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SHI DIAN
自2001年开始的课程改革必将浓墨重彩地记入中国教育的历史，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荡涤了一代人，肯定也会影响到几代人。
但是，认真审视和反思当下的教育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本轮课程改革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国家政策的层面，当深入到校园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给校长老师们留下的基本上只是“改课”的空间。从“课改”到“改课”，颠倒的不仅仅是字序，而是课改的精髓和本质。
因为高考、中考制度的滞后，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对改革理解的不一和地方教研机构大一统的力量，如此等等，使我们在课改十年之后的今天所看到的官方和民间的经验里，依然是自主、合作、探究或者如何划分课堂讲练时间之类的课堂教学改革的典型。
很显然，未来的课改，一定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循着如此的道路走下去！因为，这条路已经出现了瓶颈———
不分学科、不分年级、不分课型，机械地推行大一统的教学模式，就必然会遇到过去单一教学方式常常遇到的类似问题；不同的教学内容，不一样的课型，富于个性的学生，肯定不能全部由一位校长脑袋里想出来的东西攻城略地———这样的模式对教师和学生的精神领地太具有侵略性。
为了能够真正体现学科特点、契合学生个性，从课程层面设计学校行动就成为必然：每所学校的育人目标、办学传统、历史文化都应该成为这些学校自身规划、设计个性化课程目标的前提，而他们的资源、生源状况也应该成为二度开发课程内容的参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果断下放会考权力，教研部门必须真正取消大考、小考及排名排队，借此来不断扩大学校自主考试与评价改革的空间———
而考试和评价，正是十年来阻碍课改前行的最大障碍。
不同学生的不同成长需求，使分类、分层和综合教学成为必然，课程的选择性必然带来学生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学生自我成长动力系统的构建也由此成为可能，而这种学生自主发展的冲动和兴奋也一定会影响到老师们的教学活力。
从课程的眼光实施教学，就必然关注目标、过程和评价，课程改革中最大的亮点之一———过程性评价肯定就会进入教学的殿堂，成为撬动整体教学改革的有力杠杆。于是，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过程体验中自然而然地得以落实，许多体验性学科的价值水到渠成地得到彰显。
校园里的课改，必然要求教学资源全方位地融入学习过程，那种仅靠教师一张嘴的局面不再适应课改的要求，那种仅靠所有学生的嘴也同样无法体现课改的精髓，我们必须让图书、挂图、仪器、药品、标本、视频、博客、微博，甚至苹果的ipad ，都随时随地进入教与学的过程。全方位开放的资源和媒介将帮助学生找到更有兴趣、更有效益、更轻松自如，也更适合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如此来说，学科教室就必然取代行政班教室，图书、仪器等各类资源库应该打开尘封的锁头，各就其位，回到各自的学科教室，成为教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此，图书室、仪器室的概念将不复存在———学科教室同时也就是各自学科的图书室、仪器室、实验室……这样的教室，其资源不再仅仅属于哪一个班级，它对所有有需要的学生开放，它为不同班级的学生所共享。
这样的变革最终带来的是，学生改变了过去靠外力推动学习的状态，助推器改装为发动机，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苦苦探求的因材施教，也在选择的模式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每年高考学生填报大学志愿前夕，总有许多
●国家督学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李希贵
年关注什么？
2012未来的校园，从改课到课改
教育改革可以从高考录取改革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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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找到我诉说，他们有的几天几夜不思寝食，有的很长时间神情恍惚，更有甚者为填报志愿去占卜问卦，一些平日很阳光、很理性、很智慧的人到这时候全都变了。
我为此很痛心，因为这一切其实大都是因为我们的录取制度。
在公开的媒体上，人们一直在批评家长、学生分分计较，可是，我们的录取制度本身恰恰就是分分计较。家长、考生来不及理解我们那些写在纸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话，他们从别人的经验里已经悟出：在阳光工程的录取中，只有分数才能决定录取命运，一分之差，天上地下。这样的压力在家长——
—社会——
—校园之间相互传导，于是，开始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分数大比拼。
其实，这看似“疯狂”的分分计较热潮，也完全可以通过改变我们录取游戏规则来遏制。首先，让我们相信大学，把高考录取的权力交还给他们，让每一位考生面对所有可以选择的大学——
—像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很成熟的做法那样，考生与大学的双向选择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一般可能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每一位考生可以报许多大学，他也可能会收到许多大学的录取通知，只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间节点上做出最终选择，即可将其他录取通知退回，而大学也有一个补录和调剂的时间。
根据国外同行的经验，这样的录取方式起码带来三个好处：
一是考生不必分分计较，因为不存在第一志愿落榜导致的一落千丈，所以10分、20分甚至30分、50分的差距并不能决定他们去何种层次的学校。每年所填报的志愿学校里，总会有一些你“钟情”的学校向你伸出橄榄枝，所以，谁也不会为每一分去“悬梁刺股”、折磨自己，考生、家长、学校的焦虑会大大缓解，实施全面人格教育也就有了空间和余地。
二是可以让学生真正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现在的录取制度，使学生很难顾及自己的专业诉求，好不容易进入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了，谁还会去为专业较劲？所以，多数学生在学着自己没有感觉甚至厌倦的专业，毕业后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样一种状态，让我们整个国民的幸福指数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能不说是教育的失败。
三是可以让大学真正招收到热爱专业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新生。放开录取制度，学生可以按专业倾向填报大学，他们选择的不仅仅是大学，更是专业；一位考生可以填报10个学校，甚至可能全部填报同一个专业。这样走进大学校门的学生，起动快、目标明、马力大，对高等院校的专业建设也必然起到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担心录取工作最强调的公平公正。其实，即使是改革了，在每一所大学的录取标准里，分数仍然重要，仍然可以搞阳光工程，监督同样要加大力度。那些对权力归还给大学之后就会天下大乱的担心，我们可以理解，但没有必要。我想引用上海某大学领导在回应此种诘问时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研究生是自主录取，其招生数量已经超过本科生了，但我们的录取工作非常有序，并没有乱；同样，本科录取下放到学校，也不会乱。
上世纪80年代推进中小学校长负责制，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多的是在调整校长与书记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地区，其实是被理解为解决谁是学校“一把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明确了，似乎校长负责制也就能落地生根。
后来，大家都不再提这个似乎有点过时的口号了，理由嘛，就是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
其实，校长负责制应该更多地从政府与学校关系这个更高的层面来思考，也就是说，必须解决办学和管学的关系。别的不说，就谈谈最为基本也最为要害的，学校人财物的权力到底在谁手上？人人心知肚明。可见，真正让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校长负责制落地，依然任重道远。
当校长们在人财物等该负责的方面无权负责、不能负责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便把权力的触角下移到了课程和教学领域。当行政的力量渗透到了学术中去，统一的东西便容易肆意横行，违背规律的事情也在所难免。
学校是一个知识型组织，不同的学科各有其不同，学生之间千差万别，每个教师个性迥异——
—即使同属一个学科的老师，也会因为其性别、年龄、性格、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工作。可是，在许多学校里，校长一声令下，教师必须全体卧倒，匍匐前行；再变一个口令，大家又必须正面冲锋，这看上去像是战场，其实，远远不如真实的战争——
—因为在真实的战争中，往往更加强调每一个个体错位了的校长负责制
理论
SHI DIAN
面对不同战情的自我判断和自主攻守。
校长负责制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在此无需赘述。校长的行政权力必须有一个边界，在事关学术的领域，任何变革都应该尊重知识，敬畏规律。当代管理学提倡决策重心下移，让掌握信息最充分的最基层的人们直接实施决策有其深刻的原因，我们理应探寻借鉴。我们既大声呼吁教育主管部门要简政放权、要管办分离，要赋予校长更多的“上位”权力，赋予校长更多的自主办学空间；同时我们更呼吁校长在本校的学术领域也要“简政放权”，要管教分离，给予老师尽可能多的课程开发权，让每一个老师都成为自己所教学科的主人。
由于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也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中国做校长，实在很难。但，如果我们稍一放纵自己的权力，那在我们手下当一位教师同样更难。处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里，我们常常有一种权力被没收、没有自主发展空间的苦恼；同样，设身处地想一想校园里老师和校长的关系吧，如果把教师捆绑得太死，他们也肯定不会是好受的滋味。
近两年，我们终于发现幼儿教育资源短缺所带来的问题。于是乎，大干快上，公办幼儿园突飞猛进，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的困境有望迅速获得破解。
但是，在发展公办幼儿教育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对民办幼儿教育的呵护。尽管收费过高、教育管理不尽规范在一些地区的民办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民办幼儿教育的补充功能不容小觑。如果我们不尊重历史，不能客观评价这段历史，不仅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极易让民办幼儿教育的从业者委屈伤心。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汹涌澎湃的公办幼儿教育的跃进式发展，一旦不是建立在统筹规划、科学布局的基础上，就很容易淹没掉那些我们不太留意的民办的兄弟姐妹。
回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已经“收获”了一些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意识到的教训。在那个民间资本蓬蓬勃勃的时代，民办教育被欣然唤醒，一时间春光烂漫，姹紫嫣红。但由于政策不配套等各种原因，很快就群芳零落，花败枝残，令人唏嘘感伤。尽管这其中民办教育自身也有问题，但根子还在我们的管理。
受此重创，民间资本有点缩手缩脚，他们痛定思痛，不再轻易进入投资大、见效慢、质量要求硬的普通中小学，而是把资金转向了短、平、快的幼儿教育。于是，民办幼儿园如雨后春笋，大量幼师毕业生也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平台和就业岗位，学前教育的普及率在政府没有加大投入的状况下突飞猛进。尽管其中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切不可一叶障目，因为问题而对他们的贡献视而不见。
今天，我们有财力了，可以顾及一下幼儿教育了。但是，就此一脚把民办教育踢开，这不仅仅从道义上说不过去，而且从满足多元教育需求的角度来看也不尽合理。政府的职能决定了它只能提供基本的教育服务，而多样化的、多层次的教育需求，则需要包括公立在内的多种性质的幼儿教育机构来共同满足。
还有一点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公办一统天下，必然带来统一的管理模式；统一的管理模式，必然带来幼儿园的同质化倾向不断加剧；同质化的千园一面的幼儿教育模式，显然对人才成长、对孩子创造能力的养育，都是十分的不利。
允许乃至鼓励一部分优质的民办幼儿机构存在和发展壮大，还是教育生态的迫切需要。为什么不能把大草原上的狼全部斩尽杀绝以保护野牛野羊野鹿等食草动物？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当野生食草动物没有了天敌的时候，也就没有了优胜劣汰；没有了优胜劣汰，它们距离灭种也就不远了！大自然的规律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教育当然无法例外。我们不是说优质的民办幼儿教育是公办幼儿教育的天敌，而是说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可以极大地丰富幼儿教育的生态，带来一种良性竞争的格局，这样双方都有压力，也就都有了动力，最终受益的是我们的家长和孩子。
重温列宁的提醒在今天仍有意义：千万要防止从一个倾向发展到另一个倾向。那不仅是民办教育的不幸，也是孩子们的不幸，更是我们未来的不幸。
近几年来，实施12年义务教育的呼声渐长。全国不少地方，有经济发达的，也有经济欠发达的，纷纷提出了实施12年义务教育的计划，有的
不要伤了民办幼儿园的心
警惕新一轮教育“大跃进”
从“虎妈”到“绿领巾”，从
PISA 大获全胜到北京的小学足
球队以0∶15惨败给俄罗斯的小学……《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的一年里，教育面临着种种冲突和坚守——
—相信“人”的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强烈批评对部分学生的歧视性对待。相信主体的崇高，
因此我们才会反对“虎妈”那种忽视主体感受的教育方法。相信全面发展的神圣，因此我们才会热议中国小学生为何在足球赛中一败千里。相信改革的必要和创新的价值，因此我们才会对PISA 抱着检视的态度，而不容忍任何改革的混沌以及创新的停步。
这一切的背后，都肩负着我们对于教育事业的大叙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面发展，等等。
但在大叙述之下，还有许许多多的个体的小叙述：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的班主任勒令，不能看杨红樱的小说和《哈利·
寻找教育独特的灵魂
LILUN
理论
甚至已经开始试水。一时间，12年义务教育似乎成为民心所向的一个大趋势，唯一需要讨论的只是“向上延伸”还是“向下延伸”的问题。
之所以有这样的所谓“共识”，是因为大家认为实施12年义务教育“不差钱”。一个广为流行的算法是这样的：根据2008年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在校学生4500多万人，如果以年生均学杂费1000元计算，实行高中阶段全免学杂费，政府需新增教育投入450多亿元。同样以2008年我国GDP300670亿元计，如果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 比重从当年实际3.48%增至法定的4%比例，将增加教育投入1560亿元，普及高中教育所需费用只占其中的小部分。
然而，这样的计算，姑且不论是否准确，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我们最需要追问的是，这
450多亿元的经费，究竟由谁出？在“以县为主”
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下，有多少县能够拿出多余的经费为新增的3年教育经费买单？要知道，全国还有很多县是“吃饭财政”，保证常规的公共开支就已捉襟见肘、窘态百出。
大家不应该忘记，在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政策实施后，多少校长被迫到处“化缘”。由于学校不能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完全靠上级拨款根本不能支付学校的正常开支，教育经费的短缺
严重影响了许多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师经济收入降低，积极性受挫，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孩子和家长。
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在地方财力不逮的情况下，上级政府为了政绩，把12年义务教育搞成一种时髦运动。这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冒进，是在拿原本基础就不够牢固的地方教育开玩笑。真正科学的、负责任的政策，首先是能够保证经费的政策。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教育普及，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美国19世纪末实现了所有儿童接受免费小学教育，之后用了近1个世纪的时间（从1900年到1996年），才把高中毕业的人口比例从6%提高到了85%，其间大多数州通过立法将免费义务教育的年龄延长到了16岁。即便到了今天，也不是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实现了12年义务教育。
在中国当代教育发展史上，我们有很多好心办坏事的惨痛教训。在是否实施12年义务教育这一重大决策上，我们必须想好了再做，毕竟干教育无法“多快好省”，无法一步到位、一蹴而就。
教育是个慢活儿，这一点，尤须牢记。
（责任编辑梁伟国
李
帆）
年终综述
●本刊记者
李帆
———写在2011年岁末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