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校长在北大1918年开学式上发表演说，称“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老北大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设计。什么叫“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简单地说，就是讨论课，师生在一起坐而论道；而不是演讲课，任凭教授一个人唱独角戏。演讲课上，教授妙语连珠，挥汗如雨，博得满堂掌声；学生不必怎么动脑筋，只是一个旁观者，闭着眼睛也能过关。讨论课则不一样，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必须在教授的指挥、引导下，围绕相关论题，阅读文献，搜集资料，参与辩难，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一个关注知识的传播，一个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无疑更适应于研究生教学。可在很多大学里，教务部门担心老师们偷懒，要求教师一定要站在讲台上，对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博士生硕士生，哇啦哇啦地讲满两个小时。似乎只有这样，才是认真负责。如此规章制度，把博士生当中学生教，把大学教授当公司职员管，效果很不好。
如今流行当场拍板，以显示眼光与魄力。评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要求第二年就做结论；很可能还没正式出版呢，哪来伟大的“贡献”以及深远的“影响”？应该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某部著作或某个观点的价值。
学问千差万别，文章更无一定之规。“学术文”的标准，到底该如何确立？唐人刘知几讲，治史学的，应具备三本领：才、学、识。清人章学诚又添加了一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该如何搭配，历来各家说法不一。我想补充两点：第一，选题及研究中“压在纸背的心情”；第二，写作时贯穿全篇的文气。
第四，王瑶说，在材料、观点都准备好了以后，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为整篇论文找到一个“纲”，才能“纲举目张”，以什么为“纲”，实际是以什么为文章的“魂”，这是最能显示论者的水平，特别是思想、理论水准的。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
王先生说，答辩的时候要掌握好两条原则。一条原则就是答辩老师提的问题如果跟你论文要害的部分没关系，无关紧要，不会影响你的论文的通过，你最好不要详细地回
答，说几句带过去就行了，别说多了，因为言多必失，会把你的知识漏洞都暴露出来，你说漏了一句被答辩老师抓住，他穷追不舍，你就非常狼狈。最好想办法一句话堵住不再追问，实在不行就干脆说：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想好，我再下去想一想。他总不能不准你想啊。或者老老实实承认：你说得很对，这是我的错误。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还得有另一条：如果提出的质问涉及你的基本观点，你就不能让步，必须据理力争，即使面红耳赤你也得争。因为你要是承认错了，或者承认考虑不周，你的论文就完了。而且你心里要有数：表面看来你是学生，而且处在被质疑的被动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又是主动的，因为在具体被质问的这个问题上，你是专家，对这个题目你比这些考官都熟悉，你思考得也最多、最充分，你是最强的，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你必须而且能够据理力争。你最好的方法是抛材料，用你所熟知而老师未必知道的事实材料来证明你的观点，变被动为主动。可以看出，王先生对考试制度看得很透，对老师与学生、主动与被动的关系看得很辨证，显示了学术智慧与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