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容忍义务起源的理论
在我看来,任何试图背离义务社会语境的理论假设与解释都是缺乏现实说服力的,而自然状态对义务的解说之薄弱点恰恰在于缺少了义务的社会化实证分析要素。这也正如哈特教授所正确指出的:“为了阐明法律义务的观念,我们必须先理解义务的一般观念。而要理解义务的一般观念,我们就必须转向一个存在着社会规则的社会情境,这个情境在两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人负有义务’这个陈述的意义。第一,把某些类型的行为视为标准的社会规则,其存在是人们做出义务陈述通常的背景或适当的脉络,尽管人们并不会把它一起说出来;第二,这种陈述的一种独特的运作方式就在于,通过把某人的情况涵摄到规则底下,而把该规则适用到他身上。”瑏瑡其实,对容忍义务与自然状态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加以理解。那就是,容忍义务的出现事实上表征着自然状态的终结。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都应当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施为性关系,而非必为性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容忍义务的存在,那么人类社会的存在将成为不可能,而只会存在一个自然状态。因为,容忍义务所要求的是一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容忍,而社会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如果没有必要的容忍,那么这种摩擦将无法得到有效的消弭和规制,如是,社会的形成将变得遥不可及。因此,容忍义务的存在恰恰预示和标志着社会状态的形成。这也正如辛格从规范的社群层面所阐释的那样,“规范的社群产生自不同个体通过相互合作与交往的尝试所组成的群体。人类生活是社会中的生活,判别人类社会的方式,是出现所有种类的规范社群。也就是说,规范社群的存在,对于我们作为人类的生活与对于我们个体地与集体地生存,都必不可少。这是因为,建立与延续规范社群所必需的条件也正是人类的存在与所有为人者的基本需要的必要条件”瑏瑢。
容忍义务的约定义务说
如上文所述,在对容忍义务性质和内涵的揭示方面,自然义务说的最大缺陷在于缺失了对义务生成及存在之社会要素的考量。与此相反,约定义务说恰恰是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对自然义务说的界定缺陷的一种弥补,并且通过约定行为为义务的生成与社会的形成同时提供了理论前注。我以为,约定义务说之于自然义务说是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这一过程相同步的。人际间的联合是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转而进入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方式和途径,人们通过联合改变那种传统的以个体为单位的生存方式,通过联合形成协作关系,在协作关系的基础之
上建构起社会状态这样一种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全新类型,并以此来消弭和克减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阻碍。在此基础上,卢梭指出,联合的方式在于通过社会契约这一形式,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更加文明化。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生成及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卢梭将这种变化概括为:正义的理性取代了本能的行为,道德性的因素被置于人类行动的范畴之中。权利和义务开始出现,并取代了原初的生理冲动与物质欲望。人们开始从单纯的利己转向有限的利他主义原则,以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合获取更多的超越自然状态的收获。卢梭以极富情调的口吻颂扬了社会状态之于人类个体的便利性,“虽然在社会状态中,他被剥夺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然而他却从这里面重新得到了如此之巨大的收获;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思想开阔了,他的感情高尚了,他的灵魂整个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从此使得他永远脱离自然状态,使他从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瑏琐。也正是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递进,为人们思考和研究政治哲学以及法律哲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一视角突出地表现为以约定和承诺为基础而加以建构的社会契约论。一般而言,持约定义务说的学者主要是社会契约论者,相应地,约定义务说的主要观点则源自于社会契约论的理念和思维。“社会契约的理念,主要是由卢梭发展的社会契约,其基础在于契约模式。此理念绝非是描述法律与国家事实上如何产生,而是提出拟制的思考经验,人们必须如何思考一个自由的、公正的秩序。其进行方式,以罗尔斯为例,系虚拟的道德判断者处于在同样虚拟的原始状态中,订定出法律共同体的基本规则,由此而得出普遍化的规范。”瑏瑶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一个国家及其法律的产生是社会民众约定的产物,因此,基于法律而存在的权利和义务同样也是社会民众约定的产物。这也正如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卢梭所指出的,“把我们和社会体联结在一起的约定之所以成为义务,就只因为它们是相互的;并且它们的性质是这样的,即在履行这些约定时,人们不可能只是为别人效劳而不是同时也在为自己效劳”瑏瑥。权利和义务的产生是基于契约的效力,而契约则是人们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一个契约通常会确立立约各方相互之间新的权利和义务,它是一种承诺或诺言的交换,通过它,立约各方取得以某种特殊方式行动的义务和要求对方以某种特殊方式行动的权利,并且这些权利和义务都是有条件的:各方的权利以各自义务的履行为条件,而各方的义务则以对方义务的履行为条件。”瑏瑦在我看来,根据约定义务说的基本逻辑推定,容忍义务是一种基于民众之间的相互约定而成立的法律义务,这种法律义务的性质及其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相互之间的一种先在约定。易言之,约定义务说的核心及其本质在于,这种义务的合法性主张源自于一定主体之间的约定或承诺行为。如果我们将
这种约定或承诺置于宏观的社会背景框架中进行考察的话便不难发现,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视野是体现这一要义的主要范式。诚如当代的契约论者从约定的角度对义务理论进行再阐释所揭示出来的道理那样,约定是义务得以存在和获取合法性并确保人类重大利益的社会要素:“当代的契约论者从早期传统中吸收的并不是对信守承诺的强调,相反,他们利用了其他两个要素:(1)义务是约定的,而不是神定的,它们来自生而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交往;(2)约定的义务能够确保人类的重大利益。将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可以重新解释社会契约,不是首先把它看做一种承诺,而是把它看做一种确定社会约定的方式,这些社会约定可以促进社会成员的利益。”瑏瑧如果说约定义务说为我们理解义务的概念提供一条研究路径或思维启发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其所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约定义务说所依赖的理论框架,即社会契约这一概念或理念本身遭受诸多质疑,学者往往质疑其真实性与可信度;其次,约定义务说在解释容忍义务这一特定概念时,并不能够有效地囊括其全部要义,尤其是在面对容忍义务的特殊性时,约定义务说的论证力和说服力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一直以来,社会契约论就饱受学者诟病,对这一理论的赞扬与批判始终交织在一起,两种声音共同构成了契约论的历史脉络。社会学家涂尔干对社会契约的概念曾非常尖锐地批评道,“社会契约的概念在今天已经不堪一击,因为它与事实之间毫无瓜葛。观察者从未欣逢其面。不仅不存在任何根源于契约的社会,而且在社会结构中,连契约组织的蛛丝马迹也无从谈起。它既不是某种历史固有的事实,也不是历史发展所呈现的趋势”瑏瑨。涂尔干的指责主要集中于社会契约这一概念无法实证性考量这个面向。而俄国思想家弗兰克则认为:“社会中除了真正‘自觉’地通过法律建立的秩序,还有许多共同的、划一的、有序的、没有人自觉‘建立’的、从来没人想过也没人去刻意追求的领域,而且正是这一领域才是社会生活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方面。但凡社会生活中带有约定俗成性质的一切存在都未经约定和协商,像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人人的共同意志刻意制定的目标。历史表明,国家本身及国家政权都是以这种方式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存在的,并非自觉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只有在这种自发的、无意中形成共同秩序和统一团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今后某些个别的、局部的领域及情况中产生有意订立的契约或是某些个人对社会生活产生有意的、自觉的影响。”瑏莹与涂尔干的指责所不同的是,弗兰克认为,社会秩序中既有自发建构的要素,也有人为建构的成分。而在社会生活中看似带有约定性质的存在其实并非是基于协商而形成的,这种存在恰恰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演进的产物和结果。因此,试图以社会契约这样的概念来建构国家、社会、法律以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实是赋予了社会契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概言之,对社会契约论持批判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契约论的观点
只是一种假设,而非一种实证化的考察。社会契约这一观点无法得到历史的真实还原,而契约论的建构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难以自我澄清之处。正是基于此,试图通过社会契约论的视角去解读和分析社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建构,
而非对社会事实的真实还原。根据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权利与义务之间是相互对应的关系,权利的存在与义务的存在是一种互
动循环的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彼此对应关系的产生其实是源自于合同的约定。作为义务的一种具体化和类型化的表达,当我们具体到容忍义务的语境中时,这种
义务同样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约定义务,其可能性源自于民众之间的约定行为,民
众相互之间的约定为义务的约束性提供了正当性的证成。在解释一般的权利义务关系时,约定义务说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论证和说明力的。然而,在面对容忍义务这样一种特殊的义务类型时,约定义务说的解释无疑就显现得十分困难。究其原因,乃是在于容忍义务这样一种特殊的义务类型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确定化和具体化
的权利主体,如果从权利义务的对价关系角度进行分析的话,我们显然可以轻易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具体的权利主体时,也就无法确定与之
相对应的义务主体;反之亦然。因而,对容忍义务的证成就显得不可能。原因在于,容忍义务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权利克减,因而无法确定一个相对应的具体的权利主体或权利内容。事实上,容忍义务所指的容忍的对象往往是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并不具有正当性的行为。因此,试图以约定义务说来揭示容忍义务的起源是有失偏颇的。
容忍义务的人类学解释
传统的研究认为,在容忍义务的理论解释层面,存在着自然义务说与约
定义务说两种基本进路。自然义务说的界定忽视了义务这一概念的社会特质,将对义务的界定与描述游离于社会状态之外,因而也就使得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而约定义务说的界定所赖以支撑的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框架一直饱受学者的诟病,约定义务说也并不能够有效地解释和揭示出容忍义务的特殊性。事实上,一切社会存在的起源都应当回到个体这一基点,因之,对容忍义务的起源进行解释的比较合理的途径是基于人类学视角的阐述,简言之,可以从如下层面
进行释论:首先,人类社会的原初状态是以家庭这种形式出现的,因此,家庭亲属
性关系的存在为家人之间的容忍行为提供了情感支撑,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性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容忍义务的原初动力;其次,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而言,合作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合作关系在本质上需要双方都秉持一定的克制、迁就与容忍;最后,从经济史角度而言,容忍义务是一种博弈状态下的产物,博弈论的具体运用是容忍义务
起源的一个现实路径。首先,以家庭为背景,建立在朋友或亲人等亲属性或紧密型
关系的基础之上,人与人之间能够产生出一种更为宽广意义上的社会性或群居性的情感。我们认为,这种情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消除陌生人之间的彼此对立和不信任的情绪,为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克制、妥协或容忍提供情感支撑。这种情感支撑正是公
民容忍意识的最为原初的动力和价值源泉。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存在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提炼与社会的团结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社会情感的酝酿与最终生成都离不开家庭这个重要的价值和观念载体。诚如制度经济学家奈特所言,作为大多数社会中人际交往的基本单位,家庭通过诸多规则和程序的型构,详细说明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与所在社区的外部关系。这些规则一方面起到了维系家庭内部秩序的功能,同时对于一个团结性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这些规则既定义了家庭的组成方式,也定义了家庭内部成员的分工合作模式,同时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还建立起了家庭成员较之于外部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瑐瑠而这一切得以最终成型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正是基于亲属关系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人际媒介的存在。基于亲属关系的存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关系能够合理而清晰地表达,并且在没有外在制度性约束的情形下也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公民容忍义务的逻辑演进存在着这样一个递进的关系:容忍作为一种规范要求或表达首先生成并产生于家庭关系之中。在亲属性的关系社群中,容忍亲人的行为具有一种生物性的情感支撑与道德上的支持。也只有在家庭这样一种具有特定亲缘关系的社群中,纯粹的利他主义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容忍意识或行为就是这种纯粹利他主义的原初表达。随着社会的演进以及人际关系的深化与合作秩序的需求,容忍开始由一种纯粹的情感意识,逐渐溢出家庭的领地,并进入到公共领域,易言之,也就是由传统的团结性社群的人际身份模式开始向工具性联合体乃至公民身份的关系模式进化,并藉此过程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意识形态,成为人际交往互动的基本和必要的行为准则,进而为社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一种意识和规范支撑。其次,伴随着人际交往的逐渐扩大,以家庭作为原点的自然性情感开始面临更为宽广的陌生人社会及其相应的社会性情感的挑战,传统的亲属性关系或熟人关系的媒介方式在此显得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为了合理地建构人际关系,并由此生成社会的基本框架,合作就显得尤为必要。合作的本意在于人与人之间就特定事项达成或分享共识性的认同,其中必然含有对别人行为、观点或态度的一种迁就与克制,在这种迁就与克制的主观态度中,公民容忍的意识得以社会化,
并且伴随着合作关系的需求而逐渐制度化
从二里头文化浅谈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 摘要：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国家起源都邑 早在20 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1 ] 。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一从文献中解读关于夏王朝的定位问题
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夏王朝的描述，《尚书》、《左传》、《国语》、《诗经》、《礼记》、《竹书纪年》及先秦诸子中都有一些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虽然记载琐碎零星，但通过对其中的整理，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的到夏王朝是当时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地区就是黄河、伊河、洛河的交流处，现在河南省西部。 《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 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 祝融也, 崇, 崇高山也夏居阳城, 崇高所近”此阳城即今为登封告成镇, 在篙山的南面, 二里头遗址的东南面。1977年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告成王城岗遗址时, 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堡基址, 可能 即为夏代初期的禹都阳城, 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逸周书·度邑解》自洛呐延于伊呐, 居易无固, 其有夏之居。”二里头遗址位在伊、洛两河之间、洛阳平原的东部与文献记载是恰相符合的。《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帝孔甲于东阳贫山”的传说。《水经注》河水,于盟津今孟津后引其文, 又注之曰“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东首阳山, 在二里头遗址之北, 相距约公里。《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 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夏本纪》正义“《尚书》云‘太康失邦, 兄弟五人须于洛呐。此即太康之居近洛也。”古本《竹书纪年》“后架伐眠山??而弃其元妃于洛。”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边上, 与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史记·吴起列传》,’夏果之君, 左河济, 右泰华, 伊胭在其南, 羊肠在其北。”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在此范围之内。《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攒曰“《汲泉古文》“太康居斟, 翼亦居之, 梁又居之。”二里头遗
第一章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第二章道德的起源和本质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阐述道德的起源、本质和社会作用。通过本章的学习:1(了解道德的起源。2(掌握道德的本质。3(认识道德的社会作用。 教学时数: 6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道德的起源 道德起源问题是伦理学和任何道德理论都在探 讨和解决的理论课题，不同的理论流派、不同的思 想家对道德起源问题都作出自己的解释。 道德的起源有两大动力因素:社会的他律性需 求与个体的自律性需求。前者是道德产生的外在吸 引力，是道德产生的宏观整体要求，后者是道德产 生的内在驱动力，是道德产生的微观人性基础;前 者是外显的、表层的因素，后者是内隐的、深层的 因素;前者使道德产生之后呈现出工具性的特点， 即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社会利益的手段与 工具;后者是道德产生后呈现出目的性的特点，即 道德以协调人的内在需求和完善提升人的品质为 目的。 一、伦理学史上的争论
神启论把道德起源归结于神秘的天启和神的意志。即把道德的本质归之为“神的启示”，这是客观唯心主义。中国的代表人物有董仲舒:“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源出于天”之说。 理念论伦理学认为道德起源于至高的理念和精神。教育论、环境论和社会关系论所指的外在条件和外部的事物已是属人的事物和条件，这些思想已具有了唯物主义的萌芽和倾向。 先天论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生而有之的东西。 本能论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的本能和本性。 人性论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类自然的天性，人的自然本性、本能决定共同的人性，是决定社会本质的共同的东西，因而也是决定道德的根本层次。所以一定社会的阶级道德的产生和形成都是与人的自然本性密切相关的，人的本性不仅决定了道德的产生，而且决定了道 德发展的总趋势。道德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本能欲求和自然感觉而产生的一种工具性的方式。 需要论认为，道德是人根据自己的生存发展需要，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产物。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成果源于人的需要，人类社会产生了道德，就是因为道德满足了人的某种需要。人类通过各种对世界的掌握方式来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以实现对自己的肯定和发展。而道德作为人类理性的结晶，不是表达个人的偏爱和欲求，而是表现人们的共同愿望和需要。从道德发生的历史看，道德产生于人们调节社会群体内部各种关系以维护一定社会秩序以及个人自我肯定、自我发展的需要。这用千百年来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协调性因素和进取性因素就可证明。 二、道德的起源 (一)经济关系决定道德的产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道德根源于经济关系，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的。一是说决定道德产生的要素都是在经济关系的不同作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导读：数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国家起源的理论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南美民族学中心主任） 陈虹、陈洪波译陈淳校 （复旦大学文博系上海200433） 在人类存在的前两百万年里，人们是以游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就我们所知是完全自治的。可能到公元前5000年，村落开始聚集为较大的政治单位。但是，一旦这种聚集过程开始，它的步伐就会加速，并且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导致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形成。（在谈到国家时，我指的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在其疆域内包含许多社群，拥有一个集中的政府，政府有权征税，为劳役或战争招募劳力，以及颁布并执行法律。） 尽管可以确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终极阶段，但是对国家的起源仍所知甚微。的确，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令人完全满意的。它们都因或这或那的原因而令人失望。然而，我坚信有一个理论的确为国家的兴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1】，在此我将做更充分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几种传统的理论。 一些明确的国家起源理论出现相当晚。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因不熟悉其它形式的政治结构而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此不需要加以解释。然而，探险时代使欧洲人明白，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村庄或部落中，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因此需要加以阐释。 在迄今提出的众多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我们只考察几种。例如，那些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信，在这里就无需赘述。我们也摒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国家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2】，或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历
英国近代道德起源理论的演进逻辑 —— —从霍布斯、哈奇森到休谟 ■刘水静邓扬麒 英国近代三位道德哲学家霍布斯、哈奇森和休谟，均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寻求和追问道德的基础，并以 此来构建自己的道德学体系。霍布斯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的自爱或自保本性，这种理论却被哈奇森称为“自私 的道德体系”。哈奇森主张从人的仁爱本性出发来解释道德的基础，但哈奇森本人的道德体系因全面否定霍 布斯的理论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休谟在批判吸收霍布斯、哈奇森道德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性中的“有 限同情心”的理论预设，并最终超越霍布斯和哈奇森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仁爱的道德体系”。 [关键词]霍布斯;哈奇森;休谟;自私;仁爱 [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0－0053－04 刘水静(1984—)，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伦理学史;邓扬麒(1983—)，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法制史。(湖北武汉430072) 与中世纪主流伦理学思想相比，英国近代道德哲学在考察道德起源时的理论视角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转变:道德的基础根源于人或人性，而不再是根源于上帝或神启。于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不再与神有关，而是直接与人相关。所以，考察近代伦理学家的道德起源理论，我们几乎都要从他们对人的本性的预设开始谈起。 一、霍布斯:道德起源于人的自保本性 霍布斯关于道德和道德起源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在考察人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等政治学问题时，霍布斯从人的“自然状态”谈起。他从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激情中追寻人的“自然权利”，并基于“自然权利”和人的理性推导出“自然法”。只是在霍布斯看来，在人的激情冲动面前，理性是软弱的。作为理性的命令即“自然法”本身也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在国家权力产生之前，理性法则根本无法约束人们的感性冲动。在“自然状态”中，虽然存在“自然法”，但人与人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也就是说，“自然法”仍然无力确保人的安全和生存。霍布斯进而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困境，人们唯有相互订立契约，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给某个或某些人，从而组建一个强力国家，以此捍卫“自然法”的权威和效力。 这就是国家主权—— —“利维坦”—— —的诞生逻辑。然而，从《利维坦》一书的章节排列中，我们发现霍布斯并没有用任何一个与“道德”一词直接有关的标题来命名某个章节，以对道德问题展开专门的讨论。这并不是因为霍布斯在探讨自然法和国家起源时不重视道德，而是因为他把自然的理性法则本身看做了道德法则。在《利维坦》第十五章中讨论自然法时，霍布斯说:“我在前面所说的正义、感恩、谦谨、公道、仁慈以及其他自然法也是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美德，而其反面的恶行则是恶。”[1](P122)所以霍布斯宣称:“研究这些自然法的科学 是 53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以下是本站为大家带来的道德的起源及历史发展 3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道德的起源及历史发展·1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 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但，德的本意实为遵循道的规律来自身发展变化的事物。在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 “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 扩展资料 道德是引导人们追求至善的方向。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规范自己行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 道德不是天生的，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这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与之相反的主张则称为道德绝对主义。道德很多时候跟良心一起谈及，良心是指自觉遵从主流道德规范的心理意识。 道德的起源及历史发展·2 在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钱穆先生的注解“本者，仁也。道者，即人道，其本在心。”可见，“道”是人关于世界的看法，应属于世界观的范畴。 道德的起源及历史发展·3 道德起源、形成和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
理论（终极） 一、的起源与本质 起源问题是各类学说分歧的焦点所在，更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根本点。对于起源问题的解释，决定了对于性质、职能、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在起源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论断：第一，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说明产生的时间问题；第二，的出现，是社会部发展的结果。它是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说明产生的原因问题。 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关于起源问题的基本论断是：氏族制度的解体是社会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氏族制度的解体和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起源于社会部基本矛盾的运动。 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和交换的出现。在经历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特别是商业的独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程度，经济活动一跃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容，经济利益也上升为决定人际关系的根本因素。 分工、交换、利益分化这些因素的出现，使经济因素逐渐取代血缘因素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随着群婚制度向“一夫一妻制”的被迫过渡，个体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原始的氏族组织和道德力量已经无力应付这一变化，于是就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力量，它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
公开冲突，至多允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于是，氏族制度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被新的机关——所代替了。 恩格斯关于起源的论断 在《家庭、私有制和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围以；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日益相脱离的力量，就是。” 恩格斯关于的论断，表明了三点： 第一，是个历史畴，这表明了产生的时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有阶级社会的社会组织。 第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因此绝非公正地代表社会的每一个阶级，而是特定阶级的统治。 第三，的作用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统治阶级允的“秩序”的围之。这种秩序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起源的理论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起源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神权论、暴力论和契约论。 神权论认为，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 暴力论认为，起源于掠夺和征服，强调暴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上的奴役先于经济的发展。的产生不是社会部矛盾发展的结果，而是暴力征服的结果。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一一“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2) 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 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中国文明起源，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 界关注己久的问题。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故2003年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章发表较多。 且研讨气氛也较活跃。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 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 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 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 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 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 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
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 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 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 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 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 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 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 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 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 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 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
第二章道德的起源与本质 一、道德的起源 道德是怎么产生的？根源何在？这就是伦理学关心的道德起源问题。在漫长的岁月中，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对道德的起源和演变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猜测，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为伦理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一）道德起源的几种观点 关于道德的起源，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以前有几种不同的见解： 1、神启论：道德来源于神的启示。 例如：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伦理学则认为，道德起源于“上帝”的“启示”。基督教教义《旧约》上讲的“摩西十戒”便是“上帝”耶和华启示摩西，摩西再把得到启示的教规和戒律传给教民。 2、天赋论：道德是人先天所具有的禀赋。 这种观点认为道德根源于人类的“天性”或自然本性，是先天的，是人生来就有的。我国战国时代的孟子就说过：“仁义礼智，非由外说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3、进化论：道德观念起源于动物的“社会”意识或互助性。 进化论伦理学倡导者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认为，生物进化的过程中，个体之间利益是互相调合的，彼此之间具有天然的同情心。人类是由动物进化来的，人类社会道德是对动物所“固有的”道德本能和道德情感的继承，甚至善与恶、最高的幸福等观念，也是在进化过程中从动物身上继承来的。 4、感觉欲望论：道德来源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欲求。 感觉欲望论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来说明道德的起源，认为道德起源于人的某种自然的感情或欲望。例如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创始人边沁提出：“自然把人放在痛苦和快乐这两个最高主子的统治下。只是他们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正误的标准，因果的联系，都和苦乐分不开的。我们一切言行和思维都受苦乐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社会上屋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本身去探讨道德的起源。 （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起源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的产生有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其客观条件是指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其主观条件是指人的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开始意识到这种利益关系和矛盾需要加以调整。 道德赖以产生的这两个前提条件，都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获得的。 由于劳动，人才认识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各种意识。人的一切知识，包括道德意识和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首先是从社会生产实践中获得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联系复杂化了，就出现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于是便产生调整这种矛盾的要求和意识。这种要求和意识起初只是少数人的，以后经过总结和传播，逐步成为多数人的意识和要求，形成具有道德规范意义的风俗习惯，产生了履行这种风尚习俗的责任感和义务观念，这便是最初的道德现象。 在人类历史中，道德的产生与原始社会时期的各种“禁忌”、和生产、生活习俗是紧密相连的，道德就是从这些东西中演化而来的。 1、生产性的“性禁忌”。
国家起源文献综述 蒋永甫曾就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马克思国家起源进行比较。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中，由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解不同，他们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构建也存在不同。他们的政治思考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人类合理的生存秩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类生存困境出发，探讨国家起源问题的最早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之一。在他看来，城邦是自然产生的，他跟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 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被后人归结为政治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国家馆，它不同于近代以来有关国家起源的契约理论。而在霍布斯看来，国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自然形成的，而是源自化的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体现的是一种近代的原理，“近代的原理一个人为出发点，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投票权，从而产生了国家。” 霍布斯认为，只要人类运用理性，同意他们不再在他们明显受到侵害的情况以外行使其自卫权，而是把自卫权交给一个代理人，及主权者，让主权者就困难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人类就创造出一个人为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的中心是公共权力——李维塔，一个“人创造的人”。因此，国家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它是个人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的必然结果。国家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对于人类生存而言，即是人为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中，霍布斯最直接的凸显了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存困境与政治国
家的产生之间的逻辑关系。 就对霍布斯的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中，艾克文进行了分析，在这一轮证过程中，霍布斯由于系统深入的发展了普遍利己、非道德的政治观和保利国家观、从而奠定了其近代政治学开创者的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困境主要表现在社会内部由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社会公共生存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以求得人类共同的生存。但国家的产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要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必须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带来的积极矛盾阶级冲突。 西方国家起源理论研究述评中，提到国家起源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特别是二十世纪历来，西方学者注重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方面汝州研究国家起源，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塞维斯和弗里德提出著名的酋邦理论和分层学说，与此同时，各种具体理论也不断出现，如城市革命、灌溉、贸易和战争，由于单一的因素不能解释国家的产生，因此综合理论应运而生，生态学理论注重利用气象数据并合理的推测组合，社会理论则以更具体的权利、意识、个人、性别和团体进行研究，而这些都推动者国家起源理论的发展。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塞维斯曾提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是由游团、部落、酋帮、国家四个阶段组成。其中有经验和特殊能力的单个人领导，部落想游团那样人人平等，但更大程度上带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他们已经发展了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机构，负责重
人性靠法律还是道德约束 用马克思的道德观揭示人性的约束力 艺术学院课程与教学论（声乐）谭云波11040102025 第一部分论马克思的道德观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性越来越冷漠，究竟什么才能约束人性，是法律还是 道德？ 马克思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 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没有强制性，它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 习惯、传统和教育来起作用。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受人们的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道德具有历史性。和原 始社会所有制相适应的是原始社会的共同道德，它以氏族成员之间平等互助的关系 和对民族的整体责任感为其行为的规范。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阶级性， 统一的共同道德分裂为阶级的道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剥削阶级的道德 成为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其共同的道德信条是：“剥削有理”、“压 迫有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与之相对立的是各社会的劳动者阶级的道德，它们提倡勤劳、勇敢、团结互助、反对剥削和压迫。以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为行 为准则的资产阶级道德是剥削阶级道德的典型和最后一个历史类型。以集体主义为 核心的无产阶级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是劳动者道德的最高类型，它根源于无产阶级 的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总体看，道德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永恒的道德、超阶级的道德是没有的。但是，为了保证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需要有一些大家都能接受并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如遵守公共秩序，爱护儿童，尊敬长辈，讲究卫生，反对流氓、盗窃行为等。尽管这些道德准则并非道德中最本质的方面，而且在阶级社会中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毕竟起着约束不同阶级人们行为的作用。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一般说，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为以后的剥削阶级所继承， 而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则在劳动人民中世代相传。历史上先进阶级（包括一定历 史条件下的剥削阶级）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内容，也可为后来的劳动人民所批判改 造而加以吸收，并赋予新的阶级内容。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国家理论（终极） 一、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国家起源问题是各类国家学说分歧的焦点所在，更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根本点。对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解释，决定了对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国家命运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有两个基本论断：第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说明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第二，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内部发展的结果。它是生产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形成、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说明国家产生的原因问题。 国家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论断是：氏族制度的解体是社会内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都是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起源于社会内部基本矛盾的运动。 在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生产能力的发展，促进了分工和交换的出现。在经历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特别是商业的独立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分工和交换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程度，经济活动一跃而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经济利益也上升为决定人际关系的根本因素。 分工、交换、利益分化这些因素的出现，使经济因素逐渐取代血缘因素成为决定人类社会制度的主要因素。随着群婚制度向“一夫一妻制”的被迫过渡，个体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生产分工日益细化，商品交换日益频繁，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原始的氏族组织和道德力量已经无力应付这一变化，于是就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力量，它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
们的公开冲突，至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合法的形式进行。于是，氏族制度 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被新的机关——国家所代替了。 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断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 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 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 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日益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断，表明了三点： 第一，国家是个历史范畴，这表明了国家产生的时间。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 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制和阶级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社会组织。 第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因此国 家绝非公正地代表社会的每一个阶级，而是特定阶级的统治。 第三，国家的作用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统治阶级允许的“秩序”的范围之内。 这种秩序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的。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剥削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神权论、暴力论和契约论。 神权论认为，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神（天、上帝）。
道德起源问题
道德起源问题 道德起源问题是伦理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伦理道德存在的基础。伦理学思想史上，各学派对此问题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四种旧伦理学道德起源学说：神启说、天赋说、情感欲望说、动物本能说。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起源学说是在旧伦理学道德起源学说之上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起源说，它观点与以往伦理学家的论述存有一定差异。 一、马克思主义道德起源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所特有的。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社会劳动是道德起源的基础。 首先，社会关系的形成是道德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人的社会关系首先是一种劳动关系，是劳动活动推动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劳动把本来孤立的个体联系起来，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关系。这就是最初的社会关系。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什么道德问题。 其次，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道德产生的主观条件。当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利益，而且也意识到他人和整体的存在和利益，道德才会产生。 再次，劳动是道德产生所需要的主客观统一的社会条件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建立起了比较经常而固定的各种社会关系，并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各种意识。 最后，社会分工是道德从萌芽到生成的关键条件。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相互交往复杂了。产生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和与之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了从道德意识上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矛盾，维系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日久天长便形成了一些最简单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就是最初的道德准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最早的道德观念萌发于人类早期的劳动和简单交往。而道德则形成于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这就是对道德的起
第四章道德的起源及历史发展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旧伦理学的道德起源说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道德起源说，掌握不同历史类型的道德的特点以及道德发展的历史规律性，理解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 教学重点和难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起源说、道德的本质 教学时数：3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道德的起源 一、历史上的“道德起源说” 在伦理思想史上，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各派伦理学都有自己的见解，众说纷纭，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起源说” 1、神启说 这种起源说企图从“神”、“上帝”或者“天”、“绝对精神”那里引申出道德。 在西方，古代希腊贵族奴隶主的思想家柏拉图就是这种观点代表，他认为道德是神把“善的理念”放进人的灵魂中去的结果，由于人的灵魂不同，等级不同，道德也就分为指挥、勇敢、节制、正义等不同德性。中世纪基督教的《旧约》，把道德规范说成“上帝”（神）耶和华对摩西的指示，然后通过摩西向教民们宣讲教规和道德戒律，即有名的《摩西十戒》。这十戒就是上帝在西乃山顶通过摩西向世人训示的宗教道德和法律条文。 在中国，汉代地主阶级思想家董仲舒把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说成是“圣人”根据“天意”而制定的规矩。即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董仲舒把“天”看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并通过对阴阳五行说的歪曲来论证他的观点，他认为天和阴阳五行说都是有道德的，而人又是天的副本，即“人付天数”。天按自己的模样塑造了人类，因此，天有什么，人就有什么，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视（醒）暝（睡觉）等，天有道德，所以人有伦理，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交感。这样封建道德被神化了，违背了封建道德也就触犯了天意，很显然，这种道德起源说是假借“神”或“天”的意志，把统治阶级的道德说教神圣化，以便欺骗、愚弄和统治被压迫阶级。
从起源角度分析国家的概念 1.xx奴隶社会——自然起源 Axx 认为“国家之立，由于人类之必有待于互助。盖吾侪固各有所需，而无不他求而自足者，此非国家所由来之唯一原因乎。”在柏拉图看来，国家的建立源于人类生活的自然需要。由于人不能独立的生存，总是对别人有所求，有所依赖，所以需要合群而组织团体，成立国家，便于互相帮助。 柏拉图用“正义”来治国，认为善才是最伟大的品质。试图通过哲学王的统治建立理想国。但是柏拉图试图在回避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在讨论国家的学说时，并没有把阶级考虑进去，对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进行了有意识的屏蔽。 我认为，柏拉图的“正义”与“善”的思想史高度的理想主义，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没有与当时的时代形成剧烈的反差。到底，柏拉图是由于残酷的奴隶压迫统治使得他想找寻美好的国家愿景，还是根本没有考虑到阶级对立的存在呢？我觉得前者的可能性较高。柏拉图处在动荡的局面，阶级矛盾的危机四伏，粗暴的统治使柏拉图产生了构建理想国的想法。 B 亚里士多德 国家是最高，最广泛的一种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目的都在于达到某些“善业”国家是社会内部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国家是为全民谋福利，实现至善至美生活的工具。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者合成，国家中不能避免这种关系，但这种统治使以被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和基础的。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国家的起源上倾向于自然产生，是人类合群性的发展而产生。这点上看，他还为深刻认识到阶级矛盾所带来的巨大动力，在奴隶主与奴隶阶级的不断对抗下也没有看到两个阶级的不可调和。亚里士多德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极力的喂统治阶级辩驳，并企图用至善来迷惑奴隶阶级，使其放弃对抗，使其接受统治。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墓石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