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综述
（张忠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2005212155）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对制度变迁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制度变迁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凡勃伦为创始人的开创性历史时期，制度的概念得以创立并用“累积因果论”来解释制度的变迁。第二个时期是以约?莫?克拉克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时期，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制度与技术相互作用等问题。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蓬勃发展时期，研究成果卓著。本文比较了各个阶段之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并结合现阶段各理论发展的状况，看它们的融合和新的发展，本文还论述了包括马克思、博弈论者、混沌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论解释。【关键词】制度/ 制度变迁/ 旧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
一、引言
制度主义最初是处于异端的地位，但随着制度主义不断的演变与发展，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其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90年代初科斯与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制度学派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同样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新、老制度学派，为什么在经济思想史中会取得不同的地位，为什么老制度主义会昙花一现，而新制度经济学会成为“非主流中的主流”？本文就沿着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的主线来考察。
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演变的考察原因有二：1. 近年来，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论述颇多，但对其之前的制度主义已渐渐忘却，其实对整个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制度学派发展的规律；2.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叫法比较混杂，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下梳理。综合两方面因素，以历史的观点分析事物，也是符合制度经济学的初衷的。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二、制度经济学派的划分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替时期，其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自己把他们的经济学说的起源上溯到19世纪30-50年代的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但实际上美国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演变形式。虽然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等人也被列入制度经济学家之行列，但制度经济学主要还是美国的特产。
关于传统制度学派的历史发展，我们将其大体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可以看作是传统制度学派的产生和奠基时期，其主要代表包括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制度主义、老制度主义、旧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或早期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The Institutional School））。
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可以看作是其在原有基础上发展扩充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制度学者有约?莫?克拉克、特格维尔、贝利、米音斯、白恩汉、阿里斯等人，他们继承了凡勃伦等人的制度经济学传统,这一阶段属于过渡阶段。
第三个时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的60-70年代，是传统制度经济学发展演变为现代制度学派的时期。包括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现代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或现代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后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广义上，有人把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代表的制度经济学称为“老制度主义”（OIE），把以科斯、诺斯等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称
为“新制度主义”（NIE）；也有人把前者称为“制度主义经济学”，后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中国的学者也有把加尔布雷斯阶段的制度经济学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以区分和同时期的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以上可以看出，特别容易混淆的是第三、四阶段的英文名字（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中译问题。根据《美国传统词典》，neo源于希腊语，是一个前缀，不能独立使用，必须用于合成词，如：Neolithic （新石器时代的）、neoimpressionism（新印象主义）；而new源于中古英语，用作形容词时可以独立使用，用作副词时，常用于合成词。所以从形式上会出现Neo-institutional和New Institutional的区别。意义上，Neo和New，都有“新、新近”的涵义，但New的含义更广泛，包含“全新的、新时期发展的、不同于以前的”等14个以上的意思。New的这些含义恰好能表达威廉姆森命名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时的初衷，即科斯、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等所进行的是一个新形式的、新时期的、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的Institutional Economics。这里，综合地把前三阶段称为“旧制度经济学”，第四阶段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事实上，从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看，结合时间段的划分，从方法论入手，细分为四个阶段为宜。同时建议用各阶段的代表人物或各自的方法论来区分。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充分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它们都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对制度的剖析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研究制度的视角和方法又各不相同，各有理论特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中，早期制度学派和后制度学派理论存在较多的理论传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和前两者的差异较大，本文将先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前两者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三、各时期制度经济学派的研究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然而长久以来，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外生变量而没有被纳入到正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中。然而矛盾无处不在，理性人追逐自身利益的强大动力既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主要源泉，这种理性人的“非理性结局”正是由于人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就使西方学者不再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或是去争论市场与政府干预的协调机制，而是将组织和制度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围。
一、旧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一）制度学派产生和奠基时期的制度变迁理论
1．以凡勃伦、康芒斯和密契尔等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美国已完成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大的垄断组织完全统治着最主要的经济命脉。受垄断资本的压迫，中小资产阶级有着改变当前状况的强烈愿望，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马歇尔正统经济学说彻底无法自圆其说，出现了注重制度分析和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主义。
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1899）、《企业论》（1904）等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反对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活动的前提，主张从制度或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凡勃伦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制度。一是财产所有权或金钱关系的制度（产权），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物质生活的工具供给（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机器利用引导出工厂制度、大规模生产、信用制度等一系列与工业革命相关的制度变革，其目的是无限制的商品生产。“企业经营”则通过资本的投资，对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进行组织控制，其目的与“机器利用”不同，不是产量最大化，而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由于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服务的不同目的，凡勃伦认为，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弊端的根源。
凡勃伦以其独特的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矛盾的弊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正是由于这一点他长期受到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家的轻视，被看作“异端”。
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冲突，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他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
密契尔把凡勃伦的制度研究同经济周期分析结合起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看做货币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他所谓的商业循环。凡勃伦的“社会习惯”、康芒斯的“法律制度”和密契尔的“商业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但都有其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辩解。
1.凡勃伦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凡勃伦是旧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他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源于各种经济制度的发展。
(1)制度的含义
“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是由生活方式所构成的，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中文版，1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可见，凡勃伦把社会经济制度不过看作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也就是说，把制度归结为在人们本能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习惯。并用这种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在凡勃伦看来，本能是天赋的，思想和习惯是逐渐形成的，所以制度的本质是不变的，制度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但改变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演进，而无突变，在他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以研究制度进化的累积过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经济。
(2)制度的形成及其根源
凡勃伦认为，制度是由人们的思想习惯形成的，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对生活环境产生的心理反映产生的，所以制度归根结底受本能支配。凡勃伦相信，社会习俗、惯例以及规范
在社会个体成员目标、抱负及行为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凡勃伦看来，这种惯例和规范最初产生于该群体的生活习惯，产生于思想和行为模式，而思想和行为模式又主要来源于当时流行的生活方式。物质和技术环境塑造生活模式，后者又转而变成了常规。生活习惯同样包括某些成为常规的思维方式。凡勃伦认为制度基本上是个社会惯例问题，社会惯例来自制度系统首次出现时受实际生活方式磨练或约束性影响的人们最终所得的一种意见一致。凡勃伦的确没有提供很多社会惯例最初到底如何形成方面的细节，但是很清楚，他认为它们出现于群体内部，这些群体有着相同的生活模式，因而最后都沿相同的路线习惯性地行动和思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惯例最后就获得了规范性意义。
(3)制度变迁
凡勃伦在分析制度和制度变迁时应用的是一种“累积因果论”，即制度演进的每一步由以往的制度状况所决定。他把制度的变迁或演进视为累积因果过程。这一变迁过程的关键因素是技术，是本身就属于现存制度系统功能的技术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凡勃伦关心发明和创新兼备的过程。在凡勃伦看来，正是新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改变了生活的基本模式，并最终改变制度和文化规范。
凡勃伦认为制度变迁，包括习惯、规范和法律，其发生最初是个人行为模式变化的无意结果，但它们最终将推动审慎的、主要是政府的法律修改和重组过程。凡勃伦承认这些过程可能是缓慢的迟疑不决的，当这种制度重组面临既定的古代原则和令人尊敬的规范以及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尤其如此。在凡勃伦的讨论中，通行的制度可能对技术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像其他所有活动一样，技术活动是从文化上嵌入的，进而又受到制度框架中的成见和目标的影响。
(4)凡勃伦分析制度变迁的方法
凡勃伦用“历史演进”、“历史趋势”和“历史起源方法”研究经济中各种制度从远古以来的各种形态及其历史进化过程，说明这些制度的变化同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当前社会经济制度的优劣及其变动趋势。同德国历史学派一样，他也主张研究各国具体的历史经验材料，探讨每一历史时期、每一经济体系的各种问题，把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历史相对性看作具体经济制度持续演进的表现。
凡勃伦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哲学来说明制度变迁，强调经济学是一门进化论的科学。他们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自然淘汰规律用于说明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生理和心理本能自然淘汰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即人类应付外界环境的心理反映过程。他断定，社会发展如同生物界一样，是一个只有渐进演变，没有飞跃突变，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演进过程。
2.康芒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1)制度的含义
康芒斯认为，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是通过物质的、道德的或经济制裁来控制个体行动。他把集体行动的组织形式称作“运营机构”，如政府、法院、企业、工会等组织。这些组织又通过“工作规则”，如条例、日常习惯、社会风俗、法律、宪法等来约束、控制个体行动。
(2)制度的产生
他认为制度产生同“稀缺性”有关，稀缺导致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缺乏制度限制将导致人们之间利害关系以无序的个人暴力形式解决，而制度则创造了秩序来控制人类各种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制度是调解经济利益冲突的产物”。
(3)制度演进
康芒斯认为制度演进是“运营机构”的“工作规则”，必须具有“可行性”的要求。“可行性”要求制度必须是富有效率并能够促进利益协调的，但问题是无效率和非公正仍有可能在制度
内存在，这就要求对制度进行变革。“可行性”是一种务实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下，制度内部必须包含有一整套完善的权利和规则以及有力量的权威，它们共同约束着个体遵守日常行为习惯和准则。康芒斯对制度的分析表明：制度有控制个体行动的功能，但实际上，个人和组织并不是消极的，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他们也许会采取行动，以影响现存的规则结构。也就是说，在康芒斯看来，现存制度规则的变迁起因于个人和组织的行动，但这并不是说，个体行动可以任意摆脱社会的道德原则、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限制，他们仍将受这些“工作规则”的限制。但康芒斯同时指出，即使是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也会在“可行性”的要求下不断发生演进。因为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控制着其他规则或制度的变化，因而其自身必须是切实可行的，这样才能使其他制度规则在解决问题和冲突时切实可行。换句话说，政治的和法律的制度也是对某种问题条件的反应，随着新问题和新冲突的产生而不断变化以保持其可行性。由此可见，康芒斯将制度变迁的原因归因于两方面，一是该制度系统因外界条件变化而变化以保障“可行性”的要求；二是制度系统内部个人和机构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的结果。这样，内外因结合共同促成了现存制度的变化，而其中个人和机构的活动尤为重要。
康芒斯还从决策的政治和司法过程以及私人集体组织活动的角度来探讨制度演进。认为政治过程可视为重要利益集团之间的调停，司法过程可通过法官对公益的理解来表现。私人组织则通过实验，以寻求更好为其目标服务的新的安排和程序。经济效率在上述决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但它不是唯一的，也不一定是最为支配性的角色。政治家、法官和组织的决策者不断进行的解决问题的活动之结果，促进了“习惯假设”逐渐改变，康芒斯正是从这种改变出发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讨论。正是战略的而不是例行公事的交易在起作用。
康芒斯认为个人和组织习俗、惯例的演化是其研究的关键。然而，该过程的媒介是法院系统，法院裁决产生的争议。法院考虑经济效益，但他们的合理性标准也包括意识形态成分，并受到判例及法官“习惯性假定”的约束。法院系统的运作同样通过对法官的最初任命所施加的政治影响而跟政治过程的主要趋势联系在一起。制度演进的整个过程，是自发过程与设计过程紧密互动的过程。习俗的演化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成文法则主要属于制度设计问题。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习惯法法院，要由它们裁决争端、制定法律。其途径大多是判定哪一种规则或惯例应纳入法律，但裁决的依据也包括社会目的标准。康芒斯的体系是演进与设计相互作用的体系，或者如他本来要说的，是个人意志与政府和法院所表达的集体意志相互作用的体系。
康芒斯将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归于个人和组织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对现存规则结构的改进，试图为制度变迁寻求经济根源，这是与他对制度起源问题的论述相一致的，也接近于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他还通过对议会、政党、私人团体活动的描述提供了制度规则变化的特别画面。但他只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权利机构的作用上，而忽视了广大社会群众对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这正是其理论缺陷所在。
凡勃伦与康芒斯都对制度变迁持肯定态度，但对制度变迁的原因的理解却有所不同。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凡勃伦认为制度变迁同生存竞争一样，也是一种淘汰适应的过程。因而制度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制度变迁很大程度上是无意活动及对新环境适应的结果而非意志的产物。康芒斯将制度变迁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个人和组织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采取的改革行为，归因于个人和集体的意志以及他们在冲突和冲突解决中发生的相互作用。相比较而言，康芒斯的观点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而凡勃伦的观点则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的描述。3.米契尔的制度变迁理论
米契尔长期从事经济周期分析及有关资料搜集，对制度经济学理论有所发展。在制度变迁理论问题上他与凡勃伦的论点相似，重视“流行的社会习惯”，但并不十分强调促进制度和意识形态变迁的新技术因素。米契尔对市场经济及其观念演进进行探讨，他强调替代实物和劳
动支付的货币交换的增长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降低和效率收益。他认为决策者被置身于文化背景之中，并被视为不具备市场精神，这决定了放开市场价格是一个渐进和充满阻碍的过程。随着利用货币取代早期的规范及世俗关系，致使意识形态发生变迁。因此，更为金钱化的理性和市场观念，逐步代替了封建主义观念。在追随凡勃伦的人当中，米契尔是明确根据未被预见、未被打算的后果的重要性提出自己的主张的。这在他对采用金钱概念和标准促成现代商业系统广泛设计和改进的方式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发达的商业系统包括货币和银行系统、大型商业组织、政府的金融政策、价格的相互调整、证券市场等等。这样，金钱概念造就的社会整体的控制系统，会不时地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此外，制度系统可能包含相互冲突的因素，这些因素又可以对有关共同体进一步产生新的预见不到的结果。
（二）传统制度学派发展时期的制度变迁理论
1.约?莫?克拉克和特格维尔对制度学派思想的阐发
他们批评正统经济学的不现实性。约翰?英里斯?克拉克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之子，被称为小克拉克。他认为正统经济学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理论上否认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动态的和经常变化的，在实践上有赖于经济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前提，因而是达不到的，应该用适合于动态市场实际的“有效竞争”来取而代之。他区分了“社会”效用和“商业”效用。并用这种区分来分析美国经济，认为美国经济是由大企业来控制时，市场机制已令人满意地起作用。企业的成本核算并未把社会所耗费的成本（如失业、公害、社会闲置的生产设备、被浪费的资源等）计算在内。企业所关注的是“商业”效用而非“社会”效用。他主张要尽量使二者接近起来，使二者结合起来，使美国的经济制度能生产充裕的既有社会价值又有市场价值的的商品。他提出的办法是通过国家的间接干预来达到这一点。小克拉克对“社会”效用和“商业”效用的区分和分析为后人对社会成本的研究开辟了道路，已经涉及到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外部性问题。
特格维尔是罗斯福“新政”的决策人物之一，他反对正统经济学。在他看来，如果美国经济系统不改变它的种种弊端，就必定要崩溃。他认为应该实行和加强对工业的管理，使工业为社会目的服务。他的基本观点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工业制度已经成熟，但企业制度尚未成熟。1875年以后的技术进步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它的目标是高投资、高生产、高消费与低成本、低价格。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是企业家旧有的意识形态，他们限制产量、维持高价以获取巨大利润。
小克拉克和特格维尔在观点上同米契尔比较接近，同康芒斯有一定区别，康芒斯特别重视法律对经济的作用，而他们都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的。
2.贝利、米恩斯为代表的过渡期
这个过渡时期是指20世纪30至40年代，是从凡勃伦等到加尔布雷斯之间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传统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阶段。主要继承者是贝利和米恩斯（G. C. Means）等，代表作是贝利和米恩斯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1933）。此阶段可谓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从社会和企业结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把经济制度微观化为企业制度，具体化为权利结构。（黄少安，1995、2004）贝利和米恩斯认为，美国企业大多数股权分散，企业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经理层手中。这就造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贝利和米恩斯揭示了现代企业内部结构特征，也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命题。
贝利和米恩斯主要接受了凡勃伦学说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康芒斯学说的影响。他们描述并批评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提出了对其进行改良的构想。他们说：“现代公司的兴起带来了经济权力的集中，后者能与现代国家相匹敌——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内是强有力的。国家力求在某些方面来调节公司，而日益强大起来的公司则尽一切努力来逃避这种调节。在涉及公司切身利益的场合，它甚至打算支配国家。”（注：贝利、米音斯：《现
代公司和私有财产》，英文版，357、页，纽约出版社，1933。）他们指出，管理者集团的强大使他们除有可能支配国家之外，还侵犯私有财产，即把部分收入转归自己。“如果由于这些新的关系，一个公司的管理者能按照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方式来经营公司，并能把收入的资金的一部分转归他们自己使用，那么这是他们的特权。根据这种观点，由于新的权力是在一种类似于契约的基础上被获得的，股票持有人事先就已同意因这种使用而使自己招致的任何损失。简单地说，结果就是：使得这些权力兴起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的存在必须被坦率地承认是私有财产原则的修改。”（注：贝利、米音斯：《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英文版，354～355页，纽约出版社，1933。）他们认为，“大公司的‘管理’应当发展为一种纯粹中性的技术统制，把各个社会集团的各种要求加以平衡”（注：贝利、米音斯：《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英文版，356页，纽约出版社，1933。），从而为社会利益服务，“置公司于社会利益之下”，由政府平衡各种力量并调节收入。贝利和米音斯对现代公司制度的企业结构和权利结构变化分析，显然已涉及到当今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所研究的企业组织问题和产权调整问题。所不同的是贝利和米音斯是对现代公司制度作了实际的描述和实证的分析，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对企业问题和产权问题作一些理论的描述和规范的研究。
白恩汉在《经理革命》一书中进一步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和产权关系作出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经理革命”是一种由于权利转移而发生的社会变革。由于这种社会变革，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由过去的资本家变成了现代的企业管理者即“经理阶级”了（注：白恩汉：《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英文版，74页，纽约出版社，1941。）。他说：“经理阶级”拥有了经营权，同时也拥有了所有权，成为社会上最有权利的人。“这些变化意味着，经理们无论作为个人来说，还是从法律地位或历史地位来看，都越来越不再和资本家一样了。有一种连带在一起的转变：经理的职能通过生产技术的变更而变得比较特殊，比较复杂，比较专门化，以及对于整个生产过程比较有决定性的，从而使得那些履行这些职能的人，作为社会上一个特殊的集团或阶级而与众不同”（注：白恩汉：《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英文版，82页，纽约出版社，1941。）。白恩汉把“经理阶级”称作社会的统治阶级，认为这些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接近生产手段和在产品分配时得到优先待遇，这足以使他们成为所有者；而对大多数股票持有人来说，所有权有着非常次要的性质，因为他们很少有接近生产手段的管理权，而且没有比较决定性的管理权。”（注：白恩汉：《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英文版，94页，纽约出版社，1941。）同其他美国制度经济学家一样，白恩汉虽然认为“经理社会”比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改进”，但仍存在着严重弊病，这就是经理们权利过于强大，成为社会的新的特权者，从而使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依然存在。白恩汉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经理革命”在苏联和法西斯德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他把罗斯福“新政”看作是美国向“经理社会”过渡的“官方创造的、自上而下，来自政府本身的一种运动”（注：白恩汉：《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英文版，271页，纽约出版社，1941。），他建议美国政府要注意苏联和德国在“经理革命”中的教训，使美国“能够在一种比较民主的方式中完成向经理社会的转变”（注：白恩汉：《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英文版，272页，纽约出版社，1941。）。白恩汉的管理者就是所有者的观点，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阿尔钦、德母塞茨那里也得到了反映，他们主张必须付予管理者以所有权和剩余占有权，以使其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提高团队生产效率。
3 .阿里斯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
(1)技术变迁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
阿里斯是个承旧启新的人物，他的经济学说既继承了传统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又包含着新制度学派思想的萌芽。阿里斯一方面接受凡勃伦的制度／技术二分法，另一方面又将凡勃伦的技术概念延伸至所有有实际效果的知识。于是制度变迁就成为带来制度变化的知识进步或技术连续统一体的进步问题。他认为技术是一种有益的、主要的推动社会变
化的力量。在他看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并非由于市场制度变迁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使市场得以发展，技术的专业化生产了各式各样的可售卖的商品，而商品相互交换才形成市场，扩大市场。阿里斯对形成技术变迁各种因素的分析，确实包含着大量真知灼见，例如他提出的技术的复合性质、文化的交流融合等无疑是解释技术创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制度的灵活性对技术变迁也有重要影响。但他未能理清这诸多因素的相互关系，致使他的论述显得混乱。其次，他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人的能动作用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这是他的技术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当然在他的论述中实际上也涉及到人的能动性问题，因为他谈到了进行世界贸易是中世纪城市的一项主要活动，而城市居民从事的技术实验、文化交流对技术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2)制度及其作用
阿里斯也把制度看作是各种风俗和习惯，在他的制度范畴之内既包括现存的风俗和习惯，也包括一些原始人类的礼仪风俗，如神话与迷信、图腾与禁忌等。阿里斯对制度往往采取一种批判态度，认为制度虽使我们有能力解释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但制度也许是技术变迁与经济进步的障碍。（注：阿里斯：《技术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地位》，载《美国经济评论》，1953(5)。）阿里斯认为，要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制度方面，分析礼仪行为是必要的。他所谓礼仪是指那些帮助人们确立不同身份地位的非技术性行为。他认为礼仪形成于过去并适应于过去，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样，现存社会中的制度类型是由早期的制度认定合法的，因而得以在社会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保留下来，这样，制度不可避免地就是陈旧的、静态的，并缺乏有组织的流动性。他认为制度的这种特性对技术进步是很不利的。阿里斯认为，既然制度形成于过去，那它们就不是为解决新问题而发明的，现存的较著名制度一般都源于过去的某些制度。例如，对现代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与早期社会关于所有权的习俗有关。又如家庭权利不可侵犯的思想是古代城堡权利观念的一种延伸，它同样也被现代公司宣称为一种永久的权利。
阿里斯认为技术是经济进步的推动力，而制度则往往起阻抑作用，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减弱制度的影响范围。因为科学知识削弱了神话和迷信的基础，而与机器技术应用相应的行为模式又打破了人们之间地位上的礼仪区别，从而使社会中的一些基本制度被逐渐削弱和改变了。例如家庭的重要性由于工厂制度的实施而逐渐消失了，因为工厂制度将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区别已为工厂中平等的协作与配合所取代。又如专业化商业设备和机器的不断发展，通信和交通领域技术的不断增长以及对相关技术的需求，已使管理集团取得了愈来愈多的权利，从而损害或剥夺了所有者的权威。
(3)制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阿里斯认为在技术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认为某些制度会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但他的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史实证明了他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因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项新的制度与新的科学技术一样源于人类的创造力，并作为一种内生的、动态的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为此，阿里斯尽力将其理论锁定在人的生物特性上，就象凡勃伦将其制度理论归因于人的本能一样。（注：沃尔克：《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经济学体系》，载《经济调查》，1977(4)。）阿里斯推测：人类所制定的给人们终生带来诸多麻烦的全部礼仪行为方式是人类神经系统在不断进化过程中日趋精密，并使说话和使用工具成为可能之后的产物。随着文字、符号被创造出来并得以使用，阿里斯认为，一方面使技术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一些不存在的东西产生想象，从而创造出神话人物、传奇人物和迷信。因而在阿里斯那里人们借以完成其惊奇想法的文字符号就被赋予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潜能。他认为这种潜能的根源显然来自于人类的生物功能。（注：阿里斯：《奔向合理社会：工业文明的价值》，英文版，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61。）阿里斯没有详细分析什么可能会影响知识进步的方向，他倾向于认为工具进步是累积和加速
的，但又或多或少是自足的过程。同样他也没有深入考察阻挡变革的制度障碍的确切性质或者新知识最终可能导致制度调整的过程。
一项新制度也许其中包含某些过去的风俗因素，但它仍是一项有用的创新。新制度往往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阿里斯在其后期著作中已经接近得出这样的观点，即制度也能够帮助经济发展，尽管他一再重申制度被发明出来从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注：阿里斯：《意识形态的作用》，载［美］《经济问题杂志》，1967(6)。）他还认为，制度和技术是“相互重叠、相互渗透、互为条件、互为补充的”（注：阿里斯：《世俗社会中的知识和价值》，载《西南评论》，1957年春季号。）。阿里斯的这些论述等于放弃了他原来坚持的制度与技术相互冲突的观点，而开始接近比较合理的观点，即有些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些制度是阻碍经济增长的。
阿里斯是凡勃伦制度主义学说的坚定信奉者，表现在他对凡勃伦所提出的技术重要性问题的一贯的甚至是教条化的理解上，尤其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已走向了问题的反面，在强调技术重要性的同时，否认制度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这同他对制度的狭隘理解有关，在他的著作中，任何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都被归结为制度，而如果某种思想习惯或行为模式作为一项制度，并且对生产过程的效率提高起了作用的话，那么阿里斯将其称作技术。阿里斯在以下诸方面坚持和发展了凡勃伦制度经济学说：①他进一步强调经济学必须考察经济生活赖以发生、发展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制度和技术环境，反对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技术看作既定因素的假设，这正是凡勃伦以来制度主义者的传统所在；②他更坚持技术变迁对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观点；③他提出了技术变迁一方面是以前存在的技术因素的复合，另一方面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的论断，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的两个重要相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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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硕士期末论文《现代控制理论综述》 课程现代控制理论姓名 学号 专业 2016 年1 月 4 日
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的差异 现代控制理论是建立在状态空间法基础上的一种控制理论，是自动控制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控制理论中，对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主要是通过对系统的状态变量的描述来进行的，基本的方法是时间域方法。现代控制理论比经典控制理论所能处理的控制问题要广泛得多，包括线性系统和非线性系统，定常系统和时变系统，单变量系统和多变量系统。它所采用的方法和算法也更适合于在数字计算机上进行。现代控制理论还为设计和构造具有指定的性能指标的最优控制系统提供了可能性。现代控制理论的名称是在1960年以后开始出现的，用以区别当时已经相当成熟并在后来被称为经典控制理论的那些方法。现代控制理论已在航空航天技术、军事技术、通信系统、生产过程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现代控制理论的某些概念和方法，还被应用于人口控制、交通管理、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等的研究中。 现代控制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迅速兴起的空间技术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空间技术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新的控制原理，以解决诸如把宇宙火箭和人造卫星用最少燃料或最短时间准确地发射到预定轨道一类的控制问题。这类控
制问题十分复杂，采用经典控制理论难以解决。1958年，苏联科学家Л.С.庞特里亚金提出了名为极大值原理的综合控制系统的新方法。在这之前，美国学者R.贝尔曼于1954年创立了动态规划，并在1956年应用于控制过程。他们的研究成果解决了空间技术中出现的复杂控制问题，并开拓了控制理论中最优控制理论这一新的领域。1960～1961年，美国学者R.E.卡尔曼和R.S.布什建立了卡尔曼-布什滤波理论，因而有可能有效地考虑控制问题中所存在的随机噪声的影响，把控制理论的研究范围扩大，包括了更为复杂的控制问题。几乎在同一时期内，贝尔曼、卡尔曼等人把状态空间法系统地引入控制理论中。状态空间法对揭示和认识控制系统的许多重要特性具有关键的作用。其中能控性和能观测性尤为重要，成为控制理论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到60年代初，一套以状态空间法、极大值原理、动态规划、卡尔曼-布什滤波为基础的分析和设计控制系统的新的原理和方法已经确立，这标志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形成。 现代控制理论所包含的学科内容十分广泛，主要的方面有：线性系统理论、非线性系统理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控制理论和适应控制理论。 线性系统理论是现代控制理论中最为基本和比较成熟的一个分支，着重于研究线性系统中状态的控制和观测问题，其基本的分析和综合方法是状态空间法。按所采用的数学工具，线性系统理论通常分成为三个学派：基于几何概念和方法的几何理论，代表人物是W.M.旺纳姆;基于抽象代数方法的代数理论，代表人物是R.E.卡尔曼；基于复变量方法的频域理论，代表人物是H.H.罗森布罗克。 非线性系统理论的分析和综合理论尚不完善。研究领域主要还限于系统的运动稳定性、双线性系统的控制和观测问题、非线性反馈问题等。更一般的非线性系统理论还有待建立。从70年代中期以来，由微分几何理论得出的某些方法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摘要]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本文解读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背景,全面介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演进过程,旨在总结其经验，从而探出一套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实际的土地制度。其经验主要有: 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制度内的农民受益; 必须尊重农民的创造性选择; 必须循序渐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经验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成功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它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彰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可以说，中国农民创造了世界的奇迹：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22%还多的人口。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它是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而诞生的,这种土地制度规定了我国农村土地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是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特征的，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国情下，这种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唯一的正确的制度选择。其在实施的20年间, 确实比那种“个体的、分散
的、落后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有活力，为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为了适应国家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过程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8年国家初步工业化的目标已经顺利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制已完成了其应有的历史使命,其弊端也日益暴露。 人民公社制本质上是高度集中的“政社合一”体制，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强调提出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强行在全国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并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安排生产、统一调配劳力，彻底废除农村土地私有制，彻底剥夺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从而使土地乃至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都属公社共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由于管理权限过于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到1978年,全国尚有2. 5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一轮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迫在眉睫，一种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呼之欲出。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土地政策的变革成为农村改革乃至中国改革的突破口。[1]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带有鲜明的渐进发展的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农地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期（1978-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1993年-至今)，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2]：
公共管理理论的文献综述 一．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派 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 1865 一1970 )发韧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德国的稗斯麦时代,法国的后拿破仑时代,美国的进步运动时代,都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管理社会,推动其进步。在美国,建国先贤——汉密尔顿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等思想, 伴随着20 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蹒跚向前,并且在20 世纪30 年代大规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传统公共行政强调“效率”, 国家对于社会和经济事务大包大揽。这些方法一度被认为是,也确实是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良药, 使西方各国从原始资本的积累走上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从理论意义上讲, 完整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存有三大理论支柱: 1.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 1887 年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之研究》,指出行政应当在政治的适当范围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为行政确定任务,但政治不能去操纵行政。从此政治与行政的严格二分为传统公共行政定下了主基调,之后百年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建立在它之上。 2.理性官僚制理论（官僚制度学派） 如果说政治行政二分法为传统公共行政奠定了理论基石, 那么传统行政模式中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它在形式上、方法上都与传统公共行政中其他理论配合默契,有浑然天成之感.韦伯笔下的官僚制组织是一个拥有法理权威、严格规则、职责明确的层级体制。良好的效率通过组织本身的规则和程序获得保证。在传统公共行政时代,官僚制作为理性和效率的工具, 确实为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最大的进步莫过于:运用以理性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行政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它举起理性和逻辑的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判断和感情用事的管理方法。 其代表人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学派有着高度结构化，标准化，非人格化，理想形态等特征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能够达到最高程度的效率。官僚机制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官僚体系的设计、激励、控制等运行管理和改造,包括人事、财政、技术使用及公共工程项目等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最关注的问题。韦伯认为,现代官僚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大型组织管理形式,这一点,在军队、国家和大型企业的核心结构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官僚机制的实践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但是,官僚机制也象市场机制一样,有使自己失灵的天敌,如人浮于事、臃肿、繁冗的程序等等。这些天敌会负面影响官僚机制的良性运作,需要得到管理和监督。 3.科学管理理论（古典管理学派） 古典管理学派，该学派主要关注行政效率，寻求为行政管理提供一系列的方法和技术。该学派为公共行政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代表人物泰勒（1911）在《科学管理原则》中提出“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原则，该理论强化了人们对追求效率和消除浪费的关注，从而成为公共行政的核心追求。弗雷德里克.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贡献了这样一种工作方式.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标准化的工作.这与僵化的等级制度、程序和先例相符合;二是广泛而严密的控制.与传统理论中公务员职业化、终生制完全吻合.
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五个基本阶段：重商主义阶段、幼稚工业保护阶段、凯恩斯主义阶段、战略性政策阶段和新保护主义阶段。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从贵金属或财富积累的角度，汉密尔顿、李斯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梅纳德·凯恩斯从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都对一国保护贸易作出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新贸易保护理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从公平贸易的角度对一国保护贸易进行了解释。 一、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产生于16世纪中叶，盛行于17-18世纪中叶，它是历史上第一种比较有系统的经济思想。这种思想的要点是，相信货币的重要，把贵金属看作财富的标志，因为金银（特别是黄金）可以交换各物，为人所普遍接受与重视。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拥有金银越多，这个国家便越富，因而千方百计要求获致金银，所以重商主义亦称“重金主义”。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本土或殖民地如果没有金银矿可开采，就得循其他途径获致金银，这主要是靠对外贸易，因为国内贸易无法使国外金银流入，只有从事对外贸易，争取贸易的有利差额，国外金银才能源源而来。而要维持贸易出超，就得奖励输出限制输入，前者采发给出口补助金的办法，后者采提高关税的办法（夏炎德1991，p198）。重商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历史阶段，一是早期的“货币差额论”；二是晚期的“贸易差额论”。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它们都强调货币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一国可以从对外贸易差额中获得货币财富，而且对于国内的保护政策也一直没有改变。 二、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我们常论及的传统贸易保护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指幼稚工业保护论，它的思想至今还被很多国家所沿用。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后来由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进行了系统地阐述。汉密尔顿明确提出了征收保护关税的重要性，目的是保护本国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产业。在汉密尔顿看来，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使特定的生产部门发展起来，还会产生连带效应，使相关部门也得到发展，从而给一个国家带来生产力，或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但是，保护不仅是有产业选择的，
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综述二 二、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 以加尔布雷斯和缪尔达尔为代表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是相对前两个时期的新制度学派。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新的主流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的出现，老制度主义便衰竭下去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爆发得更加频繁，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主流经济学还是不能对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承袭了老制度主义的思想传统的新制度主义，在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凡勃伦的传统，用制度结构分析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进行批评，虽仍以“异端”出现却又受到人们偏爱。 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主要分析了：权力和权力分配，集团利益和不同集团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加尔布雷斯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抗衡力量”—“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缪尔达尔在《美国的两难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提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指出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与黑人的物质文化水平低下这两个因素互为因果并相互强化，从而使黑人问题成为美国的困境。缪尔达尔进一步指出，循环积累因果联系还存在着“扩展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改善和“回荡效果”，即A的发展使B的状况不断恶化。该理论精辟地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 （一）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公司、工会、国家、企业主协会等等），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加尔布雷思自称他的研究是所谓“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不考虑所谓“经济增长”，认为对“结构”的研究比对“增长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增长率”的目标更为重要。加尔布雷斯认为，应当把重心转移到“质”的方面来，应当主要采取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 1.对制度的解释 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信贷、商业、利润等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加尔布雷斯甚至“把人通常当作习惯和遗传下来的思想、态度的奴隶，这种习惯和遗传下来的思想、态度的合理性只是偶尔表现出来。”
自动控制理论发展简史（经典部分） 牛顿可能是第一个关注动态系统稳定性的人。1687年，牛顿在他的《数学原理》中对围绕引力中心做圆周运动的质点进行了研究。他假设引力与质点到中心距离的q 次方成正比。牛顿发现，假设q>-3 ,则在小的扰动后，质点仍将保留在原来的圆周轨道附近运动。而当q≤-3时，质点将会偏离初始的轨道，或者按螺旋状的轨道离开中心趋向无穷远，或者将落在引力中心上。 在牛顿引力理论建立之后，天文学家曾不断努力以图证明太阳系的稳定性。特别地，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在这一问题上做了相当的努力。1773年，24岁的拉普拉斯“证明了行星到太阳的距离在一些微小的周期变化之内是不变的”。并因此成为法国科学院副院士。虽然他的论证今天看来并不严格，但他的工作对后来李亚普诺夫的稳定性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稳定性理论仍集中在对保守系统研究上。主要是天文学的问题。在出现控制系统的镇定问题后，科学家们开始考虑非保守系统的稳定性问题。 James Clerk Maxwell是第一个对反馈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进行系统分析并发表论文的人。在他1868年的论文“论调节器”(Maxwell J C.On Governors. Proc. Royal Society of London,vol.16:270-283,1868)中，导出了调节器的微分方程，并在平衡点附近进行线性化处理，指出稳定性取决于特征方程的根是否具有负的实部。Maxwell的工作开创了控制理论研究的先河。 Maxwell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他同时还是物理学中电磁理论的创立人(见其论文“A dynamical theory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1864)。目前的研究表明，Maxwell事实上在1863年9月即已基本完成了其有关稳定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约在1875年，Maxwell担任了剑桥Adams Prize的评奖委员。这项两年一次的奖授予在该委员会所选科学主题方面竞争的最佳论文。1877年的Adams Prize的主题是“运动的稳定性”。E.J.Routh在这项竞赛中以其跟据多项式的系数决定多项式在右半平面的根的数目的论文夺得桂冠(Routh E J.A Treatise on the Stability of Motion.London,U.K.:Macmillan,1877)。Routh的这一成果现在被称为劳斯判据。Routh工作的意义在于将当时各种有关稳定性的孤立的结论和非系统的结果统一起来，开始建立有关动态稳定性的系统理论。 Edward John Routh 1831年1月20日出生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他父亲是一位在Waterloo服役的英国军官。Routh 11岁那年回到英国，在de Morgan指导下学习数学。在剑桥学习的毕业考试中，他获得第一名。并得到了“Senior Wrangler”的荣誉称号。（Clerk Maxwell排在了第二位。尽管Clerk Maxwell当时被称为最聪明的人。）毕业后Routh开始从事私人数学教师的工作。从1855年到1888年Routh教了600多名学生，其中有27位获得“Senior Wrangler”称号，建立了无可匹敌的业绩。Routh于1907年6月7日去世，享年76岁。 Routh之后大约二十年，1895年，瑞士数学家A. Hurwitz在不了解Routh工作的情况下，独立给出了跟据多项式的系数决定多项式的根是否都具有负实部的另一种方法(Hurwitz A.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n equation has only roots with negative real parts. Mathematische Annelen,vol.46:273-284,1895)。Hurwitz的条件同Routh的条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一稳定性判据现在也被称为Routh-Hurwitz稳定性判据。 1892年，俄罗斯伟大的数学力学家A.M.Lyapunov（1857.5.25-1918.11.3）发表了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博士论文“运动稳定性的一般问题”(The General Problem of the Stability of Motion,1892)。在这一论文中，他提出了为当今学术界广为应用且影响巨大的李亚普诺夫方法，也即李亚普诺夫第二方法或李亚普诺夫直接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可用于线性系统而且可用于非线性时变系统的分析与设计。已成为当今自动控制理论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之一。 Lyapunov是一位天才的数学家。他是一位天文学家的儿子。曾从师于大数学家P.L.Chebyshev(车比晓夫)，和A.A.Markov(马尔可夫)是同校同学（李比马低两级），并同他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共同在概率论方面做出过杰出的成绩。在概率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矩的马尔可夫不等式、车比晓夫不等式和李亚普诺夫不等式。李还在相当一般的条件下证明? 在控制系统稳定性的代数理论建立之后，1928年至1945年以美国AT&T公司Bell实验室(Bell Labs)的科学家们为核心，又建立了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的频域方法。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分析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农村经济制度基础和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特定意义上说，农村土地及其产权关系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乃至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为主线，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重点审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与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未来的创新模式提出了初步构想。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制度变迁分析与启示 The history change analysis of land system in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 economic,land peropertiy right institution is the key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public attention,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y,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rural land policies in China from the view of its innovation, striving to offer novel ideas to tackl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takes rural land institution as an object of study,takes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hip and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of rural land as a main clue,uses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reviews systematically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especially since 1978.analyses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institutive achievement and being faced with difficult position and gauntlet of the present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defines the objective and following principle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on the basis of these,constructs the innovative models by stages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Key Words: rural land institution,institution change,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方法：一个文献综述*……以Avner Greif研究成果为代表 （讨论稿） 钱滔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310027） 内容提要：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是美国90年代以后兴起的研究方法。本文旨在综述其代表人物Avner Greif的理论研究。试图按制度在历史演进中所涉及经济问题的扩展秩序，来综述 Avner Greif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前现代社会中委托代理合约的执行问题，以及前现代社会交易 中存在的外地商人产权保护问题，Greif结合历史采用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方法分析了制度的出现 与本质，即制度自我实施的特性。然后Greif采用动态方法结合历史研究制度的含义与制度变迁， 即制度自我加强的特性。为了更好地理解HCIA方法，本文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述评HCIA之 前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在总结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不足的基础上，展开分析HCIA的框架与方 法论上的突破。最后是对全文做出简单的小结。 关键词：Avner Greif历史比较制度分析context-specific model 一、引言 就形式而言，无论是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问题是基本相同的，即如何把稀缺性的资源配置到各种各样的用途。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却运用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去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而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又和它们在经济史上的兴衰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的分析来增进对这种“兴衰”的理解。其实，这正是经济史所关心的基本现象与问题。 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方法之后，是结合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以价格（或利率）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即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但由于这种研究框架本身不能包含制度，以及分析工具的局限，故并不能对经济史的基本问题给出全面的解释。在科斯（1937）提出制度的重要性之后，又出现了结合新制度经济学（NIE）理论，以交易本身为分析对象来研究经济史。但这种方法也并不能对制度的运行给出满意的解释（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私有化，但经济反而出现衰退的经济现象）。即为什么有些国家采用了理论上或在其他地区有效的制度，却不能获得经济增长。而且以上方法也没有解决理论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方法之间的二分性。 其实，历史演进过程是制度“生存检验”的现实环境，这其中存储着丰富的有关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制度本身和制度演进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洞见。A vner Greif就是通过前现代（pre-modern）经济史的研究，综合理论的演绎与历史的归纳方法来考察制度的历史演进，即制度的起源、本质及含义。进而试图解释市场与非市场的制度（non-market institution）之间关系这一经济史和制度分析的基本问题。1Greif通过两个 *本文主要是对Avner Greif研究成果的综述，若要对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进行较全面的述评，则须进一步阅读其他学者的文献，才能作出更客观的评价。而本文对历史制度分析的评述和附录中的观点是仅在Avner Greif的文献基础上作出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有待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深入与展开。 1对于市场需要制度基础，在学术界已取得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制度的定义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分析，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分析框架上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分歧可分类为：有些是采
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综述 黄佳彬 3120101224 20世纪40年代，控制论这门学科开始发展，其标志为维纳于1948年出版了自动控制学科史上的名著《控制论，或动物和机器的控制和通信》（Cybernetics，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machine）。控制论思想的提出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方法，同时书中的一些新颖的思想和观点吸引了无数学者，令其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引进控制论。随着研究队伍的庞大，控制论形成了多个分支，其中主要的几个分支有生物控制论，工程控制论，军事控制论，社会、经济控制论，自然控制论。这里我们主要对工程控制论进行研究。 1.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 工程控制论的概念最早由钱学森引入，当时有两种控制理论思想，一种基于时间域微分方程，另一种基于系统的频率特性。这两种思想即为经典控制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单输入-单输出的控制系统，同时利用分析法与实验验证法这两种方法对某个控制系统进行数学建模，由此可以获得系统各元部件之间的信号传递关系的形象表示。 由于经典控制理论的建立基于传递函数和频率特性，是对系统的外部描述。同时经典控制理论主要研究单输入单输出系统，无法解决现实工程应用中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问题，而且经典控制理论只对线性时不变系统进行讨论，存在不少的局限性，由此，现代控制理论逐渐发展起来。 现代控制理论是从线性代数的理论研究上得来的，本质是“时域法”，即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在时域对系统进行分析和设计，并且引入“状态”这一概念，用“状态变量”和“状态方程”描述系统，以此来反应系统的内在本质和特性。现代控制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多变量线性系统理论、最优控制理论以及最优估计与系统辨识理论，这些研究从理论上解决了许多复杂的系统控制问题，但是随着发展，实际生产系统的规模越来越大，控制对象、控制器、控制任务和目的也更为复杂，导致现代控制理论的成果并未有在实际中很好的应用。 智能控制的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傅京孙教授提出，这一概念最早是为解决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在实际应用上面临的问题而寻求的新出路，也是人工智能与自动控制交叉的产物。1977年，美国学者Saridis在原本的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1、先秦： 西周实行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 2、秦汉：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 3、隋唐：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隋朝农民年满五十，可纳绢代役。唐朝时，“租”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庸”指纳绢或布代役，“调”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 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即两种征税标准（资产、田亩）和两个交税时间（夏、秋两季）。其意义在于：税制得到统一，保证国家财政；改变人丁为主，放松人身控制；扩大税源，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缺陷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转嫁农民身上；加派许多苛捐杂税。 4、宋元：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北宋“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青苗法、募役法（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 5、明清：明初，地方设布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多税合一，折成银两，役银分摊，人田分担。意义：减
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一) 一、规制经济学的起源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normativeanalysisasa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一个文献综述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悄然发展起来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文章首先上溯了理论的源头，阐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凡勃伦在阐述“缘由累积”时所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的萌芽；接着文章介绍了理论的正式提出者诺斯等人的论点；继而，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坎贝尔和瑞哲罗的观点，从而描述了1990年代中期路径依赖理论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得到的深入发展；最后，文章介绍了对这一理论的实证检验成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文献综述 一、理论的萌芽：凡勃伦 路径依赖思想的提出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首先应归功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根基是“缘由解释”（Causal Explanation）方法，“缘由”被认为是一切物质和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牵涉到的机制；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事件或现象都由其缘由，“每一缘由则产生一个结果”1。运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一切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演化都必然牵涉到变异（V ariation）机制、承袭（Inheritance）机制和选择（Selection）机制；在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下，当一个“复制体”（Replicating Entity）未能成功完全复制其自身时，达尔文进化（Darwinian Evolution）发生了。这一提法包含了三方面内容：（1）进化主体总是受承袭机制影响，其发展演变是以对自身的承袭为基础和立足点的；（2）受初始条件区别影响，完全复制自身是不可能的，变异不可避免；（3）在承袭和变异机制共同作用的基础上，选择机制决定了最终的演变方向，换言之，不同方向的变异体（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其存活的几率并不一样。这一作用过程适用于任何开放的演进系统。一些敏锐的思想家探讨了将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引入社会、文化乃至思想领域的可能性。贝奇霍（Bagehot, 1872）探讨了承袭和自然选择机制在社会学领域的运用及人类知识和科学发展的自然选择效应；亚利山大和基德（Alexander & Kidd, 1892）探讨了伦理原则的自然选择效应；瑞奇（Ritchie, 1896）则将思想、习俗和制度的自然选择效应同个人和种群的自然选择效应做了区分2。而在经济学疆域内引入达尔文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整体演进范式，并成为路径依赖理论先驱的，则是凡勃伦。 凡勃伦接受了达尔文的缘由解释方法，他认为这一方法不仅是生物学的准则，而且是哲学准则。凡勃伦（1919）指出，“任何演化科学都是……自足的理论，是过程的、关于缘由累积持续进程的理论。……这些非个人的缘由累积和效应将因其累积性特征而在惬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大行其道”。“现代科学将（因达尔文缘由解释方法的引进而）成为一门关于持续演化的学问，呈现出自我持续、 1参见A. Wolfe, “Functional Economics”, In The Trend of Economics, edited by R. Tugwell, PP443-PP482,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24。缘由解释方法并不等同于决定论（Determinism），其间的区别参见Hodgson (2002),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2转引自Hodgson (2003), “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 March, 2003。
认为能够遵照人的意愿而控制社会进化过程，这似乎是一种 奢望。 [1]、分析框架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 1949— 1998 年 50 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 [2] 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 (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 )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 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 ( institutionalchange ) 分 为 诱 致 性 制 度 变 迁 (inducedchange )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 compulsivechange )。 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 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制度非均衡( institutionalnon-equilibrium )及变迁 理论构成了 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 1949— 1998 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 迁的过程。 1949 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 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 于是便开始了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 迁： 1949-1998(1)
1952 年的土地改革。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 年以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 年代初大饥荒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人 民公社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 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 ，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 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 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 二、土地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 规制经济学也称管制经济学,是对政府规制活动所进行的系统研究，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从发展阶段来看，规制经济理论发展的存在两个阶段，即传统规制经济学理论和新规制经济学理论。 （一）传统规制经济学理论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该理论将规制机制视为外生，更多地寻求规制产生的根源。 （二）新规制经济学理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把最优规制机制的设计作为研究的重点，学者们运用博弈论以及机制设计理论，分析规制双方的行为和最优权衡。 一、新规制经济学的起源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由规制研究主题分别延伸出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获理论、规制需求理论、新规制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 （一）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 normative analysis as a 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