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标能否拯救“黑暗料理”五仁月饼？
时事评论背景：
去年12月1日起，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颁布的新版GB/T19855-2015《月饼》标准（“新国标”）开始实施。新国标对月饼馅料作出严格规定，特别对备受关注的“五仁月饼”的成分加以明确，指出使用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瓜子仁、芝麻仁5种主要原料加工成馅的月饼才可称为“五仁月饼”。时事评论观点：
“新国标”出台之后，一直在期待与质疑声中徘徊。支持者期待新国标的出现能改变月饼市场乱象，质疑者却认为效果恐怕不大。
还拿“五仁月饼”来说吧，记者发现，有的五仁月饼比“五仁”少“一仁”；更多的是少“两仁”、少“三仁”的。更有甚者，干脆将名字改为“伍仁月饼”。
“五仁月饼”之所以出现这些不给“新国标”面子的情况，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成本。以橄榄仁为例，眼下采购橄榄仁的批发价差不多是每斤210元。如果全部使用橄榄仁的话，可想而知，一块“正宗”的五仁月饼恐怕又得涨价了。月饼算是季节性很强的食品，一些竞争力不足的商家自然不敢轻易在零售价上提价。这种情况下，出现上述情况也就不稀奇了。
事实上，为了保证一些传统美食的特色，不少地方都出台了食品“标准”，像四川出台了“鱼香肉丝”标准，要求鱼香肉丝要切10厘米长、3毫米宽；湖南出台湘菜地方标准，要求剁椒鱼头需呈蝴蝶形状……说实话，这些标准的出台往往伴随着网友的冷嘲热讽。其实，别人说点风凉话也无所谓，只要这些林林总总的地方标准、国家标准真正能让食品质量“顶呱呱”，但关键是，在冷嘲热讽之后，有些商家不还是我行我素？
窃以为，月饼之类的传统食品，只关乎口味，而无关形式。其实，五仁月饼之所以被奉为“黑暗料理”，最关键的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少放了几仁，而是因为其风靡的几十年里，恰是民众一直处于饥馑、限量供应之时。也正是因为火，这个行业此后才引来众多竞争者，出现一些质量不尽如人意的“黑五仁”。
所以，市场的事情还是要交给市场去办，让市场竞争去淘汰那些民众不喜欢的月饼厂家，淘汰那些不喜欢的口味。我并不认为“五仁月饼”是中秋节的标配，月饼也需要竞争走上市民的餐桌。至于月饼国标，完全没必要给人家定下条条框框。为何五仁月饼里非得有橄榄仁？这样的规定不是保护传统，相反，显得不接地气。
官员做“网红”，别只想着红
时事评论背景：
除了“王婆”，县长卖瓜也会“自卖自夸”——近日，山西万荣县县长李永辉率队奔波400公里，到省会太原的南宫广场摆摊推销万荣特产三白瓜。他将瓜瓤用勺子盛在碗里，并为市民双手送上，嘴里念叨着推销词：“万荣三白瓜历经千年修炼，你值得拥有”。
时事评论观点：
县长当街卖瓜，当然要引发围观，包括网络围观。不出意料地，李永辉成了“网红”。这很像几个月前走红的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为推广当地旅游，亲自上阵玩了一把3000米高空跳伞，并在网络直播平台实时直播，一下“吸粉”无数。不过“人红是非多”，放下身段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也难逃“作秀”之类的质疑声。
当“网红”的领导干部，远不止这一些。上溯至微博时代，无论以“微博打拐”闻名的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陈士渠，或是回应公务员母亲喝酒抱怨的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抑或在微博上异常活跃，也收获不少争议的原红河州委宣传部长伍皓，都从各自侧面够得上“网红”之称。而刚刚就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
忠，不久前在湖北省委书记任上公开致信网民，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将带着为民意识上网，成为群众信赖的‘网红’，将带着情感意识上网，用真诚赢得网民的点赞”——领导干部也要当“网红”，这个愿景一度让舆论称奇。
不过，在“网红经济”红得发紫的当下，领导干部当“网红”，并不算什么“搭车营销”。李鸿忠所说的“网红”，意指要做带着“为民意识”上网、并能够在网上赢得“群众信赖”的官员。据其所言，做“网红”，意味着“通过我们工作方式的‘互联网+’，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也就是说，“网红”官员要追求的，是做“网上群众工作”的能力。上述那些成功实践的官员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的。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首提领导干部“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那次讲话明确了一个共识：今天的群众早已上网，民意随之上网，官员们自然而然也要上网去。官员上网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接触群众、取信群众乃至影响群众，而若能成为大量网民关注的“网红”，当然是“网上群众工作”的能手。
把官员“赶”上网，初衷是针对过去不少官员“不上网”。但在摆脱了“上不上网”的问题后，“怎么上网”、“上网做什么”，仍是更大的问题。
做“网红”，看起来是一条很有市场的路径。但凡事都有两面，就如“网红”本是个令人趋之若鹜的好词，玩着玩着却也有走偏了正道的，如今在不少语境下，“网红”早已成了中性词甚至贬义词。官员做“网红”，也有一条微妙的“红线”。用“网言网语”去挠受众“痒处”，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去顺应网民需求，都是“网红官员”应有的能力。但“网言网语”也好、“喜闻乐见”也罢，都只是形式，而不是目的。做“网红”的目的，终究在取“信”于民，不是取“悦”于民——而满足于“取悦”，却忘了“取信”，常常是“网红”们最容易忘了的问题。
官员要怎么当“网红”，说白了，就是要通过互联网为民众解决问题。这既包括办理具体的民生事务，也包括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及时解释、舆论危机产生时的迅即沟通。某种程度上，这才是民众真正的“痛点”和“痒处”。
而不能解决问题的“网红”官员，抑或自顾自“秀”，全然不顾公众观感的“网红”，往往非但赢不了“民意”，更可能失了“人心”。事实上，也有“网红官员”没有得到网民点赞，却收获更多的骂声，甚至还不如老老实实“躲起来”。有人为此自叹无辜，但其实不然——多做而不是多说，求“实”大于求“红”，无论是不是身处互联网时代，这都是为官的基本道理。
中国高铁，靠创新领跑时代
时事评论背景：
耗时半个世纪，日本新干线铺设了2325公里；历经二十载，德国城际高铁贯通了1560公里；金秋9月，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2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里程之和，历时14年。
时事评论观点：
高铁更长了，中国更小了。从上世纪末的六次大提速，到本世纪初的“四纵四横”路网规划亮相，再到今年的版图再扩容……中国高铁跨越塞北风区，蜿蜒岭南山川，驰骋东北雪海，穿梭江南水乡，路网越织越大，车次越开越密，“和谐号”正让中国越变越小，让“说走就走的旅行”越来越多。
高铁更成熟了，旅客更踏实了。从2007年首列国产化时速300公里动车组下线，到2010年京沪高铁创下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纪录，再到今夏中国标准动车组以420公里时速实现交会……高铁走出影视作品，走下教科书，从陌生概念变为大众出行优选，累计安全运送旅客突破50亿人次。中国已不仅是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
的国家，也是高铁安全运输规模最大的国家。
一座座新城因高铁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因高铁实现弯道超车，一条条旅游线路因高铁由冷转热……就连那些曾经怀疑、嘲讽中国高铁战略的海外媒体，如今也不得不承认，“高铁成为中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最新象征。”“当你坐上‘面向未来’的高铁，就感觉到中国完全有理由为它而骄傲。”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自豪。这趟时代列车送给我们的，不仅是时空观念的巨变、经济版图的重构，更有一笔隐形财富，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与道路自信。
我们从高铁模式中汲取自主创新的中国智慧。发展中国家如何冲破国外技术封锁，以更短时间后来居上？从零起步是一种选择，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抢抓战略机遇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既有爬得更快的优势，也有摔得更狠的风险，高铁将何去何从？大国重器的创新需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打破门第之争、放弃个体利益，作为唯一买家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技术平台，制造与研发团队握指成拳，开放互通，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形成后发优势，真正实现了市场资源、科研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当中国高铁屡屡填补世界空白、刷新世界纪录之时，我们已成为新的时代巨人，这条符合中国国情、充满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又何尝不是值得分享的宝贵财富？
我们从高铁品质中重拾“中国制造”的工匠精神。号称世界工厂，可老百姓却跑到海外背马桶盖、电饭锅，这是“中国制造”以最短时间让大众告别短缺时代，却难以适应消费升级的尴尬与苦闷。高铁的成功恰恰为“中国制造”迈向中高端提供了宝贵经验。从“寸到寸不过问”的“差不离”文化，到精确至0.01毫米的检验标准；从“能用就行”的随意，到为了最佳车型方案设计20个列车头型、进行上百次仿真计算、760个气动力学试验的倔强……中国高铁的诞生、完善，犹如一场老工业通往精益制造的涅槃之旅，拼的就是大国工匠精益求精的耐性和工程师们“掘地三尺”的韧性。而这样的转型升级，何尝不是中国制造正在谋求的重大突围？
我们从高铁出海中展示国际合作的大国胸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最好的中国高铁要与世界分享。土耳其第一条高铁、印尼第一条高铁、俄罗斯第一条高铁……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强大的设计团队、过硬的技术标准、最有性价比的高铁产品……中国高铁正成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的领头羊，主演国际产能合作的重头戏，彰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担当。
还记得38年前的秋天，邓小平在乘坐时速21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时曾发出感慨，“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这个秋天，中国高铁一路高歌，唱响了从跟跑到领跑的时代最强音。
用精神突破身体障碍
时事评论背景：
里约奥林匹克公园设有一处残疾人体育体验区。参与者需要坐在轮椅上投篮、坐在地上打排球，或者戴上眼罩，用一根牵引环和同伴的手腕相连，在黑暗中奔跑。体会了残疾人参与体育所经历的特殊困难，再将眼光投向残奥赛场，更会为残疾人运动员突破身体障碍的生命力量所打动。
时事评论观点：
残疾人怎样看待生活与世界，健全人又怎样看待残疾人？残奥赛场上，这样的双向问答一刻不停地在进行。每一个站上残奥舞台的运动员都是胜利者，他们最大的对手始终是自己，突破自我并不一定意味着我比你强，而是，我也能行。
某种意义上，体育提供了一个平等的视角，让残疾人与健全人可以坦然相对。而参与体育运动也不止于促进身体和心灵的康复，更像是残疾人对生活的一种回答。这种回答，需要健全人的理解与共鸣，以及建立在平等视角上的帮助。
的确，心灵的平视决定着健全人与残疾人之间到底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彼此交流。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轮椅击剑运动员金晶曾说，人们对残疾人的印象，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残疾人运动员就像是“超人”，他们的故事令人惊叹；但残疾人作为一个群体，由于身体上的障碍，又难免让人们在生活中投来五味杂陈的眼光。“其实，残疾人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对待。”
心灵的平视，并不意味着健全人可以无视残疾人的特殊困难。相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帮助，是促进残疾人与健全人彼此融合的社会基础。
有这样的感慨：在一座城市的街头遇到残疾人的几率，某种程度上标注着城市的文明程度。能否为残疾人提供足够顺畅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无障碍设施，体现着一座城市的爱心与包容。这就像“木桶理论”——残疾人并不因为身体的残缺成为人群中的短板；相反，对残疾人的了解、尊重、关爱，这块“木板”的高度，决定着一座城市向所有人都张开温暖怀抱的深度。
从这个角度看，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身体的障碍可以通过各种硬件设施得以克服。而心灵的障碍，则需要残疾人和健全人共同努力才能消弭。因为，这种障碍可能来自残疾人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也可能来自健全人对他们的认识局限于表面。残奥会就是让更多人深入了解残疾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契机。盲人跑者的全速冲刺、独臂泳将的奋力击水、轮椅球员的左右挥拍……残疾人运动员用自己的努力向人们证明，即便身体有着障碍，也不意味着生活没有光彩，更不意味着对社会所作为。
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尽可能地提供条件，鼓励他们参与体育运动，是克服残疾人与健全人之间“心灵障碍”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从无障碍的赛场到无障碍的城市，心灵的平视，更是开启残健融合之路的一把珍贵钥匙。
真有那么多“底层互害”吗？
时事评论背景：
随着6名犯罪嫌疑人的全部落网，山东临沂徐玉玉被骗案已经告一段落，但连续发生的大学生被骗案依然让人不能释怀。有评论认为，犯罪嫌疑人因为贫穷，游走在法律边缘，不择手段积累财富，是贫穷里的“底层互害”。
时事评论观点：
近些年，中国社会底层弱者的暴力犯罪屡屡见诸媒体，甚至有人危言耸听，说中国人进入了互害模式，成了一个“互害”社会。“底层互害”似乎成了时髦词汇，我不知始作俑者是谁，但想追问：真有那么多“底层互害”吗？
底层弱者，往往经济贫困，但贫穷和犯罪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很多经济贫困的地方倒是民风淳朴，人民勤劳肯干。穷困并不可怕，怕的是好逸恶劳，不知勤俭，自甘堕落。徐玉玉案6名嫌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典型。有嫌犯不给父母一分钱，还经常伸手向父母亲戚要钱。他们没有耐心好好工作，只想铤而走险、快速致富。这些群体的特点是：年轻、学历低，不务正业、浑浑噩噩。懒惰和恶习是穷困的好朋友，勤劳和节俭是它最大的敌人。他们害的不是穷困病，而是“懒病”、精神“穷困”病。
很多骗子认为，“我又没偷又没抢，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把钱给我的”、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也仅是“骗骗人而已”。他们抵御不住电信诈骗成本低、风险低、收益高的“诱惑”，放弃正当的工作，坠入了疯狂诈骗的泥沼。相反，有的穷人却踏实勤恳，从当下出发，逐步积累经验、锤炼本领，勤俭持家，最终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大有人在。
“底层互害”是人们的一个错觉，媒体宣传加剧了这个概念带给我们的心理效应。从徐玉玉案来看，不是底层互害，说是诈骗分子的“单向加害”也许更合适。
在这种“单向加害”中，底层弱者更容易受到侵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假如徐玉玉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好，假如徐玉玉的高中生活与外界之间不只是一块“大屏幕”，假如她的人生出路不止考上大学等等，那么徐玉玉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徐玉玉被诈骗将被淹没在众多的诈骗案里，最终销声匿迹，不了了之。她也将继续在自己的生活轨道里生活下去，上学、就业、结婚生子……很多的类似犯罪都是如此，弱者被侵害，正是因为“弱”：经济状况差、教育程度低、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弱、法律意识淡薄等。
弱者更容易受侵害，也是罪犯理性的选择结果。正因为底层弱者的“弱”，罪犯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更倾向于“柿子找软的捏”，选择底层弱者下手。
“单向加害”也好，底层互害也罢，媒体在使用概念时应该更谨慎。要知道，经济上的穷困并不最可怕，可怕的倒是社会对弱者的漠视，是弱者精神的穷困和斗志的没落。
别把自己拘囿在“空巢”的悲情里
时事评论背景：
原以为“空巢”只是老人的“专属”，不承想“空巢青年”最近也成了社会热词。《中国青年报》近日的一份调查称64.3％受访者表示身边“空巢青年”多，63.6％受访者认为“空巢青年”未得到足够关注和理解。结合该调查以及近期舆论对“空巢青年”的关注度来看，这个群体似乎成了不得不关注的“弱势群体”。
时事评论观点：
所谓“空巢青年”，大体是指那些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且独自租房的年轻人。背井离乡，独自在外打拼，大城市的繁华和生存压力让他们更加孤独和艰辛。“孤独得像条狗，但其实连狗都养不起……”“我和Siri（苹果手机的语音控制软件）成了好朋友。在沙发上看电视睡着了，醒了发现一切如旧，没人给我盖被子，没人关电视……”在有关“空巢青年”的叙事里，城市越是拥挤，他们越是孤独；成功者的故事越是传奇，“空巢青年”的奋斗越是艰辛。这个群体无可避免地被他们自己以及舆论染上悲情。
太多的悲情或许只是“自怜”，至少我也曾这样“空巢”，如今已近中年的人并不认同这种所谓的悲情。如果“空巢青年”这个概念科学客观，那些离开故土扎根城市的人谁又不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呢？离开父母、独自打拼，这本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阶段，为什么一定要把年轻人必须的独立悲情化？
所谓“空巢青年”，大体上也可以理解为“漂一族”，只不过有的人或者能力强或者机会好，又或者比较幸运，他们很快融入城市，而为数不少的年轻人只能在城市里苦苦挣扎奋斗，“空巢”的内里是“空心”。调查称，缺乏感情寄托和居住条件差，被认为是“空巢青年”面临的两大困境。由此可见，除了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的困惑，缺乏感情寄托也是他们“空心”的原因所在。不夸张地说，如果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连“感情寄托”这样的事情都需要“社会帮忙”的话，又谈何成长？“孤独”是一种人类通病，在缓解孤独这个方面，年轻人本应具备比其他群体更强的能力。
不认同“空巢青年”的悲情，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忽视所谓“空巢青年”背后指向的社会问题。早有媒体指出，“北漂”一族、蚁族也好，“空巢青年”也罢，这些词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大城市病、高房价、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空巢青年”的困惑确实有一部分是社会造成的，但这些并非“空巢青年”所独有。
正因如此，我更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丰对“空巢青年”的判断，所谓的“空巢青年”未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与青年的自我定位有很大的关系。普遍浮躁的社会情绪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成功和速度，本该厚积薄发的青年也必然会受此影响，产生着急的心态，随之而来的就是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自嘲。
没错，无论年轻人多么“弱势”，这个群体的话语权以及“年轻”“青春”这些词所能引发的社会关注度，一定会高于其他群体，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年轻人的“情绪波折”很容易发酵为社会热点。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境况，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是关注社会发展的未来。但在关注的过程中，没必要放大那些“悲情”。从全世界来看，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活得都不轻松。今年英国《卫报》发布了一份关于80后、90后年轻人的调查报告，发现在整个西方社会，年轻人都是最悲惨的一代。相比30年前的父辈，现在的欧洲年轻人收入总体上降低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年轻人越来越不容易，但年轻人依然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大动力。
别那么脆弱，偶尔抱怨和吐槽无可厚非，但将自怨自艾当作“常态”，最终只能让自己一无所获。知乎上，“如何看待‘空巢青年’”的提问里，千篇一律的悲观论调中，＠DK玮的回答最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啊？还有这种称呼，我一直将自己看作在大城市的战斗者。”
鸡汤式的励志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年轻人的亏欠，但至少会让你感觉到，你的奋斗本身就有可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不信你可以试试，在“年轻人越来越不容易”的大环境里，一味地吐槽抱怨，与尽可能努力奋斗，究竟哪一种选择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直击社会顽疾，方显人民代表本色
时事评论背景：
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身亡一事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广东人大代表的关注。近两天，5位在粤的全国人大代表和6位省人大代表，就遏制电信诈骗这个话题，先后视察了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以及省公安厅，又召集了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广东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相关单位一起座谈。其间，代表们的“麻辣追问”被媒体记录并披露出来。
时事评论观点：
“诈骗分子一分钟可以群发几百万条诈骗短信。为什么你们的工作做得这么慢？”“运营170、171号段的虚拟运营商执行实名制很差，作为监管部门我们处罚了多少家、多少次？广东的情况如何？”“我花6块钱，买了个包子，吃了中毒了，店家要赔。现在我每月花6块钱购买了来电显示服务，结果被改号骗了，运营商要不要负责？”
面对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代表们的“麻辣追问”也正是广大群众最想问的。代表也是普通人。正像代表们说的，他们也遭遇过诈骗电话，因此也能深深理解普通人遭遇电话骚扰乃至诈骗时的无奈和愤恨。
代表又有不同于普通人的一面。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民间。深入基层，积极调研，体察民情民声，是人大代表履行下情上达、为民发声的前提。作为代表，不仅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还要有为民请命的使命感。
代表履职发声，在人大会上提议案建议，是我们常见的形式。但对于群众关注的焦点、热点，特别是像遏制电信诈骗这样迫不及待的事项。代表不但有建言之权，还有监督之责。如何急群众之所急？广东的这次代表专题视察，还有这样的“麻辣追问”，充分展现了人民代表的当行本色。
督促解决问题是代表行使监督职责的最终目的。因此，代表不能只有“麻辣追问”，还要有问题不解决监督不停歇的“麻辣监督”。“23个部门，多少专家，多少精英，敌不过犯罪分子，这很悲哀。……广东是重灾区，重灾区就应该有大作为。解决不了，代表有权问责。我们可以质询23个部门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包括直属中央的部门。”从全国人大代表麦庆泉的发言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代表启动“麻辣监督”
的序曲。现在，遏制电信诈骗的“围剿战”已经打响。进展如何，能不能见成效，让人大代表和我们一起盯下去。
清华老师被骗“你蠢你活该”？
时事评论背景：
又一起电信诈骗因被骗者身份与涉案金额被网友关注:清华大学某老师报警称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目前北京警方已证实此事，并已介入调查。时事评论观点：
被骗1760万这无异于一场洗劫，而被骗的还是清华大学的老师，高知都难逃一劫，诈骗犯们的套路有多精，大抵可窥见一斑。但在网上，此事的舆情发酵很有些“楼被盖歪”的趋势，有一种论调是：清华老师也能被骗？或者这么傻的人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如果说，网民八卦清华教师工资待遇等，是基于对高校教师这么“壕”的本能猎奇，段子化解读是网络后喻文化的常见现象，那斥受害者“傻”，无疑是跑偏;将受害者默认为“很傻很天真”的打趣，在幽默的表象下，内嵌了某种病态认知，那就是“你傻你活该被骗”。归因层面将电信诈骗牵涉的问题主次倒置，乃至是非混淆。即便骂受害者“傻”是因为对诈骗犯唾骂无力，那也不能罔顾个案特点和电信诈骗基本特征，让受害者承受“挨骗之后得挨骂”的接连伤害。
我们往往高估了受害者的防骗能力，也低估了诈骗犯的行骗能力。现代社会确实需要个人承受最低限度的“责任自负”，个人需具备起码的防骗常识，但如果一个社会要求公民掌握的不只是防骗常识，而是针对花式诈骗的360°无死角防骗技巧，和升级节奏完全跟上骗术的技能包，民众变成惊弓之鸟，那这个社会对电信诈骗的治理，必定是大面积失效的。
在电信诈骗掌握了“精准制导”和“向‘概率’要获利空间”两个杀器的情况下，我们谁都难打包票说自己逢“骗”必过。而抱着“你蠢你活该”心态看清华老师被骗，认为诈骗根由不在诈骗本身而在受害者“傻”，才是真的太过“天真”。
读懂“不愿父母探望”的尴尬
时事评论背景：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朋友远道而来，尚且不亦乐乎，何况父母。然而，现在却有一些年轻人不欢迎父母来探望，让人讶异。日前一项调查显示，48.0%在外居住的受访者表示，不愿父母来探望自己，其中，8.3%的受访者直言“非常介意”，最大的原因，是没时间和精力陪父母。
时事评论观点：
对个中缘由稍作思量，亦可释然。这些年轻人并非拒绝亲情，更非厌弃父母，只是爱得辛苦。无论是没时间和精力陪父母，还是不想让父母担心，乃至不想让父母辛苦，哪一点不是浸润着浓浓的孝意？不愿父母来探望，不是因为家庭出了问题，而是说明出现了家庭问题。它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折射出流动时代普遍的精神生活问题。
我们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一大特征是人口流动迅猛，前所未有。权威统计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增至2.91亿，这意味着，我们的身边，将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某种程度上讲，这一代人是毫无疑义的“漂一代”。只要出现人口流动，就可能出现父母、子女天各一方的状态；只要一家人不能长相聚，思念便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父母探望子女、儿女常回家看看，也是必需。
哪个游子不想承欢膝下？哪位老人不盼天伦之乐？多年前，一曲《常回家看看》，风行大江南北，唱得游子潸然泪下，唱得老人热泪盈眶，无非是拨动了人心
中那根最柔软的琴弦。可惜，时空距离让亲情拉得悠长，让欢聚变得遥远。于是很多时候，团聚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然而，年轻人出外打拼的决心，也是这个时代推动的。无论谋生还是看世界，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自觉选择——曾有统计称，40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已占总流动人口的90%。在“悠然一暌阻，山叠虏云重”的现实中，我们剩下的选择是，如何平衡事业与亲情的“冲突”，又如何让相聚变得简单、让亲情流通更顺畅些。
取舍之间，颇多苦恼。如何兼顾，横亘不少障碍。既然没时间和精力陪父母，所在单位能否真正落实员工享受“亲情假”？既然租房居住不方便，城市廉租房的大门能否向流动人口更敞开一些？此外，父母无法陪伴孩子身边，还与缺乏制度兜底有关，比如就医报销极其不便。有人就感叹：“儿女在哪，父母在哪，父母在哪，家就在哪。但老人跟着孩子漂，一旦生病，就很麻烦。”当医保异地结算难题这样的痛点不断消除，享受天伦之乐的路障也就少了。
城市化进程不可逆，对人的接纳是这个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考验。“流动人口最初是劳动力的流动，接着是夫妻两个带着孩子流动，再往后是老人跟着流动。”这一迁移规律，包含着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方向。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不应把流动人口视为不速之客，而会尽量帮他们无障碍地融入城市。当家庭团聚不再是奢望，报得三春晖自然会成为普遍选择，而这正是人人都企望的时代进步。
审视药师救产妇多点信任与包容
时事评论背景：
近日，一则“90后美女药师商场内急救产妇”的新闻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女药师危急时刻施以援手的举动得到无数点赞，但也夹杂着些许质疑：“药师没有接生资质”“如果没有救助成功，恐怕要担责任”等等。
时事评论观点：
医生遇紧急情况伸出援手，是职业伦理所系，但也往往因其身份，人们对其施救的专业性乃至结果更挑剔，甚至可能招致“非法行医”的争议。这也让一些医务工作者在出手相救时心有余悸，以至于有医生在救人前大喊，“我是路过救人的，请你们帮忙为我作证啊！”
这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基本的社会共识，而法律是达成这种共识的基石。早有法律界人士澄清，医生在院外救人属于见义勇为，不受专业资质、注册职业范围的限制。救治中，只要不存在“违背常理的重大过失”，无需承担责任。然而，人们对“非法行医”“担责范围”等的曲解和顾虑，也折射出相关社会抢救行为管理细则制定得还不够明晰。消除这种误解，既要靠法规制度的完善，更有赖法律精神的养成。尽可能地厘清权责利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以法治原则擦亮救死扶伤的精神，为医生的职业伦理“托底”，让面临突发状况的救助者放下心理包袱，“该出手时就出手”。
道德问题是人心问题，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至关重要。人们是否愿意接受陌生人的救助？能否在意外发生时宽容相待？这是对社会的整体考验。不可否认，我们身边有个别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上演，似乎也很容易遭遇信任危机，但这不应成为互相猜疑、防备的理由，更不是“袖手旁观”的挡箭牌。对周围人多一些理解信任，少一些无端猜忌；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少一些有罪推定式的诘难，这样才能让所有人的生活都多一些安全感。
当社会风气向善行致敬，社会舆论就会向理解靠拢。当前，一些地方出台了被称为“好人法”的相关条例，鼓励公民参与现场紧急救护。希望这样的鼓励和保护，能驱散人们心中的道德雾霾。这不仅是对医生等救助者的保护，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