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合议制度
合议制度是世界各国司法审判领域的一项基本审判制度，这一制度的合理建构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实现。而对合议制度的现状进行研究就不能不对合议制度的历史渊源进行系统的探讨，只有通晓历史，才能深刻理解现代合议制度设立的合理性。本文拟对合议制度的现代含义略加阐释，同时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合议制度形态加以论述，期望能对合议制度的合理建构具有些许的价值。
一、合议及合议制度的现代含义
合议，《辞海》的解释为：合，协商、共同；议，商量、讨论；合议，指多人共同商量讨论。[1] 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合议的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合议是指存在于司法审判领域的合议制度，这一制度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现代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根据现代通行的观点，对合议制度可作如下大致界定：首先，合议制度要求多个司法主体（审判主体）参与案件审理；其次，合议制度强调合议成员应当集体商量、讨论案件的处理问题。[2]这是对合议制度的最基本要素的概括，它兼具集体决策和司法制度的主要特征。
根据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否具有实质决定权，可以将合议制度划分为实质意义上的合议制度和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制度两种类型。如果合议成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实质决定权，则是实质意义上的合议制度；反之，合议成员虽然集体参与了案件的审理，但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实质决定权，则为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制度。[3]
合议制度特别是现代合议制度的主要特征：
一是多人参与。多人参与是指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为多人，他们共同参加对案件的审理。自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多人参与这一基本特征始终为合议制度所保持——可以说，缺乏多人参与根本不能称之为“合议”。在这一意义上，多人参与构成合议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合议制度的首要特征。
二是平等参与。平等参与强调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平等，含义是：合议庭成员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在诉讼过程中如法庭审理阶段、评议阶段和作出判决阶段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利，它尤其反对合议庭某些成员在对案件结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务上享有更大权力。具体而言，在审判阶段，平等参与体现为合议庭成员均有权参与审判；在评议阶段，平等参与体现为每一成员均有权阐述自己的主张及相关理由；在判决阶段，平等参与则体现为平等决定权。
三是共同决策。共同决策是指合议庭成员对权限范围内的事项集体作出决定，同时这种决策建立在合议庭成员平等的基础之上。
四是独立审判。合议庭独立审判是指合议庭成员根据证据、法律独立作出判断，它反对合议庭之外的任何主体对合议庭之影响甚至干预。一般而言，合议庭独立审判有三个基本要求：（1）合议庭外的其他任何主体不能违法介入司法程序干预其审理；（2）禁止外界因素的施压；（3）反对外界的妄加评论。
我们认为，要构成实质意义上的合议制度，这四个基本特征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如果只具备第一项特征，则构成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制度。
二、中国古代合议制度的形态
中国古代，一般案件，多采用一个法官坐堂问案的独任制，同时，在历史久远的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也先后出现过形式不一的各种合议制度，对少数重大案件，采用像三司推事、朝审、秋审那样由若干法官会审的合议制。但是，诸如三司会审等各种形式的合议制度，以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合议制度的概念来论，只能说是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制度，它们仅仅具有多人参加案件审理这一形式特征，平等参与、共同决策、独立审判这些实质特征的缺乏，使中国古代的合议制度与现代所说的合议制度是有差别的。下面就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合议制度的各种形态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序略加阐释。
(一)西周的合议制度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合议制度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礼记？王制》一书就记载：“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宥），然后制刑。”
《周礼》中也有记载：“乡士掌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听其狱讼，察其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大祭祀、大丧纪、大军旅、大宾客，则各掌其乡之禁令，帅其属夹道而跸。三公若有邦事，则为之前驱而辟。其丧，亦如之。凡国有大事，则戮其犯命者。”上面的“王命三公参听之”和“王会其期”，即由周王会同三公（太师，太保，太傅）共断大案要案的制度，都是合议审判的原始形式，在这里，案件最终裁决权虽掌握在皇帝手中，但审理由三公共同进行，表明西周时代已初具合议制度的影子。[4]
虽然严格地说，西周还谈不上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合议制，但是合议制的雏形却已经在很多资料中得到了体现。金文中的“讯有司”，[5]《周礼》中的“三刺之法”，都带有明显的合议色彩。
1、讯有司。讯有司，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一样，在判决之前要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琱生簋》叫做“讯有司”。讯，讯问。有司，泛指官吏。讯有司，即征求群臣对判决的意见。判例说明，“讯有司”作为一项诉讼程序，是有进步意义的，理论上是为了防止法官个人的独断，但是，在宗法制社会里，当法律制度与宗教势力发生矛盾时，再进步的法律制度等于零，国法须唯宗法是从。
2、三刺定案。根据《周礼？秋官？司寇》的记载，重大刑事案件判决之前，司法官必须征求有关官吏的意见，称作“三刺断狱” ：“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6]
“三刺”之后，按照大家的意见，再决定对罪犯加重或减轻刑罚。三刺定罪虽不是以侦察确凿证据为出发点，但其已包含着调查研究的内容，有利于防止冤狱。三刺的程序是否全面实施或杂有后人的理想，尚难断定，但在铜器铭文中确有“讯有司”即征求大臣意见的实例。
（二）秦汉时期的合议制度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朝又是一个十分重视法治的朝代，奉行“以法治国”的方略，力图运用法律的权威，巩固中央集权。在汉朝的司法方面，基本是汉承秦制。秦汉时期实行官员会审制度。
1、杂治。杂治，即会审。《说文通讯定声》“杂”字云：“凡狱讼多言‘杂治’之，犹今言会审也”。秦汉法律规定，在发生重大案件时，实行由廷尉会同丞相、御史中丞等共同审理的制度，时称“杂治”。据《汉书？王嘉传》记载：汉武帝时，息夫躬、孙宠等上书告东平王云犯“谋弑上为逆罪”，“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名杂治东平王云狱”。[7]
汉代的“杂治”也每常称为“杂考”、“杂案”、“杂问”。这些称谓均可在古籍中找到例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有记载：“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汉书？景十三王传》：“积数岁，事发觉，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杂案，索得兵器玺绶反具，有司请捕诛（刘）健。”《汉书？朱博传》：“（赵）玄辞服，有昭左将军彭宣与中朝者杂问。” [8]
杂治的采用，主要视罪犯的身份和案件的性质而定，它的适用范围有严格的限定。因此，实行杂治，表面看是汉代统治者标榜“慎刑”的表现，不过就其内容来看，完全是为优容皇亲国戚和达官显宦，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大，参与杂治的人，往往揣测皇帝或权臣的心意而有所出入，因此，杂治制度实质是皇帝控御臣下的一种手段。
2、廷议。秦汉时期还实行“廷议”制度，即对于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如谋叛大逆之类的案件，因为事关诸侯王的性命，所以往往通过大型的会议来形成判决意见，整个议罪过程显得十分复杂，一般的程序是：先由公卿议决奏劾，然后报请皇帝批准，可是当皇帝对议决方案不能满意时，便提议举行由更大范围人员参加的议罪大会，以期形成新的方案，廷议多由丞相主持，邀请三公九卿等朝官共同审议，这就是所谓的“廷议”。 [9]它是秦汉时期讨论军国大事的非常重要的方式。
“廷议”制度是原始民主制度的遗存，它的存在，对于改善皇帝一手专断的局面，扩大公卿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发言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两汉时期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较少，与这一制度所发挥的效果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由于皇帝于诸侯之间的特殊关系，皇帝为了避免屠杀血属的恶名，通常只是利用廷议的形式，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三）唐朝的合议制度
唐朝继承了秦汉官员会审制度的理论精神并有所发展，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内部会审和外部会审两种审判形式。[10]外部会审机构由不同的司法机关分别派有关人员组成联合审判组织行使审判权。它包括：
1、三司推事。又称三司会审，中国古代三法司（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三司会审是汉朝之后的各个朝代都具有的合议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唐朝的三司推事是后世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汉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为三法司。明、清两代以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三法司会同审理。
三司推事是指每遇有重大案件时，由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审判组织联合办案。联合审判的官员，叫“三司使”。对于地方上的大案，如不便解送中央审理，则派大理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有时还由门下省给事中、中书省中书舍人和御史台御史，共同组成特别法庭，称为“小三司”，负责审理申诉案件。“凡三司推事，则与给事中、中书舍人更直于朝堂受表。” [11]
在唐朝，不少案件的审判都以三司推事的形式进行。唐朝的三司推事开创了后世“三法司”联合办案的先河。
2、都堂集议。《旧唐书？刑法志》中有载：“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夫，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今都省集议闻奏者。” [12]
都堂集议乃是唐朝的最高级集体审判组织，凡“八议”之人犯死罪时，均由其集体讨论罪名和有关宽宥的情节，提出意见供皇帝裁夺。《唐律？名例律》总第8条：“诸‘八议’
者犯死罪，皆条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即将其所犯罪行及应议理由奏请皇上，皇上再召令公卿都堂集议，议定后奏上，由皇上参与“集议”最后裁决，而一般司法官吏无权过问。
内部会审机构则是由同一审判机关内部所有审判官吏组成合议组织进行审理。唐朝的同职连署制就是代表。
（四）宋元时期的合议制度
至宋元时代，合议审判制度得以延续。据《至顺镇江志》卷十五《宋太守》记载：“……上路设同知、治中、判官，下路则省治中而不置，虽曰参佐，然皆环坐府上，事无大小，必由判判官而上一一属押，然而施行，非若前代刺守得专其任也。” [13]
在审判时，合议形式非常严密：如对于拒不供认的被告人需要拷问的，在拷问前，连职官员应立案同署，“依告体例”，确定应否刑讯，拷打多少，然后由吏人拷打；拷打后，对拷打情况也要由参与审理的官员共同签名。此外，在拟判审核、结案的过程中也要实行连职官员圆押。
（五）明清时期的合议制度
在审判制度上，明清时期有较大发展。会审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
1、九卿会审。是清代最重要的会审制度，它从明代的“九卿圆审”发展而来。依清朝规定，凡全国性特别重大的案件，由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和通政使组成会审机构共同审理，判决结果奏请皇帝审核批准。
2、热审。是中国古代于暑热天为疏通监狱而设的审判制度。永乐二年开始在暑热天减、遣轻罪，但未成定制。康熙十年，清朝将热审定为制度，“每年小满后十日开始，至立秋前一日为止，非真犯死罪及军流，均酌予减等，笞杖者宽免，枷号者暂行保释，俟立秋后再行补枷”。[14]
3、秋审。是明清时期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故名秋审。在《大明律》中即有此项记录：“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在外去处，从布政委官与按察史共同审决。”每年秋审前，各省督抚预先对刑部判决的案件以及京畿地区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进行审核或审讯，并提出书面意见分送九卿、詹事、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备阅，供秋审参考。至八月在天安门外金水桥西由六部长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与小三司等会同审理。秋审被看成是“国家大典”。
4、朝审。明、清时由朝廷派员会审死刑案件的制度。“始于明英宗天顺三年，每年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称为‘朝审’.” [15]
朝审是复审刑部判决的案件和京师附近的斩监侯和绞监侯案件。朝审的时间略迟于秋审，于每年霜降后十日进行，冬至前结束。
经过秋审和朝审的死刑案，其处理的结果大致可分为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四类。除情实类要执行死刑外，其他三类均可免除死刑。由于秋审和朝审的结果减免了大部分斩、绞监候死囚的死刑，也有利于体现“慎刑恤罪”的原则，因此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大典”。这一制度发展到今天，就是被人们交口称赞的死期缓期执行制度。由此看来，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并非中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的独创，其委实是中国德治刑法传统在现代的合理变迁。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大体存在着两大类型的合议审判制度：第一种合议制度适用于重大犯罪案件，例如被判死刑的案件、皇亲贵族犯罪的案件，合议的主体是三法司、三公九卿等朝廷百官，他们因案件重大而被皇帝赋予参与决策的权利。在这类案件中，各方意见供皇帝裁判之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历朝历代莫不如此。第二种自唐代起，较重大的刑事案件多由刑部官员会同属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合议制度的适用成为普遍现象。
三、中国古代合议制度的主要特征
“凡事不可一人独断，如一人独断，必至生乱。”这是封建统治者早已经看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历朝历代都有关于合议制审理案件的规定，但是无论任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不能摆脱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的控御。中国古代的合议制度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它根本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合议制度，归根结底，中国古代的合议制度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制度，它仅仅具有现代合议制度基本特征中的多人参与这一形式而已，其它实质特征都是缺乏的。在此，对各种形态的合议制度的特点加以归纳分析，中国古代合议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上看，组成人员基本都是官方人士，并且都是特定的官员，由法律明确规定哪些人有权参加合议，并非是所有官员都有权参加会审工作，权力由官方专断行使的特征十分明显。
第二，从受案范围上看，大多数案件都实行独任审判的形式，实行合议制形式审理的案件多为重大刑事案件，合议制度并没有成为审判的基本原则，而只能说是审判重囚犯的例外。
第三，从合议庭内部的关系上看，整体上，司法审判尽管多人参与，但由于参与的官员之间往往存在着等级差别，且大家又都听命于皇上，故没有真正实现决策时的平等性，主审官往往决定案件的裁断过程。
第四，从合议庭的最后裁判权的归属上看，合议审判的官员内不一定具有最后裁断权，审而不判或者合议决定供上级参考是常态，合议庭工作具有辅助性。对于实行合议的重大案件，文武百官虽可发表意见，但仅供皇帝参考，最终裁断权仍在皇帝手中，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合议制度不过是皇帝为达到集权专制的最终目的，而实行的一种看似“慎刑”的手段而已。
四、由中国古代合议制度的特点分析中国现行合议制度的特点之成因
合议制度是中国现行司法审判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它的运作对审判独立与公正价值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现代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都十分重视对合议制度的合理建构的研究。通过上述对中国古代合议制度的各种形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时合议制度运作中的一些特点与古代会审制度的某些特征有不可割断的联系，本文在此结合对古代会审制度与现代合议制度的特征之比较，试对现代合议制度特征之成因加以论述。
中国现行合议制度运作的特点及成因之分析：
1、适用范围广。这是我国现代合议制度与古代合议制度的显著区别之一，现代审判制度中，合议制度是中国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一般的案件都要经过合议庭的审判，这正是现代民主观念发展的产物，也是公正的价值导向所要求的，合议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保障审判的公平，防止专断独裁。
2、以3人参与为主。古代有三司会审、九卿圆审，合议庭人员基本是3—9人，但也并非固定，各朝各代也不尽相同，并且是由官员组成的，而现代合议制度以三人为主，合议庭组成人员可以是审判员或者是审判员与陪审员联合组成，这种区别正是历史的进步，是为了保障普通民众利益，是出于公正与效率的平衡的考虑。
3、形合实独。现代合议制度中，合议庭全体成员共同参与、集体决策的表象下是案件承办人一人唱独角戏，这种弊端的形成有现实社会条件的原因与法律制度内部结构的缺陷，但也不能说这与历史的原因毫无关联。中国古代封建体制下的合议制度是皇帝实现专制集权的工具，所以必然是表面会审，而实为主审官一人掌控审判的全过程，甚至可以说最后的裁断归根属于皇帝。中国古代特别是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官员之间等级森严，讲究“上命下从”，因此现代合议制度虽然不是专制的手段，但是历史的传统使它具有形合实独的特点。
4、审判中讨论机制简单化。合议制度的核心在于有“合”有“议”，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参与才能切实发挥司法民主，体现合议制度相对于独任审判的优越性。而长期受孔孟文
化熏染下的中国人特别注意讲情理，重面子，相互之间一般缺乏进行论辩式交流的心理习惯和思维定势，现代合议制度与古代合议制度一样，受“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只要不是原则性分歧，一般不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和争辩。
5、合议庭权力有限。中国法院的现行各种制度深深镶嵌于中华大地的现实土壤中，几千年的传统法文化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指导和牵引作用，中国社会历来崇尚行政权威，迷信“青天大老爷”和推崇个人决策的历史传统和思维定势。普通民众遇到纠纷时往往找最高领导和行政首长，其次才会想到法院，即便对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也热衷于寻求外界进行干预，也就使审判容易受到外来的影响与干预。现代合议制度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与法律体系不甚完善的氛围中，必然使合议庭的权力受到限制。
参考文献
[1]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2] 左卫民、汤火箭、吴卫军著：《合议制度研究——兼论合议庭独立审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 左卫民、汤火箭、吴卫军著：《合议制度研究——兼论合议庭独立审判》，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第39-40页。
[4] 《汉书？淮南王安传》，转引自巩富文著：《中国古代法官会审制度》，《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5] 参见胡留元，冯卓慧著：《西周法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6] 张晋藩主编：《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7] 转引自巩富文著：《中国古代法官会审制度》，《史学月刊》1992年第6期。
[8] 参见张晋藩主编、徐世虹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法律出版社，第610页。
[9] 参见王健著：《秦汉廷议制度的历史考察》，《徐州师范学报》1985年第1期。
[10] 参见左卫民、汤火箭、吴卫军著：《合议制度研究——兼论合议庭独立审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11] 张晋藩主编、陈鹏生编《中国法制通史——第四卷隋唐》，法律出版社，第624页。
[12] 钱大群著：《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3] 左卫民、汤火箭、吴卫军著：《合议制度研究——兼论合议庭独立审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14] 张晋藩主编：《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页。
[15] 张晋藩主编：《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页。
内容摘要：选官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和程序规章，又可以称作仕进制度。它与我们今天的人事制度中公务人员录用大体相当。由于官吏担负着国家的日常管理职责，因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把官吏的考核选拔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十分注意积累经验，完善制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研究，对于了解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录用制度，尤其是从中汲取经验，对当今中国的政府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 “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 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 据史家解释, 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 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 国祚长久, 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 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 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 原始社会大多由长者通过实际活动身教与口耳相传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图书文字”和“象形文字”了。有了文字自然会有专门传授和学习的机构，当时称为“成均”，这就是学校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日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 “序”又分“东序”、“西序”，前者为大学，在国都王宫之东，是贵族及其子弟入学之地；后者为小学，在国都西郊，是平民学习之所。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春秋战国时代，官学逐渐为私学替代，出现新兴阶层“士”，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提倡“以吏为师，以法为学”。 西汉私学重新恢复发展，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兴建太学，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博士弟子，年龄在18岁以上。 汉平常时，规定郡、国设学，县邑设校，乡聚设庠序。 校学设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 魏晋南北朝，晋武帝在太学外另设国子学。 唐时，京师设国子监，长官称国子监祭酒，学校六所，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以上专收贵族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教师称博士。入学年龄在14岁以上，19岁以下（律学为18岁以上，25岁以下），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设博士，
中国古代著名书院荟萃 (2012-11-19 20:07:06) 标签： 杂谈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对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学术文化中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良好的学术传统。书院学子皆为有志于学的成年士子。其主持人称山长或堂长，由书院办院人聘请或自任，此人须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书院采取问难论辩式，师生各抒己见，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学术研究和教育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三十一年，下诏设丽正书院，到宋代书院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我国古代著名的书院主要有河南嵩阳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 岳麓书院：书院坐落于历史名城长沙市湖南大学校园，该院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咸平二年（999），州守李允则扩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式。宋真宗时期，山长周式以品学称著，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周式，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学生增至数百人。岳麓书院自始建到清光绪二十几年（公元1903年）改成高档学堂，绵延927年，历宋、元、明、清四朝，原名不变，直到现在已越千载，真不愧为"千年学府"。培育了大批楚才。在南宋时，闻名理学巨匠张拭主持书院时，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处所并称。该院从南宋到清代，名人辈出，陶澍、贺长龄、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程潜等更是岳麓高徒。在岳麓进入学堂时期，又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革命家，蔡和森、郑中下、谢觉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毕业于该校。毛泽东曾三次寓居岳麓，问学于恩师杨昌济。现有布局，系清同治七年（1868）湖南巡抚刘昆修建。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刻字石壁“忠、孝、廉、节”
选官制度，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选拔官吏的实体和程序规章，又可以称作仕进制度。它与我们的人事制度中公务人员录用大体相当。 由于官吏担负着国家的日常管理职责，因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把官吏的考核选拔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并十分注意积累经验，完善制度。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 对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研究，对于了解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管理，人员录用制度，尤其是从中汲取经验，对当今中国的政府公务员的选拔和任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作简要的论述。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 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 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 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 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 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 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 “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探析 摘要：书院是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产生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代，到清末终止，存在了一千年之久，对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书院在其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许多独特的办学经验，一直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本文分析了它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以求明晰对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并试图厘清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书院形成与发展 书院作为中国士人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以私人创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传递了中国文化和学术思想创立了极具特色的学风,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本文对中国古代书院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做以简要分析，并试图从中归纳出些许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史始于唐初民间书院的初建，而终于清末的书院改制，其中历时一千多年。因书院在个朝代的发展历程各有兴衰，故本文将以书院发展的朝代为序，逐一对古代书院发展历程做以简要梳理。 一、中国古代书院的产生：唐代书院 传统观点把唐玄宗开元六年设的丽正修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作为中国最早的书院，源自于清人袁枚的《随园笔记》记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其实不然，唐玄宗时期的一些文献证明在丽正、集贤以前民间早有书院存在。根据地方志记载，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今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而且最初的书院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同时期的还有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因此，书院应是产生于唐初。 唐代中期，中央官府开始注意到民间兴起的这种新生的文化组织，于是创立官方的书院。但在当时仅是官方藏书和修书的地方,还不是教学机构。在受到官方承认以后，更多的士人渐渐接受书院，并根据自身的文化素质、需要和当地条件，不断赋予书院新的文化内涵，同时书院也大量兴起于民间。至此，源于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这两大源头的书院形成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民办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之所；官办书院藏书修书
中国国防历史 专业：11自动化3 姓名：翟天明学号：11010081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无非两件大事，一个是发展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国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安全需要的产物，它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根本大计。了解我国国防历史，并从中获得启迪是有必要的。 我国古代的国防是指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共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锤炼，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培育出了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不畏强暴，卫国御敌的尚武精神，最终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疆域国家。 1,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出现了国家.从此,作为抵御外来侵犯和征伐别国的武备——国防的雏形便函产生了.随后的几千年征战中,为保家卫国,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候国之间连年征战,使国防观念迅速得到强化,虽然当时的诸子百家在政治和哲学主张方面各放异彩,但在国防方面却甚至一致.形成了诸如"义战却不非战","非攻兼爱却不非诛""足食足兵","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富国强兵""文武相济","尚战,善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对武备和国防的重视,而且国防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全面奠定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成熟.主要表现体现在:军事学术极为活跃.现存最早,影响最深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十多部.在几千年的军事历史中一直被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著作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的大量的军事论述,共同形成了我国军事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我国国防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也形成较为完整的战争观,并提出了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如孙子的"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示战先算","伐谋伐交,不战而胜","以智使力"等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概括精辟,到现在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总结出一整套治军方法,形成了比较合理的军队编制结构;重视改善武器装备,研制出种类繁多的兵器装备,明确提出把军队的教育训练当作治军的首要任务,以此来提高部队的素质. 历史进入秦,汉,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国防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国经过10年的统一战争,先后兼并六国,结束了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局面,第一次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后的唐,汉两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上也,处于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至公元10世纪中叶的近1300年间,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开始全面整理兵书,初步形成古代军事学术体系.通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形成了研究军事战略的"兵权谋",研究战役,战术的"兵形势",研究军事天文,气象的"兵阴阳",研究兵器,装备的制造和运用技巧的"兵技巧",共四大类,构成一个较为完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选官用人乃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
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征辟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征聘之方，由来已久，如秦孝公公开下令求贤即属征聘性质。秦始皇时叔孙通以文学征，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亦皆属征召性质。到了汉代，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贤诏，也是继承了这一方式。以后自西汉武帝以至东汉，相沿成例。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且特予优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
浅析中国古代书院的兴衰流变 文传A1121班汉语言文学何星星12号 【正文】书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对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书院不仅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随着书院官学化倾向的日益严重，极盛一时的书院最终退出了历史发展的舞台。 【关键字】中国古代书院、兴盛、衰落 中国的古代书院历千年，为我国古代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逾越的贡献，为我国培养了无数个杰出的人才，理应成为中国历史上屹立不倒的丰碑。 一、中国古代书院的兴盛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它萌芽于汉代，产生于唐朝，兴盛于宋朝，延续于元朝，在明清时普及。据《后汉书·包咸传》记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这里说的“精舍”、“精庐”，意即聚集生徒、私家讲学的场所。不过，限于汉代的出版印刷水平，当时的“精舍”、“精庐”讲学方式皆是口耳相传，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由此可见早在汉朝就有了书院的雏形，而这一场所主要起着作为书院最为重要的功能--讲学的作用。 “书院”一词起源于唐代，袁牧在《随园随笔》卷十四中也言：“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集贤书院、丽正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因此很多人认为在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是我国书院名称的开始。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在唐朝贞观年间就有了书院，那时除了官方建立的书院外，还有不少民间私人创建的书院。《嘉庆四川通志》第79卷记载“张九宗书院”于“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建。” 宋朝书院发展迅速，无论是书院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书院制度也完全确立起来。理学大师朱熹就以白鹿洞书院为起点，使其所影响的范围甚广。这一时期的书院办学制度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主办学，讲会制度盛行，学生以自学为主，注重讨论和论辩等。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将书院作为阵地，发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书院再度辉煌，成为鼎盛时期，数量上，超过了以往书院的总和。他们以书院为讲坛，抨击时政，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发出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呼声。他们在朱熹《白鹿洞规条》的基础上，提出了“饬四要，破二惑，学五益，屏九损”的《东林会约》。这是对书院制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清朝的书院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清代书院形成了以县级为主体，以府、州级为骨干，以省级为鳌头，以乡镇级为辅助的一个极为庞大的教育体系。在数量上，据商衍鎏著《清代科举制度述录》估计全国书院接近“二三千之数”。 综上所述，汉代已经形成书院的雏形，书院一词起源于唐朝，也就是说书院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初步的发展，到宋朝得以兴盛，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据此分析中国古代书院之所以兴盛德原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六中国古代制度 ㈠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大体包括：行政、官职、称号、法律、军事制度等 1、行政区划制度 夏商九州：《尚书．禹贡》载：中国分为“冀、兖、青、徐、杨、荆、豫、梁、雍”九州 西周封建制（分封制）：周天子把新征服的地区和人民，分给自己的弟子、亲戚、功臣，从前部落首长的后代，由他们去建立诸侯国。 春秋十二诸侯：鲁、齐、晋、楚、秦、宋、卫、陈、蔡、曹、郑、燕。后又兴起吴、越等。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秦郡县制：国家由中央、郡、县三级机构组成行政机构，分天下36郡。 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免。 由此，县作为基层政权一直未变。 汉：州、郡、县 唐：道、郡、县 宋：路、郡、县 元：设“省”。（从此，有了“省”的名称） 明清：省、府、县。（延续至今） 2、职官制度 （1）中央官职 先秦：由于实行分封制，家天下，因此各诸侯国没有统一的官制 秦代：建立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均由皇帝任免。 以后各代继承发展，逐渐形成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考核、任命、升迁、罢免等官职制度。 三公（中央最高级官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是皇帝的助手。 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全国军队。 御史大夫：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 九卿（三公之下） 廷尉，掌管司法； 治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税收； 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 典客，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和对外关系； 郎中令，掌管皇帝的侍从警卫； 少府，掌管供皇室需要的山海地泽收入和官府手工业； 卫尉，掌管宫廷警卫； 太仆，掌管宫廷车马； 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 （隋）设立三省六部制 三省：尚书、门下、内史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免，考核，升降 户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口，赋税，财政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演变 选士制度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的制度之一，选士制度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汉代以前的玄关制度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 二、汉代察举制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所谓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公开征求人才，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官员将本人发现或民间公认的出众人才，向各级政府推荐，经过一定形式的考察后择优录用、授予官职的整个过程。“察举”也叫“荐举”，“察”就是自上而下考察、发现人才，“举”是自下而上推荐人才。推荐也叫贡贤，被荐者叫“举士”。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 （一）察孝廉 汉代由孝廉一科选举的人才最多，而且孝廉也是汉代察举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科目，所谓孝廉，是“孝子”和“廉吏”的简称，于民则举“孝”，在吏则兴“廉”。汉代统治者认为，孝是“百行之冠，众善之始”，廉则是官之根本，民之表率，因此对孝廉的考察和荐举十分重视。 察孝廉是以儒家孝为立身之本，廉为从政而设立。“孝”和“廉”在实际的操作难度较大，标准不易掌握；非有实际德行者不能举，又不能谬举，因此荐举者的责任重大。在西汉，举孝廉无须考试，既可委任，且每岁皆举。在东汉，孝廉这科在东汉原有的内容上有了较大变化，其主要体现在：（1）坚持按人口比例岁举孝廉，优待边郡。这有利于边远地区的人才选拔，促进边远地区文化的发展。（2）举孝廉要后要考试——试经，并且有年龄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只荐不试的滥举弊端。（3）中央朝廷官员依照职位高低举孝廉。 （二）举贤良 举贤良是汉代选拔高级人才的主要形式。所谓举贤良，一般以“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为察举名目，但往往都另外附加一些条件，如可亲民者、文学士、能指朕过失者等。对高级人才的要求既强调了个人的道德品质，又重视通经达变、博学多术、甚至某些特异功能。 汉文帝在文帝二年和十五年两次下诏举贤良；到汉武帝时，举贤良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过渡，通过高级官吏荐举人才，并用对策的方式加以选拔的形式成为定例。其后的皇帝在诏举贤良时，对策要求更高，不仅需要对策者对军国大事全面深入了解，而且在对策中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东汉基本沿用西汉举贤良的旧制，但不如西汉盛行。 从察孝廉和举贤良这两个方面来看，两汉时期的察举制是在不断的完善和发
第七章中国古代书院制度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我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从唐末五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上谕改书院为学堂，存在了一千年多年。它在办学形式、教育教学的组织与管理以及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书院制度也是中国对世界教育发展所做伟大贡献之一。 第一节古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 书院制度自宋初基本形成，至清末改书院为学堂。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走着曲折的道路。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书院发展的概况，探讨其兴衰的原因，不仅有助于阐明书院制度在封建社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封建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甚至可以说，倘若完全离开了书院的研究，那么要弄清唐以后，尤其是宋以来的教育发展史、文化学术思想史，都是相当困难的。它所形成的特色和经验，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书院的起源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唐朝曾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昌盛。从文化角度讲，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特别是书籍的普遍印行，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唐代，官府所藏书籍已有明显增加，为此不得不为藏书而开“乾元院”。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这便是书院之名的最初例证，可以看出，它是专门用于藏书和校书的场所，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 “安史之乱”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藩镇割据、连绵混战的时期，这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学校荒废，文化遭到破坏。于是，许多人为避战乱和保护优秀文化，远走较为安定的穷乡僻壤和山林之间，以耕读为业。他们在个人治学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些家塾式的教学场所。同时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隐居读书，创办了个人读书治学的书院。这些书院逐渐也开始授徒讲学活动，于是，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便出现了。 二、宋初著名书院 统一的北宋王朝的建立，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也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在立国之初，统治者还无暇顾及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兴学设教，所以官方转而支持正在发展中的书院，给予他们以部分经济上的资助，这样，四海之内，儒生多设书院，在这些书院中，尤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和石鼓书院等为最著名。它们大都设建于风景优美的山林幽静处，虽然其规模还都不大，组织机构也极为简单，活动内容也较单一，但它们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书院制度的确立，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但宋初书院的兴盛状况为时很短，便由于宋王朝大力提倡科举，尤在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中渐渐冷落下去。在范仲淹、王安石发起的“新政”、“变法”运动中派生出的这三次兴学高潮，重点在振兴官学，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又大力推广胡瑷的“苏湖教法”，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之评价 1、形成机制 书院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流密切相关，而且与封建经济的发展及期独特的政治结构紧密相连。 1）思想文化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孔子首创儒学，后经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由此成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方略。隋唐以后，儒、佛、道三教鼎立局面 形成。为与佛、道抗争，再创儒家教育的真精神，宋代新儒家无可避免地要担 此重任。当然，宋代理学家，并非盲目的排斥佛、道，而是理智地吸收佛、道 的某些思维。 到了南宋，由于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科举的腐败，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有识之士，纷纷避居乡野民间，创办书院，潜心研究学问，力图再造先秦 儒学的自由讲学之风，借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矫治社会弊病，以复兴华夏民族。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书院才在宋代形成而勃兴，它是中国古代私学发展到 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私学的制度化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承和传播做 出了历史贡献。 2、办学特质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官方的认可、扶助 从历代书院的确立来看，往往与皇帝赐匾额，经书或学有关。宋初的六 大书院皆是如此。 2）注重藏书、读书 宋代“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为藏书之所” ，而藏书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读书。 3）自由讲学，研讨学术春 宋明的书院，更多地承袭了私学讲学自由、各有所本之风习，以传播学术 思想为职志，宋代理学的流行与书院自由讲学，研讨学术的追求密不可分。
4）坚守儒理，与佛、道争胜 书院是“三教”鼎立、争斗和兼容的产物之一，可为印证的是书院的确立正好是佛、道式微的开始。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这与佛、道的抗争与影响不无联系。 3、教学方式 1）讲演辩论 中国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 2）自修问难 除学术讲演外，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研究探讨 书院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还是学生自修，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 4、组织管理 在组织管理上、书院也与普遍学校有所不同： 1）管理机构精简化 与私学一样，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其名称有洞主、山长、堂长、院长等，主持人往往是学派宗师，讲学释难为主要职责，而管理实为兼领。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虽增设副讲、管干、典谒等职，但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往往由书院学生轮流分任，相较于官学，书院冗员极少，且有吸收学生参与管理的特点，或称“高足弟子代管制”。
精心整理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一、发展演变 （一）夏、商、西周时期：选官制度处于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主要为“世卿世禄制”。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代替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它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标准来确定攻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确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宗法制度是这一政治准则的支撑与基石。世官制下担任官员的大小贵族必经国学教育，学习相关礼仪知识方可上激化了社够担任官职的人。它是一种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员的最主要途径。察举的内容有孝廉、秀才和贤良方正、贤良文学两大类科目，其中以孝廉为最多。察举制为一种自下而上的举荐方式会造成用人权的下移，而且它主要根据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称为“乡举里选”。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用人大权被宦官和豪强地主所把持，致使“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了私人势力集团，并且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腐朽局面。 ⑵ 征辟是一种自下而上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
帝征聘主要是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之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它是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大都待以宾礼。汉代多以“公车”征聘人才。辟除则是由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 （六）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年）：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以后，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了“九品官人法”。它规定由着姓世族担任地方州郡的品评官，州为大中正官，郡为中正官。由他们来担任对人才的评定，并将人才分为三等九品，依次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并授予相应官职。九品中正制在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与才能并重。但发展到西晋，主 从此， 1 A. B. A.。“六学” B.唐代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为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叫制科。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以明经与进士两科最为重要。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以诗赋为主，明经科以帖经、墨义为主。当时社会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进士科录取的严格。武则天时期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唐代的科举制的发展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繁荣。向学与读书成为社会风尚。唐代诗歌与文学的发展繁荣与科举制有直接的联系，但科举考试本质上还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
姓名：刘莎学号：201011034023 专业：公共事业管理学院教育学院 论述中国古代书院制度 摘要：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书院制度具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学规,书院制度不断创新,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及办学经验,使书院良好运行,促进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书院制度发展衍变教学特点组织管理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前者如集贤殿书院爲藏书修书之所，后者为文人士子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驰，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发展成爲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秦代后，死穴一直蓬勃发展，作为培养人才的组织，与官学相并行，在教育教学上积累丰富经验，也在教育管理学上形成许多独具特色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自汉代后，私学遍布城乡每个角落，在社会动荡时期，官学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死穴作为观学的补充，发展更为迅速中国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对书院产生了直接影响。 雕版印刷术的发达和名师在书院讲学促进了私学发展 到了宋代，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宋初的勃兴宋立国后，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政策，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宋初的六大著名书院即为代表。 2）中期的消沉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著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 3）南宋的大盛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更由于朱熹等人对书院卓有成效的复办和理学的流行，书院又日渐昌炽。 宋代书院普遍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 北宋出现赫赫有名的六大书院。分别为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这些书院大都建于风景优美的山林幽静处，组织机构极为简单，内容也较为单一，但它们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书院制度的建立，并对后世书院产生有益影响。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一．知识归纳 （一）大纲版 1．先秦：从夏朝到春秋，选官主要按爵位；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等地主阶级改革才重视按军功授爵。（标准从爵位到军功） 2．秦汉：西汉武帝时开始实行察举制，分察举（自下向上推荐）和皇帝征召（自上向下招聘）等，先重“孝廉”，德才皆备，到东汉时注重门第族望，世家大族形成。（标准从才能到门第） 3．南北朝：九品中正制，按照“中正”所评品级决定官员奖惩，反映了世家大族（士族地主）的垄断地位。（标准为门第） 4．隋唐：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产生了科举制。隋文帝时分科考试，隋炀帝时设进士科，唐太宗时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时设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时任用高官主持考试。科举制意义：打击门阀势力；扩大官吏来源；提高文化素质；加强中央集权。（积极作用为主） 5．宋元：北宋科举制进一步发展，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实行糊名法，录取名额大增；王安石变法改革科举，不考诗赋，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考试成绩好的可直接授官。（特点：更严密；人数增；更实用） 6．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限制，为君主专制培养了忠顺奴才，但严重制约了中国科技、思想的发展。（消极作用为主） （二）新课标版 从汉到元选官、用官制度的变化：（1）汉朝：主要实行察举制。汉武帝令郡国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建立起人才选拔制度。孝廉成为士大夫做官的主要途径。（2）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朝廷要职多由世家大族担任。世家大族子弟依靠门第即可步人仕途，所以他们往往不注重提高才能。而真正有才学，但出身低微的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出任高官。随着世家大族的没落，依靠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3）隋唐：实行科举制。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政府开始设立进士科，科举制形成。（4）唐宋元各朝：继承并完善了科举制。（5）科举制的影响：①科举制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读书、考试与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打破特权垄断、扩大官吏人才来源，提高官员文化素质。②科举取仕，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③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二．规律小结 1．中国古代选官标准经历了爵位—军功—才能—品第—才能—忠顺的变化，其核心是为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统治者选拔维护统治的人才。 2．应以发展变化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看待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变化。如察举制在西汉和东汉时的不同情况；科举制由隋朝产生直到明清，其内容与作用都有很大的变化。三．热点冷点 1．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历年高考的热点。 2．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规律、不同时代不同选官制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这是高考的冷点。
教学目标： 1、分析学习综述类文章写作的一些基本方法。 2、根据文本提供的信息解释文中出现的基本概念。 3、明确本文所采用的“总分总”的结构形式和明晰的思路。 教学重点： 理解和筛选文中的主要信息，归纳概括各个选官制度的特点。 教学难点： 从选官制度的角度对苏轼的几句话作出具体说明。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中国现代学者黄留珠的一篇综述类文章。作者考察了自夏商周三代到明清时期各个时代相应的选官制度，分析了各种选官制度的特点，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全文论证严密，思路清晰。 二、介绍综述类文章的阅读方法及步骤。 1、理清全文的结构。 （1）基本方法：列提纲。 （2）提纲的概念：是用简明的语言概括出来的文本内容要点。 （3）列提纲的好处： ①有助于全面把握文本内容。 ②有助于锻炼语言概括能力和思维的条理性。 （4）列提纲的要求： ①抓住主干与重点。 ②文字必须简练扼要。 2、根据文本内容归纳文中出现的基本概念。 本文出现的基本概念有：原始民主制、世官制（世及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 3、理请全文的说明思路及葛布粉的说明顺序。 本文以总分总的思路结构全篇，分说部分第2、3、4节都是以时间顺序加以介绍说明，第5节按逻辑顺序分类介绍。 三、浏览全文，整体感知。 给文章编写内容提纲。 第一部分（1节）总说：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一个十分完整的发展序列。 第二部分（2-5节）分说：不同时代的选官制度及其特点。 第一层（2节）选官制度的雏形，原始社会末期的民主制。 第二层（3节）“世官制”：初期（夏商），鼎盛（西周），衰弱（春秋战国）——世代承袭官职。 第三层（4节）“察举制”：产生与确立（秦汉）——官吏察访推荐，规范（西汉后期、东汉）——按郡国人口率察举，发展（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 第四层（5节）“科举制”：初创（隋唐），发展（两宋、元），鼎盛、衰亡（明清）——“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科举必由学校。 第三部分（6节）总结：我国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 四、研读课文。 1、文章第一节，在指出“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有一个十分完整的发展序列”后，以苏轼的总结加以印证，请筛选组合文中语言，从选官制的角度对苏轼的几句话分别作出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