权利，后来所有的殖民地都通过了成文宪法，他严格限制了行政者的权力，从而赋予了立法机构压倒性的权力。独立宣言发表后，各殖民地正式宣布从英国独立但争取独立的战争持续了五年多直至1781年英国将领 １曹文振等编：《比较宪政制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