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下）
80 年代是中国思想学术界改革开放、恢复发展的重要
时期。在对以往的史学研究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突破口:一是重新思考阶级问题, 其结果是突破了阶级
分析是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惟一方法的僵化观念, 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扩大到了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 并开始关注中外历史的比较, 这有利于对西方理论如何适应于中国本土历史研究进行思考。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新认识, 其结果是学者们一致认为, 过去几十年里, 史学
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教条化的理解和诠释, 历史研究形成了一套僵化死板的思维模式,研究领域也很狭窄, 课题
单调。要扭转弊端, 必须在新的形势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 尤其是重视中间层次的理论建设,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 并且要适应“ 当今世界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互相渗透”
这一大趋势, 借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手段来研究历史。
1986年初, 冯尔康发表《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百科知识》1 期);同年10 月, 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年会召开,这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上了复兴之路。说它是“复兴”, 原因绝不仅是由于20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史研究已有可圈可点的成果, 还在于具体的理论与实践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史传统、
与“眼光向下”的立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眼光向下”
进入80 年代以后, 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出于对5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种种弊端的全面反思、出于拓宽史学研究领域的这种问题意识而进行的一场对史学的结构性调整, 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
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 关注普通
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同时,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社会史认识的主流, 在于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研究对象应该限定在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不同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等等方面。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与第一次社会史研究高潮比较,
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都非常积
极地有意识地进行社会史的理论探讨, 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差不多同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在80 年代中后期, 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 而大部分学者所持的是专史说,即认为社
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是专门史, 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 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 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 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
相比起专史说而言, 少数持“通史说” 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其实以往论者把二人的说法归结为“通史说” 多少属于误读, 因为与其说他们是主张社会史即通史, 不如
说他们在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 即通史应“反映一个
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 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前者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在纵论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过程中, 便融进了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说明;后者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一书, 则分为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8 章。由是可知, 他们其实是在讨论通史编纂的问题, 而主要不是社会史的概念问题。
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 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这也可包括在前两者内）、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
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宏观和抽象的研究范畴, 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 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 这也是社会史
为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贡献。其中
通史性著作有龚书铎总主编, 曹文柱、朱汉国副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 卷(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断代通史著作则有李泉、王云、江心力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张研的《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及陈旭麓、张静如前引书。此外, 还有一批相当有水平的断代史或专门史著作, 虽未自诩为社会史研究, 没有按照某些社会学概念分类, 但实际上论及的内容却也与前者异曲同工, 如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 1983)、李文海的论文集《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等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 这些著作实际上具有重写过去的通史或断代史的意义。
具体的研究真可谓琳琅满目。在社会生活史方面, 最有代表性的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10卷本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已经发行4 种。刘志远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的社会生活》(文物出版社, 1983)、林剑鸣主编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等书, 也都是这个领域中不可多得的好书。在社会结构研究方面, 除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外, 还有大量有关社会群体的研究, 涉及性别集团, 如妇女史;身份职业集团, 如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胥吏、幕僚、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年龄群体如老年人、儿童的历史等。
在社会惯制史方面, 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仍是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 以及建筑在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宗族制度。通论性的家庭史研究以王玉波的一系列家庭史研究著作为
代表, 其他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常建华的《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钱杭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 都是这一领域的力作。断代及地域性的家庭家族史研究如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朱凤瀚的《商周家族形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陈支平的《近500 年来福建的宗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 1991)、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等等, 可以作为此领域中的代表之作。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 2000)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数据, 对清代婚姻关系做出许多新的判断。风俗也是一种社会惯制, 对它的研究也算一个热点。徐华龙的《国风与民俗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8)、常金仓的《周代礼俗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高国藩的敦煌民俗三部曲(《敦煌民俗学》, 上海
文艺出版社, 1989;《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89;《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3), 以及廖奔的《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等, 资料均颇丰富。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民间宗教与信仰的研究、秘密宗教结社和会党的研究、商业组织的研究等领域成果叠出。如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喻松青的《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 1987)、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徐鼎新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朱英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 1993)、王日根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等,这些领域的研究论文更是引人注目。
其实本文并不试图排列许多人名、书名, 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参考文献目录, 因为这项工作已有多人做过, 读者自可参阅。有些影响较大的著作, 如葛剑雄等的6 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葛兆光的《七世
纪以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和《七至十九世
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000), 虽然有其人口史或思想史的独特领域归属, 但显然与社会史的写作方式有密切关系, 这里也不遑多论。以上所举可谓信手拈来, 不免挂一漏万, 但目的却是显示自80 年代以来中
国史学家把目光从精英和政治事件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之后的丰富成果。应该说, 这种“眼光向下” 的研究倾向是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研究旨趣的一次间断后的接续, 但不管从研究的规模, 还是从研究领域拓展的广度以及
有意识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的程度上来说, 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都是在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眼光向下” 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 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 并由此带
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 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 可能会不自
觉地带着某种优越感, “自上而下” 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这就可能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
猎奇猎艳的色彩, 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 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 似乎
持“新史学” 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 而
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
某些社会史讽刺为“ 剩余的历史” 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 。这决不是“新史学” 的初衷, 而是对“自上而下” 看历史的视角的扭曲。此外, “自上而下” 仍可以被体现为旧史学的某种特征, 正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 在中华帝国时代, 农民起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反常的现象, 因此在以政治决策和事件为主的传统史学中, 也会关注普通民众, 但却将其视为犯上的盗贼,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恰恰也是一种“自上而下” 立场的反映。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有所改善, 即在“眼光向下” 的研究视野之外, 一些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 的社会史研究, 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下而上” 看历史在中国的实践, 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 有可能避免新旧史学之间界限的模糊性。
“自下而上” :国家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
理论与实践总是在相互促动中进步的。在重新反思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的过程中, 自80 年代末90年代以来, 一些学者对社会史有了新的认识, 出现了仍旧基于学科定位考虑的新学科、综合学科说, 和否认社会史为历史学分支的方法说和范式说。这些说法的出现既可以说是对以前看法的挑战, 也可以说是关于社会史理论认识的深化,表明了社会史研究界的学术多元化格局。新学科、综合学科说开始出现于80年代末, 如王家范就因为“不赞成目前认为
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 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 而提出自己对社会史的理解:“说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
史学联姻而诞生的婴儿, 虽然未必完全贴切, 但也不算离谱。依据‘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现代思维方式, 它只能被确认为
一门新学科, 而不再归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集中反映这一派观点的还有由龚书铎任主编, 曹文柱、朱汉国任副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 编著者大量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史, 认为“社会史虽然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显然他们对社会史的认识是在吸收专史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 是在保证社会史的历史分支学科地位的前提下承认社会史兼具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特点。新方法、新视野和新研究范式说出现在90年代以后, 其中赵世瑜在90 年代初就提出, “社会史根本不
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 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两年后常宗虎又在全盘否定社会史的学科化努力之后, 提出社会史只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 主要是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以及新史料、新手段和技术的运用。此后, 由于坚持“分支说” 的学者在许多文章中对“非分支说” 的理解有误, 赵世瑜便将有关想法系统成文,提出“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
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 一个取代传统史
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这种观点将社会史研究提高到取
代政治史旧范式的新范式的地位, 试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史在20 世纪初的起源。持这派观点的学者应打破研究领域的局限, 使得任何史学课题在新的研究范式的观照下, 都
可以被做成社会史研究的作品。
与这种看法合拍的恰恰是“自下而上” 看历史, 因为正是后者不避讳研究政治、研究事件、研究精英。我们必须感激近年来许多国外汉学著作的翻译出版, 感谢主持者的努力和江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者的支持, 使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被人们视为社会史著作的书, 实际上不只是“眼光向下”的, 比如杜赞
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孔飞力的《叫魂》、艾尔曼的《经学、政治与宗族》等等。“自下而上”(bottom up)看历史, 更强调一种立场的调整。当然, 如果没有“自上而下” , 对“ 下”
就没有丝毫了解, 因此“自下而上” 是建立在“自上而下”
的基础上的。按霍布斯鲍姆的说法, “自下而上的历
史”(history from below)亦可称之为“草根史学” (grassroots history), 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
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 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 审视帝王将相, 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如果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种种重大事件和制度, 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 甚至可能有很大的
不同。因此, “自下而上”看历史, 是历史编纂学上的一个阶段
性的进步, 西方史学近年来的所谓“政治史的复兴”就是明显的表现。
对于这些学者来说, 研究的问题意识改变了, 一些理论假设也改变了。比如过去强调下层社会史的时候, 背后的理论预设实际是精英/民众、大传统/小传统、国家/社会等鲜明的二元对立;现在则是把握二者的关系, 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构一个地方社会, 如何共享一种文化。因此, 在90 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 就出现了新的研究取向, 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它们不仅是研究课题或对象的问题, 而且是方法论的问题, 它们都集中反映了“自下而上” 的研究视野。同时, 正是由于它们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学者理解中国社—历史的新思路,使社会史开始成为多学科协同用力的领域。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80 年代以来, 思想文化界开始解冻, 各省市纷纷成立或重建社会科学院, 并成立历史研究所, 主要研究本地区的历史, 地方史研究开始复兴, 新的地方史志的编撰工作也纷纷展开。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区域史并不等同于分门别类地叙述一地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的地方史, 因为“区域史属社会史的分支”, 也就是说, 区域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中国幅员辽阔, 地区性差异大, 因而把中国的
历史变迁置于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是最切实可行和可将研
究引向深入的方法;同时, 整体社会史的研究最可能的是在
特定区域内进行尝试, 也就是说, 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
为一个整体, 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 这既是一种整体
社会史在特定区域内的研究尝试, 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90年代以前, 以傅衣凌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工作者比
较关注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对福建、徽州及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史多有探讨, 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问题。当时国家制定的“六五”、“七五”社会科学规划中, 都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重点方向。但在90 年代以来, 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
研究的重点。“八五”期间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的区域研究已
由社会经济史向社会史转移, 重要的项目有华北和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 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是明显的。“九五”规划更把区域社会比较作为课题指南的重点, 是典型的区域社会史题目。中国社会史学会1994 年西安年会和1996 年的重庆年会都将区域社会及其比较研究作为会议主题, 1998年的苏州年会的谈论主题也涉及社区问题, 这些都可表明社会史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
我们认为, 90 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 研究的地域范围也就不再仅
仅局限于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个别区域, 而是把研究目光投放到各级地区, 大到包括若干省市的区域和省市, 小到一个镇、一个县、一个乡、一个村落, 研究范围的扩大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整体地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
二是注重地域社会的“整体的历史”, 即全方位地立体地考察地域社会, 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等方面, 力图展现出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 并且
在历时性的研究中, 加入其他社会科学, 如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注重结构与功能的共时性的分析,这对于向整体社会史方向的迈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此认识基础上, 学术界产生了相当一批区域史研究成果,
如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 1998)系统描述了1840 年以后的华北乡村社会的主要方面。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 1996)研究了明清徽商的土著化过程与盐业城镇的发展, 以
及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魏宏运主编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朱德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则是试图展现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华北尤其是冀东农村社会形态的基本面貌。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群言出版社, 1993)、罗一星的《明
清佛山经济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等,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重点研究市镇的经济问题的做法, 也开始把视野扩展到整体性的探讨。还有一些学者对个别小村落、社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如梁洪生、邵鸿都将中国古代宗族社会的“活化石” ———江西乐安县流坑村, 尤其是上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千年大族董氏家族作为调查对象, 开展了专题探讨;
他们关于江西自宋至清地方宗族与区域社会变迁的系列研究, 由于把地方文献与田野资料相印证,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县农村的调查, 则把研究眼光主要集中在当代大陆农村宗族活动的现状上, 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中。
区域社会史向整体研究和纵深方向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同借鉴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美国学者施坚雅从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的中地理论出发, 创立了区域系统分析理论, 这一理论对中国的社会史学者有较大的影响力, 如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 1993), 可明显看到这一理论的影响, 长期从事中国城乡集市研究的许檀也想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施坚雅的区系理论
做出修正。而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则针对不同经济学的解释模式,
对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成长水平提出了卓有建树的
论述。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是西方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自启蒙时期的学者按照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建构了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后, 这一问题就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派别论争的主题。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甚至二元对立模式不同, 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几乎一直处于胶合的状态, 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互动关系。史学界从80年代末尤其是90 年代以来开始大量地以国家
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模式, 从单纯的基层社会研究转向为以基层社会研究为切入点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走向更为整体、解释模式日益多元的研究态势意义重大。
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总是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一个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可以比较清晰地反映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说, 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应该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梳理而得到理解, 然后再进一步理解这一过程在整个国家的整合过程中的作用, 由此区域社会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在近10多年中, 华南地区的一些学者将人类学的方法积极运用于社会史研究, 把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 产生了一批优秀
作品。在基层社会制度方面, 学者们通过对各种国家行政制
度在基层社会的运行、实施情况来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 通过考察明清时期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地区的实行情况, 探讨了代表国家力量的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动趋势。郑振满在《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中国史研究》1998 年1期)一文中通过考察明后期福建的财政危机, 探讨了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与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王先明的《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史学月刊》2000 年5期)通过对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保甲制的研究, 考察了晚清以来, 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屡受挫折的过程。
从民间信仰和传说的角度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近年来成为新的热点。正如有的人类学家所指出:从80 年代以来人类学界表现出对历史的空前重视;而社会史学界也出现了一批对人类学课题深感兴趣的学者。正是这两股潮流的涌现, 使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出现了新综合的景象, 这种趋势大大深化了过去对民间宗教的研究。如陈春声对樟林地区三山国王的系列研究, 如《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2 辑, 广东人民出版
社, 1994), 《三山国王信仰与清代粤人迁台———以乡村与国家的关系为中心》(《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刘志伟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北帝信仰的研究, 如《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2 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他们研究的是华南这一“边陲社会” , 因此他们研究的主要兴趣在于通过考察一些地方性神明为寻求正统性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来探讨中国传统国家如何通过文化思想控制来达到国家权力向地处边陲地带的基层社会的渗透。而赵世瑜则关注处于天子脚下的明清北京城中, 非国家正祀的民间信仰为获得国家的认同采取了哪些措施, 以此探讨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惠、互动关系, 如他对明清北京的“顶” 和东岳庙的个案研究(《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 与东岳庙为个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 年6 期)。
另外一些学者也开始利用人类学的方法, 注意将文献文本与口传文本等异文进行比较, 以重新阐释这些民间传说的文化意义。如刘志伟的《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中国谱牒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等系列论文, 对包括脍炙人口的珠玑巷传说等在内的传说加以拆解, 解释了宗族构建与国家体制的关系, 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展示了地方社会被国
家力量渗透的过程。赵世瑜、张宏艳的《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历史研究》2000 年4期)通过解构关于大宦官刚铁的神话, 探讨了京师地区宦官在宫廷政治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积极关注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作情况或者是基层社会自身产生的具有法
律约束性的规约的运行状况。这可以两部专著为例:一是朱勇的《清代宗族法》(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作者在书中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宗族私法的类型、特点和功能, 并且还探讨了宗族私法与国家的关系;另一本是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法律社会史著作, 运用了大量法律社会学的理论, 重点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试图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问题做出一些
有益的尝试性探索。在思想史方面, 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三联书店, 1997)则把知识精英群体置于地域文化的视野中加以考察, 以发现他们各自对近代社会变迁反应的异同。
还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探讨这一问题, 比如对地方宗族、乡族的研究。这仍可以华南学者的研究为例, 如郑振满对明清福建乡族势力的研究, 就是想探讨地方乡族的自治化与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相互关系。比如《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4期)、《明清福建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同上刊, 1989 年4 期);刘志伟与英国学者科大卫合作, 对华南地区宗族的研究,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 年3 期), 这两位学者还从地方仪礼的角度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 分为四个时期, 即北宋、南宋、明初、明代嘉靖年间以后来考察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的演变过程, 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又如朱英从商会这一课题切入, 其著作《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中便大量运用“ 市民社会” 这一理论, 探讨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总之, 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
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宏观的研究视野, 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 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社会学、人类学素有重视“民族志”调查的传统, 随着解释人类学的兴盛, 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中国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又充分认识到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社会” 不同于一般人类学所调查的未开化的原始部族,
因此他们很注重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分析的紧密结合, 所以他们的研究对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如一直强调中国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必须重视历时性叙述的学者王铭铭,对福建溪村的研究《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就以社区的历史叙述框架, 描绘了溪村的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他对
福建泉州的研究《逝去的繁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则尝试把文献工作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把泉州500 年的变迁
史置于人类学的解释系统中。一些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已经开始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进行社会历史学的田野调查,并
且主动与海外学者, 尤其是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交流、合作, 进行多学科的对话, 如上述, 研究华南社会史的学者已率先做出一批出色成果, 而研究华北的学者也开始进行自己的努力, 从而使不同区域间的研究成果得以在中国史研究的前提下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区域社会史的新发展, 不管是关注区域的整体社会史, 还是以区域社会为研究空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都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全面、整体、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使学者越来越注意将整个中国的广阔地域置于研究的视
野之内, 注意区域的整体研究, 并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整合过程, 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体现了学者们新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从眼光向下再自下而上, 实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七十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作三个阶段：解放前是一个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一个阶段，80年代以后是一个阶段。1926—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我十六七岁，已稍稍懂事。这是一次革命高潮，在革命高潮中，处处可以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这次革命高潮的灵魂。当时，上海出现很多小书店，争着出版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书。我是这些书的贪婪的读者。随后在思想界出现三次论争：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当代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对前两个问题的讨论，我兴趣不大，很少接触。对社会史论战，我兴趣很高，各派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当时神州国光出版社把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文章集结起来，先后出版了几大厚册，大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骂别人为非马克思、反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20—30年代之交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次高潮，是一次影响很大的高潮，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解放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个人的政治任务，这是思想改造的大问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苏联进来的，教条主义也跟着进来。在史学界，范老（文澜）的西周封建说正独步天下，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也有很多人支持。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口号的感召下，我也大胆的写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注：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8月。），提出“东汉以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和封建社会的成立”。文化大革命后期，郭老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代替了范老的西周封建说，成为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流。当然，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谈不到学术文化的，更没有什么历史、社会史分期问题了。粉碎“四人帮”后，学术再次解放。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分期讨论会。当时分期说的主流是郭老的春秋战国封建说，但西周封建说又东山再起，魏晋封建说也卷土重来。我在会上也作了“汉魏之际封建说”的发言（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大气候在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涌向中国来，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也涌向中国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子，一向生活在闭塞圈子里，忽然门窗大开，看到外部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贪婪地吸收学习。我理解这情况大约和七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境遇一样，看见新东西贪婪地学习。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了，但方向大有改变。辩证唯物史观少了，不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兴起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已不是社会结构、社会形态，而是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家庭、宗教等。内容、理论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史研究已是两代了。思想理论转化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传入中国。新思想、新理论总是有吸引力的。大家争相接受新思想理论；二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某些共产党员的贪污腐败，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情，也就伤害了对辩证唯物史观的感情；三是教条主义伤害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性和发展性，它以它的狭隘、专横代替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宽容和发展。此三者，促使中国社会史研究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离开了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研究。如果我说的这三种原因不差，就可以看出，这种转化主要是学术外的原因而非学术本身。我认为辩证唯物史观仍是研究中国社会史、认识社会实际的最先进的方法。辩证唯物史观并没有落后。这问题且待后面分解。 二、《食货》半月刊的应运而生《食货》半月刊是1934年12月创刊的，主编陶希圣。《食货》的出现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就是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的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读书、搜集材料成为需要。《食货》应运而生。我现在回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战士，真正研究中国史的人很少，大都是些理论家，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论战虽然很热烈，但争来争去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可以肯定，很少人读过二十四史，遇到问题临时查查《文献通考》之类的书就写文章。因此，争来争去，也没有争出个名堂。“临渊
七年级英语教学计划最新总结大全5 篇 来看看吧! 一、本学期教学时间安排： 本学期我校从9月3号正式开学，预计到1月20号左右进 期中测试，时间相对紧张。对本学期所要进行的教育教学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以顺利完成本学期的教育教学工作。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就必须抓好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来进行教育教学,，七年级的学生刚从小学升学，很少系统学习过英语，所进行的教学必然会很缓慢，要顺利的完成本学期任务有一定的难度，要考好期末考试就更加不容易。 二、本学期教育教学内容：
单元，一共是6个单元，其中第2、第4单元后面分别设置了一个复习单元，无新的语法和句式。 三、本学期的教学重、难点可以分为两大块来看： 一、语法知识点、 1、一般疑问句及回答; 3、名词复数的变化; 4、方位介词; 5、特殊疑问句的构成、回答和对划线部分提问 6、实义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及变化; 7、名词所有格; 8、一般现在时 9、时间表达法; 二、交际用语(略)
英语的教育教学方法很多，各有优、缺点，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来加以弥补。针对我教的班级，本学期本人打算用下列方法对他们进行教育教学： 1、用英语教英语(Teach English in English); 英语毕竟是一门语言，训练的是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进行很多的训练，这就要求我们用英语来教英语，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各种能力的训练。 2、用英语想英语(Think English in English); 定学不好。用英语思考就是在用英语进行表达和理解时，没有本族语思考的介入，或者说本族语思考的介入被压缩到了极不明显的程度。这是真正流利、熟练的境界和标志。 3、背诵和多种练习结合 实事求是的说，大量背诵课文与大量多种练习的结合，乃是对于一切各不相同条件下的英语教学的普遍有效的方法。 4、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英语的内容较多，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交际等等内容，如果对每一项内容都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教育教学，那么即使
徽州文化 古徽州府 什么是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是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徽州是时间概念，即从1121年至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始于宋宣和三年(112 1年)，方腊起义遭到镇压，改歙州为徽州。从宋置和三年(1121年)一直到清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这一名称一直没有变更，或称路或称府。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留县，徽州这一名称随之也就不复存在。1949年以后设立的徽州专署或仃署，由于管辖范围不同，已不屈于徽州府这一概念。 一府六县是地域概念，即原徽州府属歙、黟、婺源、休宁、祁门、绩溪六县。在长达890年的时间里，这六个县一直稳定地隶属于徽州，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徽州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徽州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学科，凡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内容，都屈徽州文化范畴，通常我们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来加以概括。 徽州文化的现存及其原因和价值 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安徽是因江北有安庆，江南有徽州，取二地之首字而称安徽。徽州，公元前２２２年就有歙县、黟县两个大县，明清时更为昌盛。徽州文化，以其广博深邃的内涵正越来越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青睐，同时也引起了经济界的关注。这三年中，我有幸参加并主持了一次全国徽学研讨会，四次国际徽学研讨会。各地、各国专家学者踊跃参加研讨，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老徽学研究者对我说："我三十年前就加入了徽州籍了。一些教授专家，几乎一生精力倾注于徽学。一种地方文化能够引起国内外的如此重视，足以见其存在的重要和价值。研究徽州文化，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徽州文化的内涵 谈徽州文化，我们必要先了解一下徽州。徽州，作为一个地域的名称，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经历了从"三天子都" "蛮夷"之地属吴、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长历程。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在此后的86 6年中，徽州的名称一直延用，直至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地级黄山市时止。现在我们讲的徽州地域包括：黄山市的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和黄山风景区；宣城地区的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等。尽管千百年来，朝代的不断变更，
《大学音乐基础与欣赏》的心得 音乐家冼星海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故我选修了《20世纪西方音乐》，乘此机会，陶冶我的情操，从中学习到些知识，音乐中美的旋律、变化的节奏，对人的精神、情操的陶冶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和力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音乐，大多是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道德、意志、品格和情操。 什么是音乐，生理上是种种机能，物理上是种种声音，心理上是种种情感，道理上是种种人生。归结为一句话，人类用声音表情的听觉艺术！20世纪是人类音乐史上最具表现力的一百年，人类音乐风格上最多元意义的一百年，人类美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一百年......20世纪是西方音乐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在这看似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表象之下,音乐思想中的建构与解放运动的交织形成了20世纪音乐发展的基本结构.现代音乐中的这种建构与解放首先始于19世纪末,当时西方世界的历史背景、人文思想和科技发展对音乐形式、内容及风格产生的巨大影响,促使传统的浪漫主义音乐结构逐渐瓦解并在其中孕育了新现代音乐结构的萌芽.在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现代音乐思想呈现出建构与解放双线交织的发展脉络,并分别从音乐本体形式、时代背景及哲学美学思潮、不同流派风格及受众群体三个方面体现出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思想中建构与解放的对立关系、并存关系、继承关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现代音乐逐渐进入后现代时期,在全球化经济与反文化潮流冲击下西方音乐思想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彻底解构,并逐渐建构起一种新的多元化开放性的音乐思想结构,这种新音乐思想结构也将继续影响21世纪音乐发展. 西方音乐是历史与地理共同作用下的文化体，全球学界公认七个阶段： 1.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元前11世纪荷马时代—公元5世纪） 2.中世纪时期（公元5—16世纪） 3.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6—17世纪） 4.巴洛克时期（1600年—1750年） 5.古典主义时期（1750年—1810年）
1、宗族：宗族组织是为了生存和安全的目的，由几个核心家庭（总人数一般不超过30～50人）松散地组成后发展成为以血缘关系和地饶关系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同性聚落体，在汉族居住的地方人民普遍聚族而居，或一姓一村，或几姓一村等。清代宗族组织发展极为兴盛，宗族组织日益发展，宗族观念深入人心。 2、士绅：“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士族和乡绅的结合体。包括士族代表的：门第、衣冠、世族、势族等。和乡绅代表的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统称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含义。 3、以太说：中国近代以“以太”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一种哲学理论。“以太”概念大约在19世纪末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一起传入中国，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等人,都曾从西学中吸取了“以太”概念,并把它看作宇宙万物的原始，用以表述自己的宇宙观。 4、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核心家庭的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一切家庭是不是都有一种特殊的集团？核心家庭之所以被称作核心，是因为在社会中，这种家庭结构最为普遍，它们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生活。 5、晚晴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社会影响。 废除：近代由于民族危机严重，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作为传承封建文化和稳固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并且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到了20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各项措施的次第推行，废除科举提到日程之上。1901，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会奏，要求逐渐废除科举制度。在形势逼迫和社会舆论压力下，1905年8月，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 影响：（1）：使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制度在中国得以建立起来。 （2）：促进了留学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潮。 （3）：推动了中国社会基层改革和社会风气的转变。 （4）：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简介的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5）：科举制度的废除，造成了其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选官制度的紊乱和社会的道德风气的败坏。 （6）：科举制的废除，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清末民初平衡状态不复存在，政局动荡。（7）：科举制的废除还削弱了政府对农村的公信力、控制力。 6、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主要研究领域。 （1）学科复兴阶段（1986年——1990年）：1986年10月第一节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宣告中国社会史学科的诞生，主要成就在与对“社会史学科对象及其研究范围”取得了共识。 （2）体系构建阶段（1991——2000）进入90年代后，社会史发展迅速，专题性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颇多，也出现了对学科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史学科体系研究成果。 （3）稳步发展阶段（2001年后）学术界更加的几种在专题社会史方面，区域社会史研究工作展开，最后有历史人类学的兴起。 研究的领域：社会变迁（变迁的形势内容）社会结构（人口、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和阶层）社会生活（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人际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控制（社会问题、社会控制）。 7、试评析三本近年来有影响的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书籍。说明作者主要研究的内容以及主要特点。
☆教学过程 Step I 导入Leading-in T: All of you are my good friends. But who is my best friend in your class（你们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但谁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猜。）学生开始激动了，几乎全班的小手都举起来了。一学生问： S1: Is your best friend a boy or a girl T: A boy Ask a boy who is short and fat to act as Pan Chang-jiang with a toy gun. Tell students: He is my best friend。What does he look like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words . He has short is short .He is heavy/fat. （设计意图：1用学生表演导入目的是为了拉近师学间的距离，与学生交朋友建立平等的学习关系，提高学习英语的英趣，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2，为描述朋友及家人的外貌活动的作业作好铺垫。） Step II Presentation: 1、课件展示开始了本课的教学内容。 a pictures and describe about their height / build / hairstyles .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words in the class . e g: short /long/ no hair ; tall / short / medium height ; fat ( heavy)/ thin / medium build. 2、Wa tch a students What does he look like Can you draw yours your friend’s picture. 展示照片，让学生通过观察后能互相提问并描述出其外貌特征On the photo of family ,point out the teacher wants to have a new look and asks students to choose a hairstyle to fit .Teach some new knowledge about hairstyle and write them on the Bb: What does she/ he look like She / He has short hair / straight hair / curly hair / long hair . 3、Let students design new hairstyle, then tell students the teacher ’s choice : “I want to have the same hairstyle as Zhao Wei.” Finally show the photo of Zhao Wei, the practice and point : 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he has long straight black hair . （设计意图：通过对老师新形象设计的想象，提高学生的审美力，加强对发型设计的词汇的掌握且板书。） 4、Show pictures on the screen and introduce friends to students . Jim is tall ;Tom is of medium height ;Jack is short ; Lucy is fat (heavy); Mary is of medium build ; Alice is thin . ( 设计意图：通过简笔画呈现不同的男女，让学生通过观察学习有关身高、体型的单词，并以反义词的形式板书在黑板书) Step III 、Practice ： 课件展示让学生通过观察后能互相提问并描述出其外貌特征。） (1)、What does he look like He is tall/ of medium height / short .（height） (2)、What does she look like She is fat/ of medium build / thin .( build ) (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大量的练习后自主发现is 和has 的使用区别来突破本单元难点，最后终结陈述他们的用法。) 描述人物的句型:
徽州文化 1徽州文化的内涵由主体要素、时间要素、空间要素、内容要素四个部分构成。正确答案：√ 2如果简单一点说的话，所谓徽州文化就是指宋代以来“一府七县”的徽州人所创造的精神、物质和制度文化的总称。 正确答案：× 3徽州文化的主体要素是徽州人。 正确答案：√ 4徽州文化的内容要素是以物质、制度精神和文化为主体的既有（）又有（）的典型文化。 A、区域性、丰富性 B、区域性、独特性 C、区域性、普遍性 D、独特性、普遍性 正确答案：C 5徽州文化的空间要素是徽州本土。 正确答案：× 1徽州文化的总体特点，一言以蔽之：博大精深。 正确答案：√ 2徽州文化的三大特点指的是丰富性、独特性、普遍性性。 正确答案：× 3徽州地处偏僻山区，总面积（）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最多时不超过百万。 A、一 B、二 C、三 D、四 正确答案：A 4徽州文化流派纷呈，独树一帜，在很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徽派版画代表了中国传统版画的最高成就，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是宋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具有典型标本研究价值。 正确答案：√ 5从经济角度看，徽州在传统农业之外，还有闻名遐迩的商业；从社会角度看，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从文化角度看，徽州理学昌盛，有（）之称。 A、海滨邹鲁 B、东南邹鲁 C、岭海名邦 D、文献名邦 正确答案：B 1在徽州文化形成之前，经历了江南越文化、山越文化和新安文化三个历史文化的发展时期，这些文化特别是山越文化，虽然与后来的徽州文化有质的不同，但为后来的徽州文化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铺垫和催生作用，它们无疑是徽州文化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正确答案：× 2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原（）改为徽州，从此进入徽州时代，徽州文化的时代随之到来。 A、宣州 B、抚州 C、歙州 D、青州 正确答案：C 3徽州文化在进入元代以后，继续得到曲折发展。 正确答案：√ 4明代中叶以后，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在全国崛起，并在嘉靖和（）之间得到繁盛发展。 A、万历 B、隆庆 C、泰昌 D、天启 正确答案：A 5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徽州本土数十万份徽州文书的被发现，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被誉为“继汉晋简帛、甲骨文、敦煌文献、明清大内档案之后，中华历史文化的第五大重要发现”。 正确答案：√ 1先进的中原文化是徽州文化形成的“基因”。 正确答案：×
20世纪西方音乐智慧树章测答案 第一章章单元测试——音乐的史纲 1、《塞吉洛斯的墓志铭》的音乐形态是单声歌曲 2、“散而有序”中的“散”指的是区域的变化 3、西方音乐历史，目前全球公认的段分为7个阶段 4、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音乐历史阶段是中世纪时期 5、一部出现在1607年名为《奥菲欧》的歌剧，是巴洛克时期的作品 6、文艺复兴时期，西方音乐的核心活动地区为意大利 7、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重要音乐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德国 8、古典主义时期的西方音乐活动中心在维也纳 9、泛欧洲的艺术浪潮在19世纪被称为浪漫主义 10、本集课程视频的4分35秒处，出现了一段芭蕾舞。聆听并观赏，音乐的风格属于20世纪 11、本集课程视频的4分41秒处，音乐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此时的舞蹈者在表现紧张 12.反复聆听《塞吉洛斯的墓志铭》，旋律与里拉琴伴奏的旋律是相同的 13.中世纪时期，西方教会音乐以哪种形式为主： 人声曲 14 以下哪种音乐是西方最早的复调音乐形式： 奥尔加农 15 圣咏是一种怎样的音乐形态： 单声音乐形态 16 中世纪圣咏采用的语言是：
巴赫 B. 亨德尔 C. 维瓦尔第 D. 蒙特威尔第 18 《尤丽迪茜》是哪个音乐时期的开端标识作品：巴洛克 19 古典主义音乐三杰不包括以下哪位作曲家：威尔第 A. 莫扎特 B. 海顿 C. 威尔第 D. 贝多芬 20 20世纪西方音乐的第一时间界标是：1945 21 本集课程视频的4分35秒处，出现了一段芭蕾舞。聆听并观赏，你认为音乐的风格属于：20世纪 22 本集课程视频的4分41秒处，音乐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你认为此时的舞蹈者在表现：紧张 第二章：音乐的风格 1、西方音乐历史段分的客观依据是风格特征 2、音乐的不同种类为称为乐种，区分不同乐种的客观依据是风格构成 3、风格一词的西文原义是一种带尖的工具 4、风格一词的中文语源要追溯到中国秦朝（公元前221年至前207年）建立的乐府文化运动 5、风格一词中的“风”，在中国音乐里的解释是：民歌 6、风格体的构成包括几个部分：6个 7、音乐风格体的空间构成包括几个部分：5个 8、与音乐风格体空间构成相对应的是：时间构成
?专题论文? 徽州文书与徽学周绍泉 提 要: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没 有徽州文书,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20万件,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关键词:徽州 徽州文书 徽学 一 绪 言 徽学(又称徽州学)是8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出现之后,已有文章论述它和历史上作为新安理学简称的“徽学”的联系和区别,也有文章指出它和历史上作为徽州府学简称的“徽学”的不同,这大约是已没有争论的问题了。至于把这个新学科称为“徽学”好,还是称作“徽州学”好,曾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经过讨论,这个争论似亦结束了,但对徽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历史时段等,至今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徽州历史, “徽州学就是一门专以徽州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①。有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徽州历史文化,“徽州学是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 ②,是“一门以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地方史学”③。有人认为徽学研究的是一定时限范围内的徽州“大文化”,“徽州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在徽州出现的具有异常显著特点的徽州文化产 生、繁荣、衰落的发展过程。徽州学就是研究这个特殊矛盾产生、运动和消亡的学问” ④。有人则明确反对这种“时限”说,认为“将宋之前及鸦片战争以后的徽州文化断然地割除在徽学研①②③④赵华富:《论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黄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徽州社会科学》编辑部编《徽学研究论文集》(一)。 《歙县县委常委王德琪同志的讲话》,《徽州学丛刊》创刊号。 郑家琪:《徽州学的研究对象和学会的工作任务》,《徽州学丛刊》创刊号。 《徽州学丛刊?发刊词》,《徽州学丛刊》创刊号,1994年10月。
简述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 众所周知，西方音乐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从宗教音乐、巴洛克音乐、古典主义音乐，到之后的浪漫主义音乐，直至20世纪的现代主义音乐。这学期我对西方近代音乐进行了大致的了解，本文主要简单介绍分析一下西方现代音乐的几种流派与形式。 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十分复杂，一百年间，音乐思潮、作曲风格、音乐技法和表现手法变化十分迅速而频繁，日新月异。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音乐创作受到了象征主义文化和印象派绘画的影响，随之出现了以德彪西为代表的印象派音乐。印象派音乐，如同印象派绘画风格一样，主要表现倏忽朦胧的主观现象，用迷离恍惚的音乐语言，渲染出闪烁的气氛和色彩。创作手法上打破了完整的旋律和曲式，配乐上和声纤细柔和，展现给人一幅模糊的、色彩捉摸不定的音画，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奇幻的音乐世界。如德彪西的代表作《牧神午后》，一开始，长笛的主旋律就奠定了全曲田园风的基调，柔和的音色将我们带进了一个梦一般的世界。 如果说印象主义是把人们对外界的印象描绘下来，那么，把人们内心的体验表现出来的就是表现主义。表现主义音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流行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个现代流派，同样是由绘画、诗歌领域扩展到了音乐领域。印象主义常常以大自然为主要描绘对象，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色彩、光线和气氛，而表现主义抓住的是人的内心的、灵魂深处的感觉和体验。表现主义乐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作曲家勋
伯格，作品强调夸张手法的应用，表现内心强烈的感受，通过梦境象征的手法来释放出心灵深处的痛苦和对现实的不满，并广泛性地运用无调性的作曲技法，作品极富表现力，如勋伯格的《乐迷披埃罗》。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年，诞生了新古典主义乐派。它强调艺术整体各方面均衡、完美稳定，追求适度的、有控制的、理智的、普遍的感情。提倡纯音乐，使听众集中精力于音乐本身，而不是借助音乐以外的手段。代表人物有著名的斯特拉文斯基，创作时，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相结合，并使用现代作曲技法，对古典音乐进行改造。 同时，20世纪也出现了新民族主义音乐。与19世纪的民族主义音乐目标不同，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把人民的生活理想化了，抓住的是民族色彩和气氛，广泛地加以传播。而新民族主义乐派则更为深入地以科学研究的精神来探讨民族音乐，强调汲取民间音乐固有的特征和规律，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20世纪的新民族音乐是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与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手法和技巧相结合，使用尖锐的和音，打击乐般的节奏和古典调式，丰富了现代音乐，同时也促进了现代音乐与19世纪音乐理念的决裂。 当然，提到西方近代音乐，就不得不提音乐剧艺术。百年音乐剧的发展之中，它的发展、兴旺与风靡，几乎贯穿了20世纪，横贯欧美大陆。音乐剧的巨大魅力，令全球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观众为之着迷。音乐剧作为20世纪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从最本真的意义上实现了寓教于乐。
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 再出发 作者：常建华文章来源：南开新闻网更新时间：2011年09月24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生活史、地域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生活史研究多采用“社会生活”的概念，这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但时至今日，有关生活史的研究也面临如何深化与拓展的问题。当前，在生活史研究中强调“日常生活”的概念，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对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生活史的研究历程 在我国，生活史作为现代史学出现于20世纪20—4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从风俗的角度关注民众生活。1928年瞿宣颖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历代风俗制度”一课，讲述“平民生活状况”。在《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的“序例”中，他批评旧史学“忽以人民日用之常”。同年，陈东原撰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则直接采用“生活史”作为书名。当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把握历史，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郭沫若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8）、全汉升的《宋代都市的夜生活》（1934）、傅安华的《唐代社会生活一斑》（1937）。吕思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有关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断代史论著中，也设有人民生计、人民生活等专章。当然，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关注生活史的学者还是极少数，更多学者的兴趣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方面。 20世纪50—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讨论社会形态发展史，只有个别学者涉及生活史。如陈直在50年代发表了《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等文章。吴晗在50—60年代发表过一些有关古人服饰、称谓方面的普及性短文。60年代韩国磐发表《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分析了唐代农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并判断其生活状况。谢国桢在70年代撰写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开始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1985年，《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在天津召开“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将“生活状况”纳入史学研究视野。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应从流行半个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史著框架中解脱出来，从事各式各样的专史和专题研究，比如撰写一部尽收衣食住行、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风俗礼仪于笔端的著作。 此后，生活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重视，成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标志，涌现出不少成果。断代性的如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1988）、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1990）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10卷，1994年以来陆续出版了6卷。近现代方面，有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2007）、李长莉的《中国人的
《中国社会史》教学大纲 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总学时：60 学分：4 理论学时：60 讨论学时：无 开课学院：社会学院适用专业：社会学 大纲执笔人：庄华峰、马陵合大纲编写时间：2007年1月教研室主任审核：赵怀娟教学院长审定：周晓光 一、说明 1、课程的性质、地位和任务 中国社会史是社会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通过系统讲授使学 生掌握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只是框架，指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群 体现象，析其源、辨其流、叙其程、述其果，进而讲述社会生活方式的嬗变与民众传承的互动关系，考察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和行为论理的形成演变过程。社会史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具有重要联系。本课程的任务在于，使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变迁，同时丰富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 2、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教学坚持以学生为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思维能力，打破教师一言堂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留出
一定空间，精选出带有典型意义、学生能力可及的论题在学生中开展课堂讨论，以发挥和激活学生的学术思维。通过互联网跟踪国内外高校社会史课程的教学动态，并引出新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成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拓宽学生的视野。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教育技艺，把多媒体教学手段引入课堂，以减少课堂内容的枯燥性，增强课堂内容抽象表述的直观性和简洁性，从而把中国社会史课程内容的知识性、科学性、学术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提高课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3、本科程的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史相关理论、社会史研究方法；婚姻生活；信仰习俗；灾害史与生态环境变迁史;近代社会转型与社会生活的过渡性特征等。 难点：社会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尤其是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嫁接）、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和挖掘、社会变迁、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等。 二、课堂教学时数及课后作业题型分配（含数量） 中国古代社会史部分
七年级下册英语教学工作总结 岁月如梭，一学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已经结束，留给我的将是新的思考和更大的努力。在这一学年的教学工作中，我注重自己思想水平的提高，努力把自己塑造好，提高自己的理性认知能力。我在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有许多不足之处，现对一学年以来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各个方面作一个全面的总结。 学期初，在学校领导的安排下，我担任了初一(2)班英语科目的教育教学工作，在这个学年的教学工作中，我感慨万千，这其中有苦有乐，有辛酸也有喜悦，失败与成功并存。在这一学年里，我觉得我自己是过得紧张又忙碌，愉快又充实的。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本学年的工作总结。 一、政治思想方面：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工作中认真践行“三个代表”。我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校，有良好的师德，遵纪守法，自觉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品德、品行堪为学生的表率。我关心爱护学生，教书育人，使学生在
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我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并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结合工作需要，虚心请教，努力进取，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在教学工作中，我不但注重集体的政治理论学习，还注意从书本中汲取营养，认真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及时更新教育理念，积极参加新课程培训，并做了大量的政治笔记与理论笔记。 二、教育教学工作方面：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学习能力的培养者，更是学生人生的引路人。教师的任务是教书育人，但不能只做一个“教书匠”，更要做个“教育者”，要充分了解每个学生各个时期的心理状态并进行及时适度的处理，让他们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现在，我就把我在这一年中所做的工作与体会进行总结，力求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进步。 1、课前准备：备好课。 每一次备课都很认真，遇到没有把握讲好的课时立即提出，请其它英语老师参谋，综合考虑各种方案。多发表自己的见解让大家讨论，如有问题立即更正、改进。
《徽州文化专题》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课程性质：全校公共课总学时：32学时 总学分： 2 开课学期：理工科第3学期，文科第4学期 适用专业：全校本科先修课程：各本科专业基础课程 后续课程：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大纲执笔人：张孝进 参加人：赵自云、洪永稳、胡翠莉、秦然然、冯韵、朱宏胜、周涛、杨瑾、贾芳芳、王相飞等审核人：沈昌明、潘定武编写时间： 2012 年 8 月 编写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12 ）年版 一、课程介绍 本课程是黄山学院校本特色课程。选用的教材是由黄山学院教研人员自主编写出版的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省级规划教材——《徽州文化十二讲》。 本课程选取了徽州文化与徽州学、徽州的地理与社会、徽州村落、徽州宗族、徽商、徽州教育、徽州学术、徽州杰出历史人物、徽州科技与工艺、徽州艺术、徽派建筑、徽州文书等十二个关节点来梳理徽州文化，来构筑徽州文化体系，具有系统性、普及性与创新性特点。 二、本课程教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程的开设，是我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打造黄山学院自身的品牌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本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在校大学生了解徽文化、宣传徽文化和研究徽文化，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与影响。 三、本课程教学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徽州文化的基本知识，引发对徽州文化的兴趣，更好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地域社会环境特点，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最终达到在地域文化知识环境里，潜移默化地实现综合发展，并为从事相关徽州文化课题的学术研究及毕业后的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四、学生学习本课程应掌握的方法与技能
２０世纪西方音乐回顾 钟子林字体： 【大中小】 人类已经迈入一个新的世纪。 回顾过去百年来的西方音乐，在整个西方历史发展中，它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得失如何?这些问题也许几十年后回过头来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 即便是现在，我们也能从回顾中提出一些问题来加以探讨，以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借鉴西方现代音乐。 (一)1909年在20世纪音乐史中或许是很重要的一年。 那年8月，勋伯格完成了他第一首无调性作品《钢琴曲三首》(op.11)。 无调性音乐语言显得夸张、怪诞，是与世纪初流行于德奥的表现主义流派相联系的。 表现主义者面对黑暗现实，用极端主观的方式，把内心的苦闷、孤独、恐惧、绝望、悲痛等情绪表现出来。 欧洲音乐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自1600年以来，几个世纪所遵循的调性原则被打破了。 不过，调性原则的打破并不是突如其来的。 勋伯格之前，在德彪西印象主义作品里的模糊调性、斯克里亚宾的"神秘和弦"、理夏德·施特劳斯的乐队织体、瓦格纳的半音化和声中，调性已经趋于瓦解。 无调性音乐的进一步发展是十二音音乐。 勋伯格于1923年完成了他第一首十二音作品《钢琴组曲》(op.25)。
从此，十二音音乐作为一种作曲方法被确立下来。 十二音的原则在勋伯格的两个学生贝尔格和威伯恩--特别是后者--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威伯恩把勋伯格音乐中的序列原则应用到节奏、音色等方面，以发展了一种高度浓缩和简练的音乐语言著称。 与无调性相联系的是多调性。 斯特拉文斯基在舞剧《彼得鲁什卡》(1911)中创造了所谓"彼得鲁什卡和弦"，把C大调与＃F大调并置在一起。 艾夫斯早在19世纪末，在没有受到同时代其他作曲家影响的情况下，使用了多调性，如《美国变奏曲》(1891)。 卡赛拉在《11首儿童曲》(1920)中运用多调性，多少含有逗趣的意味。 多调性用得最多的是米约，特别在他的《屋顶上的牛》(19)中表现明显。 兴德米特也对传统调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他的音乐是有调性的，但不同于大小调体系，而有他自成一家的、非常广泛的调性理论体系(有人称之为"泛调性")。 在节奏领域，斯特拉文斯基受俄罗斯民间音乐启发，在《彼得鲁什卡》(1911)中使用了不断变化的拍子记号。 在接着上演的《春之祭》(1913)中，不对称的节拍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巴托克在对匈牙利等地的民歌收集中，也发现了不对称的节奏，它们不同于欧洲传统音乐，如5/ 8、7/ 8、11/8等质数节拍，并将它们运用在自己的创作之中。 于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音乐中按照规则交替的重音思维习惯被打破了。
七年级英语教学反思 导读：本文是关于七年级英语教学反思的文章，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篇一：七年级英语教学反思】 我认为，英语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掌握并运用英语的能力，英语教学应该为学生创设他们喜闻乐见的合适的情境，给予他们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人。作为一名英语教师，首先应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学生的记忆效率，以达到最终的教学目的。如果一味地采用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讲授语言规则，让学生脱离语言环境去做大量机械、枯燥乏味的知识训练，学生学习兴趣当然不高。因而，在本堂课的中，我设计了两个活动，让学生在情景中练习间接引语，增强学习的兴趣，锻炼了口语表达能力。 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我发现活动的效能远不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例如，在活动伊始，我过高的估计学生的听的能力。大多数学生无法在头脑中对直接引语进行转变，有的甚至对原话复述都存在困难。因此，活动的设计以及活动中出现的意外状况都需要设计者在之前进行周密思考及在课堂上的变通。现对如何发挥活动的效能作如下反思：（一）设计与学生实际英语水平相当的活动。 由于地域、师资和学习起始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各校各班的学生的差异相当大。因此在备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认清学生的英语实际水平。笔者在本活动的开始时，高估了学生听得能力。在及时认识这
一不足后，调整了呈现与听的顺序，让学生看了再听，再想，再反应。虽然活动也延续了下去，但听的作用似乎不大。笔者在课后与学生的交流中了解，学生只是对听到的句子时态不太明确，基本还是听得清楚的。在了解学生听的能力这一真实水平，笔者认为在布置写句子时，事先圈定每组所选用的时态，并让读句子的同学读的同时，写出句中出现的动词形式。这样保证所有学生能准确地获取信息，听也发挥了它应有的效能；同时这也保证了五种时态都能练到。 （二）重视活动中微任务的设计 在任务型教学活动中，任务是无处不在的，即大任务中包含小任务，小任务中包含微任务。教师不能单纯的设计大任务，而忽视小任务，微任务的设计。正是由于它们的链接和点缀，任务才更易操作，活动的效能才能更好的发挥。本堂课中出现的一些学生在别人练习时，思想不集中，开小差的情况，正是教师忽略微任务布置的结果，让这些学生感到无事可做。笔者在课后想到，在让个别学生进行练习前，可先把全班学生分组；学生回答时，本组的学生可以补充；其他组的成员可以找错。通过小组竞赛的方式，激起每一位学生的关注。这样就保证了所有的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同时也让学生感受集体荣誉感，增强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加强活动中的即时评价 评价是英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保障。活动中的即时评价，不仅能够活跃课堂气氛，还能激发学生自我完善的积极性，发展学生的各项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当
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无梦到徽州，一生痴绝处 ——汤显祖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提到徽州文化，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所谓博大，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几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思想哲学、道德伦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都有上乘表现，且自成体系；所谓精深，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并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地域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主流的诸多方面，异彩纷呈，贡献巨大。那么，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的呢？ ?徽州历史沿革 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统称“一府六县”。由今黄山市及婺源县（现属江西上饶）、绩溪县（现属安徽宣城）组成。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所在为歙县，历宋元明清四代。1934年由于蒋介石的军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
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此为徽州历史上的两次婺源隶赣事件。 1987年，为响应中央打好黄山牌以发展旅游业，绩溪县与太平县交换被划入宣城，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 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省过大，为维持中央统治，顺治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省。 ?徽州商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地贫瘠，耕地甚少，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