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格之我见
11法学十区苏丽珊学号：20113301141021
当今国际形势日益严峻，要想在这风云变化的世界中占据有力地位，不能沉溺于自我满足的现况，应时刻反思自身、提升综合国力，这样才能赢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其中，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不容忽视！我认为了解自身从而改善自身是实现进一步成功的关键。因此，深入探讨国民性格，发扬其正面能量，正视其负面的影响，那样国民才能健康发展，国家才会欣欣向荣！
要探讨国民性格，不得不提国民性。国民性，即一个国家的人民由于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由此产生出自己稳定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反过来又是国民的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定型化，形成牢固的社会风俗、习惯传统。两者发福交错影响，经历历史积淀，就形成为国民性。
国民性包含国民的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观念、社会交往准则、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心理特征等。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主要的内在特征。
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性，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它对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发生重大影响。民族性格是用来表示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的集合概念。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又称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格。
不过，国民性通常是以国家为单位考察国民特点时使用；民族性格或民族性格则相对于人格概念。中国学者庄泽宣在《民族性与教育》(1938)一书中说，“民族性系一个民族中各个人相互影响所产生之通有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个人深具压迫敦促之势力”。因此，国民性格是国民性的具体体现。
前段时期，《南方周末》刊载冯八飞《我的中国性格》一文，引起热烈讨论。该文认为：中国文化历千年而不坠，正是因为存在着岳飞、陆秀夫、袁崇焕等志士仁人，他们体现了一种中国性格，即浴火重生的顽强。有学者驳说：“如果称这些历史人物为中国的脊梁，那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说他们代表了中国性格，就值得商榷了”。其因，性格是指个人而言，非指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根据性格分析，预判一个人的言行，这是因为性格表现了行为方式中比较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而一个群体则包含着无数不同个性，若仅是将正面的个人性格归结为国民
性格，那就如冯文思想一样，将历史上负面的人事排除在外，甚至将争啖袁崇焕肉的百姓排除在外去探究国民性格，那是不合理的。
那到底我国国民有怎样的国民性格呢？于此，不得不探讨一下儒家文化对国民性格塑造过程中所起的影响。
首先，儒家思想对塑造中国国民性格起到了一定的不可磨灭的好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儒家思想重“仁”讲“和”。在如今的历史发展新时期，儒家思想还是在不断地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也还是在一个"仁"字上，以及由"仁"引出的"和"。如今的中国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秉持的即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被放在了首位，这便足以体现中华文化中对于和平与和谐的向往，对战争与霸权主义的排斥。同时，“和”在中国人的性格上也有所体现。中国人喜欢采取折中的方式处理问题：怕得罪人；遇事总留有退路；中医向来讲究阴阳调和，严防阴阳任何一方的极盛极衰；中国人崇尚和平，同情弱者，反对极权、霸权，有正义感，以仲裁者或和事老自居；中国艺术，如建筑、绘画等很讲究对称，中国传统文化以对称为美；中国人也以自我为中心，以保全自己和宣扬自己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表明了这点。
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和”在中国人的性格里也埋下了一些阴影。如中国人的中也表现为当看客，，“隔岸观火”，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已给我们指出来了，“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是别有用心的看客；凡事“和为贵”，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儒学主要是作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在这种制度下，儒学给中国人性格所烙下的印是坚固而又持久的，他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儒学强调人要谦虚、含蓄和内敛，这使中国人的性格也烙上了这种烙印。比如在课堂上有思想也不敢发言，当众不敢表态，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总是模棱两可等等。相比较西方国家个性张扬的一面，这种被过分发扬的谦虚十分不好。儒学的“明哲保身”思想让中国人有了看客心理。比如说街上发生了抢劫案，围观的群众只知道看，不知道上前制止，也没有帮助被抢者，更没有报警的。这也是中国人的冷漠麻痹之处。孔子作《春秋》时，给写史的人立了条规矩：“为尊者讳”。也就是说写历史的时候只说君主的好话，不提君主做的错事。历代史官或者史学家基本上都遵从了这一条，只有极少数有叛逆精神的人没有这样做。我个人感觉，这种行
为应该对我们现在政府“对上负责”的现状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政府要修建马路或者房屋，第一考虑的也许不是“人民是否需要”而是“领导是否满意”或者是“我能否通过政绩考核”等等。这也是一大负面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颠峰时期是由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所掀起的。朱熹把天理与人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已经接近哲学的高度了。朱熹所注释的《四书》更是成为了科举考试的经典范本，树立了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对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道德、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感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在以家长为首的家族组织里，家长和家族一般成员之间，实际上处于奴役和被奴役的对立之中，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权，是放大了的封建家长制形式。这也就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
关于中国人的性格问题，从古到今已经涌现出相当多的言论。以诞生于1902年的梁启超《新民说》1为标志，中国精英人物逐步认可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批评。“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鲁迅则将“国民性批判”发展为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和“传统文化批判”思潮中，李大钊、胡适、钱玄同2、蔡元培3、梁漱溟4、林语堂5等等，竞相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大家顺理成章地将“国民劣根性”看作中国不能及时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障碍。
而鲁迅对劣根性的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中国的小农经济土壤中萌生的等级严密的宗法社会形成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正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又大大强固了这样的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笼罩之下，鲁迅有把这种国民性概括为：专制性和奴性。在黄金时代没有到来之前，人都有这种特性。在这一劣根性之下，又派生出：
（1）卑怯、懒惰和贪婪。若地位低，则缺乏独立和自主的意识，所以一切事
情都得看上级的颜色行事，从而养成了卑怯和懒惰的性格。于是各自想着鼻子底下一点小小的利益，过着苟且偷生的日子。也因为另一面又是专制者，具有攫取别人的权力，在卑怯和懒惰的习性之间又养成了贪婪的习性。
（2）巧滑。鲁迅在阿Q6身上突出描绘的见权贵就怯懦，见弱小就蛮横；时而投降革命，时而又出卖革命；既老实愚昧，又奸诈狡猾的特性，这是建立在自私自利基础上的圆机活法。如对皇帝“不必会做事，只要会磕头”；对对手“压不下去，则捧起来”。在名与利之间，奉行“道士哲学”——既得好名，又无和尚与尼姑的苦修。
（3）瞒和骗。“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7——因为在这等级特权的社会结构中，人人都按照自己值得羡慕或者十分可怜的位置一心一意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样极端虚伪的社会实践就不能说真话，因而，以完全相反或倒置的形式出现，这就必然会产生虚伪的瞒和骗。
（4）势力: 实利与势利。中国人缺乏坚执的信仰以及与之相连的殉道精神，与中国人注重现实，追求实利密切相关。中国人不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只要想轻视别人，总有相轻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上海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南方人轻视北方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就是不会相互尊重。人人相轻，自然学不会相互合作。
（5）爱面子：爱面子是瞒和骗这种国民性的重要体现，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鲁迅揭示了中国人爱面子的特点:在自己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中只要保持了表层的面子就自以为荣耀，至于在面子背后的深层内涵中不管遭受多大的屈辱都是次要的。这实则是一种不要脸的行径。
（6）做戏和无特操。中国人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发扬文化就是上硬件，比如搞几个艺术节，修几座古庙，找几个和尚念念经。人民到了放长假的时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为自己文化了。鲁迅认为，中国的做戏者很难有下台的时候。大家本人看作一切事无非都是戏。所谓无特操，就是善于变化，毫无信仰。他们
什么都不信，但是他们“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叫做“做戏的虚无党”。（《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8
（7）中庸之道。儒家视之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主义的态度十分有利于中国人敷衍生活下去，因而形成了中国人极爱“中庸”的特点。“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但鲁迅又深刻地指出，从人性的本质来说，中国人是并不中庸的。“中庸”的人生态度是强迫出来的，或者说是为了适应于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的需要。
（8）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为自轻自贱，欺弱怕强，以幻想的胜利安慰自己，以自欺欺人的心态处世。这种“精神胜利法”集中体现在《阿Q正传》9中。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形成的。
于此，曾有学者提出鲁迅所归结的国民劣根性，有些是人性所在，不宜认定为国民性。依我看来：国民性和人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国民性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色，而人性却体现为人类性的特征，国民性可以体现为人性，但并非所有的国民性都是人性，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性才能体现为人性。阿Q
无疑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但阿Q性格内涵中的“精神胜利法”具有人性的特征，因为不同民族的国民都摆脱不了“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具有超越民族的人类学内涵的意义。但是，像阿Q性格系统中存留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严守男女之大防”等“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观念，无疑不具备人性内涵，仅仅表现为国民劣根性。就鲁迅所批判的全部国民性来说，像自私、虚伪、巧滑、惰性、冷漠、麻木、健忘等或许不同程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内涵特征，但像面子观念、奴性、保守、狭隘、瞒和骗、做戏、卑怯、马虎作风、谄和骄、无特操、虚无党等无疑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中揭露的“酱缸文化”“明哲保身”“自卑和自傲”“表里不一”“窝里斗”“不团结”“缺乏创造性”“一盘散沙”“对事不对人”“只我例外”“死要面子”“今天天气哈哈哈”“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念”“向钱看向权看”“器小易盈”等劣根性，哪一点没有击中中国国民性的要害之处？国民性中当然有一部分表现为人性，因为国民性的主体都是具有人性内涵的“人”，每个民族的国民性总有一小部分内涵交叉重叠，那就是体现为人性的“共性”，但
是，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必然带上本民族的独特文化“胎记”，这通常表现为“个性”，国民性就体现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但是国民性之为国民性，是在于它的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标志的“个性”。事实上，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都形成了自己具有“个性”标志的国民性。大体而言，日本人具有敬业精神与群体意识，德国人擅长理性思辨，俄国人骁勇顽强，英国人绅士风度，美国人富有梦想，法国人倾向浪漫……因此，我们不难明白，德国为什么会产生包括黑格尔、康德等在内的群星灿烂的思想家？遭受战争重创的日本为什么在战后能取得那样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国土狭小、资源奇缺的日本为什么能众心一致的发动世界大战？。
现在不妨通过与毗邻我们的发达小国日本比较，让我们更好得看清本国的国民性。历史上，这个国家曾是强大的中华帝国的附庸，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都遗传了中国。但是，随着清王朝的腐败和堕落，国家命运在这里出现分野。特别是二战后的日本，济基础甚至比中国更糟糕，但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日本迅速崛起，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中国依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步履蹒跚地前进。如此相近的民族，站在统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决定这种历史的国民性格又有怎样的不同？
纵使导致这样差距的原因种种，但是深究国民性格在其中的影响至关重要。日本是一岛国，其国民性格中占据主导必然是岛国心理。封闭自守，固执顽强。因其资源短缺而时刻有一种危机感，一旦抓住机会就绝不松手。有人说，日本是一匹海上的野狼，它完全具有狼的特性：贪婪、狡诈、坚忍、顽强。因自闭落后而派生出一种极度自卑而过分自尊的变态心理。它的这些心理固然说起来不好听，但具有实效的作用，而且对它的崛起具有决定意义。我们知道古代日本是以中国为师的，它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但这种影响从来不在日本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所谓“中学为用，日学为体”在日本体现的很明显。简单的说，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是儒家文化，提倡仁义道德，使一种软性的、温和的、宽容的心理。中国人因其地域广阔，诸种文明交融，而具有极大的包涵性。也因其合适的生活环境而在国民性格中更多的有享乐成分、浮靡心理，是典型的羊性心理。但日本则非如此，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它知道自己落后，它虽然是个岛国，
但其并不完全自闭，因为危机感要时刻学习别人的长处以避免被征服。所以在古代它学习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现代又学习美国。在《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中，作者指出：“日本人学什么都非常认真，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是试图用外来的先进东西彻底地取代自己体内落后的部分。他们学什么总是彻底学透才罢休，所以他们学射门么想什么。而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是总是喜欢挑毛病，总不承认自己的落后，想对外来的东西修修补补，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进入中国，总是变得面目全非。”面对自己的弱势，日本人有着强烈的修正意识超越意识，在学习中不断完善自我。它不妄自尊大，在卑微的微笑下总是隐藏着悸动的野心。它绝不甘于寂寞，需要的只是时间。日本社会是一个冷漠的、竞争的、适者生存的社会。日本人身上永远绷着一根弦，他们害怕被别人忽视，又总是把自己包的很严。表面的谦逊有礼，丝毫掩盖不了内心的狂躁暴虐。他们有征服的欲望，对血腥有天生的敏感，甚至对于自己也不珍惜。正因为这些狼性心理，日本才能有崛起的动力。
对比日本的锐气，中国更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百多年的沉沦，曾把中国人的性格打磨得富于忍耐与麻木，形成了反抗无用的条件反射，形成了强大的惰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变得越来越从容、世故、不紧不慢、不温不火、安于现况、与世无争，面对外部的刺激反应迟钝、应对乏力。这种国民性格决定的国家命运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种国民性是由于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正视这种负面性，正是表现了一个民族所应当有的反思能力，要说中国人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那就是这种反思能力，而不是别的。任何民族自信都应当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如果说中国今天变得富裕，那正是三十年前的全民反思所带来的结果，是摒弃许多传统思维或者“性格”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今天富了，就变得盲目自信起来，将近现代以降许多先驱对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一概否定，更不能不看到中国今天还远没有成为发达国家，建立起和谐民主富强的国家还任重而道远。
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都有其积极的部分同时有其消极的部分，我觉得流传千年博大精深的儒学文化对我们国民性格的塑造也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孔子的儒家思想对国民性格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中国人忠孝、仁爱、信义、爱好和平、重视道德、不畏艰险、百折不回、奋发图强的优良传统和宽厚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势，始终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有为、不断进步。要想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有秩序的队伍进行组织建设的一大命题，就是建立一支具有共同使命远景的队伍，一个伟大的组织势必是一个理想集团，拥有共同使命远景的组织，有共同的心理契约，这将会成为组织高效运作的心理基础。如果缺少了共同的使命与远景，组织充其量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组织在受到冲击之时将会非常脆弱。所以说作为企业的领导人，更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这些优秀的民族性格。要经营企业，实现企业目标，必须把各类人员不同的性格特点和工作能力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这就要求领导人虚心并和蔼的与员工接触，去了解下属，这样才能更好地合理分配，才能带领一个企业走向一个新高度。
二、中国人也崇尚和平，同情弱者，反对极权、霸权，有正义感，常常以仲裁者或和事老自居。小到在路上看见不平事件就拔刀相助，大到国际之间的极权、霸权。中国从来都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不敢苟同。中国解决问题不崇尚武力，而更多偏向理论，喜欢以理服人，毕竟武力的征服与心灵上的忠贞，中国人更偏向后者。中国人也讲凡事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也就是说，中国人作为和事老和仲裁者是很合适的。
三、中国人恩怨分明，有报恩意识。所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当在危难时有人伸出手，哪怕是轻轻的拉一把，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感恩图报。这种感恩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兄弟上，对于父母无私的奉献和爱人无条件的信任和依赖也是让中国人心怀感恩的，想对这些人更好，来回报他们的爱，所以说，中国人也是非常有爱的。这也就引出了中国人民族的另一特点——人情关系。师生、战友、老乡、同学，这些在中国都是最好的通行证，在异国或异地，中国人都习惯先找熟人，这也是让自己更有安全感，不会在异国或是异地感到孤单。
四、中国人的性格中虽然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必须看到中国人的性格始终是善良正直占主导地位的，即使是中庸的民族性也有他合理的一面，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大多数人的性格就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命运。几千年来中国文明延续下来,说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否定掉的，主流还是积极向上并且可取的。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由圣人组成的，国民的性格必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既是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唯有完善自身。个人的性格决定人生，国民的性格决定国家的命运，我们务必扬长积极的一面，正视消极的一面。这样，我们国家才能走向富强和谐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