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
【】偷开被扣车辆后“物归原主”如何定性
来源：中国大学生网时间：2005-12-29 19:16:04
■案情
2005年3月14日，钱某以每天200元的价格向某汽车租赁公司租赁一辆价值11万余元的北京现代轿车。行驶过程中，因无驾驶证并超速行驶，被交警扣押，交警中队向钱某出具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随后，交警将轿车停放在交警大队指定的停车场内等待处理。当天上午，钱某在五金商店购买一把大力钳，晚上9时许，钱某用大力钳剪断该停车场大门链子锁，将轿车开走。第二天上午8时，钱某将轿车归还给该汽车租赁公司，并结清租赁款。数日后案发。
■分歧
1.钱某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理由是钱某在公安机关执行公务活动中，故意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采用大力钳剪锁手段将等待处理的扣押车辆开走，应当以妨害公务罪定性处罚。
2.钱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理由是钱某采用秘密窃取手段，将公安机关管理中的价值11万余元的轿车盗走，根据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钱某盗窃公共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构成盗窃罪。
■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非法秘密开走被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扣押车辆的案件经常发生，各地法院及不同的法官因对法律的理解不一，加之没有相关的统一司法解释，导致此类案件的处理结果迥异，要么不作为犯罪，要么处以重刑（大凡盗窃车辆均可以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情节）。鉴于此，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对这一类案件的定性加以详细探讨。从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此类案件主要涉及两个罪名：盗窃罪和妨害公务罪。就本案来说，笔者认为不构成犯罪。
一、本案不构成盗窃罪
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要构成盗窃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客体则是侵害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这里所说的所有权包括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各项权利：“非法占有”也不是仅指行为人取得财物的占有权，而是对所有权各项权能的整体侵犯。在民法学上，所有权是绝对权和对世权，它只能因买卖、赠与、互易、继承等法律行为而发生转移，或者因财物被有关机关依法没收而转归国家。被行政或司法机关扣押的车辆并不当然地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只是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所有权人并不因此而丧失对车辆的所有权，倘若所有权人秘密开走车辆，虽说手段不合法，但构不成对所有权的侵害。换句话说，在秘密开走被扣押车辆的大多数场合，因所有权未发生移转而不可能被侵害，难以构成盗窃罪。本文前引的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行为人秘密开回车辆以后，第二天即将车辆还给了租赁公司，证明他只是为了逃避治安处罚，为了“早点了事”，不宜认为构成盗
窃罪。但如果行为人开回车辆后将其隐藏、转移或者变卖，并且持扣押凭证向扣押机关索要车辆或者索赔，则其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意图非常明显，应以盗窃罪处罚。
具体到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即“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该条只是为了给贪污、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界定出何为“公共财产”，所列财物并不因这一规定而转移其所有权，故对盗窃罪的对象没有必要区分是否私人财产或公共财产，只要在非法占有的意图下侵害了或即将侵害财产的所有权，就可以认定构成犯罪。
二、本案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履行职责的行为，或者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即使未使用暴力、威胁的方法，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行为人秘密开走被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扣押的车辆能否构成妨害公务罪
及在何种情况下构成，相当复杂，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以下情况分别说明：（一）如果该车辆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工具或者涉及其他国家安全问题，行为人秘密将其开走，将导致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继续或者侦查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亦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其他危害，此时应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四款的规定，对行为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二）如果该车系违反交通法规、治安管理或其他行政法规而被有关行政机关扣押的，行为人秘密将其开走，如果行为人未使用暴力、威胁的
方法，且无关涉国家安全问题，就没有达到需要刑事制裁的程度，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要件，而仅仅是一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本案即属此种情形。本案行为人没有采取暴力、威胁的方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所以不构成妨害公务罪。
（三）如果该车辆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中，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扣押的，行为人秘密将其开走，可以认定为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干扰案件的侦查、起诉，最终导致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构成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四）如果该车辆为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所确定的执行对象，或依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将要被没收的对象，行为人秘密将其开走，则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定罪处罚。
应该说明的是，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妨害公务的行为，只是不限于暴力、威胁的手法及主体特殊而已。据此，笔者以为我国刑法关于妨害公务罪的设置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内涵与外延不一致，从而难以与其他众多具有妨害公务性质的犯罪形成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关系，导致适用法律时的困惑。按照《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公务”是指有关国家或集体的所有事务。可见，一切立法、司法、执法活动和所有涉及公共权力行使的活动无疑都是“公务”，阻碍这些活动的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只应看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而不应在对象上进行区分。正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走私毒品罪、走私贵重金属罪等罪的补缺拾遗条款一样，妨害
公务罪也应该是一个补缺拾遗的兜底式条款。笔者对刑法分则中具有妨害公务性质的犯罪作了一番考察，认为妨害公务罪可作为除以下刑法已作出明确规定的犯罪之外的、具有妨害公务性质之行为的兜底条款：1.所有的妨害司法罪；2.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3.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4.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5.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阻碍军事行动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等。
聚众斗殴中致被害人跳水逃避而溺死的行为定性
作者：余剑发布时间：《人民法院报》2009-03-25 08:04:53
【案情】2006年4月11日晚8时许，胡某、钱某与魏某等人在回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暂住处途中，与邢某（在逃）因琐事发生争执。邢某回其打工的某乐器公司后告诉同在该公司打工的老乡田某（在逃），田即通过魏某打电话联系胡某，双方约定通过打群架的方式解决纠纷。当晚10时许，田某纠集了彭晓某等老乡共30余人，胡某、钱某也纠集了何某等10余人，双方均持铁棒等凶器至斗殴地点。胡某一方见对方人多，遂逃离现场，田某一方即追赶。田某、邢某及彭晓某、彭某、向某等人追赶上何某，田某等人对何某进行殴打，何某被迫跳入路边池塘。田某、彭晓某等即在池塘边捡起石块向池塘内冒出头的何某投掷，使何的头部不能浮出水面，致何某因溺水死亡。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彭晓某、彭某、向某应当如何定罪，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害人在聚众斗殴中遭到追赶、殴打后，跳入池塘中逃生，其跳水行为系主动选择的结果，且系造成溺水死亡的直接原因；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溺水死亡结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不应对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本案应当认定为聚众斗殴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在聚众斗殴中持铁棒追赶被害人，并向跳入池塘的被害人扔掷石块，其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的行为虽造成了他人死亡的后果，但主观上对死亡后果的发生没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故意。本案应当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定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积极参加聚众斗殴，追赶被害人及向被迫跳入池塘的被害人投掷石块，其行为与被害人溺水死亡的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对该结果在主观上具有放任的间接故意。本案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评析】
笔者赞同上述第三种意见。聚众斗殴致人死亡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对于认定何种罪名，并非单纯按照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定罪，而是应当结合被告人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其罪名。
首先，被告人在田某、邢某的纠集下，积极参加聚众斗殴，并持铁棒追赶被害人，在迫使其跳入池塘逃生后，又实施了用石块朝正在池塘中游泳的被害人的头部扔掷的行为。
其次，被告人前述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本案定性产生争议的关键点之一在于，如何看待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客观方面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客观联系，包括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在偶然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应当对介入因素是否足以中断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在介入因素是被害人的行为的时候，应当看该被害人的行为是被迫的行为，还是其在能够选择的情况下的主动行为。如果在行为人的先前行为下，被害人不得已而选择躲避方式，引起危害后果，且该躲避方式并非超出常理、为普通人所不能预见的，并不中断该因果联系。
本案中，造成被害人溺水死亡的结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被害人在遭到被告人等持铁棒追赶以及田某等持铁棒殴打后，因势单力孤，不得已跳入池塘逃避；另一方面是被害人在跳入池塘后游泳逃生的过程中，遭到被告人向其投掷石块，致其头部不能浮出水面。后者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也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并不因被害人选择跳水逃避而中断。
最后，被告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主观心理态度。对于殴打他人致人逃避而跳水的，行为人主观上一般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但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杀害他人的直接或者间接故意，则还要综合具体案情
进行综合判断：如果行为人在被害人跳水后即离开的，一般除非行为人明知该被害人不会游泳或者行为人明知该被害人跳入的水域是非常凶
险难以生还的，不能认为行为人具有主观上明知会发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直接追求或者放任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如果行为人在被害人跳水后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实施危害行为，如用石块、竹篙等打击在水中的被害人，或者看着被害人在水中呼救而不予救助，或守在岸边不允许他人救助，或不允许被害人从水中上岸等，则可以视情认定被告人具有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或间接故意。
本案被告人在被害人跳入池塘后，均目睹被害人正在游泳逃生，还用石块等向正在游泳的被害人扔掷，使其头部不能浮出水面。对可能由此造成被害人溺水死亡，被告人应该是明知的。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节妨害司法罪
【】帮助犯罪嫌疑人抛尸灭迹——
应定帮助毁灭证据罪还是包庇罪
作者：张燕宁发布时间：2003-12-01 07:58:32
■案情
甲因与其丈夫发生争执将丈夫杀死，与甲一同居住的妹妹乙和妹夫丙碍于亲情，帮助甲抛尸入井，并清理杀人现场。之后，３人各自逃离现场。案件告破之后，乙和丙被公诉机关指控犯帮助毁灭证据罪。
■分歧
在审理期间，对于乙和丙帮助甲抛尸入井并清理杀人现场的行为如何定罪产生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帮助毁灭证据罪应当是指发生在诉讼活动过程中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罪证的犯罪行为。但乙和丙的行为却是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而包庇罪的客观表现方式包括帮助犯罪的人毁灭、隐匿、伪造罪证，因此，乙和丙的行为应当构成包庇罪；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帮助毁灭证据罪不应仅仅限于发生在诉讼活动过程中，而且包庇罪中“作假证明”包庇并不应当包括帮助犯罪嫌疑人抛尸灭迹、毁灭罪证的行为，因此，乙和丙的行为应当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１．帮助毁灭证据罪不应当仅仅发生于诉讼过程之中，也可以发生在提起诉讼之前。与伪证罪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不同，刑法相关条款并无明文规定帮助毁灭证据罪应是发生在诉讼活动过程中。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不仅包括被告人，而且包括犯罪嫌疑人。因此，帮助毁灭证据罪不仅包括在诉讼活动中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犯罪行为，也应当包括在提起诉讼之前的帮助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的犯罪行为。
２．帮助毁灭证据罪不只是为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提供工具和创造条件，还包括协助当事人一同毁灭、伪造证据。有一种意见认为，帮助毁灭证据罪的帮助行为只是指为当事人毁灭证据提供工具和创造条件，而
不包括直接参与毁灭、伪造证据。笔者认为，对于帮助毁灭证据罪中的帮助行为如此理解过于狭窄，有悖于立法原意。帮助毁灭证据罪中的“帮助”二字，是为了界定犯罪主体身份，以区别于当事人本人的毁灭证据行为。毁灭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其本意是藉此逃避罪责，而对于帮助者而言，可以出于各种目的，或者为利益、或者为亲情、或者被胁迫，但都只是作为与犯罪本身无直接关系的人帮助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其参与毁灭证据，无论是提供工具、制造条件，还是亲自参与共同毁灭、伪造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本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而言，都是一种帮助行为。
３．包庇罪不应包括帮助犯罪的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的规定，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对于“作假证明”是否包括帮助犯罪的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对于“作假证明”的理解不应作扩大解释，对采用“作假证明”以外的其他方法实施包庇行为的，不能以包庇罪论处；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有所疏漏，为了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可以在不违背立法原意的前提下，对“作假证明”作扩张解释，否则，将可能放纵本应以包庇罪制裁的犯罪分子。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作假证明”应当严格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而不能任意扩大解释。
【】包庇罪与帮助毁灭证据罪的界限
作者：郇习顶王宏发布时间：2007-06-19 08:07:31
■案情
被告人杨树林与被告人马霞有不正当性关系，为此马霞与丈夫于建华关系不和，经常争吵打骂。2006年2月2日晚，马霞打电话给杨树林，称于建华要到其上班的工厂里吵架，让杨树林到工厂来。杨树林接电话后即前往该工厂，因没有找到马霞遂返回自己家中。当晚22时许，于建华从工厂接到马霞一起回家，在经过屯天河村时（距离杨树林家几十米远），于建华和马霞发生吵打。杨树林闻声到达现场，见于建华打骂马霞，即生杀人歹念，用事先准备的打气筒空心铁管砸于建华的头部，将于建华的头盔打落。后杨树林和于建华扭打至路旁的排水沟里，杨树林骑在于建华身上，继续用空心铁管连续打击于建华的头、面部，导致于建华深度昏迷。马霞虽然在场，但没有动手打于建华。杨树林、马霞以为于建华已经死亡，即商议抛尸事宜。杨树林找来拖车和马霞一起将于建华置于拖车上，盖上蚊帐布，拖至通州市与如东县的界河桥，将于建华绑在摩托车上抛入河中。杨树林和马霞又清洗了现场的血迹。经法医鉴定，于建华系严重颅脑损伤后溺水死亡。杨树林作案后，将杀害于建华的事实告诉了其妻李二，李二按照杨树林的指使清洗血衣，将杨树林作案时穿的鞋子藏入箱中。案发后，公安人员向马霞、李二了解案情时，马霞作虚假证明，李二供认犯罪事实。
■分歧
本案对被告人马霞的行为是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还是包庇罪存在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1979年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窝藏或者作假证明包庇其他犯罪分子的，应以包庇罪定罪处罚；而1997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将行为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
的行为单列出来，另行规定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因此，1997年刑法规定的包庇罪的客观行为只限于“作假证明包庇的行为”。根据案情，马霞的行为应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第二种意见认为，对于行为人实施的帮助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过去的司法实践一直以包庇罪定罪处罚。自1997年刑法增设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之后，如果行为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而没有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的，应当以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又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的，应以包庇罪定罪处罚。据此马霞的行为构成包庇罪。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马霞的行为构成包庇罪。
本案主要涉及包庇罪与帮助毁灭证据罪的界限问题。1997年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客观行为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且情节严重。所谓毁灭证据是指使证据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证据的作用。如烧毁足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物证，清除犯罪现场的痕迹等。所谓伪造证据是指制造虚假的证据，如制造虚假的书证、物证或者视听资料等。现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的包庇罪，客观行为表现为作假证明包庇犯罪人。作假证明包庇犯罪人，主要是通过伪造、变造证据、隐藏证据、毁灭证据的方式。包括制造虚假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伪造犯罪现场等。可见，包庇罪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相同，在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也存在着相互包容、交叉的关系。但是，两者的区别也很
明显。首先，两者包庇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前者仅指“犯罪的人”；后者则为“当事人”，既包括刑事案件的自诉人、被告人、被害人、也包括民事、行政案件的原告、被告、第三人，范围更宽；第二，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前者表现为犯罪人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帮助其逃逸或者作假证明的行为；后者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或者伪造证据，且情节严重的行为。第三，社会危害程度不同。实施包庇罪的行为人一般系在公安司法机关未侦破案件、未发现、未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下，向公安司法机关作假证明，扰乱司法工作的正常进行，可能导致错失案件的侦破时机，扰乱侦查方向，影响证据的收集，可能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继续危害社会，无辜者遭受不白之冤，社会危害程度与仅仅针对证据实施的毁灭、伪造行为更为严重，因此刑法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如果行为人同样是采取帮助当事人（被告人）毁灭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两罪的关键，就在于行为人是否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即如果行为人帮助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并且作假证明包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则构成包庇罪；如果行为人以毁灭、伪造证据方式帮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追究，情节严重的，但没有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则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
本案中，被告人马霞为帮助杨树林逃避司法机关的追究，帮助杨树林抛弃被害人于建华尸体后，清洗现场的血迹，其行为系在帮助杨树林毁灭证据。当公安人员找马霞了解案情时，马霞又作了假证明。从马霞实施的行为整体看，马霞自始至终均是在帮助杨树林逃避法律追究，包庇重大犯罪分子，严重侵害了国家正常的司法活动，其行为应认定为包庇罪。
从刑法的基本原理看，马霞为帮助杨树林逃避法律追究，先后实施了将被害人于建华抛入河中、清洗打斗现场的血迹，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构成要件，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同时马霞又向公安机关作假证明其行为又符合刑法第三百条一十规定的包庇罪的构成要件，法定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包庇罪的法定刑明显高于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法定刑。依据刑罚论对吸收犯的处罚原理，对马霞应择一重罪处罚即其行为应认定为包庇罪。另外，本案已有的证据证实，杨树林杀害于建华、清洗现场之后，告诉李二，自己杀害了于建华，并且抛尸河中，指使李二帮助清洗衣服、鞋子。李二清洗血衣、隐藏杨树林作案时所穿的鞋子，希望以此达到帮助杨树林逃避刑事处罚的目的。当公安机关找李二了解案情时，李二如实供认了帮助杨树林清洗血衣、隐藏杨树林作案时所穿鞋子的犯罪事实。其行为符合帮助毁灭证据罪的构成要件。
综上，笔者认为，被告人马霞的行为构成包庇罪，被告人李二的行为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员工汇钱给在逃老板是否构成窝藏罪？
——关键看员工是否“明知”
时间:2008年06月01日07时34分作者: 余惠璇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案情
２００４年４月间，肖某购得一处滑石土矿山，雇吴某经营管理。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３日，肖某等人聚众与张某等人殴斗，嗣后，肖某先后逃往外地躲藏。９月初，肖某打电话让吴某汇款给他，吴某从矿山的账户中支出５０００元汇给肖某。同年１０月２１日，肖某在深圳归案。法院以非法采矿罪、聚众斗殴罪判处肖某有期徒刑十三年。
■分歧
对于吴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窝藏罪，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肖某是老板，吴某是他的员工。吴某作为经营管理者和财务人员，有义务给老板汇款，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况且，吴某给老板提供的资金是属于老板所有的，而非提供资金帮助老板逃匿。因此，吴某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并不明知肖某是犯罪的人，只知道肖某参与打架斗殴，因此，不能认定吴某主观上明知肖某是犯罪的人，而窝藏罪主观上必须“明知是犯罪的人”，故吴某的行为不符合窝藏的主观要件，不构成窝藏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吴某明知肖某聚众与人殴斗，仍提供财物，帮助肖某逃匿，其行为构成窝藏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
一、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构成窝藏罪。这里的“财物”，是指具有一定价值的钱财和物资。由此可见，刑法并未将“为犯罪的人提供犯罪人本人财物”的行
为排除在窝藏行为外。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财物，帮助逃匿的，不论是窝藏者的财物、犯罪嫌疑人的财物、抑或是他人财物，均构成窝藏罪。并且，从窝藏罪的本质特征看，窝藏者所提供的财物的属性，不影响窝藏罪的认定。主要看窝藏行为是否使“司法机关不能或者难以发现犯罪的人”，这是认定窝藏罪的关键。吴某提供给肖某的资金虽然不是本人的资金，是肖某的矿山的收入，但最终造成了肖某在逃跑途中不为生活所困继续躲藏一个多月和公安机关难以
将其缉拿归案的严重后果，妨碍了公安机关的正常活动。
二、窝藏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予以窝藏，明知发生妨害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追诉和刑罚执行活动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目的是使其逃避法律制裁。成立本罪的前提是“明知是犯罪的人”。
那么，“犯罪的人”如何认定？实践中，对此多采“结果说”，即明知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达到犯罪程度，予以窝藏包庇。从结果来判定，对于那些常见的犯罪如杀人、抢劫、盗窃、伤害等尤其适用，因为，常见犯罪的构罪标准是一般人能够认知的。事实上，窝藏罪指向的“犯罪的人”不仅指已决犯，更多的是指未决犯，本案例所指的肖某即是后者。如果仅仅因为行为人知道对方违法，就认定其“明知”对方“犯罪”，这与罪刑法定的原理相违背。毕竟，未经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性质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实践中，应掌握只要明知参与了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且司法机关正对其资助对象进行追究，就应认定为“明知”是犯罪的人。
三、从轻情节。由于肖某是矿山的老板，吴某作为雇员应老板的要求给其汇款，具有“拿人工资给人做事”的不得已苦衷和无奈的因素，因此，应认定其主观恶性较小，情节相对较轻，可考虑在对其定罪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作者单位：福建省尤溪县检察院）
【】收购窃取的借条该如何定性
■案情
2005年2月1日，安某潜入李某家行窃，找遍整个屋子也没有找到现金，但是发现一张借条“今借到李某15万元用于做生意，2005年2月10日前偿还。王某”。安某遂将借条拿走。后安某经多方打听找到借款人王某并许诺如果王某支付3万元，安某便将借条交给王某。王某再三考虑后将3万元钱交安某并将借条拿回。请分析王某收购借条的行为性质。
■分歧
对于王某收购借条的行为性质，实践中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是不当得利的民事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李某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向王某主张权利。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收购借条的行为应当构成收购赃物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收购借条的行为构成毁灭证据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王某收购借条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评析
一、盗窃借条的法律效果
1、盗窃借条是否必然引起债的消灭？借条是借款法律关系发生的凭证。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债的关系发生争执时，借条就是确定债的关系存在的根本性证据。但是在实践中，债权人通过私力方式主张债权时并不要求每次都出示借条，更多的情况下债务人将债务清偿完毕后才要求债权人将借条交债务人。因此，借条被盗窃的债权人仍然可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并不会引起债的关系消灭。但是借条被盗确可以引起债权人举证功能减弱。
2、盗窃借条是否必然引起胜诉权消灭？在借款诉讼中，借条是最关键的证据，但是它也并不是无可辩驳的、不可推翻的、无以取代的证据。在诉讼实践中，只要有证据证实借条是受胁迫订下的，人民法院依然可以否定借条的真实性。同样的道理，在借条因种种原因不在债权人手中时，债权人依然可以采取别的技术手段证明债的关系存在并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当然这些技术手段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有时采取这些技术手段并不凑效，但是在这一定条件下仍然可以采取技术手段来弥补。比如在债务与债权人之间真诚互信的基础上，债务人承认债的关系存在；在债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债权人向债务发债的关系非常明确的催款通知书，让债务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确认债的关系；在债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债权人在公证员的公证下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债务人追偿债务，将债务人承诺债的关系存在的表示保全下来。因此，借条被盗窃并不必然引起债权人的胜诉权消灭。
3、盗窃借条引起的法律效果。借条本身是一个借款合同，而合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相对性。行窃人盗取他人借条并不能凭借条向债务
人依法主张权利。因此，盗窃者本人并不能获取其中的利益，只是可能使债权人的主张债权带来困难或者主张不能，对债权人产生不利。
二、低价收购自己的借条与一般购赃行为的区别
安某从李某家窃取借条并对李某产生不利的影响，为安某凭借条获取利益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因此，窃取的借条在刑法意义上应当属于赃物。那么王某低价收购安某窃取的借条与一般购赃行为有没有区别呢？笔
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一）购买的目的不同。收购赃物罪中的收购赃物是指为自己或者他人使用而不购买；而王某购买安某窃取的借条是为了减轻、免除自己对李某的债务而购买，即非法占有李某的财产，并不是为了使用而不购买。（二）侵犯的客体不同。收购赃物罪侵犯的客体是侵犯国家追究刑事犯罪分子的司法权正常行使，王某低价收购安某窃取的借条的行为侵犯的是双重客体，一是侵犯了国家追究刑事犯罪分子的司法权的正常行使，二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
（三）犯罪主体不同。购赃罪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可以是任何人购赃；而收购安某窃取的借条的主体只能是特定的，即只能是债务人王某及与王某有某种利害关系的人。
三、王某低价收购借条的行为如何定性？
（一）王某低价收购借条的行为不构成毁灭证据罪。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毁灭证据的犯罪只有两种，一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罪，另一种是帮助毁灭证据罪。第一个罪名的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王某低价收购借条的行为主体不同；第二个罪名帮助毁灭证据是指帮
助当事人毁灭证据，而王某低价收购借条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行为。此外，这两个罪名都是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而王某收购借条上的行为没有发生在诉讼过程中。因此王某低价购借条的行为不构成毁灭证据罪。（二）王某低价收购借条的行为是想象竞合犯。
1、王某低价购买借条的行为符合购赃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王某明知借条系安某盗窃所得的物品而加以购买，符合《刑法》第312条的规定，构成购买赃物罪。
2、王某低价购买借条的行为符合侵犯财产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王某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采取了抢劫、盗窃、抢夺、诈骗以外的以低价买回向李某借款15万元凭证的方法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符合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类罪名的构成要件。而在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第263条至第276 条的14个条文中规定了12个罪名，即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因安某与王某事前无通谋，因此，王某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盗窃罪共犯；又因王某在低价收购借条时没有采取暴力手段，因此王某的行为也不构成抢劫罪；类似的理由，王某的行为也不构成诈骗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那么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占罪呢？
笔者认为，王某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低价收购借条，使李某受到损害而自己获得利益，王某免除12万元债务属于不当得利。基于不当得利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