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May，2015第44卷第3期Journal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44No．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
周惠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新乡453007）
摘要：文学与灾害的遭遇来自文学传统、时代使命、人学指向等多种因素。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承担着记录见证、反思警示的既定职责，文体类型相对集中，发展阶段不尽均衡，主题内涵多样丰富，艺术描写身陷困境。生存苦难主题展示流亡中的饥饿悲惨和城乡文明对峙；阶级对抗主题强调阶级压迫与身份表征，内蕴着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文化反思主题注目吃人现象和政治文化，意在还原人性、审视权力；生态环境主题批判技术理性和实用主义，指向现代价值体系主导下的宰制观念和利益崇拜。文化传统、时代语境和作家个体的选择倾向，构成灾害书写的艺术基因和潜在制约，反映到艺术表现方面，多纪实描写少虚构想象，呈现出“繁复的单声部”状态；多现实展示少美学提升，停留在露骨的写实层面；多情绪宣泄少意义追寻，想象性大于体验性。灾害书写谋求主题的丰厚和艺术的新变，其可行路径当在资源整合、视域融通和文化互释。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灾害书写；主题内涵；艺术缺失；文化规约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037－10
收稿日期：2015－02－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51113）；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308）
作者简介：周惠，男，河南商水人，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灾害作为自然现象和文学创作的社会母题，因其与人类生存的频频遭遇和巨大破坏力，以及现代性观念普及导致的环境危机成为社会公共话题。文学中的自然灾害书写在纪实或虚构的话语实践中，兼顾历史记忆累积和现实关怀抒发的既定使命，见证着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复杂关联。灾害的文学表述是一种文化修辞，社会性和“人学”内涵是其共同指向。文学是人内在情感的释放和欲念的表露，读者对照作品返观自己的内心，进而调整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灾害作为一种外在的“暴力”，必将影响到人的精神世界，促使其反思自身行为和生存环境。文学以自身的方式对灾害的书写或反思，在现实层面指向苦难、友爱、死亡等具体事项，在意义层面通向人之生存的诗意本质和宗教关怀，以及社会的发展模式等哲学命题。关注文学中的灾害书写，既是对文学为人生的内在呼应，又可借此触摸历史，进入灾难岁月中的心灵世界，更能就文学创作的得失乃至理论平台搭建展开探讨。因此，在20世纪的时空视域内，以中国文学与灾害的遇合为中心，探讨文学与灾害间的多重关联必要且可行。
一
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充满波折的，整个世纪的文学注定承担着记录现实、见证时代的历史使命。从近代的变法自强到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从民族对日抗争到内部矛盾纷争，从解放区人民的新生活到建国后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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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拨乱反思到改革热潮，从“后”思潮的商品消费侵袭到现时代的环境社会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于社会发展的介入及对重大历史主题的回应是一以贯之的，种种回应经过话语转换表现为不同层面、多种形式的艺术反映。自然灾害作为常发性社会现象，以其对特定社会历史进程和人类族群的重大影响，成为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社会母题。总体来讲，灾害虽不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尖端和主流题材，但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和回应同样引人关注。就文体类型而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类型作品中都有灾害的身影闪现，其中尤以小说较为集中，诗歌和报告、纪实文学次之。从涉及灾害种类看，文学中的灾害描述包括水灾、旱灾、地震、瘟疫、蝗灾、风暴等（从更广泛意义上还有生态文学所关注的水土流失、水污染、森林砍伐、猎杀动物及其他生态失衡现象），其中水旱灾害和地震获得更多的表现空间，其内容关切涉及苦难、文化、人性等共性话题，又表现出各自特定的关注视角。水灾描写中的创世寓言与生存原型，表达着人类死亡与新生的文化想象，同时在文学叙事中构成民众生存的原型背景。旱灾描写中的敬神祈雨仪式，见证着文化习俗的流传，以及世人信仰世界与现实需求的抵牾。地震描写中的“爱情故事”，展示着绝境下人性的蜕变与成长；其对于灾民意识和废墟心态的警惕，提示着灾害后续效应的坚固弥久和反思人类精神处境的急迫。以发展阶段来讲，三四十年代和新时期以来作品数量较多，“五四”前后以及“十七年”到“文革”期间的作品对灾害关注相对较少。在艺术表现层面，现实主义手法始终占据主体地位，新时期以后有了艺术风格的多重探索。文学格局变动下小说和报告文学等文学体式的深度参与，济世担当的士人传统和感时忧国的文学品性，基于时代要求和现实危机基础上的主题内容的深入开掘，共同丰富着灾害题材作品的文学表现。在艺术的见证记录或想象虚构之下，作品中一幅幅灾害发生之时及其后的“浮世绘”景象，转化为一种承载着一定文化和人性内涵的精神事实，完成着灾害的喻世与醒世使命。
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老残游记》，在传达特定的政治意图和社会心声的同时，已经触及其后整个世纪灾害表述的一种惯例，即灾害实为人祸。“五四”初期乡土文学对底层人民生存艰难的关注，除去人的压迫就是天灾因素。《故乡》中闰土由一个项带银圈、活泼勇敢的少年，而后被多子、饥荒、苛税折磨成一个恭敬顺服、衰老沉默的农民的事实表明，灾荒是农民生活中无可逃避的“成年礼”。30年代以丁玲的《水》、欧阳山的《崩决》、鲁彦的《岔路》、田汉的《洪水》和《旱灾》等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作品，将自然灾害与阶级压迫联系起来，突出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农民的奋而反抗。鲁迅的小说《补天》《理水》及其杂文批判了人对自然的破坏，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无所作为，对应着“国民性”批判的时代主题。京派作家田涛的《荒》《灾魂》描写了逃荒途中的辛酸历程，充满着人性的批判。萧乾的《流民图》、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等通讯纪实作品，臧克家的《难民》《水灾》，闻一多的《荒村》等诗歌，饱含着对于苦难的同情。吴组缃的《樊家铺》《天下太平》《一千八百担》，沙汀的《代理县长》《灾区一宿》《查灾》等作品，描写了国统区灾时社会的真实情景，带有社会剖析性质；而李季的《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石灵的《捕蝗者》、赵树理的《求雨》、艾青的《吴满有》等解放区作品，却展示了新的社会风气下破除迷信、团结抗灾的另一番景象。由这些作品可以看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除了民族的危亡和战争的破坏之外，灾害的肆虐同样是民众生命中不堪承受之重。“十七年”文学的规定性写作和题材分级，使得自然灾害无法进入主流题材行列，即使在作品中展露真容也为表现战天斗地的民众豪情和特定意识形态诉求，灾害被视为征服战胜的对象，如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是在战胜灾荒年景的艰难困苦之后。李准的《耕云记》、申跃中的《一盏旱灯下》、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等都遵循着人力战胜天灾的叙述模式。陈登科的《风雷》和张抗抗的《分界线》中灾害成为检验人民内部思想倾向和政治路线的标尺。新时期以来，伴随文学界的思想解放和艺术新变，作家对灾害的审视视角更加自由多元，灾害书写的主题和艺术风格更为多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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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故乡相处流传》中对灾害意义的消解虚化及对历史的反讽；莫言的《红蝗》《秋水》呈现出的魔幻和寓言式特征；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直面灾害的姿态蕴含着丰富的人学命题；在阎连科的《年月日》《耙耧天歌》《日光流年》等作品中，苦难的极致见证着个体反抗的坚忍与权宜，宿命或无奈来自于灾难本身的意义审思。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以来出现的重大社会和文化事件促进了文学与灾害的紧密结合：一是由两次地震引发的文学创作热潮。1976年唐山地震和2008年汶川地震后，先后出现一批以地震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如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关仁山、王家惠的长篇小说《唐山绝恋》，张学梦的诗歌《蓝色的纪念》等。而且唐山地震的后续影响持续发酵，成为许多地震类作品无法回避的母题，如进入新世纪以后刘宏伟的《大断裂》、张庆洲的《红轮椅》，甚至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如被冯小刚改编为电影的旅加华人作家张翎的《余震》等。而汶川震后与网络新媒介相结合呈“集体井喷”之势的诗歌创作，以及相关的报告文学、影视作品等同样引人注目，尤为重要的是作家和学术界藉此对灾害的认知得到很大提升。二是在西方理论资源和现实生态危机影响下出现的“环境文学”（生态文学）。西方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思潮崛起在20世纪中期，在中国作家高桦1984年提出“环境文学”的概念，80年代主要以冯特、王蒙、徐刚、哲夫、亦秋、沙青等为代表，90年代以后创作形式由早期的报告文学扩展到小说、散文、诗歌、童话等体裁形式，出现了李青松、唐锡阳、包国晨、饶远、陈桂棣等著名生态文学作家。在台湾也出现了以杨宪宏、心岱、洪素丽、宋泽莱、王幼华等作家为代表的自然写作潮流。上述作品以虚构或纪实的形式回应现实，丰富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内涵，深化了作家和社会公众对灾害的认识。
整体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描写，破除了传统文学中对于灾害的神秘化、比附性表现，同时延续着传统文学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注，其主题范围随着社会主潮的变迁映射出不同的文化关切。具体来讲，30年代注重生存苦难和阶级反抗的表述，灾害来临时的悲惨状况和现实苦难，阶级压迫和激发反抗成为常见主题。进入“十七年”之后，阶级话语又进一步演变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对立，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新时期以来的灾害描述突出文化反思与环境保护主题，作家将人在灾害这一特定环境下的作为与应对视为审思人性的切入口。人在灾害的极端境况下所表现出的原始蛮力、自私残忍甚至愚昧麻木，冲击着社会业已形成的道德与伦理底线；人们对于利益的无止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为灾害发生的直接诱因，人的自私冷漠的压迫和无所作为又会加重灾害的危害程度，两者共同显示出“人祸”猛于“天灾”的一面。如果说传统的自然灾害更多表现出“自然”性的一面，那么当下的灾害却加入了更多人为性的因素，许多灾害的发生源自于我们所遵循的文化模式和思维习惯。著名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当下危机，必须尽力清楚地理解人类文化对自然的影响。”［1］27
二
灾害是现实存在，也是一定文化观念的反映，现代灾害学对于灾害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双重界定，进一步明确了人与灾害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就文学创作而言，灾害是作家切入社会与人心的媒介和视角，意在借此表达相应的文化主题，灾害作为话语修辞，其深意在自身范畴之外的符号表征。大体来讲，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涉及生存苦难、阶级对抗、文化反思、生态环境四种主题，呼应着百年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时代潮流和文化关切，贯穿其中的则是对人的多层次观照和关于文化的深层审思。苦难、阶级、文化三主题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等范畴进行了全方位展示，生态环境主题触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揭示出这一关系的失调导致人与社会内部各自关系的异化。以此来看，文学中的灾害主题既指向人类生存的一般现实，又渗透到现实背后隐藏的文化机制和思维模式等深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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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效应与生存苦难。苦难在文学艺术表现的情感类型中历来占据优先等级，“对苦难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性叙事的最基本的一种形式”［2］。苦难不仅是与人类生存形影相随的事实存在和精神资源，在现代性语境和宗教义理中业已化身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本质。与日常的艰辛困苦相比，灾害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无疑是一种大苦难，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深。大灾无情，水灾最先摧毁的是人的家园与生命，旱灾首先完成对生活资料的剥夺，地震带来的是一瞬间的毁灭。除去生命的终结这一极致性结局，饥荒与流亡，震后重建家园的艰辛、身体残缺和精神受创者的劫后余生，共同编织成生存世界的苦难之网。水旱灾害对农民收成的影响是近于毁灭性的，侥幸生存下来的人被迫背井离乡，沿途经历饥饿、疾病甚至瘟疫等磨难，或相继被夺去生命，或在艰难中隐忍求生。若遇政府施救得力，尚能减轻受灾程度，保活更多生命，如若官府只求自保，甚或趁机欺压，灾民则被迫由流民沦为土匪。饥荒与流民的双重威胁，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的主要原因，它们打破了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蕴藏着潜在的社会冲突。20世纪中国文学当中对于灾民流亡命运惨况的描述非常细致。田涛的《灾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草原》、萧乾的《鲁西流民图》、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王兆瑞的《异乡》、陈雨门的《水灾里的流民》、臧克家的《难民》、李准的《黄河东流去》等，都写到灾民流亡的艰辛历程：饥饿、疾病、恶劣气候、妻离子散、人为压迫等。遭灾之后，灾民的逃荒去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受灾害影响收成好的地区，一是作为现代文明之表征的城镇。当然，灾民涌向城市，一来因为这里食物来源多元化、求生方式多样化；二来作为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更有利于调集各方力量和资源实施救助。《豫灾剪影》（流萤）和《黄河东流去》中，灾民经由洛阳逃往西安，主要为西安城内有粥厂施粥救人；流萤的《友情的巨手》中，国际救济会也在郑州开办粥厂、难童学校、收容所等，使得5800多人受助得以不死。进入城市之后，他们或者依靠体力从事拉洋车职业，如随梦醒的《车夫》、陈雨门的《洋车夫》对车夫劳累悲惨的描写；或者靠勤劳朴实做帮佣，如鲁彦的《李妈》；或者变成乞丐，如韩秀峰的《灾民》；或者沦为歌女卖唱、卖笑，如王亚平《两歌女》、刘心皇《卖笑的女人》等。文明的都市并没有给予灾民特殊的关照，反而视他们为异端而不予救助，城市法则侵蚀着他们原有的质朴与纯真，身份象征换来的怜悯效应制造着肉体的苦痛。城市对于灾民的漠视并非因其自身难保而无暇顾及，实则是私利熏心、道德短视的表现，昭示着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的地位不对等，城乡对立也成为人性冲突、文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直接根源。
身份表征与阶级对抗。阶级主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是一种常态化表达，革命所倡导的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暴力摧毁，深刻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活动及思维方式，强调对抗和界线成为阶级话语表达的一贯模式。其话语模式对文学的渗透，使得灾害书写中的阶级压迫与反抗随处可见，灾民更多不是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是向压迫者争取自我生存的权利，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灾害态度的差异，成为自我身份的标识。“作家们写农民的苦难，又以写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物质上的苦痛为主；写天灾人祸，又以写人祸为主，写天灾常常服务于更好地写人祸。”［3］66灾害当中的阶级压迫是多种多样的，或垄断钱粮，不思救助；或征粮收捐，中饱私囊；或敲诈掠夺，手段极恶；或假公济私，借机敛财。面对压迫，灾民要么在缺粮中忍受以致丧命，要么忍无可忍实施反抗。丁玲的《水》、匡庐的《水灾》中，官府的享乐弹压与灾民的觉醒反抗成为共同主题。《川灾勘察记》（范长江）中的以工代赈只是推迟了灾民的死亡，“救灾不忘收税”更成为地方政治上的格言。《温故一九四二》中，灾民即使卖田也无力交租税，最高领导者与地方政府合谋宰杀牲口一样的受灾者。如果说30年代的灾害书写表现为压迫与反抗的阶级主题，那么“十七年”和“文革”期间有关灾害的描述则更多表现为一种身份意识和界线对立。身份的区分意味着对抗观念的深入人心，它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了对正确路线、行为的坚守，及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抵制的自觉意识。面对灾害，抗争与投机的分歧代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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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两条道路的对立（《风雷》）；开发与废弃之间上升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分界线》）；拦海造田中间同样充斥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牛田洋》）。应该指出的是，对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的不断强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相对抗的理论顺延到人与自然的对立，主体力量的无限扩大与客体自然的俯首退缩形成鲜明对比。作品中呈现出的是灾害对人类的危害，以及人发挥主观力量战胜、征服自然的豪迈，而非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这种对立观念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同样有所延续。如以梁晓声、张承志为代表的知青文学中对人的英雄歌颂和对灾害的反面设置；郭雪波的《沙狐》和京夫《鹿鸣》中的垦田造成土地沙化；徐刚《伐木者，醒来！》和王治安《悲壮的森林》中的滥伐森林导致的水土流失；张炜的《柏慧》和刘庆邦的《红煤》中的过度采掘矿藏导致的自然报复等等。人基于与自然相对立基础上的征服，带来的并非是人的幸福，而是一系列的社会和精神遗留。
本性还原与文化反思。现当代文学的灾害叙述对于中国原生性的生存文化和政治文化给予了充分关注。灾害对基本生活资料的摧毁，把人的生存还原到纯粹的物质需求层面，随之而来的是对有限资源的争夺，生存和一切为了活着成为特定境遇下的“自然宗教”。水旱灾害中的人们加入食物和水源的争夺，而无暇顾及他者的生存权利，甚至还有集体性的“吃大户”现象；地震灾害中对于基本生存资料的争抢，最终演变为贪欲支配下的无所不抢。因资源有限残害亲人者不在少数，如苦旱背景下母亲对女儿见死不救酿成女害母的人伦血案（吴组缃《樊家铺》）；因感到带着女婿逃荒实属负累而亲手将其推下河里（刘庆邦《逃荒》）；更有甚者为了生存而吃人。灾害中的“吃人”现象在严格意义上虽是“求生性”的，但并不意味着“吃人”就此获得了合理化的借口，从而避开道德批判的心理重负。实际上，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吃人”并非缺食的首选，而是死亡前的最后一个环节，这恰恰说明，人的内心还是受着文化规范和伦理准则的约束，对于规范的突破意味着由“人”向“非人”境地的迈进，“活命哲学”于此得到最强有力的佐证。灾害描述中的“吃人”行为形式多样，有易子而食的，如《雕像》（高建群）中幼年的老高被换到别家用开水煮食；有在路上拉回熟人死尸吃的，如京剧《难民曲》中崔志发要把隔壁王大叔的尸体拖回来吃几天；有吃自家儿女的，《豫灾剪影》中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亲生女儿香菊；有杀死别家孩子吃的，《川灾勘察记》中，农妇将其子交与乞丐以求活命，丐数日后无法自活杀孩煮之而食。在冯玉雷的《野糜川》中，生存表现为因环境而自然养成的秩序法则，即干旱少雨的年头，将养不活的孩子扔去喂狼，老人主动停食进山而自行死亡，荒诞的背后有其现实合理性。当然，争抢与残害并非唯一的事实，谈歌的《天下荒年》中，想要去逃荒的燕家村人，还能顾虑到“如果自己去别人地面上讨食，别人吃什么”。村干部被迫私开公社粮库分粮，村民却深感“偷”的羞臊而无人取粮。那一时代镇定自若的精神秩序、神圣的原则及伟大的人格着实令人震惊。灾害的突发性和极端化强化着善恶的两极分化，而人的行为多数情形下呈现出善恶杂糅，二者非绝对对立甚至在特定情况下相互转换，这一本真形态凸显道德评判的现实局限。政治在中国更多表现为一种技术操作性的权力控制、官僚本位和斗争哲学，显示出意识形态的弥漫性存在。孙正连的《洪峰》聚焦于自然背景下人的命运，因沙化而植树，却借挡水而砍树，植与砍之间的恶性循环，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官僚主义借“政治”名义坑害民众，自然环境的破坏有其深层的社会根源。孟广顺的《河魂》讲述了胶东农村为增加耕地多收粮食多次修坝却多次被洪水冲垮，时代口号鼓动起来的劳动激情，沦落为劳民伤财的政治作秀。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揭示了灾害中造假、济私、无视民众的官僚主义。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中，饥荒的原因并非因为自然灾害，而是上面不切实际的“把旱田变水田，淮北变江南”的行政指示。“政治由此可以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争斗的手段。”［4］14权力作为一种象征资本，以其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来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权力的获得意味着对资源的占有和对他人权利的剥夺，缺少约束的权力控制自然走向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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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镜像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主题的表达来自现实和学术的双重关切，以生态整体观为理论支点，倾向于对灾害的“自然”属性的剥离，更多注目于灾害起因中的欲望和实用主义等人为性，以及作为现代性价值观念表现的技术理性和资本化等社会因素。台湾作家陈玉峰更将生态问题指向汉文化的人本偏见，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全然的唯用论，以致只有田园文化，没有自然文化”［5］362。张炜的《柏慧》中原本生机盎然，天蓝水清的大自然却遭到亘古未有的侵犯和伤害。海上钻井改变着海水的颜色，陆上矿井毁坏着平原，结果土地下沉、海水倒灌，现代科技在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新的灾难。高行健的戏剧《野人》展示了征服自然与野蛮践踏的人类历史，惊心动魄的洪水与疯狂的资源开发，使得曾经壮美宁静、处女地般的原始森林变成了混浊的泥沙、工业废水及城市垃圾俱下的另一番景象。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关注到现代工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的自然环境的恶化。诗作以“贫血败血并发症”、“凋枯的葱茏”、“血祭”、“尖锐的敌意”、“自杀的人类”等尖刻的语词，描绘了水土流失、滥伐森林、灭绝物种、污染太空等令人怵目惊心的景象。台湾作家宋泽莱笔下的“废墟台湾”也在表达对宰制型社会的深刻批判。现代性概念主导下对进步学说的接受，对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深信，对理性的崇拜，以及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6］48深刻影响到现代人的现实生活和内在世界。人类的文明史，是物质和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的欲望不断膨胀的历史。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记述了人们为了金钱破坏森林的生态平衡；张抗抗的小说《沙暴》中，人们缺乏起码的生态植被常识，砍伐树木，猎杀雄鹰，致使草原鼠患成灾，急剧沙化，黄沙吞没了草原，围困着城市；哲夫的长篇小说《天猎》展示了人违反自然规律聚敛财富，引来自然报复的现世循环；鬼子的小说《八月，干渴的荒野》贫穷的人们疯狂采矿，制造出几十里的荒野，凡是能看到的山泉全部干涸。现代工业社会对于技术专制的强调和人的主体地位的塑造，以及由此导致的欲望膨胀、人性异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当下的生存环境。“片面追求全球性的现代化只能是一场使我们这个世界加速毁灭的疯狂的欲望行动，”而“遏制追逐财富的无限欲望，引导人类的理性思维，以抵达物质与精神、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幸福”［7］43，是当下反思现代性的目标所在。
三
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建构，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是自由多样的，文学与灾害共同关注的是人的多层面存在，即人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种种关联。然而，与灾害书写主题的多层次表达相比，既有灾害类作品在整体艺术风格和具体表现手法方面却略显单一。以笔者之见，以灾害为主题的作品创作，大致可分为记录见证型、想象反思型和隐喻哲思型3种类型：记录见证侧重记录事实，留存历史证言；想象反思重在虚构影射，审视文化人性；隐喻哲思注目生之本质，诉诸哲学宗教。就现实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灾害书写多数属前两种类型的创作。尽管现有作品不可避免触及到人性之善与恶，生存之苦痛与磨难，生命之在与死等主题，却无法由反思走向意义层面的深度思考，也即是说，隐喻哲思型创作相对薄弱，而这又和灾害书写中的艺术缺失密切相关。
纪实与虚构的距离。文学从本质上是话语的建构和情感的自由表达，它拥有现实和想象世界两个领域。“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8］2－3面对灾难，记录历史是必要的，它是民族记忆主体的重要构成。汶川震后，抒情性诗歌的集体喷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大量涌现即在完成对于历史的见证。纪实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强调忠实的描写，细节的真实，情感的自然，而真实性一旦成为枷锁，也会限制灾害书写艺术上的多元化。现有的灾害类小说当中更多的是对灾害惨状的直接描写，流水账式的过程记录，日常情态式的无节制展露，呈现为一种“繁复的单声部”，其话语形态和表达方式呈现出同质化和模式化特征，主题情节的单一重复突出。如水旱灾害时的逃亡与悲惨、阶级压迫与反抗，地震灾害时的被埋与救助、爱心与罪恶等等。一对夫妇被埋于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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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废墟中，黑暗中摸到一把菜刀敲击求救的情节，在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关仁山的《非常爱情》《唐山绝恋》中都有出现，而关于地震后煤矿工人被埋与救助的经历，几乎被所有的唐山地震题材作品所引用。许多作品除了悲惨凄苦场景的展示、悲天悯人的情感抒发、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激越颂歌之外，没有更进一步的思考，更不用说达到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同时，对于纪实性描写的过度依赖造成灾害书写中想象力的匮乏。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文学所显示的所有固定形态都只能是一种想象。文学甚至能将人类所有的特性具体化为一种非真实的幻象，这种幻象是文学呈现千变万化的相关事物特征的惟一途径。”［9］4现有的灾害书写多数取材于历史记录和现实事件，少有关于灾害的未来之思及隐喻化表达，这与西方的科幻文学及生态预警小说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对地震的描写，或表现为男女之间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或转化为个体生命隐藏体内30年的仇恨之石；或体现在对于大地一直稳固不动的信念的颠覆；或以寓言警示自然将因仇恨报复人类。同样，在加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鼠疫》中，鼠疫本身成为法西斯战争的隐喻表达，这一表达并非简单的罪行控诉与战胜对方的豪情表露，而是表现为对人性阴暗和历史重演的隐忧。与纪实所带来的主题意义的局促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在灾害描述中的一枝独秀，现实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其背后隐含本质或规律的预设。而在灾害描述中，这一本质要么被抽空，成为单调的事实描写，要么沦为程式化的人定胜天，或者阶级对立。现实主义的“任务是揭示现实世界现存的丰富性，而不是去虚构不存在的东西”［10］150。单薄的现实主义在缺少其他艺术手段辅助的情况下，只能接受由内容到形式的双重短视。
美学与现实感的错位。现实是具体的当下，而美学是超越的。灾害的巨大破坏性后果在历史记录和文学叙事中是显而易见的，黄水滔天、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废墟残垣等景象，已成为约定性表述。以往的创作实际显示，作家在化“丑”的存在为“美”的审视方面，缺少自觉性和相应的技术手段。灾害描写中有生存意义上的苦难场景，而缺少美学视野中的苦难升华；有生物意义上的死亡事件，而缺少美学意义上的死亡观照；有情感层面的悲情表露，而缺少美学内涵中的悲剧意识。苦难展示有时呈现为刻意露骨的描写以求得怜悯，而不是在对苦难的书写与超越中传达出理解、超然与达观的态度。灾害描述中的各种苦难仅仅化为零散的记忆碎片，未能综合成某种苦难的本质实体，相对应苦难的悲惨带来的也只是情感的认同和感伤，随即散落于记忆的角落。灾害书写难以回避死亡，水灾中随处漂浮的死尸，旱灾中的饿殍遍地，地震中连尊严都无法顾全的残缺尸体等等，这种风景画式的展示和数字化表达，既未达到通过死亡“充分展示某种较之生命更可珍贵的真与善的价值”［11］45的目的，也未上升到宗教的超脱与永生的高度。经历过1942年河南大旱的美国记者白修德表示，重读过去的手记和旅途日记，由于悲痛的场景太多，起初的震撼变成后来的麻木，“生动形象和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的东西越来越多”［12］28。王富仁把悲剧分为悲情悲剧和崇高悲剧，悲情悲剧主要表现弱者受到强者的欺凌和压迫时不得不承受的人生命运，它以唤起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为主要艺术手段；崇高悲剧是对“人”的同情和怜悯，“人”体现着或追求着人类不能不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其自然的缺陷和外部世界的限制，最终导致毁灭，受到来自自然或社会的严重惩罚。［13］以此来看，灾害描写中的艰难困苦，至多只能算是悲情式悲剧，它展现的是人在自然暴力和人为强力压迫下的无奈命运，毕竟，我们体会到的不是对于崇高事物展示的巨大力量的敬畏和惊奇。中国作家直面苦难的思维方式，消解了产生崇高感的美学距离，“在苦难面前缺乏克制的悲悯情绪，已使作家沦为苦难的奴隶，他们已从根本上丧失了超越苦难的崇高意识”［14］。悲剧与崇高密切相关，悲剧的营造是达到崇高境界的主要途径。灾害属于外在自然强力，人与灾害的抗争本能突出冲突、动荡的一面，但灾害书写中本应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多被置换为人与人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又被简化为不同身份地位的阶级对立。而人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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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争被描述为主体力量的单方突进，其所代表的是集体的意志和历史正义感，人对自然的胜利是集体和思想的胜利，而非人的价值、尊严的体现和自由本质的实现。因此，灾害书写中的崇高表达带有一定的虚假性，对立与反抗虽能激发出崇高元素，但对历史必然规律的强调冲淡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情感取向的两极化。“写作是一种情感焦虑的结果。说到底，之所以我们要写作，正是因为写作可以表达我们内心情感的欢乐与不安。”［15］抒情传统的发达是中国传统文学的特征之一，文学抒情对于知识分子的苦痛是一种平衡机制，通过抒情，知识分子取得了“精神胜利”，实现了想象的“精神自由”，完成了对现存秩序的“精神僭越”。面对灾害的惨状，情感的波动是首当其冲的，作家借助于创作这种言语的“乌托邦”活动表达对灾民悲惨遭遇的同情，赞扬爱心的发扬，批判黑暗与不公、压迫与残害，灾民和社会公众也能通过阅读表达情感，获得慰藉，恢复信心。但是，情感的表达同样需要节制，以免陷入滥情和极端化的境地。汶川震后的“王兆山事件”对人们情感底线的挑战表明，情感的表露需要把握道德与审美的尺度。就灾害书写的实际来看，同情与批判的先在价值预设决定了情感投放上的两极对立，即对于灾民的无限同情和对于压迫者的无比憎恨，情感上的亲疏分化自然会投射到文学书写当中。如鲁迅笔下的统治阶层一概的腐败无能，无所作为、借机敛财、欺压百姓。为了影射现实，也会出现对人物的夸大性描写，《理水》当中的学者形象颇有夸张之嫌。在同情感的支配下，灾民的命运成为纯粹的苦难展示，作家甚至会出现越轨式描写，直接代替人物倾诉不幸的遭遇，进而导致创作中理念色彩的浓厚。此外，自然萌发的两极情感取向与特定的时代氛围相结合，强化着作家思维方式上的二元对立，代表革命、正义的一方近乎完美，反革命、非正义的一方则十恶不赦，这在20世纪30年代和“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极为常见。这一对立倾向直接导致创作中的情节简单化、人物类型化等诸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灾害书写的深度与多样化。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人物谱系中，鲜有让人印象深刻的“灾民”个体出现，无论统治者还是受灾者多是一种群体性存在。对个体人物在灾难下之具体境遇的描写不足，不免造成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的是灾民这一“整体”的生存艰难，而不是某一具体人物灾境下的生理、心理的真实体验，想象性大于体验性。赤裸裸地描写民生困苦的“露骨写实”，通过情感的抒发完成对于现实的想象性表述，以致溢于文字之外的美学企图和思想升华显得徒劳。大江健三郎表示，在由恶的意志引起的极限状态（战争、暴风雨、洪水、鼠疫、癌症）中，善的意志的出现并没有极限状态的恐怖形式，而是“带着日常生活的微弱光芒”，和“最具人类特征的性格”。［16］79同样，在生态环境主题表达中，单一的情感支配只是停留在对生态破坏的揭露和批判，对生态问题的整体深入思考不够，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还原为简单的就事论事。
四
现代中国文学肩负“感时忧国”的品性，见证着水灾、旱灾、地震等自然世界罪与罚的轮番上演，在记录历史之余，也以对生存与人性的多重表现谋求内容与艺术上的提升。但是，相对于战争、革命、政治、爱情、宗教等文学主题，自然灾害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层面都未受到足够重视。文学在观照人的生存或社会的发展时，更注重的是社会环境内部的变动而非外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事实上，自然界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对人之生存发展及实践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深层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一个社会命题更是一个哲学命题。文学创作对于自然灾害聚焦率的过低主要表现为自觉意识的缺失，即作家对于灾害的认识缺少独立性和深刻性。灾害在作家笔下呈现为日常苦难之一种，具有模糊性和即时性特征，没有被作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以及精神心理世界的独立现象来看待。灾害书写过程中对灾害本身内涵的挖掘及对灾害与宗教、哲学、社会等各方面关联的审思有待加强。无论是水灾、旱灾、地震，还是蝗灾、瘟疫、风暴，进入文学世界的同时，便拥有了现实与记忆两重身份，既记录现实，也在参与民族历史记忆的构建。在此基础上，灾害才有可能由事实存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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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民族的群体生存经验，融入到文化的新生与发展进程中。作家阎连科曾表示，面对苦难的民族历史，“确实没有充满作家个人伤痛的深刻思考和更为疼痛的个人化的写作，没有写出过与这些苦难相匹配的作品来”［17］。更进一步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灾害书写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学传统”，艺术积淀难言深厚，多数作品停留在情节和手法的重复，缺少代表性的典范之作。与之相对应，在学术研究层面，学界对文学与灾害的关系也缺乏精准定位，如当下存在的灾难文学或灾害文学的命名，其实是一种约定俗成式的认定，并无对其意义特征的明确界定和学界认同。而且，文学与灾害的关系多为现象式研究，缺少进一步整合提升的理论平台。因此，对文学与灾害关系的重新审视，无论从促进文学创作的实践层面还是推进理论探求的学理层面都是大有裨益的。
批评家谢有顺在谈到抗震诗歌时说：“中国文学的不足，不在于面对灾难时无法深入思索和表达，而在于它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缺乏敏感和认知，太注意那些现世的得失，而缺乏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更缺乏终极追问的力量和情怀”［18］。文学的自由多元赋予其在主题择取和艺术表达上的多种可能，作家基于文化传统、时代语境和个体经验的自我选择，可以成就艺术创造的独特优势，也可能成为束缚自我的隐在之茧。就文化传统而言，中华元典文化具有尚人文、远鬼神、近俗世的一面，崇尚“入世—经世”的价值取向。近代以来的民族危亡生成了在传统实用理性基础上的启蒙观，现代中国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强调的多是现实关怀，朱学勤曾言终极关怀是汉民族政治哲学的根本性缺陷。［19］34中国宗教的现世化风格和知识分子的此岸思维，关注的同样是当下性，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历来指向“人间性”，其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即是说，在生存问题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探讨彼岸世界似乎言之虚幻。从时代环境来看，20世纪中国存在的社会动荡、战争革命、政治运动以及民生苦难，决定了知识分子的直面姿态和文学写实，无暇顾及艺术创新，文学的感时忧国和结缘政治限制了其浩渺之思与超前想象，形式试验遭遇诸多禁忌。科学利器对“天人感应”灾害观的祛魅，破除了附着在自然之上的神性喻示，一切回归自然性和人性。对于立足当下而又矢志于道的作家而言，灾害本身的自然属性既无可左右，人的存在和社会因素顺势成为观照灾害的重要维度。以鲁迅为例，其对灾害的认识带有更多的“人学”化特征，他极为重视面对灾害时人的行为表现，行为适当、科学应对就能抗灾救民，反之则加重灾害、祸乱无穷，人祸之恶有时猛于天灾。灾害境况下的人事、人性，与人在日常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下发生的“近乎无事的悲剧”，都能显示出民族的根性和文化品格。因此，灾害书写可谓鲁迅展开“国民性”批判的实践形式。隐在的文化规约决定了其作品中灾害与人的关系更多指向当下现实，而非上升为人类生存的普遍命题，他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其理论思考的前提，而无意于玄妙深奥的理论建构，其背后存在着某种“思维方法和心理的‘同一性’：中国知识分子顽强的‘实用理性’和感时忧国的内在激情”［20］34。
20世纪中国文学与灾害的遇合，见证了现代文学的内在品性和作家自身的文化性格。灾害类作品对时代境况的记录回应，对历史记忆的重塑沉淀，对文学内涵的深挖提炼，丰富着百年中国文学的主题表达和精神追求，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当下，灾害问题已呈现出常态化和全球性特征，现实生存环境亦日趋恶化，且灾害和环境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已超出纯粹自然范畴更显复杂。作为应对，国家层面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已然展开，学理层面以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为平台的理论探讨和体系建构日趋成熟，创作层面以生态（环境）文学、自然写作为触角的反思现代性命题不断深化。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灾害的关系作为关联的中心议题借此得到重新审视。一个民族对待灾害的态度显示出特定的文化根性和社会文明程度，这种态度的最终成形，既通过文学来体现又需要文学来承担。文学以其自身的优势，不仅承担着灾后治疗救赎、疏导社会情绪的责任，而且还肩负着培育、塑造民众的灾害意识乃至警示未来的公共职责。因此，灾害书写当从既有传统和现有资源入手，努力整合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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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等多重视角，在自然性、人性乃至神性的视域融通中，在世界性眼光和中国式叙述深度融合的基础上，谋求主题的丰厚和艺术的新变。
［参考文献］
［1］DONALD WOＲSTEＲ．Nature’s Economy：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Second Edi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陈晓明．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J］．文学评论，2001（5）．
［3］王爱松．政治书写与历史叙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4］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吴明益．台湾自然书写的探索1980—2002［M］．新北：夏日出版，远足文化发行，2012．
［6］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张炜，王光东．张炜王光东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8］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0］布尔索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美学中的现实主义
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1］陆扬．死亡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白修德．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M］∥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5．
［13］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下［J］．江苏社会科学，2001（2）．
［14］斯炎伟．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J］．浙江社会科学，2005（6）．
［15］阎连科．文学与亚洲“新生存困境”———在韩国“亚洲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9（2）．
［16］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17］阎连科．民族苦难与文学的空白———在剑桥大学东方系的讲演［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18］谢有顺．写作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时代肝胆相照［J］．当代文坛，2008（4）．
［19］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20］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杜敏］
Description of Disasters in the20th 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ZHOU Hu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453007，He’nan）Abstract：With such established responsibilities as recording，witnessing，reflecting and warning，descrip-tion of disasters in the20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was characteristic of relatively centralized literary types，imbalanced stages of development，diverse and abundant themes and embarrassing artistic description．For sur-vival hardship，it showed hunger and misery in exile and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ivilizations；for class rival，it emphasized class oppression and identity characterization，embodying the thinking mode of dual opposition；for cultural reflection，it concerned cannibal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meaning to recover human character and examine power；and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it criticized technological reasoning and pragma-tism，attacking the dominant conception and interests worship under the guidance of modern ideological system．The artistic gene and potential constraint of disaster description involved cultural traditions，epical contest and the writer’s individual alternative．As far as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is concerned，it adopted more realistic de-scription than fictional imagination，presenting a state of“repeated monophony”，more reality presentation than aesthetic elevation，remaining undisguised realistic writing，more emotional drainage than meaning seeking，showing more imagination than experience．Description of disasters seeks profound themes and novel art，so a feasible means to it is resources synthesis，accommodation of views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Key Words：the20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description of disasters；thematic connotation；artistic absence；cultural con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