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 -------评Colin Sparks
《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
关键词：发展传播学世界结构主体性中国开放性全球化观
[摘要]:超越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历时性学术史梳
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本文将该书论题转化为更具一般性的、对一种新型全球化话语的理论建构；同时，在梳理该书理论建构之内在理路的基础上，依据作者以「世界结构」为背景所主张的基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视。
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的崛起及其殖民政策的实施，非西方国家便在整体
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文明与本国传统的双向关系问题[1]，其间当
然也包括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在我看来，
这些问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论者们关于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思考或研究之中。所有这些均构成了理论界蔚为壮观的关丁?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之研究的主题。由于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关涉到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综合性问题，因此这一论题从一开始便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从传播学这一特定的视角出发，我们至少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或发展问题提出下述值得我们颇为认真探究的问题：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传播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媒体、文化与社会》杂志主编Colin Sparks所著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Mass Media) 一书，可以被视作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的一种理论尝试。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与其他相关著作不同的是，它不仅着重从理论上梳理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及其所构成的知识脉络，而且还试图结合自新世纪以来的各种情势去发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正如Colin Sparks所言，「关注发展问题的人们中一些人一直对媒体非常
感兴趣。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如何利用大众传播，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
众媒体，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减少贫困。」[2]「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
通过提高本地的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规模，来帮助诸如Ifes和Bvanis那些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改变他们落后的生存状态。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建立在落后技术上的传统农业国，向生产针对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现代农业国转变。手工产业将被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替代。乡村生活逐步让位于城市生活，口头文化将被文字所取代。」这意味着发展传播学乃是从传播学视角探究发展问题的一门学问，亦即研究媒体或媒介对非西方国家发展之价值的学问。
一如前述，由于发展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密勾连在一起，发展传播学的一个论题也就是要从理论上探究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或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实效。作为一个著名的左派理论家，Colin Sparks当然会探讨上述问题，但是我从自己的学术偏好出发，却更关注他基于其一贯的批判性立场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中所蕴含的几种理论范式之间的相互论争及其优长和缺陷所做的理论梳理。
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中，Colin Sparks分别以1947年冷
战的开始、1960年代末的全球激进主义浪潮、1989年的苏东剧变和新千年的开始等四个时间点为分界，比较详尽地探讨了四种理论范式的学术流变，即他所谓的「主导范式」（及其「延续性变体」和「参与范式j )、「帝国主义范式」(「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j )、「全球化范式」和「一种新范式」。
在Colin Sparks看来，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开始以后，一些研究国际宣传问题的论者开始思考媒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并以此促进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兴起。从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经济决定论」构成鲜明对照的著名观点
(即资本主义世界观的出现早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确立）出发，这些论者认为，大众媒体在培养和引导与时代同步的现代生活态度和信仰方面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态度和信仰则被视为重大社会变革所必备的基本条件。当时传播领域的主导理论便是所谓的「主导范式」。「主导范式的出发点是相信所谓的专家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专家了解什么是对他人最好的信息，所以按照他们的想法设计一套传播程序向…有待发展?的人们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J 由此可见，「主导范式」所强调的乃是国家控制和传播具体信息的导向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施拉姆（WilburLangSchramm)的「六点行动计划」可以被认为
是「主导范式」的典型表述之一。在施拉姆看来，首先，大众媒体应当被用来「塑造一种国家情感」（Schramm，1963： 30)；其次，大众媒体应当扮演国家
计划的喉舌；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责任，让人们学会「必要的技能J ; 第四，大众媒体在扩展市场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当帮助民众适应计划成功后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变化；最后，大众媒体还应当承担教育民众具备主权意识，也就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具备国家主权的意识。
但是，这种将视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很快就遭到了论者们的反思和批判，而其间最猛烈的批判则是该范式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从表面上讲，这是由于精英和上层所兜售的各种西方现代性因素对那些后发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底层民众而言很可能是极其陌生的：「某种特征可能在
西方世界造成变化，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却不一定会有效。」但是从根本上讲，
这却是由于该范式忽视了后发国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个殊性所致：
发展中国家S身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拥有各自不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因此致力于发展传播，不是将其理念灌输给一群相似的传统人群，而是要将其注入进一个社会结构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有些人群可能会比其他人群理解接受并实施新理念快一些。
因此，这种「主导范式」因为忽略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而无法深刻地把握后发国家变革和发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碍，甚至还在很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它们通向发展的其他可能的途径，在现代（西方）与传统（非西方）之间造成了激进的对立。
面对「主导范式」所遭到的上述批判，论者们做出了下述三种回应：一是仍然坚持现代优丁?传统的观念，但是却寄望于寻求个人层面上（而非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转变，而这就是所谓「主导范式」的「延续性变体」。二是转而诉求「参与范式」，将视角转向底层，强调大众在传播-发展关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激进地转向对后发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constraints) 一特别是外部结构的限制——的分析与批判，而这便是著名的「帝国主义范式」。
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乃是伴随着西方「六十年代危机」[3]所引发的全球激进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其出发点是：尽管殖民帝国时代已成为历史，但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结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那种依存与控制的关系。「帝国主义范式」集中体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其所强调的关键之点是：
国家的正式独立并非意味广播电视能够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全民利益来发展这些国家需要有「一种从完全从属的、殖民主义状态向政治独立、拥有国家主权的状态过渡」.不论是在前殖民地国家，还是在那些始终独立的国家，或是取得独立多年的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都保留了一整套使媒体从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耍求的机制。
因此，对那些后发国家而言，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实质上构成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发达国家繁荣的条件是欠发达国家的苦难和被剥削，而正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家要保持对国际资本、产品和服务的控制，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不断获取通过本国民众的努力而无法获得的巨额利润。由此可见，「帝国主义范式」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结构性限制因素，而且还超越了其他论者（如激进范式中较为激进的那些论者）对国内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关注，并将视角明确转向了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分析。然而，对这种国家间关系的重视并没有使它能够豁免人们对其理论框架本身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抨击：尽管「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国家内部结构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它在理论实践层面上却只关注国家间的关系，而这意味着其真正关心的乃是各国如何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重要国际场合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早期的分析既关注社会内部结构对发展的
制约，也关注了国际范围内的情况，但是在该理论倡导下的实际战略中，却仅仅涉及了后者。在确认国家间的斗争是变革的主要推进力量后，它在实际长远计划的制订过程中却又把这个对内部结构的重要认识抛到了脑后。」除了「帝国主义范式」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缺陷以外，全球化时代到来所导致的传播与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媒体结构的变化、观众结构的变化等也都加速了该范式的终结。
Colin Sparks认为，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j具有如下十个特征：一种全新的学说（全球化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方法论的创新（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强调以及对非还原主义或简约主义方法论的诉求）；理论与实践的新型关系（全球化理论缺乏明确的实践检验）；媒体和传播在当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媒体传送不再受政治地理的限制）；对在地化或地方化（local)的重新重视；社会主导或控制中心的缺位；媒体和传播的多中心化；地区性市场的发展；全球媒体产品的出现等。总之，
当今世界事务也处丁?没有方向和动机的无序状态之中，但它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无序。在大众传媒领域，节目及其他形式作品的生产已经不再限制于「帝国主义范式」中确认的地域，随之而来的节目的交换也在各个细分的市场中进行，不再有任何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在这个新时代里，大众传媒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体现全球化、超越空间限制这一特征的工具。对于构建全球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媒体同时还承载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它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且超越了特定国家的界限。在娱乐和新闻时事方面，一种刚刚出现的真正的全球广播环境已经形成。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Colin Sparks主张对当代社会生活中全球化的各种实证素材与该素材的理论化进行明确的界分：那些全球相互联系密切的事实并不足以确立「全球化范式」的正当性，因为它们还可以有其他多种解释。基于上述思路，Colin Sparks逐一验证了f全球化范式」的十个主要论点。他认为，以我们熟知的民族国家之地位的削弱为例，我们并不能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否认民族国家依旧可能具有的作用。这是因为无论全球市场多么自由和强大，它都不是一个自行调节的机构；相反，全球市场需要一系列的法律和规则来保证其有效运行，而可以提供这些规则和法律的国际组织却依旧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并需要以国家体系为基本支撑。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并不能作为民族国家衰落的例证，因为媒体产品的跨境流动与国家对媒体和传播的权力在本质上受到削弱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些现象只能作为国家没有使用其全部拥有的资源的例证，但是国家的权力依旧存在。
尽管卫星广播技术使信号得以从一个国家上传再下行到另一个国家，但是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不接受法律的管辖。接收信号的国家也依旧拥有对这些服务进行有效控制的权力。假如它认为这些服务有悖于国家利益，并认为应向广播公司提出条件，或者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干预，那么国家仍旧拥有这种能力和权利，一如长期以来它对地面波服务的管理。无论出于经济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国家行使这种权力都无可厚非。
因此，Colin Sparks并没有止步于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化范式」，而是在质疑该范式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该范式虽说承认「全球化范式」在当代发展传播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主张吸收「参与范式」和
「帝国主义范式」的长处，兼顾国内结构和国际结构这两个层面。
现在的任务是耍建立一个新的范式，既能保持两种方法的优势，又能在深植于传播政策中心的种种政治行动层面上，形成两者之间的合力。「帝国主义范式」清楚地指出世界出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结构上的问题，而这些结构却无法从个人心理上或社会阶级层面上得到解释，因为它根植于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和政治之中。「参与范式」认识到自我解放是人类_由的唯一道路，而这耍求传播者为实现这个目标主动采取行动。
Colin Sparks所谓的「政治行动层面」实际上涉及到了发展传播学的根本
目标，即解决世界上最穷苦人口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压迫问题。在他看来，「全球化范式」并不能提出一个可以对抗贫穷和不平等现实的战略，它只是在经济层面宣称可以通过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和利伯维尔场来处理和解决上述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更愿意借鉴「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原因之所在。
在前文中，我粗略地梳理了 Colin Sparks在《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屮的基本理路。然而，如果我们试图超越Colin Sparks历时性学术史梳理在时间维度上的规定性，并超越发展传播学本身的学科局限，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该书视为一种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理论探究之作。实际上，根据我个人的阅读，这部论著的最重要的可能贡献之一就是它不仅为我们认识发展传播学的基本范式提供了一种理路，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和洞见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开放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之所以能够做出上述论断，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理由：一方面，「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Colin Sparks对「主导范式」（以及「参与范
式J )、「帝国主义范式」和「全球化范式」的梳理，其目的并不是梳理或梳
理的对象本身，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范式。换言之，这种「新范式」实是源丁?他对当下主流的全球化「话语」或「范式」的不满，因为这种主流话语忽视了全球化时代结构性不平等和民众参与对促进后发国家之发展的意义，亦即忽视了此前「帝国主义范式」和「参与范式」所强调的、国际国内层面「结构性限制j对后发国家发展的意义。[4]在这个意义上讲，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实际上为我们建构了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另一方面，尽管发展传播学有着特殊的研究对象、领域和方
法等，但如果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学科为分界），那么Colin Sparks为我们建构的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实际上是从发展传播学视角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代表作之一。
如果上述论断成立，那么我们便可以将Colin Sparks的《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一书的主题转换为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对后发国家而言，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全球化观？或者，我们究竟应当基于何种视角来认识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
Colin Sparks对此的回答，简单来讲，便是他所建构的那种综合借鉴「全
球化范式」、「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新范式」。进而言之，他通过对国际层面「全球统治结构」和国内层面「统治阶层」（Colin Sparks语) 的揭示并将其纳入主流的全球化话语而建构起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理论，亦即
基于「全球统治结构」而强调民众参与的全球化理论。
显然，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是颇具诱惑力的，因
为它把全球化时代影响后发国家之发展的内外在结构性要素都展现了出来，从
而使我们洞见到了那种以诸民族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为依凭、以强调全
球化进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呈现出来但实是以西方「理想图景」为判准的主
流全球化话语背后所蕴含的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特质。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确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那么Colin Sparks所
建构的这种全球化理论对中国而言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对全球化时代发达
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结构性不平等的讨论实是颇不充分的。
一如前述，Colin Sparks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全球统治结构」的概念。从理论上讲，这个核心概念不仅是其理论有可能超越其他范式的一种表现
形式，而且也是他对其他理论范式进行有效批判的理论根据。但颇为遗憾的是，
从表现形式来看，由于对这个核心概念缺乏详尽阐释，使得他的理论意图在很
大程度上最终落空；而从理论根据来看，对这个核心概念之分析的缺失，也是
使他对三种范式的检讨和批判略显零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我本人一直以我所谓的「世界结构」或「全球结构」为概念根据来分析全球化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条件。我的相关论说
可归结为如卜'几个紧密相关的命题：
第一，中国经由加入WT0等国际组织而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是当下全球化的世界却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亦即形成了一种我所谓的「世界结
构J。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
由加入WT0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
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
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
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
的局外人。我之所以将中国所参与的「世界游戏」标识为「世界结构」，是因
为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它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
支配。[5]正如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2000: 7)所言，「之所以出现市场的全
球化，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将种种贸易合约和协议
强加到世界人民的头上，使得那些大型公司和富商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主宰其他
国家的经济命脉，却不需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承担任何责任。」在我看来，发达
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强制性支配关系，不仅表现丁?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所关
注的
经济层面，亦即世界结构在允诺经由市场经济体制而使生产资料在全球达致优
化组合的同时致使中国在经济上处丁?一种日趋依附西方的边缘化地位，而且
还
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规则制度层面。众所周知，在一些颇具影响的领
域当中，那些经由中国承认的所谓世界结构既有的法律规则或制度，实际上乃
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而正是透过这些法律规则或制度而传入的某些
价值，也在支配关系的逻辑中转换成了毋需讨论的单一性和终极性的标准。二
是在一般的文化层面。众所周知，因意识形态的消解，科技的发展与文化确实发生了高度的整合，但是在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关系中，正是那些作为「支配者」的西方诸国的文化正在伴随着科技的出口而出口，而那些作为「被支配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文化则在不断地被压缩、被压制和被抽空化（邓正来，2006: 15)。
第二，与此前的现代化时期不同，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进行支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亦即形成了一种基于承诺、而非基于「共谋」的支配。在现代化时期，由世界结构生成的「现代化范式」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支配作用，但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忽视的是（亦即中国学者集体无意识的具体展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支配」过程中与「支配者」的共谋，亦即中国论者对西方「现代化范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批判意识或无反思性的接受。显而易见，就这种支配而言，此前世界结构对中国支配的实效乃在于受影响的中国与它的「共谋」。据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支配乃是非结构性的和非强制性的——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对于中国来说只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只要中国不与它进行「共谋」，那么西方「现代化范式」就无力强制中国按照其规则行事并根据它进行未来的想象。[6]但在后冷战时代，世界结构支配的实效所依凭的却是被纳入进这场「世界游戏」的中国对其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的承认。据此我们可以说，当下世界结构的支配是结构性的或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并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守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而不论中国是否与之进行「共谋」。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参与其间的这种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邓正来，2006： 14-15)。
第三，国际法上传统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能拯救中国，我们必须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性的中国」。对世界结构中支配关系之不平等性质的揭示对后发国家极为重要，因为它凸显出了这种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与16世纪
以降西方论者所宣称的主权国家「平等」之事实之间所存在的高度紧张。根据前述的支配关系，当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一个「新帝国」时代的开始。当然，这个「新帝国」时代所依凭的主要不再是军事战争和鲜血，而是信息、知识、资本和市场；更为紧要的是，「新帝国」或其他支配者在这个时代的目的，很大的程度上也不只是为了在世界中扩张和维护各自的民族利益，而是为了在世界中把各自民族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或理想图景当作物品加
以推行，并经由推行这些民族价值或理想图景而将相关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强加给其他的国家。因此，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除了能够在对外方面为捍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国家安全、保护人权和经济发展提供最正当的理据以外，所谓「平等」的主权，亦即主权的中国，不仅不是充分的，而且还有着相当的限度。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从强调「主权的中国」到强调「主体性的中国」的转换，根本的要旨便在于突破主权
的限度，走向世界结构层面的「主体间性」，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着不再是某些主权国家决定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而是主体间性与世界结构的规则或合法性在交往和商谈中一起生成演化。[7]
第四，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在对中国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J 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权争夺」问题（邓正来，2009: 7-193)。质言之，全球化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一旦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就可以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但是，有发言资格并不意味着有发言能力。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形成了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那么我们不仅有可能据此修改世界结构的规则，而且也可能具据此影响世界结构的进程和方向（邓正来，2006: 20-21)。
当然，我并不想用我的上述讨论来替代Colin Sparks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发展传播学中的「全球统治结构」概念及其理论，而是旨在将这两种在全球化维度上颇为相关的观点勾连在一起，为读者揭示出全球化问题原本具有的、但却被各种视角所遮蔽的复杂性，并为读者从中国立场出发做进一步的追问开放出若干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作为客观性的全球性与作为主观性的全球主义这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全球统治结构」对于每个具体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究竟以什么为依凭？关于全球化性质或方向的话语权争夺是否有可能演化为新一轮的宰制与反抗？等等。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可以真正站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立场上进一步确当地回答前文提到的、与发展传播学有关的问题——亦即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经后发国家「主体性」的彰显而转化为的下述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媒体或媒介在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如何让媒体或媒介在促进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究竟如何从理
论上分析和评价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或媒介策略以及两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评价这种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媒介或媒体策
略和互动关系在非西方国家以自身「理想图景」为依凭而发展中的作用？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是真正以后发国家之国家利益和文化政治需求为根据的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所应当正视的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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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ledge.
发展传播学简介 （本文取自一位考北大的同学的读书笔记） 发展传播学是施拉姆在60年代时开始提出来并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亚非拉各洲的“独立运动”不断，但新生国家如何发展却是个严峻的问题。传播学的鼻祖施拉姆敏锐地嗅察到这片新的广阔天地，并借此使传播学真正走出了美国，走向了世界，尤其是走向了大片百废待兴的土地。发展传播学按理说如今有点过时了。但其实南北差距正在被因特网不断拉大，理论虽陈旧，但这个命题却潜力无限。 发展传播学 一、产生背景：国家发展和现代化 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是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后，国家发展成为许多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事务。它们试图利用多种手段来促进国家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就是其中一种。 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现代化理论基础 上的。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力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 长的知识。在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认同这一模式：国家发展等于现代化、现代化等于经济增长。而历史证明，将现代化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倾向于重新定义现代化。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大众传媒在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二、基本观点 （一）丹尼斯?麦奎尔：媒介的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的权利和自由。
1、媒介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2、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 3、支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威廉?哈森：具体化5个方面 1、所有大众传播工具都应由政府进行调动，完成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伟大任务； 2、媒体因此应该支持政府，而不应对它挑战。因此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 3、信息（或真相）因此成为国家财产，它是一种稀有的国有资源，必须被用来为进一步深化国家目标服务。 4、一个暗含、并不经常被表述的观点是：当大多数实行发展理念的国家仍不得不面对包括疾病、文盲以及种族在内的种种问题时，个人言论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批评者认为这种理念为旧式极权主义提供适时的理论基础）。 5、这种提倡媒体应接受指导的理念进一步表明，在控制外国记者进出国境，以及穿越国境的新闻流动进行控制方面，每个国家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具体理论和人物 （一）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 1、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
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 白 贵 高 菲 2006年4月21日至24日,来自海内外的新闻传播学者在河北省历史名城保定汇聚一堂,共同庆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简称中国传播学会)的成立,并召开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来自全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近150名代表围绕和谐与发展!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大会主题发言阶段,19位学者代表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主题发言涵盖传播学各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尹韵公研究员对非典!时期的新闻传播进行了再反思,认为媒体既要依法报道疫情,又不要一味等待和失语;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明安香研究员将新世纪的全球传播格局描述为扇型格局,并将扇型格局从塔尖至塔底分为:美国、跨区域文化语言传播大国、新兴文化语言传播国家、其他国家传播四部分;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教授William Eaddie简要勾勒了美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历程,并介绍了其研究特色;南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丁柏铨在阐述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公众的关系时提出,灾难事件后政府在及时向公众公开发布有关信息时,公开比不公开好,早公开比迟公开好,主动公开比被动公开好,以用事实说话的方式公开比用观念公开好;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Christine Geraghty对大众传媒中的肥皂剧进行了研究,认为肥皂剧凭借电视的亲和力扮演了公共教育的角色,然而其社会角色和文化角色优先于其美学享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在评介美国关电视机运动时指出,关机策略的目的在于让电视更能够符合人们的需要,而不是陷入娱乐至死!的傻乐中,或失去人际互动的能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龚文庠阐述了跨国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出了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的观念,并认为其可以作为促进国际和谐的途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认为,为构建和谐社会,新闻传媒在新闻报道中应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积极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从技术形态、传播平台、社会结构三个视角对新媒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应加强有关新媒体历史的研究,注重研究新媒体的形态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加强从宏观战略和微观形态两方面进行应用研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在论及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时指出,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与媒体传播力,特别是影响力的提升不一定是正相关的,为此需要调整观念,制定合乎规律与要求的、有效的大众传播策略,并将其作为国家软实力提升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对待;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吴文虎在对播客!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文本意义解读后提出,在播客特定的语境下,人们借助不同的符号系统,使自我实现!得到最大的满足;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祝建华教授将权衡需求理论运用于对数码电视的市场前景的分析,认为数码电视的采纳与否,主要取决于每一观众对自己各种需求之轻重缓急的权衡、对满足这些需求而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回报之间的权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关世杰对于10年来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定量研究方法的缺失是学科发展的瓶颈;资深IT评论员胡泳介绍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式新闻,提出参与式新闻包括新闻评论、草根报道、另类编辑、核查事实四种形式,构成了主流媒体的一种反馈机制;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吴予敏从视觉传播研究的知识谱系和当代意义、视觉传播观点中的图像真实!、媒介形象的视觉建构等方面深刻辨析了媒介形象和视觉传播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陈卫星认为,在目前传播全球化的形势下,一方面中西方之间存在发展的落差,另一方面,中国也经历了从对抗到缓和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怡红提出,关系传播不仅作为人际交流的研究对象而存在,作为透视人际交流现象的理论而存在,而且作为能左右传播研究者选择对人际交流进行解释的方式而存在,作为能代表和影响人际交流研究的面貌与发展方向的范式而存在;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雅明关注媒介心理学的兴起,认为我国媒介心理研究应充分关注心理学理论与研究进展,关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关注新媒介环境下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生活事件;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张咏华以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为例,对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方向的论文进行了研究,提出学界和新闻业界要共同构筑国际传播领域的关注话题并相互进入对方的研究视野。 4月23日,会议进入分组研讨阶段,与会代表共分4个分会场、11个单元进行了研讨。在大会主题和谐与发展!的统驭下,围绕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新媒介研究!、传播与和谐社会!、媒介实务与市场经济!、媒介与妇女儿童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主题进行了讨论。华中科技大学新媒介研究工作坊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播研究工作坊分别做了研究报告。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吴庚振教授指出,从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专业核心领域研究与专业边际研究的关系、通论和专著的关系、著作和论文的关系、 白 贵 高 菲: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 学术动态 现代传播双月刊2006年第3期(总第140期)137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若干思考 ———传播学访谈录 采访人:北京广播学院 韩运荣 被访者:暨南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陈卫星博士 您对西方传播学的总体印象如何?对此有什么具体的学术评价? 答:西方传播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有个一致的定论。十多年前,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法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按照专业目录选定的学科是信息传播学,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国外研究电影之类的大众媒介是被划分在这个学科里面。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课堂上讲了很多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社会学、符号学、控制论、语用学、精神分析乃至法国人自成一派的媒介学(Mediologie)等等内容,当时学得很艰难,至今也不敢说很有收获。这些学科在理论建构上都很有内容,或者说很有诱惑性,外延很大,把信息传播活动当成社会再生产中的象征活动来看待,跟社会活动本身贴得比较紧(比如公共传播、组织传播和企业传播),同时又保持批评立场的理论自主性,对市场经济的商业化逻辑过多地渗透传播活动有警觉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技术性的课程,法国毕竟是符号学理论比较发达的地方,有关对信息和媒介文本的话语分析的课程,内容丰富,学术性强,充分体现了法国学派思维精湛的特色。 1997年初回国工作时,我发现在国内传播学界盛行的是美国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其特点是有很多应用公式和实用技巧。其实从美国经验—功能主义流派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一开始就是和美国的市场经济扩张,特别是美国干预世界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需要直接相关的。从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活动迅猛发展的背景是和美国的企业需求和美国政府包括五角大楼的投资分不开的。之所以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霸权地位,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领导权在美国手上,这为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扩张当中所伴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机会。如何通过大众传播来证实美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中的主导权,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恰好在美国内外提供了一个富裕社会的形象,这个社会能够提供各种满足。从传播角度来说,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是自由、自治的,可以接受到各种不同的信息,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证明人际接触超过大众传媒的强力。从总体上来讲,作为一种传播战略和一种解释形式,美国传播学界的传统学派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需要,鼓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内容在内的美国模式,为美国的国际干预提供合法化的理论根据,并从中提炼出大量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研究术语,比如“思想战”、 “征服精神和意志的斗争”、“意识形态战争”、 “政治战”、“真理攻势”、“宣传战”、“词语战”、 “间接侵略”、 “煽动”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分析总是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鼓 93
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及资料
中国传播学交叉研究成果及资料 邵培仁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和《传媒与设计研究丛书》介绍 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邵培仁教授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和《传媒与设计研究丛书》已分别于2008年、2014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两书系是由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共同推出，旨在展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成果，探索媒介研究的前沿阵地。 1.《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邵培仁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媒介崇拜论：现代人与传媒的异态关系》（樊葵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3.《媒介人种论：媒介、现代性与民族复兴》（海阔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4.《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邱戈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研究丛书》的作者除导师之外，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毕业的博士生或出站的博士后，寒窗苦读之后，学术成果斐然，如今他们当中，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已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这批浙江传播学人呕心之作的一次全面检阅。 这两套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
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 姓名：柴宇学号：N20814022 摘要：经过一个学期的传播学课程学习，我对传播学有了大致的了解。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其中的部分代表理论着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自己的见解。关键词：知识沟；本土化，亚洲中心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传播学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 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增养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知识沟”假想 知识沟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问题的重视。信息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和解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在接触大众传媒方面，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大大缩小。 但是，在新传播媒介领域(例如电脑、网络、移动电话)，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则很明显。这不能不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在媒介使用能力方面，社会各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正在出现并呈扩大的趋势。不少调查表明，中国电脑和网络的用户主要集中于男性、青少年、高收入、高学历阶层中，而女性、中老年、低收入、低学历者对电脑的利用则很少；在拥有电脑的家庭中，许多人还只是作为“电子游戏机”来使用，而未能较全面地发挥它们的信息处理功能。 针对以上现象，中国的传播学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1、新闻媒介的普及过程研究。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1、普及研究主要从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物质手段——信息接收和处理设备的普及过程调查人手，来分析社会各阶层间的信息沟乃至知识沟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事业和信息落后的地区。以便找到更好的对策来缩小知识鸿沟。 亚洲传播学的现状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
一传播学兴起的原因： 人类传播历史源远流长，对于传播的研究也一直持续着。但真正作为一门学科，还是在20世纪以后的事。传播学研究者在论及传播学的源流时，一直沿用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的观点：传播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将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作为四大奠基人。 传播学之所以在这个时代产生具有如下的时代背景 1、政治方面：政治家重视利用传播媒介宣传主张、树立形象、争取竞选支持。两次世界大战中，军队进行了相关的传播实践活动和深化研究也直接催化了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 2、经济方面：美国是二战前后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自由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生产扩大，市场拓展与营销行为增加，广告、调查公司大量产生，企业普遍较关注营销环节中的传播问题，支持传播研究。大众传播业在战后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竞争的压力迫使传播者思考并完善传播技巧、传播效果与受众等问题。 3、社会方面：美国的社会生活与大众传播关系日益密切，媒介随之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关注并研究传播； 4、学科及人才基础：传统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也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提供了学科背景。二战期间由于纳粹的迫害，大陆专家学者涌入美国，为传播学的产生提供了人才基础。 5、总之，兴起于美国有它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学科背景，而研究实践才是传播学兴起的根本。 自我开始学传播学这个学科以来，已经度过了即将五年的时间。自我知道这个学科，几乎已经是七年时间。这些年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曾经问我“传播学是学什么的？”，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以为我是学“船舶学”。至今仍然还有一些人不相信，传播学能够自然构成一门学问。这是因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传播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太自然。它依靠我们身上的嘴和耳朵等感官即可完成。即使过去了百万年，也只不过增加了几种简单的载体。动动嘴皮子，人人都会做。最多再写写字，这有什么需要学的呢？ 大众媒介的出现，把这个局面打破了。一门学科的出现，一般既意味着，这个学科所研究的领域拥有了人类以前意想不到的价值，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一方面又意味着，这个学科所代表的现象已经超出了直觉的范畴，需要引入复杂的理性工具去研究。 所以，价值、影响、工具就是一个学科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然而我们还需要补充第四个因素，那就是社会。 跟很多同学想象的不同，学科尤其是人文社科，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这样的问题，直接限定了一个学科的结构。因此，美国研究，带有典型的经验色彩和商业气息，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思考题，不妨想想，如果传播学在中国或者在苏联创立，会是什么样子呢 传播学概念
发展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是施拉姆在60年代时开始提出来并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亚非拉各洲的“独立运动”不断，但新生国家如何发展却是个严峻的问题。传播学的鼻祖施拉姆敏锐地嗅察到这片新的广阔天地，并借此使传播学真正走出了美国，走向了世界，尤其是走向了大片百废待兴的土地。发展传播学按理说如今有点过时了。但其实南北差距正在被因特网不断拉大，理论虽陈旧，但这个命题却潜力无限。 目录 ?1学科简介 ?2发展传播 ?3三个阶段 ?4理论方向 ?5应用方向 ?6相关资讯 1学科简介 发展传播学是施拉姆在60年代时开始提出来并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亚非拉各洲的“独立运动”不断，但新生国家如何发展却是个严峻的问题。传播学的鼻祖施拉姆敏锐地嗅察到这片新的广阔天地，并借此使传播学真正走出了美国，走向了世界，尤其是走向了大片百废待兴的土地。发展传播学按理说如今有点过时了。但其实南北差距正在被因特网不断拉大，理论虽陈旧，但这个命题却潜力无限。 2发展传播 一、产生背景：国家发展和现代化 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是国家发展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战后，国家发展成为许多获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事务。它们试图利用多种手段来促进国家发展，大众传播媒介就是其中一种。 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现代化理论基础上的。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和价值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根本动力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长的知识。在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们普遍认同这一模式：国家发展等于现代化、
现代化等于经济增长。而历史证明，将现代化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倾向于重新定义现代化。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议题是：大众传媒在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二、基本观点 （一）丹尼斯麦奎尔：媒介的社会责任优先于媒介的权利和自由。 1、媒介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2、追求国家文化和信息的自主； 3、支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威廉哈森：具体化5个方面 1、所有大众传播工具都应由政府进行调动，完成支援国家建设这一伟大任务； 2、媒体因此应该支持政府，而不应对它挑战。因此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 3、信息（或真相）因此成为国家财产，它是一种稀有的国有资源，必须被用来为进一步深化国家目标服务。 4、一个暗含、并不经常被表述的观点是：当大多数实行发展理念的国家仍不得不面对包括疾病、文盲以及种族在内的种种问题时，个人言论自由及其他公民权在这些问题面前显得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批评者认为这种理念为旧式极权主义提供适时的理论基础）。 5、这种提倡媒体应接受指导的理念进一步表明，在控制外国记者进出国境，以及穿越国境的新闻流动进行控制方面，每个国家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具体理论和人物 （一）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 1、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能有效促进国家发展的观点，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
（一）代表人物：拉斯韦尔 拉扎斯菲尔德 霍夫兰 莱文（旧译勒温、卢因）美籍德国心理学家 施拉姆 （二）经验—功能学派的特点 1.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2.功能取向的学术立场 （三）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来源:信息论 （一）代表人物：1.英尼斯 2.麦克卢汉 3.梅罗维茨 4.莱文森 5.詹姆斯·凯瑞 （二）控制论思想在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 （三）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1901-1972）提出的。 （四）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观点： 循着由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启发的传播思想，传播媒介形态的变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它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被研究者称为“技术主义范式”。 1.英尼斯(1894-1952)相关媒介理论的代表性着作《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 英尼斯认为传播媒介具有时空偏向性。 2.麦克卢汉（1911-1980），加拿大学者，英尼斯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因在《理解媒介》等着作里提出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而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他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要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他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地球村”的概念。 3.梅罗维茨（1953-），美国传播学者。代表作：《消失的地域》（1985）。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 4.莱文森（1947-），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美国学者。代表作：《软边缘》（1997）。其观点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衷。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詹姆斯·凯瑞（1934-2006），美国文化学家和新闻教育家。他关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传播学发展轨迹亮点未来走向 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①，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而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②。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 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 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
读《传播学史》的感悟 《传播学史》是传播学发展历程当中十分重要的一本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名誉。这本书的作者是罗杰斯，也是一位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十分著名的人物，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这本书是罗杰斯的得意之作，在这本书中，我了解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也知道了那些对传播学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著名学者以及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书中，罗杰斯从达尔文、马克思等人的巨著开始讲起，一直讲到20世家60 年代传播学作为新的研究领域为世人所接受，讲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在这些事件的讲述中，罗杰斯是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展开的，我觉得这样更容易让人去了解传播学的发展历程。读完这本书，我对传播学的发展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 《传播学史》第一章讲述的是施拉姆如何创建传播学的。施拉姆的传播学观形成于1942 年，当时正在处于二战时期，当时的统计局长和战时新闻局的工作为其传播学观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一章还介绍了施拉姆的生平。读了这一章，我感觉到成功真的不容易，一个人要想成功往往要有渊博的学识，施拉姆就是具有历史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心理学学位博士学位，而且精通英国文学，这位他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想成功还要有适当的环境和善于思考和研究的习惯。这本书当中很好的交代了当时施拉姆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传播学观点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读完第一章，让我觉得传播学的发展确实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的是学者们不懈的努力。 接下来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总共分为三大部分，这三部分由古及今，由欧洲到美国，逐一介绍了那些对传播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这些学者我们在以前的学习中大多接触过，但是所了解的并不多。读完这本书之后让我又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一部分写的是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主要讲了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三位伟大的智者。由于他们都是欧洲人，而且对后世传播学的发展产生启蒙的影响，所以这一部分也就被称作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这三位智者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三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对后世的学多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过重的影响。而传播学的起源也正是从此而来。读了这一部分，不但让我更全面的了解了这三位伟人，也让我更使得知道了他们的学说，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尤其是达尔文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更是值得我们借鉴，我想他们的成功都是自己的努力换来的。而成功者心中都会对自己的目标有一种执念，正是这种执念支撑着他们一直向前，最终取得成功。 第二部分是书的主体部分，也是讲述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二战及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中心，无论经济还是文化，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时期许多学者涌入美国，这为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传播学的发展也是传播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 第二部分中写到了许多对传播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包括
传播学的符号理论 参考文献： ?1、《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陈道德，《湖北大学学报》1997（2） ?2、《传播学的"前结构"——符号活动的社会根源和基础》周军，《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1 ?3、《符号学的历史》D.S.克拉克; 孙伟平《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5（1） ?4、《符号学视域中的身势语》李凤琴《外语学刊》2005（2） ?5、《符号与意义——巴特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吴晓峰《学术研究》2004（3） ?6、《传播与符号:罗兰·巴尔特思想述略》李彬《国际新闻界》2000（3）?7、《从符号学原理解读广告》彭璐《装饰》2004（11） ?8、《符号学在平面图形设计中的应用》陈大磊《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5（6） ?9、《符号学在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运用》陈武《装饰》2006（4）?10、《从<实话实说>看非语言因素在谈话节目中的重要性》柳红?11、《人类传播理论》《符号和语言理论》（第四章）《话语理论》（第五章） ?传播本质上为信息的流通，那么信息是怎么流通的呢？ ?这就涉及到传播活动最基本的要素——符号，因为信息正是凭借符号才能流通。事实上，信息首先就表现为符号，或者说一种信息的外在形式就是某种符号。世界上没有离开符号而单独存在的信息，正如没有不包含信息的符号。 ?符号总是负载着某种信息，信息总是表现为某种符号。 ?符号是信息传播的最重要的工具。 ?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
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 ?在现代社会中，符号是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需要。 ?李特·约翰：符号及语言理论是传播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一般都认为符号是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人类传播理论》P68） ?“有关语言和符号的研究是传播理论的核心，对于传播学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传播理论》P85） 第一节符号 一、符号的定义 （一）定义 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及代码系统，如声音、图形、姿态、表情等。 ?《韦氏大字典》：一种代表思想的通用的记号或标志。?《辞海》：信息的携带者。 ?《现代汉语词典》：记号；标记；佩带在身上表明职别身份等的标志。 ?从人类传播活动的角度来考察符号: ?美国的伦德伯格认为“传播可以定义为通过符号的中介而传达意义”（沙莲香，1990）。
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困境和理论创新 【摘要】本文以我国的传播学发展现状为出发点，发现和提出传播学发展过程中的困境问题为基础，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并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充分说明其可能性。 【关键词】本土化；批判学派；议程设置 自1978年传播学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多个年头。相较于其他的学科发展，传播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新兴学科。 这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传播学架构基本建立起来，且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但传播学在我国发展至今，仍有许多问题，使得其发展一直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之中。 一、我国传播学发展现状 （一）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 自从1998年新闻传播学上升为国家一级学科来，国内传播学教育的高校规模快速膨胀。本科专业教育点从1999年的124个增长到2013年1080个。且学科设置更为科学合理，1998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基本专业和传播学、媒体创意两个目录外专业，到2012年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五个基本专业以及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两个特设专
业，看出专业设计更加贴近实用需求。 （二）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 据统计，传播学论文发表数量逐年上升，2012年的数量相当于1998年的3倍之多。 （三）网络传播仍然受捧，研究体现一定深度 近年来，网络传播一直是人们话题，微博、微信的研究也一直不曾间断，研究深度逐渐展现出来，不在单单停留在概念解读、基本特性等基础层面的讨论上，而是形成了几个研究范畴，例如：微博舆论微博与灾难预警及处理研究政务微博方面，而这正是社会现实在学术研究中的折射。 二、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困境 （一）难以实现的本土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热门话题。自1978年的中国第一次传播研讨会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在演讲中提到：“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播学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传播学的本土化，或者传播学的中国化，一直是研究的热门命题。 虽然传播学本土化这个话题已经翻来覆去的谈了近三十余年，然而，如今就传播学本土化成果看来，停留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传播学在中国引进、发展与创新 ——以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专著、译著为据 张健康 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为依据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发展的介绍引进、探索发展、评价创新的三个阶段，对传播学专著核心作者的功绩进行了总结。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思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倾向性、学理性等优点，而存在视野狭窄、过多的重复性与较强的依赖性、重定性轻定量的缺憾，并在此基础上预测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本土化、分支化、定量化、融合化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 作者简介：张健康，男，1973年生，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讲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传播学会副秘书长（杭州 310015） 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所以本文拟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辑录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①为依据，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的思考，论述传播学在中国的纵向的发展情况，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中揭示中国传播学的研究优点和不足，并尝试提出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是在清除十年文革对新闻传播学的极“左”思想影响的干扰和破坏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进行理性的考察和审视中显示出其前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大陆最早的译著——《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于1981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然后是到了1983年，这一年有两本传播书籍——《传播学（简介）》和《传播媒介的垄断》出版。其中《传播学（简介）》是这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而《传播媒介的垄断》是由林珊等译的美国的传播学著作。这两本传播学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对1982年春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的访华、1982年冬我国大陆第一次传播学会议召开的积极回应。到1986年为止，传播学著作的出版数量还是很有限的，且多为译著。这段时间有两本重要的译著要提：一本是陈亮等人翻译的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代表作《传播学概论》（1984），另一本是陈韵昭翻译的赛弗林、坦卡德侧重工具性、方法性的专著《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1985）。这两本译著看来虽然不无值得推敲之处，但作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批传播学权威译著，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其影响都是无与伦比的。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标志着我国传播学真正从介绍走向尝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专著。1986年居延安编写的《信息·沟通·传播》出版，此书内容几乎涵盖了传播学大部分研究命题，是一本很好的普及性传播学读物。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性和理论性很强的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由邵培仁、戴元光、龚炜合著出版。此书系统地阐述了传播学基本理论，内容涉及传播学产生与确立、传播原理、传播结构与模式、传播者、受传者、信息、符号、传播技巧、媒介理论、效果理论、研究方法等西方传播学的几乎全部理论问题，资料丰富翔实，“填补了国内传播学著作和教材空白”，产生深远的影响。相对于以往的以译为主，《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书虽然现在回过头去看在某些地方略显稚嫩，但却十分强烈地显露出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先驱们的深邃的思索的灵动，其创新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可以认
1、【信息】：香农—所谓信息，也就是在人们需要进行决策之际，影响他们可能的行为选 择制概率的物质—能量的型式。信息科学认为，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信息是集合名次，包括音讯、消息、通知、情报等，是与物质、能量并列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它在物质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表述它的物质系统，在同其他任何物质系统相互作用（或联系）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 2、社会信息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第一，他并不是单纯地表现为人的生理层次上 的作用和反作用，而且伴随着人的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活动，伴随着人的态度、感情、价值和意识形态；第二，即便是作为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本身，也是与物质劳动密切相关的精神劳动的创造物，人对符号意义的赋予和解读，与人的社会属性是分不开的。 3、【传播】：帕克—所谓传播，即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个人由此得以推测他人态度 和看法的社会心理学过程。书上—所谓传播，及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将单个人或少数人所独有的信息化为两个人或更多人所共有的过程。2、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改变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3、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他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这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进行。在传播过程中，双向性有强弱之分，但任何一种传播，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传授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4、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授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授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5、传播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当我们将传播理解为行为的时候，我们把社会传播看作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考察人的传播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解释为过程的时候，着眼于传播的动态和运动机制，考察从信源到信宿的一系列环节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视为系统的时候，我们是在更加综合的层面上考虑问题，这就是把社会传播看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集合体”，不但考察某种具体的传播过程，而且考察各种传播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引起的总体发展变化。 4、传播学的研究对象：A、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学科。B、施拉姆说：“我们 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么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教别人，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C、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传播过程”。总的来说，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信息本身，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5、传播学的起源：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美国 A欧洲源流：塔尔德和他的模仿理论——塔尔德，法国的社会学家，认为一切社会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纯粹的发明是极少的，大量行为是模仿。模仿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和传播发生的，既然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那么传播也是最基本的互动渠道。另外，对舆论的结构及其形成，运动过程做了详细分析，对舆论主体作了严格界定，提出报刊是公众的“精神纽带”，在理性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齐美尔和他的网络理论——齐美尔，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形成社会学创始人。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最早提出了传播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上的个人都是由特定的信息渠道相互连接的，要解释人的行为，最根本的是要搞清个人在这个传播链中的位臵，也就是与谁有这信息传播的关系，齐美尔将这个传播网络描
发展传播学的历程和 启示
发展传播学的历程和启示 关于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课题是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并形成大众传播学中一门学派：发展传播学。这门学派发端于50年代，不断发展、变革，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对这一理论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发展传播学作为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应用学术研究，甚至对一些国家的传播政策起过影响作用。 发展传播学的第一批代表作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1958 ），Pye Lucian的《传播与政治发展》（1963），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1964）。 勒纳这本书是根据1950年到195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对六个中东国家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写成的。在书中，他提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其理论的核心是以城镇化、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发展和人的社会参与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现代化的过程。他特别强调了传播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勒纳将大众传播媒介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奇妙的放大器”，认为它能大大加速社会发展速度，提高现代化程度。 6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埃弗里·罗杰斯（Every Rogers）出版了《创新与发明的推广》一书，他提出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社会变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发明被推广采纳的过程。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一书中，罗杰斯进一步阐述了大众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并提出了创新推广过程的模式：知晓、劝服、决策、证实。 发展传播学中的理论和观点很快被应用到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20年以前（60年代，作者注），西方国家和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如日本，怀着高度的期望关注着这些不那么幸运的国家。这些比较幸运的国家愿意让欠发达国家分享他们的经验，输出某些他们在工业、农业和交通方面最有效的技术，来帮助欠发达国家取得象发达国家已取得的同样巨大的跃进，但不是西方过去所需要的几个世纪，而是几十年的时间。 然而十年之后，成效却不那么显著，在各地推广时遇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纷纷失败了。例如美国为美属东萨摩亚的儿童开通六条教育频道，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取消了高年级的课程，观众热心于收看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节目。加拿大在印度首创的农村广播座谈会，在推广过程中渐渐凋谢。印度北方的“绿色革命”却因为农民缺乏资金和土地而无法推广。这一系列事例表明了由发达国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推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现代化的实验失败了。 来自西方的发展传播学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中受挫。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并不是都能实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考虑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没有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观念、政治体制、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都使这种作用有所偏离。发展传播学在文化上持的是西方中心论，他们满怀热情地想按照西方的现状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和现代化进程。这种文化上的种族自我中心论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批判， 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学者提出发展新闻学，要求从正面报道他们国家的发展状况，打破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争论的场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但随着美国1984年退出该组织，1989年东欧剧变后，争取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联盟瓦解了。 中国在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标，同时塑造新型现代化公民为己任。前几个五年计划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几乎瘫痪的国家经济命脉重新开始运行，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和当时的传播气候密不可分。文革之后，党和国家重新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同时又狠抓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两手抓两手硬”。文革给中国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这一时期的新闻传媒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极左路线的帮凶。勒纳所谓的“奇妙的放大器”在特定的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造成极为恐怖的局面：当时人们的思想都受到钳制。这也正好证实了传播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这个例子中传播所起的是强大的反作用，使社会停滞不前乃至倒退。 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次分析：个人层次和社会系统层次。人的现代化是指人接受先进的思想，采纳现代生活方式。社会现代化是指社会接受先进的生产方式，采纳新发明，达到物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