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问题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目前，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明显减少。而从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已十分有限；30岁以上的则占到了80%。可以说农村再无“壮劳力”可供转移了。民工荒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成趋势。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过20%。北京计划从今年7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数据显示，已经宣布上涨最低工资的11个省份平均涨幅达到17%。
另外，企业的“劳资不和谐”问题也十分突出。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员工薪资一调再调，工人每月底薪已经达2000元。而本田公司也准备把正式员工的月最低工薪从1544元上调至1910元，上调幅度达24%。相关企业的这些危机处理措施，反映了劳资矛盾已到了一定的临界位置。而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需求的上升，在拉动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这种状况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新挑战第一，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自主专利较少，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出口竞争力。而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以后，传统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出口面临下降。第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货币政策面临收紧压力。劳动力价格上升，将推高我国通胀。“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随着低端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农民工工资显著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压力有可能逐步传导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体工资水平上行，并将带动核心CPI稳步上涨。
一直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由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这一次，即使忽略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原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将推动物价水平提升。而反观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二者均出现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高通胀和高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
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在增强，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着收紧的压力。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日本自1960年代经历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工资水平迅速上涨，通胀压力使得日本政府采取了偏紧的货币政策。无独有偶，韩国在1970年代末经过“刘易斯拐点”后，货币政策也出现紧缩。由此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应时刻保持警觉，以防止“刘易斯拐点”后，出现较大的通胀压力。
第三，企业运营成本加大，利润率降低。
“刘易斯拐点”出现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形成了激烈的就业竞争，劳动力价格较低，“利润侵蚀工资”现象普遍。而追求高额利润率，更使得企业投资行为不断扩张，这是投资速度逐年加大的主要原因。“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利润率降低，将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行为。
现在，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凸显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造成全面影响。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有望刺激国内消费、制造业让步服务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促进产业链提升、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并且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削弱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竞争力、通胀压力增强、低附加值公司利润率下降，等等。总之，工资的上涨暗示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重要转折，整体来看利大于弊。而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对比研究发现，工资的增长并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
摘要:随着农业的发展,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使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这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城乡关系的重要方面。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
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
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
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
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
[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
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策略
农业剩余劳动力一般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季节性剩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可供给量之间在不同季节里出现不均衡状态；(2)常年性剩余。在全年中的任何季节里，劳动力的可供给量都大于需求量；(3)潜在性剩余。主要对劳动时间的利用率过低，隐藏着多余劳动力。(4)结构性剩余。某一产业部门、某一技术类别的劳动力出现剩余，而其他类别和技术级别的劳动力相对不足。我国目前主要是常年性剩余和结构性剩余。按照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其中以70%的农业劳动力粗略估算，66%的利用率意味着我国目前存着近1.2亿的过剩农业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策略1、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各级政府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投向农村农户。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升级，首要应大力加强对农村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培训工作。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培训一批符合市场需求的具备专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并对农村农民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就业指导，突出实用性有效性，为农村就业创造条件。提高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积极引导农民种植产量高、经济效益乐观的优良品种作物，组织科技人员下村、下地进行亲自指导，使得让农民在种植过程中掌握科学技术，提高自身技能，不断累积经验。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多种就业机会。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既解决部分地区青壮年因过多转移而带来的遗留问题，同时也解决农业生产经营劳力不足的现象。由已经逐步融入人们生活的新兴社区服务业入手，如家政服务、农家乐休闲、家庭式保姆、利用当地优势搞庭院经济等等，安置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加强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引导，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做到农业生产经营与挣钱两不误。
3、实行农业多种经营，加大市场需求力度。一方面根据政府各部门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应做好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业务培训、、岗前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加大二、三产业发展，发挥本地优势，提高地方经济的吸纳能力，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推进乡镇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实现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转移。
4、改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有关部门应加大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机制，最大限度地争取省、地政策支持，有效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服务，消除城乡劳动力各种不平等的政策，尽可能使农村劳动力在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上与城市劳动力相对平等，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5、依靠政府参与并加大组织劳务输出的力度。日益扩大的打工队伍及激烈的竞争，对劳动力的要求和市场需求也逐步提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参与组织劳务输出的力度：一是实行外部转移，对外出民工进行较系统的技能培训，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建立完善的信息网络，培育中介机构，拓展境内外劳务输出渠道；二是更好的利用内部吸引，鼓励发展密集型产业，帮助农民在近处打工，实现离土不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