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制度
（一）我国法律中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制度
根据我国刑法17条的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刑法所规定的八种严重犯罪应负刑事责任。本条还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因为不满16周岁而产生的责任阻却后不予刑事处罚的应该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束，在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而且依据刑法第49条之规定，犯罪时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我国法律对于涉罪未成年人有保护和救济措施，主要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总体持宽容态度，不会轻易处罚未成年人，主要是让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在实际的司法审判活动中也很少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这一点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对于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予处罚和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从轻处罚的规定中也有所印证。
（二）对于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和价值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问题无一例外都采取了以说服和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宽缓刑事政策。这一刑事政策的制定就是依据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上的不成熟性做出的，而且未成年人具有良好的可塑性，采取柔性改造的模式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和取得良好的效果。各国为了彰显本国法律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和科学合理性，一般都会把本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政策作为对外宣传的旗帜，因此，很少出现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严厉打击和惩罚的先例。
1.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上具有不成熟性
未成年人相比于成年人具有思想不成熟、行为容易受情绪化影响、自身认知能力和大脑发育水平有限（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好）等缺陷，在受到外界刺激或自身产生消极情绪时容易产生冲动，对于一些能依靠交流和疏导解决的事件往往采取激进的处置措施，有些甚至产生极端思想，以暴力或故意伤害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从而触犯法律法规。对于青春期大脑发育情况的研究表明：由于大脑发育尚未完成，未成年人的认知发育尚不成熟，在诸多做决定、预知行为结果、控制自己行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成年人相比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和不足。[footnoteRef:0] 许多未成年人在处理某些较为复杂的问题时往往和其他人交流和探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包括父母和亲友都不能很好地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无法及时给予援助或者心理上的教育和疏导，未成年人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往往容易产生许多错误的
想法。
2.未成年人容易受环境影响，但具有良好的可塑性
就像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一样，未成年人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许多负面和消极的思想在经过正确的引导和改造后是可以根除的。影片中许多孩子在经过音乐老师的用心教导后改正了许多陋习和不良思想，改变了原本的人生轨迹，成为了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杰出公民。我认为在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中，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很多涉罪未成年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其所处生长环境越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例如：（1）父母或监护人存在虐待、吸毒、婚外情等；（2）因为疾病、自然灾害、打架斗殴等天灾人祸（造成主要家庭成员重伤或死亡）；（3）长期处在贫穷落后、犯罪率高发的偏远地区或在城市红灯区、黑社会盘踞窝点、吸毒者和传销组织所在地等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环境或多或少会对未成年人产生影响，使未成年人产生厌学、崇尚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和享乐奢靡等坏习惯，从而诱导未成年人走向犯罪。
3.柔性司法模式是国内外通用的涉罪未成年人改造模式
早在1609年，洛克就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这种学说认为儿童就像是一块白板，既不是天生的善良也不是天生的邪恶，就像是一块白板，等待被渲染。[footnoteRef:1]此种学说相比于传统儒家思想里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显得更为客观和合理，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理上，我国一直坚持的核心理念，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footnoteRef:2]，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一直坚持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区别对待，采用保护和宽容为主的柔性司法模式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总体犯罪率较低与个体犯罪现象屡见不鲜并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所公布的大数据调查显示，2009至2017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近5年来犯罪人数降幅较大，平均降幅超过12%[footnoteRef:3],反映出近些年我国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尤其是在我国15亿人口基数的背景下更是显得难能可贵，总体上可以持乐观态度。但是近些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还是不断出现，尤其是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更是引发大众关注。记得前一段时间令人震惊的湖南省衡南县三塘镇发生的13岁少年锤杀父母案，凶手对自己亲生父母痛下杀手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染上网瘾等不良恶习，屡次偷盗家中财物
，被父亲呵斥之后恼羞成怒拿起作为木工的父亲工作用的一把铁锤连续击杀父母后潜逃，毫无悬念，在警方全力侦办后案件很快告破，13岁的杀人凶手被警方抓获。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报到时实在是五味陈杂，除了悲伤和愤慨，很难把一个略显稚嫩的小男孩和杀人凶手联系在一起，这个小男孩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颠覆了我们心目中天真无邪少年形象。在我们感到无比心痛的时候，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系列事件背后所折射的一个犯罪现象：低龄化刑事犯罪。我认为低龄化刑事犯罪的发生是一种不好的社会现象，它反映出了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物质条件不断丰富和提高的时候，未成年人由于其心理和生理上的不成熟性，容易被诱导和误导，从而产生错误的价值判断，做出错误的选择，染上一些如抽烟、酗酒、打架、赌博、沉迷网络等不良嗜好，也容易在缺乏良好成长环境的条件下产生如抑郁、暴怒、孤僻、冷漠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于部分问题青少年的身上，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综合作用，使这一部分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的不归路，产生不良影响。
（二）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所引发的担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曾经出现在新闻和报纸里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1）2018年12月3日，阮江12岁少年因为抽烟被母亲训斥而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被抓后表示杀死自己的母亲又没有杀死别人，应该不会影响继续上学；（2）2012年，广西一名13岁的少女仅仅因为一名女同学比自己长得漂亮，将其约至家中残忍杀害后肢解装入垃圾袋中；（3）2016年7月，广西梧州13岁少年沈某在偏僻的田地里将隔壁村的黄家三姐弟杀害后，非常镇静的去被害人家里喝粥；（4）2016年11月，杭州11岁男孩因为被指责偷钱，残忍杀害7岁男孩，在杀人后又将尸体藏匿于阳台纸箱内；（5）2015年10月，湖南邵阳的一名女教师被三名未成年人用棍棒击打头部、用毛巾捂住口鼻的方式杀害，死后被藏尸在所在教职工宿舍的床底。[footnoteRef:4]而这三名未成年人之中年龄最大的只有13岁，最小的一名犯罪嫌疑人只有11岁。据2013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12个省区开展的调查研究显示：未成年人犯罪趋于低龄化，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所占比例比10年前翻了一番，手段也越发残忍、暴力。[footnoteRef:5]从以上案例中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些未成年人犯罪后表现的非常镇静，有计划性和目的性的进行毁尸灭迹或者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和有些犯罪电影里的过程有相似性，完全和自己未满14周岁的年龄不符，十分的冷血残酷，使用暴力手段残忍的剥夺他人生命。而依据我国《刑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由于犯罪嫌疑人未满14周岁，完全不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自然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却因为年龄阻却的原因避免了法律的严惩。
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人大代表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为满12周岁，这种观点也赢得的很多人的支持，近些年来不断有人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但是直到现在这种想法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产生。确实，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处罚问题，尤其是未满14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我国一直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很少有什么实质性的处罚措施出台，包括刑法第17条规定的“必要时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的条款因为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各个省或地区的法制建设水平以及政府对涉罪未成年人管教程度均有不同而难以实施，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主要还是依赖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而各地办学水平和监护人自身素养也有很大差异，导致如果学校教育或者家庭教育空缺时很容易引发对于未成年人管理缺位问题。
（三）社会转型期部分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和良好道德观念养成困难
1.城市流动人口子女与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很少有人再为了温饱问题而发愁。但是随着原本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大量农民选择进城或者外出打工，导致了大量随迁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父母作为监护人迫于生计而外出打工，导致这一部分孩子的家庭教育存在空缺的可能性，而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西北的几个劳务输出大省，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农民工子女所就读的乡镇中学和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水平较低，学校教育往往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些学校的部分未成年人容易经不住诱惑，放弃读书学习的道路，选择辍学或休学，逃避竞争激烈的考试制度，总体复学率不高。
2.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等新事物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巨大影响
随着手机和电脑的普及，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等新兴产业开始迅速发展，在年轻人中产生巨大影响，很少有年轻人没有接触过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普及率非常高。这些项目占据了许多年轻人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甚至有许多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为了充值游戏点卡或者打赏自己心仪的主播豪掷千金，成为人们心目中的“ 土豪”，引起广大网友的追捧和模仿。由于虚荣心和攀比心理作祟，许多经济实力和自身实力不允许的人也要盲目跟风，甚至不惜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据《
央视新闻》2018年6月13日的报道，江苏镇江某房地产公司的会计王某疯狂挪用公款九百多万元疯狂打赏自己喜欢的女主播，这一事件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各大新闻媒体也集中报道了一大批未成年人由于涉世未深、受到拜金主义的影响而偷盗父母钱财充值网络游戏或者打赏网络主播的案例。令人遗憾的是，依据《民法》等法律法规，打赏主播的行为应该被看做赠与行为，无法强制主播退钱，只能是依靠媒体报道或者向有关运营公司索要，只要赠与人所打赏财物不涉及犯罪所得的要求退还无任何法理依据。有许多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和直播，不惜偷盗父母的血汗钱，导致原本处于社会底层艰难求生的父母生活拮据、没钱看病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从而引发巨大的家庭矛盾。让我们再来回顾云南理塘13岁少年锤杀父母案，凶手就是由于长期沉迷网络游戏、偷盗家中财物而引发的血案。有些人认为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是洪水猛兽，容易滋生所谓的“问题少年”，但是笔者认为，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等新兴产业并不是电子海洛因，只是受到拜金主义的影响容易把疯狂赚钱作为唯一目的，而对其所表达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传播毫不重视，容易被不良思想所寄生。谈到今天的年轻人就不得不谈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这些项目中普遍存在的血腥、暴力、色情、易沉迷等不良思想很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导致这一部分未成年人价值观和良好道德观念养成困难，而以目前我国有关部门的监管水平和监管力度来看，想要根除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继续强化涉罪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制建设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1991年9月４日通过，近些年来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在2012年10月26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经历了较大程度的修改。近些年来我国法制建设领域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和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但是我们放眼于英美法系的一些发达国家，我国的法制工作起步较晚，确实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经验和理念上的欠缺。如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我国较为规范化的社会调查制度还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步形成的，这一点从我国最早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上海市长宁区少年法庭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该组织从开始就注重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关注其个人情况和成长经历，以书面调查报告的方式供少年法庭参考，该法院现在有富