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军事思想初探
申华
全面考察《孙子兵法》这一不朽军事名著，可以发现其中充满着浓郁的军事谋略思想，对中国后世兵学影响深远。孙武的谋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认为谋略胜敌是战争的主要制胜机制
孙子力求从宏观、整体上研究战争指导规律。他首先摒弃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这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认为敌对双方无忠信仁义可言，肯定了实施谋略、欺骗利诱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孙子的谋略观以其唯物主义的战争观为依托，他“胜可为”的战争思想、“乒者，诡道也”的战争基本认识，使得战争不再近乎赌博，胜利成为基于“知敌之情”的周密筹划、灵活指导和审慎定谋决策下的客观结果。战争中双方都运筹于帷幄之内、庙堂之上,“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欲在主观指导上胜敌一筹，掌握战争主导权与作战主动权，因而斗智贯穿了战争始终，认识对抗、谋略对抗成为战争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孙子明确指出，“修道保法故能为胜败正”（《形》）、“料敌制胜……如此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即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权在于是否加能够对争全局的谋划指导、进行敌情判断。也就是说，精心筹划、在谋略对抗中占优势是取胜的关键。因此战场上的众寡、优劣、虚实、强弱、主动、被动都可通过谋略优势来转换。
《孙子》中辟有专章《谋攻》，谋攻的思想贯穿了全篇。他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计》），把“智”作为将帅的第一素质，强调谋略的重要性、军事指挥的艺术性。他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略上攻击敌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可能的胜利方为上策，死拼硬打的蛮力角逐并不足取。《形》指出“胜兵先胜而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计》中也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是先求胜还是先求战，差别在于谋与不谋，谋与不谋就决定了胜或败。《行军》篇指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后人对此阐发说：“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故珍策重计，古今所尚，兵不法谋，不足以成其强。”谋略的过程如《形》所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即从地形判断产生战场容量估算，再到兵力对比计算，再进行实力权衡，最后形成胜敌谋略。谋略的最高境界为：“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弗能窥也，智者弗能谋也”、“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虚实》）。
孙子充分认识到军事谋略在战争中的
关键作用，这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生飞跃性革命的标志。更为深刻的是，他“把战争作为诡道来认识，充分说明谋略思维在中国古代军事活动中的地位，谋略思维是我国古代战争对抗中的主要制胜机制”。孙子始终紧紧联系实力谈谋略，特定的军事力量是他论述谋略的出发点。他对力量的认识是辩证而清醒的，并不认为兵多必胜，“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虚实》）；另一方面又反对盲目蛮干，“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蛮干只会被吃掉。在孙子眼中，谋略是比实力更重要的取胜要素。他所主张的谋略制胜，并非说谋略上胜敌一筹，作战就一定获胜，而是说，运用计谋是指导战争、夺取胜利的基本规律和上上之策。谋 略的出发点是“杂于利害”，趋利避害，利己害敌。高明的谋略运用可预知胜负，或破坏和限制敌人长处的发挥，制造对己有利的作战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力量上的不足，甚至有时能改变战争力量的对比，起到力量“倍增器”的作用。谋略是怎样实现力量转化的呢？《虚实》说得很清楚：“我寡而敌众者，则吾之所以战者约矣”。“故善将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而为一，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一也。由此可见，孙子的谋略观是唯物主义的。
二、提出“击虚”、“出奇”、“治气”与“致人”并用的谋略内涵
孙子明确地指出，“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己方军事实力没有损失，但依然赢得战争之利。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是孙子军事谋略的最高原则。当时往往两军“相守数年而争一日之胜”（《用间》），战争准备太复杂，战争悄耗太惨烈，所以才“伐谋为上，攻城为下”。
1．实力上的“击虚”谋略。《计》明确提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打击敌薄弱之处、疏忽之处是军事家屡屡取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战法谋略的精髓所在。也就是说，不管作战诸要素敌我对比如何，千方百计要使己“实”令敌“虚”，形成“我专敌分”、“以镒称株”这种我军占局部优势的局面，再以我之强击敌之弱。《虚实》指出，“兵之形，避实而击虚”。《九地》说得更详细：“兵之情主数也，乘人之不给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用兵的规律就是要迅速，乘敌人来不及之机，从它料想不到之处，攻击其疏于防守之处。在以实击虚的运作上，主张“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察明敌之虚实；同时要善于转化敌我虚实形势，以“攻其所必救”、“胶其所之”来
调动牵制做人，使“敌之所备者多，析战者寡”，构成空虚，在我方兵力使用上强调集中，“并敌一向，千里杀将”（《九地》），造成我军力量优势战而胜之；其次主张击敌之虚与严防敌击我之虚，认为“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不攻也”（《虚实》）。从而“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形》）。
2.主观指导上的“出奇”谋略。“奇正”是孙子首创的一对军事范畴，一般而言，“正”指常法，“奇”指变通。他认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主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以敌人意料不到的“奇”胜敌。孙子认为，用兵之道并非一成不变。贵在灵活变化，“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九变》）。“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还形容说，“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无竭如 河海”（《势》）。“出奇”谋略可细分为三：一是变奇力。通过诡诈示形调动敌人，改变力量的数量、编成和使用方向，从而改变在某一局部的敌我实力对比，形成“我众敌寡”“我专而敌分”局面，我军以“正”应对，以“奇”从容攻取。二是造奇势。孙子重视“势”的研究，《势》中专门谈了战斗力的养成问题，主张“善战者，求之于势”。谋求优势，就是“占据那些能增强自身能量的空间位置，创造出一种有利己方不利于敌方的战场环境和态势”。也就是要争取对己有利的态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三是运奇术。战术上，由作战对象、作战态势、作战地点的规定性来确定谋略。对骄傲之敌，要词卑示弱，使它麻痹松懈；对贪利之敌，要“以迂为直”利而诱之，使之上当受骗；兵力对比不同时，要“知众寡之用”。兵力居劣垫则防守，占优势时才能进攻；优势程度不同作战方法也不同：“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作战地点不同时，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散地则毋战，轻地则毋止，争地则毋攻，交地则毋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泛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九地》）。“出奇”还要在思维上不走极端、正如《九地》所强调“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一意孤行则会导致自取灭亡，“必死或杀，必生可虏”。
3．心理上的“夺心”谋略。孙子注意到心理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战场上将士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态势是无形战斗力的一部分。指出在心理上“君之患之于军者三”，将领的性格弱点，尤其是与士
卒心理不一致时会带来损失。“走、驰、陷、崩、乱、北”（《地形》）这六种士气心理状态将导致失败。孙子积极主张利用心理活动规律辅助作战，提出要抓住敌心理态势变化的规律和弱点，开展心理战。善于利用对方的心理弱点从精神上瓦解之，或有意给对方制造心理不平衡与心理障碍。一是强调要打击敌军的士气，夺取敌将的指挥决心。避开敌人心理状态强健的时机，待其心理松懈疲惫时攻击之。他认为：“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作战中“五间俱起”，特别运用“反间”、“死间”去欺骗调动敌人。要想打乱敌人部署，调动敌人，“夺其所爱，则听矣”（《九地》）。二是展开心理威慑。通过“威加于敌”，使“其众不得聚”、“其交不得合”，甚至达到“国可拨，城可隳”的境地。（《九地》）三是实行同化怀柔。对待俘虏，“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其而养之”。（《作战》）四是占据心理优势。在敌我士气竞争上，强调“以治待动，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讥”。在激励己方将士的心理问题上。主张“治气”“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其实是要制造心理优势。一方面主张爱士卒，可使之舍生忘死，“视卒如婴儿，故可与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九地》）；另一方面，《九地》却强调要减少士卒的心理负担，“禁祥去疑”，使其无识而不得虑，无忧无惧。“能愚士卒之耳目，使无之；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易甚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4·态势上的“致人”谋略。在战争态势把握上，孙子十分重视夺取主动权，主张“致人而不致于人”（《形》），调动牵制敌人而不被敌所制，己方行动自由，敌被动挨打，使我军达到“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的境地。欲不制于人，就要“先为不可胜”，主动备战防守，“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九变》）对敌人一厢情愿的幻想是不可靠的，心安理得的防备才能使己方“有所不可攻”。要制人，军事行动就要先敌施行。未战先“知”、“计”、“较”；开赴战场要“先处战地而待敌”；作战中要以“动敌”、“形之”、“予之”、“利之”等欺诱手段，（《势》）迫使敌人失误“不能谋”。另一方面，“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以“害之”、“劳之”、“饥之”等调动办法，来削弱敌人，从而获取主动权。“致人”的主要战法包括“有备击无备
”的“速胜”、“攻其必救”、“出于其所必趋势”（《虚实》）、“夺其所爱”。（《九地》）
三、主张把谋略运用贯穿战争全过程
我国传统的非战主义思想在古代典籍中有不少反映：《左传》云，“兵犹火也，不戟”；《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非战思想使古人强调智力的角逐与消耗，吝惜物质力量的损失。孙子的谋略观与之是相通的。因此，在孙子眼中，军事谋略是有普遍意义的，遍及于战略战术甚至政略、外交中。从时间上说，更是无所不用“谋”。战争就是谋略的艺术，“兵者，诡道也”可为之注脚。
孙子在战争态度上“慎战”、在胜败观上“全胜”，都是深谋远虑的表现与结果。在作战程序上，庙算于先，先谋后战，多算胜少算不胜，谋胜则战能胜，谋能胜方战。斗智斗谋贯穿了战争的全过程，不谋则难以取性。《行军》说：“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战争的酝酿阶段要进行充分的谋划，提出要“庙算”、“多算胜，少胜不胜”：战争实施阶段每一个行动都要靠谋略指导。首先要“相敌”，及时掌握敌情，然后“绩之”、“形之”、“计之”、“角之”、在行军、接敌、对峙、交战时都必须实时运用谋略。比如，行军要“以迂为直”，接敌要“诱之以利”对峙要“以正合，以奇胜”，交战要“以众击寡”等。
孙子的谋略思想无疑受当时战争实践、技术水平，尤其是对战争认识的限制，比较简单原始，还有许多不到之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但其谋略思想仍能给我们许多有益他启示。在新的战争实践中，我们应该汲取和发扬传统军事谋略思想，将之与现代条件结合起来，提高我们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的主动性和有效性。
(文献来源：石家庄陆军学院学报/1999/1)
(本文校对：吴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