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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善意之界定

民法中善意之界定
善意之界定以适用的领域和范围为标准,现实中的概念多分为两种,生活概念和学术概念,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同一概念同时适用于生活语境和学术语境的情形,如果在任何语境中概念的语义都能够保持一致,那么不会存在任何分歧,而一旦不同语境中同一概念有不同的含义,则就有详加区分的必要。民法中的善意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本文正是以善意这一民法领域的范畴为中心展开,期望通过对善意这一范畴的内涵的梳理,使学界对这一概念有更清楚的认识。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解决的是为什么要界定的问题,也就是界定的必要性和理由问题,法学学术概念的作用在于对法律所要保护的特定价值予以承认、储存和表达共识,从而使其成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以此减轻后续学者为实现特定的价值而进行重复努力,避免后来者认识此种概念时不必要的说服工作。以上述标准评判,民法中的善意同时使用两种语义,而他们又存在定义方式、评价重点、利他性要求上的不同,对于此种不同,学者虽有认识但是重视不够,两种语义混用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就为善意完成上述法律概念的功能造成了障碍,这些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对善意所依据的共识的认识。
第二部分解决怎样界定的问题,也就是界定的方法和途径,是一个发掘和探索善意概念依据的共识的过程。本文以善意取得和善意占有中,善意这一主观要素的产生、确立、形成共识的过程为线索,得出罗马法没有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时效取得之中却引入了善意的概念;日耳曼法中虽然规定有以手护手原则,而这一原则又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善意取得制度的雏形,但日耳曼法却没有给这一制度加入善意的要件,法国法中的善意规定于占有的相关制度之中,权利转移也并非善意之功;只有到了德国民法时,善意才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得以确立。然而在后续的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无论是瑞士民法、日本民法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关于善意取得的具体位置并没有达成共识,善意取得制度发挥作用的原因解释上各国也各不相同。由此在善意的演变过程中,其体系位置的差别巨大,使用善意的制度也是各具特色,各国普遍承认不知作为善意内涵的构成因子,但是对善意尚没有统一的学术界定。
第三、四部分,从内涵和善意同相关概念的关系两个角度对善意进行界定,也就是善意的具体化的过程。就内涵而言,不知者免坐在我国古代法律中早已产生,现代民事法律中又以人的认知状态作为判断人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依据,因此在善意中包含不知这一层面上,各国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学理研究上都已经

达成共识,其所依据的正是不知者不为过的社会一般共识。然而各国在界定善意内涵时,争议焦点是善意中是否包含过失判断,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诸种学说,笔者在总结了二者的可比性之后,认为,有无重大过失是善意内涵界定的重要步骤。以认知为基础的善意内涵界定方式,可以包含“没有损人利己的不法或者不当的动机和目”这一层次的含义,在善意内涵的界定中,考虑人的动机因素违反了民法民事主体理性人预设,造成裁判结果的主观化,不利于善意相关制度的适用。。从善意同相关概念关系的角度看,其实是对善意范围大小的反面界定,本文选择了同善意有着相似性的多个概念,其中包括了善意同诚信原则、恶意以及信赖保护的关系予以阐述。概括地讲,在法律制度中善意有自己的特有功能,不能为诚信完全取代,善意如果以认知状态免除行为人对他人的干涉造成的不利后果的话,恶意要想同善意对应,构成一个封闭的概念体系,必须将善意中的利他因素和恶意中害他因素去除,真正使其成为以人的认知为判断标准的概念;同信赖的关系上,善意是信赖的前提和信赖值得保护的基础,信赖行为的客观指向性更加明确,而善意仅仅是借助推定对人的认知状态进行的判断。
第五部分善意的功能界定是在对善意有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善意在民事法律中的作用作出重新的认定,这就需要对学界存在的善意的质疑论和善意的否定论先予以回应。本文认为,此时的善意应该成为法律保护行为人自由的一种制度,在保护占有人、相对人、第三人权利的同时,增加人们的财富进取心。在认定了善意存在的必要性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成了如果善意存在,那么在民法中其应该承担何种作用的问题。通过善意在善意占有和善意取得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善意的作用并不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而存在,善意仅仅是交易安全保护大厦上的一片小小砖瓦而已。交易安全保护是基于善意取得得出的结论,没有全部涵盖善意在保护善意相对人和善意占有人利益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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