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作文素材 海子说《瓦尔登湖》是他读到的最好的书。 徐志摩说“入世深似一天，离自然就远似一天。” 于是他“带一卷书，走十里路，选一块清净地，倦了时，和身在草绵绵处寻梦去”。 梭罗，哈佛大学毕业多年后，单身只影，拿着借来的一把斧头，跑到自己家乡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城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畔，砍树伐枝，为自己盖了一座木屋。在没有工业污染的大自然怀抱中，他上午耕作，中午在树荫下休息，下午读书。 他始终聆听自然的声音。他穿梭于一行行亲身耕作的豆田，耐心地松土、施肥；他光着脚丫投入地细数瓦尔登湖畔第一片落叶的脉络；他戴着草帽爬到树上去找老鹰或松鼠的窝；他时常夹着旧乐谱来采集植物标本而乐此不疲；他顶着最灿烂的星空，静静观察、深深呼吸、沉沉思考…… 梭罗称瓦尔登湖为“神的一滴”。 “我生活在瓦尔登湖，没有地方比这湖更接近天堂和上帝了。我是他的石岸，是他掠过湖心的一阵清风，在我的手心里。是他的碧水，是他的白沙，而他最深殷的泉眼，高悬在我的哲思之上。” 他静静地打量着一切，不管是喧嚣的城市，还是静谧的山林。他
静静地思考，思考着人类伟大的创造力，也思考人类唯我独尊的行径。他以一颗安静而纯粹的心灵，以一颗高贵而智慧的头颅俯看着茫茫众生。他在工业革命初期便预见到了一两百年后的今天的现状。他关怀着人类，又蔑视着人类。他担心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随着人们功利目的下的发展而消逝，瓦尔登湖也将要成为记忆之湖。甚至记忆都会淡去，直至不复记忆。 世界嘈杂多变，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了，生存的紧迫感和焦虑感带来的是一张张匆忙麻木的脸。透过繁华而喧嚣的城市，透视那些纷纭而热闹的人群，我们是否还能静下心来，留一点空间对失去的珍贵东西进行回味，留一点时间可以倾听来自纯粹和生命深处的吟唱。在美丽和感动愈走愈远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在文字里得到美妙的慰藉，你的心中是否还藏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遐思，你的眼底是否还藏着“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情谊。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 当我们在生活中因为顾虑和追逐过多的东西而感到不堪重负、不知所措的时候，别忘了去感受梭罗。读完《瓦尔登湖》，心仿佛也成为了一潭宁静而深邃的湖，耳畔有海德格尔在说“人，当诗意地栖居”。 梭罗原是个要在人世有所作为而不是个出世的人，然而在两年多的湖边生活后，他看破了“红尘”，感到人世扰扰，荣华富贵，不过是一个人的贪婪，他要对之心平气和，一无所求。当然，一个人从对人世有所求到无所求，这是一场艰难的心路历程。今天，我们观照梭罗的这条起伏的心灵历程，不知能否多一分理解和感悟。在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里，要一个人对生活无所求，那是苛刻，但对“所求”多
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9-14 08:07:00 ] 作者：程嘉宏编辑：studa090420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 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动摇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地位，其深远影响辐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几乎成为政治的玩偶，时而被全盘肯定，时而被全盘否定。其实，在一种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对它消极因素的批判也极为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反面经验，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误区。下面就其中的几个方面作一下简要分析。 “仁”是儒家思想中的重量级元素，它以“爱人”为基础，儒家的伦理思想即由其发展而来，但它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是相互制约的，这就显示儒家伦理思想的二重性。儒学最初便明确了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经汉代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加强和宋明理学的进一步巩固，更上一层楼，完全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心意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竟被视为格言警语，至今尚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对于上层阶级的制约在不断减少，长期皇权、父权、夫权思想的侵蚀，使中国始终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体制去规范人的行为，人治比法治更有市场。鲁迅曾深刻的揭露出，辛亥革命后封建专制表面上没有了，单家族制还活着，封建礼教还活着。 “托古改制”是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凡事要“托古”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多数政治家的习惯。一位外国学者曾经把中国封建社会朝代的更迭比做一个立方体的翻转，只是换个面而已，其外表与内涵还是一如既往。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极少有革命性的创新举动，而是效仿前人，依样画葫芦。到了近代，某些政治家的习惯还是没有改，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而历代改革者也很难越过“托古改制”这条思想鸿沟。改革者或被贬官，或被罢职，或被杀头，而且以最后一种结局居多。我们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动力不足的问题显得非常严重。这与儒家思想中的愚民政策不无关系，其主张“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历届朝代的改革运动，仿佛只有改革者再摇旗呐喊，而很少得下层民众的支持，这会令人想起一幅图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戊戌六君子被处以极刑，京城里的人对此事大多持观望态度：京城以外得百姓也只是把此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巴黎市警钟长鸣，巴黎市民武装起义保卫革命果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精彩的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必须高度重视音乐与体育，音乐可以使人文雅，体育可以使人强悍。而儒家思想则提倡“文”，贬低“野”，对人才要求“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使人才创造力的发挥受到严重的思想束缚，轻视生产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这一怪思
如果说中国历史人物中有几个完人的话，那么孔夫子绝对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宋代的理学大家朱熹曾经这样评价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由此可见孔子和其所创立的儒家在我国的地位。 儒家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门派，其门人有着一整套完整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准则。儒家的学术成就体现在思想、教育、哲学等多个方面。 孔子创制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主要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这些思想在论语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对于”仁”，儒家给出的理解是：“巧言令色，鲜矣仁。”孔子认为仁并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东西。对于“义”，儒家有着这样的诠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此可见儒家学派把义看作是衡量君子的首要条件。 关于“礼”，儒家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视。鲁国大夫的歌舞队和周天子的规模相当，孔子于是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在孔子看来，鲁国大夫作出这样违反礼法是，是一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我们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能也就是孔子那时候的思想。 儒家除了贡献了无数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以外，还是一个重视教育的门派，儒家把教育的重要性拔高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面对宰予昼寝，孔子说出了“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面对什么是君子的提问，孔子借机说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君子的标准：君子不器。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的概念也是这时候可以体现出来。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除了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以外，还是一位哲学家，现代中国的很多哲学思想都是来自于儒家。中国古代就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说法，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仁”字。除了“仁”以外，儒家哲学思想的另一个点在于“礼”。同时孔子又把这两者进行了很好地贯通：“克己复礼为仁”。 无论在什么朝代，即使是外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孔子的后人都被封为“衍圣公”。这就充分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对儒家的尊重和重视。孔子的思想精华是华夏民族的思想精粹，我们要把这些精华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核心提示：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五经》、《四书》正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 《五经》、《四书》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瓦尔登湖》中的中国、印度及其世界性 王学良 （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100871） 《瓦尔登湖》是19世纪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一部作品。其中描写了作者在瓦尔登湖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在湖畔，他自己建造了用来居住的小木屋，吃自己种植的玉米、大豆等庄稼。他的大量时间用于在湖边散步、林中沉思。也是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两部著作的初稿，《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其中的《瓦尔登湖》也许还处于日志形式。《瓦尔登湖》曾被奉为美国超验主义圣经；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美国人从《瓦尔登湖》中寻找支持和力量；当代美国文学界生态批评文论家将其视为生态文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现代城市生活的烦躁和工业、信息社会的喧嚣，回归自然的冲动又使许多读者重新阅读《瓦尔登湖》。由于《瓦尔登湖》不断地被重新提起从而确立和巩固了它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意义在于文化，文化的建立同样来源于生活。在《瓦尔登湖》中，梭罗白手起家，自食其力，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了生活的原点。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梭罗在作品中引证了大量的东西方文化经典，包含了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典籍，涉及了世界各大文化圈，以此与他的林中生活进行互相印证，以探索更高的生活规律。其中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经典的引用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可见《瓦尔登湖》有着深刻的东西方跨文化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意味。 1827年1月，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论他刚刚读完的一部中国传奇（可能是《风月好逑传》的法译本）时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1]歌德以天才的眼光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认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应是有意识的世界文学写作，他批评了德国人“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2]强调了关注他国文化的重要价值。他认为文学的模范不是中国、德国、也不是其它个别国家，而是希腊。“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为典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龙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需要模范，我们要经常回到古希腊那里去找……”[3]熟悉世界文明史的人知道希腊的文学的繁荣是和其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看，希腊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它与后来日益分裂的各国国别文学是不同的，歌德以十分独到的眼光认识到希腊文学的典范性。从世界文学的角度上看，梭罗的《瓦尔登湖》同样进行了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努力，奠定了其写作的世界性胸怀。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兴起梭罗的阅读热潮，从中国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也可以说明《瓦尔登湖》的世界性意义。[4]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整整二十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编者注：“文学”一词的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中国学者钱理群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译成‘世界文化’可能更恰当一些。”[6]马、恩的世界文学概念在这里更偏于指向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他们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世界文化的来临（当然也包含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详细论述要等到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了）,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建立重要的问题是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它的实现可能要由敏感的文学写作
根据你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认识,谈谈对“君子”、“大丈夫”的认识和体会。 中国是一个崇拜理想人格的国度。无论是反观以哲学、历史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理论型文化，还是考察以为礼仪伦常、风俗习惯为要素的中国传统大众性文化，都能发现理想人格无所不在。本文认为孔子的理想人格主要有两类，即“圣人”和“君子”，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孔子的理想人格学说。孟子继承了将理想人格层次化的做法，其主要理想人格为“圣人”和“大丈夫”。他降低了孔子“圣人”理想人格的规格，消除了将理想人格抽象化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正面提出了“大丈夫”人格理论，给人生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范。孔子的“君子”较多的表现出的是谨慎、谦让、厚道、温顺等人格特点。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则是对孔子“君子”人格一个侧面的扩而充之和发扬光大，呈现出更多的是阳刚之气。“大丈夫”理想人格的培养需要通过居仁由义、存心养性、持志养气、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等修养方法得以实现，“大丈夫”理想人格的精神特征则表现为人格独立并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的“大丈夫”人格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现实的价值和认识的意义。 孔子从自身的时代和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培育“君子”人格的理想目标.这种“君子”人格主要的标准必须具备内心自觉自发的“仁”的道德境界,其次要遵循外在的“礼”的道德规范,还要有基本的道德情感“忠孝”意识,具备完美的“信义智勇”的道德情操.君子人格是时代需求的产物,也是儒家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同时,孔子构建的这种君子人格,具备了仁、礼、忠、孝、信、义、智、勇等优秀的道德品行,在某种程度也是我们当今创建和谐社会所要求人民具备的,可以说造就君子人格对当今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当今社会的诸如诚信危机、拜金主义、树立荣辱观念等问题,孔子培养君子人格的途径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如果说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那么孟子则是儒学的完成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人道”学说,主张施行“仁政”,将儒家的道德哲学上升为政治哲学.孟子从天（自然）与人（人文）,民与君,个体与群体,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德力与天命,境遇与人格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将儒学理论化和系统化.而孟子思想最是精化之处,即是他的“理想人格”.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君子,而孟子的理想人格则称为“大丈夫”；正是孟子自身人格的写照.孟子认为,儒者做官,“得志”的时候,应该同老百姓站在一起,同他们共进退,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不得志”,即不在其位时,也应该坚守道义,不能为了保住禄位而丧失自我,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他又从如何应对外在的“富贵”,“贫贱”,“威武”的三种境遇,勾画出大丈夫凛然伟岸的形象：不因富贵而乱了方寸,不因贫溅而改变志向,不可在威武之前屈服变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认为,培养大丈夫人格不是向壁虚造,而是有人性心理结构的内在依据,这就是人性向“善”.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属于仁,义,礼,智.这是孟子人性心理结构的四根支柱,而这四根支柱就是培养大丈夫人格的根基. “大丈夫人格”是孟子的首创,可是如何培养大丈夫人格呢? 首先，要坚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不因官位,钱财而屈志,即使与权贵交往,也应持平视的态度.孟子到齐国,齐宣王说好了到馆舍拜访他,后来伪称有病,要孟子去朝见他.孟子断然拒绝,说自己也有病,不能上朝.他认为,儒者为国君筹划治国方略,乃王者之师.他说天下可尊者有三：地位,年龄,道德.齐王凭借地位,居然轻视长者和有德行的人,这不是国君应有的态度.孟子的这种自尊和独立人格,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其次，要培养大丈夫人格应善养“浩然之气”。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升华；内心充盈自信,外在就会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他在回答学生公孙丑的提问时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必须用正义去培养；浩然之气,必须配以仁义和道德；浩然之气是由正义累积而成,不能靠突击而偶然产生.而且,只要做一件有愧于心的事,这种浩然之气就会疲软和消失.”原孟子之意,浩然之气来自于人道之心所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度，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功用”上来思考、来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来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像出土文物一样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在这些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化石、西汉古尸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一种文字形态的古化石。（其实，在这些中国人心中，儒学还不如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古尸有价值，西汉古尸还可以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进技术，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丝织品多么精致，而儒学不过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等。）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体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学究竟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 具体分析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用”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实有非常大的“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主流的思想与正统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这一“大用”的就是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并非创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二帝是尧、舜，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所以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严格说来，儒学已经有六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基本经典《易经》最早由伏羲画卦，现在经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是中国“古圣人之道”，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的“国学”。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研究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一、儒家思想之“以仁为本”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本”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一直围绕着一个“仁”字，那就是怎样使人趋向“仁”。什么叫做仁?实际上是什么叫人的问题，因为“仁者人也”。把仁当做一种思想理念的最深准则其实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把仁作为实践中的引导理念并且让仁融入于各种道德中。孔子的仁说是将自尧舜以来继承下来的先王之道归属为仁之道。如果从《论语》为核心来分析仁的意义的话，就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克己，对外爱人。儒家文化觉得民是国家之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因此，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要以民字作为首要。孟子指出“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因此，儒家思想把用贤作为是企业管理盛衰成败的关键。 (二)如何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以仁为本”的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将儒家文化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应用在企业管理，将“以仁为本”作为企业迈向成功的管理准则。“以仁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应该是以人本理念为前提的，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准则，它要求的是管理行为的人性化。这样的话，现代企业管理中怎样去应用“以仁为本”的思想，融入“以仁为本”的准则呢?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可行的： 第一，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在企业管理中采取“仁治”以稳住民心。第二，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还需要设立起一套合理科学的激励制度，为职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孟子主张教化而治，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第三，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更加要积极开展对人才的挖掘、人才的运用、人才的培育。儒家文化认为，为政之本在于兴贤。企业应该发挥员工的自尊、自爱、自强心理、主动性、事业心、创造性与成就欲，使员工的内在潜力得以发挥。然而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光只能通过制度的约束，管理者也应该通过多和员工进行思想沟通和需求的满足，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具体的设计与实施，来让员工自觉的与管理者共同把工作做好，共同1 发展企业。 二、儒家思想之“以义统利”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义统利”的理念 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当的利益该取而不取，也是不义。孟子就说过：“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好其道，则舜受其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即使像舜继承尧的天下也不过分。这话准确地表述了儒家“以义统利”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中的“以义统利”引领着管理者处理好盈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资本和人力资源，使得企业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同时企业的盈 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污染环境，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在这里“义”和“利”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儒家所谓的义，是指整体的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由此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只是主张正当致富。而儒家所谓的利，既不是狭义的金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文系10级政教班韩东生10010106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德治国" 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二、“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分析了它们在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提出了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要重新认识，指出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整合的功能必将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人本主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 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
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学即被称之为“显学”。汉以后，儒学取得“国家意识”的合法身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构成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要构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一、和谐意识与和平发展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有否有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和同观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当今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既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离不开人际关系的和谐。小至家庭，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想象，如果片面照搬西方的“戡天”思想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其结果只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并最终招致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儒家的政治思想 一、儒家概述 1、儒与儒家 儒是从事教育的人，《周礼》有：“儒，有六艺以教民者”。所以儒和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六艺”：礼、乐、御、射、书、数。儒者是否按“六艺”从事教育活动，目前尚无其他佐证。孔子是以“六经”为教本，“六经”大约是孔子对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后选编的教本。“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没有《乐》，所以又称“五经”。儒是先于孔子而存在的。 儒除从事于教育外，还从事于相礼的活动。周人特别讲究礼，人们的一行一动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一般人有时弄不清楚礼的仪式和程序，于是有专门的人来掌礼，儒便是专门从事掌礼的人。孔子在成名之后仍从事相礼的活动，墨子曾挖苦儒者：“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由此可知儒者掌相礼之事。 在春秋中叶以前，儒大概是官吏中的一种成员，后来逐渐流散在社会上，以教育和相礼为业。孔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孔子以儒为业，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因循者，他在儒这个职业上作了特殊的表演，概括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弟子。学在官府这种局面到春秋时逐渐走向衰败，应运而起的是私人招收生徒。孔子是私人办学的猛将，他把眼光转向整个社会，不拘一格广招弟子。孔子收纳弟子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另一条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招收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的很富，有的很穷，有犯过罪的，有做过强盗的，还有流浪汉等等，多达三千人，这是一个奇迹。孔子招收的学生虽然又多又杂，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孔子面向整个社会招收弟子，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孔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孔子对殷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教学又需要一定的教本，于是对西周以来的传统文献进行了整理，选编。后世所说的“六经”，大约是孔子选编的教本。选编和整理文献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其中有删存的标准问题，孔子的标准与他的思想理论显然有密切关系。如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文化成果在散漫的形式下是难于持久保存的，只有经过集中才能提高浓度，也便于保存和流传。但是要筛选又难免没有偏颇。 第三，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这是自谦。就实而论，孔子不仅述中有作，而且创造出了成系统的理论。一种事物在自发状态中是不能充分显示它的价值的，只有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才能使人们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孔子对西周的传统文化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由于孔子做了以上三方面的事情，创立学派就是必然之事了。这个学派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以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加之以孔子深邃的哲理，所以一诞生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 这个学派所以称之为儒，显然与儒这种职业有关。不过孔子以后的儒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