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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文宣帝高洋是怎样的人历史如何评价高洋
文宣帝高洋(526 年—559 年11 月25 日)，字子进，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固阳)人，因生于晋阳，一名晋阳乐。南北朝时期北齐政权的开国皇帝。他是东魏权臣、
北齐神武皇帝高欢次子，文襄帝高澄同母弟，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同母兄，母亲
为娄昭君[1] 。出生时有异兆，体貌丑恶不堪，为其母所讨厌。幼时其貌不扬，沉默寡言，看似痴傻，其实大智若愚，聪慧过人，又明静英达，深沉有大度，虽常被兄弟玩
弄和欺负，但其才能甚得父亲欣赏。
武定八年(550 年)，高洋迫东魏孝静帝禅位，遂登基称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位期间，重用汉族官僚杨愔等人，删削律令，并省州郡县，减少冗官，严禁贪污，
注意肃清吏治;前后筑北齐长城四千里，置边镇二十五所，屡次打败柔然、突厥、契
丹，出击萧齐，拓地至淮南。后期以功业自矜，纵欲酗酒，残暴滥杀，大兴土木，赏
费无度，遂国势转衰。天保十年(559)病死，终年三十一岁(一说三十四岁)，庙号显
祖，谥号文宣皇帝。
历史如何评价高洋
高欢：“此儿意识过吾。”
宇文泰：“高欢不死矣。”
娄太后：“汝父如龙，兄如虎，扰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
之事乎。”
高澄：“此人亦得富贵，相法亦何由可解。”
李百药《北齐书》：①“帝少有大度，志识沉敏，外柔内刚，果敢能断。雅好吏事，
测始知终，理剧处繁，终日不倦。初践大位，留心政术，以法驭下，公道为先。或有
违犯宪章，虽密戚旧勋，必无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肃。至于军国几策，独决怀
抱，规模宏远，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诸夷未宾，修缮甲兵，简练士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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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浅论司马迁的历史写作方法 中国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具有强大的史学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诸如《春秋》、《尚书》、《国语》、《世本》等史学著作，这些历史著作，或以国为别，或以年为纪，或如《世本》仅录黄帝以来至春秋帝王公卿士大夫之世系，不得不说皆是零散破碎的历史著作，且尚无一套完整的历史写作方法，体例上也无一定之规。至于诸子百家的著作，有汉代经学家以为亦属史书，现在看来不过是诸子为了论证个人观点而援引的例证，虽有一定史学价值，但并非专门历史著作。而对历史有了专门记述和研究方法的，则是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因此司马迁有着很深厚的史学基础和家学渊源。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及道论的史家，尤为推崇道家学说。也因此，司马迁受其父影响，理论基础虽兼采百家，但以道家为重。他在《自序》中引用其父《论六家要指》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而说到道家时，则多溢美之词：“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其学术思想。也难怪班固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了。 另外，司马迁早年游历名山大川，参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也为其《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体例上看，《史记》用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体裁，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书写历史，即是所谓的纪传体的体例。司马迁的最大功绩，也在于这种崭新历史写作方法的创立。 然而，纪传体的历史写作方法，以今天通史写作的标准来看，着实割裂了各历史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缺少史实的联系，而将历史看做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家史。纪传体天然有助于研究个体命运，而缺乏对于大历史的`关照，因此也难以从中找寻到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认识。而《史记》所着重记录的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不得不说，这种体例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纪传体的开创，无疑是天才创举。 但是，正因为体例的缺陷，才更凸显出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史记》游离于帝王家史之上，不在意个人琐事而重视
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的认识 任大卫 历史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长青的学问。历史学之所以长青，固然以其深厚扎实的学科底蕴为基础，但不断创新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给学科注入的持续活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历史学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探讨历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新成果不断涌现。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关于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等，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离开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论的解说，史学理论将无从谈起。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步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史学意识产生了.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史书的表述,史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 书的内容与形式,史学的性质与作用,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自身修养的认识,史家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 方面都进行了探索,使之不断丰富与发展起来《周礼》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里的“官书”虽非专指史籍，但必然包括历史文献、历史记载在内，正如柳诒徵所说的：“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从“赞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史学，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辅助政务的宗旨，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生俱来的重要特点。而春秋时楚庄王的大夫申叔时论教育太子事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即已包含了十分明确的以史鉴戒和以史教化的思想，并提出了史书有着“耸善抑恶”的作用。以史为鉴戒，就是要根据史书对善人善事的褒扬，对恶人恶事的贬斥而加强道德修养和行为的规范；或者是从历史记载中吸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制定和修正政治举措。唐太宗所谓“将欲览前代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即为此意。读史、习史吸取鉴戒的观念，成为古代公认的思想准则，在史学和政治上均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修订的《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私家修成的史籍。私家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史家著史以用世的主体意识得到充分的发扬。《左传》明确地指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随着孔子的圣化和《春秋》被奉为经典，惩恶劝善的宗旨成为史学理论中不可置疑的原则。唐代刘知几指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这里，史家和史学已不仅仅向政界和社会提供鉴戒素材，而是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指导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史教化的观念是以史鉴戒和以史惩劝的延伸，教化的内容大体不出鉴戒和惩劝的范围。但教化宗旨的实施则有着新的特点，一般是由史家与统治者联手，自觉地将教化用意熔铸于史著之中，最终达到辅治的目的。教化的对象也突破了申叔时那样专指太子等一类人物的狭窄范围，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如唐玄宗接受裴光庭编修《续春秋传》的提议，即将“正人伦而美教化”作为宗旨，明宪宗认为史书“劝于为善，惩于为
《史记》所有“太史公曰”——司马迁评论部分十二本纪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 ——《五帝本纪》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夏本纪》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殷本纪》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周本纪》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秦本纪》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闲微散。至 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 纵欲，养育宗亲. 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 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 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 小人乘非位，莫 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闲，竟诛猾臣，为君讨贼. 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 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司马迁汉代史学 汉代经文的大同路线，三代历史经验的辩证综合，形成关于中国制度 孔子理想在新时代的重构，好的政府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革命+井田+封禅+擗踊（天子临雍讲学）+灵堂（天子来咨询三老）……（6项） 国子监和孔庙配合——中国制度的形式，董仲舒“小康”的实现，而不是“大同”，失去了民主议政的含义 对汉代思想的发明，古人在小康之时中，不能自觉大同的理想。 司马迁的史学——史官设计，但汉代前没出现独立的史学，以前是放在目录学，编目分类规到系统中去，对社会、政治、人事的理解来分类，一般按六义（六经）。司马迁的史记算在春秋这类理解，六经皆史，史也是经，春秋经的地位。 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精神上是继承孔子作春秋，形式上是对六艺的整理，熔铸六经成就了纪传体的体裁。 Eg本纪——编年体（春秋一体的特点）； 列传——第一篇伯夷叔齐（隐士）show讲我的列传精神，看待历史人物中寄托理想，历史对人的看法不是说功业大小，而是寄托的人格精神，只要有精神就可以成为人物，应该表彰历史中被湮没的精神，多元化的。坚持自己选择和认定的价值观的态度，可能不会富贵显达，但对于历史是会有贡献的。 世家 表——把复杂的人物、时间、大事……做成表来说清楚，年表…体裁的创制 书——历代创制的整理编排（描述制度变化能看到历史变化的重大环节） 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通”的概念很重要，中国人讲历史一定要贯通的讲。中国史学的追求。和周易历史观有关。“往来不穷谓之通”，遇到困境挑战时（穷），通过变化（变），来继续发展下去（通）。“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服务于自己历史的存在。历史意志，自己在变在成长。这也是中国文明连绵千年不断的原因，变化的主体还在，源自中国对历史的经典化，把未来历史纳入自己的体系中。 损益：制度损益的精神，承弊易变，道德敏感支撑，有清明的状态，并不是价值好制度就好，制度永远是价值的有限承载形式，要不断调整，改变，制度的有限化。历史和天道一样是自然地扭转，周而复始。（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道） 要成为人物，要坚持成为我们自己的价值，不在于是否真正的富贵显达。——看的历史长河中自己的位置，历史感是生命感的依托。断灭的世界，历史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在历史中寻找自我，列传中要书写的人物。 史学：无论是孔子作春秋，还是司马迁写史记，都是私家著述。（虽然都是国家史官，但属私家行为） 司马迁的史记是后世楷模 勾勒事情发生的原始本末，传记是人参与的，结合纪传和史料，需要自己通过人物来勾勒。
对史记的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
司马迁对人类的八大贡献 没有司马迁撰著《史记》，就没有东方文明。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早在两千多年完成的《史记》，是一部搏大精深、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魄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巨著，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史记》是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郭沫若先生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化巨匠。这里仅以他对人类的8大贡献作些介绍，以飨读者。 一、“成一家之言”的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是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世界史学史中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主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第一个字就是“究”。他是把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将史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他为撰写《史记》曾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并注重实地考察，详细勘辨真伪。所征收的古代典籍，仅标明书目的就达８０余种，还参阅了大量的宫廷档案。如关于黄帝，历代有种种子虚乌有的传闻和神话。但司马迁则以详实广博的野外考察材料为依据，力破旧说，大胆提出了黄帝是人，作出“黄帝崩，葬桥山”的新论断。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宗教、自然为一体的以人
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他另一可贵之处，是发现世界各民族的交流是一个客观事实，奉献是共同的，影响是相互的，所以，他又写了许多与汉朝帝国有关的其它地区与民族的历史。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而科学需要批判精神、实践精神和理性精神，而司马迁恰恰在三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１９５７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二、超前思维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市 场机制”的论述。首先他在《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中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和国外通商。用太史公时代的语言概括，叫做“无为而治”──用我们当代的经济学理论来类比，就是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司马迁强调国家不要过多的干预经济，让经济规律自行调节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宏观管理思想，在当时绝无实现的土壤。何况汉初“无为而治”和“与民休息”的时代早已过去。 两千年后的今天，欣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求富的义与利观念，在当前改革开放中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诸如发展生产，多种经营，广开求富之路；而后要进行教化，不做奸富之事等等，都是十分可取的。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司马迁历史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司马迁的历史观[5篇范例]》第一篇：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的历史观 ——基于《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 说到史书，《史记》不可不谓之经典。如果读史不读史记，也算枉读。因此本次读史活动，我选择史记为我研读的对象。除去表、书外，史记中12篇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30篇记载功臣诸侯等的世家，更有69篇记录形形色色人物的列传，上至君王，下至游侠，司马迁毫无偏心，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跃然纸上。气势恢弘大气，纵横一生时运笔潇洒撰写轮廓，专注一事时细致柔腻，突出细节，刻画得让人犹如亲临现场，置身当时。读之趣味横生，加之其文笔妙笔生花，史中离骚，完全不会使人倦乏。然而，最最让我感慨万千，也是我们读史最应关注和学习的，还是蕴藏其中的，史者本身的历史观。所谓读史如明镜，以古鉴今该是如此。以下本文将剖析司马迁的历史观，从而得出我们今天为何读史的结论。鉴于《史记》本身太过恢弘，我决定截取其中《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来进行分析，防止过于概括虚空。 关键词：历史观 史记 读史 一、成败观——不以成败论英雄 似乎自古以来，成王败寇的观念就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观念里。尤其作为史官，领的饭票为做事，为唱赞歌是很普遍的事情。然而，
司马迁笔下与汉朝高祖争锋的项羽却是顶天立地的形象。司马迁从未因他最终失了天下就丑化他，恰恰相反，司马迁甚至把他列入到本纪一卷中记载他的事迹。如我们所甚至，列传是记载帝王身份的事迹的。而项羽不仅争天下失败，而且在其极盛时也只是自号“西楚霸王”，并未称帝。然而位列本纪12篇之一不得不说是司马迁对于他人格力的欣赏和他抗秦促进统一功绩的认可。这就是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成败观。同样的还有陈涉世家等，司马迁不拘一格敢于突破，对于那些失败者未加轻易鄙薄，对于他们的历史功绩一一认可，把他们的历史身份拔高，表现了自己对他们的肯定，也显现出他灵活的思路，开放的胸怀，与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站在高台上俯瞰的历史心胸。 细看项羽本纪中怎样塑造了项羽的英雄形象。《项羽本纪》中最浓墨重彩的几件事迹我认为有义战斩宋义初立威信、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树立威望、垓下之围英雄末路。 义斩宋义是他初立威信第一步，惟其如此，他才做到上将军的位置，在项梁死后收复他的部队，才能不再屈居项梁从属的位置，他这一番锋芒初露精彩万分，让人为之喝彩。斩上将军宋义的前提是宋义作为上将军却不执行援赵灭秦的任务，鼠目寸光地认为作壁上观等秦军与赵军两败俱伤时收渔翁之力，并以“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来否定项羽远见秦军吞并赵军会更强大不可收拾不如现在援赵合力灭秦建议与其高瞻远瞩决策的能力。如果任由宋义旁观下去，不仅他们楚军陷于危机，而又跟从一个昏主的软弱。但项羽岂是一个甘居人下的人。夫以次将军之身，义斩上将军，收复军
关于司马迁的历史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
苏武李陵司马迁的关系与评价 西汉王朝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朝代。这一时期，形成了汉民族的主体，塑造了汉民族的精神，提升了汉民族的文化；涌现了许多民族精英和汉民族精神的代表。“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卫青，善赋多谋的司马相如、东方朔，牧羊北海不辱使命的苏武，忍辱著述史家绝唱的司马迁……。其中司马迁、苏武是体现汉民族精神的佼佼者。 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汉族，杜陵（今西安东南）人，武帝时为郎。天汉元年（前100年）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多次威胁利诱，欲使苏武投降。初时把苏武囚于地窖中，不给饮食。苏武嚼旃餐雪，数日不死。单于疑有神助，又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羝，扬言要羝羊乳子方可放其归汉。 北海之地，莽莽荒漠，人烟绝迹。苏武掘野鼠、觅草实，果腹充饥；孤身持节，与同卧起。北海的草枯了又青，青了又枯；草原的大雁南徙北返，北返南徙。年复一年，胡须、头发全白了，使者符节的旌饰脱落了，苏武笑面困境孤独，淡对官禄诱惑，持节守志十九年凛然不屈。 苏武，离开中原的土地，深入边远的匈奴。他这一走，竟有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戚，在茫茫白雪中，他是怎么度过一个又一个冰冷的夜晚？那里的北海，有着与大汉土地不一样的景色，白云和流雪将天空染成最纯净的白。这种白色，如同苏武的心一样，澄澈后的寂寞，无声的寂寞。 李陵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骑都尉，其祖父即赫赫有名的飞将军李广。公元前99年，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出征，在祁连山一带遭遇匈奴右贤王部，两军展开恶战。为缓冲李广利战场的压力，时任骑都尉的李陵主动请缨，仅以5千步卒从居延海出征，欲以牵制匈奴主力，并伺机直捣王廷。汉武帝遂予恩准，并任命成安侯韩延年为副将，一同出征。 李陵兵出居延海一个月后，便在浚稽山遭遇匈奴且鞮侯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主力。李陵沉着应战，大败匈奴，斩杀敌军数千人。且鞮侯单于大惊，慌忙调集了左右贤王二部共八万骑兵围歼汉军。在孤军深入，独立无援的情况下，李陵率部从容应对，且战且退，八天共斩杀匈奴军一万余人。在退至距边关仅百里的地方，却因叛将出卖，被匈奴重兵围困，最终全军覆没。韩延年战死，李陵兵败投降。 汉武帝听闻李陵降匈，勃然大怒，下旨将李陵三族全部诛杀。 李陵降匈后，且鞮侯单于敬其勇猛有谋，又为李广之后，遂封其为右校王，并把女儿拓跋公主嫁给了李陵。然而，李陵在匈奴的二十五年间，却始终不肯为匈奴效力，“虽受封而不领命”。他长年蛰居于贝加尔湖畔，与苏武为伴。李陵唯一一次以匈奴将领的身份带兵出征，是在公元前90年，最终却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大败而归。有人认为，这便是李陵不愿为匈奴效命的佐证。 汉昭帝即位后，曾派出使者前往匈奴斡旋，意欲召回李陵，不料却被李陵坚拒：“吾已胡服矣！……丈夫不能再辱。”最终留在了大漠。并于公元前74年病逝于匈奴，一生再无建树。 李陵的一生，堪称曲折纠结，壮怀悲烈。后人对其的评判也充满了争议。 有人认为，李陵敢率五千步卒对抗匈奴八万铁骑，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故绝非贪生怕死之徒。投降匈奴，不过为了暂时保全性命，以期有朝一日能逃出匈奴，继续为汉朝效命。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这样叙述道：“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后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李陵传》的开篇，也对李陵大加赞赏：“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 但也有后人对李陵降匈之举唾弃嗤鼻，认为李陵率5千步兵抗击八万匈奴的行为实为逞匹夫之勇，不值得同情。并提出大丈夫当以死报国，不应降敌以求苟且。其中，尤以白居易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王 萍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 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 马迁致力于 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而班固强调 洽通 的目的则在于证明 汉绍尧运 ,为现实 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 史记 的撰著;班固在 汉书 中虽对司马 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但又本于儒家之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 处,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史记 汉书 司马迁 史记 和班固 汉书 是我国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被称作汉代的双子星座。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 汉书 则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它们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在 史通 六家 中,将古今史书的体裁分为六家,其中 五曰 史记 家,六曰 汉书 家 ,并且强调, 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 。后人往往马班并列, 史 汉 并举,且考其异同,论其高下,以认识、评判这两部巨著的成就和历史地位。本文试图在前贤时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史记 、 汉书 的著述宗旨进行比较研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时代氛围等因素,一定的家庭环境、家学渊源对人的思想观念、成长道路具有巨大影响。作为知识阶层重要成员、肩负着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史官或者说史学家更是如此。郑樵有言: 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 (凌稚隆 汉书评林 汉书总评 引)关于司马迁及其家世,司马迁本人在 太史公自序 中追述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可见,司马迁先祖是世传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这成为司马迁著史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他良好的史学修养。 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道家黄老思想。他曾 学天官于唐都,受 易 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著名的 论六家要旨 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而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 其辞难知 ,却又 其实易行 ( 史记 太史公自序 )。在这里,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除此之外,司马谈还以 世典周史 的家学传统来教育司马迁,使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f958203.html,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作者：舒习龙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6期 ［收稿日期］ 2011-04- ［基金项目］ 2010年度广东省教育厅学科建设与高水平研究专项基金 ［作者简介］舒习龙(1968-),男,安徽巢湖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近现史研究。 ［摘要］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 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司马迁;史识;《史记》;编纂成就;影响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6-0070-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是指历史学家好学深思、富于学术个性、坚持独识卓见的专门 之学。它既是有造诣的历史学家的重要素质与学风,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具有 卓越的史识,才可能不受流俗干扰、不被任何利欲所动,独立地对历史作出深邃判断,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和历史编纂体系,撰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史书。历史编纂的主体是史学家,史学家的主体素养是主宰历史编纂成就的最重要因素,其中史识又是史学家主体素养中影响历史编纂成就最重要的素养。陈黻宸说:“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1］,就准确揭示了史识与历史编纂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了史识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史学漫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史家对史书体例的改造和变通,是因其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独到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认,才能在史书编纂结构和历史叙述范式上采取新的表述方法。《史记》之所以在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对《史记》及司马迁的评价 杨旦２００７０５６３０７历史１班 《史记》，一部开创性的文学著作，它开创了以纪传体写史的先河，成为２４史之首，这又是一个人屈辱奋进的结果，成就了一代史学大家司马迁，彪炳史册。《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它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叙）、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犹如一颗璀灿的明珠，犹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字和历史的长河中。后人无法超越，也无法企及。鲁迅先生就曾高度评价这样一部史学巨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这样一本书它所吸引人的地方，它独有的特色在哪？它的作者司马迁又是怎样完成这空前绝后的巨著？ 一、《史记》的特点 首先，《史记》具有深度的爱憎之情。一般史书只要求客观公地记述历史，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则不同，它往往在记叙历史人物时带着强烈的爱憎之情。如《史记》中写项羽的《项羽本纪》，他写得可以说是慷慨悲歌，荡气回肠，他对这样一种悲剧人物，充满了同情。 其次，《史记》对人物记述融入了文学手法。《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极具价值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
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及个人事迹简介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一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关于他的人物生平事迹大家了解多少呢？下面是跟大家分享的司马迁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司马迁确切的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记载。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司马错次孙)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