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2对比理论视角*
对于社会生活，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采取了相互对立的理论视角，并因此以不同的术语来解释之。其分析单位是不同的，——前者是个人，后者是人群——它们的概念和变量也是不同的——在微观社会学里是人的属性（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在宏观社会学里是人群结构的突生特性（emergent propertie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s）。①个人可以富裕或贫穷，但只有集体才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我认为行动者这一概念对个人和集体而言都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连用来分析这二者的最相关的（行动者的）特征（the most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也大相径庭。
因此，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运用不同的概念来构造理论以解释社会关系以及更复杂的奠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模式和现象。微观社会学分析使人际关系得以形成的潜在的社会过程。其关注点在于社会互动和交往，重要的概念是交互性、有意义的符号、义务、交换和依赖。宏观社会学分析一个人群中不同位置的结构以及这些位置对社会关系的限制。其关注点在于社会环境对人们关系的外部制约，重要的概念是分化、制度、不平等、异质性和交叉社会圈（crosscutting circles）。简言之，微观社会学解剖社会关系的内部的动力过程（dynamics），而宏观社会学则分析外部的社会限制和机会——即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影响。
有很多种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的理论架构（schemes），但我将各择其一加以讨论。在对我自认为读者比较熟悉的交换理论作一些评论之后，我将更简略地谈一谈我在近些年里所发展的宏观结构理论。
对交换理论的反思
我希望读者不会反对我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对交换理论作一些反思。三十多年前，我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在大量进行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针对公务员进行了一项个案研究。那时我萌生了将社会互动概念化为一个交换过程的想法。这个想法还受到了怀特（Whyte）（1943：256-258）的“相互义务”原理的影响。但在那时，我并不了解（或许是记不起了）从亚里士多德到莫斯等许多人早已使用社会交换这个概念了。在研究的早期，我在观察公务员时注意到同僚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公事，尽管他们各司其职。在办公室里几乎总是可以看到两个或更多的人在深入地谈论他们的工作。午饭时间则充满了有关趣事或疑难事务的谈话。
这种咨询活动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当公务员的上司告诉我，这些人在遇到问题时，实际上被禁止向同僚作咨询，而只能与他商讨时，我的好奇心就更加强烈了。我将这些交易解释为社会交换。在社会交换中，一位公务员可以在工作中得到帮助，而不必将困难暴露在上司面前。作为回报，他会通过讨教别人的方式来承认对其意见的需要，从而隐晦地表达对咨询者的敬意。经常被同僚咨询的公务员在这种重复发生的交换活动中提高了自己的非正式地位。而这是对他们帮助别人做出困难决定的最高酬报。
我对社会交换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将其视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现象因此特别适合社会学家研究。这并不属于调查中的大部分研究主题之列。例如人们的态度、选举中的投票、教育、工作成就和工作满意度，都肯定地受到社会的调控和影响，并且很多还以他人为取向，但这些因素本身涉及的乃是个人的行动和思考，而非社会过程。相比之下，社会交换直接关注人际关系中的给予和索取的社会过程，并分析自我的行为如何不依赖于自我的现行调控、经验和特质，而是依赖于他人的行为。他人的行为反过来又视自我的行为而定。当然，每个人行为都有其心理动机，但交换理论并不试图用这些动机来解释每个人为什么要参与交换。它解剖这种交易过程，以解释相互依赖的机缘凑合（interdependent contingencies），
*本文原名”Contra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选自Jeffrery C. Alexander & Bernhard Giesen 编的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71-85; 本文是为Richard Emerson纪念文集所贡献的论文的一个改写版，收入Karen Cook编辑的Social Exchange Theor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①“emergent properties”一词译为“突生特性”也是勉为其难，布劳用它意指人在不同集合如性别、职业、族裔等群体中的分布的特性和在占有如收入、权力等不同资源方面的差异的特性，及在这些差异的不同关系中生成的和涌出的（emergent）特性。较详细的讨论请参阅本文选中布劳的另一篇文章“宏观结构概念”。——译注
其中每个人的反应都取决于他人先前的行动，并且又引起他人的进一步反应。这样参与交换者的动机便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而关注的焦点则是那些隐藏在社会互动背后的交替互惠（alternating reciprocities）。我和霍曼斯的理论分歧植根于有关交换的明显的社会性质的概念之中。当然，可以用参加交易者的动机来分析交换，正如可以用敌对双方的动机来分析冲突一样。然而，这种心理学的还原论忽视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过程，隐含在交换中的重复发生的互惠行为，以及在一场军备竞赛中，由威胁与反威胁所必然导致的潜在冲突的增长。
还有另外的原因说明社会学家为什么关注对社会交换的分析。除数理社会学外，它是少数几个适合于系统的公理式理论的发展的主题之一。诸如边际效用这样借自经济学的概念，可以用来解释非经济学的观察结果——例如，社会认可度的重要性的衰减已经为人所接受——因此也可以用作创建严密的假说演绎性理论的砖石。事实上，霍曼斯的交换理论是社会学中在创建这类理论方面少有的尝试之一。尽管我不同意他理论中的心理还原论，我仍然完全赞成他的看法：对社会学来说重要的是发展出更为系统的演绎性理论。交换理论的另一个优点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和概念能够得到广泛运用，并且能够赋予日常观察结果以新的意义。例如，人们为什么愿意帮陌生人的忙，或人们在饭馆里为什么常常为谁付款而争吵。交换理论的最后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我希望它能够成为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微观社会学基础。这正是二十年前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尝试过的主题。但是在对交换过程的微观社会学分析方面我做得更成功，而在用微观原理作基础建构严密的宏观理论方面则要差些。正是这个主要原因促使我的兴趣从社会交换转向迥然不同的建立宏观社会学理论的道路。
然而，在我回到基础的理论分析之前，我花了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各种官僚组织的经验研究。韦伯对官僚制中包含的组织原理的分析引起了我持久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促使了我在早期对政府公务员进行个案研究。但是我只能凭间接推断而不是直接地来论述官僚制的原理，因为组织的普遍原理需要进行大量的比较而不是以个案研究作为基础。霍曼斯在关于我的早期研究的一篇书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这篇书评尽管总的来说是肯定性的，但却指出了我的题目（《官僚制的动力》）具有误导性，因为我的著作实质上论述的都是公务员群体中的非正式关系而非官僚制本身。为了直接的研究组织结构中的问题，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每一项都涉及到对从大量的可比较的机构——例如，政府机构、学术协会、工厂——中搜集来的数据所做的量化处理。这项研究提出了韦伯所关注的一个宏观社会学的课题——官僚结构。尽管并不缺乏理论的推导和含义，这些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我迫不及待要从淹没于经验数据的状态中逃逸出来，并试图建立一个有关社会结构的演绎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
建立宏观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它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一条道路是从微观社会学的原理出发，并将这些原理作为宏观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另外一条道路则依赖于如下假设：微观和宏观理论需要不同的视角和概念框架，因为宏观社会学的主要术语涉及人口结构的应变特性，而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并没有与之对等的概念。因此我认为第二条道路更为可行，至少在社会学发展的现阶段是这样。
宏观结构的概念架构
我所构造的有关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量化维度上的演绎性理论（布莱斯威特Braithwaite 1953；波普Popper [1934]1959）。对我的研究取向影响最大的两位经典社会学家是涂尔干（Durkheim[1895]1938）和齐美尔（Simmel 1908），特别是涂尔干对向人们施加外部限制的社会事实的关注和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量的维度以及交叉社会圈的意义的强调。研究单位是社会或社区或其它大的集体，而非个人或小群体。它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结构理论，而非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意义上的。这就是说，我所说的“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位置和他们的关系的客观差异的系统，而非文化神话、象征符号或婚姻规则。我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不同，马克思首要关注经济位置和经济关系，而我除了经济差别外，还注意到其它的社会差别，如人种或种族的差别。根据帕森斯对文化和社会结构所作的区分——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的理论关注的是结构而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这一理论的目标是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而非用文化的或心理学的术语来
解释个人行为。简言之，解释的对象（explicandum）和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explicans）都明显是社会性的。解释对象是群体中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或结构（configurations），尤其是在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之中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例如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普遍的通婚现象，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普遍的交友现象。当然，所有的人类关系都涉及到参与者的行为。然而，结构理论的目标不是用引发行为的动机来解释行为，而是用各种社会关系的外部限制和机会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这些社会关系是由人群的构成——即社会环境中的不同位置的结构——造成的。在一个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社区里，宗教结构限制了人们与天主教徒结婚的机会，而扩大了与新教徒结婚的机会。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是不内化了的文化价值和规范；也不是心理偏好。相反，它是社会结构——即人群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分化——对机会所施加的外部限制的影响，并且无论文化价值和心理偏好是什么，这些限制总会对关系产生制约。
总之，社会结构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如人群中的种族差别他们的经济差别，或他们的教育差别。一个集体在一个特定维度上分化的具体标准是不同职业或收入层次的分布。对社会位置这一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加以考虑的任何属性差异都被有意无意地视作反映了社会位置。如果社会位置因此而以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来定义，那么任何把这样一种影响作为必要条件的命题都将是同义反复。然而，由此发展出的定理并未明确说明一个个人的社会位置对她或他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是说明了整个人群在各方面的分化对该人群中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这两种影响——一个人的位置的影响和在一个特定维度上人们的分布的影响——有所不同。实际上这两者经常是相反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齐美尔所关注的规模（size）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因此也就扩展为规模分布（size distribution）的意义。由于一个人群中的所有个体在任何一个维度上都只能有一个规模分布，因此对宏观结构命题的分析就要求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群中的个体进行比较。
每一个个人自然占据多个社会安定位置。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社区之中，属于一个种族群体，拥有一种宗教信仰，多少受过一点教育，从事一种行当，拥有一份职业，并有一份收入。即使简单社会也在某几个方面发生分化，而复杂社会则展现出在更多维度上的分化。一个人群的分布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存在。因此，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一个人们分布于其间的多维的社会位置空间。社会结构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术语，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变量来对它进行操作性地描述。更确切地说，它包含很多可以被操作性地加以描述的具体概念：分化的具体维度。
在一个或几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上的分化的程度，被称作一个结构参数。社会结构是由其参数来描述的。换言之，结构参数是指一个人群的成员在各个方面变异的程度。例如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经济的产业多样性，一个组织的劳动分工，一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或一个社区的种族构成。当然，比较必须在相同的社会单位之间进行——例如不同的社会之间或不同的城市之间。有一点很重要，必须指出，即在各种维度上的分化并非一定是orthogonal(不相关？)。有些社会位置的差异，如教育和职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而另外一些，如性别和宗教，一般则不相关。一种社会差异与其它社会差异的共变的程度也被视为一种结构参数；例如，人们的种族差异与他们的教育、职业和经济差异的相关程度。
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普遍形式的参数，它们涵盖了人们很多具体的社会差异。其中两个参数是在单一维度上的分化，而另一个则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在几个维度上的共变。区分前两种参数的标准是看社会差别是否把人群分成了边界相对明显的、无序的名义类别（nominal categories），如宗教派别或种族群体，或看它们是否以地位的等级为基础对人们进行了无明显边界的分类，如收入或权力。这两种单一维度的分化形式是异质新性和不平等。
异质性是指一个集体的成员分化为名义群体（nominal group）的程度。例如一个社会的劳动分工和一个社区的语言多样性。一个人群在某一特定维度上所能够分成的次群体越多，并且人们在这些群体间的分布越不均匀，异质性就越大。衡量异质性的标准是随机选取的两个人属于不同群体的期望机会（the chance expectation）。譬如，要比较劳动分工，对所有的个案要么都用具体职业（detailed occupations）来划分，要么都用主要职业群（major occupational groups）来划分。（由吉布斯Gibbs和马丁Martin [1962]所提出的一种量度方法操作性地描述了这一标准，并且可以被用于对所有类型的异质性的研究。）不平等是指一个人群在资源或等级地位上所产生的分化的程度。财富的集中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而教育差异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社区在某一特定维度上的不平等的标准
是，与所有人的平均地位或资源成正比关系的、任意两个人之间在地位或资源上的平均绝对差异。这样，所有两个人之间收入上的绝对差异的平均值除以整个劳动大军的平均收入，便指示出了收入上的不平等。（基尼系数是这一标准的最直接的操作性量度。）资源上的不平等存在一个悖论：一个社会中的极大的不平等（如财富上的或权力上的）意味着绝大多数资源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但同时这又暗示绝大多数人几乎是平等的（在这个例子中，是指绝大多数人都几乎没有任何财富或权力）。
第三种参数是指人们之间由于若干种差别密切相关因此而相互交叉（intersecting）的程度，而非或多或少不相关的程度。如果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高度相关，那么它们将加固群体间的界限和阶级间的差别，并加强群体内和群体外、或在等级地位上不同的人之间的屏障。例如种族背景、教育、职业、收入和权力之间典型的密切联系。与这种社会位置在各种维度上的固化正相反的，是在它们之间的微弱关联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维度的相互交叉（intersection），如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之间的低度相关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在各个方面的社会差异的微弱关联说明了齐美尔交叉社会圈（crosscutting social circles）的概念。交叉的群体边界（intersecting group boundaries）和等级差异削弱了社会差别的意义和群体内的凝聚力（the strength of ingroup affiliations）。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别便不再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人们在一个维度上属于群体之外，而在其它维度上则是一个群体内的成员。所有社会差别的完全交叉，同完全固化（consolidation）一样是一种不可能的极端情况，但同样的一些社会因素之间交叉或固化的程度则因社会或社区而异。这些变异对于庞大集体内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人们常常认为社会整合依赖于强大的群体内的纽带，并为这种纽带在现时代的削弱而悲哀。然而，这是从微观社会学角度所理解的社会整合的概念，适合于小群体和小部落，却不适合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或社区的条件。大人群必然会按各种标准被分成很多个次属单位。从这种大人群的视角看来，强大的群体内的纽带不仅没有整合这些次属单位，反而将社会分割成若干相互对立的部分，例如在很多国家的种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一个大人群的社会整合有赖于普遍的群体间联系——有赖于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和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之间的、广泛而友好的、甚至亲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加固了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并将它们整合进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独特的社区。这一理论关注群体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被认为对于宏观社会整合至关重要。
宏观结构理论
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偏好影响他们在社会关系——尤其是深远和持久的关系，如婚姻关系——中的选择。然而，这些价值观并非是影响社会纽带的唯一因素。社会环境也会限制我们的选择；即我们居住地的人群构成。（在这篇短文中，我将移民略去不谈，仅指出一点，它只是改变而非消除了人群结构对伙伴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自由意志的问题与这些外部的社会影响完全无关。不论我们的选择完全由我们的身体状况、背景和经历决定，还是我们能够完全自由地与任何愿意与自己结婚的人结婚，我们都不能与爱斯基摩人结婚，如果我们周围一个爱斯基摩人都没有的话。当考虑到大量的人而非仅仅是单个人时，这些对于选择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要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亲密的黑人朋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要求平均每个美国黑人有大约十个亲密的白人朋友。
用古德内尔（Gouldner 1970：31-35）的话来说，在这一理论中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即由一个地区的人群构成所产生的结构性限制和机会将对社会关系施加支配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价值观、心理倾向和内群偏好的影响。这些影响便是涂尔干所强调的社会事实的外部限制，这在他的早期著作里非常明显。主要定理反映了这一结构假设，并且经验论据也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新的间接的证明。为了阐明这一理论，我们将从两个更高级的假设前提推演出三个主要定理。这两个假设虽然作为公设而有效，但仍有先前研究所提供的足够经验论据来证明。
第一个假设是：人们过度地倾向于与自己在社会空间中接近的人交往——即与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或社会地位和自己相近的人交往——不论在何种维度上。有很多经验证据支持这一命题，即：社会位置相似的人之间的联系超出了预期机会（chance expectations）。这样一来，过多的婚姻关系中的配偶双方在种族、宗教信仰和国籍方面都相同（肯尼迪Kennedy 1994;
荷林谢德Hollingshead 1950;卡特尔和格力克Carter and Glick 1970;阿布郎森Abramson 1973;赫尔Heer 1974;阿尔巴Alba 1976）。据观察，在教育、职业和社会阶级方面相似的人也有更大的联姻的可能性（森特尔斯Centers 1949；荷林谢德Hollingshead 1950；布劳和当肯Blau and Duncan 1967；卡特尔和格力克Carter and Glick 1970;Tyree and Treas 1974）。同样，友谊也会因相同的社会位置而得以增进。第二个假设是：社会联系的广度取决于接触社会的机会。这不仅是自明的，它还暗示身体上的接近造成了接触的机会，有望增加联姻和交友的可能性，并且，经验研究证明确实如此（阿布朗斯Abrams 1943；费斯廷格Festinger et al 1950；开普洛和福尔曼Caplow and Forman 1950）。
一条主要定理认为：异质性增进群体间的关系。这看起来似乎与第一条假设——人们倾向于和与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人交往——相矛盾。但是，这个定理是根据异质性的定义从两个假设推演出来的。既然定义异质性的标准乃是随机挑选的两个人属于不同的群体的预期机会（chance expectation），并且假设人们倾向于选择内群的同伴而交往又取决于接触的机会，那么异质性就会增加属于不同群体的人偶然遭遇的机会，这便减少了内群联系的机会而增加了群际联系的可能。
另一主要定理乃是：不平等助长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初发表的对这一定理的陈述使不正确的（布劳Blau 1977：55）。我那时的推理是：如果假设地位上的差距阻碍社会联系，且如果不平等是指平均地位差距，那么不平等将会阻碍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一论证完全忽略了人群构成的外部限制，这一限制对于不平等具有反作用，正如它对于异质性一样。既然按照不平等的定义，它增加了两个地位相差较远的偶然遭遇的可能性，它也就限制了个人为同自己地位相近的人交往而改变自己的偏好，并使地位悬殊的人之间更可能发生联系。
最后一条定理是：很多交叉社会差异（intersecting social differences）增进群体间的关系。这是我的理论的一个中心命题，它包含齐美尔（Simmel）交叉社会圈的概念。如果如假设所言，人们倾向于同在各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位置相近的人交往，并且如果各种维度相互交叉，那么人们在任意一个维度上与内群成员交往的倾向往往使其在其它维度上涉足群际交往。（由许多交叉社会圈所造成的多种形式的异质性加强了对与群体外的人交往的限制，因为在某一个维度上一个人在群体内的大部分伙伴，在另一个维度上却是属于别的群体的成员。——Is it contradictory?）在某些方面我们对内群的偏爱越大，我们就越会限制自己在其它方面的选择，从而为在这些方面维持群际关系施加更多限制。这一定理的一个自然的推论乃是：被固化了的社会差别——它们相互强化，并加固了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障碍——阻碍着群际关系。
在构造了这一演绎性理论之后，一个研究项目便被设计出来用以验证上述三条定理和其它一些定理（布劳和施瓦茨Blau and Schwartz 1984）。这项研究以1970年美国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这次普查涉及全美125个最大的都市地区，每个区的人口从25万至1100万不等。这项研究的目标是弄清这些定理是否能正确地预测具体的结构参数对通婚率的影响。有关通婚的数据给这一定理和它的结构假设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验。基本假设是：即使不考虑由文化价值观和心理倾向所施加的相反的影响（这反映在关于内群体的假设中），结构条件依然会限制选择。并影响群际关系。对这种相反的结构影响的观察非常适合于解释小地方的偶然的泛泛之交，，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到偶然碰面的机会将会影响邻里间的肤浅关系。相比之下，婚姻则是一种人们不会因为偶然的碰面而轻易涉入的持久的关系，它无疑极大地受到文化价值观和个人态度——从宗教信仰和种族偏见到对音乐和电影的趣味——的影响。另外，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人口的大都市里，应该比较容易逃脱人群构成的限制而找到一个有自己选择的伴侣，如果大都市里的婚姻都受制于那些定理所暗示的结构影响，那么小地方的肤浅的社会关系就更可能受其影响了。
我们所讨论的第一条定理由六种形式的异质性（使用了九种不同的量度）——从种族到职业的异质性和通婚——加以了验证。第二条定理由教育、职业地位和收入上的不平等（使用了四种量度）加以了验证。最后一条定理由一种社会差别与其他社会差别相交叉的八种形式的交叉参数（intersection）来验证（使用了十种量度）。经验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些定理；当引入适当的控制时，所有的结果都符合预测，而不加任何控制时（即应用简单的相关），大多数结果也都符合。总之，宏观结构的限制对于社会关系和一个大社区内多个部分的整合有着明显的实质性的影响。
搭建一座桥梁
这个宏观结构理论似乎与微观社会学的交换理论相去甚远。确实，二者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因为它们从相反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关系。我们可以说，打个比方，交换理论是从内部而宏观结构理论是从外部来审视社会关系的。前者剖析被认为是隐藏在所有社会关系背后、并决定其特征和动态的交换过程，而不论这些过程是植根于何种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它同微观经济学一样，是一个微观的但也是普遍的理论。宏观结构理论分析由限制社会关系的人群构成所组成的结构框架。这些社会关系能够独立于文化规范和个人的欲望而发展，从而塑造了社区中和其它庞大的集体中社会关系的模式或结构。这两种相互促进对立的视角产生出了迥异却并不矛盾的解释。这就好比血液凝结既可以从化学的角度解释为与氧气的接触，又可以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为是为了防止因小伤而丧命。这些解释之间并无冲突；它们只是从不同的立场审视一个现象罢了。
交换理论和宏观结构理论是互补的而非相互矛盾的。默顿（Merton 1975）强调一个学科中多元化的理论对于知识发展的意义。不同的主题需要用不同的理论来结实，至少在一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是这样，尽管最终目标是依据奥卡姆的剃刀原则1整合各种理论。我说这两种理论互补，是指其中一种理论当作已知条件并视为公设而不加说明的东西，另一理论却当作问题并寻求予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关注点适合于对整个社会或其他庞大集体的研究，因为我们不可能追踪和剖析千百万人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必须忽略掉日常社会生活的细节而将其主要的规则和模式抽象出来，这便是宏观结构探究法通过忽略个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转而分析社会位置之间的社会互动率（the rates of social interaction）所做的——即：在各种社会维度的基础上将人们加以分类。
但是，我们仍然对隐含在所有人类关系中、并对理解这些关系至关重要的社会过程感兴趣。宏观社会学探究法虽然在一张大画布上留下了遒劲的笔触，却因没有深入调查人际关系而无法解释这些关系。例如，宏观结构理论假设内群倾向（ingroup tendencies）的存在，却没有解释产生这种倾向的过程。交换理论试图通过关注在背景、经历和社会位置上的相似处如何使人们有可能交换互动所需的对彼此观点和行为的相互支持来解释这些倾向。并且，对内群的偏好，例如人们的价值观，表明了两点：第一，它们诱使人们同本群体的成员交往；第二，他们促使人们赞成那些选择内群同伴的人而反对那些选择外人的人。这些交换过程维持并强化在宏观结构理论中假设存在的内群压力（ingroup pressures）。但是，根据这一理论，结构条件可能会限制人们日益涉足群际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象这样相当普遍的群际关系暗示着内群压力被减弱了，因为当很多人都被卷入群际关系中时，这种关系就不会遭到广泛的反对了。这里，交换理论能够再一次对内群压力的减弱进行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人们为把他们的关系限制在群体内而赢得的赞同减少了。
交换理论不讨论在较大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对交换的性质的意义。宏观结构理论对第一个问题予以了直接的讨论，对第二个问题亦有所涉及。由新的和不同的结构条件所导致的群际关系的增长，改变了普遍的交换活动的性质，因为群际关系中的社会交换不同于内群关系中的交换。（虽然大多数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维度上既是群内的同时又是群际的，但社会交换却通常围绕互动双方要么相同要么不同的特质而进行。）交换理论剖析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的过程，却把这种差异视作当然，宏观结构理论则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关系比另一些更加普遍。
同一内群体中的成员倾向于分享意见和观点，他们之间的社会交换常常需要相互支持和赞同。但是，群际关系中的交换却由于彼此在经验和资源方面的差异而常常牵涉到不同的利益或服务。甲可能在园艺方面给乙提出建议，而乙则通过帮助甲修理家庭汽车来表达自己的感激（discharges his or her obligation）。社会差别也可能造成这样一来一种可能性：甲能够向乙提供建议和帮助，但乙除了尊敬、感激和景仰之外，却别无他物可作回报。这样，在群际关系中就产生了地位的差异。这些交往伙伴之间在声誉和影响力方面的非正式地位差异中的个人因素，使得这种关系与老板的正式权威或警官的强制权力比较起来，易于逃避且更少强迫性。
我对交换理论和宏观结构理论这两种社会学观点都曾做过一些贡献，而在这篇文章中，
我试图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无关的理论取向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从而通过填补一条沟壑来令解释圆满。我不是声称自己已经整合了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我相信这在目前还是不可能的。最后，请允许我恳请大家更加认真地对待严密的理论建构工作。在这个方向上，霍曼斯迈出了第一步，发展了交换理论；网络模型对此亦有所贡献，由它发展除了微观结构理论；而我建构了宏观结构理论。
注释
1即所谓的经济原则。概言之：“如无必要，就不应该增加实在的数目。”
（张钰译）
文学理论 第六章文学作品 一、基本概念 文学语言：是对日常语言的提炼与加工，是文学最基本的结构层次，是一种具有表现目的和个性特征的整体性语言构造。具有塑造生动的生命形式和表意的含蓄性和丰富性 两个特征。 文学形象：是由文学语言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的具体生活画面，包括人物景色等具体形象极其构成的整体形象，可分为一般文学形象和理想艺术形象两个层面。具有主观与 客观的统一，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个别与一般的 统一四个方面的特征。 单个形象：指文学的艺术世界中相对独立的文学形象。比如林黛玉。 整体形象：指文学作品中由若干单个形象共同组成的文学形象整体。如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虚象：通过实象联想出来的形象。 实象：文学作品里具体可感的形象。 情境：一般指叙事作品或戏剧中的事件、场景、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极其总和。 氛围：一般指由情境形成的特殊气氛和情调。 象征：是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之一，是以表达观念和哲理为目的，以暗示为基本艺术手段、具有荒诞性和审美求解性的艺术形象。有暗示性、哲理性、荒诞性、多义性四个特征。寓言式象征：指通过一则故事象征或暗示出某种哲理和观念。 符号式象征：指不具有情节性的整体形象或单个形象。 意境：是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之一，主要指抒情作品中呈现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和其发生的审美想象空间。具有情境交融、虚实相生和韵味无穷的特征。 典型：是文学形象理想形态之一，主要指叙事作品中塑造的显出性格特征的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 意蕴：指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所传达的意义，属于文学作品结构的最深层次。文学作品意蕴可分为：审美情韵层、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 诗歌：是一种以富有韵律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来表情达意的文学体裁。具有强烈的情感、跳跃性的言语结构、富有音乐美的凝练的语言三个特征。 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的一种以审美的方式自由地抒发人生感受的文学体裁。具有
2013年5月 第36卷第3期 外国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May2013 Vol．36No．3 文章编号：1004－5139（2013）03－0020－09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双重视角 ———社会符号观与概念隐喻观的连接与互补 张德禄1，郭恩华2 （1．同济大学，上海200092；2．烟台大学，山东烟台264005） 摘要：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语言学领域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视角和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视角。两个研究视角之间的连接与互补可以从语言学基础层面、语言哲学层面、语境层面、主体理论构建层面进行探讨。通过研究和实例分析表明这两个研究视角在理论范式上可相互连接，在话语分析实践中可相互补充。两者的结合可以有力地促进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符号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多模态隐喻;概念隐喻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onnec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Social Semiotics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ZHANG Delu1，GUO Enhua2 (1．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2．Yantai University，Yantai264005，China) Abstract?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MDA)in linguistics can be approached mainly from two perspectives:the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SFL and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perspective based on cognitive linguistics．The connec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se two perspectives can be probed into in terms of the levels of their respective linguistic foundations，philosophical foundation，contextual level and theoretical formulation．Through case study and investigation，it is shown that the two perspectives share common grounds in their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MDA．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perspectives can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DA． Key words?social semiotics;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multimodal metaphor;conceptual metaphor 1．引言 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研究多种符号资源在同一语篇中如何协同来实现意义。一方面，每个模态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表意潜势，因此，任何模态间的完全“翻译（translation）”都是不可能的［19：27；11：13］，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意义丢失。另一方面，不同模态在本质上有许多共同点：一方面，它们都是实现意义的社会符号系统；另一方面，各种符号话语都能表达人的思维结构和认知体验。这两点分别为多模态研究提供了社会基础和认知基础，使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研究：（1）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视角；（2）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视角。 社会符号学理论源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研究某一特定文化中符号实践如何在各种语境中产生语篇意义。概念隐喻在多模态语篇中称为“多模态隐喻”（multimodal metaphor），该理论重点研究不同的隐喻如何体现于各种符号实践，作用于人的认知语境，影响人们的认知识解。这两种
言语适应理论视角下综艺节目话语解析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奔跑吧兄弟》(以下简称《跑男》)是浙江卫视推出的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嘉宾们在“逗比队长”邓超、“贱萌天才”陈赫等跑男团成员的带领下完成任务，传递快乐。节目巧妙地将中国元素与公益事业融入其中，在娱乐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社会意义。中国知网中以“奔跑吧兄弟”为篇名进行“模糊”检索共有235篇文献资料，内容大多从新闻传播学视角与节目营销策略方面对《跑男》进行研究，但真正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节目的比较少见。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学中Giles等学者提出的言语适应理论，以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为语料，着重讨论《跑男》第三季收官之战中嘉宾语言中的言语趋同与言语趋异现象，并对其主观性、动态性以及非对称性等特征进行分析。 1言语适应理论 言语适应指说话者改变或掩饰自己的身份以期被受话人接受的一种努力。作为社会语言学重要理论之一，言语适应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最初由Giles等人于1975年提出，主要用于解释人们
在交际过程中的心理动机，后经Beebe等人发展，被广泛运用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二语习得等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80年代以后的发展将主观适应与客观适应区分开来，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前者为言语倾向行为理论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言语适应行为理论的理论基础。在言语趋同(convergence)、言语趋异(divergence)以及语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被视为言语交际策略的前提下，交际学理论与言语倾向行为理论有了共同的研究对象与目标，Giles等人便将其称为“言语适应理论”。 2《奔跑吧兄弟》中人物话语的言语适应论解析Giles认为，在社会交际中，说话者往往会通过调整自己的言语风格来达到下述一个或几个目的：唤起受话人的社会认同，提高双方的交际效率和维持积极的社会身份。跑男团成员(以下用人员简称)在完成节目组指定的任务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使用了言语适应理论部分交际策略，在使游戏朝着利于自身方向发展的同时也达到了娱乐大众的目的。 交际策略 言语趋同 言语趋同指的是在交际过程中，交际一方改变自己的语言风格或习惯，如发音、语速、停顿等，使话
2012年4月 第26卷第2期 旅游科学Tourism Science Apr．，2012Vol．26，No．2 中图分类号F 59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5（2012）－02－0001－09旅游研究中的三种社会心理学视角之比较 彭建1王剑2 （1．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2．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101101） 摘要：旅游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需要从其他学科引入相关的理论和方 法来推动自身的成熟与发展。旅游感知、态度和行为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过去数十年间，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相对剥夺理论是一种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和疏导机制研究方面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本文通过对旅游研究中的既有社会心理学视角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相对剥夺的内涵和旅游发展中的相对剥夺现象，进而比较了相对剥夺理论与既有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的独特性和互补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学视角，相对剥夺理论在旅游地相对剥夺感的表现形式、成因、疏导机制和定量测量等方面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和潜力。 关键词：相对剥夺理论；旅游研究；社会心理学；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表征理论收稿日期：2011－09－28；修订日期：2011－12－28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项目《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和可视化数据库研究》（1112KYQN08） 作者简介：彭建（1975－），男，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可持续发 展。王剑（1975－），女，博士，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旅游研究，很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积极投入到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旅游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展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 学是较早介入旅游研究的先锋学科（Jafari ，1981），至20世纪80年代末，将旅游问 题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增至15个（Jafari ，1988）。90年代以来，旅游研究的多 学科属性进一步加强，参与旅游研究的学科累计多达26个（Cheng ， et al．，2009）。在众多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旅游态度、行为和满意度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纳入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作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致力于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能为旅游活动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问题的研究提供独特的理论分析视角。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被成功应用于解释和分析旅游发展中的社会心理现象，DOI:10.16323/https://www.doczj.com/doc/de15201840.html,ki.lykx.2012.02.007
制度变迁财政视角 学以致用，经济理论的最大用处是进行经济解释。从现实的观察开始，总结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并将其用于对现实的解释，这是经济学研究 的基本路径。本文运用财政压力周期变动下的政府行为的理论，在一 个制度变迁的框架内考察了公共政策的变化。并用来解释中国五十多 年来的政策变迁，特别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周期中政策变化的解 释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这些研究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的兴趣。国内外学者更多地从制度 变迁的成因、路径、成本收益等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未来进 行了积极的预测。经济学是对现实的解释，致力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 学人不应放弃对这一史无前例变革的探索。运用一种新的方法，一种 新的视角，在不同的视角下透视体制变迁的现实，则是一种贡献①。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樊纲（1995）、张军（1994）、程虹（2001）、杨小凯（2004）等分别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并得出 了令人关注的结论。对重大的变革，人们的认识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1929-1933年大危机过去了七十多年，经济学界对其成因的看法依然是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中国五十多年的演化，特别是二十多年的 改革，我们尚处于山中，因此不识改革真面目则是常态。给摸着石头 过河的中国改革以尽可能多层面的理论解释是经济学的任务。多视角 的研究可以提升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政府财政压力的水准是很难量化的，因此我们运用的是广义的财政概念，它不仅包括政府预算中经常账户的执行情况，还包括债务、铸币税、产权等所有能够引发公共收支变动的过程。财政压力周期变动就 是财政平衡到财政崩溃的过程，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当委托人难以 承受代理人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价格时，便会终止代理关系。结果是财 政崩溃，政府失败。在我们对中国近六十年制度变迁和公共政策演化 的解释过程中，出于谨慎的原则，我们仅仅考虑财政压力的大小，不 进行质的区分。下面的分析，也仅仅一个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的学术思考。
《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9—16章综述 《文学理论教程》后半本主要讲到两部分：文学作品、文学消费与接收。文学作品这一部分是从不同角度考察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分析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讨论叙事性作品和抒情性作品，把握文学风格内涵和价值；文学消费与接受这一部分则是论述文学消费、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等内容。 9—13章主要从四个方面阐释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特点：第一.文学作品的外在形态（第9章），第二.文学作品的内在形态（第10章），第三.内外综合经典形态（第11-12章），第四.话语特色（第13章）。 文学作品的外在形态包括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文学作品类型的划分方式很多，书本上的划分标准是现实型、理想型、象征型。这三种类型的文学分别有所侧重，前者侧重写实，中者侧重直抒，后者侧重暗示。第9章第1节主要论述这三者的基本特征及历史发展。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则主要提到四类，诗、小说、剧本、散文与报告文学。 文学作品的内在形态包括文本层次和审美呈现方式。文本层次从总体上又可分为三大层次：文学言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意蕴层面。其中，文学形象是艺术表现的中心，它的高级形态有三种：文学典型、文学意境和文学意象。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典型、意境、意象具有其独特的美学特征，分类也是五花八门。 叙事和抒情诗内外综合经典形态的大类。叙事性作品以叙事为主，它的分析具体是从三个层次进行：首先是叙述内容，从叙事话语的内容中分析外部世界的事物进入文学话语后的形态特征；其次是叙述话语，这是对叙事文本形式特征的分析；最后是叙述动作，对叙事作为活动的特征进行分析。抒情性作品与叙事性作品相对应，关于它主要讨论的是抒情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以及抒情性作品的结构，话语的修辞方式和不同的抒情角色等问题。 话语特色主要讲得是文学风格。文学风格的审美价值以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要讨论的关键。不同的文学风格给人以不同的审美享受。另一方面，文化风格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发展并渗透，从而成为一定文化的表征。 14—16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解析文学消费与接收。先是讨论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性质和特征（第14章），然后是文学接受过程（第15章），最后是文学批评（第16章）。 文学消费与接受里主要涉及消费与接受的性质与特征。文学消费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消费，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学接受具有认识属性、丰富的文化属性，其中最基本的层面是审美属性、诠释属性和交流属性等。 文学接受过程有三大点。文学接受过程集中体现在读者对文本的阅读，读者的文学接受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生（视野期待、接受动机和接受心境）、发展与高潮（共鸣、净化、领悟和余味）。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文学批评的模式（传统批评模式和现代批评模式）和文学批评的实践。 以上即是《文学理论教程》后半本的主要内容。文学作品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质，从这个角度讲，文本从其产生到成为作品，它的消费和接受都是体现出了各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变化。文学作品适时则通。
西方语言学史课程作业 话语分析 小组成员：仲秋月（组长） 2009213133 09中文 汪藜 2009213032 09中文 白慧 2009212887 09中文 志琼 2009213125 09中文 敏 2009212963 09中文 话语分析
【摘要】自 Zellig Harris于1952年在Language 杂志上发表题为“ 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至今，在各个语言学家的努力下，话语分析的概念逐渐为人们熟悉，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本文较为详细的整理介绍了话语分析的有关理论，包括定义、主要流派、发展阶段，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指出了一些不足，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关键字】话语分析理论阐释 一、话语及话语分析 1、话语的概念 话语是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及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的言语活动。“话语”一词的流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巴赫金( M.M.Bakhtin )贡献突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品，甚至无形的舆论等，其真实含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 最终奠定流行性“话语”理论基础的是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述整体”。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福柯非常自觉地将他的话语实践即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加以区别。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新事物的确定；2.关于矛盾的分析；
优势视角理论 一、理论渊源 （一）对传统理论视角的反思与优势视角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之前，社会工作像其他助人专业一样，主要遵循临床医学治疗的以问题和病理为核心的问题视角，它以服务对象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为切入点，认为服务对象是有问题，有疾病，有瑕疵的，社会工作者正是以权威的治疗者出现的，通过发现问题、诊断问题、找出原因、解释分析、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帮助服务对象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1982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的一项针对慢性精神病患的实验引起了优势视角的迅速崛起和学术界对于优势视角的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负责此项目的charles Rapp教授与Ronna Chamberlain博士放弃了既有的实务模式，而是采取了一个以服务对象为核心的视角，它关注服务对象的优势，认为身处困境，具有疾病或问题的人仍然具有优势与资源，只是缺少发现与挖掘，这一视角即优势视角。此后，优势视角作为一个全新的、正向积极的社会工作处遇方式而得到不断发展。 1989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Weick，Rapp，Sullivan，Kusthard发表了《社会工作实践的优势视角》一文，宣告优势视角的诞生。 1992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的教授Dennis Saleebey编写出版了《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成为优势视角的主要文本。此后，社会工作教育者、服务提供者和管理人员不断完善与发展优势视角，澄清了它的复杂应用过程及如何评估其有效性的质疑，使其越来越富有实用性。 （二）优势视角的思想来源 从优势视角出发，社会工作者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案主的优势和潜在的能力以及案主如何构造和理解、解释意义世界。以存在主义社会工作为例，存在主义强调理解的重要性，认为理解是人的存在的方式，理解本身不是达到对知识的掌握，而是去理解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存了主义社会工作模式，强调人们要真诚用心的生活，无论什么形式的存在都是符合人的本质的存在，人们应该按着自己的选择而非按规定了的生活，在实务中鼓励案主以自己的选择、理解去生活，工作者不能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解释案主及其生活或选择。 ①也就是说以优势视角来界定社会工作的本质时，一定要强调理解和解释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从优势视角对社会工作的本质进行界定，可以将其简单定义为这样一种递进过程：交流——理解——解释——互助。这里的交流是一种人与人 ①李晓凤.两种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发展、危机和繁荣[J].学术论坛,2004(2).
内生制度变迁理论：阿西莫格鲁、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比较1 彭涛、魏建2 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重新阐释了经济史中重大事件的经济逻辑，在收获关注和成功的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诺思将制度变迁最终归结为人口和相对价格变动等外生因素，这不仅使其理论存在不周延之处，而且严重削弱了理论解释力。 制度变迁的内生化处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制度分析范式。内生化理论的核心特征是坚持制度变迁是社会整体演进的结果，其中的任何因素及其变化都是内生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制度变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 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gol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是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将制度变迁的动力进行内生化处理，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论范式。总体上来看，阿西莫格鲁的分析较青木昌彦和格雷夫的分析更为狭窄一些，他主要侧重于讨论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突出强调政治权力的分配对经济制度的变迁起着决定作用。青木昌彦与格雷夫则倾向于建立一个统一、庞大的制度分析框架，分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制度变迁及其相互关系。其中，格雷夫的分析更为一般化，因为青木昌彦将政治领域中制度均衡直接视为外生参数而不予以讨论。 研究视角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制度要素所涉及的不同层级（或者领域）、对制度变迁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这使三个分析范式的内生化程度存在差异。同时，他们在处理制度变迁的内生化过程中遇到难题时采取的手段也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内生化程度是制度变迁内生分析范式的理论主线，因此我们对三者的内生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找出契合点和不同点，以进一步明晰内生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方向。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三种前沿范式进行整体评述；第二部分从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制度变迁传导机制、多重均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比较三者的异同；第三部分阐述制度变迁内生化理论的发展方向。 1《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2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生；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理论毕业论文题目参考 论文题目是全文给读者和编辑和第一印象，文题的好坏对论文能否利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好的护理论文题目应尽可能在一完整的的句子中囊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对象、处理方法和达到的指标，使读者和编辑对论文研究的内容一目了然。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部分关于文学理论毕业论文题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文学理论毕业论文题目一： 1、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文学地理学：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 3、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影响 4、场外理论的文学化问题 5、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文学本体 6、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 7、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建：环境与资源 8、以文学批评为枢纽的文学理论建构 9、现代小品理论研究 10、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 11、词风嬗变与文学思潮关系研究 12、俄苏文学与“十七年中国文学” 13、中国形神理论发展演变研究 14、美国生态文学研究
15、文学理论范式：现代和后现代的转换 16、戏仿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概念及其流变 17、当今的文学理论 18、文学与政治的博弈--瞿秋白译介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纠结 19、理论如何文学？--以乔纳森·卡勒理论观的调整为参照 20、1898~1927:西方文学理论早期引介研究 21、比较文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22、期刊媒介与文学理论关系问题研究 23、隐喻与文学批评理论 24、色·宝音尼木和《文学入门》之文学体裁理论研究 25、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文学译者批评的理论探索 26、希利斯·米勒文学言语行为理论研究 27、文学语篇的语用文体学研究 28、弗洛伊德理论的自我矛盾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29、作为文学理论新范式的批判心理学 30、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接受与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31、新时期文学批评现象回顾与理论反思 32、王学与中晚明文学理论的关系研究 33、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范式研究 34、罗宾·沃霍尔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 文学理论毕业论文题目二：
2010年第04期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N o .04,2010 第26卷J O U R N A LO FE D U C A T I O N A LI N S T I T U T EO FJ I L I NP R O V I N C E V o l .26(总232期) T o t a l N o .232 收稿日期:2009—12—25 作者简介:王昌米,男,安徽无为人,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篇分析,应用语言学。 话语分析的三个新视角 王昌米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话语分析已经形成了诸多学派,它们因不同的研究目的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分析步骤及各自的方法论。本文论述了话语分析领域近年来兴起的多模态分析法、中介分析法以及语料库分析法等三种话语分析方法。这三个新视角是对以前的诸多话语分析方法的传承与创新,而且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呈现出当今话语分析的跨学科、多视角及多维度的趋势,这无疑是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结果。 关键词:话语分析;多模态分析法;中介分析法;语料库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H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0)04—0069—03 尽管话语分析通常被认为是语言学学科的一 部分,不过事实上它是一门交叉学科。在最近40年话语分析形成了诸多的学派,它们因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分析步骤及各自的方法论。B h a t i a 等(2008)在《话语研究新进展》一书中列举了话语分析的种种方法。比较而言,近年才兴起的中介分析法(M u l t i m o d a l d i s c o u r s ea n a l y -s i s )、多模态分析法(M u l t i m o d a l d i s c o u r s ea n a l y s i s )以及语料库分析法(C o r p u s -b a s e dd i s c o u r s e a n a l y -s i s ),可以说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三个新视角。 一、话语分析的学派 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理论来源及各自的研究重点,黄国文(2006)把话语分析分为三个学派:(1)英美学派(t h e B r i t i s h -A m e r i c a n s c h o o l );(2)福柯学派(F o u c a u l t s c h o o l );(3)批评话语学派(t h e C D As c h o o l )。 英美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衔接(C o h e -s i o n )与连贯(C o h e r e n c e )、语篇、话语结构(T e x t u a l /D i s c o u r s es t r u c t u r e )、信息结构(I n f o r m a t i o ns t r u c -t u r e )、语篇/话语类型(T e x t u a l /D i s c o u r s e t y p e )、篇章语法(T e x t g r a m m a r )、图式理论(S c h e m a t h e o r y )、语类理论(G e n r e t h e o r y )、会话分析(C o n v e r s a t i o na n a l -y s i s )、言语行为理论(S p e e c ha c t t h e o r y )、互动社会语言学(I n t e r a c t i o n a l s o c i o l i n g u i s t i c s )、交际文化学 (T h e e t h n o g r a p h yo f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语用学(P r a g -m a t i c s )、变异分析(V a r i a t i o na n a l y s i s ),等等。这个学派的研究重点是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研究重点从语言结构的使用(如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逐渐向图式、语类(如文化语境)转移,但语言的使用始终是研究的重点。 福柯学派以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理论为基础,研究重点是话语秩序(o r d e r o f d i s c o u r s e )、意识形态(i d e o l o g y )、社会关系(s o c i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社会联盟(s o c i a l a l i g n m e n t )等有关社会实践(s o c i a l p r a c -t i c e s )和社会变革问题。福柯学派更关心的是通过语篇、话语分析所折射出的社会实践、社会事实以及相关问题,而非语言本身。 批评话语学派以社会的、文化的实践和结构为出发点,更关注社会问题。该学派着重研究语篇和话语中语言的选择如何反映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权势关系”(p o w e r r e l a t i o n ),认为语言的惯用(u s -a g e )和使用(u s e )都带有意识形态因素。近年来,M a r t i n (2004)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 o s i t i v e d i s -c o u r s e a n a l y s i s ),主张对社会实践和社会事实的分析应该采取积极、正面、友好的态度,这样不仅有利于自己,而且也有利于对立的一方;通过积极话语分析,人们可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最终构建一个宽松、和解、和平共处的和谐人类社会。(M a r - 69 DOI :10.16083/j .cn ki .1671-1580.2010.04.023
福科话语理论的新解读 [摘要] 福科的理论事业无法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来概括，也就是无法给福科的思想定位。然而，他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对权力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性及后现代殖民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完善了他的话语理论。 [关键词] 福科话语理论权力 一．福科的经历与思想轨迹。（一个传奇式人物） 福科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1926年出生在法国普瓦提埃。194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哲学系，以后又继续攻读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福科曾在瑞典一所大学做过讲师；1960—1968年侨居突尼斯，任教于克莱蒙-菲兰特文学院。1968年12月返回法国以后在巴黎大学文森纳学院任哲学系教授；1970年以后在法兰西学院认识论史系任教授。 福科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在二战后曾一度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天地，有人还说他在一个短时期里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但福科后来说自己从未打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印记，否认自己曾在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福科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有伊波里特（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个极其出色的哲学讲师，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他给福科留下了巨大的终身的影响）、康吉汉和阿尔都塞。从伊波里特那里，福科认识到，黑格尔并没有预示哲学的终结，而是预示哲学的开端。在197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中说，伊波里特不是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最终能在概念运动中使自己得到传播和重新组合的总体性，而是对着无穷无尽的地平线的背景，把它改造成一种无穷无尽的工作。他说，伊波里特认为，象不可接近的总体性的思想一样，哲学是那个能够在经验的极端不规则性中予以拒绝的东西；它是那个把它自己表述和显示在生、死和记忆中不断复发的问题。这样，他就把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终结课题，变成一个反复质问的问题。 从康吉汉那里，福科加深了他关于科学哲学的特有的法国传统的知识，正是在康吉汉的帮助下，福科完成和发表了他第一批论疯狂和医院的书，如1954年发表的《精神疾病与心理学》，1961年发表的《疯狂和文明》等等。虽然福科说过，他的关于知识的考古学史，有点不同于康吉汉的较为直截了当的科学的认识史，但却和康吉汉一样地猜疑连续性、猜疑逐渐增加和积累的地步。 而在和阿尔都塞交往和交流中，福科加深了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植根在哲学人本主义、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看法。福科和阿尔都塞一样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论
吴军等场景理论与城市公共政策 场景理论与城市公共政策——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最 新动态吴军，[美]特里N.克拉克（Terry N．Clark）文章来源于：《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期。[摘要]全球化、个体化、中产阶层化以及文化消费的增长等势力对后工业化城市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影响，同时，也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设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样的影响下，如何塑造城市特征、如何实行城市增长与市民认同、如果保留城市传统与容纳多样性、如何建立较强情感纽带的社区共同体以及如何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等问题摆在了城市领导者面前。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城市研究新范式，即“场景理论”，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关键字] 场景理论公共政策 芝加哥学派城市一、城市公共政策面临的新挑战过去三四十年间，城市政策的最根本挑战已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几乎发生在全世界上所有城市。全球化（Globalization）、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中产阶层化（Gentrification）以及文化消费的增长（The ris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等势力影响着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城市的转型与发展。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种力量对城市转型与发展已产生深远 影响。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对城市影响的经济维度，比如金融、自由贸易以及服务外包等，然而，全球化所
带来的文化后果与社会心理等方面，学者论述的却较少，尤其把“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分析。这就为以消费为中心的后工业城市发展与转型提出了新挑战。以芝加哥为例，新媒介激发了全球性的“相关群体”。从1980年起，芝加哥的电视、网络、移动客户端等覆盖面大幅度提高，从市政厅到偏僻乡村，从传统教堂到开放酒吧，居民和外来游客都可以同时收看到本地新闻和资讯。就如一名挪威游客曾说过：“芝加哥昨天发生的变化（华盛顿竞选市长成功），我们完全清楚，因为在挪威看到了电视网络转播。”借助于这些媒介，芝加哥市政和议会的形象在全球观众心目中开始塑造。用社会学术语“相关群体”（Reference Group）来解释这种现象再恰当不过。尽管他们不是芝加哥人，但是，借助媒介所塑造的芝加哥全球形象，对他们来芝加哥旅游、社交和参加会议等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这就提醒城市领导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不仅对本地居民产生影响，而且还对“相关群体”发生作用。除此之外，比较性思维催生了城市发展的全球标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的比较变成了可能，而且也会越来越普遍，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Terry Clark在他的新书《The Theory of Scenes》[①]给出了一个结论：比较性思维催生城市发展的全球标准。这种标准尤其是体现在城市街区设施和市民组织的建设上，比如城市博物馆、现代艺术馆、水族馆、交响乐厅、市民广
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视角分析大众传媒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媒编织的巨大的信息网略里，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报刊、广播、电视、书籍、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渗透在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阶层和各个角落，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和娱乐，大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一不和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众传媒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在和社会的互动中得到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略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作为这个网略编织者和信息传播者，今天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大众传媒全面参与人们的生活，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的现代人。媒介为我们提供新闻，帮助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动向和变化；为我们提供知识，帮助我们提高素质，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有用信息，帮助我们安排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文化享受，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提供娱乐，使我们能够从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张压力下解放出来，获得轻松和休息。如此等等，大众传媒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不一而足，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改造着我们的意识和行为。 二、大众传媒是组织社会大众强有力的工具。在我们国家，作为各级党和政府组织直接管理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是党的舆论工具，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大众传媒通过信息的生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社会，协助政府
机关开展工作，并以其具有的公开性、权威性、直达性、显著性等特性在传达上级方针政策，宣传中心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大众传媒的独特的功能对社会起舆论监督作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国家机关的政务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实施非强制性的监督。这种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腐败现象、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武器。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该理论强调社会系统都会像人体系统一样自然地协调发挥作用以确保系统自身的稳定或均衡，社会中的各部分对社会的稳定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以上大众传媒对人的生活和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即为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具有稳定社会稳定的功能。 著名社会学家默顿指出社会系统中并非所有组成部分都发挥着正功能。显然，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领域，尤其是网络媒体之中可谓是鱼龙混杂，许多媒体为谋一己私利，违背职业操守，传播虚假消息，混淆公众视听，甚至存在网络欺诈等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给社会稳定带来恶劣影响。 然而，从冲突论来看，尤其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组织直接管理报纸、电台、电视台。大众传媒在向公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存在，宣传政府意志和主张，从而实现对大众思想和认识的引导或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统治阶级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 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卢卡奇 卢卡奇作为20 世纪极具影响力的一位理论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及文化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卢卡奇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角度，将二者之间的影响与接受关系置于中西现当代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进行梳理与探讨，力图勾勒出中国对卢卡奇文艺理论接受的概貌。 一、卢卡奇的文艺理论道路 乔治·卢卡奇是匈牙利着名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家，是20世纪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国际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文艺理论思想不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成为共产国际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争论、批判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以后，卢卡奇的文论着作日益受到研究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与日俱增。在中国也不例外，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他的引进、译介，后来发展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批判性接受，以及当今学界对他的多元化的较为系统的学习与借鉴，卢卡奇已逐渐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乃至文化的发展中。卢卡奇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与其在文艺学、哲哲学、美学等领域的一系列理论建树密切相关。 卢卡奇出身于布达佩斯一富足的犹太人家庭，优裕的家庭环境使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自幼热爱文学，阅读文学名着，开启了他的心智，使其开始思索人生，追求理想。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期间，“文学和艺术史以及哲学已成为我的兴趣中心”，卢卡奇文学道路的真正开端是1904年创建塔利亚剧团，他们陆续组织演出了黑贝尔、易卜生、斯特林堡和霍普特曼等27位现代剧作家的35部作品。卢卡奇“熟谙绝大多数剧本。黑贝尔，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岑格鲁贝，豪普特曼的剧本，他不仅能够左右逢源，而且显示出对十九世纪几十种不足道的法国剧本了如指掌”。在塔利亚剧团的文艺实践活动，为卢卡奇1906年至1907年撰着《现代戏剧发展史》作了思想准备。1908年2月，卢卡奇凭借《现代戏剧发展史》的初稿，荣获基斯法卢狄学会授予的“克里斯蒂娜—卢卡奇奖”。1909年11月，以《戏剧的形式》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真正使卢卡奇在欧洲现代文学理论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则是他的《心灵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