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完善
纵观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行政问责都是国家法律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博瑞斯马尼科夫指出：如果人民没有问责政府官员的机制，他们就等于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在我国，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推进，行政问责广泛应用于行政管理当中，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行政问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完善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度，推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规范化迈进。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行政问责权力色彩浓厚，尚未实现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虽然逐步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实践当中行政问责主要还是通过权力问责的方式进行。应该说，在制度供给尚不完备的特殊阶段，这种问责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从长远来看，权力问责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权力问责容易受到行政首长或主管领导主观意志的影响，事情发生以后是否追究责任、由谁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追究范围大小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通常都由上级领导来决定，问责的随意性太强，事由经不起推敲，结果也很难服众。
2.行政问责呈现运动式风暴式特征，常态化问责机制尚未建立。回顾我国行政问责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行政问责通常发生在重大责任事件之后或者上级三令五申之际，来得迅猛，去得也快，媒体将其称为问责风暴或者问责运动。不可否认，风暴式运动式问责对于规范行政权力行使，促使政府依法履职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问责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问责的驱动往往取决于群众随机的政治参与和媒体舆论的聚焦爆料，问责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实现行政问责的常态化和长效化，风暴再大、运动再多，都不过是短期行为，难以真正起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作用。
3.行政问责重在事后惩处而非事前预防，背离行政问责的本质。我国行政问责缺乏对日常行政失职失责行为的监督，被动地将行政问责当成了一种善后程序。这样的行政问责不可能产生预防性效应，也就难以真正起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的作用。实际上，行政问责的制度价值不在于惩戒，不是让政府官员在事后
为其失职失责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于尽可能地预防和减少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实现预防和制裁的双重功能。减少失职失责行为发生的关键是日常工作中的认真负责，而非事故发生后的严惩不贷。只有确立权责一致的法治理念和工作制度，逐步实现行政问责的日常化、常态化，确保政府与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就承担起责任，行政问责才能真正实现其制度初衷。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传统文化方面，责任行政理念缺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够充分意识到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源于法授，并能始终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理念，这是行政问责制度得以落实、责任政府真正建成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权责一致理念的缺失，我国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同时，并未规定其相应的行政责任，导致责任政府建设比较滞后，行政机关享有的权力与承担的责任极不对等，有权无责权大于责无人追责等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法制建设的滞后，使得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比较缺失，把法律赋予的职责当成一种权力而非义务，行政管理的重点一直是如何管理而忽视对职责的履行和对自身的约束。
2.行政体制方面，职责权限划分不清。合理地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做到职能有限、权责明确，这是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前提。然而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导致我国行政机关权力配置不够科学、不够合理。主要表现为：政府及其部门职责权限划分不清，推诿扯皮现象比较严重;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市场活力受到极大压制;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比较普遍，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包办代替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等等。这些不仅影响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了政府职责的正确履行，从而导致权责脱节甚至有权无责，使得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责任主体难以明确，问责对象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问责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3.问责制度方面，制度建设尚不完备。目前，我国涉及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大约有几百部，虽然数量相当可观，但是内容规定过于零散，很不系统，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而且标准比较原则，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问责的规定和办法时照抄照搬，内容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表现在：其一，异体问责比较薄弱。根据世界各国问责制的实践，行政问责的主体应是多元化的，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体。相对于同体问责的公正性、有效性不足，异体问责不仅更具有公信力，而且更具有威慑力。只有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有机结合，行政问责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纵观我国目前的行政问责，绝大多数属于同体问责，异体问责鲜有发生。虽然法律赋予了人大、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问责的权力，但是内
容过于笼统，缺少程序性规定和配套措施。实践当中，问责如何启动、向谁提出、谁来受理等一系列问题无从着手，导致问责主体的问责权力难以落到实处。而同体问责主要是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是否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追究范围如何、承担责任大小等往往由上级领导决定，摆脱不了下级官员只对领导负责而忽视公众利益的弊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无序性。
其二，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问责事由方面往往唯过是问，只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过错行为问责，而对行政不作为等懒政怠政现象却乏人问责，即使问责也往往力度不大、惩戒较轻，导致一些官员为避免做多错多而为官不为。二是在问责事项方面往往仅限于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执行环节，而其他领域、其他环节，比如用人不当、违反程序、决策失误、监管不严等由于责任难以认定、追踪机制缺失、危害结果隐蔽等原因却鲜有问责，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其三，问责程序存在空白。由于程序意识缺失，我国行政问责在制度设计上重视实体性内容而忽视程序性规定。首先，在问责程序的启动上，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启动问责，由谁决定、如何决定启动问责等没有明确规定，随意性很大;其次，在问责程序的执行上，对整个问责流程需要经过的包括提案、立案、调查、申辩、决定、复议、申诉等环节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再次，对于官员引咎辞职以及被免职后重新任命的条件和程序的规定相当模糊，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期限、步骤等，公众经常一无所知，难免对行政问责产生做秀的质疑，导致问责制度构建的预期成效大打折扣。
其四，配套制度不够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仅取决于行政问责制度本身的合理设计，更取决于相关配套制度的有力支撑。目前来看，我国行政问责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行政问责制度的价值实现。比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够健全。问责的基本前提是公众和媒体知情，不仅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否则公众无法追究失职行为。此外，政府绩效评估制度、行政问责救济制度等有待加强。行政问责配套制度不完善，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就会难以落实，从而制约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效果。
三、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
不断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法治化，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培育新型问责文化。如果说制度建设是行政问责的硬件，那么文化培育就是行政问责的软件。行政问责制度要想建立健全并真正发挥实效，必须要有行政
问责文化的支持，否则行政问责就会失去应有价值而沦落成为一种善后程序。一方面，要积极培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要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广泛深入的行政问责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履职水平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力度，通过社会公众问责意识的增强倒逼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对待权力和责任，在全社会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需担责的行政法治氛围和问责文化氛围。
2.合理配置职责权限。一是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明确各级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管理责权，以及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行政首长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条。二是理顺政府部门职责分工。抓住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这一改革契机，对政府部门职能进行全面疏理，合理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责权限，有针对性地调整职责分工，减少职能交叉、责任不清、事权分离等现象。三是健全岗位责任制。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岗位，明确划分岗位之间的职责权限，理顺单位职能和处室职责，逐步建立完善与岗位责任制相配套的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绩效考核制和失职追究制等配套制度，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职。
3.加强问责制度建设。其一，扩大问责事项范围。从理论上讲，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只不过责任大小、责任形式和责任承担者会因具体情形而异。扩大问责事项范围，一是在问责对象上扩大范围。既要突出领导干部这一重点，也要加大对一般工作人员的问责力度;既要问责行政副职，也要问责行政一把手;既要问责直接责任人，也有问责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建立系统化、全方位的行政问责体系。二是在问责内容上扩大范围。既要注重有错问责，更要注重无为问责，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避免干多错多而选择不作为，引导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既积极履职，又勇于担责，充分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价值。
其二，加大异体问责力度。一是加强权力机关问责。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也是各种问责当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问责。要将人大的质询权、调查权、罢免权等各种监督问责权力具体化、明确化，规定问责的形式和程序，切实增强人大监督问责的手段和力度，防止权力虚置。二是加强新闻媒体问责。媒体是最有效的异体问责主体，对于政府及其官员具有强大的监督制约作用。要加强新闻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批评权、调查权等权利以及侵权责任，为新闻媒体问责提供可操作性的法律保障，更好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责。三是加强社会公众问责。公民是最本源的异体问责主体，要加强社会公众问责制度建设，保证其监督的有效性。重点是规范和完善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增强问责的可操作性，从根本上解决公民如何问责的问题。
其三，规范行政问责程序。程序对于行政问责至关重要，问责制度只有与问
责程序相结合才能产生正义的法律结果。离开问责程序，行政问责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行政问责要想真正发挥实效，必须科学设计问责程序，包括问责启动程序、责任认定程序、问责回应程序、责任追究程序以及问责救济程序等，用程序来保证问责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防止问责的随意化和无序性。
其四，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一是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既是公众监督政府、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只有政务公开，社会公众才能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从而确保公权力正确行使。二是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问责制的实施离不开对政府的绩效评估，只有了解政府及其官员做得怎么样，问责才能更有针对性。所以，从整个意义上来说，绩效评估是行政问责实施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现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评估标准的科学化、评估方式的规范化，才能真正将行政问责落实到位。
光华时报/2010年/9月/24日/第003版 建言立论 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 曹向阳崇义县政协委员 从2003年“非典事件”的官员问责起，引发了社会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广泛关注，政府、社会学者加紧制定研究行政问责制度，群众在社会公共事件发生后，除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外，对社会被问责及问责内容也是格外关注。但7年过去了，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还停留在“风暴式”、“运动式”阶段。 一、行政问责制的社会土壤缺失 1、文化土壤缺失。行政问责制的灵魂是行政问责文化，行政问责的落实有赖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一方面它通过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传统、行政习惯等对政府及公务员进行“内在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其它主体的监督、质询对政府及公务员进行“外在控制”。长期以来，我们出了问题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进一步追究领导责任，则难上加难，“好人主义”泛滥，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并且在一些领导干邹中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部下出事，领导受追究是搞封建社会的株连制，领导受牵连不合情理，是代人受过，往往心慈手软，难以追究。因此，只有将问责文化内化于人们的潜意识中，才能使问责主体在日常工作行为中自觉地、主动地利用其问责的权力和机会，真正发挥问责的监督制约作用，才能使作为问责客体的政府及公务员更能积极面对社会的诉求和迅速回应公众的需要，真正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承担责任。 2、统一制度的缺失。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如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各地也颁布了大量的地方性规定，如《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责任制问责制试行办法》等，但是，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规章制度、政策层面，没有上升为法律，尤其是没有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国外行政问责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大都从宪法的高度规定行政问责制，并作为宪政的一部分；然而我国的宪法中仅仅规定了政府的权力，而对政府公权力滥用后的责任承担则少有涉及。虽然《暂行规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责”的统一立法问题，但该规定颁布的效力等级仍是比较低的，也没有处理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冲突问题。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的社会土壤中，要孕育出科学合理的问责制是有相当难度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1、权责不清。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有些单位的行政问责制，对行政失察、失职的行为或追究事项的规定太过于笼统，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执行；对责任追究对象也过于模糊。 2、问责范围太小。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对影响力、破坏力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而不针对无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探讨这些问题和对策的研究，对于完善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完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基本内涵；问题；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同时还对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
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切实为其行为负起责任来，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 1、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的问题。按主体的内涵划分,行政问责一般包括同体问责主体和异体问责主体。同体问责主体是指能对本系统的领导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的内部机构，包括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主体主要是指能对外部系统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机构、团体及个人。在我国，异体问责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相互问责,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人民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 2、行政问责的客体 行政问责的客体即行政问责的对象、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从理论上说,行政问责就是对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的问责，根据责任行政的原则,任何一个行政主体或行政公务人员在被授予行政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手里的权力越大,身上的责任也就越重。因此，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客体应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和公务员三类。 3、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责任范围是政府行政过程中必须承担的全部责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Abstract]. (1) [Key words] (1) 一、行政问责制的涵义 (2) 二、实行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3) （一）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 (3) （二）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3) （三）推行行政问责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4) 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 (4)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状况 (4)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5) 1.与行政问责制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5) 2.问责主体不明确 (5) 3.政府职能模糊，政务信息不透明 (5) 4.问责程序、范围、对象不明确 (6) 5.公共行政文化缺失，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意识薄弱 (6) 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7) （一）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法律法规，完善问责程序，确定问责范围，明确问责对象 (7) （二）明确问责主体，建立多元化问责体系 (7) （三）明确政府权责，公开政务信息 (8) （四）加强公共行政文化建设，增强公众参与行政问责的意识 (8) 结语 (9) 参考文献 (9)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发展 刘玉龙 【摘要】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近十年来发展迅速，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我国行政问责制处于兴起阶段，由于法律观念尚不健全，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淡薄等原因，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便能够推动行政问责制的长足发展，建立责任政府，树立公共行政文化理念，实现宪政政治。 【关键词】行政；行政问责制；责任；宪政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Liu Yulong [Abstract]China's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the last decade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gradually into the public eye. Our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the rise phase, due to legal concepts are not perfect, and poor awareness of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countability,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ponsible government, establish a cultural idea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Key words]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 system; Responsibility; Constitutional 一般认为，2003年“非典”后，我国行政问责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分析 目录 摘要 一、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 二、行政问责制困境所在 （一）行政文化的困境 （二）职责不清和职能交叉，问责对象不明确（三）行政问责制的相关法制不完善，难以依法问责（四）行政问责的配套制度难以到位 三、当前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路径 （一）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化建设 （二）倡导多元问责机制 （三）行政问责法治化，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四）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四、结论１２４４６７９10 10 11 12 14 15
摘要 责任与权力的平衡，是法治社会对所有权力主体的基本要求，那么国家机关及其贫血人员也不例外。公务人员受人民委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如果有违法或由于不当行政对公民造成精神、经济或其他损害时，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构建有效的问责制度，既是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问题，又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实践课题。 实践证明，作为一种明确权力和责任的行政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消除权责不明弊病的一剂良方。它对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权责一致的责任政府、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推行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就中国政府建设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言，行政问责制度的实施是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举措。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正从公共危机中非常举措逐步走向理性建制，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它还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本文针对当前行政问责制的现状，结合制度等方面缺失，探讨行政问责困境产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找出其完善路径，即通过构建新的行政文化、建立多元问责机制，完善行政问责法制、推行政务公开等途径使其完善，希望以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提出一点决策思考，更希望对整个和谐社会构建有所裨益。
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当前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行政，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需要。建立行政问责制，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依法治国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依法行政的本质特征是行政权的形成和运作均受法治的支配，实现权、责、能的统一。 二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责任政府理念、正确履行政府职责的需要。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权力、责任与监督三者的结合，共同构成责任政府的基本要件。责任政府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责任政府意味着政府能积极地满足和实现公民的正当要求;二是责任政府要求自己承担道德的、政法的、行政的、法律上的责任;三是责任政府意味着要有一套对政府的控制机制。责任政府必须承担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政府的诉讼责任、政府侵权赔偿责任。责任政府的建立，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就是要确立“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政府的主管部门向结果负责，权力获取与权力行使的目标和结果密切挂钩。其好处有三：一是抑制对公权的需求，避免公权的无限扩大可能对私权的侵犯;二是增强权力行使者的责任感，让他们时刻关注自己权力行使的后果，改进行政行为;三是为责任的评价和考核提供条件，改变“重权力轻责任、重态度轻处罚、重过错处罚轻无作为处罚”等官场旧习，树立高效、创新、敢于承担责任的政府形象。 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就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就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着眼点和目的。各级政府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力，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处于经济社会管理者的特殊地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就是落实责任，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责任保障。 四是严格执行纪律、追究责任、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需要。行政问责制实施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2003年4月，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抗击SARS不力被免去行政职责。
行政问责制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强化行政责任，促进行政负责人依法行政、恪尽职守，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领导班子正副职和各州、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正副职（以下称行政负责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第三条问责坚持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正公平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问责事项 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 （三）滥用职权、违法行政； （四）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五）不求进取、平庸无为； （六）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七）态度冷漠、作风粗暴； （八）铺张浪费、攀比享受； （九）暗箱操作、逃避监督； （十）监管不力、处置不当。 第三章问责方式 第五条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六）调整工作岗位； （七）停职检查； （八）劝其引咎辞职； （九）责令辞职； （十）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并用。 采用前款第（六）项至第（十）项问责方式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追究纪律责任的，由省纪委、省监察厅立案
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条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对行政负责人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八条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下级机关（部门）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第四章问责程序 第十条通过以下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情形的，由省监察厅进行初步核实。 （一）省委和上级机关及其领导的指示、批示和通报； （二）省长、副省长、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提出的意见建议；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四）行政机关、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提出的意见建议；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 （六）巡视（巡查）、工作检查或工作目标考核中的意见建议； （七）新闻媒体的报道； （八）其他渠道反映的。 第十一条经初步核实，反映的情况存在，向省人民政府提出书面建议。 第十二条由省人民政府决定启动问责程序。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协调省监察厅、省人事厅、省审计厅、省政府法制办及有关部门组成省政府调查组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应当配合调查。阻挠或干预调查工作的，调查组可以按照省管干部任免程序的有关规定，提请暂停其职务。 调查组应当听取被调查的行政负责人的陈述和申辩，并进行核实，如其成立，应当采纳。不得因被调查人申辩而从重问责。 第十三条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省人民政府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四条调查终结后，由省人民政府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五条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行政问责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以及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文章通过阐述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分析目前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现状；问题；完善对策 推行行政问责制，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一条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政府秉承“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执政理念，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这对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行政问责制建设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度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行政问责制的涵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行政问责的主体，既有同体问责，即行政系统自身层级的问责，也有异体问责，即行政系统以外的主体包括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公众等的问责。异体问责较之于同体问责，更具有约束力和公信力。其次，行政问责的客体，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但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领导者即各级政府首长及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公务人员。第三，行政问责的范围和形式具有广义性，无论是行为人组织职位范围内的行为还是社会范围内的行为，只要其行为造成了损害性后果，行为人都应承担相应责任，承担责任的主要方式有：公开道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行政处分、司法处理等。 总之，行政问责制作为系统化的政府治理规范，明确权力、界定责任、健全程序和经常化、制度化的追究责任是其核心内容。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目前我国行政问责还没有专门的、完善的成文法 问责的主要法理依据主要是《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由于缺乏有力
审计问责应当在国家行政问责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本文以“审计问责”在现行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作用现状，提出要切实履行好法律赋予的审计监督职责，找准审计监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的着力点，并对审计问责制度、机制、方法、内容不断加以完善，以确立审计问责在行政问责体制中应有地位，并取得良好的问责效果。 关键词：审计问责行政问责制作用 以2003年“非典问责”为起始，大凡发生重特大事件，必有相关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初步建立。这从实践的角度诠释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也是2003年，时任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引发了被媒体称之为的“审计风暴”。但是，与重特大事件后强势的行政问责所不同的是，“审计风暴”之后，并未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问责风暴”。 “审计风暴年年刮，屡审屡犯的现象依然严重”。面对审计机关的诸多审计成果，社会
的反应越来越平静，审计机关也显得越来越无奈。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步伐加快，建立和完善审计问责机制，让审计监督在行政问责体制的建立与健全中找准位置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及其关系 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促进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及其后果追究责任的制度。行政问责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府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 审计问责机制，是对政府审计结果中涉及的个人或组织使用资产的流向、使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的一种社会交待和责任追究制度。它是有关部门基于审计查出的问题，而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和惩戒制度。 在我国，《宪法》确定了审计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地位。因此，审计问责必然是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行实践上看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审计问责是行政问责的前提。问责需要有前提，这就是要明确责任，即责任的确定。而长期以来审计机关以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规性、合法性为基础、以“查错纠弊”为重点的审计目标，恰恰反映了审计在当前行政问责体制中的”侦察兵”、“守门人”角色。其次，行政问责是审计问责的归宿。审计查出的问题，较多的是通过审计移送的方法，由相关职能部门追究相关责任，即审计结果的运用。行政责任的追究，是行政问责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归宿。在现实当中这种归宿往往与审计问责所确认的前提有一定距离。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和内涵分析 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和内涵分析 概念的界定往往是研究的起点，况且对于行政问责制这样的新型制度，概念如何界定，意味着研究的方向与范围。对于行政问责制的概念，笔者认为必须追根溯源，即从行政责任的概念开始，才是把握行政问责制的逻辑起点，才能真正挖掘行政问责制的确切含义。 一、行政责任的概念 行政责任即行政法律责任，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中，大多数观点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4］笔者认为，将行政责任归结为违法行为的后果是有失偏颇的。首先，这一理念不符合责任概念的原始定义。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责任具有多重属性，起码要具备两个基本范畴：一是角色义务，二是违反角色义务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将行政责任仅仅认为是违法行为的后果，则舍弃了行政责任概念中所包含的角色义务，即作为行政主体和公务人员应承担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多种
义务。在这一问题上，陈晋胜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自己的鲜明观点：行政责任的实践问题相当突出，行政责任的理论探讨颇为稀少。理论的空乏无力与实践的盲目涌动，构汇成当今社会风气的一股强劲浊流；政府作风腐败，工作效率低下。［5］其次，这种认识必然导致强化行政管理权威的结果。因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仅仅停留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场合，而在日常行政行为中则可以抱着一种不负责的心理而存在。最后，这种责任理念的偏颇性还表现在将行政机构体系中上下级之间的责任形式也从行政责任中排除出去了。在行政法治理论健全的国家，上下级之间的责任原理非常完整。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法律规范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履行和承担 的义务。它包含了两层含义：1、按照行政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有义务进行一定的作 为或不作为，如不得失职、侵权；2、如果不履行上述义务，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接受有权机关的处理，对侵权行为的对象作出行政赔偿，纠正或撤销自己的行为或决定等。 行政责任有四个特征：一是义务性。行政权从一开始产生，就是以国家管理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服务于民众利益是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义务。因此，义务性是行政责任的根本特征。二是国家性。行政责任是一种国家责任。陈晋胜教
浅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摘要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对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建设责任政府，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等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已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但是，我国从目前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和实施的情况看，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思考和寻求完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度，实施历程，问题及建议
目录 绪论 (3) 一.行政的基本内涵 (3) 1.行政问责的主体 (3) 2.行政问责的客体 (4) 3.行政问责的范围 (4) 4.行政问责的程序 (4) 5.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5) 6.行政问责的后果 (5) 二：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实施历程 (5) 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7) 1.问责主体不明确，应从主体问责为主向异体问责为主发展 (7) 2.问责范围的问题 (8) 3.问责救济的问题 (9) 致谢 (10) 参考文献 (11)
绪论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9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群众生命安全麻木不仁。 9月20日，温家宝总理强调，决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开换取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并指出，要强化行政呢个问责制，出了问题必须要严格追究领导责任。 中央领导话音未落，深圳特大火灾，黑龙江鹤岗矿难一级登封市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相继发生，造成了惨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这三起事故发生后三天时间内，相关责任领导人相继被问责，问责速度可谓迅速。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问责追究的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期间，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 一：行政责任制的基本内涵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1］行政问责意味着问责主体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不当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并究责任，对不当履行职责和义务的政府首长，行政领导，乃至普通公务员实施质询，罢免，引咎辞职，责令
行政问责制度完善工作措施 乡、镇人民政府、市属各办、局： 省行政问责办法等四项制度发布实施以来，我市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在贯彻实施中，仍有部分部门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学习宣传不扎实，工作找不到头绪等问题。为扎实推进四项制度工作的落实，切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增强机关服务意识，提高机关工作质量和效率，现将进一步抓好四项制度贯彻落实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提高认识，落实责任 推行四项制度是省、州、市人民政府向各族群众和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是贯彻落实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发展环境，自觉接受监督，建设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廉洁政府的重要举措。我市作为州人民政府推行四项制度的重点联系和指导市，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提高对推行四项制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思想统一到省、州、市人民政府的重大决策上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周密部署，迅速行动，对推行四项制度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检查，确保执行有力、落实到位、抓出成效。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监督检查，健全完善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抓，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的工作机制，切实落实组织机构、专职人员和必要的工作经费，确保四项制度的开展。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 实施“四项制度”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为使全市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把握好四项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一是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以学习宣传为突破口，通过层层召开动员会、征求意见、学习培训、信息简报、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单、公开服务承诺等活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宣传活动。二是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舆论监督作用，在市政务信息网、市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开设专栏，提高学习讨论、新闻报道、公开承诺、公开曝光的针对性，促进工作的有效深入开展。三是加大信息交流反馈力度。严格落实每个月两报的（14日、29日前）工作情况和信息制度，及时掌握点线面的工作进度，为全面推行四项制度的决策、指导提供参谋和信息服务。 三、强化培训，提高水平 各乡镇政府、各部门要建立四项制度学习培训的长效机制，将四项制度的学习培训纳入干部培训教育规划，列为年
浅析中国行政问责制 摘要：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事后监督机制，能够在行政监察事前事后监察中都无效时进行补充，有效强化了行政监察的作用。在现实运行中行政问责制出现了重官言，轻民意、执行力度不够、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公开，体制权责不清，问责不科学等。官员问责制度关系到党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施信息公开透明；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监督网络；加强官员素质教育，提升官员自身软实力等是势在必行的。 关键词:行政问责措施对策公权力制度体系 随着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行政问责制也在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就是对不履行法定行政义务或者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进行定向追究的一种事后监督制度。它的根本目的是对行政失范行为的监督和预防，主要手段包括各种形式的行政和司法的追究，目前运行方式主要是撤职、引咎辞职、官员问责等。①但是问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偏离了行政问责的本意。因此本文在找出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对策。 一、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一）行政问责制有利于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政治文明建设的最主要在于民主政治的建设。人民群众通过监督权和罢免权充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证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行政问责制度将从制度和思想上推动政治文明进程。对以往“官本位”观念和人治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进而构建“民本位”理念和法治思想。 （二）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责任政府 当代政府不仅要打造高效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还要打造责任型政府。群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可解政府职权的行使和监督政府行政行为，政府要对人民负
行政问责制论文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论析摘要：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定位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构成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民主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治化重在实现问责法制统一化、责任划分法制化和责任追究程序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绩效化重在实现问责运行和问责方式绩效化。 关键词：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目标取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明确了总体方向。实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方向指引下，正确定位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包括政府公共信息收集、加工和公开或政务公开）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对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认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作为建立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必须作为此项改革的基本目标取向。
一、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 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只有构筑起包括科学的责任设计、科学的问责标准和科学的问责方法在内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系，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才能不断地朝着科学化的目标迈进。 1.科学的责任设计。要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责任进行合理规定和科学设计。第一个层次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一个整体的责任。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在此，“负责”有两层意思：一是就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的关系而言，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这是指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的责任制度；二是就国务院内部关系而言，总理是国务院的负责人，全面领导国务院的工作。这种责任包括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地方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责任则具有双重规定。这是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使然：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外，另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还必须对上级政府负责。以上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责任，有必要进一步对其作出科学而合理的划分。第二个层次的政府公共信息服务责任是行政人员或政府官员的责任，即行政人员是否正确地和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美国当代行政伦理学教授特里·L·库珀指出：“公共行政人员作为一种代理人角色，包括了复杂的责任内容，即对多种委
XXXXXX课程作业 题目论中国行政问责制的问题与完善学院人文学院 姓名 导师
论中国行政问责制问题与完善 摘要 行政问责制度在当前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在先从理论层次上对行政问责制进行了表述，并揭示了行政问责制在国内外的背景及研究意义，对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进行了表述，并对它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其中运用了博弈论的观点对主客体的模糊性进行了分析，最终对当前中国的行政问责制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博弈论主客体 1.研究背景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又称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应当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追究制度。 20世纪30年代，以罗斯福新政为开端的“大政府”诞生，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充，诸如机构臃肿、行政低效、无人监管、政府腐败等政府治理问题随之出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随之降低，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的声音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滞胀的大背景下，詹姆斯.步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应运而生，认为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尤其必要，为行政问责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则促使行政问责进入了公众视线。 我国的行政问责概念的引入，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香港2002年7月的“主要官员问责制”，为我们第一次带来了问责这个概念；二是2003年4月“非典”期间孟学农等高管引咎辞职时间，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时间的探索。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迅速，在发展中行政问责制度得到了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另外，随着社会进步和公众参与社会事务要求的提高，我国行政部门正面临着逐渐增加的来自于公众的监督和问责压力。自2003年8月以来，长沙、成都、重庆、南京、济南、深圳等市级人民政府先后出台并全面实施行政问责制，有针对性的行政问责制逐渐成型。 2.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 我们不可否认行政问责制度的出现对于规范官员为民着想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一些地方对建立行政问责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太所并不断向纵深推进，
一、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实施历程 我国在行政问责制的建设方面比较薄弱，行政问责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法规，只是散见于一些规定和条例中。改革开放后，为了使问责制真正做到制度化，在各地探索新途径的同时，中央也在积极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化的步伐。 (一)中央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5月12日，《公共卫生突发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政府的行政许可行为，也明确规定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04年2月18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有了关于“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的规定；《》专门规定了对有失职、渎职行为的党员干部给予相应处分。2004年4月，《》明确提出“权责统一”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对决策责任追究、以及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1月1日，《》对公务员向上级承担责任的条件和公务员辞职辞退作了明确规定，并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 (二)地方关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探索2003年下半年，我国、重庆、、长沙、、湘潭、等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针对不同的问责对象的行政问责规章制度。这些规章既对部门进行问责，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和受行政机关依法委托履行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进行责任追究。 二、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轨迹分析 （一）从同体问责为主向问责为主发展 从我国行政问责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非典”事件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同体问责，是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这种同体问责有利于发挥对失职、失责行为经常性的监督和问责。但从现代行政问责的一般原理和我国以往公共行政实践结果等方面显示，单一的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无法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非典”事件触发了异体问责在行政问责制中的作用，我国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开始转向异体问责。1.人大是最主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3条、第128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当然，各级人大仍然要进一步通过立法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多项刚性监督问责手段的运用，如特定问题调查、质询、罢免、投不信任票等。2.媒体是最有效的异体问责主体。媒体能及时揭露各种腐败现象，产
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题目：浅谈行政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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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责任体系 一、行政问责制的含义及意义 什么是行政问责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问责制。简单地说，问责制就是责任追究制。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 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公众对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质疑，它包含明确权力、明晰责任和经常化、制度化的“问”———质询、弹劾、罢免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化的“吏治”规范；它不仅是指犯了错，违了法要追究，它的溯及范围还包括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看似有损“官体”的“小节”；还包括公众对政府行为以及政府本身的“合理怀疑”等方面。问责制，不仅包括对“乱作为”的问责，也包括对“不作为”的问责；不仅包括对渎职官员的惩罚，更要求政府对公众有所“交代”。 二、推行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第一，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行政问责制的推行会触动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权力关系、权力结构、权力配置的格局，对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民主法制的建设，都会产生很大的牵动作用。比如，对法律就提出了挑战，由谁来问责？安徽省委、省政府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监察部的建议，在给阜阳市副市长马明业、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同时，还一律责令辞职。但这里出现了一个法律上的疏忽。因为依据宪法和法律，副市长是由市人大或其常委会选举、罢免的，市工商局长是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免的，二者的任期与本届政府任期相同，除非本人主动提出辞职，人大或其常委会也接受其辞职，他不得终止自己的法定任期。而由政府责令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官员辞职，不仅不合情理，也于法无据，同时，也颠倒了人大与政府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还有对深化执政规律认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着直接的推动，行政问责制的完善就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最好的制度载体。 为官就是要做事，但做什么事？怎样做事？以往定向思维是“做好事，做更多的事”，这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由此形成的行政责任似乎很大，而实际上因为过大无人能承担而变得事实上的小，也因为模糊不清而变得实际上的不确定，太神圣而华而不实，形同虚设。行政问责制的思维：“做应该做的事，不要做坏事”，定位看起来低，但它科学，有可操作性。 第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塑造责任政府的需要。政府要履行好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宏观调控这四大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